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华夏武士之殇

华夏武士之殇

先秦时代，华夏大地上是武士当国，古人所谓士、君子，即武士。武士的身份象征是佩剑、骑乘（车马），还有就是玉佩，佩剑、佩车、佩玉，为君子（武士）三佩。

君子三佩具体何解？人，是至阳之精子与至阴之卵子有机结合的产物，男子为阳性带阴之体，而女性为阴性带阳之体。剑，作为至阳之兵器，是至阳之形体龙的化身；玉，作为至阴之物，是至阴之形体牝马的化身。君子佩至阳之剑戴至阴之玉，阴阳调和，符合人作为阴阳之体之本质特性。男子阳性带阴阳包阴，佩剑为上，佩玉下之；女子阴性带阳阴包阳，佩玉为上，佩剑下之。二者不可兼备，男子宁可守住本命之佩剑，女子宁可守住本命之佩玉。

在先古时代，剑，至阳之兵器，作为龙的化身，为通灵之物。古语有云，天地之气，五行之英，月亮之阴，太阳之精，四季交替，千载乾坤，服之有威，出之有神。君有道，剑在侧，国兴旺；君无道，剑飞弃，国破败。剑，作为“百兵之君”，不仅是武士护身战斗之神兵，更是镇国之利器。

在先古时代，玉，至阴之精华，为凤凰的化身，凤非梧桐不栖，凤凰落石，石变为玉。玉，亦是通灵之物，在玉石之中，蕴含至真至纯神圣之灵气，蕴藏绵延不绝神奇之能量，故君子佩玉，可以护身养性。玉，象征，纯洁高贵，故有君子养玉，以修道德。《说文解字》云，“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

易经有云，时乘六龙，以御天也；牝马地类，行地无疆。乾以龙御天，坤以马行地，行天莫如乘龙，行地莫如乘马，自颛顼绝天地通，武士无以乘龙，故先秦武士，以佩车乘马驰骋大地。

儒家的贡献在于保存并记录了君子六艺， 但是，儒家却没有将六艺全部发扬光大，而且，由于儒家厌武，将君子最重要的一艺给废弃了，那就是武。君子应该有七艺，即：武、礼、乐、射、御、书、术。武，指的是剑术和武艺，而武艺，则指使用各种兵器的技术和徒手格斗技术。这里将剑术单独拿出来，乃在于先秦武士衣冠（成人的标志）佩剑（武士身份的象征），剑术为最为基础的身体技能。

周 天子分封诸侯，自王以下，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其中士就是武士。武士佩剑乘车，所遵循的是义、勇、礼、廉、耻的道德，信奉畏、爱、仁、忠、 诚、信、理、节、敬的准则，武士视义为最大的美德，视天地为最大的信仰与敬畏。武士决不苟且偷生，义不受辱，违反义的原则宁可自刎以谢天下。武士珍惜自己 的荣誉和名誉，并将二者视为自己的生命，名损而身存，无异于行尸走肉，身辱而不能报，难容于此世间，因此，武士一旦受辱，必拔剑来捍卫自己的荣誉和名誉， 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即此意也。

春秋时期，战争是武士们的专利，而国家是军政一体，而且，上至天子下至诸侯都将战争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一有重要战事，国君都亲自出马，卿士大夫更是一勇当先，如商汤克夏、周武克殷， 春秋时期几乎主要大战，都无不是国君亲自领军。而且卿士大夫，无一不在军中任职：平时治国，战时治军。士以上，均精通武艺和战争之术；甚是士以下仆隶，亦 皆能武，披甲操戈即能战斗。故而，青铜时代，中国的兵器亦臻至完美，如吴越之钩剑等等。武士近身格斗技巧在剑术，交战技巧在戈术和箭术及驾驭之术。

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军队日趋平民化，兵民合一，战争已经不是武士们的特权，这样就导致了武士的没落——武士失去了赖以维持社会地位和土 地特权。但是武士由于坚持自己的行为准则——即认为农耕是 下贱之事，故不屑于作为农夫，因此沦落为游侠、侠客和门客。由于战争和治国艺术的日趋复杂化，武士阶层也产生了分化， 文士日渐与武士分离开来。当时的文士不等同于后世的纯文学之士，而是指百家齐放、百家齐鸣的诸子百家的弟子。

由于经济的原因，上层武士尤其是卿大夫，都拥有“君子三佩”：宝剑、玉佩和车马，而普通武士和以后的门客游侠大部分只能以佩剑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如冯欢 佩剑见孟尝君、韩信佩剑游于市中等等。武士为义赴死之事更是举不胜举，候赢、田光、项羽、田横等等。春秋战国不仅出产勇士，还出产剑士，如四大刺客，无一 不精通剑术。

秦末，以项羽为首的武士集团和以刘邦为首的文士集团展开争夺天下的大战，前者重质量和武功，后者则强调数量和智谋，数量和智谋最后以卑鄙的手段压倒了质量 和武功，文士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项羽是中国第二个最伟大的武士（第一个是战神蚩尤，项羽也配此称谓，第三个是冉闵），也是最为悲壮的英雄；其垓下自刎，绝 对是一个悲剧——武士的悲剧，我们可称之为“华夏武士的黄昏”，而武士最后的结局，也在田横五百壮士的自刎中落下了帷幕。

刘邦文士集团的成功，离不开背离武士道德的那些武士精英的助力——如韩信、彭越、英布等，我们称这种武士为堕落的武士——其特征是背信弃义、寡廉鲜耻、见 利忘义、为功名富贵所俘，最后三人均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韩信宁受胯下之辱也就丧失了作为武士最起码的气节，钟离昧对韩信所言即是堕落的武士的最好评价。

汉朝的建立，使武士的道德沦丧，但是文士却得以建立文士道德——即在独尊儒术之后。文士崇文抑武，但是华夏种族武士的道德还没有完全泯灭，直到一千年以 后科举制的建立，从此文士完全压倒了武士，文士对武士的摧残在秦桧陷害岳飞中达到了高潮，文士道德从此在华夏大地上取得了完全统治地位。宋朝以文立国，以 忍让和贿赂求得和平，最后在屈辱中灭亡，其以弱亡国的模式简直是周代的翻版，文士道德难辞其咎也！

如果说科举是对华夏男儿精神的毒害的话，那么缠足则是对华夏种族巾帼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那是文士畸形的审美观下的牺牲品。吟诗作赋取代了习武练 剑，琴棋书画代替了金戈铁马，文士的柔弱之风代替了武士的刚劲之气，华夏文化也步入歧途，佩玉取代佩剑成为社会的主流，说明华夏社会由阳刚转向阴柔，与之相伴的，是华夏尚武精神的沉沦。《红楼梦》实在是才子佳人所欣赏的完美之作，从武士角度上看，这 却是一部磨灭意志、毒害精神之作，古人形容亡国之音为靡靡之音，这类文学就是亡国的靡靡之作。

每当面临亡国之际，文士中就会出现尚武的份子——即爱国之士，这实在是外部压力使然。“文士中的武士”如辛弃疾、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等，其行为的宗旨是救亡图存，恪守了武士所遵从的义的最高原则——最后都壮志未酬或赴义而死，这就是文士中的武士的悲哀。

在武士时代（先秦时代），农民起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武士的道德在于治理和付出，人民是受益的；但自从进入了文士时代（秦以后），历朝历代农民起义此 起彼伏，接连不绝，原因即在于文士的宗旨是索取和依附，人民最终是受害的。自宋以降， 由于文士道德阉割了华夏种族的武士精神，华夏种族从此一蹶不振，进入了千年的沦落期——面对外族侵害无能为力。虽然明朝一时恢复了华夏种族的尚武精神，但 是文士精神很快就有取得了绝对优势，最后明朝在内忧外患屡战屡败中可耻的毁灭了。

中国如要复兴和重生，就必须清除文士道德，重新确立武士精神的统治地位——重回先秦时代的意义就在于此。武士精神用现代的语言来概括即是：纯洁、勇敢、真诚、理性、牺牲。

华夏武士之殇

先秦时代，华夏大地上是武士当国，古人所谓士、君子，即武士。武士的身份象征是佩剑、骑乘（车马），还有就是玉佩，佩剑、佩车、佩玉，为君子（武士）三佩。

君子三佩具体何解？人，是至阳之精子与至阴之卵子有机结合的产物，男子为阳性带阴之体，而女性为阴性带阳之体。剑，作为至阳之兵器，是至阳之形体龙的化身；玉，作为至阴之物，是至阴之形体牝马的化身。君子佩至阳之剑戴至阴之玉，阴阳调和，符合人作为阴阳之体之本质特性。男子阳性带阴阳包阴，佩剑为上，佩玉下之；女子阴性带阳阴包阳，佩玉为上，佩剑下之。二者不可兼备，男子宁可守住本命之佩剑，女子宁可守住本命之佩玉。

在先古时代，剑，至阳之兵器，作为龙的化身，为通灵之物。古语有云，天地之气，五行之英，月亮之阴，太阳之精，四季交替，千载乾坤，服之有威，出之有神。君有道，剑在侧，国兴旺；君无道，剑飞弃，国破败。剑，作为“百兵之君”，不仅是武士护身战斗之神兵，更是镇国之利器。

在先古时代，玉，至阴之精华，为凤凰的化身，凤非梧桐不栖，凤凰落石，石变为玉。玉，亦是通灵之物，在玉石之中，蕴含至真至纯神圣之灵气，蕴藏绵延不绝神奇之能量，故君子佩玉，可以护身养性。玉，象征，纯洁高贵，故有君子养玉，以修道德。《说文解字》云，“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

易经有云，时乘六龙，以御天也；牝马地类，行地无疆。乾以龙御天，坤以马行地，行天莫如乘龙，行地莫如乘马，自颛顼绝天地通，武士无以乘龙，故先秦武士，以佩车乘马驰骋大地。

儒家的贡献在于保存并记录了君子六艺， 但是，儒家却没有将六艺全部发扬光大，而且，由于儒家厌武，将君子最重要的一艺给废弃了，那就是武。君子应该有七艺，即：武、礼、乐、射、御、书、术。武，指的是剑术和武艺，而武艺，则指使用各种兵器的技术和徒手格斗技术。这里将剑术单独拿出来，乃在于先秦武士衣冠（成人的标志）佩剑（武士身份的象征），剑术为最为基础的身体技能。

周 天子分封诸侯，自王以下，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其中士就是武士。武士佩剑乘车，所遵循的是义、勇、礼、廉、耻的道德，信奉畏、爱、仁、忠、 诚、信、理、节、敬的准则，武士视义为最大的美德，视天地为最大的信仰与敬畏。武士决不苟且偷生，义不受辱，违反义的原则宁可自刎以谢天下。武士珍惜自己 的荣誉和名誉，并将二者视为自己的生命，名损而身存，无异于行尸走肉，身辱而不能报，难容于此世间，因此，武士一旦受辱，必拔剑来捍卫自己的荣誉和名誉， 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即此意也。

春秋时期，战争是武士们的专利，而国家是军政一体，而且，上至天子下至诸侯都将战争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一有重要战事，国君都亲自出马，卿士大夫更是一勇当先，如商汤克夏、周武克殷， 春秋时期几乎主要大战，都无不是国君亲自领军。而且卿士大夫，无一不在军中任职：平时治国，战时治军。士以上，均精通武艺和战争之术；甚是士以下仆隶，亦 皆能武，披甲操戈即能战斗。故而，青铜时代，中国的兵器亦臻至完美，如吴越之钩剑等等。武士近身格斗技巧在剑术，交战技巧在戈术和箭术及驾驭之术。

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军队日趋平民化，兵民合一，战争已经不是武士们的特权，这样就导致了武士的没落——武士失去了赖以维持社会地位和土 地特权。但是武士由于坚持自己的行为准则——即认为农耕是 下贱之事，故不屑于作为农夫，因此沦落为游侠、侠客和门客。由于战争和治国艺术的日趋复杂化，武士阶层也产生了分化， 文士日渐与武士分离开来。当时的文士不等同于后世的纯文学之士，而是指百家齐放、百家齐鸣的诸子百家的弟子。

由于经济的原因，上层武士尤其是卿大夫，都拥有“君子三佩”：宝剑、玉佩和车马，而普通武士和以后的门客游侠大部分只能以佩剑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如冯欢 佩剑见孟尝君、韩信佩剑游于市中等等。武士为义赴死之事更是举不胜举，候赢、田光、项羽、田横等等。春秋战国不仅出产勇士，还出产剑士，如四大刺客，无一 不精通剑术。

秦末，以项羽为首的武士集团和以刘邦为首的文士集团展开争夺天下的大战，前者重质量和武功，后者则强调数量和智谋，数量和智谋最后以卑鄙的手段压倒了质量 和武功，文士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项羽是中国第二个最伟大的武士（第一个是战神蚩尤，项羽也配此称谓，第三个是冉闵），也是最为悲壮的英雄；其垓下自刎，绝 对是一个悲剧——武士的悲剧，我们可称之为“华夏武士的黄昏”，而武士最后的结局，也在田横五百壮士的自刎中落下了帷幕。

刘邦文士集团的成功，离不开背离武士道德的那些武士精英的助力——如韩信、彭越、英布等，我们称这种武士为堕落的武士——其特征是背信弃义、寡廉鲜耻、见 利忘义、为功名富贵所俘，最后三人均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韩信宁受胯下之辱也就丧失了作为武士最起码的气节，钟离昧对韩信所言即是堕落的武士的最好评价。

汉朝的建立，使武士的道德沦丧，但是文士却得以建立文士道德——即在独尊儒术之后。文士崇文抑武，但是华夏种族武士的道德还没有完全泯灭，直到一千年以 后科举制的建立，从此文士完全压倒了武士，文士对武士的摧残在秦桧陷害岳飞中达到了高潮，文士道德从此在华夏大地上取得了完全统治地位。宋朝以文立国，以 忍让和贿赂求得和平，最后在屈辱中灭亡，其以弱亡国的模式简直是周代的翻版，文士道德难辞其咎也！

如果说科举是对华夏男儿精神的毒害的话，那么缠足则是对华夏种族巾帼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那是文士畸形的审美观下的牺牲品。吟诗作赋取代了习武练 剑，琴棋书画代替了金戈铁马，文士的柔弱之风代替了武士的刚劲之气，华夏文化也步入歧途，佩玉取代佩剑成为社会的主流，说明华夏社会由阳刚转向阴柔，与之相伴的，是华夏尚武精神的沉沦。《红楼梦》实在是才子佳人所欣赏的完美之作，从武士角度上看，这 却是一部磨灭意志、毒害精神之作，古人形容亡国之音为靡靡之音，这类文学就是亡国的靡靡之作。

每当面临亡国之际，文士中就会出现尚武的份子——即爱国之士，这实在是外部压力使然。“文士中的武士”如辛弃疾、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等，其行为的宗旨是救亡图存，恪守了武士所遵从的义的最高原则——最后都壮志未酬或赴义而死，这就是文士中的武士的悲哀。

在武士时代（先秦时代），农民起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武士的道德在于治理和付出，人民是受益的；但自从进入了文士时代（秦以后），历朝历代农民起义此 起彼伏，接连不绝，原因即在于文士的宗旨是索取和依附，人民最终是受害的。自宋以降， 由于文士道德阉割了华夏种族的武士精神，华夏种族从此一蹶不振，进入了千年的沦落期——面对外族侵害无能为力。虽然明朝一时恢复了华夏种族的尚武精神，但 是文士精神很快就有取得了绝对优势，最后明朝在内忧外患屡战屡败中可耻的毁灭了。

中国如要复兴和重生，就必须清除文士道德，重新确立武士精神的统治地位——重回先秦时代的意义就在于此。武士精神用现代的语言来概括即是：纯洁、勇敢、真诚、理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