时势创造的“雅各宾”——并非为“雅各宾”辩护

18世纪末，欧洲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这就是著名的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犹如一把利刃，一举划开了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空的沉重的封建“铁幕”。尽管1789年开始的这场革命最后以拿破仑称帝而告终，并未能实现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但是，欧洲大陆上空的封建大幕一经被这次革命所划开，就再也补不上那道口子，欧洲最终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资本主义时代。
    作为法国大革命最高潮的一幕，“雅各宾专政”及由此产生的“雅各宾主义”两百多年来一直备受史学家和思想家们的争议。的确，从某些方面说，“雅各宾专政”本身就充满着矛盾——一方面，在法国大革命最危急的关头，雅各宾党人以非常的手段和坚强的意志把新生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令革命的形势大为好转，而另一方面，雅各宾党人的冷酷无情和严厉镇压却又造成了空前的血腥和恐怖，令革命力量遭到巨大损失；一方面，雅各宾党人坚定执行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用专政手段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私有制度带来的贫富悬殊，保障了底层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而另一方面，雅各宾党人企图以小生产制度保障小私有制，却又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一方面，雅各宾党人用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前所未有地摧毁了旧制度，令广大劳动人民扬眉吐气，欢欣鼓舞，而另一方面，雅各宾党人的恐怖手段却又极大地刺激了本来充当着革命同盟者角色的资产阶级，导致了革命阵营的分裂，最终让拿破仑这个“资产阶级的宠儿”戴上了皇冠，大革命中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对于如此矛盾的“雅各宾专政”和“雅各宾主义”，或褒或贬的争议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雅各宾”这一历史现象呢？一些西方学者在分析“雅各宾专政”和“雅各宾主义”的产生时，往往将其归结为所谓的“群众暴力”，将“雅各宾专政”中出现的严厉镇压看做是人类历史黑暗的一幕，如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就在其所著《法国革命史》中写道：“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他们经历的恐怖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更有人将“雅各宾专政”和20世纪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法西斯专政”相提并论，称雅各宾党人是“极权主义之祖”。又因为雅各宾党人普遍信奉卢梭的思想，卢梭——这位启蒙运动中的伟大思想先驱连带着也成了某些西方学者口诛笔伐的对象。罗素就曾说：“希特勒是卢梭的直接结果。”而塔尔蒙则认为卢梭是“极权民主的祖宗”。其实所有这些认识，只能说是资产阶级唯心哲学和唯心史学的反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意识形态的出现，必然与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紧密相关。要理性分析“雅各宾”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只能从当时的法国历史和社会的背景去探寻。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法国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建立民主共和国或实行君主立宪制。实际上，这也是革命阵营（即革命前的“第三等级”）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选择——城市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大资产阶级则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之所以选择君主立宪，主要是怕废君会引起欧洲各国干涉，影响自身利益。然而，历史却证明了他们的错误——就在确立了君主立宪原则的《1791年宪法》颁布后不久，普鲁士和奥地利就向法国发动了武装干涉，君主立宪制并没有能避免外国的干涉，这就宣告了它的死亡。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发动起义，推翻了波旁王朝统治，正式建立起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从这时开始，法国大革命开始进入了以底层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力和中坚的时代，也就是真正的革命时代。
    从1792年9月开始，法国进入了吉伦特派掌权的时代。应当承认，过去由于对“左”和“右”的某些形而上学的认识，常常把雅各宾派作为“左派”，亦即“真正的革命派”的代表，而把作为雅各宾派对立面的吉伦特派作为“右派”，亦即“实际上的反革命派”的代表。实际上，这样的认识是不够准确的。在笔者看来，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其实是法国大革命这枚“硬币”的两面——吉伦特派主张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自由谋利的原则，主张私有财产权是不可替代的最高权利；而雅各宾派则主张人的生存权在私有财产权之上，主张限制大资产，通过政府力量保障每个公民的生存权。就作为要求建立共和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这一意义而言，两者并无本质区别。他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也就是“自由平等不可兼得”悖论的具体体现。吉伦特派崇尚自由，雅各宾派崇尚平等，因而导致了他们后来在具体执政手段上的差异，至于他们后来的反目成仇，实际上可以看做是雅各宾专政的某些手段造成革命阵营分裂的结果，这种分裂最终导致了“雾月政变”的发生，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造成雅各宾派下台的“热月事变”就绝不仅是雅各宾派的悲剧，更是法国大革命的悲剧了。
    总体来看，吉伦特派是共和制度的支持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从具体的执政手段来看，吉伦特派无视法国大革命已经进入“平民革命”时代的事实，忽视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特别是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利益，在所谓“自由竞争”原则下听任资产阶级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造成城市物价飞涨，普通市民生活难以为继。在农村问题上，吉伦特派又迟迟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却一味向农民要钱要粮，征兵征税，又造成农民对共和国的不满。在抵抗外国干涉的战场上，尽管吉伦特派主战态度坚决，但却缺乏取胜的手段，甚至还出现了吉伦特派将领投敌的局面，结果法军节节败退，外国干涉军从四面八方侵入法国。共和国军队的失败又造成了国内保王党势力的抬头。以1793年3月的旺代叛乱为起点，保王党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武装叛乱的高潮，全法国的83个郡有60个发生了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再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将必死无疑。1793年6月，雅各宾派就在这种背景下上台，开始了拯救法国的尝试。
    必须承认的是，雅各宾党人在思想上确实受到了卢梭的影响。雅各宾党人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在纪念卢梭的献词中曾写道：“我愿踏着您那令人肃敬的足迹前进，即使不能流芳百世在所不惜；在一场前所没有的革命为我们开创的艰险事业中，如果我能永远终于您的著作给我的启示，我将感到幸福。”而雅各宾党人的其他重要领导者，如马拉、丹东、圣茹斯特等，也都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卢梭曾在其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指出：“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从这个理论出发，雅各宾党人认定，只有人人都能拥有足以生活而又差别不大的私有财产，社会的不平等才能真正被消除。而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也对雅各宾党人影响颇深。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说雅各宾党人所实行的种种经济和政治措施是直接源自于卢梭。事实上，从雅各宾派所执行具体措施看，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法国社会各种急需解决的矛盾——如何保障城市市民的生活？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平定全国的反革命叛乱？如何打败外国干涉军？解决这些矛盾就是雅各宾派执政的最终出发点。西方的某些学者在评论雅各宾专政时，却往往揪住专政时期的严厉镇压不放，用“群众暴力”来形容雅各宾专政，而对于雅各宾派改善人民生活、给农民分配土地、成功发动人民群众保卫法兰西共和国，以及宣布信仰自由、盲人和聋哑人成为受国家监护的人、谴责贩卖黑奴的罪恶行为、废除了奴隶制度、颁布了义务教育制、创立了工艺陈列馆和博物院、统一了法典和度量衡、创办了老年人救济院、气象局和研究院等等伟大功绩则视若不见，这种偏颇的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即便是这些学者口中所谓的“血腥屠杀”——即雅各宾派对反革命分子的严厉镇压，也并不是罗伯斯庇尔或圣茹斯特个人残忍嗜杀性格的结果，而是新旧两种制度、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殊死搏斗的结果。就被称为“血腥的暴君和独裁者”的罗伯斯庇尔来说，律师出身的他本身特别尊崇“法”的权威和力量，他认为“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此一个人无权随意剥夺另一个人的权利除非它享受了超越“法”规定的限度，而这种剥夺也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尽管他坚决主张处决路易十六，但完全是从“法”的原则出发，而绝无“爱好杀戮”的变态情结。真正促使罗伯斯庇尔下决心实行恐怖手段的，是日益恶化的形势。1793年7月，雅各宾派重要领导人马拉在家中被反革命分子暗杀，这一事件使新上台的雅各宾派认识到局面已坏到了何种程度。而马拉之死又只不过是当时反革命力量疯狂反扑的一个缩影，在《九三年》这部著名的历史小说中，雨果忠实地描述了当时作为叛乱中心的旺代地区保王党人的行径：“保王党叛军平均每天枪杀三十个蓝军（即共和国官兵），纵火焚烧城市，把所有的居民活活烧死在家里。他们的领袖提出‘杀掉，烧掉，绝不饶恕’”。面对这样的局面，就连后来曾要求罗伯斯庇尔“珍爱人类的鲜血”的丹东这时也坚决支持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恐怖的镇压。可见，雅各宾派的严厉镇压和恐怖手段是为当时的形势所迫，是拯救法兰西共和国、挽救革命成果的必需手段。假如因此我们就严厉谴责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人违反了“人道主义的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法国大革命本身岂不是就毫无意义了？
    当然，雅各宾派在对反革命严厉的镇压中，确实也造成了很多消极影响。特别是因具体执政措施不同而将自己阵营的战友视为敌人送上断头台（例如罗伯斯庇尔处决丹东和埃贝尔），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给革命本身也带来巨大的损失。但笔者仍然认为，这并不能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归结为罗伯斯庇尔个人的性格和权力欲，或者说是所谓“极权主义所必然带来的暴力和屠杀”。总体来看，这是罗伯斯庇尔——或者说是雅各宾党人所处的阶级在那个时代的局限性的结果。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党人总体而言属于那个时代法国知识分子当中占主流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尽管也主张私有制、渴望民主人权、反对封建制度，但却与大资产阶级有着很多不同之处，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雅各宾派渴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共和国，而为了实现人人平等，就必须使人人都能拥有足够生存而又不超出生存需要之外的财产。正如罗伯斯庇尔所提出的那样：“一切权利之中的首要权利是生存权利”，“社会生活的首要法律是保证一切社会成员都有生活资料”。按照这个思路，雅各宾派所要建立的国家，是以小生产和小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整个国家应当是像圣茹斯特所说的那样“既不富也不贫”的平均状态。然而，此时工业革命已在海峡彼岸的英国如火如荼地兴起，近代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潮流已经形成，再想实行小生产和小私有制的平均社会显然已经是逆潮流而动了，这种主张不但将使法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而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党人坚持要按自己的主张建设法国，这就势必造成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面对这种局面，雅各宾派内部意见发生了分歧。以丹东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从现实出发，放弃雅各宾派不合实际的政治理想，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放松对经济自由的限制和恐怖镇压；面对这种局面，罗伯斯庇尔一方面想缓和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方面又怕放松对资产阶级的限制会得罪作为雅各宾派主要支持力量的“无套裤汉”（即城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因此采取了折中措施，适当放松了物价限制；而以埃贝尔为代表的一派则就此指责罗伯斯庇尔是“动摇者”，主张要继续和扩大经济管制和恐怖镇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雅各宾党人领袖的罗伯斯庇尔如果能妥善协调、正确处理，完全可以避免雅各宾党人的分裂和自相残杀的惨剧发生。可惜，正如阿尔贝·索布尔所指出的那样：“罗伯斯庇尔……没有任何科学方面的教养。作为卢梭的信徒，他厌恶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尤其厌恶像爱尔维修这类哲学家的唯物主义……罗伯斯庇尔的世界观和社会观使他在1794年春出现的矛盾面前束手无册。”这种科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缺失使罗伯斯庇尔最后选择了一条最简单也是最愚蠢的道路——把反对他的丹东和埃贝尔都送上了断头台。这样的结果，不仅使罗伯斯庇尔就此失去了挽救雅各宾派分裂的机会，而且也在客观上为吉伦特派发动“热月事变”、推倒雅各宾派政府提供了便利。
    总体而言，无论是“雅各宾专政”，还是由此产生的“雅各宾主义”，在笔者看来，都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所造就的，而绝不是意识形态传承的产物。卢梭的确在思想上影响了雅各宾党人，但真正造就了“雅各宾”的，却是法国大革命的具体时势。无论是“雅各宾”的成功，还是“雅各宾”的失败，都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体现，而绝非个别历史人物性格或意识形态的结果。雅各宾党人用他们的鲜血证明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里是没有出路的，因而他们被历史抛弃了。取而代之的，将是如马克思所说“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的拿破仑·波拿巴。


后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正如副标题所言——“并非为‘雅各宾’辩护”，而是实在看不惯某些“自由主义精英”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他们那看似伟光正，实则不堪一驳的所谓“普世价值”，因此决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回击他们。思索良久，着笔点终究落在了两百多年来被“普世价值者”们骂得狗血喷头的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人上。正如我认为“希特勒是卢梭的直接结果”十分荒谬一样，我也绝不认可“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所谓“雅各宾恐怖统治是极权主义的必然结果”的结论，或者更推而广之，将后来的革命者们都说成雅各宾党人的继承者，说成暴政和极权的延续。当然，在这个“自由主义精英”大行其道的时代，他们和他们所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以及唯心史观的确有不少拥趸和帮闲，他们中的某些人还有可能在宣传“普世价值”或者意淫民国复国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这个不起眼的角落，骂上几句SB之类，然而，即便如此，我也不打算改变自己的初衷。一个人拥有明确而坚定的信仰是很难得得，几句谩骂或嘲笑不会让我轻易丢掉这宝贵的信仰。我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的全部历史观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的，我不需要某些人来跟我唠叨他那浅薄而人云亦云的所谓“普世价值”，更不需要某些人来兜售地摊文学水平的所谓“历史内幕”。如果有时间，奉劝你们还是多读点正儿八经的学术著作，先把自己提高了再来找我吧！18世纪末，欧洲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这就是著名的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犹如一把利刃，一举划开了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空的沉重的封建“铁幕”。尽管1789年开始的这场革命最后以拿破仑称帝而告终，并未能实现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但是，欧洲大陆上空的封建大幕一经被这次革命所划开，就再也补不上那道口子，欧洲最终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资本主义时代。
    作为法国大革命最高潮的一幕，“雅各宾专政”及由此产生的“雅各宾主义”两百多年来一直备受史学家和思想家们的争议。的确，从某些方面说，“雅各宾专政”本身就充满着矛盾——一方面，在法国大革命最危急的关头，雅各宾党人以非常的手段和坚强的意志把新生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令革命的形势大为好转，而另一方面，雅各宾党人的冷酷无情和严厉镇压却又造成了空前的血腥和恐怖，令革命力量遭到巨大损失；一方面，雅各宾党人坚定执行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用专政手段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私有制度带来的贫富悬殊，保障了底层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而另一方面，雅各宾党人企图以小生产制度保障小私有制，却又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一方面，雅各宾党人用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前所未有地摧毁了旧制度，令广大劳动人民扬眉吐气，欢欣鼓舞，而另一方面，雅各宾党人的恐怖手段却又极大地刺激了本来充当着革命同盟者角色的资产阶级，导致了革命阵营的分裂，最终让拿破仑这个“资产阶级的宠儿”戴上了皇冠，大革命中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对于如此矛盾的“雅各宾专政”和“雅各宾主义”，或褒或贬的争议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雅各宾”这一历史现象呢？一些西方学者在分析“雅各宾专政”和“雅各宾主义”的产生时，往往将其归结为所谓的“群众暴力”，将“雅各宾专政”中出现的严厉镇压看做是人类历史黑暗的一幕，如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就在其所著《法国革命史》中写道：“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他们经历的恐怖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更有人将“雅各宾专政”和20世纪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法西斯专政”相提并论，称雅各宾党人是“极权主义之祖”。又因为雅各宾党人普遍信奉卢梭的思想，卢梭——这位启蒙运动中的伟大思想先驱连带着也成了某些西方学者口诛笔伐的对象。罗素就曾说：“希特勒是卢梭的直接结果。”而塔尔蒙则认为卢梭是“极权民主的祖宗”。其实所有这些认识，只能说是资产阶级唯心哲学和唯心史学的反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意识形态的出现，必然与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紧密相关。要理性分析“雅各宾”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只能从当时的法国历史和社会的背景去探寻。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法国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建立民主共和国或实行君主立宪制。实际上，这也是革命阵营（即革命前的“第三等级”）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选择——城市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大资产阶级则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之所以选择君主立宪，主要是怕废君会引起欧洲各国干涉，影响自身利益。然而，历史却证明了他们的错误——就在确立了君主立宪原则的《1791年宪法》颁布后不久，普鲁士和奥地利就向法国发动了武装干涉，君主立宪制并没有能避免外国的干涉，这就宣告了它的死亡。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发动起义，推翻了波旁王朝统治，正式建立起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从这时开始，法国大革命开始进入了以底层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力和中坚的时代，也就是真正的革命时代。
    从1792年9月开始，法国进入了吉伦特派掌权的时代。应当承认，过去由于对“左”和“右”的某些形而上学的认识，常常把雅各宾派作为“左派”，亦即“真正的革命派”的代表，而把作为雅各宾派对立面的吉伦特派作为“右派”，亦即“实际上的反革命派”的代表。实际上，这样的认识是不够准确的。在笔者看来，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其实是法国大革命这枚“硬币”的两面——吉伦特派主张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自由谋利的原则，主张私有财产权是不可替代的最高权利；而雅各宾派则主张人的生存权在私有财产权之上，主张限制大资产，通过政府力量保障每个公民的生存权。就作为要求建立共和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这一意义而言，两者并无本质区别。他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也就是“自由平等不可兼得”悖论的具体体现。吉伦特派崇尚自由，雅各宾派崇尚平等，因而导致了他们后来在具体执政手段上的差异，至于他们后来的反目成仇，实际上可以看做是雅各宾专政的某些手段造成革命阵营分裂的结果，这种分裂最终导致了“雾月政变”的发生，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造成雅各宾派下台的“热月事变”就绝不仅是雅各宾派的悲剧，更是法国大革命的悲剧了。
    总体来看，吉伦特派是共和制度的支持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从具体的执政手段来看，吉伦特派无视法国大革命已经进入“平民革命”时代的事实，忽视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特别是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利益，在所谓“自由竞争”原则下听任资产阶级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造成城市物价飞涨，普通市民生活难以为继。在农村问题上，吉伦特派又迟迟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却一味向农民要钱要粮，征兵征税，又造成农民对共和国的不满。在抵抗外国干涉的战场上，尽管吉伦特派主战态度坚决，但却缺乏取胜的手段，甚至还出现了吉伦特派将领投敌的局面，结果法军节节败退，外国干涉军从四面八方侵入法国。共和国军队的失败又造成了国内保王党势力的抬头。以1793年3月的旺代叛乱为起点，保王党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武装叛乱的高潮，全法国的83个郡有60个发生了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再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将必死无疑。1793年6月，雅各宾派就在这种背景下上台，开始了拯救法国的尝试。
    必须承认的是，雅各宾党人在思想上确实受到了卢梭的影响。雅各宾党人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在纪念卢梭的献词中曾写道：“我愿踏着您那令人肃敬的足迹前进，即使不能流芳百世在所不惜；在一场前所没有的革命为我们开创的艰险事业中，如果我能永远终于您的著作给我的启示，我将感到幸福。”而雅各宾党人的其他重要领导者，如马拉、丹东、圣茹斯特等，也都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卢梭曾在其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指出：“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从这个理论出发，雅各宾党人认定，只有人人都能拥有足以生活而又差别不大的私有财产，社会的不平等才能真正被消除。而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也对雅各宾党人影响颇深。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说雅各宾党人所实行的种种经济和政治措施是直接源自于卢梭。事实上，从雅各宾派所执行具体措施看，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法国社会各种急需解决的矛盾——如何保障城市市民的生活？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平定全国的反革命叛乱？如何打败外国干涉军？解决这些矛盾就是雅各宾派执政的最终出发点。西方的某些学者在评论雅各宾专政时，却往往揪住专政时期的严厉镇压不放，用“群众暴力”来形容雅各宾专政，而对于雅各宾派改善人民生活、给农民分配土地、成功发动人民群众保卫法兰西共和国，以及宣布信仰自由、盲人和聋哑人成为受国家监护的人、谴责贩卖黑奴的罪恶行为、废除了奴隶制度、颁布了义务教育制、创立了工艺陈列馆和博物院、统一了法典和度量衡、创办了老年人救济院、气象局和研究院等等伟大功绩则视若不见，这种偏颇的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即便是这些学者口中所谓的“血腥屠杀”——即雅各宾派对反革命分子的严厉镇压，也并不是罗伯斯庇尔或圣茹斯特个人残忍嗜杀性格的结果，而是新旧两种制度、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殊死搏斗的结果。就被称为“血腥的暴君和独裁者”的罗伯斯庇尔来说，律师出身的他本身特别尊崇“法”的权威和力量，他认为“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此一个人无权随意剥夺另一个人的权利除非它享受了超越“法”规定的限度，而这种剥夺也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尽管他坚决主张处决路易十六，但完全是从“法”的原则出发，而绝无“爱好杀戮”的变态情结。真正促使罗伯斯庇尔下决心实行恐怖手段的，是日益恶化的形势。1793年7月，雅各宾派重要领导人马拉在家中被反革命分子暗杀，这一事件使新上台的雅各宾派认识到局面已坏到了何种程度。而马拉之死又只不过是当时反革命力量疯狂反扑的一个缩影，在《九三年》这部著名的历史小说中，雨果忠实地描述了当时作为叛乱中心的旺代地区保王党人的行径：“保王党叛军平均每天枪杀三十个蓝军（即共和国官兵），纵火焚烧城市，把所有的居民活活烧死在家里。他们的领袖提出‘杀掉，烧掉，绝不饶恕’”。面对这样的局面，就连后来曾要求罗伯斯庇尔“珍爱人类的鲜血”的丹东这时也坚决支持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恐怖的镇压。可见，雅各宾派的严厉镇压和恐怖手段是为当时的形势所迫，是拯救法兰西共和国、挽救革命成果的必需手段。假如因此我们就严厉谴责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人违反了“人道主义的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法国大革命本身岂不是就毫无意义了？
    当然，雅各宾派在对反革命严厉的镇压中，确实也造成了很多消极影响。特别是因具体执政措施不同而将自己阵营的战友视为敌人送上断头台（例如罗伯斯庇尔处决丹东和埃贝尔），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给革命本身也带来巨大的损失。但笔者仍然认为，这并不能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归结为罗伯斯庇尔个人的性格和权力欲，或者说是所谓“极权主义所必然带来的暴力和屠杀”。总体来看，这是罗伯斯庇尔——或者说是雅各宾党人所处的阶级在那个时代的局限性的结果。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党人总体而言属于那个时代法国知识分子当中占主流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尽管也主张私有制、渴望民主人权、反对封建制度，但却与大资产阶级有着很多不同之处，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雅各宾派渴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共和国，而为了实现人人平等，就必须使人人都能拥有足够生存而又不超出生存需要之外的财产。正如罗伯斯庇尔所提出的那样：“一切权利之中的首要权利是生存权利”，“社会生活的首要法律是保证一切社会成员都有生活资料”。按照这个思路，雅各宾派所要建立的国家，是以小生产和小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整个国家应当是像圣茹斯特所说的那样“既不富也不贫”的平均状态。然而，此时工业革命已在海峡彼岸的英国如火如荼地兴起，近代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潮流已经形成，再想实行小生产和小私有制的平均社会显然已经是逆潮流而动了，这种主张不但将使法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而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党人坚持要按自己的主张建设法国，这就势必造成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面对这种局面，雅各宾派内部意见发生了分歧。以丹东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从现实出发，放弃雅各宾派不合实际的政治理想，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放松对经济自由的限制和恐怖镇压；面对这种局面，罗伯斯庇尔一方面想缓和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方面又怕放松对资产阶级的限制会得罪作为雅各宾派主要支持力量的“无套裤汉”（即城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因此采取了折中措施，适当放松了物价限制；而以埃贝尔为代表的一派则就此指责罗伯斯庇尔是“动摇者”，主张要继续和扩大经济管制和恐怖镇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雅各宾党人领袖的罗伯斯庇尔如果能妥善协调、正确处理，完全可以避免雅各宾党人的分裂和自相残杀的惨剧发生。可惜，正如阿尔贝·索布尔所指出的那样：“罗伯斯庇尔……没有任何科学方面的教养。作为卢梭的信徒，他厌恶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尤其厌恶像爱尔维修这类哲学家的唯物主义……罗伯斯庇尔的世界观和社会观使他在1794年春出现的矛盾面前束手无册。”这种科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缺失使罗伯斯庇尔最后选择了一条最简单也是最愚蠢的道路——把反对他的丹东和埃贝尔都送上了断头台。这样的结果，不仅使罗伯斯庇尔就此失去了挽救雅各宾派分裂的机会，而且也在客观上为吉伦特派发动“热月事变”、推倒雅各宾派政府提供了便利。
    总体而言，无论是“雅各宾专政”，还是由此产生的“雅各宾主义”，在笔者看来，都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所造就的，而绝不是意识形态传承的产物。卢梭的确在思想上影响了雅各宾党人，但真正造就了“雅各宾”的，却是法国大革命的具体时势。无论是“雅各宾”的成功，还是“雅各宾”的失败，都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体现，而绝非个别历史人物性格或意识形态的结果。雅各宾党人用他们的鲜血证明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里是没有出路的，因而他们被历史抛弃了。取而代之的，将是如马克思所说“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的拿破仑·波拿巴。


后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正如副标题所言——“并非为‘雅各宾’辩护”，而是实在看不惯某些“自由主义精英”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他们那看似伟光正，实则不堪一驳的所谓“普世价值”，因此决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回击他们。思索良久，着笔点终究落在了两百多年来被“普世价值者”们骂得狗血喷头的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人上。正如我认为“希特勒是卢梭的直接结果”十分荒谬一样，我也绝不认可“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所谓“雅各宾恐怖统治是极权主义的必然结果”的结论，或者更推而广之，将后来的革命者们都说成雅各宾党人的继承者，说成暴政和极权的延续。当然，在这个“自由主义精英”大行其道的时代，他们和他们所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以及唯心史观的确有不少拥趸和帮闲，他们中的某些人还有可能在宣传“普世价值”或者意淫民国复国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这个不起眼的角落，骂上几句SB之类，然而，即便如此，我也不打算改变自己的初衷。一个人拥有明确而坚定的信仰是很难得得，几句谩骂或嘲笑不会让我轻易丢掉这宝贵的信仰。我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的全部历史观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的，我不需要某些人来跟我唠叨他那浅薄而人云亦云的所谓“普世价值”，更不需要某些人来兜售地摊文学水平的所谓“历史内幕”。如果有时间，奉劝你们还是多读点正儿八经的学术著作，先把自己提高了再来找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