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载】华夏文明之兴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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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力 李乃华/文
在当今时髦的政治词汇之中，“文明”与“民族”赫然侧身其中。
大凡用于政治号召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往往最为模糊，以便诱发激情，招徕信众，导致纷争，乱中取胜。它们可以用来树立一面大旗，却未必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多文明、多民族的国家之中，切割人群显然是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且还会在国际关系中造成紧张。
当然，在政治之外，文明与民族及其概念自有价值，但那是另外的事情了。
文明在国家之上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民族是很淡的，重要的是文明；划定民族的标准是文明（程度），不是血缘——这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非常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春秋·公羊传》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这里的“中国”指华夏文明之所在；“夷狄”不是具体指某个民族，而是泛指野蛮人。中国与夷狄的区别只在文明。野蛮人接受了文明就是文明人，文明人退化了就变成野蛮人。
孔子也表达过这个意思。他表示要移居“九夷”。有人问他：那里很简陋，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他相信，有君子的地方就不会僻陋。“华夷之辨”表现出的不是民族歧视，却很有些文明自负。这个观念可能兴起于周初。周人是征服者。他们分封子弟，到各地与夷狄杂处混居。他们有自信心，不需要建防火墙与别人隔离，反而还有教化别人的愿望。雅利安人在入侵印度之后创造种姓制度，周人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吸收了殷人的很多成就。周朝的制度中只有野蛮人，没有户口制规定的贱民。
在周人的观念中，文明几乎等于天下。从那时起，中国人就是普世价值论者。
在有文明自信心的地方，文明总在民族与国家之上。在这一点上，古希腊人与中国古人惊人地相似。公元前340年，雅典人伊索克拉底在演讲中宣称：“（雅典）带来的结果是‘古希腊人’这个名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一种智力，‘古希腊人’的称号被应用于那些分享我们文化的人们，而非那些具有共同血缘的人们。”他号召希腊人团结起来对抗“野蛮人”。
真正的文明人不会为自己建一个保护壳，躲在里面逃避现实，甚至做邪恶之事。
在明清之际，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13·正始》）亡国只是换了一家统治者。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却率领野兽们吞噬百姓，还导致人相食，这是亡天下——文明的衰亡。顾炎武又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认为，天下的重要性在国家之上，保国（朝廷）只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的事情，保天下（文明）是所有人的责任——这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意。
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再也不能假装是天下，而且还发现自己是一个落后国家。先觉者认识到，朝廷不应该再把这个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梁启超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寖假而以国家为朝廷之所有物焉。”（《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他指出，朝廷不是国家，两者不分有悖现代文明，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
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说：国家“不只意味着土地和人民，而且还包括对土地和人民所提供的武力保护”，而天下“是一个文明化的社会的概念”，比国家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另一位汉学家白鲁恂则说，中国是一个假装为国家的文明。他们似乎都认为，文明与作为政治单位的现代国家不能兼容。
其实，世界上单一民族国家的数量极少。无论依据传统还是现实，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否则便根基不稳。中国有多种文明，更需要接受和发展现代文明，并由此推动世界走向古代理想——天下大同。实际上，“文明冲突”主要出现在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之间。
华夏文明的起源
华夏文明系统是开放的，在融合中产生。
考古学家已经形成共识：华夏文明是多源头的。今天中国境内各地都出现了新石器文化遗迹，有数十种之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文明的曙光期，中原地区不是最发达的。但中原地区是地理中心，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商业的通衢，而且那时还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华夏文明在多种新石器文化的交流与征服中产生，地点是在中原。
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都是从边缘地区入主中原，中原一直到现代都是四战之地。夏商周是三个不同的文明体系，新王朝总向旧王朝学习，有所损益，不是一味地破坏。因此它们彼此又多有相似之处，使得古老文明延续下来。孔子对三代异同有清楚的认识，多次做过比较。
华夏文明在中原形成之后，边缘地区就相对落后了。这时“中国”（本指中原）也被用来指代华夏文明。楚、吴、越、秦等霸主国家在较晚时期才加入“中国”的纷争，在强大之后仍受到“中国”的歧视。
与彼此交流密切的其他古代文明（两河、埃及、巴勒斯坦、希腊）相比，僻处东方的华夏文明是孤独的，但并不孤立，因为北方的大草原把它们连在一起。驾马、制铁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技术很可能经草原传入中国。不过，在整个欧亚大陆（以及北非），对古代文明的威胁也来自北方的野蛮人。
中国的地理相对封闭，面积又足够大，可以自成一个世界，这是“天下”观念的成因。
从周初到秦汉
大约在3100多年前，西北边境的一个小邦打败商纣王，周取代了殷，并推动了人本思想。西周时期，文明缓慢发展，还受到威胁。公元前771年，西夷、犬戎等联军攻杀“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西周灭亡。次年，平王东迁，周王室对诸侯的权威和凝聚力大不如从前。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命管仲为宰相。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很高。他说，齐桓公多次与诸侯会盟，主持和平进程，这都是管仲的力量。孔子又说，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至今仍受益于管仲。如果没有管仲，华夏文明就会灭亡，我们都会成为野蛮人。（《论语·宪问》）
因为齐国的强大，华夏文明渡过了一次危机。在管仲之后不久，中国产生了众多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希腊、犹太、波斯、印度的文明也都出现了思想家或宗教家。这就是卡尔·雅思贝斯所谓的“轴心期”。其中，希腊思想和犹太信仰形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波斯文明也有一部分融入西方文明以及留在本土，但基本上被后起的伊斯兰教取代。轴心期思想的后裔现在主要有西方、印度和中国三家，过去数百年中最兴盛的是西方这一家。
在中国思想史上，“先秦”是最重要的时代，华夏文明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勃发的创造力。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皇权统一中国，并奠定了此后2200余年的政治模式。秦朝政治的特色是：焚书坑儒，皇室残杀，宦官专权，指鹿为马，农民暴动，王朝覆灭。控制思想是专制政权最注重的事情。秦朝的官吏成为导师，先秦的活跃思想彻底终结，古代的书籍被焚烧。所以，高度集权是文明的最大敌人。
秦朝因暴虐而速亡。汉初的文明重建是收集古籍，口述记录。当汉朝从秦末战乱中恢复之后，汉武帝采取了“温和”的政策。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一贯向权力靠拢的儒家的至高地位。不过，因为专制制度还处在“不完善”的初期，汉朝政治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文景之治、汉武大帝、光武帝，还有最淳朴的东汉风俗——道德还没有败坏。
汉朝时，华夏文明开始了一个大变化，公元一世纪，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这个平缓的过程持续了数百年才完成，在隋唐时期形成了汉传佛教。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在佛教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度文明的影响之下，中国的哲学、诗歌、绘画、雕塑、习俗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应对佛教的挑战，道家和儒家也做了调整。这一次“西化”很成功，佛教为华夏文明注入活力，也可以说是新增加了一个文明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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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力 李乃华/文
在当今时髦的政治词汇之中，“文明”与“民族”赫然侧身其中。
大凡用于政治号召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往往最为模糊，以便诱发激情，招徕信众，导致纷争，乱中取胜。它们可以用来树立一面大旗，却未必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多文明、多民族的国家之中，切割人群显然是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且还会在国际关系中造成紧张。
当然，在政治之外，文明与民族及其概念自有价值，但那是另外的事情了。
文明在国家之上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民族是很淡的，重要的是文明；划定民族的标准是文明（程度），不是血缘——这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非常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春秋·公羊传》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这里的“中国”指华夏文明之所在；“夷狄”不是具体指某个民族，而是泛指野蛮人。中国与夷狄的区别只在文明。野蛮人接受了文明就是文明人，文明人退化了就变成野蛮人。
孔子也表达过这个意思。他表示要移居“九夷”。有人问他：那里很简陋，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他相信，有君子的地方就不会僻陋。“华夷之辨”表现出的不是民族歧视，却很有些文明自负。这个观念可能兴起于周初。周人是征服者。他们分封子弟，到各地与夷狄杂处混居。他们有自信心，不需要建防火墙与别人隔离，反而还有教化别人的愿望。雅利安人在入侵印度之后创造种姓制度，周人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吸收了殷人的很多成就。周朝的制度中只有野蛮人，没有户口制规定的贱民。
在周人的观念中，文明几乎等于天下。从那时起，中国人就是普世价值论者。
在有文明自信心的地方，文明总在民族与国家之上。在这一点上，古希腊人与中国古人惊人地相似。公元前340年，雅典人伊索克拉底在演讲中宣称：“（雅典）带来的结果是‘古希腊人’这个名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一种智力，‘古希腊人’的称号被应用于那些分享我们文化的人们，而非那些具有共同血缘的人们。”他号召希腊人团结起来对抗“野蛮人”。
真正的文明人不会为自己建一个保护壳，躲在里面逃避现实，甚至做邪恶之事。
在明清之际，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13·正始》）亡国只是换了一家统治者。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却率领野兽们吞噬百姓，还导致人相食，这是亡天下——文明的衰亡。顾炎武又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认为，天下的重要性在国家之上，保国（朝廷）只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的事情，保天下（文明）是所有人的责任——这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意。
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再也不能假装是天下，而且还发现自己是一个落后国家。先觉者认识到，朝廷不应该再把这个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梁启超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寖假而以国家为朝廷之所有物焉。”（《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他指出，朝廷不是国家，两者不分有悖现代文明，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
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说：国家“不只意味着土地和人民，而且还包括对土地和人民所提供的武力保护”，而天下“是一个文明化的社会的概念”，比国家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另一位汉学家白鲁恂则说，中国是一个假装为国家的文明。他们似乎都认为，文明与作为政治单位的现代国家不能兼容。
其实，世界上单一民族国家的数量极少。无论依据传统还是现实，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否则便根基不稳。中国有多种文明，更需要接受和发展现代文明，并由此推动世界走向古代理想——天下大同。实际上，“文明冲突”主要出现在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之间。
华夏文明的起源
华夏文明系统是开放的，在融合中产生。
考古学家已经形成共识：华夏文明是多源头的。今天中国境内各地都出现了新石器文化遗迹，有数十种之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文明的曙光期，中原地区不是最发达的。但中原地区是地理中心，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商业的通衢，而且那时还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华夏文明在多种新石器文化的交流与征服中产生，地点是在中原。
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都是从边缘地区入主中原，中原一直到现代都是四战之地。夏商周是三个不同的文明体系，新王朝总向旧王朝学习，有所损益，不是一味地破坏。因此它们彼此又多有相似之处，使得古老文明延续下来。孔子对三代异同有清楚的认识，多次做过比较。
华夏文明在中原形成之后，边缘地区就相对落后了。这时“中国”（本指中原）也被用来指代华夏文明。楚、吴、越、秦等霸主国家在较晚时期才加入“中国”的纷争，在强大之后仍受到“中国”的歧视。
与彼此交流密切的其他古代文明（两河、埃及、巴勒斯坦、希腊）相比，僻处东方的华夏文明是孤独的，但并不孤立，因为北方的大草原把它们连在一起。驾马、制铁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技术很可能经草原传入中国。不过，在整个欧亚大陆（以及北非），对古代文明的威胁也来自北方的野蛮人。
中国的地理相对封闭，面积又足够大，可以自成一个世界，这是“天下”观念的成因。
从周初到秦汉
大约在3100多年前，西北边境的一个小邦打败商纣王，周取代了殷，并推动了人本思想。西周时期，文明缓慢发展，还受到威胁。公元前771年，西夷、犬戎等联军攻杀“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西周灭亡。次年，平王东迁，周王室对诸侯的权威和凝聚力大不如从前。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命管仲为宰相。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很高。他说，齐桓公多次与诸侯会盟，主持和平进程，这都是管仲的力量。孔子又说，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至今仍受益于管仲。如果没有管仲，华夏文明就会灭亡，我们都会成为野蛮人。（《论语·宪问》）
因为齐国的强大，华夏文明渡过了一次危机。在管仲之后不久，中国产生了众多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希腊、犹太、波斯、印度的文明也都出现了思想家或宗教家。这就是卡尔·雅思贝斯所谓的“轴心期”。其中，希腊思想和犹太信仰形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波斯文明也有一部分融入西方文明以及留在本土，但基本上被后起的伊斯兰教取代。轴心期思想的后裔现在主要有西方、印度和中国三家，过去数百年中最兴盛的是西方这一家。
在中国思想史上，“先秦”是最重要的时代，华夏文明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勃发的创造力。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皇权统一中国，并奠定了此后2200余年的政治模式。秦朝政治的特色是：焚书坑儒，皇室残杀，宦官专权，指鹿为马，农民暴动，王朝覆灭。控制思想是专制政权最注重的事情。秦朝的官吏成为导师，先秦的活跃思想彻底终结，古代的书籍被焚烧。所以，高度集权是文明的最大敌人。
秦朝因暴虐而速亡。汉初的文明重建是收集古籍，口述记录。当汉朝从秦末战乱中恢复之后，汉武帝采取了“温和”的政策。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一贯向权力靠拢的儒家的至高地位。不过，因为专制制度还处在“不完善”的初期，汉朝政治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文景之治、汉武大帝、光武帝，还有最淳朴的东汉风俗——道德还没有败坏。
汉朝时，华夏文明开始了一个大变化，公元一世纪，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这个平缓的过程持续了数百年才完成，在隋唐时期形成了汉传佛教。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在佛教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度文明的影响之下，中国的哲学、诗歌、绘画、雕塑、习俗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应对佛教的挑战，道家和儒家也做了调整。这一次“西化”很成功，佛教为华夏文明注入活力，也可以说是新增加了一个文明源头。
推荐一个好文,从经济观察网转载
丁力 李乃华/文
在当今时髦的政治词汇之中，“文明”与“民族”赫然侧身其中。
大凡用于政治号召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往往最为模糊，以便诱发激情，招徕信众，导致纷争，乱中取胜。它们可以用来树立一面大旗，却未必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多文明、多民族的国家之中，切割人群显然是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且还会在国际关系中造成紧张。
当然，在政治之外，文明与民族及其概念自有价值，但那是另外的事情了。
文明在国家之上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民族是很淡的，重要的是文明；划定民族的标准是文明（程度），不是血缘——这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非常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春秋·公羊传》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这里的“中国”指华夏文明之所在；“夷狄”不是具体指某个民族，而是泛指野蛮人。中国与夷狄的区别只在文明。野蛮人接受了文明就是文明人，文明人退化了就变成野蛮人。
孔子也表达过这个意思。他表示要移居“九夷”。有人问他：那里很简陋，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他相信，有君子的地方就不会僻陋。“华夷之辨”表现出的不是民族歧视，却很有些文明自负。这个观念可能兴起于周初。周人是征服者。他们分封子弟，到各地与夷狄杂处混居。他们有自信心，不需要建防火墙与别人隔离，反而还有教化别人的愿望。雅利安人在入侵印度之后创造种姓制度，周人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吸收了殷人的很多成就。周朝的制度中只有野蛮人，没有户口制规定的贱民。
在周人的观念中，文明几乎等于天下。从那时起，中国人就是普世价值论者。
在有文明自信心的地方，文明总在民族与国家之上。在这一点上，古希腊人与中国古人惊人地相似。公元前340年，雅典人伊索克拉底在演讲中宣称：“（雅典）带来的结果是‘古希腊人’这个名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一种智力，‘古希腊人’的称号被应用于那些分享我们文化的人们，而非那些具有共同血缘的人们。”他号召希腊人团结起来对抗“野蛮人”。
真正的文明人不会为自己建一个保护壳，躲在里面逃避现实，甚至做邪恶之事。
在明清之际，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13·正始》）亡国只是换了一家统治者。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却率领野兽们吞噬百姓，还导致人相食，这是亡天下——文明的衰亡。顾炎武又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认为，天下的重要性在国家之上，保国（朝廷）只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的事情，保天下（文明）是所有人的责任——这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意。
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再也不能假装是天下，而且还发现自己是一个落后国家。先觉者认识到，朝廷不应该再把这个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梁启超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寖假而以国家为朝廷之所有物焉。”（《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他指出，朝廷不是国家，两者不分有悖现代文明，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
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说：国家“不只意味着土地和人民，而且还包括对土地和人民所提供的武力保护”，而天下“是一个文明化的社会的概念”，比国家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另一位汉学家白鲁恂则说，中国是一个假装为国家的文明。他们似乎都认为，文明与作为政治单位的现代国家不能兼容。
其实，世界上单一民族国家的数量极少。无论依据传统还是现实，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否则便根基不稳。中国有多种文明，更需要接受和发展现代文明，并由此推动世界走向古代理想——天下大同。实际上，“文明冲突”主要出现在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之间。
华夏文明的起源
华夏文明系统是开放的，在融合中产生。
考古学家已经形成共识：华夏文明是多源头的。今天中国境内各地都出现了新石器文化遗迹，有数十种之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文明的曙光期，中原地区不是最发达的。但中原地区是地理中心，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商业的通衢，而且那时还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华夏文明在多种新石器文化的交流与征服中产生，地点是在中原。
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都是从边缘地区入主中原，中原一直到现代都是四战之地。夏商周是三个不同的文明体系，新王朝总向旧王朝学习，有所损益，不是一味地破坏。因此它们彼此又多有相似之处，使得古老文明延续下来。孔子对三代异同有清楚的认识，多次做过比较。
华夏文明在中原形成之后，边缘地区就相对落后了。这时“中国”（本指中原）也被用来指代华夏文明。楚、吴、越、秦等霸主国家在较晚时期才加入“中国”的纷争，在强大之后仍受到“中国”的歧视。
与彼此交流密切的其他古代文明（两河、埃及、巴勒斯坦、希腊）相比，僻处东方的华夏文明是孤独的，但并不孤立，因为北方的大草原把它们连在一起。驾马、制铁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技术很可能经草原传入中国。不过，在整个欧亚大陆（以及北非），对古代文明的威胁也来自北方的野蛮人。
中国的地理相对封闭，面积又足够大，可以自成一个世界，这是“天下”观念的成因。
从周初到秦汉
大约在3100多年前，西北边境的一个小邦打败商纣王，周取代了殷，并推动了人本思想。西周时期，文明缓慢发展，还受到威胁。公元前771年，西夷、犬戎等联军攻杀“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西周灭亡。次年，平王东迁，周王室对诸侯的权威和凝聚力大不如从前。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命管仲为宰相。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很高。他说，齐桓公多次与诸侯会盟，主持和平进程，这都是管仲的力量。孔子又说，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至今仍受益于管仲。如果没有管仲，华夏文明就会灭亡，我们都会成为野蛮人。（《论语·宪问》）
因为齐国的强大，华夏文明渡过了一次危机。在管仲之后不久，中国产生了众多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希腊、犹太、波斯、印度的文明也都出现了思想家或宗教家。这就是卡尔·雅思贝斯所谓的“轴心期”。其中，希腊思想和犹太信仰形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波斯文明也有一部分融入西方文明以及留在本土，但基本上被后起的伊斯兰教取代。轴心期思想的后裔现在主要有西方、印度和中国三家，过去数百年中最兴盛的是西方这一家。
在中国思想史上，“先秦”是最重要的时代，华夏文明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勃发的创造力。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皇权统一中国，并奠定了此后2200余年的政治模式。秦朝政治的特色是：焚书坑儒，皇室残杀，宦官专权，指鹿为马，农民暴动，王朝覆灭。控制思想是专制政权最注重的事情。秦朝的官吏成为导师，先秦的活跃思想彻底终结，古代的书籍被焚烧。所以，高度集权是文明的最大敌人。
秦朝因暴虐而速亡。汉初的文明重建是收集古籍，口述记录。当汉朝从秦末战乱中恢复之后，汉武帝采取了“温和”的政策。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一贯向权力靠拢的儒家的至高地位。不过，因为专制制度还处在“不完善”的初期，汉朝政治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文景之治、汉武大帝、光武帝，还有最淳朴的东汉风俗——道德还没有败坏。
汉朝时，华夏文明开始了一个大变化，公元一世纪，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这个平缓的过程持续了数百年才完成，在隋唐时期形成了汉传佛教。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在佛教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度文明的影响之下，中国的哲学、诗歌、绘画、雕塑、习俗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应对佛教的挑战，道家和儒家也做了调整。这一次“西化”很成功，佛教为华夏文明注入活力，也可以说是新增加了一个文明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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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时髦的政治词汇之中，“文明”与“民族”赫然侧身其中。
大凡用于政治号召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往往最为模糊，以便诱发激情，招徕信众，导致纷争，乱中取胜。它们可以用来树立一面大旗，却未必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多文明、多民族的国家之中，切割人群显然是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且还会在国际关系中造成紧张。
当然，在政治之外，文明与民族及其概念自有价值，但那是另外的事情了。
文明在国家之上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民族是很淡的，重要的是文明；划定民族的标准是文明（程度），不是血缘——这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非常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春秋·公羊传》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这里的“中国”指华夏文明之所在；“夷狄”不是具体指某个民族，而是泛指野蛮人。中国与夷狄的区别只在文明。野蛮人接受了文明就是文明人，文明人退化了就变成野蛮人。
孔子也表达过这个意思。他表示要移居“九夷”。有人问他：那里很简陋，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他相信，有君子的地方就不会僻陋。“华夷之辨”表现出的不是民族歧视，却很有些文明自负。这个观念可能兴起于周初。周人是征服者。他们分封子弟，到各地与夷狄杂处混居。他们有自信心，不需要建防火墙与别人隔离，反而还有教化别人的愿望。雅利安人在入侵印度之后创造种姓制度，周人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吸收了殷人的很多成就。周朝的制度中只有野蛮人，没有户口制规定的贱民。
在周人的观念中，文明几乎等于天下。从那时起，中国人就是普世价值论者。
在有文明自信心的地方，文明总在民族与国家之上。在这一点上，古希腊人与中国古人惊人地相似。公元前340年，雅典人伊索克拉底在演讲中宣称：“（雅典）带来的结果是‘古希腊人’这个名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一种智力，‘古希腊人’的称号被应用于那些分享我们文化的人们，而非那些具有共同血缘的人们。”他号召希腊人团结起来对抗“野蛮人”。
真正的文明人不会为自己建一个保护壳，躲在里面逃避现实，甚至做邪恶之事。
在明清之际，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13·正始》）亡国只是换了一家统治者。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却率领野兽们吞噬百姓，还导致人相食，这是亡天下——文明的衰亡。顾炎武又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认为，天下的重要性在国家之上，保国（朝廷）只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的事情，保天下（文明）是所有人的责任——这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意。
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再也不能假装是天下，而且还发现自己是一个落后国家。先觉者认识到，朝廷不应该再把这个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梁启超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寖假而以国家为朝廷之所有物焉。”（《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他指出，朝廷不是国家，两者不分有悖现代文明，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
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说：国家“不只意味着土地和人民，而且还包括对土地和人民所提供的武力保护”，而天下“是一个文明化的社会的概念”，比国家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另一位汉学家白鲁恂则说，中国是一个假装为国家的文明。他们似乎都认为，文明与作为政治单位的现代国家不能兼容。
其实，世界上单一民族国家的数量极少。无论依据传统还是现实，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否则便根基不稳。中国有多种文明，更需要接受和发展现代文明，并由此推动世界走向古代理想——天下大同。实际上，“文明冲突”主要出现在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之间。
华夏文明的起源
华夏文明系统是开放的，在融合中产生。
考古学家已经形成共识：华夏文明是多源头的。今天中国境内各地都出现了新石器文化遗迹，有数十种之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文明的曙光期，中原地区不是最发达的。但中原地区是地理中心，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商业的通衢，而且那时还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华夏文明在多种新石器文化的交流与征服中产生，地点是在中原。
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都是从边缘地区入主中原，中原一直到现代都是四战之地。夏商周是三个不同的文明体系，新王朝总向旧王朝学习，有所损益，不是一味地破坏。因此它们彼此又多有相似之处，使得古老文明延续下来。孔子对三代异同有清楚的认识，多次做过比较。
华夏文明在中原形成之后，边缘地区就相对落后了。这时“中国”（本指中原）也被用来指代华夏文明。楚、吴、越、秦等霸主国家在较晚时期才加入“中国”的纷争，在强大之后仍受到“中国”的歧视。
与彼此交流密切的其他古代文明（两河、埃及、巴勒斯坦、希腊）相比，僻处东方的华夏文明是孤独的，但并不孤立，因为北方的大草原把它们连在一起。驾马、制铁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技术很可能经草原传入中国。不过，在整个欧亚大陆（以及北非），对古代文明的威胁也来自北方的野蛮人。
中国的地理相对封闭，面积又足够大，可以自成一个世界，这是“天下”观念的成因。
从周初到秦汉
大约在3100多年前，西北边境的一个小邦打败商纣王，周取代了殷，并推动了人本思想。西周时期，文明缓慢发展，还受到威胁。公元前771年，西夷、犬戎等联军攻杀“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西周灭亡。次年，平王东迁，周王室对诸侯的权威和凝聚力大不如从前。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命管仲为宰相。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很高。他说，齐桓公多次与诸侯会盟，主持和平进程，这都是管仲的力量。孔子又说，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至今仍受益于管仲。如果没有管仲，华夏文明就会灭亡，我们都会成为野蛮人。（《论语·宪问》）
因为齐国的强大，华夏文明渡过了一次危机。在管仲之后不久，中国产生了众多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希腊、犹太、波斯、印度的文明也都出现了思想家或宗教家。这就是卡尔·雅思贝斯所谓的“轴心期”。其中，希腊思想和犹太信仰形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波斯文明也有一部分融入西方文明以及留在本土，但基本上被后起的伊斯兰教取代。轴心期思想的后裔现在主要有西方、印度和中国三家，过去数百年中最兴盛的是西方这一家。
在中国思想史上，“先秦”是最重要的时代，华夏文明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勃发的创造力。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皇权统一中国，并奠定了此后2200余年的政治模式。秦朝政治的特色是：焚书坑儒，皇室残杀，宦官专权，指鹿为马，农民暴动，王朝覆灭。控制思想是专制政权最注重的事情。秦朝的官吏成为导师，先秦的活跃思想彻底终结，古代的书籍被焚烧。所以，高度集权是文明的最大敌人。
秦朝因暴虐而速亡。汉初的文明重建是收集古籍，口述记录。当汉朝从秦末战乱中恢复之后，汉武帝采取了“温和”的政策。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一贯向权力靠拢的儒家的至高地位。不过，因为专制制度还处在“不完善”的初期，汉朝政治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文景之治、汉武大帝、光武帝，还有最淳朴的东汉风俗——道德还没有败坏。
汉朝时，华夏文明开始了一个大变化，公元一世纪，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这个平缓的过程持续了数百年才完成，在隋唐时期形成了汉传佛教。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在佛教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度文明的影响之下，中国的哲学、诗歌、绘画、雕塑、习俗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应对佛教的挑战，道家和儒家也做了调整。这一次“西化”很成功，佛教为华夏文明注入活力，也可以说是新增加了一个文明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