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罢除武备 法禁宽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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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靓在张悌兵败被杀后，四处逃窜不出。晋武帝与诸葛靓有旧交，诸葛靓的姐姐为琅邪王妃，因为他父亲诸葛诞造反时被司马昭的大将胡奋所斩，诸葛靓赴吴求救，此后便留在吴国，所以不肯在晋朝做官。晋武帝知道诸葛靓在他姐姐家，想见他而又没有理由，于是使请诸葛妃招呼诸葛靓相见。诸葛靓逃进厕所，晋武帝又进前逼见他，因而就看见了他，礼毕酒酣，对他说：“以前不是说要在今日相见吗！卿回忆一下年轻时的竹马之好，现在复好不？”晋武靓流泪哭涕说：“臣不能漆身皮面，复睹圣颜，实在是惭愧悔恨！”晋武帝于是也惭悔而出，下诏以他为侍中；诸葛靓固辞不拜受，回归于乡里，终身不向西晋朝廷而坐。其子诸葛恢在大晋官至尚书令。
到平定东吴之后，有司又上奏说：“先前诏书说王公以国为家，在京城不应该再有田宅。现今没有时间造作诸郡国官邸，应当使他们与城中有往来的人家寻觅住处，近郊有长满喂牲畜草的田地，现在可以设限，国王公侯，在京城得有一宅处所，近郊田地，大国田限十五顷，次国限十顷，小国限七顷。城内无宅第而在城外又有的，都听他们自留。”太康元年（280），西晋政府颁布占田制、课田令：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当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们都安其业而乐其事。
当初晋武帝更定叔孙通作的汉代元会仪，就是后来的《咸宁注》。在五礼中的分别里，其中有三种礼，一种是接待宾客的宾礼，一种是祭祀朝宗的吉礼、一种是沟通联络感情的嘉礼，元会仪就是会同在一起的仪制。自周朝以下，其礼制就越来越弥繁。从秦代灭学之后其礼制被废弃了很久，旧典残缺。在汉代兴起的时候，开始使叔孙通制礼，先参考了先代的仪制，但是也往往更改了很多内容，元会仪应运而生。汉代仪制里有一种正会礼，就是正月元旦，在夜漏（古代滴水记时的器具）还未到七刻时，开始鸣钟受贺，公侯以下拿着礼单把进献的礼物夹带到殿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升殿称万岁，然后奏乐，最后帝王饮宴群臣。魏武帝曹操建都邺城时，正月朝会在文昌殿举行，使用的是汉仪，又设置百华灯。傅玄在《元会赋》说：“考查夏朝后的遗训，综合殷周时期的典艺，采集秦汉朝代的旧仪，才确定了在正月元旦举行的嘉会。”从这可知就是兼采众代的礼制了。
在《咸宁注》里讲：“先是正月初一这一天，各个职能部门都设好住宿。在夜漏还没有到十刻时，群臣聚集到一起，在殿庭上燎起碳火。上贺，起，谒报，又贺皇后。回来后，从云龙东中华门进入，前往东阁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百官及接收贺礼的郎官以下至计吏都入立其次，守执陛卫的禁兵倚着四周轩阁成仪卫。夜漏还没到五刻时，谒者、仆射、大鸿胪各自奏群臣就位定立。夜漏滴尽时，侍中奏警卫宫禁的外办官员，这时再请皇帝出来，钟鼓声响起，百官都拜伏。太常引导皇帝升御坐，钟鼓立即停止，百官起身。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掌礼郎赞诵“请皇帝登王座”，大鸿胪跪着赞诵“藩王臣某某人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再报“藩王悉数登入”。谒者前往引上殿堂，站到御坐前。皇帝起身，藩王再拜，皇帝坐下，藩王重复再拜。然后跪置在璧阶下御坐前，再伏身拜，成礼完毕，谒者引下殿，回到原来位置。掌礼郎赞诵“皇帝请太尉等”。于是公爵、特进、匈奴南单于、金紫将军等官员站在大鸿胪西边，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官员站到大行令西边，都是向北面伏地。大鸿胪跪赞诵“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诵“皇帝请公等登入”。主事掌礼的引公爵和金紫将军等人上殿。皇帝起身，他们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在璧阶皮帛御坐前，复再拜，成礼完毕，谒者引下殿，回到原来位置。在公爵跪置璧阶成礼时，大行令一并赞诵殿下诸官员，中二千石以下的礼制是相同的。成礼完成后，把贺礼交授贽郎，贽郎把璧帛这一类的交付谒者，羔、雁、雉这一类的交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乐依次而作。乘黄令于是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进入，都再拜，成礼后就坐。御入后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藩王公爵和二千石官员上殿，千石与六百石的官员停留本位。谒者引藩王前往，捧樽酌寿酒跪着交与侍中，侍中跪置在御坐前，藩王回还。藩王自酌酒具放置在座位前。谒者跪奏“藩王臣某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四厢音乐声起，百官再拜。酒已饮，又再拜。谒者引藩王等还本位。站在陛沿下的开始传令百官就席，群臣都跪着唱“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自到殿堂上上寿酒。登歌乐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被升到阶边，太官令跪着交与侍郎，侍郎跪着进御坐前。于是开始行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歌唱三曲终于是降下。太官令跪请具御饭（捧着盛有食物的鼎器），抬到阶边，群臣这时全部起身。太官令持羹汤跪着交与司徒，又持饭跪着授与大司农，尚食官持饭案一并交与持节，持节跪着进御坐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奏食举乐”，太官遍行百官饭案（用于端饭的木盘）。食吃完后，太乐令跪奏“请进乐”。乐依次再起。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依次进众妓”。于是召诸郡计吏进前，受敕戒于阶下。宴会音乐完毕，有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声起，群臣北面再拜，出殿庭。”既然这样,那么在夜漏还没到七刻就称为晨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寿酒，这又称之为昼会。另外还特别设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乐、房中歌。
长江以东一带多虞歌，所以就没有晨贺。夜漏还没有到十刻时，就打开宣阳门，至清晨时开始打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才出来受贺。象皇太子这样出席朝会的，都是在三恪⑦以下王公以上。正月元旦朝会，设白兽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兽，如果有能献直言的人，就发此樽器皿饮酒。按照礼制，白兽樽乃是古代的杜举留传下的遗式，古人饮酒之时并不碰杯，而是祝完酒辞后高举酒杯再饮，这个扬杯动作就叫做“杜举”，有盖为白兽的，是后代人所搞出的名堂，表示忌惮的意思。
⑦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称三恪
汉朝时以高帝十月定秦，并且还是在一年的开头。到了汉武帝，虽改在夏季正月，但是每月都要回朝，一直持续到十月，就象是常飨会一样。他的仪制是这样的，夜漏未尽七刻时，受贺及接受进献礼品。公侯献璧，中二千石与二千石献羔羊，千石与六百石献雁鹅，四百石以下献雉鸡。三公奉璧上殿在御坐前，面朝北面拜礼。太常赞诵“皇帝为君兴”。三公伏拜，皇帝坐，要是这时进前去献璧，百官都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上殿称万岁，然后举觞，御食，司徒奉羹汤，大司农奉饭案，奏起举饭的乐声。百官受皇帝赏赐，帝王饮宴群臣，音乐声大作，如同元旦正月之仪。魏晋时期是到了冬至这一天，受诸侯及百僚称贺，因是小会，它的仪制亚于献岁之旦。古代的帝王没有不巡狩的。魏文帝时正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舆亟动，每年的劳役都没有安宁的时候，都是因为要应对当时多事的情况，他那时的仪制没有尊招旧章。明帝总共有三次东游巡狩，所经过的地方都过问百姓，授杖高年，体恤过疾苦，或赐以谷帛，有古时候巡幸之风。魏齐王曹芳在正始元年，巡狩到了洛阳县，赐年长的百姓力田各有差别。到晋武帝泰始四年时，下诏对刺史二千石的长吏说：“古代的王者，在每年的季节就到诸侯国巡狩，其次是为了二伯（周文王 与 齐桓公）的述职，不然就是行人顺便进行省查。故而虽然地方偏僻远，深微不足道，在心里却对它没有隔核，君臣下上情意相通，朝廷的政令也会远达边远的地区，至于说到一些没有劳动力而又没有亲属供养的人，由于他们受人蒙蔽不能得到所要的，因此以前人遗留的事迹来表示风俗，叫嚣休停的声音好象还有存在。朕在位已有很多年了，如临深川，自早至晚勤奋谨慎不敢懈怠，就是天亮了也没睡，坐而待旦，常思四方的水旱和因过失而造成灾害，为之怛然惊恐。勤躬约己，为的是令任何事都得到适当的解决。常担心各级官吏按性情办事，对事业的诚心还没有建立起来，各种事务的处理又琐碎烦杂，思虑这里面有不周到的地方，使得在政务和刑罚上失去公正，留下错误，而又不能获得和提供这方面阅览的材料。百姓有过错，是在于我一人的过失。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真是件不易的事，还没有闲暇来预料征巡省查的事，下面的事情还没有安定，拿什么来对他们抚恤。今派遣使者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让他们亲自来见刺史与二千石长官，一方面是申谕朕心，另一方面是访求在政治上的得失，对诸多事务进行调研。观省政教，为的是问人间患苦。周典上说过：其万姓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暴乱作慝犯令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每国辨异之，以返命于王。先古的典章和遗训，今天对它还是要讲的。回来后按罗列的各条上奏，俾朕是显然考虑到有的地区偏远，如何能够亲自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大夫是君子，就要各自拿出全部的心思，敬乃事，嘉言令图，苦言至戒，什么事都可以与前来的使者讲述，无所隐讳。方能将朕忧虑等待的心思，在这里得道勉励，使朕称心如意。”
在新礼里，皇帝巡狩方岳时，设立行宫以烧柴祭天就算是入礼了。先前诸侯中有前来朝觐天子的，用的宾礼及挟带的礼物都和朝仪是一样的，只是不建仪旗。京兆长安人挚虞（250-300）认为：“觐礼，诸侯朝觐天子，各建其旗。旗章的作用是标志着爵命，显示等同的威仪。《诗》中称君子至止，言观其旗。应该在制定新礼时，建旗如礼。”朝廷下诏认可了他提出的议案。但是终晋一代，那时的礼是不行的。关于封禅的传说，在经典里是没有讲的。礼是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而把有的名山升华到了天的地位，而仿佛凤皇降下，洒羽以救世，龟龙感通。天子所以就去巡狩，到达诸侯列国后，烧柴祭天，以告其成功，就把这个礼搞得事似而非。古代巫师方士编造的谶书，和儒家经义衍生的纬书都对其进行了推演，谶纬之学也就成了对未来的政治预言。于是王者就封泰山，禅梁甫（泰山下的小山），改易姓氏纪号。秦汉时期行其典故，又根据前史又各自陈述它的形制了。
在魏文帝黄初中，护军蒋济上奏说：“帝王的大礼，以巡狩为先；昭显祖宗称颂宗庙，以封禅为首。所以自古以来革命受符，还没有不蹈袭秦始皇封泰山而禅梁父的，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而司马相如说有文字以来，有七十二君，或顺所繇于前，谨遗教于后。太史公说，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是有的部门犯的过错。但是在美德中以功得圆满来讲，不登刊梁山之石，就无以彰显帝王之功，这既表示的是兆庶不朽，也是代表永远传承的原望。《语》中说：当君在感叹尧舜时代的美名时，好比是自己生的儿子对他人的父亲发出的赞誉。今天大魏承继了古代百王以来的弊乱，拯救流遁之艰险，接千载之衰绪，继百代之废业。最开始自周朝武文时期，身体力行，所以参成了天地之道，成为人神思化的总纲，又比喻为法度。上天以报应，嘉瑞以显祥，以此来和古代作比较，所有的事情都能拿来比喻。历观世代到而今，还没有废掉大礼的时候。虽然陛下志在扫尽残盗，荡涤余秽，还没有闲暇顾及这事。如果这样，三苗部族在江海倔强闹腾时，大舜就应当废掉东巡之仪；徐夷部族在淮泗跳梁时，周成王就应当停止岱岳之礼。而且去年在江汉击破了东吴，今年又在陇右屠蜀贼，使其震荡内溃，再不能侵没边地，已经不能拖累封禅之事。这个仪式已耽误了很久，非仓猝所定。应该诏告公卿，广撰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不负天下之望。臣在军旅待罪，不胜大愿，冒死以闻。”魏文帝曹丕下诏说：“闻蒋济说的这些言语，使我出汗流到了足背。自开天辟地以来，封禅的只有七十余位君王罢了。故而太史公说，虽然有受命的君主，而他们的功业有不周全的地方，所以在这中间有的人远在千多年前，近的也有数百年，对他们的仪阙不可能都有记载。我又有何种德修，敢在事务众多的时侯去做这事吗！蒋济难道说当世没有管仲，就以为我有桓公登泰山的志向吗！我不能欺天。蒋济的所言，华丽是华丽了，不是助我的人。公卿、侍中、尚书、常侍对这种表章省阅一下就算了，不要再拿出来议论，也不须对他进行答诏。”曹丕虽然拒绝了蒋济的提议，而实际上在家里就热闹地进行演练了封禅之仪，因为天下还没有统一，不欲便行大礼，黄初七年春正月，将去许昌时，而许昌的城南门无故自崩，曹丕心里感觉厌恶，于是没有进入。壬子，行还洛阳宫中。到三月，筑了个九华台。夏五月丙辰，得了大病，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遣后宫淑媛、昭仪已下归其家。在丁巳，崩于嘉福殿，当时四十岁，没有机会到泰山去封禅了。
在晋武帝平吴之后，一统天下，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上奏说：“圣德隆茂，光被四表，诸夏乂清，幽荒率从。神策庙算，席卷吴越，孙皓稽颡，六合为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东岳，告三府太堂为仪制。”卫瓘等人又上奏说：“臣听说祸事都是发自生灵涂炭的时期，在这期间就会有帝王出现，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发生的事件，有的出现的时间很短，只有数年，还不能将这一段历史完整地记载下来。立德以济世，挥扬以仁风，先前以登泰山封禅的有七十四家，能从他们的谥号可以知道的十个中就有四个。还有沈沦寂寞的人，曾经没有遗留下声名的人，更不可胜记。大晋要讲的德，来源自重（羲）黎（和）先祖时期，实际上是来至黄帝的孙，昌意的儿子颛顼留下来的佐证，颛顼又生了儿子穷蝉，就是舜的高祖，经过了夏商时期，重黎氏的血脉渊源世序天地。他们发展到了周朝后，前人遗留下来这种礼制没有失去，外化即为礼，在心即为德。现在金德将升，世济明圣，外平蜀汉，海内归心，武功的隆盛，实际由文德而生。到了陛下这个时代，受命登上主位，弘建大晋功业，使民众人心产生归向。唯独表面上，在沅湘江湖一带，还有凶桀的部族武装负隅顽抗，历代都没有归顺。现在以神谋作为决断，以天命将对他们进行讨伐，趁着平吴之后兵威暂加，数年就能荡定。羁押其鲸鲵（男女），赦其罪逆，官府以恩惠对其云覆雨施，使其八方来同，被汉文化声威教化，就能使大晋的威名传播到四方极远之地。虽古时候有黄帝轩辕的遐征，大禹的远略，周朝的奕世，又如何能拿到今天来尊崇呢！如果这玄石上刻的素文，是前人记载的著称，象以数表，言以事告，虽然古代这种《河图洛书》以天象造化作为推演，不也是同样做过。所以应该宣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发德号，明至尊，享天休，笃黎庶，勒千载之表，播流后之声，俾百世之下，莫不兴起。斯帝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也。”武帝下诏说：“今逋寇虽殄，外则障塞有警，内则百姓未宁，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贾充等人以天下一统，也屡请封禅；但是武帝不许可。
卫瓘等人又上奏说：“今天的疆域从东渐于大海，自西被于流沙，远及大漠之阴，计算从南到北的户数，莫不通属，大禹时期足迹遍及九州，今天实在是超过了它。天人之道已周全，巍巍之功已显著，应该修礼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祗，与主宰天界的上帝相配。登封泰山，致诚上帝，以答人神之愿也。乞如前面所奏。”武帝下诏不许可，说：“今阴阳还没有调和，刑罚政令也没有使用得当，百姓还没有安得其所，难道可以强行以功向上天告成功吗！”。卫瓘等人见此情形又再上奏说：“臣听闻处在帝王之位的人，必定有五德历运循环次序之期，顺天命之应；济世兆亿百姓的有功的人，必定有盛德之容，告成功之典。无功是不可胡说的，有功是不敢谦让的，自古代以来就行成了规矩。而圣明的诏书讲得好谦虚，屡次推辞其礼，虽盛德之容攸然存在，却推脱而没有自居。三公的职能就是主持天地的祭典，实际上是掌管人物，国家的大事，就取决于此。故而在汉代刘氏一族的封禅时，不在朝廷做官的人，就不会谋划这种事。臣等的前奏，全归功于对历代的祖考，现在天命又应，陛下的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应该修此礼。至于说到封禅的日期，须在五府上议定，然后再上奏使陛下听闻。”武帝下诏说：“就算是荡清了沅湘江湖一带的顽寇，都属于做这件事之人的功劳，如何就足以说是我的功德告成。眼望四方诸侯及九州牧伯，都盼望着国家兴隆，博大的汉文化得以传播，使华夏得以安宁，百姓获安定，社会得到治理，与他们休养生息。你们要想想朕日夜的希望，不要再把这件事拿到五府上去议定了。”卫瓘等人没死心又上奏说：“臣听闻唐虞三代都有济世弘功之君，莫不是仰承天休，俯协人志，登介丘，履梁父，还没有出现推辞的人，完全说明这种事是不可谦让的。现在陛下的功勋高过一百位君王，在德上没有二话可说，茂绩宏规，巍巍之业，实在不是臣等所能研究讨论的。而圣上在前面勤劳谦恭，屡次自行贬低，时至功德圆满也不理，推美而不居，这样就使当代皇朝上仪有了缺憾，也阻塞了验灵的后土皇地祗之款望，如何又能使大晋的典谟，与三皇五帝同风？臣等诚不敢奉诏，请如前奏施行。”武帝下诏说：“现在应当共思弘道，使朝廷在政治上得以健康发展，且等到以后年份好时再谈这种事，不要再众说纷纭了。”
诸侯王公里也有司又奏：“自古以来的圣明，把自己的居所建得很大，就是为了名扬四海，封禅名山，都是写在史籍上的，对它作过记载的有七十四位君王了。当舜禹拥有天下时，就巡狩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亲自行其道。《易》中著有：观俗省方，《礼》中写有：升中于天，《诗》中赞颂：陟其高山，都是记载到典籍上的。周文王在商纣时为西伯，为此服事殷商，他的儿子周公旦以鲁藩列于诸侯，有的时候在岐山国坐享，有的时候登顶泰山，就把这种事升华为圣德，就象是为了他的事业一样。自此以来，一些功薄而冒用这名义的人，也不可胜数。号谥没消失，还传到了今天。何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时，国家被分截；世宗景皇帝济世建立了大功，意图重整华夏；太祖文皇帝受天命创造大晋，荡定蜀汉；陛下应期龙兴，混一六合，泽被群生，威震无外。以前汉氏一族失去对江山的统治，又遇到吴蜀鼎峙，战事兵兴以来，打了将近百年，敌人处在地势险要风俗殊少，社会被隔绝，交通被阻塞。今天这些桀骜不驯的敌人，在二代人之后被平定而消灭，不是聪明神武，先天弗违，谁还能如此建立巍巍的功勋呢！臣等有幸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理当参加这个大会，亲身体会一下汉文化的博大，目睹太平圣世，是一件至公至美的事，与谁都不能相让。应该向在先朝的祖宗述说汇报，以古今宪章为参考，将功勋祭告岱岳（泰山），登封告成，并发展礼乐之制，使三雍的辟雍、明堂、灵台成为典范，扬名万世，以彰显祖宗。所以臣等情不自禁怀着最大的心愿，敢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来传播这件美事。请告述太常，准备好礼仪，奏请复同前表。”武帝下诏说：“所议列出的典故诚恳说到了古代的盛事，但现在你们还不可以如此这样搞。”于是便对这样报来的事，回以断绝。
太康元年，东平王司马楙上言说，王昌亲自看到他的父亲王毖，本居住在长沙，有妻子儿女，汉末才进入中国，当时正遇到江东反叛，在曹魏时期出仕为黄门郎，与前妻儿女死生隔绝，就变更娶了王昌的母亲。今江表一统，王昌听闻前母已死了很久，又有人对此提出非议，而请求朝廷评议。守博士谢衡在议案里说：“虽然有二位妻子，全是因为有其中的原故而才搞成这样，在道义上来讲不算是有损，评议后认为应该更改相妻为服妾。”
守博士许猛出班认为“由于当时交通被阻绝，礼制里又无对前母的说明，相妻为正这是常识，又在事情发生的前面，他的前母还没有死，没有理由因为这个原故使它变更。虽然现在他的前母死了很久，如同还在，就不应该使她成为他爹的服妾。”段畅、秦秀、驺冲出班附合，认同许猛的观点。
散骑常侍刘智安出班评议说：“礼是正常情况下为发生的事情设立的制度，不是为特殊的事故设的。对他死亡的父母，又不知道他们死生的，就不写在礼制上了。平生又不曾相见过，去居丧时对她的礼就不能加以隆重，应该以一定的居丧日期为限。”
都令史虞溥评议说：“臣认为礼不二嫡，故而以正妻为重，不是象前面的评议者认为的那样，他们有防妒顾忌而已。故而《礼·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在历史上还没有遇到变更而存在二嫡的事。.况且本来就没有二嫡的事，那么在王昌的父亲更改娶妻的时候，就是与前妻义绝之日。交通阻隔使王昌的父亲变相存在两个正妻，二妻都在时，必定不会搞出两个正妻专堂，令两个妇人一同执祭，在名义上同齐相等。”黄门侍郎崔谅、荀悝、中书监荀勖、领中书令和峤、侍郎夏侯湛的评议都如都令史虞溥一样的观点。
秦秀评议说：“在传统道义上如果有妾生的儿子，父亲会命令相妻来慈养，而这样便有了三年养育之恩，便如同自己所生一样。王昌的父亲有何种理由不依招此礼进行，而命两个相妻各自养吗！一般父亲对待亲密的朋友，有如同对待自己儿子一样的礼，更何况对待兄长的母亲！”
许猛又再次出班作评议：“丈夫年轻而妇人又稚嫩时，就在礼制上规定不许可改嫁更娶，这样一来对婚姻的规定就更适用了。现今，在妻子还在的情况下，他人又许以更聘，就使丈夫在得存先前的妻的情况下，又得到了再婚的妻子，非杜绝这样的事发生，如何？”
侍中领博士张惲评议：“以前舜帝在娶妻时没有告知父母，就使得在婚礼上有了缺憾，故而在《尧典》记载里，舜帝的女儿和婢女两人一起嫁给了尧帝，当时没有嫡媵大小的区别。但在她的传记里却是用妃夫人来称呼她的，说明是没立她为正室的皇后。一般人的丈夫是以圣人的弘功做为指导，就算是皇帝的亲生嫡子，也会因权事的更替而发生改变，以此来确定典礼的规格。东汉的黄昌告述新妻，使她回避正室，当时的舆论认可他的做法。推研黄帝的姬氏，他注重长子嫡孙，后裔长期以来保持着姬姓，其他的非嫡系子孙就不姓姬了，再回过头来看黄昌在这事上的做法，就应该使他们各自服侍其母。”东汉的黄昌字圣真，会稽余姚人，出生以来就是孤儿家庭贫寒，由于离学馆近因而就学做官，数次见到很多同学在自修庠序之礼，因好奇，也就跟着修了一些经典，又晓习文章书法，出仕就为洲郡决曹掾。刺史一次走进他们的部门，见到黄昌，感觉此人奇特，就招辟他在身边从事。后来主事的长官死了，他被拜为宛县令，在施政上严格而又霸道，喜欢惩发奸邪的人。一次有人偷了黄昌的车盖，黄昌开始没有声张，秘密派亲信侦查，后来才在他门下贼曹属的家中起获车盖，把这一家悉数收捕，立即杀死。大户人们都感到胆战心惊，都称黄昌有神明相助。洲郡要向朝廷举荐能人，黄昌于是被迁升蜀郡太守。先前的太守李根年老，在政事上办理糊涂，百姓有很多被侵害蒙冤。到了黄昌时，吏人送上的讼状牵扯七百多人，全部为他们作了断理，没有一个人不满意。一次密秘抓捕了一个强盗头子，逼使那强盗头子交代，按供述的名单前往各县核对同党的姓名，确定居处后，于是分派人等进前人抓捕，没有一个逃脱的。在当地的宿恶大奸，都奔逃到其他境域。当初，黄昌为州郡书佐时，正遇到收获的季节，要挖萝卜用盐淹于樽器中，他的妻子要回娘家看望父母并帮忙劳作，遇到强贼被劫走，于是流转入蜀地卖给他人为人妻。他的这个被拐卖的妻子又和他人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正好犯事被抓，于是他的前妻前往黄昌的衙门自行伸讼。黄昌怀疑此人的母亲不是蜀人，因而问其原由。他的前妻回答说：“妾本是会稽余姚人戴次公的女儿，是州郡书佐黄昌的妻子。妾一次回娘家，为贼所略，于是到了这里。”黄昌大惊，呼她进前，对她说：“你认识黄昌，有什么凭据？”对答：“黄昌左足心有黑痣，常常自言相书上说左足心有黑痣，应当作二千石的官吏。”黄昌于是伸出了左足给她看。因而两人相抱痛哭，回去后还是成为夫妇。在蜀郡太守任上干了四年，后来朝廷征招，再迁过为陈国相（陈郡，秦置郡，西汉改为淮阳国，东汉改为陈国，治所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当时县里有一彭氏大户，在以前豪强放纵，给自己造起一座大舍，高楼临道。黄昌每次出行到了县里，彭氏家里的妇人就登上楼，爬在楼栏边观看，惹得黄昌不高兴，于是把这一家收押投下大狱，找了个理由把他们全杀了。后来黄昌迁为河内郡太守（古以黄河以北为河内，以南、以西为河外），又再迁颍川郡太守（曹丕代汉后，改许为许昌，成为颍川郡郡治）。永和五年，征拜他将作大匠主管营造。汉安元年，进补大司农，左转太中大夫，死在官任上。
侍郎山雄与兼侍郎正在领《三国志》著作的陈寿认为：“都令史虞溥的反驳在名义上同齐相等，礼无二嫡，不可以并耳，这不是大夫的作派。假如王昌的父亲及两个母亲在今天都各自存在，那么前母就不应该被废，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假设令王昌的父亲将前母的儿子带进中国，并且都还活着，就应当尊从他的生母而服礼。姑且就算王昌的父亲没有抛弃前妻这样的事，王昌的兄长有就服母之理，那么王昌无疑就可以不用服礼。”
门下第属贼曹的卞粹评议：“王昌的父亲当时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而娶了后妻，那么以前的妻子就如同死了而在道义上没有绝断。如果前妻还活着并且又都能相见，而后妻又没有过世，那么就是把妾排到了前妻的地位了。前妻死了而又让后人知道这样的事，那么在丧葬的礼仪上应该相同，也没有存在并嫡的事实。这样一来必定会她们的使子孙，在她们过世之后，再来追忆二母在隔绝之时，以为存在并嫡，那么就违背了死去的父亲，追出亡母来议论。评议的人以为在礼制上没有讲为前母服礼的事例，可以说是以礼制记载的文字来损害了礼意。愚以为不是生母而为她服丧三年，没有哪一样不能同于他的前母，都应该是一样的丧葬的礼仪。”
门下第属仓曹的卫恒评议：“或者可以这样说，嫡不可二者并列，应当对前妻的服礼以断绝。这样一来就成为夺旧与新，违背了两个生母的意愿而把儿子的服礼给了她人，这在礼律上所不允许，在人情上所不安稳。或者可以这样说，断绝对前妻的服礼与死如同，没有二嫡并存的嫌疑，依据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件事，要令有服礼。这样一来就成为论嫡则死，议服则生，还自相矛盾，理又不通。愚以为当时交通被断绝，前妻就如同人死了一样，实在没有啥不同，应该一并认同生母如前母，不要再对前母进行追加服礼。”
主薄刘卞评议：“王毖在南为邦族，到北为羁旅，以此名分开来说，前妻为元妃（指第一次娶的嫡妻正室夫人），后妇为继室。何至于国家的道路在开通后，既而更加强迫他离开现在的妻子，废掉他的嫡子的名份！《春秋》不写姜氏（武姜），她的儿子庄公和她断绝母子关系，并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见面。当初因为她犯下的错相当可恶。晋献公把他女儿赵姬给了赵衰为妻，赵姬虽然很娇贵，当他得知赵衰在翟国还留有叔隗和赵盾母子后，便主张赵衰将赵盾母子接回晋国。赵姬的儿子原同虽然受到宠爱，赵姬却把叔隗生的儿子宣孟（赵盾死时，谥为宣孟）当成亲生的，叔隗回到赵衰家里，赵姬又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内子（妻子），自己以妾身侍之。如果说这是违礼苟让，那么为何有那么多人都把《春秋》当成善的呢！评论的人说因为地理交通断绝的理由，这种情况最终使他自已不得与前妻往来。今天道路被打通，为何又以各种原由在当今追而绝之呢！黄昌的事情是一种美谈，这又发生在近世，可以拿王毖的事和这些美谈作个比较。”在春秋时，申侯的女儿姜氏嫁给郑武公生下庄公（姬寤生）和共叔段（姬段），姜氏生庄公时难产，受到惊吓，给他取名叫姬寤生，所以很厌恶他。姜氏偏爱姬段，想立姬段为世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不答应，后来姬寤生即位为庄公，姜氏就替共叔段请求分封到制邑去。庄公说：“制邑是个长满岩石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如是封给其它城邑，我都可以答应。”姜氏又请求封给京邑，庄公答应了，让他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祭（zhài）仲对庄公说：“分封的都城超过百雉（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留下的制度：分封的大都不能超过国家三分之一，中等的为五分之一，最小的为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城不合法度，不按制度规定建立，君王将要不堪其苦。”庄公说：“这是姜氏想要的结果，我如何才能避开这种祸害呢？”祭仲对答：“姜氏有何不能满足的？不如早为她所设好防备，不使祸患滋生蔓延，蔓延开去就难以收拾了。就象蔓延生长的草都不可以清除干净，何况君的受姜氏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姑且等着看吧。”既而太叔令郑国西边与北边的城邑归于庄公也归于自己。公子吕（字子封）说：“国家不能整出两个君王，君将如何对它收场？想把国家交与太叔，臣就请求在他那里做事；如果不把国家交与他，那么就请除掉他。不要使民心产生动摇。”庄公说：“不需要，他将自行倒台。”太叔又收了两个城为自己管辖，势力扩展到了廪延（河南省延津县北。）。子封对庄公说：“可以收拾了，他的势力增大了，将得到更多的人。”庄公说：“自行不义就不能收笼人心，势力增大了也要垮台。”共叔段聚集起军队，大量给士兵装备修缮甲胄，用于作战的兵车也准备完成，准备袭击郑国都城。姜氏作为内应将开启城门。庄公听闻他们进攻的日期，说：“可以行动了！”命公子吕率兵车二百乘，车上甲士六百人，车下步兵一万四千四百人进攻讨伐共叔段的都城。共叔段的都城发生叛乱，共叔段逃入鄢城，庄公将要讨伐鄢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五月辛丑日，共叔段出奔共国。史书《春秋》说：“郑伯克段于鄢。”是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故而不在书中说他是庄公的弟弟；如同两个国君在争斗，故而说是克，用了一个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去教导；说庄公的本意就是想赶走共叔段。所以在书中不说是出奔，记载的人实在是难写。庄公就把姜氏安置在城颍，而且对此发誓说：“不到死时埋于黄泉，不再见面。”既而对此又后悔起来。一个颍谷封人名叫颍考叔，听闻这件事后，跑来向庄公献策，庄公赐给他一桌饭菜，颍考叔吃饭却留下肉羹不吃。庄公问他是什么愿因，他回答说：“小人有个母亲，小人吃过的食物她都尝过，就是还没有尝过君王的肉羹，请让我带回去让她也品尝一下。”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繄（yī），唯独我就没有！”颍考叔说：“敢问这话从何说起？”庄公就把事情的原故续述给了他，并且告述他自己很后悔。颍考叔对答道：“君有何忧虑的？如果挖个地道抵达泉水，穿过隧道而前去相见，那谁还能说不是黄泉相见呢？”庄公听从了这个意见。庄公从地道进入见了母亲，而后作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从地道出来后，也作一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于是母子俩合好如初。有君子说过：“颍考叔是个真正的孝子，纯孝也，他不但孝顺自己的母亲，而且把孝心影响到庄公身上。在《诗经·既醉》中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实就是对他这一类人说的吧？”
司空齐王司马攸评议：“在《礼记·丧服小记第十五》中讲：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在父亲死去过了很久才服丧，己过了日期就不要再搞了。很多儒家都认为父亲已在其它地方死了很久，而他的儿子生活在异域，在死之前来不及回来相见，父亲的丧礼虽然能够追服，儿子却可以不穿丧服，这就是不责非时之恩。但说道没有相见，就尚且不服他先死去父亲的礼，而且更何况他是前母非亲所生，礼义不能超越祖先定下的制度，没有往也没有来，亲情被地理阻隔，而现再令他追服丧礼，几乎不是在衡量人情，而是在确立法规这样的说法了。我认为王昌不应该追服丧礼。”
司徒李胤评议：“王毖为黄门侍郎时，江南已经叛乱。与古代的石厚那个时候做个比较，石碏能够大义灭亲，亲自派孺羊肩到陈国杀了石厚，何况于王毖的道义，可以这样认为就能得到妻子吗！”大司马陈骞没有进行评议，太尉贾充与抚军大将军妆南王司马亮都认从主事的意见。当初，贾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贾褒与贾裕，贾褒一名贾荃，裕一名贾浚。岳父李丰因密谋以夏侯玄代替司马师为大将军，事泄被司马师所诛，前妻李氏坐事被流放。后来贾充娶城阳太守郭配的女儿，就是广城君郭槐。武帝司马炎作主位后，李氏以大赦得还，武帝特诏贾充置左右夫人，贾充的母亲也命令贾充迎回李氏。郭槐大怒，捋起袖子数落贾充说：“你刊定律令，又立下了辅佐皇帝的大功，我在里面也是有分的，李氏哪能与我相提并论！”贾充无奈于是向武帝答诏，以谦虚的态度推托说，不敢当两夫人的盛礼，实在是畏惧有槐。而当时李氏的女儿贾荃成为齐王司马攸的妃子，贾荃想令她的父亲遣走郭槐，而迎回她的母亲。当时沛国刘含的母亲，以及帝舅羽林监王虔的前妻，都是毌丘俭的孙女，毌丘俭于公元255年与王淩、诸葛诞发动针对司马师的兵变，不久即兵败被杀。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把它拿到礼官那里，都不能裁决。虽然当时不能遣返后妻，多是安置在其它住所私通。贾充自以宰相为海内准则，于是为李氏在一个叫永年里的地方筑了居室，而不敢往来。贾荃与贾浚每天都号泣请求贾充，贾充竟然不前往。不久贾充要去关右坐镇，朝中公卿们提供帐蓬，设祖道以祭祀路神，并设宴送行，贾荃与贾浚两姐妹因怕贾充去远了，母亲被凉在一边，于是拉开帐蓬的排幔进后去坐在帐中，向贾充叩头，头都叩出了血，并向贾充及群僚陈述母亲应该被迎回去的意思。众人因贾荃是司马攸的王妃，都惊起而四散跑开。贾充既惊愕又很羞愧，遣黄门将两姐妹扶了出去。这时郭槐的女贾南风成为皇太子妃，武帝于是下诏作个了断，判李氏和与此情形一样的案例“皆不得还”，后来贾荃都是因这事被气得愤怒而死。最初的时候，郭槐还想察看一下李氏，贾充说：“她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往。”到了女儿贾南风成为皇太子妃时，郭槐于是盛着威仪而去。进入门户时，李氏出来迎接，郭槐顿时不觉得脚发软了，因这个感觉于是再拜见礼。从这时起贾充每次出行，郭槐都要在侧边使人前去寻找，担心他过李氏那边去了。当初，贾充的母亲柳氏是一个富有情感的人，看见古今有很多重节义的事，竟不知贾充与郭槐已成好事，认为不能同舟共济就是不忠，数次追着骂他。侍者在旁听闻这事，没有不窃笑的。到了后来将要过世时，贾充问她想说些什么，柳氏说：“我教汝迎回李氏重新作夫妻，你还不肯，还问什么他事！”于是不再说话。到后来贾充死后，李氏的两个女儿于是想把她们母亲的坟迁来祔葬，贾南风不允许她们这样干。到后来贾南风被废，李氏的家人才将李氏与贾充合葬。李氏作《女训》流行于社会。诸葛靓在张悌兵败被杀后，四处逃窜不出。晋武帝与诸葛靓有旧交，诸葛靓的姐姐为琅邪王妃，因为他父亲诸葛诞造反时被司马昭的大将胡奋所斩，诸葛靓赴吴求救，此后便留在吴国，所以不肯在晋朝做官。晋武帝知道诸葛靓在他姐姐家，想见他而又没有理由，于是使请诸葛妃招呼诸葛靓相见。诸葛靓逃进厕所，晋武帝又进前逼见他，因而就看见了他，礼毕酒酣，对他说：“以前不是说要在今日相见吗！卿回忆一下年轻时的竹马之好，现在复好不？”晋武靓流泪哭涕说：“臣不能漆身皮面，复睹圣颜，实在是惭愧悔恨！”晋武帝于是也惭悔而出，下诏以他为侍中；诸葛靓固辞不拜受，回归于乡里，终身不向西晋朝廷而坐。其子诸葛恢在大晋官至尚书令。
到平定东吴之后，有司又上奏说：“先前诏书说王公以国为家，在京城不应该再有田宅。现今没有时间造作诸郡国官邸，应当使他们与城中有往来的人家寻觅住处，近郊有长满喂牲畜草的田地，现在可以设限，国王公侯，在京城得有一宅处所，近郊田地，大国田限十五顷，次国限十顷，小国限七顷。城内无宅第而在城外又有的，都听他们自留。”太康元年（280），西晋政府颁布占田制、课田令：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当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们都安其业而乐其事。
当初晋武帝更定叔孙通作的汉代元会仪，就是后来的《咸宁注》。在五礼中的分别里，其中有三种礼，一种是接待宾客的宾礼，一种是祭祀朝宗的吉礼、一种是沟通联络感情的嘉礼，元会仪就是会同在一起的仪制。自周朝以下，其礼制就越来越弥繁。从秦代灭学之后其礼制被废弃了很久，旧典残缺。在汉代兴起的时候，开始使叔孙通制礼，先参考了先代的仪制，但是也往往更改了很多内容，元会仪应运而生。汉代仪制里有一种正会礼，就是正月元旦，在夜漏（古代滴水记时的器具）还未到七刻时，开始鸣钟受贺，公侯以下拿着礼单把进献的礼物夹带到殿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升殿称万岁，然后奏乐，最后帝王饮宴群臣。魏武帝曹操建都邺城时，正月朝会在文昌殿举行，使用的是汉仪，又设置百华灯。傅玄在《元会赋》说：“考查夏朝后的遗训，综合殷周时期的典艺，采集秦汉朝代的旧仪，才确定了在正月元旦举行的嘉会。”从这可知就是兼采众代的礼制了。
在《咸宁注》里讲：“先是正月初一这一天，各个职能部门都设好住宿。在夜漏还没有到十刻时，群臣聚集到一起，在殿庭上燎起碳火。上贺，起，谒报，又贺皇后。回来后，从云龙东中华门进入，前往东阁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百官及接收贺礼的郎官以下至计吏都入立其次，守执陛卫的禁兵倚着四周轩阁成仪卫。夜漏还没到五刻时，谒者、仆射、大鸿胪各自奏群臣就位定立。夜漏滴尽时，侍中奏警卫宫禁的外办官员，这时再请皇帝出来，钟鼓声响起，百官都拜伏。太常引导皇帝升御坐，钟鼓立即停止，百官起身。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掌礼郎赞诵“请皇帝登王座”，大鸿胪跪着赞诵“藩王臣某某人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再报“藩王悉数登入”。谒者前往引上殿堂，站到御坐前。皇帝起身，藩王再拜，皇帝坐下，藩王重复再拜。然后跪置在璧阶下御坐前，再伏身拜，成礼完毕，谒者引下殿，回到原来位置。掌礼郎赞诵“皇帝请太尉等”。于是公爵、特进、匈奴南单于、金紫将军等官员站在大鸿胪西边，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官员站到大行令西边，都是向北面伏地。大鸿胪跪赞诵“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诵“皇帝请公等登入”。主事掌礼的引公爵和金紫将军等人上殿。皇帝起身，他们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在璧阶皮帛御坐前，复再拜，成礼完毕，谒者引下殿，回到原来位置。在公爵跪置璧阶成礼时，大行令一并赞诵殿下诸官员，中二千石以下的礼制是相同的。成礼完成后，把贺礼交授贽郎，贽郎把璧帛这一类的交付谒者，羔、雁、雉这一类的交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乐依次而作。乘黄令于是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进入，都再拜，成礼后就坐。御入后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藩王公爵和二千石官员上殿，千石与六百石的官员停留本位。谒者引藩王前往，捧樽酌寿酒跪着交与侍中，侍中跪置在御坐前，藩王回还。藩王自酌酒具放置在座位前。谒者跪奏“藩王臣某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四厢音乐声起，百官再拜。酒已饮，又再拜。谒者引藩王等还本位。站在陛沿下的开始传令百官就席，群臣都跪着唱“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自到殿堂上上寿酒。登歌乐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被升到阶边，太官令跪着交与侍郎，侍郎跪着进御坐前。于是开始行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歌唱三曲终于是降下。太官令跪请具御饭（捧着盛有食物的鼎器），抬到阶边，群臣这时全部起身。太官令持羹汤跪着交与司徒，又持饭跪着授与大司农，尚食官持饭案一并交与持节，持节跪着进御坐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奏食举乐”，太官遍行百官饭案（用于端饭的木盘）。食吃完后，太乐令跪奏“请进乐”。乐依次再起。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依次进众妓”。于是召诸郡计吏进前，受敕戒于阶下。宴会音乐完毕，有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声起，群臣北面再拜，出殿庭。”既然这样,那么在夜漏还没到七刻就称为晨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寿酒，这又称之为昼会。另外还特别设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乐、房中歌。
长江以东一带多虞歌，所以就没有晨贺。夜漏还没有到十刻时，就打开宣阳门，至清晨时开始打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才出来受贺。象皇太子这样出席朝会的，都是在三恪⑦以下王公以上。正月元旦朝会，设白兽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兽，如果有能献直言的人，就发此樽器皿饮酒。按照礼制，白兽樽乃是古代的杜举留传下的遗式，古人饮酒之时并不碰杯，而是祝完酒辞后高举酒杯再饮，这个扬杯动作就叫做“杜举”，有盖为白兽的，是后代人所搞出的名堂，表示忌惮的意思。
⑦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称三恪
汉朝时以高帝十月定秦，并且还是在一年的开头。到了汉武帝，虽改在夏季正月，但是每月都要回朝，一直持续到十月，就象是常飨会一样。他的仪制是这样的，夜漏未尽七刻时，受贺及接受进献礼品。公侯献璧，中二千石与二千石献羔羊，千石与六百石献雁鹅，四百石以下献雉鸡。三公奉璧上殿在御坐前，面朝北面拜礼。太常赞诵“皇帝为君兴”。三公伏拜，皇帝坐，要是这时进前去献璧，百官都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上殿称万岁，然后举觞，御食，司徒奉羹汤，大司农奉饭案，奏起举饭的乐声。百官受皇帝赏赐，帝王饮宴群臣，音乐声大作，如同元旦正月之仪。魏晋时期是到了冬至这一天，受诸侯及百僚称贺，因是小会，它的仪制亚于献岁之旦。古代的帝王没有不巡狩的。魏文帝时正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舆亟动，每年的劳役都没有安宁的时候，都是因为要应对当时多事的情况，他那时的仪制没有尊招旧章。明帝总共有三次东游巡狩，所经过的地方都过问百姓，授杖高年，体恤过疾苦，或赐以谷帛，有古时候巡幸之风。魏齐王曹芳在正始元年，巡狩到了洛阳县，赐年长的百姓力田各有差别。到晋武帝泰始四年时，下诏对刺史二千石的长吏说：“古代的王者，在每年的季节就到诸侯国巡狩，其次是为了二伯（周文王 与 齐桓公）的述职，不然就是行人顺便进行省查。故而虽然地方偏僻远，深微不足道，在心里却对它没有隔核，君臣下上情意相通，朝廷的政令也会远达边远的地区，至于说到一些没有劳动力而又没有亲属供养的人，由于他们受人蒙蔽不能得到所要的，因此以前人遗留的事迹来表示风俗，叫嚣休停的声音好象还有存在。朕在位已有很多年了，如临深川，自早至晚勤奋谨慎不敢懈怠，就是天亮了也没睡，坐而待旦，常思四方的水旱和因过失而造成灾害，为之怛然惊恐。勤躬约己，为的是令任何事都得到适当的解决。常担心各级官吏按性情办事，对事业的诚心还没有建立起来，各种事务的处理又琐碎烦杂，思虑这里面有不周到的地方，使得在政务和刑罚上失去公正，留下错误，而又不能获得和提供这方面阅览的材料。百姓有过错，是在于我一人的过失。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真是件不易的事，还没有闲暇来预料征巡省查的事，下面的事情还没有安定，拿什么来对他们抚恤。今派遣使者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让他们亲自来见刺史与二千石长官，一方面是申谕朕心，另一方面是访求在政治上的得失，对诸多事务进行调研。观省政教，为的是问人间患苦。周典上说过：其万姓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暴乱作慝犯令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每国辨异之，以返命于王。先古的典章和遗训，今天对它还是要讲的。回来后按罗列的各条上奏，俾朕是显然考虑到有的地区偏远，如何能够亲自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大夫是君子，就要各自拿出全部的心思，敬乃事，嘉言令图，苦言至戒，什么事都可以与前来的使者讲述，无所隐讳。方能将朕忧虑等待的心思，在这里得道勉励，使朕称心如意。”
在新礼里，皇帝巡狩方岳时，设立行宫以烧柴祭天就算是入礼了。先前诸侯中有前来朝觐天子的，用的宾礼及挟带的礼物都和朝仪是一样的，只是不建仪旗。京兆长安人挚虞（250-300）认为：“觐礼，诸侯朝觐天子，各建其旗。旗章的作用是标志着爵命，显示等同的威仪。《诗》中称君子至止，言观其旗。应该在制定新礼时，建旗如礼。”朝廷下诏认可了他提出的议案。但是终晋一代，那时的礼是不行的。关于封禅的传说，在经典里是没有讲的。礼是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而把有的名山升华到了天的地位，而仿佛凤皇降下，洒羽以救世，龟龙感通。天子所以就去巡狩，到达诸侯列国后，烧柴祭天，以告其成功，就把这个礼搞得事似而非。古代巫师方士编造的谶书，和儒家经义衍生的纬书都对其进行了推演，谶纬之学也就成了对未来的政治预言。于是王者就封泰山，禅梁甫（泰山下的小山），改易姓氏纪号。秦汉时期行其典故，又根据前史又各自陈述它的形制了。
在魏文帝黄初中，护军蒋济上奏说：“帝王的大礼，以巡狩为先；昭显祖宗称颂宗庙，以封禅为首。所以自古以来革命受符，还没有不蹈袭秦始皇封泰山而禅梁父的，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而司马相如说有文字以来，有七十二君，或顺所繇于前，谨遗教于后。太史公说，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是有的部门犯的过错。但是在美德中以功得圆满来讲，不登刊梁山之石，就无以彰显帝王之功，这既表示的是兆庶不朽，也是代表永远传承的原望。《语》中说：当君在感叹尧舜时代的美名时，好比是自己生的儿子对他人的父亲发出的赞誉。今天大魏承继了古代百王以来的弊乱，拯救流遁之艰险，接千载之衰绪，继百代之废业。最开始自周朝武文时期，身体力行，所以参成了天地之道，成为人神思化的总纲，又比喻为法度。上天以报应，嘉瑞以显祥，以此来和古代作比较，所有的事情都能拿来比喻。历观世代到而今，还没有废掉大礼的时候。虽然陛下志在扫尽残盗，荡涤余秽，还没有闲暇顾及这事。如果这样，三苗部族在江海倔强闹腾时，大舜就应当废掉东巡之仪；徐夷部族在淮泗跳梁时，周成王就应当停止岱岳之礼。而且去年在江汉击破了东吴，今年又在陇右屠蜀贼，使其震荡内溃，再不能侵没边地，已经不能拖累封禅之事。这个仪式已耽误了很久，非仓猝所定。应该诏告公卿，广撰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不负天下之望。臣在军旅待罪，不胜大愿，冒死以闻。”魏文帝曹丕下诏说：“闻蒋济说的这些言语，使我出汗流到了足背。自开天辟地以来，封禅的只有七十余位君王罢了。故而太史公说，虽然有受命的君主，而他们的功业有不周全的地方，所以在这中间有的人远在千多年前，近的也有数百年，对他们的仪阙不可能都有记载。我又有何种德修，敢在事务众多的时侯去做这事吗！蒋济难道说当世没有管仲，就以为我有桓公登泰山的志向吗！我不能欺天。蒋济的所言，华丽是华丽了，不是助我的人。公卿、侍中、尚书、常侍对这种表章省阅一下就算了，不要再拿出来议论，也不须对他进行答诏。”曹丕虽然拒绝了蒋济的提议，而实际上在家里就热闹地进行演练了封禅之仪，因为天下还没有统一，不欲便行大礼，黄初七年春正月，将去许昌时，而许昌的城南门无故自崩，曹丕心里感觉厌恶，于是没有进入。壬子，行还洛阳宫中。到三月，筑了个九华台。夏五月丙辰，得了大病，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遣后宫淑媛、昭仪已下归其家。在丁巳，崩于嘉福殿，当时四十岁，没有机会到泰山去封禅了。
在晋武帝平吴之后，一统天下，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上奏说：“圣德隆茂，光被四表，诸夏乂清，幽荒率从。神策庙算，席卷吴越，孙皓稽颡，六合为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东岳，告三府太堂为仪制。”卫瓘等人又上奏说：“臣听说祸事都是发自生灵涂炭的时期，在这期间就会有帝王出现，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发生的事件，有的出现的时间很短，只有数年，还不能将这一段历史完整地记载下来。立德以济世，挥扬以仁风，先前以登泰山封禅的有七十四家，能从他们的谥号可以知道的十个中就有四个。还有沈沦寂寞的人，曾经没有遗留下声名的人，更不可胜记。大晋要讲的德，来源自重（羲）黎（和）先祖时期，实际上是来至黄帝的孙，昌意的儿子颛顼留下来的佐证，颛顼又生了儿子穷蝉，就是舜的高祖，经过了夏商时期，重黎氏的血脉渊源世序天地。他们发展到了周朝后，前人遗留下来这种礼制没有失去，外化即为礼，在心即为德。现在金德将升，世济明圣，外平蜀汉，海内归心，武功的隆盛，实际由文德而生。到了陛下这个时代，受命登上主位，弘建大晋功业，使民众人心产生归向。唯独表面上，在沅湘江湖一带，还有凶桀的部族武装负隅顽抗，历代都没有归顺。现在以神谋作为决断，以天命将对他们进行讨伐，趁着平吴之后兵威暂加，数年就能荡定。羁押其鲸鲵（男女），赦其罪逆，官府以恩惠对其云覆雨施，使其八方来同，被汉文化声威教化，就能使大晋的威名传播到四方极远之地。虽古时候有黄帝轩辕的遐征，大禹的远略，周朝的奕世，又如何能拿到今天来尊崇呢！如果这玄石上刻的素文，是前人记载的著称，象以数表，言以事告，虽然古代这种《河图洛书》以天象造化作为推演，不也是同样做过。所以应该宣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发德号，明至尊，享天休，笃黎庶，勒千载之表，播流后之声，俾百世之下，莫不兴起。斯帝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也。”武帝下诏说：“今逋寇虽殄，外则障塞有警，内则百姓未宁，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贾充等人以天下一统，也屡请封禅；但是武帝不许可。
卫瓘等人又上奏说：“今天的疆域从东渐于大海，自西被于流沙，远及大漠之阴，计算从南到北的户数，莫不通属，大禹时期足迹遍及九州，今天实在是超过了它。天人之道已周全，巍巍之功已显著，应该修礼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祗，与主宰天界的上帝相配。登封泰山，致诚上帝，以答人神之愿也。乞如前面所奏。”武帝下诏不许可，说：“今阴阳还没有调和，刑罚政令也没有使用得当，百姓还没有安得其所，难道可以强行以功向上天告成功吗！”。卫瓘等人见此情形又再上奏说：“臣听闻处在帝王之位的人，必定有五德历运循环次序之期，顺天命之应；济世兆亿百姓的有功的人，必定有盛德之容，告成功之典。无功是不可胡说的，有功是不敢谦让的，自古代以来就行成了规矩。而圣明的诏书讲得好谦虚，屡次推辞其礼，虽盛德之容攸然存在，却推脱而没有自居。三公的职能就是主持天地的祭典，实际上是掌管人物，国家的大事，就取决于此。故而在汉代刘氏一族的封禅时，不在朝廷做官的人，就不会谋划这种事。臣等的前奏，全归功于对历代的祖考，现在天命又应，陛下的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应该修此礼。至于说到封禅的日期，须在五府上议定，然后再上奏使陛下听闻。”武帝下诏说：“就算是荡清了沅湘江湖一带的顽寇，都属于做这件事之人的功劳，如何就足以说是我的功德告成。眼望四方诸侯及九州牧伯，都盼望着国家兴隆，博大的汉文化得以传播，使华夏得以安宁，百姓获安定，社会得到治理，与他们休养生息。你们要想想朕日夜的希望，不要再把这件事拿到五府上去议定了。”卫瓘等人没死心又上奏说：“臣听闻唐虞三代都有济世弘功之君，莫不是仰承天休，俯协人志，登介丘，履梁父，还没有出现推辞的人，完全说明这种事是不可谦让的。现在陛下的功勋高过一百位君王，在德上没有二话可说，茂绩宏规，巍巍之业，实在不是臣等所能研究讨论的。而圣上在前面勤劳谦恭，屡次自行贬低，时至功德圆满也不理，推美而不居，这样就使当代皇朝上仪有了缺憾，也阻塞了验灵的后土皇地祗之款望，如何又能使大晋的典谟，与三皇五帝同风？臣等诚不敢奉诏，请如前奏施行。”武帝下诏说：“现在应当共思弘道，使朝廷在政治上得以健康发展，且等到以后年份好时再谈这种事，不要再众说纷纭了。”
诸侯王公里也有司又奏：“自古以来的圣明，把自己的居所建得很大，就是为了名扬四海，封禅名山，都是写在史籍上的，对它作过记载的有七十四位君王了。当舜禹拥有天下时，就巡狩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亲自行其道。《易》中著有：观俗省方，《礼》中写有：升中于天，《诗》中赞颂：陟其高山，都是记载到典籍上的。周文王在商纣时为西伯，为此服事殷商，他的儿子周公旦以鲁藩列于诸侯，有的时候在岐山国坐享，有的时候登顶泰山，就把这种事升华为圣德，就象是为了他的事业一样。自此以来，一些功薄而冒用这名义的人，也不可胜数。号谥没消失，还传到了今天。何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时，国家被分截；世宗景皇帝济世建立了大功，意图重整华夏；太祖文皇帝受天命创造大晋，荡定蜀汉；陛下应期龙兴，混一六合，泽被群生，威震无外。以前汉氏一族失去对江山的统治，又遇到吴蜀鼎峙，战事兵兴以来，打了将近百年，敌人处在地势险要风俗殊少，社会被隔绝，交通被阻塞。今天这些桀骜不驯的敌人，在二代人之后被平定而消灭，不是聪明神武，先天弗违，谁还能如此建立巍巍的功勋呢！臣等有幸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理当参加这个大会，亲身体会一下汉文化的博大，目睹太平圣世，是一件至公至美的事，与谁都不能相让。应该向在先朝的祖宗述说汇报，以古今宪章为参考，将功勋祭告岱岳（泰山），登封告成，并发展礼乐之制，使三雍的辟雍、明堂、灵台成为典范，扬名万世，以彰显祖宗。所以臣等情不自禁怀着最大的心愿，敢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来传播这件美事。请告述太常，准备好礼仪，奏请复同前表。”武帝下诏说：“所议列出的典故诚恳说到了古代的盛事，但现在你们还不可以如此这样搞。”于是便对这样报来的事，回以断绝。
太康元年，东平王司马楙上言说，王昌亲自看到他的父亲王毖，本居住在长沙，有妻子儿女，汉末才进入中国，当时正遇到江东反叛，在曹魏时期出仕为黄门郎，与前妻儿女死生隔绝，就变更娶了王昌的母亲。今江表一统，王昌听闻前母已死了很久，又有人对此提出非议，而请求朝廷评议。守博士谢衡在议案里说：“虽然有二位妻子，全是因为有其中的原故而才搞成这样，在道义上来讲不算是有损，评议后认为应该更改相妻为服妾。”
守博士许猛出班认为“由于当时交通被阻绝，礼制里又无对前母的说明，相妻为正这是常识，又在事情发生的前面，他的前母还没有死，没有理由因为这个原故使它变更。虽然现在他的前母死了很久，如同还在，就不应该使她成为他爹的服妾。”段畅、秦秀、驺冲出班附合，认同许猛的观点。
散骑常侍刘智安出班评议说：“礼是正常情况下为发生的事情设立的制度，不是为特殊的事故设的。对他死亡的父母，又不知道他们死生的，就不写在礼制上了。平生又不曾相见过，去居丧时对她的礼就不能加以隆重，应该以一定的居丧日期为限。”
都令史虞溥评议说：“臣认为礼不二嫡，故而以正妻为重，不是象前面的评议者认为的那样，他们有防妒顾忌而已。故而《礼·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在历史上还没有遇到变更而存在二嫡的事。.况且本来就没有二嫡的事，那么在王昌的父亲更改娶妻的时候，就是与前妻义绝之日。交通阻隔使王昌的父亲变相存在两个正妻，二妻都在时，必定不会搞出两个正妻专堂，令两个妇人一同执祭，在名义上同齐相等。”黄门侍郎崔谅、荀悝、中书监荀勖、领中书令和峤、侍郎夏侯湛的评议都如都令史虞溥一样的观点。
秦秀评议说：“在传统道义上如果有妾生的儿子，父亲会命令相妻来慈养，而这样便有了三年养育之恩，便如同自己所生一样。王昌的父亲有何种理由不依招此礼进行，而命两个相妻各自养吗！一般父亲对待亲密的朋友，有如同对待自己儿子一样的礼，更何况对待兄长的母亲！”
许猛又再次出班作评议：“丈夫年轻而妇人又稚嫩时，就在礼制上规定不许可改嫁更娶，这样一来对婚姻的规定就更适用了。现今，在妻子还在的情况下，他人又许以更聘，就使丈夫在得存先前的妻的情况下，又得到了再婚的妻子，非杜绝这样的事发生，如何？”
侍中领博士张惲评议：“以前舜帝在娶妻时没有告知父母，就使得在婚礼上有了缺憾，故而在《尧典》记载里，舜帝的女儿和婢女两人一起嫁给了尧帝，当时没有嫡媵大小的区别。但在她的传记里却是用妃夫人来称呼她的，说明是没立她为正室的皇后。一般人的丈夫是以圣人的弘功做为指导，就算是皇帝的亲生嫡子，也会因权事的更替而发生改变，以此来确定典礼的规格。东汉的黄昌告述新妻，使她回避正室，当时的舆论认可他的做法。推研黄帝的姬氏，他注重长子嫡孙，后裔长期以来保持着姬姓，其他的非嫡系子孙就不姓姬了，再回过头来看黄昌在这事上的做法，就应该使他们各自服侍其母。”东汉的黄昌字圣真，会稽余姚人，出生以来就是孤儿家庭贫寒，由于离学馆近因而就学做官，数次见到很多同学在自修庠序之礼，因好奇，也就跟着修了一些经典，又晓习文章书法，出仕就为洲郡决曹掾。刺史一次走进他们的部门，见到黄昌，感觉此人奇特，就招辟他在身边从事。后来主事的长官死了，他被拜为宛县令，在施政上严格而又霸道，喜欢惩发奸邪的人。一次有人偷了黄昌的车盖，黄昌开始没有声张，秘密派亲信侦查，后来才在他门下贼曹属的家中起获车盖，把这一家悉数收捕，立即杀死。大户人们都感到胆战心惊，都称黄昌有神明相助。洲郡要向朝廷举荐能人，黄昌于是被迁升蜀郡太守。先前的太守李根年老，在政事上办理糊涂，百姓有很多被侵害蒙冤。到了黄昌时，吏人送上的讼状牵扯七百多人，全部为他们作了断理，没有一个人不满意。一次密秘抓捕了一个强盗头子，逼使那强盗头子交代，按供述的名单前往各县核对同党的姓名，确定居处后，于是分派人等进前人抓捕，没有一个逃脱的。在当地的宿恶大奸，都奔逃到其他境域。当初，黄昌为州郡书佐时，正遇到收获的季节，要挖萝卜用盐淹于樽器中，他的妻子要回娘家看望父母并帮忙劳作，遇到强贼被劫走，于是流转入蜀地卖给他人为人妻。他的这个被拐卖的妻子又和他人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正好犯事被抓，于是他的前妻前往黄昌的衙门自行伸讼。黄昌怀疑此人的母亲不是蜀人，因而问其原由。他的前妻回答说：“妾本是会稽余姚人戴次公的女儿，是州郡书佐黄昌的妻子。妾一次回娘家，为贼所略，于是到了这里。”黄昌大惊，呼她进前，对她说：“你认识黄昌，有什么凭据？”对答：“黄昌左足心有黑痣，常常自言相书上说左足心有黑痣，应当作二千石的官吏。”黄昌于是伸出了左足给她看。因而两人相抱痛哭，回去后还是成为夫妇。在蜀郡太守任上干了四年，后来朝廷征招，再迁过为陈国相（陈郡，秦置郡，西汉改为淮阳国，东汉改为陈国，治所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当时县里有一彭氏大户，在以前豪强放纵，给自己造起一座大舍，高楼临道。黄昌每次出行到了县里，彭氏家里的妇人就登上楼，爬在楼栏边观看，惹得黄昌不高兴，于是把这一家收押投下大狱，找了个理由把他们全杀了。后来黄昌迁为河内郡太守（古以黄河以北为河内，以南、以西为河外），又再迁颍川郡太守（曹丕代汉后，改许为许昌，成为颍川郡郡治）。永和五年，征拜他将作大匠主管营造。汉安元年，进补大司农，左转太中大夫，死在官任上。
侍郎山雄与兼侍郎正在领《三国志》著作的陈寿认为：“都令史虞溥的反驳在名义上同齐相等，礼无二嫡，不可以并耳，这不是大夫的作派。假如王昌的父亲及两个母亲在今天都各自存在，那么前母就不应该被废，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假设令王昌的父亲将前母的儿子带进中国，并且都还活着，就应当尊从他的生母而服礼。姑且就算王昌的父亲没有抛弃前妻这样的事，王昌的兄长有就服母之理，那么王昌无疑就可以不用服礼。”
门下第属贼曹的卞粹评议：“王昌的父亲当时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而娶了后妻，那么以前的妻子就如同死了而在道义上没有绝断。如果前妻还活着并且又都能相见，而后妻又没有过世，那么就是把妾排到了前妻的地位了。前妻死了而又让后人知道这样的事，那么在丧葬的礼仪上应该相同，也没有存在并嫡的事实。这样一来必定会她们的使子孙，在她们过世之后，再来追忆二母在隔绝之时，以为存在并嫡，那么就违背了死去的父亲，追出亡母来议论。评议的人以为在礼制上没有讲为前母服礼的事例，可以说是以礼制记载的文字来损害了礼意。愚以为不是生母而为她服丧三年，没有哪一样不能同于他的前母，都应该是一样的丧葬的礼仪。”
门下第属仓曹的卫恒评议：“或者可以这样说，嫡不可二者并列，应当对前妻的服礼以断绝。这样一来就成为夺旧与新，违背了两个生母的意愿而把儿子的服礼给了她人，这在礼律上所不允许，在人情上所不安稳。或者可以这样说，断绝对前妻的服礼与死如同，没有二嫡并存的嫌疑，依据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件事，要令有服礼。这样一来就成为论嫡则死，议服则生，还自相矛盾，理又不通。愚以为当时交通被断绝，前妻就如同人死了一样，实在没有啥不同，应该一并认同生母如前母，不要再对前母进行追加服礼。”
主薄刘卞评议：“王毖在南为邦族，到北为羁旅，以此名分开来说，前妻为元妃（指第一次娶的嫡妻正室夫人），后妇为继室。何至于国家的道路在开通后，既而更加强迫他离开现在的妻子，废掉他的嫡子的名份！《春秋》不写姜氏（武姜），她的儿子庄公和她断绝母子关系，并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见面。当初因为她犯下的错相当可恶。晋献公把他女儿赵姬给了赵衰为妻，赵姬虽然很娇贵，当他得知赵衰在翟国还留有叔隗和赵盾母子后，便主张赵衰将赵盾母子接回晋国。赵姬的儿子原同虽然受到宠爱，赵姬却把叔隗生的儿子宣孟（赵盾死时，谥为宣孟）当成亲生的，叔隗回到赵衰家里，赵姬又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内子（妻子），自己以妾身侍之。如果说这是违礼苟让，那么为何有那么多人都把《春秋》当成善的呢！评论的人说因为地理交通断绝的理由，这种情况最终使他自已不得与前妻往来。今天道路被打通，为何又以各种原由在当今追而绝之呢！黄昌的事情是一种美谈，这又发生在近世，可以拿王毖的事和这些美谈作个比较。”在春秋时，申侯的女儿姜氏嫁给郑武公生下庄公（姬寤生）和共叔段（姬段），姜氏生庄公时难产，受到惊吓，给他取名叫姬寤生，所以很厌恶他。姜氏偏爱姬段，想立姬段为世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不答应，后来姬寤生即位为庄公，姜氏就替共叔段请求分封到制邑去。庄公说：“制邑是个长满岩石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如是封给其它城邑，我都可以答应。”姜氏又请求封给京邑，庄公答应了，让他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祭（zhài）仲对庄公说：“分封的都城超过百雉（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留下的制度：分封的大都不能超过国家三分之一，中等的为五分之一，最小的为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城不合法度，不按制度规定建立，君王将要不堪其苦。”庄公说：“这是姜氏想要的结果，我如何才能避开这种祸害呢？”祭仲对答：“姜氏有何不能满足的？不如早为她所设好防备，不使祸患滋生蔓延，蔓延开去就难以收拾了。就象蔓延生长的草都不可以清除干净，何况君的受姜氏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姑且等着看吧。”既而太叔令郑国西边与北边的城邑归于庄公也归于自己。公子吕（字子封）说：“国家不能整出两个君王，君将如何对它收场？想把国家交与太叔，臣就请求在他那里做事；如果不把国家交与他，那么就请除掉他。不要使民心产生动摇。”庄公说：“不需要，他将自行倒台。”太叔又收了两个城为自己管辖，势力扩展到了廪延（河南省延津县北。）。子封对庄公说：“可以收拾了，他的势力增大了，将得到更多的人。”庄公说：“自行不义就不能收笼人心，势力增大了也要垮台。”共叔段聚集起军队，大量给士兵装备修缮甲胄，用于作战的兵车也准备完成，准备袭击郑国都城。姜氏作为内应将开启城门。庄公听闻他们进攻的日期，说：“可以行动了！”命公子吕率兵车二百乘，车上甲士六百人，车下步兵一万四千四百人进攻讨伐共叔段的都城。共叔段的都城发生叛乱，共叔段逃入鄢城，庄公将要讨伐鄢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五月辛丑日，共叔段出奔共国。史书《春秋》说：“郑伯克段于鄢。”是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故而不在书中说他是庄公的弟弟；如同两个国君在争斗，故而说是克，用了一个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去教导；说庄公的本意就是想赶走共叔段。所以在书中不说是出奔，记载的人实在是难写。庄公就把姜氏安置在城颍，而且对此发誓说：“不到死时埋于黄泉，不再见面。”既而对此又后悔起来。一个颍谷封人名叫颍考叔，听闻这件事后，跑来向庄公献策，庄公赐给他一桌饭菜，颍考叔吃饭却留下肉羹不吃。庄公问他是什么愿因，他回答说：“小人有个母亲，小人吃过的食物她都尝过，就是还没有尝过君王的肉羹，请让我带回去让她也品尝一下。”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繄（yī），唯独我就没有！”颍考叔说：“敢问这话从何说起？”庄公就把事情的原故续述给了他，并且告述他自己很后悔。颍考叔对答道：“君有何忧虑的？如果挖个地道抵达泉水，穿过隧道而前去相见，那谁还能说不是黄泉相见呢？”庄公听从了这个意见。庄公从地道进入见了母亲，而后作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从地道出来后，也作一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于是母子俩合好如初。有君子说过：“颍考叔是个真正的孝子，纯孝也，他不但孝顺自己的母亲，而且把孝心影响到庄公身上。在《诗经·既醉》中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实就是对他这一类人说的吧？”
司空齐王司马攸评议：“在《礼记·丧服小记第十五》中讲：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在父亲死去过了很久才服丧，己过了日期就不要再搞了。很多儒家都认为父亲已在其它地方死了很久，而他的儿子生活在异域，在死之前来不及回来相见，父亲的丧礼虽然能够追服，儿子却可以不穿丧服，这就是不责非时之恩。但说道没有相见，就尚且不服他先死去父亲的礼，而且更何况他是前母非亲所生，礼义不能超越祖先定下的制度，没有往也没有来，亲情被地理阻隔，而现再令他追服丧礼，几乎不是在衡量人情，而是在确立法规这样的说法了。我认为王昌不应该追服丧礼。”
司徒李胤评议：“王毖为黄门侍郎时，江南已经叛乱。与古代的石厚那个时候做个比较，石碏能够大义灭亲，亲自派孺羊肩到陈国杀了石厚，何况于王毖的道义，可以这样认为就能得到妻子吗！”大司马陈骞没有进行评议，太尉贾充与抚军大将军妆南王司马亮都认从主事的意见。当初，贾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贾褒与贾裕，贾褒一名贾荃，裕一名贾浚。岳父李丰因密谋以夏侯玄代替司马师为大将军，事泄被司马师所诛，前妻李氏坐事被流放。后来贾充娶城阳太守郭配的女儿，就是广城君郭槐。武帝司马炎作主位后，李氏以大赦得还，武帝特诏贾充置左右夫人，贾充的母亲也命令贾充迎回李氏。郭槐大怒，捋起袖子数落贾充说：“你刊定律令，又立下了辅佐皇帝的大功，我在里面也是有分的，李氏哪能与我相提并论！”贾充无奈于是向武帝答诏，以谦虚的态度推托说，不敢当两夫人的盛礼，实在是畏惧有槐。而当时李氏的女儿贾荃成为齐王司马攸的妃子，贾荃想令她的父亲遣走郭槐，而迎回她的母亲。当时沛国刘含的母亲，以及帝舅羽林监王虔的前妻，都是毌丘俭的孙女，毌丘俭于公元255年与王淩、诸葛诞发动针对司马师的兵变，不久即兵败被杀。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把它拿到礼官那里，都不能裁决。虽然当时不能遣返后妻，多是安置在其它住所私通。贾充自以宰相为海内准则，于是为李氏在一个叫永年里的地方筑了居室，而不敢往来。贾荃与贾浚每天都号泣请求贾充，贾充竟然不前往。不久贾充要去关右坐镇，朝中公卿们提供帐蓬，设祖道以祭祀路神，并设宴送行，贾荃与贾浚两姐妹因怕贾充去远了，母亲被凉在一边，于是拉开帐蓬的排幔进后去坐在帐中，向贾充叩头，头都叩出了血，并向贾充及群僚陈述母亲应该被迎回去的意思。众人因贾荃是司马攸的王妃，都惊起而四散跑开。贾充既惊愕又很羞愧，遣黄门将两姐妹扶了出去。这时郭槐的女贾南风成为皇太子妃，武帝于是下诏作个了断，判李氏和与此情形一样的案例“皆不得还”，后来贾荃都是因这事被气得愤怒而死。最初的时候，郭槐还想察看一下李氏，贾充说：“她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往。”到了女儿贾南风成为皇太子妃时，郭槐于是盛着威仪而去。进入门户时，李氏出来迎接，郭槐顿时不觉得脚发软了，因这个感觉于是再拜见礼。从这时起贾充每次出行，郭槐都要在侧边使人前去寻找，担心他过李氏那边去了。当初，贾充的母亲柳氏是一个富有情感的人，看见古今有很多重节义的事，竟不知贾充与郭槐已成好事，认为不能同舟共济就是不忠，数次追着骂他。侍者在旁听闻这事，没有不窃笑的。到了后来将要过世时，贾充问她想说些什么，柳氏说：“我教汝迎回李氏重新作夫妻，你还不肯，还问什么他事！”于是不再说话。到后来贾充死后，李氏的两个女儿于是想把她们母亲的坟迁来祔葬，贾南风不允许她们这样干。到后来贾南风被废，李氏的家人才将李氏与贾充合葬。李氏作《女训》流行于社会。
到平定东吴之后，有司又上奏说：“先前诏书说王公以国为家，在京城不应该再有田宅。现今没有时间造作诸郡国官邸，应当使他们与城中有往来的人家寻觅住处，近郊有长满喂牲畜草的田地，现在可以设限，国王公侯，在京城得有一宅处所，近郊田地，大国田限十五顷，次国限十顷，小国限七顷。城内无宅第而在城外又有的，都听他们自留。”太康元年（280），西晋政府颁布占田制、课田令：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当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们都安其业而乐其事。
当初晋武帝更定叔孙通作的汉代元会仪，就是后来的《咸宁注》。在五礼中的分别里，其中有三种礼，一种是接待宾客的宾礼，一种是祭祀朝宗的吉礼、一种是沟通联络感情的嘉礼，元会仪就是会同在一起的仪制。自周朝以下，其礼制就越来越弥繁。从秦代灭学之后其礼制被废弃了很久，旧典残缺。在汉代兴起的时候，开始使叔孙通制礼，先参考了先代的仪制，但是也往往更改了很多内容，元会仪应运而生。汉代仪制里有一种正会礼，就是正月元旦，在夜漏（古代滴水记时的器具）还未到七刻时，开始鸣钟受贺，公侯以下拿着礼单把进献的礼物夹带到殿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升殿称万岁，然后奏乐，最后帝王饮宴群臣。魏武帝曹操建都邺城时，正月朝会在文昌殿举行，使用的是汉仪，又设置百华灯。傅玄在《元会赋》说：“考查夏朝后的遗训，综合殷周时期的典艺，采集秦汉朝代的旧仪，才确定了在正月元旦举行的嘉会。”从这可知就是兼采众代的礼制了。
在《咸宁注》里讲：“先是正月初一这一天，各个职能部门都设好住宿。在夜漏还没有到十刻时，群臣聚集到一起，在殿庭上燎起碳火。上贺，起，谒报，又贺皇后。回来后，从云龙东中华门进入，前往东阁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百官及接收贺礼的郎官以下至计吏都入立其次，守执陛卫的禁兵倚着四周轩阁成仪卫。夜漏还没到五刻时，谒者、仆射、大鸿胪各自奏群臣就位定立。夜漏滴尽时，侍中奏警卫宫禁的外办官员，这时再请皇帝出来，钟鼓声响起，百官都拜伏。太常引导皇帝升御坐，钟鼓立即停止，百官起身。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掌礼郎赞诵“请皇帝登王座”，大鸿胪跪着赞诵“藩王臣某某人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再报“藩王悉数登入”。谒者前往引上殿堂，站到御坐前。皇帝起身，藩王再拜，皇帝坐下，藩王重复再拜。然后跪置在璧阶下御坐前，再伏身拜，成礼完毕，谒者引下殿，回到原来位置。掌礼郎赞诵“皇帝请太尉等”。于是公爵、特进、匈奴南单于、金紫将军等官员站在大鸿胪西边，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官员站到大行令西边，都是向北面伏地。大鸿胪跪赞诵“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诵“皇帝请公等登入”。主事掌礼的引公爵和金紫将军等人上殿。皇帝起身，他们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在璧阶皮帛御坐前，复再拜，成礼完毕，谒者引下殿，回到原来位置。在公爵跪置璧阶成礼时，大行令一并赞诵殿下诸官员，中二千石以下的礼制是相同的。成礼完成后，把贺礼交授贽郎，贽郎把璧帛这一类的交付谒者，羔、雁、雉这一类的交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乐依次而作。乘黄令于是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进入，都再拜，成礼后就坐。御入后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藩王公爵和二千石官员上殿，千石与六百石的官员停留本位。谒者引藩王前往，捧樽酌寿酒跪着交与侍中，侍中跪置在御坐前，藩王回还。藩王自酌酒具放置在座位前。谒者跪奏“藩王臣某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四厢音乐声起，百官再拜。酒已饮，又再拜。谒者引藩王等还本位。站在陛沿下的开始传令百官就席，群臣都跪着唱“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自到殿堂上上寿酒。登歌乐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被升到阶边，太官令跪着交与侍郎，侍郎跪着进御坐前。于是开始行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歌唱三曲终于是降下。太官令跪请具御饭（捧着盛有食物的鼎器），抬到阶边，群臣这时全部起身。太官令持羹汤跪着交与司徒，又持饭跪着授与大司农，尚食官持饭案一并交与持节，持节跪着进御坐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奏食举乐”，太官遍行百官饭案（用于端饭的木盘）。食吃完后，太乐令跪奏“请进乐”。乐依次再起。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依次进众妓”。于是召诸郡计吏进前，受敕戒于阶下。宴会音乐完毕，有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声起，群臣北面再拜，出殿庭。”既然这样,那么在夜漏还没到七刻就称为晨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寿酒，这又称之为昼会。另外还特别设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乐、房中歌。
长江以东一带多虞歌，所以就没有晨贺。夜漏还没有到十刻时，就打开宣阳门，至清晨时开始打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才出来受贺。象皇太子这样出席朝会的，都是在三恪⑦以下王公以上。正月元旦朝会，设白兽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兽，如果有能献直言的人，就发此樽器皿饮酒。按照礼制，白兽樽乃是古代的杜举留传下的遗式，古人饮酒之时并不碰杯，而是祝完酒辞后高举酒杯再饮，这个扬杯动作就叫做“杜举”，有盖为白兽的，是后代人所搞出的名堂，表示忌惮的意思。
⑦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称三恪
汉朝时以高帝十月定秦，并且还是在一年的开头。到了汉武帝，虽改在夏季正月，但是每月都要回朝，一直持续到十月，就象是常飨会一样。他的仪制是这样的，夜漏未尽七刻时，受贺及接受进献礼品。公侯献璧，中二千石与二千石献羔羊，千石与六百石献雁鹅，四百石以下献雉鸡。三公奉璧上殿在御坐前，面朝北面拜礼。太常赞诵“皇帝为君兴”。三公伏拜，皇帝坐，要是这时进前去献璧，百官都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上殿称万岁，然后举觞，御食，司徒奉羹汤，大司农奉饭案，奏起举饭的乐声。百官受皇帝赏赐，帝王饮宴群臣，音乐声大作，如同元旦正月之仪。魏晋时期是到了冬至这一天，受诸侯及百僚称贺，因是小会，它的仪制亚于献岁之旦。古代的帝王没有不巡狩的。魏文帝时正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舆亟动，每年的劳役都没有安宁的时候，都是因为要应对当时多事的情况，他那时的仪制没有尊招旧章。明帝总共有三次东游巡狩，所经过的地方都过问百姓，授杖高年，体恤过疾苦，或赐以谷帛，有古时候巡幸之风。魏齐王曹芳在正始元年，巡狩到了洛阳县，赐年长的百姓力田各有差别。到晋武帝泰始四年时，下诏对刺史二千石的长吏说：“古代的王者，在每年的季节就到诸侯国巡狩，其次是为了二伯（周文王 与 齐桓公）的述职，不然就是行人顺便进行省查。故而虽然地方偏僻远，深微不足道，在心里却对它没有隔核，君臣下上情意相通，朝廷的政令也会远达边远的地区，至于说到一些没有劳动力而又没有亲属供养的人，由于他们受人蒙蔽不能得到所要的，因此以前人遗留的事迹来表示风俗，叫嚣休停的声音好象还有存在。朕在位已有很多年了，如临深川，自早至晚勤奋谨慎不敢懈怠，就是天亮了也没睡，坐而待旦，常思四方的水旱和因过失而造成灾害，为之怛然惊恐。勤躬约己，为的是令任何事都得到适当的解决。常担心各级官吏按性情办事，对事业的诚心还没有建立起来，各种事务的处理又琐碎烦杂，思虑这里面有不周到的地方，使得在政务和刑罚上失去公正，留下错误，而又不能获得和提供这方面阅览的材料。百姓有过错，是在于我一人的过失。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真是件不易的事，还没有闲暇来预料征巡省查的事，下面的事情还没有安定，拿什么来对他们抚恤。今派遣使者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让他们亲自来见刺史与二千石长官，一方面是申谕朕心，另一方面是访求在政治上的得失，对诸多事务进行调研。观省政教，为的是问人间患苦。周典上说过：其万姓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暴乱作慝犯令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每国辨异之，以返命于王。先古的典章和遗训，今天对它还是要讲的。回来后按罗列的各条上奏，俾朕是显然考虑到有的地区偏远，如何能够亲自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大夫是君子，就要各自拿出全部的心思，敬乃事，嘉言令图，苦言至戒，什么事都可以与前来的使者讲述，无所隐讳。方能将朕忧虑等待的心思，在这里得道勉励，使朕称心如意。”
在新礼里，皇帝巡狩方岳时，设立行宫以烧柴祭天就算是入礼了。先前诸侯中有前来朝觐天子的，用的宾礼及挟带的礼物都和朝仪是一样的，只是不建仪旗。京兆长安人挚虞（250-300）认为：“觐礼，诸侯朝觐天子，各建其旗。旗章的作用是标志着爵命，显示等同的威仪。《诗》中称君子至止，言观其旗。应该在制定新礼时，建旗如礼。”朝廷下诏认可了他提出的议案。但是终晋一代，那时的礼是不行的。关于封禅的传说，在经典里是没有讲的。礼是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而把有的名山升华到了天的地位，而仿佛凤皇降下，洒羽以救世，龟龙感通。天子所以就去巡狩，到达诸侯列国后，烧柴祭天，以告其成功，就把这个礼搞得事似而非。古代巫师方士编造的谶书，和儒家经义衍生的纬书都对其进行了推演，谶纬之学也就成了对未来的政治预言。于是王者就封泰山，禅梁甫（泰山下的小山），改易姓氏纪号。秦汉时期行其典故，又根据前史又各自陈述它的形制了。
在魏文帝黄初中，护军蒋济上奏说：“帝王的大礼，以巡狩为先；昭显祖宗称颂宗庙，以封禅为首。所以自古以来革命受符，还没有不蹈袭秦始皇封泰山而禅梁父的，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而司马相如说有文字以来，有七十二君，或顺所繇于前，谨遗教于后。太史公说，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是有的部门犯的过错。但是在美德中以功得圆满来讲，不登刊梁山之石，就无以彰显帝王之功，这既表示的是兆庶不朽，也是代表永远传承的原望。《语》中说：当君在感叹尧舜时代的美名时，好比是自己生的儿子对他人的父亲发出的赞誉。今天大魏承继了古代百王以来的弊乱，拯救流遁之艰险，接千载之衰绪，继百代之废业。最开始自周朝武文时期，身体力行，所以参成了天地之道，成为人神思化的总纲，又比喻为法度。上天以报应，嘉瑞以显祥，以此来和古代作比较，所有的事情都能拿来比喻。历观世代到而今，还没有废掉大礼的时候。虽然陛下志在扫尽残盗，荡涤余秽，还没有闲暇顾及这事。如果这样，三苗部族在江海倔强闹腾时，大舜就应当废掉东巡之仪；徐夷部族在淮泗跳梁时，周成王就应当停止岱岳之礼。而且去年在江汉击破了东吴，今年又在陇右屠蜀贼，使其震荡内溃，再不能侵没边地，已经不能拖累封禅之事。这个仪式已耽误了很久，非仓猝所定。应该诏告公卿，广撰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不负天下之望。臣在军旅待罪，不胜大愿，冒死以闻。”魏文帝曹丕下诏说：“闻蒋济说的这些言语，使我出汗流到了足背。自开天辟地以来，封禅的只有七十余位君王罢了。故而太史公说，虽然有受命的君主，而他们的功业有不周全的地方，所以在这中间有的人远在千多年前，近的也有数百年，对他们的仪阙不可能都有记载。我又有何种德修，敢在事务众多的时侯去做这事吗！蒋济难道说当世没有管仲，就以为我有桓公登泰山的志向吗！我不能欺天。蒋济的所言，华丽是华丽了，不是助我的人。公卿、侍中、尚书、常侍对这种表章省阅一下就算了，不要再拿出来议论，也不须对他进行答诏。”曹丕虽然拒绝了蒋济的提议，而实际上在家里就热闹地进行演练了封禅之仪，因为天下还没有统一，不欲便行大礼，黄初七年春正月，将去许昌时，而许昌的城南门无故自崩，曹丕心里感觉厌恶，于是没有进入。壬子，行还洛阳宫中。到三月，筑了个九华台。夏五月丙辰，得了大病，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遣后宫淑媛、昭仪已下归其家。在丁巳，崩于嘉福殿，当时四十岁，没有机会到泰山去封禅了。
在晋武帝平吴之后，一统天下，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上奏说：“圣德隆茂，光被四表，诸夏乂清，幽荒率从。神策庙算，席卷吴越，孙皓稽颡，六合为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东岳，告三府太堂为仪制。”卫瓘等人又上奏说：“臣听说祸事都是发自生灵涂炭的时期，在这期间就会有帝王出现，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发生的事件，有的出现的时间很短，只有数年，还不能将这一段历史完整地记载下来。立德以济世，挥扬以仁风，先前以登泰山封禅的有七十四家，能从他们的谥号可以知道的十个中就有四个。还有沈沦寂寞的人，曾经没有遗留下声名的人，更不可胜记。大晋要讲的德，来源自重（羲）黎（和）先祖时期，实际上是来至黄帝的孙，昌意的儿子颛顼留下来的佐证，颛顼又生了儿子穷蝉，就是舜的高祖，经过了夏商时期，重黎氏的血脉渊源世序天地。他们发展到了周朝后，前人遗留下来这种礼制没有失去，外化即为礼，在心即为德。现在金德将升，世济明圣，外平蜀汉，海内归心，武功的隆盛，实际由文德而生。到了陛下这个时代，受命登上主位，弘建大晋功业，使民众人心产生归向。唯独表面上，在沅湘江湖一带，还有凶桀的部族武装负隅顽抗，历代都没有归顺。现在以神谋作为决断，以天命将对他们进行讨伐，趁着平吴之后兵威暂加，数年就能荡定。羁押其鲸鲵（男女），赦其罪逆，官府以恩惠对其云覆雨施，使其八方来同，被汉文化声威教化，就能使大晋的威名传播到四方极远之地。虽古时候有黄帝轩辕的遐征，大禹的远略，周朝的奕世，又如何能拿到今天来尊崇呢！如果这玄石上刻的素文，是前人记载的著称，象以数表，言以事告，虽然古代这种《河图洛书》以天象造化作为推演，不也是同样做过。所以应该宣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发德号，明至尊，享天休，笃黎庶，勒千载之表，播流后之声，俾百世之下，莫不兴起。斯帝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也。”武帝下诏说：“今逋寇虽殄，外则障塞有警，内则百姓未宁，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贾充等人以天下一统，也屡请封禅；但是武帝不许可。
卫瓘等人又上奏说：“今天的疆域从东渐于大海，自西被于流沙，远及大漠之阴，计算从南到北的户数，莫不通属，大禹时期足迹遍及九州，今天实在是超过了它。天人之道已周全，巍巍之功已显著，应该修礼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祗，与主宰天界的上帝相配。登封泰山，致诚上帝，以答人神之愿也。乞如前面所奏。”武帝下诏不许可，说：“今阴阳还没有调和，刑罚政令也没有使用得当，百姓还没有安得其所，难道可以强行以功向上天告成功吗！”。卫瓘等人见此情形又再上奏说：“臣听闻处在帝王之位的人，必定有五德历运循环次序之期，顺天命之应；济世兆亿百姓的有功的人，必定有盛德之容，告成功之典。无功是不可胡说的，有功是不敢谦让的，自古代以来就行成了规矩。而圣明的诏书讲得好谦虚，屡次推辞其礼，虽盛德之容攸然存在，却推脱而没有自居。三公的职能就是主持天地的祭典，实际上是掌管人物，国家的大事，就取决于此。故而在汉代刘氏一族的封禅时，不在朝廷做官的人，就不会谋划这种事。臣等的前奏，全归功于对历代的祖考，现在天命又应，陛下的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应该修此礼。至于说到封禅的日期，须在五府上议定，然后再上奏使陛下听闻。”武帝下诏说：“就算是荡清了沅湘江湖一带的顽寇，都属于做这件事之人的功劳，如何就足以说是我的功德告成。眼望四方诸侯及九州牧伯，都盼望着国家兴隆，博大的汉文化得以传播，使华夏得以安宁，百姓获安定，社会得到治理，与他们休养生息。你们要想想朕日夜的希望，不要再把这件事拿到五府上去议定了。”卫瓘等人没死心又上奏说：“臣听闻唐虞三代都有济世弘功之君，莫不是仰承天休，俯协人志，登介丘，履梁父，还没有出现推辞的人，完全说明这种事是不可谦让的。现在陛下的功勋高过一百位君王，在德上没有二话可说，茂绩宏规，巍巍之业，实在不是臣等所能研究讨论的。而圣上在前面勤劳谦恭，屡次自行贬低，时至功德圆满也不理，推美而不居，这样就使当代皇朝上仪有了缺憾，也阻塞了验灵的后土皇地祗之款望，如何又能使大晋的典谟，与三皇五帝同风？臣等诚不敢奉诏，请如前奏施行。”武帝下诏说：“现在应当共思弘道，使朝廷在政治上得以健康发展，且等到以后年份好时再谈这种事，不要再众说纷纭了。”
诸侯王公里也有司又奏：“自古以来的圣明，把自己的居所建得很大，就是为了名扬四海，封禅名山，都是写在史籍上的，对它作过记载的有七十四位君王了。当舜禹拥有天下时，就巡狩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亲自行其道。《易》中著有：观俗省方，《礼》中写有：升中于天，《诗》中赞颂：陟其高山，都是记载到典籍上的。周文王在商纣时为西伯，为此服事殷商，他的儿子周公旦以鲁藩列于诸侯，有的时候在岐山国坐享，有的时候登顶泰山，就把这种事升华为圣德，就象是为了他的事业一样。自此以来，一些功薄而冒用这名义的人，也不可胜数。号谥没消失，还传到了今天。何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时，国家被分截；世宗景皇帝济世建立了大功，意图重整华夏；太祖文皇帝受天命创造大晋，荡定蜀汉；陛下应期龙兴，混一六合，泽被群生，威震无外。以前汉氏一族失去对江山的统治，又遇到吴蜀鼎峙，战事兵兴以来，打了将近百年，敌人处在地势险要风俗殊少，社会被隔绝，交通被阻塞。今天这些桀骜不驯的敌人，在二代人之后被平定而消灭，不是聪明神武，先天弗违，谁还能如此建立巍巍的功勋呢！臣等有幸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理当参加这个大会，亲身体会一下汉文化的博大，目睹太平圣世，是一件至公至美的事，与谁都不能相让。应该向在先朝的祖宗述说汇报，以古今宪章为参考，将功勋祭告岱岳（泰山），登封告成，并发展礼乐之制，使三雍的辟雍、明堂、灵台成为典范，扬名万世，以彰显祖宗。所以臣等情不自禁怀着最大的心愿，敢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来传播这件美事。请告述太常，准备好礼仪，奏请复同前表。”武帝下诏说：“所议列出的典故诚恳说到了古代的盛事，但现在你们还不可以如此这样搞。”于是便对这样报来的事，回以断绝。
太康元年，东平王司马楙上言说，王昌亲自看到他的父亲王毖，本居住在长沙，有妻子儿女，汉末才进入中国，当时正遇到江东反叛，在曹魏时期出仕为黄门郎，与前妻儿女死生隔绝，就变更娶了王昌的母亲。今江表一统，王昌听闻前母已死了很久，又有人对此提出非议，而请求朝廷评议。守博士谢衡在议案里说：“虽然有二位妻子，全是因为有其中的原故而才搞成这样，在道义上来讲不算是有损，评议后认为应该更改相妻为服妾。”
守博士许猛出班认为“由于当时交通被阻绝，礼制里又无对前母的说明，相妻为正这是常识，又在事情发生的前面，他的前母还没有死，没有理由因为这个原故使它变更。虽然现在他的前母死了很久，如同还在，就不应该使她成为他爹的服妾。”段畅、秦秀、驺冲出班附合，认同许猛的观点。
散骑常侍刘智安出班评议说：“礼是正常情况下为发生的事情设立的制度，不是为特殊的事故设的。对他死亡的父母，又不知道他们死生的，就不写在礼制上了。平生又不曾相见过，去居丧时对她的礼就不能加以隆重，应该以一定的居丧日期为限。”
都令史虞溥评议说：“臣认为礼不二嫡，故而以正妻为重，不是象前面的评议者认为的那样，他们有防妒顾忌而已。故而《礼·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在历史上还没有遇到变更而存在二嫡的事。.况且本来就没有二嫡的事，那么在王昌的父亲更改娶妻的时候，就是与前妻义绝之日。交通阻隔使王昌的父亲变相存在两个正妻，二妻都在时，必定不会搞出两个正妻专堂，令两个妇人一同执祭，在名义上同齐相等。”黄门侍郎崔谅、荀悝、中书监荀勖、领中书令和峤、侍郎夏侯湛的评议都如都令史虞溥一样的观点。
秦秀评议说：“在传统道义上如果有妾生的儿子，父亲会命令相妻来慈养，而这样便有了三年养育之恩，便如同自己所生一样。王昌的父亲有何种理由不依招此礼进行，而命两个相妻各自养吗！一般父亲对待亲密的朋友，有如同对待自己儿子一样的礼，更何况对待兄长的母亲！”
许猛又再次出班作评议：“丈夫年轻而妇人又稚嫩时，就在礼制上规定不许可改嫁更娶，这样一来对婚姻的规定就更适用了。现今，在妻子还在的情况下，他人又许以更聘，就使丈夫在得存先前的妻的情况下，又得到了再婚的妻子，非杜绝这样的事发生，如何？”
侍中领博士张惲评议：“以前舜帝在娶妻时没有告知父母，就使得在婚礼上有了缺憾，故而在《尧典》记载里，舜帝的女儿和婢女两人一起嫁给了尧帝，当时没有嫡媵大小的区别。但在她的传记里却是用妃夫人来称呼她的，说明是没立她为正室的皇后。一般人的丈夫是以圣人的弘功做为指导，就算是皇帝的亲生嫡子，也会因权事的更替而发生改变，以此来确定典礼的规格。东汉的黄昌告述新妻，使她回避正室，当时的舆论认可他的做法。推研黄帝的姬氏，他注重长子嫡孙，后裔长期以来保持着姬姓，其他的非嫡系子孙就不姓姬了，再回过头来看黄昌在这事上的做法，就应该使他们各自服侍其母。”东汉的黄昌字圣真，会稽余姚人，出生以来就是孤儿家庭贫寒，由于离学馆近因而就学做官，数次见到很多同学在自修庠序之礼，因好奇，也就跟着修了一些经典，又晓习文章书法，出仕就为洲郡决曹掾。刺史一次走进他们的部门，见到黄昌，感觉此人奇特，就招辟他在身边从事。后来主事的长官死了，他被拜为宛县令，在施政上严格而又霸道，喜欢惩发奸邪的人。一次有人偷了黄昌的车盖，黄昌开始没有声张，秘密派亲信侦查，后来才在他门下贼曹属的家中起获车盖，把这一家悉数收捕，立即杀死。大户人们都感到胆战心惊，都称黄昌有神明相助。洲郡要向朝廷举荐能人，黄昌于是被迁升蜀郡太守。先前的太守李根年老，在政事上办理糊涂，百姓有很多被侵害蒙冤。到了黄昌时，吏人送上的讼状牵扯七百多人，全部为他们作了断理，没有一个人不满意。一次密秘抓捕了一个强盗头子，逼使那强盗头子交代，按供述的名单前往各县核对同党的姓名，确定居处后，于是分派人等进前人抓捕，没有一个逃脱的。在当地的宿恶大奸，都奔逃到其他境域。当初，黄昌为州郡书佐时，正遇到收获的季节，要挖萝卜用盐淹于樽器中，他的妻子要回娘家看望父母并帮忙劳作，遇到强贼被劫走，于是流转入蜀地卖给他人为人妻。他的这个被拐卖的妻子又和他人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正好犯事被抓，于是他的前妻前往黄昌的衙门自行伸讼。黄昌怀疑此人的母亲不是蜀人，因而问其原由。他的前妻回答说：“妾本是会稽余姚人戴次公的女儿，是州郡书佐黄昌的妻子。妾一次回娘家，为贼所略，于是到了这里。”黄昌大惊，呼她进前，对她说：“你认识黄昌，有什么凭据？”对答：“黄昌左足心有黑痣，常常自言相书上说左足心有黑痣，应当作二千石的官吏。”黄昌于是伸出了左足给她看。因而两人相抱痛哭，回去后还是成为夫妇。在蜀郡太守任上干了四年，后来朝廷征招，再迁过为陈国相（陈郡，秦置郡，西汉改为淮阳国，东汉改为陈国，治所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当时县里有一彭氏大户，在以前豪强放纵，给自己造起一座大舍，高楼临道。黄昌每次出行到了县里，彭氏家里的妇人就登上楼，爬在楼栏边观看，惹得黄昌不高兴，于是把这一家收押投下大狱，找了个理由把他们全杀了。后来黄昌迁为河内郡太守（古以黄河以北为河内，以南、以西为河外），又再迁颍川郡太守（曹丕代汉后，改许为许昌，成为颍川郡郡治）。永和五年，征拜他将作大匠主管营造。汉安元年，进补大司农，左转太中大夫，死在官任上。
侍郎山雄与兼侍郎正在领《三国志》著作的陈寿认为：“都令史虞溥的反驳在名义上同齐相等，礼无二嫡，不可以并耳，这不是大夫的作派。假如王昌的父亲及两个母亲在今天都各自存在，那么前母就不应该被废，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假设令王昌的父亲将前母的儿子带进中国，并且都还活着，就应当尊从他的生母而服礼。姑且就算王昌的父亲没有抛弃前妻这样的事，王昌的兄长有就服母之理，那么王昌无疑就可以不用服礼。”
门下第属贼曹的卞粹评议：“王昌的父亲当时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而娶了后妻，那么以前的妻子就如同死了而在道义上没有绝断。如果前妻还活着并且又都能相见，而后妻又没有过世，那么就是把妾排到了前妻的地位了。前妻死了而又让后人知道这样的事，那么在丧葬的礼仪上应该相同，也没有存在并嫡的事实。这样一来必定会她们的使子孙，在她们过世之后，再来追忆二母在隔绝之时，以为存在并嫡，那么就违背了死去的父亲，追出亡母来议论。评议的人以为在礼制上没有讲为前母服礼的事例，可以说是以礼制记载的文字来损害了礼意。愚以为不是生母而为她服丧三年，没有哪一样不能同于他的前母，都应该是一样的丧葬的礼仪。”
门下第属仓曹的卫恒评议：“或者可以这样说，嫡不可二者并列，应当对前妻的服礼以断绝。这样一来就成为夺旧与新，违背了两个生母的意愿而把儿子的服礼给了她人，这在礼律上所不允许，在人情上所不安稳。或者可以这样说，断绝对前妻的服礼与死如同，没有二嫡并存的嫌疑，依据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件事，要令有服礼。这样一来就成为论嫡则死，议服则生，还自相矛盾，理又不通。愚以为当时交通被断绝，前妻就如同人死了一样，实在没有啥不同，应该一并认同生母如前母，不要再对前母进行追加服礼。”
主薄刘卞评议：“王毖在南为邦族，到北为羁旅，以此名分开来说，前妻为元妃（指第一次娶的嫡妻正室夫人），后妇为继室。何至于国家的道路在开通后，既而更加强迫他离开现在的妻子，废掉他的嫡子的名份！《春秋》不写姜氏（武姜），她的儿子庄公和她断绝母子关系，并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见面。当初因为她犯下的错相当可恶。晋献公把他女儿赵姬给了赵衰为妻，赵姬虽然很娇贵，当他得知赵衰在翟国还留有叔隗和赵盾母子后，便主张赵衰将赵盾母子接回晋国。赵姬的儿子原同虽然受到宠爱，赵姬却把叔隗生的儿子宣孟（赵盾死时，谥为宣孟）当成亲生的，叔隗回到赵衰家里，赵姬又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内子（妻子），自己以妾身侍之。如果说这是违礼苟让，那么为何有那么多人都把《春秋》当成善的呢！评论的人说因为地理交通断绝的理由，这种情况最终使他自已不得与前妻往来。今天道路被打通，为何又以各种原由在当今追而绝之呢！黄昌的事情是一种美谈，这又发生在近世，可以拿王毖的事和这些美谈作个比较。”在春秋时，申侯的女儿姜氏嫁给郑武公生下庄公（姬寤生）和共叔段（姬段），姜氏生庄公时难产，受到惊吓，给他取名叫姬寤生，所以很厌恶他。姜氏偏爱姬段，想立姬段为世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不答应，后来姬寤生即位为庄公，姜氏就替共叔段请求分封到制邑去。庄公说：“制邑是个长满岩石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如是封给其它城邑，我都可以答应。”姜氏又请求封给京邑，庄公答应了，让他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祭（zhài）仲对庄公说：“分封的都城超过百雉（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留下的制度：分封的大都不能超过国家三分之一，中等的为五分之一，最小的为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城不合法度，不按制度规定建立，君王将要不堪其苦。”庄公说：“这是姜氏想要的结果，我如何才能避开这种祸害呢？”祭仲对答：“姜氏有何不能满足的？不如早为她所设好防备，不使祸患滋生蔓延，蔓延开去就难以收拾了。就象蔓延生长的草都不可以清除干净，何况君的受姜氏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姑且等着看吧。”既而太叔令郑国西边与北边的城邑归于庄公也归于自己。公子吕（字子封）说：“国家不能整出两个君王，君将如何对它收场？想把国家交与太叔，臣就请求在他那里做事；如果不把国家交与他，那么就请除掉他。不要使民心产生动摇。”庄公说：“不需要，他将自行倒台。”太叔又收了两个城为自己管辖，势力扩展到了廪延（河南省延津县北。）。子封对庄公说：“可以收拾了，他的势力增大了，将得到更多的人。”庄公说：“自行不义就不能收笼人心，势力增大了也要垮台。”共叔段聚集起军队，大量给士兵装备修缮甲胄，用于作战的兵车也准备完成，准备袭击郑国都城。姜氏作为内应将开启城门。庄公听闻他们进攻的日期，说：“可以行动了！”命公子吕率兵车二百乘，车上甲士六百人，车下步兵一万四千四百人进攻讨伐共叔段的都城。共叔段的都城发生叛乱，共叔段逃入鄢城，庄公将要讨伐鄢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五月辛丑日，共叔段出奔共国。史书《春秋》说：“郑伯克段于鄢。”是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故而不在书中说他是庄公的弟弟；如同两个国君在争斗，故而说是克，用了一个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去教导；说庄公的本意就是想赶走共叔段。所以在书中不说是出奔，记载的人实在是难写。庄公就把姜氏安置在城颍，而且对此发誓说：“不到死时埋于黄泉，不再见面。”既而对此又后悔起来。一个颍谷封人名叫颍考叔，听闻这件事后，跑来向庄公献策，庄公赐给他一桌饭菜，颍考叔吃饭却留下肉羹不吃。庄公问他是什么愿因，他回答说：“小人有个母亲，小人吃过的食物她都尝过，就是还没有尝过君王的肉羹，请让我带回去让她也品尝一下。”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繄（yī），唯独我就没有！”颍考叔说：“敢问这话从何说起？”庄公就把事情的原故续述给了他，并且告述他自己很后悔。颍考叔对答道：“君有何忧虑的？如果挖个地道抵达泉水，穿过隧道而前去相见，那谁还能说不是黄泉相见呢？”庄公听从了这个意见。庄公从地道进入见了母亲，而后作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从地道出来后，也作一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于是母子俩合好如初。有君子说过：“颍考叔是个真正的孝子，纯孝也，他不但孝顺自己的母亲，而且把孝心影响到庄公身上。在《诗经·既醉》中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实就是对他这一类人说的吧？”
司空齐王司马攸评议：“在《礼记·丧服小记第十五》中讲：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在父亲死去过了很久才服丧，己过了日期就不要再搞了。很多儒家都认为父亲已在其它地方死了很久，而他的儿子生活在异域，在死之前来不及回来相见，父亲的丧礼虽然能够追服，儿子却可以不穿丧服，这就是不责非时之恩。但说道没有相见，就尚且不服他先死去父亲的礼，而且更何况他是前母非亲所生，礼义不能超越祖先定下的制度，没有往也没有来，亲情被地理阻隔，而现再令他追服丧礼，几乎不是在衡量人情，而是在确立法规这样的说法了。我认为王昌不应该追服丧礼。”
司徒李胤评议：“王毖为黄门侍郎时，江南已经叛乱。与古代的石厚那个时候做个比较，石碏能够大义灭亲，亲自派孺羊肩到陈国杀了石厚，何况于王毖的道义，可以这样认为就能得到妻子吗！”大司马陈骞没有进行评议，太尉贾充与抚军大将军妆南王司马亮都认从主事的意见。当初，贾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贾褒与贾裕，贾褒一名贾荃，裕一名贾浚。岳父李丰因密谋以夏侯玄代替司马师为大将军，事泄被司马师所诛，前妻李氏坐事被流放。后来贾充娶城阳太守郭配的女儿，就是广城君郭槐。武帝司马炎作主位后，李氏以大赦得还，武帝特诏贾充置左右夫人，贾充的母亲也命令贾充迎回李氏。郭槐大怒，捋起袖子数落贾充说：“你刊定律令，又立下了辅佐皇帝的大功，我在里面也是有分的，李氏哪能与我相提并论！”贾充无奈于是向武帝答诏，以谦虚的态度推托说，不敢当两夫人的盛礼，实在是畏惧有槐。而当时李氏的女儿贾荃成为齐王司马攸的妃子，贾荃想令她的父亲遣走郭槐，而迎回她的母亲。当时沛国刘含的母亲，以及帝舅羽林监王虔的前妻，都是毌丘俭的孙女，毌丘俭于公元255年与王淩、诸葛诞发动针对司马师的兵变，不久即兵败被杀。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把它拿到礼官那里，都不能裁决。虽然当时不能遣返后妻，多是安置在其它住所私通。贾充自以宰相为海内准则，于是为李氏在一个叫永年里的地方筑了居室，而不敢往来。贾荃与贾浚每天都号泣请求贾充，贾充竟然不前往。不久贾充要去关右坐镇，朝中公卿们提供帐蓬，设祖道以祭祀路神，并设宴送行，贾荃与贾浚两姐妹因怕贾充去远了，母亲被凉在一边，于是拉开帐蓬的排幔进后去坐在帐中，向贾充叩头，头都叩出了血，并向贾充及群僚陈述母亲应该被迎回去的意思。众人因贾荃是司马攸的王妃，都惊起而四散跑开。贾充既惊愕又很羞愧，遣黄门将两姐妹扶了出去。这时郭槐的女贾南风成为皇太子妃，武帝于是下诏作个了断，判李氏和与此情形一样的案例“皆不得还”，后来贾荃都是因这事被气得愤怒而死。最初的时候，郭槐还想察看一下李氏，贾充说：“她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往。”到了女儿贾南风成为皇太子妃时，郭槐于是盛着威仪而去。进入门户时，李氏出来迎接，郭槐顿时不觉得脚发软了，因这个感觉于是再拜见礼。从这时起贾充每次出行，郭槐都要在侧边使人前去寻找，担心他过李氏那边去了。当初，贾充的母亲柳氏是一个富有情感的人，看见古今有很多重节义的事，竟不知贾充与郭槐已成好事，认为不能同舟共济就是不忠，数次追着骂他。侍者在旁听闻这事，没有不窃笑的。到了后来将要过世时，贾充问她想说些什么，柳氏说：“我教汝迎回李氏重新作夫妻，你还不肯，还问什么他事！”于是不再说话。到后来贾充死后，李氏的两个女儿于是想把她们母亲的坟迁来祔葬，贾南风不允许她们这样干。到后来贾南风被废，李氏的家人才将李氏与贾充合葬。李氏作《女训》流行于社会。诸葛靓在张悌兵败被杀后，四处逃窜不出。晋武帝与诸葛靓有旧交，诸葛靓的姐姐为琅邪王妃，因为他父亲诸葛诞造反时被司马昭的大将胡奋所斩，诸葛靓赴吴求救，此后便留在吴国，所以不肯在晋朝做官。晋武帝知道诸葛靓在他姐姐家，想见他而又没有理由，于是使请诸葛妃招呼诸葛靓相见。诸葛靓逃进厕所，晋武帝又进前逼见他，因而就看见了他，礼毕酒酣，对他说：“以前不是说要在今日相见吗！卿回忆一下年轻时的竹马之好，现在复好不？”晋武靓流泪哭涕说：“臣不能漆身皮面，复睹圣颜，实在是惭愧悔恨！”晋武帝于是也惭悔而出，下诏以他为侍中；诸葛靓固辞不拜受，回归于乡里，终身不向西晋朝廷而坐。其子诸葛恢在大晋官至尚书令。
到平定东吴之后，有司又上奏说：“先前诏书说王公以国为家，在京城不应该再有田宅。现今没有时间造作诸郡国官邸，应当使他们与城中有往来的人家寻觅住处，近郊有长满喂牲畜草的田地，现在可以设限，国王公侯，在京城得有一宅处所，近郊田地，大国田限十五顷，次国限十顷，小国限七顷。城内无宅第而在城外又有的，都听他们自留。”太康元年（280），西晋政府颁布占田制、课田令：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当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们都安其业而乐其事。
当初晋武帝更定叔孙通作的汉代元会仪，就是后来的《咸宁注》。在五礼中的分别里，其中有三种礼，一种是接待宾客的宾礼，一种是祭祀朝宗的吉礼、一种是沟通联络感情的嘉礼，元会仪就是会同在一起的仪制。自周朝以下，其礼制就越来越弥繁。从秦代灭学之后其礼制被废弃了很久，旧典残缺。在汉代兴起的时候，开始使叔孙通制礼，先参考了先代的仪制，但是也往往更改了很多内容，元会仪应运而生。汉代仪制里有一种正会礼，就是正月元旦，在夜漏（古代滴水记时的器具）还未到七刻时，开始鸣钟受贺，公侯以下拿着礼单把进献的礼物夹带到殿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升殿称万岁，然后奏乐，最后帝王饮宴群臣。魏武帝曹操建都邺城时，正月朝会在文昌殿举行，使用的是汉仪，又设置百华灯。傅玄在《元会赋》说：“考查夏朝后的遗训，综合殷周时期的典艺，采集秦汉朝代的旧仪，才确定了在正月元旦举行的嘉会。”从这可知就是兼采众代的礼制了。
在《咸宁注》里讲：“先是正月初一这一天，各个职能部门都设好住宿。在夜漏还没有到十刻时，群臣聚集到一起，在殿庭上燎起碳火。上贺，起，谒报，又贺皇后。回来后，从云龙东中华门进入，前往东阁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百官及接收贺礼的郎官以下至计吏都入立其次，守执陛卫的禁兵倚着四周轩阁成仪卫。夜漏还没到五刻时，谒者、仆射、大鸿胪各自奏群臣就位定立。夜漏滴尽时，侍中奏警卫宫禁的外办官员，这时再请皇帝出来，钟鼓声响起，百官都拜伏。太常引导皇帝升御坐，钟鼓立即停止，百官起身。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掌礼郎赞诵“请皇帝登王座”，大鸿胪跪着赞诵“藩王臣某某人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再报“藩王悉数登入”。谒者前往引上殿堂，站到御坐前。皇帝起身，藩王再拜，皇帝坐下，藩王重复再拜。然后跪置在璧阶下御坐前，再伏身拜，成礼完毕，谒者引下殿，回到原来位置。掌礼郎赞诵“皇帝请太尉等”。于是公爵、特进、匈奴南单于、金紫将军等官员站在大鸿胪西边，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官员站到大行令西边，都是向北面伏地。大鸿胪跪赞诵“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诵“皇帝请公等登入”。主事掌礼的引公爵和金紫将军等人上殿。皇帝起身，他们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在璧阶皮帛御坐前，复再拜，成礼完毕，谒者引下殿，回到原来位置。在公爵跪置璧阶成礼时，大行令一并赞诵殿下诸官员，中二千石以下的礼制是相同的。成礼完成后，把贺礼交授贽郎，贽郎把璧帛这一类的交付谒者，羔、雁、雉这一类的交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乐依次而作。乘黄令于是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进入，都再拜，成礼后就坐。御入后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藩王公爵和二千石官员上殿，千石与六百石的官员停留本位。谒者引藩王前往，捧樽酌寿酒跪着交与侍中，侍中跪置在御坐前，藩王回还。藩王自酌酒具放置在座位前。谒者跪奏“藩王臣某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四厢音乐声起，百官再拜。酒已饮，又再拜。谒者引藩王等还本位。站在陛沿下的开始传令百官就席，群臣都跪着唱“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自到殿堂上上寿酒。登歌乐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被升到阶边，太官令跪着交与侍郎，侍郎跪着进御坐前。于是开始行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歌唱三曲终于是降下。太官令跪请具御饭（捧着盛有食物的鼎器），抬到阶边，群臣这时全部起身。太官令持羹汤跪着交与司徒，又持饭跪着授与大司农，尚食官持饭案一并交与持节，持节跪着进御坐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奏食举乐”，太官遍行百官饭案（用于端饭的木盘）。食吃完后，太乐令跪奏“请进乐”。乐依次再起。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依次进众妓”。于是召诸郡计吏进前，受敕戒于阶下。宴会音乐完毕，有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声起，群臣北面再拜，出殿庭。”既然这样,那么在夜漏还没到七刻就称为晨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寿酒，这又称之为昼会。另外还特别设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乐、房中歌。
长江以东一带多虞歌，所以就没有晨贺。夜漏还没有到十刻时，就打开宣阳门，至清晨时开始打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才出来受贺。象皇太子这样出席朝会的，都是在三恪⑦以下王公以上。正月元旦朝会，设白兽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兽，如果有能献直言的人，就发此樽器皿饮酒。按照礼制，白兽樽乃是古代的杜举留传下的遗式，古人饮酒之时并不碰杯，而是祝完酒辞后高举酒杯再饮，这个扬杯动作就叫做“杜举”，有盖为白兽的，是后代人所搞出的名堂，表示忌惮的意思。
⑦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称三恪
汉朝时以高帝十月定秦，并且还是在一年的开头。到了汉武帝，虽改在夏季正月，但是每月都要回朝，一直持续到十月，就象是常飨会一样。他的仪制是这样的，夜漏未尽七刻时，受贺及接受进献礼品。公侯献璧，中二千石与二千石献羔羊，千石与六百石献雁鹅，四百石以下献雉鸡。三公奉璧上殿在御坐前，面朝北面拜礼。太常赞诵“皇帝为君兴”。三公伏拜，皇帝坐，要是这时进前去献璧，百官都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上殿称万岁，然后举觞，御食，司徒奉羹汤，大司农奉饭案，奏起举饭的乐声。百官受皇帝赏赐，帝王饮宴群臣，音乐声大作，如同元旦正月之仪。魏晋时期是到了冬至这一天，受诸侯及百僚称贺，因是小会，它的仪制亚于献岁之旦。古代的帝王没有不巡狩的。魏文帝时正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舆亟动，每年的劳役都没有安宁的时候，都是因为要应对当时多事的情况，他那时的仪制没有尊招旧章。明帝总共有三次东游巡狩，所经过的地方都过问百姓，授杖高年，体恤过疾苦，或赐以谷帛，有古时候巡幸之风。魏齐王曹芳在正始元年，巡狩到了洛阳县，赐年长的百姓力田各有差别。到晋武帝泰始四年时，下诏对刺史二千石的长吏说：“古代的王者，在每年的季节就到诸侯国巡狩，其次是为了二伯（周文王 与 齐桓公）的述职，不然就是行人顺便进行省查。故而虽然地方偏僻远，深微不足道，在心里却对它没有隔核，君臣下上情意相通，朝廷的政令也会远达边远的地区，至于说到一些没有劳动力而又没有亲属供养的人，由于他们受人蒙蔽不能得到所要的，因此以前人遗留的事迹来表示风俗，叫嚣休停的声音好象还有存在。朕在位已有很多年了，如临深川，自早至晚勤奋谨慎不敢懈怠，就是天亮了也没睡，坐而待旦，常思四方的水旱和因过失而造成灾害，为之怛然惊恐。勤躬约己，为的是令任何事都得到适当的解决。常担心各级官吏按性情办事，对事业的诚心还没有建立起来，各种事务的处理又琐碎烦杂，思虑这里面有不周到的地方，使得在政务和刑罚上失去公正，留下错误，而又不能获得和提供这方面阅览的材料。百姓有过错，是在于我一人的过失。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真是件不易的事，还没有闲暇来预料征巡省查的事，下面的事情还没有安定，拿什么来对他们抚恤。今派遣使者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让他们亲自来见刺史与二千石长官，一方面是申谕朕心，另一方面是访求在政治上的得失，对诸多事务进行调研。观省政教，为的是问人间患苦。周典上说过：其万姓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暴乱作慝犯令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每国辨异之，以返命于王。先古的典章和遗训，今天对它还是要讲的。回来后按罗列的各条上奏，俾朕是显然考虑到有的地区偏远，如何能够亲自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大夫是君子，就要各自拿出全部的心思，敬乃事，嘉言令图，苦言至戒，什么事都可以与前来的使者讲述，无所隐讳。方能将朕忧虑等待的心思，在这里得道勉励，使朕称心如意。”
在新礼里，皇帝巡狩方岳时，设立行宫以烧柴祭天就算是入礼了。先前诸侯中有前来朝觐天子的，用的宾礼及挟带的礼物都和朝仪是一样的，只是不建仪旗。京兆长安人挚虞（250-300）认为：“觐礼，诸侯朝觐天子，各建其旗。旗章的作用是标志着爵命，显示等同的威仪。《诗》中称君子至止，言观其旗。应该在制定新礼时，建旗如礼。”朝廷下诏认可了他提出的议案。但是终晋一代，那时的礼是不行的。关于封禅的传说，在经典里是没有讲的。礼是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而把有的名山升华到了天的地位，而仿佛凤皇降下，洒羽以救世，龟龙感通。天子所以就去巡狩，到达诸侯列国后，烧柴祭天，以告其成功，就把这个礼搞得事似而非。古代巫师方士编造的谶书，和儒家经义衍生的纬书都对其进行了推演，谶纬之学也就成了对未来的政治预言。于是王者就封泰山，禅梁甫（泰山下的小山），改易姓氏纪号。秦汉时期行其典故，又根据前史又各自陈述它的形制了。
在魏文帝黄初中，护军蒋济上奏说：“帝王的大礼，以巡狩为先；昭显祖宗称颂宗庙，以封禅为首。所以自古以来革命受符，还没有不蹈袭秦始皇封泰山而禅梁父的，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而司马相如说有文字以来，有七十二君，或顺所繇于前，谨遗教于后。太史公说，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是有的部门犯的过错。但是在美德中以功得圆满来讲，不登刊梁山之石，就无以彰显帝王之功，这既表示的是兆庶不朽，也是代表永远传承的原望。《语》中说：当君在感叹尧舜时代的美名时，好比是自己生的儿子对他人的父亲发出的赞誉。今天大魏承继了古代百王以来的弊乱，拯救流遁之艰险，接千载之衰绪，继百代之废业。最开始自周朝武文时期，身体力行，所以参成了天地之道，成为人神思化的总纲，又比喻为法度。上天以报应，嘉瑞以显祥，以此来和古代作比较，所有的事情都能拿来比喻。历观世代到而今，还没有废掉大礼的时候。虽然陛下志在扫尽残盗，荡涤余秽，还没有闲暇顾及这事。如果这样，三苗部族在江海倔强闹腾时，大舜就应当废掉东巡之仪；徐夷部族在淮泗跳梁时，周成王就应当停止岱岳之礼。而且去年在江汉击破了东吴，今年又在陇右屠蜀贼，使其震荡内溃，再不能侵没边地，已经不能拖累封禅之事。这个仪式已耽误了很久，非仓猝所定。应该诏告公卿，广撰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不负天下之望。臣在军旅待罪，不胜大愿，冒死以闻。”魏文帝曹丕下诏说：“闻蒋济说的这些言语，使我出汗流到了足背。自开天辟地以来，封禅的只有七十余位君王罢了。故而太史公说，虽然有受命的君主，而他们的功业有不周全的地方，所以在这中间有的人远在千多年前，近的也有数百年，对他们的仪阙不可能都有记载。我又有何种德修，敢在事务众多的时侯去做这事吗！蒋济难道说当世没有管仲，就以为我有桓公登泰山的志向吗！我不能欺天。蒋济的所言，华丽是华丽了，不是助我的人。公卿、侍中、尚书、常侍对这种表章省阅一下就算了，不要再拿出来议论，也不须对他进行答诏。”曹丕虽然拒绝了蒋济的提议，而实际上在家里就热闹地进行演练了封禅之仪，因为天下还没有统一，不欲便行大礼，黄初七年春正月，将去许昌时，而许昌的城南门无故自崩，曹丕心里感觉厌恶，于是没有进入。壬子，行还洛阳宫中。到三月，筑了个九华台。夏五月丙辰，得了大病，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遣后宫淑媛、昭仪已下归其家。在丁巳，崩于嘉福殿，当时四十岁，没有机会到泰山去封禅了。
在晋武帝平吴之后，一统天下，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上奏说：“圣德隆茂，光被四表，诸夏乂清，幽荒率从。神策庙算，席卷吴越，孙皓稽颡，六合为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东岳，告三府太堂为仪制。”卫瓘等人又上奏说：“臣听说祸事都是发自生灵涂炭的时期，在这期间就会有帝王出现，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发生的事件，有的出现的时间很短，只有数年，还不能将这一段历史完整地记载下来。立德以济世，挥扬以仁风，先前以登泰山封禅的有七十四家，能从他们的谥号可以知道的十个中就有四个。还有沈沦寂寞的人，曾经没有遗留下声名的人，更不可胜记。大晋要讲的德，来源自重（羲）黎（和）先祖时期，实际上是来至黄帝的孙，昌意的儿子颛顼留下来的佐证，颛顼又生了儿子穷蝉，就是舜的高祖，经过了夏商时期，重黎氏的血脉渊源世序天地。他们发展到了周朝后，前人遗留下来这种礼制没有失去，外化即为礼，在心即为德。现在金德将升，世济明圣，外平蜀汉，海内归心，武功的隆盛，实际由文德而生。到了陛下这个时代，受命登上主位，弘建大晋功业，使民众人心产生归向。唯独表面上，在沅湘江湖一带，还有凶桀的部族武装负隅顽抗，历代都没有归顺。现在以神谋作为决断，以天命将对他们进行讨伐，趁着平吴之后兵威暂加，数年就能荡定。羁押其鲸鲵（男女），赦其罪逆，官府以恩惠对其云覆雨施，使其八方来同，被汉文化声威教化，就能使大晋的威名传播到四方极远之地。虽古时候有黄帝轩辕的遐征，大禹的远略，周朝的奕世，又如何能拿到今天来尊崇呢！如果这玄石上刻的素文，是前人记载的著称，象以数表，言以事告，虽然古代这种《河图洛书》以天象造化作为推演，不也是同样做过。所以应该宣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发德号，明至尊，享天休，笃黎庶，勒千载之表，播流后之声，俾百世之下，莫不兴起。斯帝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也。”武帝下诏说：“今逋寇虽殄，外则障塞有警，内则百姓未宁，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贾充等人以天下一统，也屡请封禅；但是武帝不许可。
卫瓘等人又上奏说：“今天的疆域从东渐于大海，自西被于流沙，远及大漠之阴，计算从南到北的户数，莫不通属，大禹时期足迹遍及九州，今天实在是超过了它。天人之道已周全，巍巍之功已显著，应该修礼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祗，与主宰天界的上帝相配。登封泰山，致诚上帝，以答人神之愿也。乞如前面所奏。”武帝下诏不许可，说：“今阴阳还没有调和，刑罚政令也没有使用得当，百姓还没有安得其所，难道可以强行以功向上天告成功吗！”。卫瓘等人见此情形又再上奏说：“臣听闻处在帝王之位的人，必定有五德历运循环次序之期，顺天命之应；济世兆亿百姓的有功的人，必定有盛德之容，告成功之典。无功是不可胡说的，有功是不敢谦让的，自古代以来就行成了规矩。而圣明的诏书讲得好谦虚，屡次推辞其礼，虽盛德之容攸然存在，却推脱而没有自居。三公的职能就是主持天地的祭典，实际上是掌管人物，国家的大事，就取决于此。故而在汉代刘氏一族的封禅时，不在朝廷做官的人，就不会谋划这种事。臣等的前奏，全归功于对历代的祖考，现在天命又应，陛下的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应该修此礼。至于说到封禅的日期，须在五府上议定，然后再上奏使陛下听闻。”武帝下诏说：“就算是荡清了沅湘江湖一带的顽寇，都属于做这件事之人的功劳，如何就足以说是我的功德告成。眼望四方诸侯及九州牧伯，都盼望着国家兴隆，博大的汉文化得以传播，使华夏得以安宁，百姓获安定，社会得到治理，与他们休养生息。你们要想想朕日夜的希望，不要再把这件事拿到五府上去议定了。”卫瓘等人没死心又上奏说：“臣听闻唐虞三代都有济世弘功之君，莫不是仰承天休，俯协人志，登介丘，履梁父，还没有出现推辞的人，完全说明这种事是不可谦让的。现在陛下的功勋高过一百位君王，在德上没有二话可说，茂绩宏规，巍巍之业，实在不是臣等所能研究讨论的。而圣上在前面勤劳谦恭，屡次自行贬低，时至功德圆满也不理，推美而不居，这样就使当代皇朝上仪有了缺憾，也阻塞了验灵的后土皇地祗之款望，如何又能使大晋的典谟，与三皇五帝同风？臣等诚不敢奉诏，请如前奏施行。”武帝下诏说：“现在应当共思弘道，使朝廷在政治上得以健康发展，且等到以后年份好时再谈这种事，不要再众说纷纭了。”
诸侯王公里也有司又奏：“自古以来的圣明，把自己的居所建得很大，就是为了名扬四海，封禅名山，都是写在史籍上的，对它作过记载的有七十四位君王了。当舜禹拥有天下时，就巡狩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亲自行其道。《易》中著有：观俗省方，《礼》中写有：升中于天，《诗》中赞颂：陟其高山，都是记载到典籍上的。周文王在商纣时为西伯，为此服事殷商，他的儿子周公旦以鲁藩列于诸侯，有的时候在岐山国坐享，有的时候登顶泰山，就把这种事升华为圣德，就象是为了他的事业一样。自此以来，一些功薄而冒用这名义的人，也不可胜数。号谥没消失，还传到了今天。何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时，国家被分截；世宗景皇帝济世建立了大功，意图重整华夏；太祖文皇帝受天命创造大晋，荡定蜀汉；陛下应期龙兴，混一六合，泽被群生，威震无外。以前汉氏一族失去对江山的统治，又遇到吴蜀鼎峙，战事兵兴以来，打了将近百年，敌人处在地势险要风俗殊少，社会被隔绝，交通被阻塞。今天这些桀骜不驯的敌人，在二代人之后被平定而消灭，不是聪明神武，先天弗违，谁还能如此建立巍巍的功勋呢！臣等有幸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理当参加这个大会，亲身体会一下汉文化的博大，目睹太平圣世，是一件至公至美的事，与谁都不能相让。应该向在先朝的祖宗述说汇报，以古今宪章为参考，将功勋祭告岱岳（泰山），登封告成，并发展礼乐之制，使三雍的辟雍、明堂、灵台成为典范，扬名万世，以彰显祖宗。所以臣等情不自禁怀着最大的心愿，敢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来传播这件美事。请告述太常，准备好礼仪，奏请复同前表。”武帝下诏说：“所议列出的典故诚恳说到了古代的盛事，但现在你们还不可以如此这样搞。”于是便对这样报来的事，回以断绝。
太康元年，东平王司马楙上言说，王昌亲自看到他的父亲王毖，本居住在长沙，有妻子儿女，汉末才进入中国，当时正遇到江东反叛，在曹魏时期出仕为黄门郎，与前妻儿女死生隔绝，就变更娶了王昌的母亲。今江表一统，王昌听闻前母已死了很久，又有人对此提出非议，而请求朝廷评议。守博士谢衡在议案里说：“虽然有二位妻子，全是因为有其中的原故而才搞成这样，在道义上来讲不算是有损，评议后认为应该更改相妻为服妾。”
守博士许猛出班认为“由于当时交通被阻绝，礼制里又无对前母的说明，相妻为正这是常识，又在事情发生的前面，他的前母还没有死，没有理由因为这个原故使它变更。虽然现在他的前母死了很久，如同还在，就不应该使她成为他爹的服妾。”段畅、秦秀、驺冲出班附合，认同许猛的观点。
散骑常侍刘智安出班评议说：“礼是正常情况下为发生的事情设立的制度，不是为特殊的事故设的。对他死亡的父母，又不知道他们死生的，就不写在礼制上了。平生又不曾相见过，去居丧时对她的礼就不能加以隆重，应该以一定的居丧日期为限。”
都令史虞溥评议说：“臣认为礼不二嫡，故而以正妻为重，不是象前面的评议者认为的那样，他们有防妒顾忌而已。故而《礼·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在历史上还没有遇到变更而存在二嫡的事。.况且本来就没有二嫡的事，那么在王昌的父亲更改娶妻的时候，就是与前妻义绝之日。交通阻隔使王昌的父亲变相存在两个正妻，二妻都在时，必定不会搞出两个正妻专堂，令两个妇人一同执祭，在名义上同齐相等。”黄门侍郎崔谅、荀悝、中书监荀勖、领中书令和峤、侍郎夏侯湛的评议都如都令史虞溥一样的观点。
秦秀评议说：“在传统道义上如果有妾生的儿子，父亲会命令相妻来慈养，而这样便有了三年养育之恩，便如同自己所生一样。王昌的父亲有何种理由不依招此礼进行，而命两个相妻各自养吗！一般父亲对待亲密的朋友，有如同对待自己儿子一样的礼，更何况对待兄长的母亲！”
许猛又再次出班作评议：“丈夫年轻而妇人又稚嫩时，就在礼制上规定不许可改嫁更娶，这样一来对婚姻的规定就更适用了。现今，在妻子还在的情况下，他人又许以更聘，就使丈夫在得存先前的妻的情况下，又得到了再婚的妻子，非杜绝这样的事发生，如何？”
侍中领博士张惲评议：“以前舜帝在娶妻时没有告知父母，就使得在婚礼上有了缺憾，故而在《尧典》记载里，舜帝的女儿和婢女两人一起嫁给了尧帝，当时没有嫡媵大小的区别。但在她的传记里却是用妃夫人来称呼她的，说明是没立她为正室的皇后。一般人的丈夫是以圣人的弘功做为指导，就算是皇帝的亲生嫡子，也会因权事的更替而发生改变，以此来确定典礼的规格。东汉的黄昌告述新妻，使她回避正室，当时的舆论认可他的做法。推研黄帝的姬氏，他注重长子嫡孙，后裔长期以来保持着姬姓，其他的非嫡系子孙就不姓姬了，再回过头来看黄昌在这事上的做法，就应该使他们各自服侍其母。”东汉的黄昌字圣真，会稽余姚人，出生以来就是孤儿家庭贫寒，由于离学馆近因而就学做官，数次见到很多同学在自修庠序之礼，因好奇，也就跟着修了一些经典，又晓习文章书法，出仕就为洲郡决曹掾。刺史一次走进他们的部门，见到黄昌，感觉此人奇特，就招辟他在身边从事。后来主事的长官死了，他被拜为宛县令，在施政上严格而又霸道，喜欢惩发奸邪的人。一次有人偷了黄昌的车盖，黄昌开始没有声张，秘密派亲信侦查，后来才在他门下贼曹属的家中起获车盖，把这一家悉数收捕，立即杀死。大户人们都感到胆战心惊，都称黄昌有神明相助。洲郡要向朝廷举荐能人，黄昌于是被迁升蜀郡太守。先前的太守李根年老，在政事上办理糊涂，百姓有很多被侵害蒙冤。到了黄昌时，吏人送上的讼状牵扯七百多人，全部为他们作了断理，没有一个人不满意。一次密秘抓捕了一个强盗头子，逼使那强盗头子交代，按供述的名单前往各县核对同党的姓名，确定居处后，于是分派人等进前人抓捕，没有一个逃脱的。在当地的宿恶大奸，都奔逃到其他境域。当初，黄昌为州郡书佐时，正遇到收获的季节，要挖萝卜用盐淹于樽器中，他的妻子要回娘家看望父母并帮忙劳作，遇到强贼被劫走，于是流转入蜀地卖给他人为人妻。他的这个被拐卖的妻子又和他人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正好犯事被抓，于是他的前妻前往黄昌的衙门自行伸讼。黄昌怀疑此人的母亲不是蜀人，因而问其原由。他的前妻回答说：“妾本是会稽余姚人戴次公的女儿，是州郡书佐黄昌的妻子。妾一次回娘家，为贼所略，于是到了这里。”黄昌大惊，呼她进前，对她说：“你认识黄昌，有什么凭据？”对答：“黄昌左足心有黑痣，常常自言相书上说左足心有黑痣，应当作二千石的官吏。”黄昌于是伸出了左足给她看。因而两人相抱痛哭，回去后还是成为夫妇。在蜀郡太守任上干了四年，后来朝廷征招，再迁过为陈国相（陈郡，秦置郡，西汉改为淮阳国，东汉改为陈国，治所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当时县里有一彭氏大户，在以前豪强放纵，给自己造起一座大舍，高楼临道。黄昌每次出行到了县里，彭氏家里的妇人就登上楼，爬在楼栏边观看，惹得黄昌不高兴，于是把这一家收押投下大狱，找了个理由把他们全杀了。后来黄昌迁为河内郡太守（古以黄河以北为河内，以南、以西为河外），又再迁颍川郡太守（曹丕代汉后，改许为许昌，成为颍川郡郡治）。永和五年，征拜他将作大匠主管营造。汉安元年，进补大司农，左转太中大夫，死在官任上。
侍郎山雄与兼侍郎正在领《三国志》著作的陈寿认为：“都令史虞溥的反驳在名义上同齐相等，礼无二嫡，不可以并耳，这不是大夫的作派。假如王昌的父亲及两个母亲在今天都各自存在，那么前母就不应该被废，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假设令王昌的父亲将前母的儿子带进中国，并且都还活着，就应当尊从他的生母而服礼。姑且就算王昌的父亲没有抛弃前妻这样的事，王昌的兄长有就服母之理，那么王昌无疑就可以不用服礼。”
门下第属贼曹的卞粹评议：“王昌的父亲当时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而娶了后妻，那么以前的妻子就如同死了而在道义上没有绝断。如果前妻还活着并且又都能相见，而后妻又没有过世，那么就是把妾排到了前妻的地位了。前妻死了而又让后人知道这样的事，那么在丧葬的礼仪上应该相同，也没有存在并嫡的事实。这样一来必定会她们的使子孙，在她们过世之后，再来追忆二母在隔绝之时，以为存在并嫡，那么就违背了死去的父亲，追出亡母来议论。评议的人以为在礼制上没有讲为前母服礼的事例，可以说是以礼制记载的文字来损害了礼意。愚以为不是生母而为她服丧三年，没有哪一样不能同于他的前母，都应该是一样的丧葬的礼仪。”
门下第属仓曹的卫恒评议：“或者可以这样说，嫡不可二者并列，应当对前妻的服礼以断绝。这样一来就成为夺旧与新，违背了两个生母的意愿而把儿子的服礼给了她人，这在礼律上所不允许，在人情上所不安稳。或者可以这样说，断绝对前妻的服礼与死如同，没有二嫡并存的嫌疑，依据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件事，要令有服礼。这样一来就成为论嫡则死，议服则生，还自相矛盾，理又不通。愚以为当时交通被断绝，前妻就如同人死了一样，实在没有啥不同，应该一并认同生母如前母，不要再对前母进行追加服礼。”
主薄刘卞评议：“王毖在南为邦族，到北为羁旅，以此名分开来说，前妻为元妃（指第一次娶的嫡妻正室夫人），后妇为继室。何至于国家的道路在开通后，既而更加强迫他离开现在的妻子，废掉他的嫡子的名份！《春秋》不写姜氏（武姜），她的儿子庄公和她断绝母子关系，并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见面。当初因为她犯下的错相当可恶。晋献公把他女儿赵姬给了赵衰为妻，赵姬虽然很娇贵，当他得知赵衰在翟国还留有叔隗和赵盾母子后，便主张赵衰将赵盾母子接回晋国。赵姬的儿子原同虽然受到宠爱，赵姬却把叔隗生的儿子宣孟（赵盾死时，谥为宣孟）当成亲生的，叔隗回到赵衰家里，赵姬又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内子（妻子），自己以妾身侍之。如果说这是违礼苟让，那么为何有那么多人都把《春秋》当成善的呢！评论的人说因为地理交通断绝的理由，这种情况最终使他自已不得与前妻往来。今天道路被打通，为何又以各种原由在当今追而绝之呢！黄昌的事情是一种美谈，这又发生在近世，可以拿王毖的事和这些美谈作个比较。”在春秋时，申侯的女儿姜氏嫁给郑武公生下庄公（姬寤生）和共叔段（姬段），姜氏生庄公时难产，受到惊吓，给他取名叫姬寤生，所以很厌恶他。姜氏偏爱姬段，想立姬段为世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不答应，后来姬寤生即位为庄公，姜氏就替共叔段请求分封到制邑去。庄公说：“制邑是个长满岩石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如是封给其它城邑，我都可以答应。”姜氏又请求封给京邑，庄公答应了，让他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祭（zhài）仲对庄公说：“分封的都城超过百雉（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留下的制度：分封的大都不能超过国家三分之一，中等的为五分之一，最小的为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城不合法度，不按制度规定建立，君王将要不堪其苦。”庄公说：“这是姜氏想要的结果，我如何才能避开这种祸害呢？”祭仲对答：“姜氏有何不能满足的？不如早为她所设好防备，不使祸患滋生蔓延，蔓延开去就难以收拾了。就象蔓延生长的草都不可以清除干净，何况君的受姜氏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姑且等着看吧。”既而太叔令郑国西边与北边的城邑归于庄公也归于自己。公子吕（字子封）说：“国家不能整出两个君王，君将如何对它收场？想把国家交与太叔，臣就请求在他那里做事；如果不把国家交与他，那么就请除掉他。不要使民心产生动摇。”庄公说：“不需要，他将自行倒台。”太叔又收了两个城为自己管辖，势力扩展到了廪延（河南省延津县北。）。子封对庄公说：“可以收拾了，他的势力增大了，将得到更多的人。”庄公说：“自行不义就不能收笼人心，势力增大了也要垮台。”共叔段聚集起军队，大量给士兵装备修缮甲胄，用于作战的兵车也准备完成，准备袭击郑国都城。姜氏作为内应将开启城门。庄公听闻他们进攻的日期，说：“可以行动了！”命公子吕率兵车二百乘，车上甲士六百人，车下步兵一万四千四百人进攻讨伐共叔段的都城。共叔段的都城发生叛乱，共叔段逃入鄢城，庄公将要讨伐鄢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五月辛丑日，共叔段出奔共国。史书《春秋》说：“郑伯克段于鄢。”是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故而不在书中说他是庄公的弟弟；如同两个国君在争斗，故而说是克，用了一个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去教导；说庄公的本意就是想赶走共叔段。所以在书中不说是出奔，记载的人实在是难写。庄公就把姜氏安置在城颍，而且对此发誓说：“不到死时埋于黄泉，不再见面。”既而对此又后悔起来。一个颍谷封人名叫颍考叔，听闻这件事后，跑来向庄公献策，庄公赐给他一桌饭菜，颍考叔吃饭却留下肉羹不吃。庄公问他是什么愿因，他回答说：“小人有个母亲，小人吃过的食物她都尝过，就是还没有尝过君王的肉羹，请让我带回去让她也品尝一下。”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繄（yī），唯独我就没有！”颍考叔说：“敢问这话从何说起？”庄公就把事情的原故续述给了他，并且告述他自己很后悔。颍考叔对答道：“君有何忧虑的？如果挖个地道抵达泉水，穿过隧道而前去相见，那谁还能说不是黄泉相见呢？”庄公听从了这个意见。庄公从地道进入见了母亲，而后作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从地道出来后，也作一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于是母子俩合好如初。有君子说过：“颍考叔是个真正的孝子，纯孝也，他不但孝顺自己的母亲，而且把孝心影响到庄公身上。在《诗经·既醉》中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实就是对他这一类人说的吧？”
司空齐王司马攸评议：“在《礼记·丧服小记第十五》中讲：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在父亲死去过了很久才服丧，己过了日期就不要再搞了。很多儒家都认为父亲已在其它地方死了很久，而他的儿子生活在异域，在死之前来不及回来相见，父亲的丧礼虽然能够追服，儿子却可以不穿丧服，这就是不责非时之恩。但说道没有相见，就尚且不服他先死去父亲的礼，而且更何况他是前母非亲所生，礼义不能超越祖先定下的制度，没有往也没有来，亲情被地理阻隔，而现再令他追服丧礼，几乎不是在衡量人情，而是在确立法规这样的说法了。我认为王昌不应该追服丧礼。”
司徒李胤评议：“王毖为黄门侍郎时，江南已经叛乱。与古代的石厚那个时候做个比较，石碏能够大义灭亲，亲自派孺羊肩到陈国杀了石厚，何况于王毖的道义，可以这样认为就能得到妻子吗！”大司马陈骞没有进行评议，太尉贾充与抚军大将军妆南王司马亮都认从主事的意见。当初，贾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贾褒与贾裕，贾褒一名贾荃，裕一名贾浚。岳父李丰因密谋以夏侯玄代替司马师为大将军，事泄被司马师所诛，前妻李氏坐事被流放。后来贾充娶城阳太守郭配的女儿，就是广城君郭槐。武帝司马炎作主位后，李氏以大赦得还，武帝特诏贾充置左右夫人，贾充的母亲也命令贾充迎回李氏。郭槐大怒，捋起袖子数落贾充说：“你刊定律令，又立下了辅佐皇帝的大功，我在里面也是有分的，李氏哪能与我相提并论！”贾充无奈于是向武帝答诏，以谦虚的态度推托说，不敢当两夫人的盛礼，实在是畏惧有槐。而当时李氏的女儿贾荃成为齐王司马攸的妃子，贾荃想令她的父亲遣走郭槐，而迎回她的母亲。当时沛国刘含的母亲，以及帝舅羽林监王虔的前妻，都是毌丘俭的孙女，毌丘俭于公元255年与王淩、诸葛诞发动针对司马师的兵变，不久即兵败被杀。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把它拿到礼官那里，都不能裁决。虽然当时不能遣返后妻，多是安置在其它住所私通。贾充自以宰相为海内准则，于是为李氏在一个叫永年里的地方筑了居室，而不敢往来。贾荃与贾浚每天都号泣请求贾充，贾充竟然不前往。不久贾充要去关右坐镇，朝中公卿们提供帐蓬，设祖道以祭祀路神，并设宴送行，贾荃与贾浚两姐妹因怕贾充去远了，母亲被凉在一边，于是拉开帐蓬的排幔进后去坐在帐中，向贾充叩头，头都叩出了血，并向贾充及群僚陈述母亲应该被迎回去的意思。众人因贾荃是司马攸的王妃，都惊起而四散跑开。贾充既惊愕又很羞愧，遣黄门将两姐妹扶了出去。这时郭槐的女贾南风成为皇太子妃，武帝于是下诏作个了断，判李氏和与此情形一样的案例“皆不得还”，后来贾荃都是因这事被气得愤怒而死。最初的时候，郭槐还想察看一下李氏，贾充说：“她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往。”到了女儿贾南风成为皇太子妃时，郭槐于是盛着威仪而去。进入门户时，李氏出来迎接，郭槐顿时不觉得脚发软了，因这个感觉于是再拜见礼。从这时起贾充每次出行，郭槐都要在侧边使人前去寻找，担心他过李氏那边去了。当初，贾充的母亲柳氏是一个富有情感的人，看见古今有很多重节义的事，竟不知贾充与郭槐已成好事，认为不能同舟共济就是不忠，数次追着骂他。侍者在旁听闻这事，没有不窃笑的。到了后来将要过世时，贾充问她想说些什么，柳氏说：“我教汝迎回李氏重新作夫妻，你还不肯，还问什么他事！”于是不再说话。到后来贾充死后，李氏的两个女儿于是想把她们母亲的坟迁来祔葬，贾南风不允许她们这样干。到后来贾南风被废，李氏的家人才将李氏与贾充合葬。李氏作《女训》流行于社会。
都令史虞溥又反驳卞粹的观点，说：“在《论语·八佾》中林放问礼之本，孔子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丧从宁戚，说的丧事差不多就是哀思悲戚罢了，礼是反应人内在情感、美德的，这是它的本意，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所以从本意来讲，就是不使人们服非亲人的礼。死去的人终了，终了的事就已过去了，在道义上也就再没有什么了。分居在两地生活，那么是否要分离都由当事人来决定，人们往往把对夫妇间的关系，判以合作为正义，判以离作为贬义。现今这事起因是地理阻隔使人往来断绝，那么要王昌配合服丧礼，在理上就讲不通。王毖他已有了改娶，替代了己有的前妻，怎么能把自己一身的幸福寄托在如同于一个死妇的身上呢！伯夷让孤竹国的典故，是不可以把它作为今后的王法。而且既然已经说作为嫡子的要后服丧，又说要更改相妻为妾服，活着的时候就被贬低或被分离，死了的时候就被合在一起埋葬，妻子对丈夫专一服侍，丈夫怀有贰心以满足自己，这样一来，开伪薄之风，伤贞信之教，在以纯化使风俗朴实的今天，不也变得更难吗！今王昌二母虽然地理阻隔使人往来断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王毖同时并存的妻子，如何得知哪个为前母，哪个为后母哦！假设使王昌的生母先死，以嫡的名义与父亲合葬，而前母没有死，远闻丧问，当这种情况发生该制何种丧礼丧服呢！古人制定的礼不去应用，而加以改动就会更加地失去。在不义的事上孝子是不会纳亲的，贞妇是不会为了讨好昧进而苟且容身的。今天如同前面所讨论的一样，让王昌嫡于死妇，使后妻居正或被废除，在两个儿子的心中，曾经没有惭愧么！而有的人诬蔑说父亲抛弃母亲，恐怕象这样的文章写到这里，也是难以评定褒贬的。在礼制中，违背了诸侯而去附适天子，就不用再服旧君的礼了，既然这样王昌的父亲在进入中国前就断绝了对以前君王的礼，那么在进入中国后重新纳了后室，这就算是废掉了旧妻了，又从何得知应该对他口诛或者应该抚慰呢！况且这个妇人她还患有很严重的疾病，不能一起参与祭祀，使得慈夫在这上面令人觉得怜悯，而在西汉戴德所著《大戴记》中的七出，是写明了的条件之一（在中国古代的法律、礼制和习俗中，规定夫妻离婚所时所要具备的七种条件，当妻子符合其中一种条件时，丈夫及其家族便可以要求休妻，包括：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对人要真诚道理就应该讲清楚。现在这件事由于夫妇间地理阻隔分局两地，等同于无妻，对方又有严重的疾病，在道理上就没有异议。依据这种情况自己再改娶后妻，就有了休掉前妻的充分证据。而有的人所说的应该让王昌服丧礼，在礼义上有什么依据能让这一论点站得住脚！”
尚书八座（尚书令﹐尚书仆射﹐六尚书）认为“假设有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父亲为敦煌太守，而儿子在洛阳任职，如果父亲娶妻，儿子没有前去看见，就可以不知道这件事，到她死亡时，就不得不服丧礼。但是养育自已的人（父亲）就会情绪哀愁，因为儿子在家谱中而又不能相见她的名制，虽然悲戚，悼念的心就会感觉特别，而为她服一次丧礼。另外，有两个正室又使匹嫡等同，还自以为是，这样就是违礼了，不能说是非常之事而以常礼处之。以前子思（孔伋，孔子之孙）在庙中为父亲休弃的生母哭丧，他的门人说：庶氏之女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子思惊惧起来，改在他室哭丧。如果王昌不按礼制服丧，不得不告其父祖长辈，掘开他前母的尸体，迁到其它地方。如果他不迁移，王昌就成为罪人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异族之女的坟不得祔于丈夫的亡母旁，藏其墓次就是这个原故。而且有丈夫的妇人牵夫（第三者插足，偷情），就在于她有尊贵的身份，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之举，使礼在权力下得到变通，故而先史对这讲得很祥细，不讥讽其事罢了。今王昌的两个母亲，各已终亡，还没有出现并嫡，分出地位轻重之事。王昌的前母，应该依叔隗的典故作为比较。如果她的死发生在王昌还没有出生之前的情况下，则王昌不应再服丧礼，如果王昌生在前母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应该自行如礼，以名义服丧三年。应该辄正（整理）定为文案，章印下发廷掌宗庙礼仪的太常，报楙奉行。”
最后朝廷在礼制中这样处理这件事：“凡事有非常，当依准旧典，为之立断。今天评议的这件事，引用赵姬与叔隗典故的人考证得太粗糙了，说起这些古代发生的事，是因为后狄与晋国和好，故而姬氏才得迎回叔隗而把自己的身份降下。由于东吴敌军使交通隔塞，王毖与前妻，就成了终始永绝，必定在礼义上没有两嫡的事出现，那么古代的赵衰就可以让隗氏操纵一切，让姬氏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份降下。王昌作为人子，难道能擅自代替他的生母操纵排序地位，况且王毖的两个妻子都一并死亡，前妻的儿子犹如后母的儿子罢了，王昌故而不应该按制服丧礼。”
尚书八座（尚书令﹐尚书仆射﹐六尚书）认为“假设有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父亲为敦煌太守，而儿子在洛阳任职，如果父亲娶妻，儿子没有前去看见，就可以不知道这件事，到她死亡时，就不得不服丧礼。但是养育自已的人（父亲）就会情绪哀愁，因为儿子在家谱中而又不能相见她的名制，虽然悲戚，悼念的心就会感觉特别，而为她服一次丧礼。另外，有两个正室又使匹嫡等同，还自以为是，这样就是违礼了，不能说是非常之事而以常礼处之。以前子思（孔伋，孔子之孙）在庙中为父亲休弃的生母哭丧，他的门人说：庶氏之女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子思惊惧起来，改在他室哭丧。如果王昌不按礼制服丧，不得不告其父祖长辈，掘开他前母的尸体，迁到其它地方。如果他不迁移，王昌就成为罪人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异族之女的坟不得祔于丈夫的亡母旁，藏其墓次就是这个原故。而且有丈夫的妇人牵夫（第三者插足，偷情），就在于她有尊贵的身份，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之举，使礼在权力下得到变通，故而先史对这讲得很祥细，不讥讽其事罢了。今王昌的两个母亲，各已终亡，还没有出现并嫡，分出地位轻重之事。王昌的前母，应该依叔隗的典故作为比较。如果她的死发生在王昌还没有出生之前的情况下，则王昌不应再服丧礼，如果王昌生在前母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应该自行如礼，以名义服丧三年。应该辄正（整理）定为文案，章印下发廷掌宗庙礼仪的太常，报楙奉行。”
最后朝廷在礼制中这样处理这件事：“凡事有非常，当依准旧典，为之立断。今天评议的这件事，引用赵姬与叔隗典故的人考证得太粗糙了，说起这些古代发生的事，是因为后狄与晋国和好，故而姬氏才得迎回叔隗而把自己的身份降下。由于东吴敌军使交通隔塞，王毖与前妻，就成了终始永绝，必定在礼义上没有两嫡的事出现，那么古代的赵衰就可以让隗氏操纵一切，让姬氏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份降下。王昌作为人子，难道能擅自代替他的生母操纵排序地位，况且王毖的两个妻子都一并死亡，前妻的儿子犹如后母的儿子罢了，王昌故而不应该按制服丧礼。”
当初晋武帝在泰始三年，贾充等人修律令成功，武帝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在泰始四年，大赦天下，于是颁布新律。最初，文王秉承曹魏时期的政令，是考虑到前代律令烦杂，早在曹魏时期陈群与刘劭虽然经过改革，而科目太多而又密杂，又因为汉代的叔孙通、孙叔宣、郭令卿、马融、杜林诸儒使用的是章句，通条连句，上下相蒙，难解其意，于是就取郑元的章句，而他又是儒家所说的偏党，偏党一般又无经文，听他讲的人都回避他，不可以承用，于是命贾充与太傅郑冲、司徒苟觊、中书监苟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太守周权、齐相郭颀、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重新修定法令，贾充初定律令，与羊祜共同向太傅郑冲咨询，郑冲字文和，深研儒术和百家之言，只要朝廷有活动必定出来循礼。郑冲说：“虞舜时期的大理，掌管刑法的皋陶写的严明之旨，不是愚昧懦弱的仆人所能探询的。”羊祜说：“上意欲令小加弘润。”郑冲于是粗略说了个修改的大概。于是就汉代的九章增加了十一篇，共增减汉魏时期的律令作了二十篇。一《刑名》，二《法例》，三《盗律》，四《贼律》，五《诈伪》，六《请赇》（是从早先的《盗律》中分出的），七《告劾》（以早先的《囚律》作了修改），八《捕律》，九《系讯》，十《断狱》，一《杂律》，十二《户律》，十三《擅兴律》，十四《毁亡》，十五《卫宫》，十六《水火》，十七《厩律》，十八《关市》，十九《违制》，二十《诸侯律》（以《周官》修改得出 ），全部一千五百三十条。减了六百三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字，去除了其中的琐碎苛刻，目的在于益时。其余不宜除出的，如军事、田农、酤酒，因为朝廷草创在很多方面没有得人心，权宜之下设了这样的政令，到太平时当除去，故而不入律，都以政令为指导，便于大晋制度的施行，以此设下教条，只有在违反政令造成后果有罪时，才纳入律法程序，于是贾充等人撰政令四十篇：一户，二学，三贡士，四官品，五吏员，六俸廪，七服制，八祠，九户调，十佃，十一复除，十二关市，十三捕亡，十四狱官，十五鞭杖，十六医药疾病，十七丧葬，十八杂上，十九杂中，二十杂下，二十一门下散骑中书，二十二尚书，二十三三台秘书，二十四王公侯，二十五军吏员，二十六选吏，二十七选将，二十八选杂士，二十九宫卫三十赎，三十一军战，三十二军水战，三十三至三十八都是军法，三十九与四十都是杂法。其所涉及到的常事 品式和章程，都归相应的官府作为范例。减去了枭斩族诛从坐的条款，除了谋反罪外，养母出女嫁皆不再复用以前的条款，重新使用将父母弃市街头的处以连坐的刑罚，省去了禁锢相告之条，去除了受捕而逃亡的人员为官奴婢的制度。犯轻的过失错误的人，其中年龄过老过小的女人，当处以罚金，其它的人由执杖的伍佰责打，杖数都令减半。对奸淫伯叔母的人，在政令上使用重刑。将父母弃于街市，奸淫寡女，处三年刑。一定得尊崇嫁娶之要，以下婚聘的为正室，不治私约。严格礼教的防犯作用，将礼中的 “ 服制 ” 列入律典中，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批准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以五服制罪。全部律法和政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二百字，六十卷，案例三十卷。在泰始三年，修定的律法和政令事情完毕，以表呈上。武帝下诏说：“以前萧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孙通制仪升为九卿之一的奉常，赐黄金五百斤，弟子百人都为郎。立功立事，在古今都是注重的，应该加赏禄，其具体的加赏办法需要详考差叙。就象古人一样辄如汉诏，简选弟子百人，随才品用，赏帛万余匹。”《泰始律》从咸熙元年（264）开始编修，在泰始四年（268）戊子正月二十日，晋律成，司马炎批准颁行新律。
当初明法掾张裴（张斐）⑧给律法作注，以《注律表》上疏，主要是这么讲的：
律法最先在《刑名》出现后开始应用，所以是确定罪刑的制度；最终在《诸侯》这样的制度下实施律法，所以使他们在政务上得到完备。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而有了三才之义（仰观为天，俯观为地，人处其中；依天而观象化，依地而取物用，人事粗备，书契未作，知相而不知名，意识未通种种，故以三为成数，此三才之义），法律应当体现出礼乐的精神，它的相式须顺行而成，就象是一个整体，所以《刑名》是经略罪法的轻重，校正加减罪刑的等差，明确定义在众多的篇章中出现不同的析薪之理，弥补其在章条上的不足，举上下纲领与校正。其中犯盗贼、诈伪、请托和接受贿赂的，在此就依照《刑名》定罪，还有针对作役、水火、畜养、守备这样相关的详细事例，都要求在上面列出本名。以告讯作为它的宣传手段，以逮捕拘系机构作为它的手足，以审理判决案件为之定罪，让案例符合其制。自始及终，在错综复杂变动无常的案例里，当上下都没有找对方法时，主理的官吏要采取多种办法破解案情，招法是没有穷尽的，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都是不离于法律之中的。
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角斗,角力），无变斩击谓之贼（在未发生变故的正常情况下杀人、伤人。），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僣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全部有二十种，这就是《泰始律》律义的较名，对于认定犯罪、适用刑罚有重要意义。
使用律法办案的官员，应当小心其中出现的变故，审视其中的行成的原因，律文表面上虽不合逻辑，而实际是有道理的。如果有不承用诏书的，无故失去对刑事案件的审理，造成过失应当罪疑从赎，对其“疑罪”实行按有罪从轻处罚。谋反罪中同伍的人（古时军队五人为伍，户籍五家为伍），实不知情的，应当在判处谋反者主刑的重处之外，对不知情者附加使用从刑，这就是故失之变，即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卑者与尊者相互争斗，都被视为贼。在争斗中使用了兵刃，造成伤害，不得认为是戏，这样的戏是要给以重处的。向人居室庐道射箭，不得为过，造成失误的是禁止的行为。在都城中跑马造成人员伤亡的，应当裁定为贼，与贼刑有相似的一面。过失刑与贼刑的描述情形相似，戏刑与斗刑描述情形相似，斗而杀伤旁人，又象是误，盗窃捆绑伤了看守的人又象是强抢，哄骗人取财又象是受贿赂，在囚辞里所写的文字又象是起诉中的告劾，诸主理的官吏不能听理又象是故纵，手持物件又象是恐猲威胁。如此之比，都为无常的格象。
官员审查五刑的案例；查证可信就用五刑来处罚；查证不可信就用五罚来处理；用五罚当事人不服也不能处理，就用五过来解决，这样做的用意就是马融说的意善功恶，以金赎之，这是好心没办成好事，属于不戒慎，是犯罪，要用罚金惩罚。故而在律制中，生罪的杖打不能超过十四等，死刑不能超过三种类型（枭首、斩、弃市），使用徒刑（强制劳役）不能超出六等，不能超过五种情形使用囚刑，累记劳役的作刑不能超过十一年，累记鞭笞不能超过一千二百次，赎刑每等级使用刑罚的处罚日期不能超过一年，交纳每等级赎刑的赎金不能超过四两，赎刑的赎金按年月日计算，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加刑等不得加到死刑，判死刑的只能加一种，不能复加其它死刑的种类。不可累记加刑的，故然有并罪的情况；不可并罪的，才累记对其加刑。以加刑的情况来论，肯定在里面有合符加刑的条件；与其加刑的，连同他的本罪一起加。从犯不在其次的，不以通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是很难预料的，不可能对它的防备做到完善；在亲疏与公私之间，不可能做到常常对其教悔，追崇儒家礼乐文化精神是最高的目的，为达到其目的故而使用刑罚来约束不端的行为；刑法是放在它的下面，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使用它能平定事端，故而行其法。所以能使尊卑有次弟，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
在律法中有的案例情况相似，而罪名中的内容又相关连，如有利用威力权势下手取财强抢的，用捆绑拘押不自知将会造成死亡的，其中有用恶言作为恐吓手段的，又象是没有罪名向人暗示索要钱财的，有罪名向人公开索要钱财又象是受贿的，为获取他人钱劫持人质的。这六种情况，都是利用威力权势得财而在名义上各不相同，这样一来是不求自与为受求，黄泥巴滚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了，所用监求的方法而后取就是盗赃，故意刁难使用暗示索要钱财就是留难，用收刮他人财物积藏起来向官员行贿就是擅赋，有殴打的行为就是戮辱。诸如此类，都以威力权势得财，而犯罪的情形相似。
司理之官使用刑罚，从道理上讲，要掌握犯罪者的思想动机，人的内心活动在心灵上的反应都会通过情感来表达。心灵感应就使情绪在内心波动，而外在的反应就是言形，通过他的肢体，和他做出的事情表达出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奸人心里有愧而面赤，内心惧怕而色夺。研究犯罪者务必从他最基本的内心活动开始，审理他的情况，认真调查他干的事，在近要从与他接触的周围人身上获得线索，在远要获取他犯罪的物证，然后才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欢，貌在声色。要判断出奸、真、猛、弱，关健在于观察。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认为不能做到精细的调查，就不能搞明白真实的情况。
在律法的刑名和案例，有很多还没有在正文中而对它分别说明。如八十岁以上，只要不是诬告他杀伤人，在其它的事上都不对他进行追究，即诬告他人谋反的就要反坐，没有讲八十岁以上杀伤人要不要论罪。十岁的儿童，不得作为告言人；即奴婢为了捍卫主人，主人为了不使罪刑败露而杀他灭口，没有讲主人要不要论罪。以贼的行为焚烧他人庐舍，积聚同伙劫取钱财，盗赃五匹以上，判死刑为弃市；就是焚烧官府积聚起来为盗的同伙，没有讲是否应当与主谋者同罪。教唆欧打他人的与行凶者同罪，即令人欧打其父母，没有讲是否不可与行凶的人同得重处。如得到遗物强取强乞之类，都没有还赃法随例给与说明的文字释义。法律中几种不敬，违仪失式，以及犯罪为公为私，赃入身不入身，都是随事轻重取法，需要以案例求其刑名。
辩名析理，从道理上讲，深层次中蕴涵着精玄微妙之理，不能以一方面的证据作为定案；在律法上讲，道理的变化形态深奥，不可以一体不变的固守能够掌握。所以造成了有的官员计算过失是为了配罪，有的不考虑案件有不同的差别而简略案情为寻常，有的根据所担任的职务而穷理尽性，有的为了个人的得失以随朝流，有的推掉了重案为的是立防而不被牵连，有的是逃避责任引轻而就下。不论是在公在私做的废弃和回避，还是削除了案情轻重的变化，都是为了在今后不受案件的束制，而临时求得在今后的窥伺机会。使用律法执掌诠释的人，考虑到包含的变化太深层，而没有将这些因数纳入其中，他们只是在条文中采集了基本的和少量的案例，把它们放在格式上，称案情的轻重标准在于豪铢间的变化，考查相同的案例类似于参伍以变，然后才可以理直刑正。
奉圣典的人就象是操刀执绳墨一样，刀妄加就会伤物，绳墨妄弹就会侵直。判以枭首刑的罪恶写出来就很长，判以斩刑的罪状就很大，判以弃市刑的死后就暴尸街头之下，判以髡作刑的是为了体现刑罚的威慑，判以赎罚的是为了不再犯错而为之诫。王者立此五刑，是为了珍视君子而威逼小人，任何错杀、滥杀都是不“仁”，杀人必须审慎，故而作“敕慎之经”，都是按照《周易》中有变通之体作的注释。要想使“礼”提为纲常而使大道清平安定，举为政略而与王法等齐，它的意图就要考虑得深远，他们用《周易》的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仿效它语言特点来描述事物的变化运动永不停止。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断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远也，弥天下之务唯大也，变无常体唯理也，不是天下的贤圣之人，谁敢把他放在这个职位上！易经说“刑而上者谓之道，刑而下者谓之器”，法律与“礼”的关系化而裁之就是“道”和“器”的关系，就是所说的格象。处以刑杀的人的象式就象冬天的雪光照耀，处以髡罪的人剃光头就象秋天草木凋落的变化，处以赎失的人就象是春天的阳光悔吝而又只有一点点。五种刑罚编会成章，又从侧面相互依准，这就是法律的释义。
⑧《晋书·刑法志》作张裴。《晋书》编纂于唐初，此在之前有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孔稚珪传》作张斐---张斐、杜预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自晋泰始以来，唯斟酌参用。《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北堂书钞》卷45，及《太平御览》卷638、642也都作张斐。不论是张裴还是张斐，都没有更多的人物传记的描述，已无可考证。
当时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又上表说：“将《新律》有关死罪的条目誊抄出来，张悬在各地的亭、传给老百姓看。”朝廷有诏认同了这个办法。在颁行新律的同月，司马炎命令杜预草拟官吏黜陟的办法。杜预建议在各部门设置主持考课的官吏，逐年对考课对象进行评定，然后根据他们在六年任期中成绩的优劣予以升降，对不称职的人不能过分宽容。杜预制定的考课办法虽然比较合理，但是司马炎还是把它否决了，当山涛等人强占官田时，为司隶校尉所弹劾，司马炎避重就轻，只把参与其事的一个县令处决了，而对山涛等人一概赦免不问。
到刘颂为廷尉时，频频上表应该恢复肉刑，不见省阅，又上言武帝说：臣先前呈上的表，说要恢复行肉刑，从这以后多年来，就想是睡着了一样没有回音。臣私下认为朝中评议的人拘泥于孝文帝时期的小仁，而轻易的违背了圣王的刑法制度，不闻不问其详，做得太过份了，到了如此地步。今天的死刑用得太重，故而死于非命的人有很多；用于处罚的生刑又太轻了，故而在应对罪刑较轻的罪犯时法不禁奸。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就是因为没有使用肉刑所导致的。现在被判处为徒刑的人，大都属于本性凶恶而又不轨的人，离家很远，在山谷中作役服刑，在那里饥寒交迫，在精神上没有寄托难以偷生，虽然那里有廉洁的士兵在看守，这些人就算是不先死在那里，担心都会成为盗贼，更何况本来就奸邪凶残的无赖之徒呢？！又令服徒刑中富有的人可以交纳钱财赎罪，释放归家，于是就没有服役的人了。很多贫穷的人起来成为奸盗，又没有适用的刑罚能制服他们。不对他们用肉刑，那么犯罪就无所禁止；不建立起肉刑制度，那么就会造成群恶肆意横行。将法律搞成如此光境，近点说就是不完善。所以逃亡的人每天都有，成为贼盗的人每天都在增加，越来越频烦，人数从最初的几个发展到十数个集体逃亡，被抓到以后就要被加刑，逃一天就加刑一年，这就变成了终身服徒刑。他们自认为改邪归正的日子遥遥无期，而使灾难困盹逼身，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志亡思盗”，被形势所逼不能停息，终身服徒刑最终的结果使他们这样干。
古代的人用刑罚是为制止犯罪，现在在这上面却搞反了。很多重犯逃亡的人，头发长到超过三寸就要重新给他剃光头，这就是以刑生刑；加作一年，这就是以徒生徒。逃亡被抓回来的人越积越多，捆绑囚禁样子猥秽就象畜养的牲口，朝中评议的人说囚禁起来的人太多不可不被赦免，从而又重新把他们放了，这样就使刑罚不能制止犯罪，法律不能战胜奸邪。下面的民众知道了法律不能制约犯罪，于是相聚起来而开始干图谋不轨的事，随着时间的变化，每月每年的情况都不相同。故而从自近年以来，奸恶的人陵暴的事，只要有存在的地方都被他们充斥。评议的人不深思这里面的道理，却说肉刑在历史上忤耳，名声被传烂了，名声不好听和贼盗不能禁止相比，谁更重要呢？
圣王制定出的肉刑，站得高看得远有深理，从其事后可得的结果而言，不只是为了惩罚人，而在于使他畏惧被剥割时的痛苦，所以不敢为非作歹，于是才去除了他们为恶的工具，使那些奸人没有可以再用的工具来满足他们欲望，制止奸邪绝其根本，是理中的最高境界。逃亡的人被刖足，没有用的了就不能再次逃亡。盗窃的人被截掉了手，没有可用的就不会再偷盗。奸淫的人被阉割去了势，道理也是一样的。除恶就要堵塞它发起的源头，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不是徒刑所能做到的。此等刑罚在使用之后，他们各自归家，便让他们的父母妻子，共同相互赡养体恤，不使流离于涂路上。有了今天的困盹，创愈后还是可以劳动的，在上符合古代的制度，随着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的职业进行劳作，虽然身体已经受刑而残，却没有不被抛弃，而所担心犯罪的念头又都被阻塞了，另外生育繁衍之道还是可以做到自若的。
今天应该取死刑中最轻的作为极限，及三次犯逃亡、奸淫，偷盗，全给以肉刑取替代原有的判决。其中判三年刑以下的，已被自杖处罚遣还的，又应该制定对其处罚的次数，使在律法上设有常限，在这里不得减少。其中有应该被重处的，就在于处罚他的官长能不能掌握尺度。应该判四五年刑期的，都使用髡刑和笞刑，鞭笞到一百时要停顿，稍后再行刑，使各有差别，全部不再罚令囚犯服劳役。这样用过刑后就不再生刑，使徒刑不再生徒刑，而残缺的身体在被用刑戳后，终身为诫。人们见到他的痛苦后，在心里有了畏惧而不敢犯罪，在今后犯罪的数量必定数倍减少。而且为恶的人随事发被用肉刑，截去他为恶的工具，这样就使那些已被肉刑处罚过的人都成为了良士，难道这能与被判了罪刑的奸人保全了手足，而蹴居在必死的穷地一样相同吗！但是有的人还说肉刑不可用，臣私下认为他们很不识时务。
臣以前常侍陛下左右时，数次听闻明诏，说肉刑应该使用，使用肉刑有利于行政。愿陛下相信臣的独见之断，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奉旨解除圣虑，将肉刑应用到现在，这好比是填沟壑，.希望能见到天下太平。《周礼》有三赦三宥⑨的规定，针对老幼悼耄的人，他们属于黔黎（百姓），不是需要逮捕的人，这些都不是为恶所产生的根源，因此刑法逆舍而宥（宽容）之。至于那些本就不是属于这个范围的人，犯罪就必需用肉刑而且不能赦免，这就是使用肉刑的道理。当肉刑暨传到后世，又遇到当时国家多崄多难，因此赦免很多人而又解除了肉刑，这种刑罚被终结，当时只是权宜以行之，又不是真想宽赦罪人，到现在犯罪的事持续不断，积押的罪犯越来越多，使牢狱事务弥繁，又赦免以散之，所以赦免的次数越多而牢狱越是堵塞，如此刑罚将不能制众，将导至严重的后果。对所有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是在刑罚中没有使用的原故。现在施行肉刑，使判徒刑的减少了，也不会造成民众的聚积，并且为恶的人没有了工具，就使奸邪的事得到了宁息。社会上去除这两端潜在的祸患，牢狱中的事务不再弥繁，故而不在乎朝廷再有多少次赦免，于政体也是大有益处了。
刘颂的上疏呈上去了很久，又不见省阅。
⑨有三赦三宥，对有罪行的人，一宥不识，二宥过失，三宥遗忘。属于这三种的情况均应宽大处理。三赦为：一赦幼弱，二赦老耄，三赦愚蠢，将这三种人与正常人区别对待，可赦免其应受的刑法。
冬十月，前将军青州刺史淮南人胡威死。在胡威为尚书时，一次劝谏晋武帝对时政过于宽纵。武帝说：“对于尚书郎以下的官吏，我从不加以宽容。”胡威说：“臣之所陈述的，难道只在丞、郎、令史这一级别的官吏，正是说的象我这一级别的也不能宽纵，才可以整肃风化，严明律法罢了！”胡威，字伯武，又名胡貔，是淮南寿春人。父亲胡质，以忠义清廉著称，年青时与同乡人蒋济、朱绩在江淮一带都很出名，在曹魏时期官至征东将军、荆州刺史。胡威在早年就很有志向，对自己要求严厉而自负。胡质在为荆州刺史时，胡威从京城出发前来看望他，由于家里贫困，没有车马僮仆，自行赶着驴单独前行。每到一处客舍，他都是自己放驴，拾取柴火煮饭，吃完后，再随同路的人一起上道。到达荆州后，见到了父亲，在厩舍中住了十余天后，要回去了，便向父亲告辞，他的父亲赐给绢一匹，让他拿去做为路上的行装。胡威说：“大人一向清高，不审查一下在哪里得到此绢的？”胡质说：“是我从俸禄中留下的结余，作为你在路上的开销罢了。”胡威于是接受了，辞行父亲返回京都。胡质帐下有一个都督请假还家，先胡威一步出发，带着路上所需物资在百余里外等着，见到返家的胡威，要求为伴一起走，每次都是他在路上相助，行了数百里，胡威产生怀疑而诱问他，既而得知实情，于是取父亲所赐绢交与都督作为补偿，向他道谢而遣走了他。后来胡威因为在给父亲的信回中提到了在路上遇到的这一事情，胡质于是责打都督一百杖，并除去了他的吏名。父子俩如此清廉谨慎，于是他俩的名誉广为人知。胡威后来被朝廷拜为侍御史，历任南乡侯、安丰太守，迁徐州刺史。勤于政术，风化大行。后入朝，武帝语及平生，因叹其父清，谓威曰：“卿与父亲相比，哪个更清廉？”胡威回答说：“臣不如父亲。”武帝说：“卿的父亲在哪方面更强过卿？”胡威回答说：“臣的父亲担心清廉被人知道，臣的清廉担心不被人知道，在这方面是臣远不及父亲的地方。”武帝以胡威回答直率而且婉转，谦虚而又恭顺，于是累迁他为监豫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进入朝中后为尚书，加奉车都尉，以功封为平春侯。太康元年十月，死在任上，朝廷追赠使持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东将军，余如故，谥曰烈。子奕嗣。
当初明法掾张裴（张斐）⑧给律法作注，以《注律表》上疏，主要是这么讲的：
律法最先在《刑名》出现后开始应用，所以是确定罪刑的制度；最终在《诸侯》这样的制度下实施律法，所以使他们在政务上得到完备。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而有了三才之义（仰观为天，俯观为地，人处其中；依天而观象化，依地而取物用，人事粗备，书契未作，知相而不知名，意识未通种种，故以三为成数，此三才之义），法律应当体现出礼乐的精神，它的相式须顺行而成，就象是一个整体，所以《刑名》是经略罪法的轻重，校正加减罪刑的等差，明确定义在众多的篇章中出现不同的析薪之理，弥补其在章条上的不足，举上下纲领与校正。其中犯盗贼、诈伪、请托和接受贿赂的，在此就依照《刑名》定罪，还有针对作役、水火、畜养、守备这样相关的详细事例，都要求在上面列出本名。以告讯作为它的宣传手段，以逮捕拘系机构作为它的手足，以审理判决案件为之定罪，让案例符合其制。自始及终，在错综复杂变动无常的案例里，当上下都没有找对方法时，主理的官吏要采取多种办法破解案情，招法是没有穷尽的，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都是不离于法律之中的。
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角斗,角力），无变斩击谓之贼（在未发生变故的正常情况下杀人、伤人。），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僣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全部有二十种，这就是《泰始律》律义的较名，对于认定犯罪、适用刑罚有重要意义。
使用律法办案的官员，应当小心其中出现的变故，审视其中的行成的原因，律文表面上虽不合逻辑，而实际是有道理的。如果有不承用诏书的，无故失去对刑事案件的审理，造成过失应当罪疑从赎，对其“疑罪”实行按有罪从轻处罚。谋反罪中同伍的人（古时军队五人为伍，户籍五家为伍），实不知情的，应当在判处谋反者主刑的重处之外，对不知情者附加使用从刑，这就是故失之变，即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卑者与尊者相互争斗，都被视为贼。在争斗中使用了兵刃，造成伤害，不得认为是戏，这样的戏是要给以重处的。向人居室庐道射箭，不得为过，造成失误的是禁止的行为。在都城中跑马造成人员伤亡的，应当裁定为贼，与贼刑有相似的一面。过失刑与贼刑的描述情形相似，戏刑与斗刑描述情形相似，斗而杀伤旁人，又象是误，盗窃捆绑伤了看守的人又象是强抢，哄骗人取财又象是受贿赂，在囚辞里所写的文字又象是起诉中的告劾，诸主理的官吏不能听理又象是故纵，手持物件又象是恐猲威胁。如此之比，都为无常的格象。
官员审查五刑的案例；查证可信就用五刑来处罚；查证不可信就用五罚来处理；用五罚当事人不服也不能处理，就用五过来解决，这样做的用意就是马融说的意善功恶，以金赎之，这是好心没办成好事，属于不戒慎，是犯罪，要用罚金惩罚。故而在律制中，生罪的杖打不能超过十四等，死刑不能超过三种类型（枭首、斩、弃市），使用徒刑（强制劳役）不能超出六等，不能超过五种情形使用囚刑，累记劳役的作刑不能超过十一年，累记鞭笞不能超过一千二百次，赎刑每等级使用刑罚的处罚日期不能超过一年，交纳每等级赎刑的赎金不能超过四两，赎刑的赎金按年月日计算，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加刑等不得加到死刑，判死刑的只能加一种，不能复加其它死刑的种类。不可累记加刑的，故然有并罪的情况；不可并罪的，才累记对其加刑。以加刑的情况来论，肯定在里面有合符加刑的条件；与其加刑的，连同他的本罪一起加。从犯不在其次的，不以通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是很难预料的，不可能对它的防备做到完善；在亲疏与公私之间，不可能做到常常对其教悔，追崇儒家礼乐文化精神是最高的目的，为达到其目的故而使用刑罚来约束不端的行为；刑法是放在它的下面，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使用它能平定事端，故而行其法。所以能使尊卑有次弟，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
在律法中有的案例情况相似，而罪名中的内容又相关连，如有利用威力权势下手取财强抢的，用捆绑拘押不自知将会造成死亡的，其中有用恶言作为恐吓手段的，又象是没有罪名向人暗示索要钱财的，有罪名向人公开索要钱财又象是受贿的，为获取他人钱劫持人质的。这六种情况，都是利用威力权势得财而在名义上各不相同，这样一来是不求自与为受求，黄泥巴滚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了，所用监求的方法而后取就是盗赃，故意刁难使用暗示索要钱财就是留难，用收刮他人财物积藏起来向官员行贿就是擅赋，有殴打的行为就是戮辱。诸如此类，都以威力权势得财，而犯罪的情形相似。
司理之官使用刑罚，从道理上讲，要掌握犯罪者的思想动机，人的内心活动在心灵上的反应都会通过情感来表达。心灵感应就使情绪在内心波动，而外在的反应就是言形，通过他的肢体，和他做出的事情表达出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奸人心里有愧而面赤，内心惧怕而色夺。研究犯罪者务必从他最基本的内心活动开始，审理他的情况，认真调查他干的事，在近要从与他接触的周围人身上获得线索，在远要获取他犯罪的物证，然后才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欢，貌在声色。要判断出奸、真、猛、弱，关健在于观察。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认为不能做到精细的调查，就不能搞明白真实的情况。
在律法的刑名和案例，有很多还没有在正文中而对它分别说明。如八十岁以上，只要不是诬告他杀伤人，在其它的事上都不对他进行追究，即诬告他人谋反的就要反坐，没有讲八十岁以上杀伤人要不要论罪。十岁的儿童，不得作为告言人；即奴婢为了捍卫主人，主人为了不使罪刑败露而杀他灭口，没有讲主人要不要论罪。以贼的行为焚烧他人庐舍，积聚同伙劫取钱财，盗赃五匹以上，判死刑为弃市；就是焚烧官府积聚起来为盗的同伙，没有讲是否应当与主谋者同罪。教唆欧打他人的与行凶者同罪，即令人欧打其父母，没有讲是否不可与行凶的人同得重处。如得到遗物强取强乞之类，都没有还赃法随例给与说明的文字释义。法律中几种不敬，违仪失式，以及犯罪为公为私，赃入身不入身，都是随事轻重取法，需要以案例求其刑名。
辩名析理，从道理上讲，深层次中蕴涵着精玄微妙之理，不能以一方面的证据作为定案；在律法上讲，道理的变化形态深奥，不可以一体不变的固守能够掌握。所以造成了有的官员计算过失是为了配罪，有的不考虑案件有不同的差别而简略案情为寻常，有的根据所担任的职务而穷理尽性，有的为了个人的得失以随朝流，有的推掉了重案为的是立防而不被牵连，有的是逃避责任引轻而就下。不论是在公在私做的废弃和回避，还是削除了案情轻重的变化，都是为了在今后不受案件的束制，而临时求得在今后的窥伺机会。使用律法执掌诠释的人，考虑到包含的变化太深层，而没有将这些因数纳入其中，他们只是在条文中采集了基本的和少量的案例，把它们放在格式上，称案情的轻重标准在于豪铢间的变化，考查相同的案例类似于参伍以变，然后才可以理直刑正。
奉圣典的人就象是操刀执绳墨一样，刀妄加就会伤物，绳墨妄弹就会侵直。判以枭首刑的罪恶写出来就很长，判以斩刑的罪状就很大，判以弃市刑的死后就暴尸街头之下，判以髡作刑的是为了体现刑罚的威慑，判以赎罚的是为了不再犯错而为之诫。王者立此五刑，是为了珍视君子而威逼小人，任何错杀、滥杀都是不“仁”，杀人必须审慎，故而作“敕慎之经”，都是按照《周易》中有变通之体作的注释。要想使“礼”提为纲常而使大道清平安定，举为政略而与王法等齐，它的意图就要考虑得深远，他们用《周易》的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仿效它语言特点来描述事物的变化运动永不停止。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断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远也，弥天下之务唯大也，变无常体唯理也，不是天下的贤圣之人，谁敢把他放在这个职位上！易经说“刑而上者谓之道，刑而下者谓之器”，法律与“礼”的关系化而裁之就是“道”和“器”的关系，就是所说的格象。处以刑杀的人的象式就象冬天的雪光照耀，处以髡罪的人剃光头就象秋天草木凋落的变化，处以赎失的人就象是春天的阳光悔吝而又只有一点点。五种刑罚编会成章，又从侧面相互依准，这就是法律的释义。
⑧《晋书·刑法志》作张裴。《晋书》编纂于唐初，此在之前有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孔稚珪传》作张斐---张斐、杜预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自晋泰始以来，唯斟酌参用。《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北堂书钞》卷45，及《太平御览》卷638、642也都作张斐。不论是张裴还是张斐，都没有更多的人物传记的描述，已无可考证。
当时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又上表说：“将《新律》有关死罪的条目誊抄出来，张悬在各地的亭、传给老百姓看。”朝廷有诏认同了这个办法。在颁行新律的同月，司马炎命令杜预草拟官吏黜陟的办法。杜预建议在各部门设置主持考课的官吏，逐年对考课对象进行评定，然后根据他们在六年任期中成绩的优劣予以升降，对不称职的人不能过分宽容。杜预制定的考课办法虽然比较合理，但是司马炎还是把它否决了，当山涛等人强占官田时，为司隶校尉所弹劾，司马炎避重就轻，只把参与其事的一个县令处决了，而对山涛等人一概赦免不问。
到刘颂为廷尉时，频频上表应该恢复肉刑，不见省阅，又上言武帝说：臣先前呈上的表，说要恢复行肉刑，从这以后多年来，就想是睡着了一样没有回音。臣私下认为朝中评议的人拘泥于孝文帝时期的小仁，而轻易的违背了圣王的刑法制度，不闻不问其详，做得太过份了，到了如此地步。今天的死刑用得太重，故而死于非命的人有很多；用于处罚的生刑又太轻了，故而在应对罪刑较轻的罪犯时法不禁奸。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就是因为没有使用肉刑所导致的。现在被判处为徒刑的人，大都属于本性凶恶而又不轨的人，离家很远，在山谷中作役服刑，在那里饥寒交迫，在精神上没有寄托难以偷生，虽然那里有廉洁的士兵在看守，这些人就算是不先死在那里，担心都会成为盗贼，更何况本来就奸邪凶残的无赖之徒呢？！又令服徒刑中富有的人可以交纳钱财赎罪，释放归家，于是就没有服役的人了。很多贫穷的人起来成为奸盗，又没有适用的刑罚能制服他们。不对他们用肉刑，那么犯罪就无所禁止；不建立起肉刑制度，那么就会造成群恶肆意横行。将法律搞成如此光境，近点说就是不完善。所以逃亡的人每天都有，成为贼盗的人每天都在增加，越来越频烦，人数从最初的几个发展到十数个集体逃亡，被抓到以后就要被加刑，逃一天就加刑一年，这就变成了终身服徒刑。他们自认为改邪归正的日子遥遥无期，而使灾难困盹逼身，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志亡思盗”，被形势所逼不能停息，终身服徒刑最终的结果使他们这样干。
古代的人用刑罚是为制止犯罪，现在在这上面却搞反了。很多重犯逃亡的人，头发长到超过三寸就要重新给他剃光头，这就是以刑生刑；加作一年，这就是以徒生徒。逃亡被抓回来的人越积越多，捆绑囚禁样子猥秽就象畜养的牲口，朝中评议的人说囚禁起来的人太多不可不被赦免，从而又重新把他们放了，这样就使刑罚不能制止犯罪，法律不能战胜奸邪。下面的民众知道了法律不能制约犯罪，于是相聚起来而开始干图谋不轨的事，随着时间的变化，每月每年的情况都不相同。故而从自近年以来，奸恶的人陵暴的事，只要有存在的地方都被他们充斥。评议的人不深思这里面的道理，却说肉刑在历史上忤耳，名声被传烂了，名声不好听和贼盗不能禁止相比，谁更重要呢？
圣王制定出的肉刑，站得高看得远有深理，从其事后可得的结果而言，不只是为了惩罚人，而在于使他畏惧被剥割时的痛苦，所以不敢为非作歹，于是才去除了他们为恶的工具，使那些奸人没有可以再用的工具来满足他们欲望，制止奸邪绝其根本，是理中的最高境界。逃亡的人被刖足，没有用的了就不能再次逃亡。盗窃的人被截掉了手，没有可用的就不会再偷盗。奸淫的人被阉割去了势，道理也是一样的。除恶就要堵塞它发起的源头，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不是徒刑所能做到的。此等刑罚在使用之后，他们各自归家，便让他们的父母妻子，共同相互赡养体恤，不使流离于涂路上。有了今天的困盹，创愈后还是可以劳动的，在上符合古代的制度，随着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的职业进行劳作，虽然身体已经受刑而残，却没有不被抛弃，而所担心犯罪的念头又都被阻塞了，另外生育繁衍之道还是可以做到自若的。
今天应该取死刑中最轻的作为极限，及三次犯逃亡、奸淫，偷盗，全给以肉刑取替代原有的判决。其中判三年刑以下的，已被自杖处罚遣还的，又应该制定对其处罚的次数，使在律法上设有常限，在这里不得减少。其中有应该被重处的，就在于处罚他的官长能不能掌握尺度。应该判四五年刑期的，都使用髡刑和笞刑，鞭笞到一百时要停顿，稍后再行刑，使各有差别，全部不再罚令囚犯服劳役。这样用过刑后就不再生刑，使徒刑不再生徒刑，而残缺的身体在被用刑戳后，终身为诫。人们见到他的痛苦后，在心里有了畏惧而不敢犯罪，在今后犯罪的数量必定数倍减少。而且为恶的人随事发被用肉刑，截去他为恶的工具，这样就使那些已被肉刑处罚过的人都成为了良士，难道这能与被判了罪刑的奸人保全了手足，而蹴居在必死的穷地一样相同吗！但是有的人还说肉刑不可用，臣私下认为他们很不识时务。
臣以前常侍陛下左右时，数次听闻明诏，说肉刑应该使用，使用肉刑有利于行政。愿陛下相信臣的独见之断，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奉旨解除圣虑，将肉刑应用到现在，这好比是填沟壑，.希望能见到天下太平。《周礼》有三赦三宥⑨的规定，针对老幼悼耄的人，他们属于黔黎（百姓），不是需要逮捕的人，这些都不是为恶所产生的根源，因此刑法逆舍而宥（宽容）之。至于那些本就不是属于这个范围的人，犯罪就必需用肉刑而且不能赦免，这就是使用肉刑的道理。当肉刑暨传到后世，又遇到当时国家多崄多难，因此赦免很多人而又解除了肉刑，这种刑罚被终结，当时只是权宜以行之，又不是真想宽赦罪人，到现在犯罪的事持续不断，积押的罪犯越来越多，使牢狱事务弥繁，又赦免以散之，所以赦免的次数越多而牢狱越是堵塞，如此刑罚将不能制众，将导至严重的后果。对所有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是在刑罚中没有使用的原故。现在施行肉刑，使判徒刑的减少了，也不会造成民众的聚积，并且为恶的人没有了工具，就使奸邪的事得到了宁息。社会上去除这两端潜在的祸患，牢狱中的事务不再弥繁，故而不在乎朝廷再有多少次赦免，于政体也是大有益处了。
刘颂的上疏呈上去了很久，又不见省阅。
⑨有三赦三宥，对有罪行的人，一宥不识，二宥过失，三宥遗忘。属于这三种的情况均应宽大处理。三赦为：一赦幼弱，二赦老耄，三赦愚蠢，将这三种人与正常人区别对待，可赦免其应受的刑法。
冬十月，前将军青州刺史淮南人胡威死。在胡威为尚书时，一次劝谏晋武帝对时政过于宽纵。武帝说：“对于尚书郎以下的官吏，我从不加以宽容。”胡威说：“臣之所陈述的，难道只在丞、郎、令史这一级别的官吏，正是说的象我这一级别的也不能宽纵，才可以整肃风化，严明律法罢了！”胡威，字伯武，又名胡貔，是淮南寿春人。父亲胡质，以忠义清廉著称，年青时与同乡人蒋济、朱绩在江淮一带都很出名，在曹魏时期官至征东将军、荆州刺史。胡威在早年就很有志向，对自己要求严厉而自负。胡质在为荆州刺史时，胡威从京城出发前来看望他，由于家里贫困，没有车马僮仆，自行赶着驴单独前行。每到一处客舍，他都是自己放驴，拾取柴火煮饭，吃完后，再随同路的人一起上道。到达荆州后，见到了父亲，在厩舍中住了十余天后，要回去了，便向父亲告辞，他的父亲赐给绢一匹，让他拿去做为路上的行装。胡威说：“大人一向清高，不审查一下在哪里得到此绢的？”胡质说：“是我从俸禄中留下的结余，作为你在路上的开销罢了。”胡威于是接受了，辞行父亲返回京都。胡质帐下有一个都督请假还家，先胡威一步出发，带着路上所需物资在百余里外等着，见到返家的胡威，要求为伴一起走，每次都是他在路上相助，行了数百里，胡威产生怀疑而诱问他，既而得知实情，于是取父亲所赐绢交与都督作为补偿，向他道谢而遣走了他。后来胡威因为在给父亲的信回中提到了在路上遇到的这一事情，胡质于是责打都督一百杖，并除去了他的吏名。父子俩如此清廉谨慎，于是他俩的名誉广为人知。胡威后来被朝廷拜为侍御史，历任南乡侯、安丰太守，迁徐州刺史。勤于政术，风化大行。后入朝，武帝语及平生，因叹其父清，谓威曰：“卿与父亲相比，哪个更清廉？”胡威回答说：“臣不如父亲。”武帝说：“卿的父亲在哪方面更强过卿？”胡威回答说：“臣的父亲担心清廉被人知道，臣的清廉担心不被人知道，在这方面是臣远不及父亲的地方。”武帝以胡威回答直率而且婉转，谦虚而又恭顺，于是累迁他为监豫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进入朝中后为尚书，加奉车都尉，以功封为平春侯。太康元年十月，死在任上，朝廷追赠使持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东将军，余如故，谥曰烈。子奕嗣。
太康元年十二月年终，大晋朝廷以司隶统领洲郡设置司州，全部的州有十九个，郡国一百七十三个，有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晋武帝下诏说：“以前从汉末以来，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之一统，当韬戢干戈，让刺史分职，都如汉氏故事；全部罢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仆射山涛也说“不应该去除州郡武备”，武帝不听这些劝告。到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擒制，天下于是大乱，正如涛所言，但是在这以后刺史施政，又再次领民事外兼兵马，负责州镇的事务变得更加繁重。从汉代到曹魏以来，羌、胡、鲜卑归降的人，大多安置在塞内诸郡中。在此罢除武备后，大都因为在心里有忿恨，而杀害地方长官，渐渐地发展成民患。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朝庭说：“戎狄强大粗犷，历代都认为是个祸患。曹魏初期汉族民少，西北诸郡，都为戎狄居住，在内发展到了京兆、魏郡、弘农，往往都有这些族部的人占住。今天虽然服从朝廷，那么在百年之后就有风尘之警，胡族骑兵从平阳郡和上党郡不用三天就可抵达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都成为戎狄的地盘了。应该趁着平定吴会的余威，使用谋臣与猛将的策略，漫漫迁徙内郡中的杂胡于边地，依据山川设置武备，以防四夷出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明确使用先王定下的荒服之制，这是确保大晋传承万世的长策。”武帝不听。十二月戊辰，广汉王司马赞死。
原东吴降臣交州牧陶璜上言：“交阯郡⑩边远土地荒裔，私斗的名声响绝一方，他们有的语言要辗转翻译才能听懂，连带有山有海。还有就是南郡去州海，要行一千多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当地夷帅范熊历来都是受逋逃的贼寇，自称为王，数次攻袭百姓。而且连接扶南（辖境约当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各种族猥多，朋党之间相互依靠利用，凭着险阻不投降。以往这片地区隶属吴国时，他们数次造反，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当时是行不正的尫驽，以前被故国所任用，在南偏师戍边，有十多年。虽然前后多次对他们进行过征讨，消灭了一些为首的魁桀，在深山僻穴之中，尚有受逋而逃窜的。再说现在，臣所统率的卒本来有七千余人，南方高温潮湿，多有气毒，加上历年征讨，很多士兵死亡，兵力被减耗，其中见在者还剩二千四百二十人。现在四海混同，他们既不思归顺也不臣服，应当卷甲清刃，礼乐只是一种事务，以后有的是享乐的时间。而此州的人，明白道义的很少，他们不喜欢安居乐业，喜好干些祸乱一方的事情。还有就是广州郡南岸，方圆六千余里不归属者有五万余户，到桂林不羁之辈，又有一万户。至于那些臣服后从官役的，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相依，只有驻兵才能镇住。又有，在宁州的兴古地区，诸夷部族在交接的地段占据上游，离交址郡有一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交、广州郡需要互相提供防卫才能确保安全。州郡兵不应该被省去，而使兵力减少，这样一来就显示出兵力单薄，城防空虚。风云的变化是无常的，事事都难以预料。臣当初在亡国之余，很多柬议都没有被采纳，陛下圣恩广厚，让狼狈的臣受到很多奖赏，去掉了身上的罪衅，改授为一方大任，没有了屈辱随即受到宠遇，拭目更视，发誓要为大晋王朝效命，以报所受，说的这些这都是根据实地察核的所见，臣谨慎地冒瞽陈述。”陶璜又向武帝上言，说：“合浦郡土地坚硬瘠薄，没有农田，百姓只能以采珍珠为业，以珠贸米，而使商贾来来往往。而当时属于吴国时，官府对珍珠的限禁很严，担心百姓私散好珠，于是禁绝了商贾的来去，百姓遭受到了饥困，又因为对他们的税抽调得频繁，限禁使他们每次都不能满足官府的需求。现在请求朝廷，上等珍珠分成三份，向朝廷交纳二份，次等向朝廷交纳一份，粗糙的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武帝一并听从了这些意见。
⑩交趾，中国古代地名，位于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并在今越南北部地方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实施直接的行政管理。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父亲陶基，是吴国交州刺史。陶璜出仕吴国历居显位。到孙皓时，交阯郡太守孙谞贪暴，被百姓称为祸害。不久察战（吴国官名）邓荀又到了这里，又擅调三千头孔雀，遣送到秣陵去，这差事既辛苦路又远，下面的人全想造反。咸熙元年263年5月，在郡吏吕兴的带领下，杀了孙谞和邓荀，带领全郡想归降魏国。264年9月辛未，魏朝廷下诏以吕兴为安南将军，都督交州诸军事，以南中监军霍弋遥领交州刺史，在得到这种便宜后，应该为交阯郡选用长吏，于是霍弋上表朝廷，遣建宁人爨谷为交趾太守，率牙门董元、毛炅、孟幹、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带兵从南中前往协助吕兴。晋兵还没有到时未，因与部下起冲突，吕兴被功曹吏李统所杀，魏国更换建宁人爨谷为交阯太守，泰始元年265年，爨谷等人到了交趾郡，抚和初附。没有多久，爨谷又死了，魏国于是更遣巴西郡的马忠的儿子马融代替。马融病死后，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人杨稷替代马融，加绥远将军，晋朝廷又进诸牙门都升为杂号将军，并封侯，杨稷与将军毛炅，董元，牙门孟干、孟通、李松、王业、爨能等人，从南中郡出发前往交阯郡。
吴主孙皓派遣虞汜为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陶璜为苍梧郡太守，前都督修则与交州刺史刘俊对抗杨稷的晋军，战于分水。吴交州刺史刘峻、前部督修则领军三次进攻杨稷，都被杨稷击败；郁林郡（今广西桂平西）与九真郡（位于今越南北部）都归附杨稷。杨稷上表遣将军毛炅、董元等进攻合浦郡。晋军并在古城击败吴军，斩吴军将领修则、刘俊，陶璜兵败退保合浦郡。杨稷因此上表朝廷以毛炅为郁林太守，董元为九真太守。
吴军威南将军薛珝大怒，对陶璜说：“你自表讨贼，而使二帅丧命，其责安在？”陶璜说：“下官没有得到也不知二帅进军的用意，诸军又不相顺，故而遭致失败。”薛珝怒气难消，想引军回还。陶璜于是在夜里带数百兵袭击了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薛珝于是对陶璜表答了谢意，以璜领交州，为前部督。
陶璜又从海道进兵，出晋军不意，直接攻到了交阯郡，董元组织抵抗。诸将将要开战时，陶璜怀疑断墙内有伏兵，于是把长戟兵放在了最后也作为伏兵。两军刚一交战，董元假装败退，陶璜追击，断墙内晋军伏兵果然杀出，这时陶璜也退，董元带伏兵在后追，陶璜的长戟兵逆击，大破董元等人。
泰始七年春，陶璜将先前宝船上所得锦物数千匹，送给了当地扶严的部族贼帅梁奇，梁奇将手上的一万余人帮助陶璜。当时董元的勇将解系同在城内，陶璜用利诱其弟弟解象，派使者造了信书交与解系，又使解象乘坐陶璜的轺车，鼓吹导从在城边穿行。董元的左右等人说：“解象尚且若此，解系必定失去了斗志。”于是董元就杀了勇将解系。杨稷遣毛炅及将军建宁孟岳等进行低抗，战于封溪。众寡不敌，毛炅等人兵败，只身逃回。这一仗，吴军斩杀一千余人，归降的有四千，百姓男女万余口。杨稷凭借交趾固城以求自守，当初，霍弋在派遣杨稷、毛炅等人时，与他们起誓说：“如果贼围城没到一百天而就投降的，就杀他家属；如果过了一百天救兵还没有到，我就受领罪刑。”杨稷等人还没有守到一百天，城中的粮就已用尽，向吴军乞求投降，陶璜还不答应，说要给杨稷等人粮食，让继续守城。诸将一并上来劝谏，陶璜说：“霍弋已经死了，不能救杨稷等人是必定的事了，这样做是允须他们日期满，然后受降，使他们家属可以无罪，我受有义，内训百姓，外怀邻国，不也是件很好的事吗！”由于道路阻塞又没有小露，晋兵救援不能到来，虽然按班约好了粮食的供给，但是还是不能满足需要。至秋七月，城中粮尽，病饿死者大半。交趾人广野将军王约反叛接应陶璜，以云梯援外，吴人于是杀入城中。当初古城之战，毛炅亲手斩杀修则，修则的儿子修允跟随陶璜南征，在交趾城的晋军投降后，修允请求复仇，陶璜不许可。陶璜认为毛炅壮烈英勇，想赦免他；而修允下了决心想杀毛炅，毛炅也不屈于陶璜，还想袭击陶璜。陶璜于是发怒，将其裸身捆绑起来，骂道：“晋兵贼！”毛炅也烈声骂：“吴狗，何等为贼！”吴兵于是上前将其腹生剖，修允又割掉他的肝，并骂道：“虏腹作贼！”毛炅骂声不断，说：“我还是要斩你和孙皓，就象斩杀你父一样的死狗！”吴兵于是将其乱刀砍杀。
扬稷等人，都被囚押，随即陶璜斩杀扬稷的长史张登、将军孟通，还有交趾人邵晖等余下二千余人。孙皓下诏，要求转送杨稷等人秣陵，故而吴军梏囚杨稷和孟干、爨熊、李松四人，并向四方发布胜利的消息。杨稷到合浦郡时，发病吐血而死，首级被传到了秣陵，尸体被弃于大海。孟干、爨熊、李松到了吴国建邺，将要被加以斩刑。有人劝说孙皓，说：宥免孟干等人，可以劝边将。孙皓同意了，想流放临海郡作苦役。当初，在梏囚时杨稷与他们私下起誓说：“现在已经不能以死名节了，困辱于虏手，如果大难不死，必须应当想办法逃回北边去。”杨稷却在半路上死去，孟干等人担心北边路途太远，认为吴人爱蜀人的侧竹弓弩，于是让吴兵转告孙皓说能制作这样的兵器，孙皓也有了兴趣，将他三人转交到作部为制造弓弩的工匠。泰始九年，爨熊与李松被孙皓所杀，孟干从吴国逃返回洛阳，向武帝面呈伐吴之计，武帝于是厚加赏赐，封他为日南太守（地域在今越南中部地区，治西卷县）。当初，晋武帝以杨稷为交州刺史，毛炅为交阯太守，印缓还没到而军就败了，有的传言说是投降了，故而没有征录。孟干回来后上表奏明事情的经过，于是晋武帝追赠杨稷为交州刺史，封毛炅与爨熊、李松的后人袭父亲的关内侯爵。
九真太守郡王素因为交趾战役失败，与董元以及牙门王承等人想回到南中郡，被陶璜别将卫濮所擒获。功曹李祚见到交趾民众被残害，于是又半道而还，率全城军民保郡为晋，陶璜派军前来攻打，不能攻克。李祚的舅舅黎晃当时为吴将，攻伐李祚不下，数次遣人前去劝降。李祚回答他说：“舅自吴将，祚自晋臣，惟力是视矣。”邵晖的儿子邵胤先被父亲派使到了洛阳，被拜为奉车都尉。回来后，邵晖已兵败身亡，邵胤于是投靠依李祚固守九真郡，并派人向南中郡求救，南中只能“遥为之援”。后来九真郡逾时被拔，孙皓以陶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当时武平、九德、新昌因为地势险阻，夷獠部族劲悍，历代都不臣服，陶璜率军进行了征讨，开置了三郡，包扩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吴国要征陶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替代了他。交州土人有一千多人向孙皓请求留下陶璜，于是陶璜又被遣还。到孙皓投降晋朝后，亲手写书遣人让他的儿子陶融前去劝他归顺。陶璜流涕数日，遣使送印绶前往洛阳。武帝下诏恢复了他的本职，又封为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陶璜有谋策，遇到周围的人穷了，他又好施，能得人心。原吴国将领，后来也归顺晋朝的安南将军、广州牧、都督广州军事的滕修，后来数次征讨南贼，不能制服，陶璜对他说：“南岸仰仗着我闷的盐铁，可以给他断掉，不要与他有市场的交易，再破坏掉他们的田器。如此只要二年，可一战而灭也。”滕修听从了他的，果然破贼。陶璜在南三十年威恩显著，习惯与人不同。到死的时候，举州号哭，如丧慈亲。朝廷于是让员外散骑常侍吾彦替代陶璜。吾彦死，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吾彦。
吾彦字士则，是吴郡人。出身寒微之家，有文武才干。身长八尺，能够手格猛兽，旅力超群。出仕吴国时为通江吏。当时威南将军薛珝杖节南征，军容很是盛观，吾彦在旁观看，慨然而叹。有个善于相面的人叫刘札，对他说：“以君的面相，以后也是应当象这样的，不足羡慕他人。”最初做了个小将，调到了吴军大司马陆抗帐下。陆抗对他的勇猛和胆略感到惊奇，想要提拔使用他，又担心众情不允，于是招了几个将校，秘密派人假装发狂，拔刀跳跃砍将上来，坐上诸将都吓得奔走，只有吾彦不动，举起桌几进行抵御，众服其勇，于是被提拔使用了。稍后升迁为建平太守。当时王濬将要伐吴，在蜀中造船，吾彦察觉后，请求孙皓增兵进行防备，孙皓没有听从，吾彦于是自行令军民打造铁锁，横断江路。到晋师临境时，盐江诸城都望风降附，有的是刚见到进攻就投降献城，只有吾彦在坚守，晋军大军攻之不能克，于是退与他僵持。到吴国灭亡后，彦始归降，武帝让他做金城太守。武帝一次从容问薛莹说：“孙皓的国家为何会被灭亡？”薛莹回答说：“孙皓亲近小人，滥用刑罚，大臣诸将，人人都不能自保，这就是它所以灭亡的原因。”过了几天，又问吾彦，对答：“吴主英俊，宰辅贤明。”晋武帝笑了，说：“若是这样，为何会亡国呢？”吾彦说：“吃朝廷俸禄，最终会有结束的时候，历来都是属于这样的状况，所以被陛下擒下了，这全是因为天时不好，怎么可能是人为的原因嘛！”张华当时在坐，对吾彦说：“君作为吴将，说起来也有些岁数了，蔑尔无闻，我私下感觉很困惑啊。”吾彦厉声对张华说：“陛下都知道我，而卿却说不曾听闻，啥意思？”武帝大赞他的胆识。后转为敦煌备守，他的威恩慢慢显著。又迁为雁门太守。当时顺阳王司马畅骄纵，前后内史都有人诬告说他有罪。而吾彦刚为顺阳内史，他清廉以身率下，刑威严肃，众人都畏惧他。诬告司马畅的事不能成立，司马畅于是更举荐他，朝廷去掉了他的内史一职，迁员外散骑常侍。武帝一次又问吾彦：“陆喜与陆抗二人谁的德望更多？”吾彦回答说：“道德和名望，陆抗不及陆喜；立功立事，陆喜不及陆抗。”
在交州刺史陶璜死后，吾彦被替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吾彦向陆机兄弟送上重饷，陆机想要领受，陆机之弟陆云说：“吾彦本是微贱出身，为先公所提拔，而他对晋武帝的答诏用心不良，怎么能喜欢他的东西呢！”陆机于是停止受领。因此每次遇到与人谈起吾彦时都抵毁他。长沙孝廉尹虞对陆机等人说：“自古以来，由出身微贱而到后来兴旺发达的，就有帝王，但说到公卿那就太多了。如何元干、侯孝明、唐儒宗、张义允等等，他们一并都起自寒役之家，在内从侍帝王，在外安镇邦家，当时没有人讥讽他们。卿以一个士的答诏上小有不善，而对他毁之无已，我担心以后南人都将离卿而去，卿便独自就坐了。”于是陆机等人才意识到吾彦的始解，对他的毁言渐渐息灭了。陆机出身名门，祖父陆逊为三国名将，曾任东吴丞相，父陆抗曾任东吴大司马与羊祜对抗。父亲死的时候陆机才14岁，与其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20岁时吴亡，陆机与其弟陆云隐退故里。当初，陶璜死时，九真郡的戍边兵作乱造反，打跑了他们的太守，九真郡部族军头领赵祉又围郡城，吾彦带兵尽数进讨平定。在镇二十余年，威恩宣著，南州宁靖。自行上表朝廷求人替代自己，被征为大长秋。后死在官任上。
太康二年辛丑，公元二八一年春三月，武帝下诏选孙皓的五千宫人入宫。武帝在平定吴国后，搞的最多的事就是游宴，在政事上开始怠惰，居住在掖庭这个地方的宫人差不多有一万人了。他常乘羊车恣意而为，羊车所到之处，就是便宴寝睡之处；宫人竞相以竹叶插于门户，用盐汁洒地，以引诱武帝的羊车。而后父杨骏及他的兄弟卫将军杨珧、杨济开始为他用事，所有的交通请谒都被外戚接断，权势倾覆内外，当时人们称其为三杨，旧臣大多被疏退。山涛数次进行了讥讽，武帝虽然知道而就是不能改。当初在三国时，鲜卑部族莫护跋始自塞外入居辽西棘城之北，号曰慕容部，曾随同司马懿征讨割据辽东的公孙渊，立下战功，被封为率义王。莫护跋生木延，木延生涉归，迁于辽东之北。世代都归附中国，又数次跟从征讨有功，被拜为大单于。
原东吴降臣交州牧陶璜上言：“交阯郡⑩边远土地荒裔，私斗的名声响绝一方，他们有的语言要辗转翻译才能听懂，连带有山有海。还有就是南郡去州海，要行一千多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当地夷帅范熊历来都是受逋逃的贼寇，自称为王，数次攻袭百姓。而且连接扶南（辖境约当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各种族猥多，朋党之间相互依靠利用，凭着险阻不投降。以往这片地区隶属吴国时，他们数次造反，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当时是行不正的尫驽，以前被故国所任用，在南偏师戍边，有十多年。虽然前后多次对他们进行过征讨，消灭了一些为首的魁桀，在深山僻穴之中，尚有受逋而逃窜的。再说现在，臣所统率的卒本来有七千余人，南方高温潮湿，多有气毒，加上历年征讨，很多士兵死亡，兵力被减耗，其中见在者还剩二千四百二十人。现在四海混同，他们既不思归顺也不臣服，应当卷甲清刃，礼乐只是一种事务，以后有的是享乐的时间。而此州的人，明白道义的很少，他们不喜欢安居乐业，喜好干些祸乱一方的事情。还有就是广州郡南岸，方圆六千余里不归属者有五万余户，到桂林不羁之辈，又有一万户。至于那些臣服后从官役的，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相依，只有驻兵才能镇住。又有，在宁州的兴古地区，诸夷部族在交接的地段占据上游，离交址郡有一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交、广州郡需要互相提供防卫才能确保安全。州郡兵不应该被省去，而使兵力减少，这样一来就显示出兵力单薄，城防空虚。风云的变化是无常的，事事都难以预料。臣当初在亡国之余，很多柬议都没有被采纳，陛下圣恩广厚，让狼狈的臣受到很多奖赏，去掉了身上的罪衅，改授为一方大任，没有了屈辱随即受到宠遇，拭目更视，发誓要为大晋王朝效命，以报所受，说的这些这都是根据实地察核的所见，臣谨慎地冒瞽陈述。”陶璜又向武帝上言，说：“合浦郡土地坚硬瘠薄，没有农田，百姓只能以采珍珠为业，以珠贸米，而使商贾来来往往。而当时属于吴国时，官府对珍珠的限禁很严，担心百姓私散好珠，于是禁绝了商贾的来去，百姓遭受到了饥困，又因为对他们的税抽调得频繁，限禁使他们每次都不能满足官府的需求。现在请求朝廷，上等珍珠分成三份，向朝廷交纳二份，次等向朝廷交纳一份，粗糙的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武帝一并听从了这些意见。
⑩交趾，中国古代地名，位于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并在今越南北部地方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实施直接的行政管理。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父亲陶基，是吴国交州刺史。陶璜出仕吴国历居显位。到孙皓时，交阯郡太守孙谞贪暴，被百姓称为祸害。不久察战（吴国官名）邓荀又到了这里，又擅调三千头孔雀，遣送到秣陵去，这差事既辛苦路又远，下面的人全想造反。咸熙元年263年5月，在郡吏吕兴的带领下，杀了孙谞和邓荀，带领全郡想归降魏国。264年9月辛未，魏朝廷下诏以吕兴为安南将军，都督交州诸军事，以南中监军霍弋遥领交州刺史，在得到这种便宜后，应该为交阯郡选用长吏，于是霍弋上表朝廷，遣建宁人爨谷为交趾太守，率牙门董元、毛炅、孟幹、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带兵从南中前往协助吕兴。晋兵还没有到时未，因与部下起冲突，吕兴被功曹吏李统所杀，魏国更换建宁人爨谷为交阯太守，泰始元年265年，爨谷等人到了交趾郡，抚和初附。没有多久，爨谷又死了，魏国于是更遣巴西郡的马忠的儿子马融代替。马融病死后，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人杨稷替代马融，加绥远将军，晋朝廷又进诸牙门都升为杂号将军，并封侯，杨稷与将军毛炅，董元，牙门孟干、孟通、李松、王业、爨能等人，从南中郡出发前往交阯郡。
吴主孙皓派遣虞汜为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陶璜为苍梧郡太守，前都督修则与交州刺史刘俊对抗杨稷的晋军，战于分水。吴交州刺史刘峻、前部督修则领军三次进攻杨稷，都被杨稷击败；郁林郡（今广西桂平西）与九真郡（位于今越南北部）都归附杨稷。杨稷上表遣将军毛炅、董元等进攻合浦郡。晋军并在古城击败吴军，斩吴军将领修则、刘俊，陶璜兵败退保合浦郡。杨稷因此上表朝廷以毛炅为郁林太守，董元为九真太守。
吴军威南将军薛珝大怒，对陶璜说：“你自表讨贼，而使二帅丧命，其责安在？”陶璜说：“下官没有得到也不知二帅进军的用意，诸军又不相顺，故而遭致失败。”薛珝怒气难消，想引军回还。陶璜于是在夜里带数百兵袭击了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薛珝于是对陶璜表答了谢意，以璜领交州，为前部督。
陶璜又从海道进兵，出晋军不意，直接攻到了交阯郡，董元组织抵抗。诸将将要开战时，陶璜怀疑断墙内有伏兵，于是把长戟兵放在了最后也作为伏兵。两军刚一交战，董元假装败退，陶璜追击，断墙内晋军伏兵果然杀出，这时陶璜也退，董元带伏兵在后追，陶璜的长戟兵逆击，大破董元等人。
泰始七年春，陶璜将先前宝船上所得锦物数千匹，送给了当地扶严的部族贼帅梁奇，梁奇将手上的一万余人帮助陶璜。当时董元的勇将解系同在城内，陶璜用利诱其弟弟解象，派使者造了信书交与解系，又使解象乘坐陶璜的轺车，鼓吹导从在城边穿行。董元的左右等人说：“解象尚且若此，解系必定失去了斗志。”于是董元就杀了勇将解系。杨稷遣毛炅及将军建宁孟岳等进行低抗，战于封溪。众寡不敌，毛炅等人兵败，只身逃回。这一仗，吴军斩杀一千余人，归降的有四千，百姓男女万余口。杨稷凭借交趾固城以求自守，当初，霍弋在派遣杨稷、毛炅等人时，与他们起誓说：“如果贼围城没到一百天而就投降的，就杀他家属；如果过了一百天救兵还没有到，我就受领罪刑。”杨稷等人还没有守到一百天，城中的粮就已用尽，向吴军乞求投降，陶璜还不答应，说要给杨稷等人粮食，让继续守城。诸将一并上来劝谏，陶璜说：“霍弋已经死了，不能救杨稷等人是必定的事了，这样做是允须他们日期满，然后受降，使他们家属可以无罪，我受有义，内训百姓，外怀邻国，不也是件很好的事吗！”由于道路阻塞又没有小露，晋兵救援不能到来，虽然按班约好了粮食的供给，但是还是不能满足需要。至秋七月，城中粮尽，病饿死者大半。交趾人广野将军王约反叛接应陶璜，以云梯援外，吴人于是杀入城中。当初古城之战，毛炅亲手斩杀修则，修则的儿子修允跟随陶璜南征，在交趾城的晋军投降后，修允请求复仇，陶璜不许可。陶璜认为毛炅壮烈英勇，想赦免他；而修允下了决心想杀毛炅，毛炅也不屈于陶璜，还想袭击陶璜。陶璜于是发怒，将其裸身捆绑起来，骂道：“晋兵贼！”毛炅也烈声骂：“吴狗，何等为贼！”吴兵于是上前将其腹生剖，修允又割掉他的肝，并骂道：“虏腹作贼！”毛炅骂声不断，说：“我还是要斩你和孙皓，就象斩杀你父一样的死狗！”吴兵于是将其乱刀砍杀。
扬稷等人，都被囚押，随即陶璜斩杀扬稷的长史张登、将军孟通，还有交趾人邵晖等余下二千余人。孙皓下诏，要求转送杨稷等人秣陵，故而吴军梏囚杨稷和孟干、爨熊、李松四人，并向四方发布胜利的消息。杨稷到合浦郡时，发病吐血而死，首级被传到了秣陵，尸体被弃于大海。孟干、爨熊、李松到了吴国建邺，将要被加以斩刑。有人劝说孙皓，说：宥免孟干等人，可以劝边将。孙皓同意了，想流放临海郡作苦役。当初，在梏囚时杨稷与他们私下起誓说：“现在已经不能以死名节了，困辱于虏手，如果大难不死，必须应当想办法逃回北边去。”杨稷却在半路上死去，孟干等人担心北边路途太远，认为吴人爱蜀人的侧竹弓弩，于是让吴兵转告孙皓说能制作这样的兵器，孙皓也有了兴趣，将他三人转交到作部为制造弓弩的工匠。泰始九年，爨熊与李松被孙皓所杀，孟干从吴国逃返回洛阳，向武帝面呈伐吴之计，武帝于是厚加赏赐，封他为日南太守（地域在今越南中部地区，治西卷县）。当初，晋武帝以杨稷为交州刺史，毛炅为交阯太守，印缓还没到而军就败了，有的传言说是投降了，故而没有征录。孟干回来后上表奏明事情的经过，于是晋武帝追赠杨稷为交州刺史，封毛炅与爨熊、李松的后人袭父亲的关内侯爵。
九真太守郡王素因为交趾战役失败，与董元以及牙门王承等人想回到南中郡，被陶璜别将卫濮所擒获。功曹李祚见到交趾民众被残害，于是又半道而还，率全城军民保郡为晋，陶璜派军前来攻打，不能攻克。李祚的舅舅黎晃当时为吴将，攻伐李祚不下，数次遣人前去劝降。李祚回答他说：“舅自吴将，祚自晋臣，惟力是视矣。”邵晖的儿子邵胤先被父亲派使到了洛阳，被拜为奉车都尉。回来后，邵晖已兵败身亡，邵胤于是投靠依李祚固守九真郡，并派人向南中郡求救，南中只能“遥为之援”。后来九真郡逾时被拔，孙皓以陶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当时武平、九德、新昌因为地势险阻，夷獠部族劲悍，历代都不臣服，陶璜率军进行了征讨，开置了三郡，包扩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吴国要征陶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替代了他。交州土人有一千多人向孙皓请求留下陶璜，于是陶璜又被遣还。到孙皓投降晋朝后，亲手写书遣人让他的儿子陶融前去劝他归顺。陶璜流涕数日，遣使送印绶前往洛阳。武帝下诏恢复了他的本职，又封为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陶璜有谋策，遇到周围的人穷了，他又好施，能得人心。原吴国将领，后来也归顺晋朝的安南将军、广州牧、都督广州军事的滕修，后来数次征讨南贼，不能制服，陶璜对他说：“南岸仰仗着我闷的盐铁，可以给他断掉，不要与他有市场的交易，再破坏掉他们的田器。如此只要二年，可一战而灭也。”滕修听从了他的，果然破贼。陶璜在南三十年威恩显著，习惯与人不同。到死的时候，举州号哭，如丧慈亲。朝廷于是让员外散骑常侍吾彦替代陶璜。吾彦死，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吾彦。
吾彦字士则，是吴郡人。出身寒微之家，有文武才干。身长八尺，能够手格猛兽，旅力超群。出仕吴国时为通江吏。当时威南将军薛珝杖节南征，军容很是盛观，吾彦在旁观看，慨然而叹。有个善于相面的人叫刘札，对他说：“以君的面相，以后也是应当象这样的，不足羡慕他人。”最初做了个小将，调到了吴军大司马陆抗帐下。陆抗对他的勇猛和胆略感到惊奇，想要提拔使用他，又担心众情不允，于是招了几个将校，秘密派人假装发狂，拔刀跳跃砍将上来，坐上诸将都吓得奔走，只有吾彦不动，举起桌几进行抵御，众服其勇，于是被提拔使用了。稍后升迁为建平太守。当时王濬将要伐吴，在蜀中造船，吾彦察觉后，请求孙皓增兵进行防备，孙皓没有听从，吾彦于是自行令军民打造铁锁，横断江路。到晋师临境时，盐江诸城都望风降附，有的是刚见到进攻就投降献城，只有吾彦在坚守，晋军大军攻之不能克，于是退与他僵持。到吴国灭亡后，彦始归降，武帝让他做金城太守。武帝一次从容问薛莹说：“孙皓的国家为何会被灭亡？”薛莹回答说：“孙皓亲近小人，滥用刑罚，大臣诸将，人人都不能自保，这就是它所以灭亡的原因。”过了几天，又问吾彦，对答：“吴主英俊，宰辅贤明。”晋武帝笑了，说：“若是这样，为何会亡国呢？”吾彦说：“吃朝廷俸禄，最终会有结束的时候，历来都是属于这样的状况，所以被陛下擒下了，这全是因为天时不好，怎么可能是人为的原因嘛！”张华当时在坐，对吾彦说：“君作为吴将，说起来也有些岁数了，蔑尔无闻，我私下感觉很困惑啊。”吾彦厉声对张华说：“陛下都知道我，而卿却说不曾听闻，啥意思？”武帝大赞他的胆识。后转为敦煌备守，他的威恩慢慢显著。又迁为雁门太守。当时顺阳王司马畅骄纵，前后内史都有人诬告说他有罪。而吾彦刚为顺阳内史，他清廉以身率下，刑威严肃，众人都畏惧他。诬告司马畅的事不能成立，司马畅于是更举荐他，朝廷去掉了他的内史一职，迁员外散骑常侍。武帝一次又问吾彦：“陆喜与陆抗二人谁的德望更多？”吾彦回答说：“道德和名望，陆抗不及陆喜；立功立事，陆喜不及陆抗。”
在交州刺史陶璜死后，吾彦被替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吾彦向陆机兄弟送上重饷，陆机想要领受，陆机之弟陆云说：“吾彦本是微贱出身，为先公所提拔，而他对晋武帝的答诏用心不良，怎么能喜欢他的东西呢！”陆机于是停止受领。因此每次遇到与人谈起吾彦时都抵毁他。长沙孝廉尹虞对陆机等人说：“自古以来，由出身微贱而到后来兴旺发达的，就有帝王，但说到公卿那就太多了。如何元干、侯孝明、唐儒宗、张义允等等，他们一并都起自寒役之家，在内从侍帝王，在外安镇邦家，当时没有人讥讽他们。卿以一个士的答诏上小有不善，而对他毁之无已，我担心以后南人都将离卿而去，卿便独自就坐了。”于是陆机等人才意识到吾彦的始解，对他的毁言渐渐息灭了。陆机出身名门，祖父陆逊为三国名将，曾任东吴丞相，父陆抗曾任东吴大司马与羊祜对抗。父亲死的时候陆机才14岁，与其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20岁时吴亡，陆机与其弟陆云隐退故里。当初，陶璜死时，九真郡的戍边兵作乱造反，打跑了他们的太守，九真郡部族军头领赵祉又围郡城，吾彦带兵尽数进讨平定。在镇二十余年，威恩宣著，南州宁靖。自行上表朝廷求人替代自己，被征为大长秋。后死在官任上。
太康二年辛丑，公元二八一年春三月，武帝下诏选孙皓的五千宫人入宫。武帝在平定吴国后，搞的最多的事就是游宴，在政事上开始怠惰，居住在掖庭这个地方的宫人差不多有一万人了。他常乘羊车恣意而为，羊车所到之处，就是便宴寝睡之处；宫人竞相以竹叶插于门户，用盐汁洒地，以引诱武帝的羊车。而后父杨骏及他的兄弟卫将军杨珧、杨济开始为他用事，所有的交通请谒都被外戚接断，权势倾覆内外，当时人们称其为三杨，旧臣大多被疏退。山涛数次进行了讥讽，武帝虽然知道而就是不能改。当初在三国时，鲜卑部族莫护跋始自塞外入居辽西棘城之北，号曰慕容部，曾随同司马懿征讨割据辽东的公孙渊，立下战功，被封为率义王。莫护跋生木延，木延生涉归，迁于辽东之北。世代都归附中国，又数次跟从征讨有功，被拜为大单于。
太康二年，汲郡发生一件大事，先是有一个叫不准的汲郡盗墓贼掘开了一座古墓，盗发魏襄王墓，有的人说是安釐王冢，不准以为墓中有宝，结果墓中全是竹书，不准不以为意。有人发现被打开的古墓，报告了汲郡官府，官府出面把散落的竹书收了起来，得竹书数十车，汲冢古书的整理工作受到朝廷重视，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对竹书进行解读校对。由于出土竹书散乱，古科斗文释读不易，先后参加整理研究的有荀勖、和峤、谴勋、张宙、傅瓒、束皙、王接、卫恒、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续咸等人。
其中有一部《纪年》十三篇，记载夏以来到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及后来的史事相接，三家分裂天下，并讲述到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直至安釐王之后二十年。全部是魏国的史书，大略与《春秋》中记载的事很多都能相互应证。一直被传为美谈佳话的三皇五帝“垂拱而治、天下清明”与“尧舜禅让”与这部书其中的记载经传和当时掌握情况大不同，在上面说夏朝的年份比殷商还要多，传说益禅让天下给禹的儿子启，诸侯都去朝见启，启于是登上天子之位，而这部《纪年》却说是益要与启争夺权位，结果失败被杀。
传说汤去世后，伊尹先后扶立并尽心辅佐汤的第二个儿子外丙，外丙即位后三年死，传位其弟仲壬。仲壬死后又扶立汤的孙子太甲为君王。太甲执政后，不理朝政，沉湎于歌舞酒色，带头破坏商汤法制。伊尹屡次劝谏，写了《肆命》与《祖后》等几篇文章，教导太甲要遵照祖先的法制，太甲毫无悔过之意。于是伊尹就在汤的陵墓前建造宫舍，放逐太甲在此反省，伊尹自摄国政，这件事史称“伊尹放太甲”。三年后，太甲悔悟，伊尹将其迎回都城，归还国政，自己仍为相，尽力辅佐，使太甲成为一个勤政爱民的贤明君主。伊尹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而这部《纪年》却说是太甲杀了伊尹。伊尹，甲骨文有‘伊尹’、‘伊’、‘伊奭’诸称。又有‘黄尹’，也就是伊尹。杜预说：“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束皙说：夏年为四百七十一年，而殷年为四百九十六年，非‘夏年多殷’，而是殷年多夏。
《纪年》里还有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与史书有极大差异，周幽王死后，有个叫共伯和的人摄行天子事，不是传说的二相共和。自周受天命，到周穆王百年，不是讲的周穆王的寿命有一百岁，原来关于周穆王的岁数，根据《史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历来被定论为105岁。而《纪年》则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百岁。另外有二篇《易经》，与《周易》上下经文相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只是上面的繇辞有所不同。又有《卦下易经》一篇，象是《说卦》而又有不同。《有公孙段》二篇，讲述公孙段与邵陟论述《易》。《国语》三篇，在里面都是说的楚、晋之事。有《名》三篇，既象《礼记》，又似和《尔雅》与《论语》。《师春》一篇，它的内容和《左传》中的诸多卜筮有相同的地方，“师春”又象是造书者的姓名。《琐语》十一篇，是诸国卜梦妖怪的相书。《梁丘藏》一篇，先是叙述魏国的世系寿数，其次是讲述山丘之中哪里蕴藏着黄金和玉石的事。《缴书》二篇，论述弋射的方法。《生封》一篇，讲述帝王所封。《大历》二篇，与邹子谈天一类的书很象。
当初荀勖校将《穆天子传》分为五篇，书中记载说周穆王行游四海，见帝台（神人名），西王母等等，到东晋以后郭璞注解此书时，又把《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加入，成为六卷。还有《图诗》一篇，上面有图画，配在一起的都是些赞诗一类的东西。又有杂书十九篇：如《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汲冢古书总共分拣出七十五篇，有七篇竹简书被折坏，不识书名题目。又从冢中又得到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都是科斗字。最初那个叫不准的发冢者就地取材，燃烧竹书照明，在冢中找宝物，到官府收缴时很多都被烧烬，竹简断札，造成文字残缺，不能再分出文章的前后层次。荀勗等整理时，依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的史书《世本》，纠正了《史记》中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荀勗与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与束皙却认为是魏安厘王。武帝将这些竹书交付秘书按照顺序进行校缀，寻求考证竹书中的内容到底说的是什么，并且要求用现代的文字和语言重新写出来。
太康二年冬十月，慕容涉归开始入寇昌黎（河北省东缘，东临渤海），鲜卑慕容部的慕容涉归是莫护跋（慕容焉）之孙，慕容木延之子，世代都归附中国，又数次跟从征讨有功，被拜为大单于，到慕容涉归时开始反叛作乱。十一月壬寅，高平武公陈骞死。陈骞，是临淮东阳人（今安徽天长）。父亲是陈矫，曹魏时期为司徒，陈矫的本姓是广陵的刘氏，因为他是外祖陈氏所养，因而改姓为“陈”。陈骞性格沉稳有智谋。当初陈矫为尚书令的时侯，侍中刘晔得到魏明帝曹叡的宠幸，说陈矫专权的谮言。陈矫很是担心恐惧，以此来问他的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是圣明的，大人是大臣，今如果有不合意的，不过是不作公卿罢了。”后来魏明帝果然没把这些谮言放在心上，陈骞当年还很年青，在被夏侯玄欺侮时，意色自若，夏侯玄也感到他与众不同。起家出仕就为尚书郎，后迁中山、安平太守，政绩名声一并显著。征为相国司马、长史、御吏中丞，迁尚书，封为安国亭侯。蜀汉军堆打到陇右的时候，以尚书的职位持节，行征蜀将军一职，击败蜀汉军而回还。不久又遇到诸葛诞之乱，又重新以尚书的职位行安东将军一职。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被平定后，拜使持节、都督淮北诸军事、安东将军，进爵广陵侯。转都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又转都督江南诸军事，徙都督荆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封郯侯。武帝受禅时，以佐命之勋，进车骑将军，封高平郡公，迁侍中、大将军，出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余下如故，假黄钺。带兵攻取了吴国枳里城，又破涂中（安徽滁州市区一带的古称）并住屯戍边。后来朝廷赐陈骞兄长的儿子陈惺爵位为关中侯。在咸宁初，陈骞被迁为太尉，又转为大司马。因而得以入朝，对武帝说：“胡烈与牵弘都是有勇而无谋之辈，刚愎自用，非绥边之材，将成为国家的耻辱。愿陛下对此详察。”当时牵弘为扬州刺史，不承顺陈骞的将命。武帝认为他们只是关系不好才不协作的原因，于是征调开了牵弘，没过多久，又找了个理由出任为凉州刺史。陈骞私下叹息，认为此人必败。后来胡烈与牵弘二人果然与羌戎失和，都战死当场，朝廷后来连翻征讨数年，才稍稍得到安定，武帝对此后悔不已。
陈骞年轻时就有度量，他能够包容污垢，隐匿他人的缺点，在所有的地方任职都有政绩。与贾充、石苞、裴秀等人都成为心膂股肱，互为帮衬，而陈骞的智商又超过这些人，贾充等人也自认为比不上他。常处在一方大任上，为士人和百姓所挂怀。当位极人臣，到了年逾古稀该致仕（退休）了，而想退休还身。在咸宁三年，求入朝，因而乞请骸骨而去。武帝赐衮冕之服，下诏说：“陈骞是元勋有旧德，统领治理东夏，方使远绩弘播，以此使吴会得以统一，而现在百姓所有的苦难还没有消除，每次上表言语恳切，朝廷还需要重劳以便委托一方之事。今应该在朝廷听留，以前太尉府为大司马府，增置祭酒二人，帐下设置司马、官骑、大车、鼓吹都如以前，再加亲兵百人，厨田十顷，厨园五十亩，厨士十人，器物以及所需要使用的东西都留给一些。又给乘舆辇，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汉代萧何的故事一样。”陈骞累次都称有疾病而辞位，武帝又下诏说：“陈骞履德论道，是朕所要依靠谘询的。方今赖以他的谋略，以发展壮大各种事业，应该根据当前的形势查看政事。可以遣散骑常侍来往传递意思。”陈骞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宅第，武帝用诏又遣侍中对他进行劝勉，并晓喻他回到大司马府。陈骞于是还是玩固地请求辞位，武帝才答应了他的请求，陈骞请退后位同太保太傅，在三司之上，并赐以坐几和手杖，不用上朝，安车用驷马，以高平公的身份回到了家。武帝因他是勋旧耆老，对他的礼遇很厚重。又因他有疾病，想听朝就乘舆上殿。陈骞素来都没有正直敢言的风度，但是与武帝说话时语气还是很傲的；当见到皇太子时态度又变为恭敬，当时人们都以为他在谄媚，他的兄弟陈稚与他的儿子陈舆发生忿争，于是有人就说陈骞的儿子行为丑恶放荡，女儿污秽淫乱，陈骞上表请求给弟弟加徙刑，也因此遭到世人的讥讽。死时年八十一，加以衮衣入敛，赠太傅，谥曰武。到下葬时，武帝在大司马门临丧，望着灵柩而流涕，丧制礼仪依照大司马石苞一样的格式。他的儿子陈舆嗣他的爵位。陈舆字显初，被拜为散骑侍郎、洛阳令，迁黄门侍郎，厉将校左军、大司农、侍中。因就地与叔父不睦，出京为河内太守。陈舆虽然行为不检点，但是在官任上还是尽力的。不久也死了，儿子陈植字弘先，嗣爵位，官至散骑常侍。陈植死后，儿子陈粹嗣爵位，在永嘉中遇害，孝武帝又以陈骞的玄孙袭爵位。陈骞的玄孙死后，玄孙弟弟的儿子陈浩又嗣此爵。到宋武帝刘裕受禅时，国除。
太康二年底，扬州刺史周浚移镇秣陵。原吴国还有没有臣服的，这些人屡次作乱，周浚都对他们进行了讨伐平定。以宾礼来对待原吴国故老，又搜求才德出众的人，给以威惠，使吴人得到悦服。周浚字开林，汝南安城人（今平舆老王岗一带），父亲周裴，是少府卿。周浚天资聪颖性格果断刚烈，承袭家教以才理见知，善识人才高下有人伦鉴识，以才辩知名于世。当时同乡人史曜出身微贱，素来不被众人所知，周浚独独与他成为朋友，于是到后来又把自己的妹子嫁给他为妻，史曜到后来竟有名于世，史曜后来成为吏部郎。现存于西安碑林的还有一行书壁碑，为卞壸所写，内容是：“崔谅、史曜、陈淮可补吏部郎，诏书可尔。此三人皆众论所称，谅尤质止，少华可以敦教。虽大化未可仓卒，风尚所劝为益者多，臣以为宜先用谅，谨随事以闻。晋侍仲卞壸书。”在世说新语中关于竹林七贤的记载山涛启事，里面说：“吏部郎史曜出处缺当选。涛荐咸曰：‘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诏用陆亮。”曹魏宗室，楚王曹彪之子，入晋后封为高邑公的曹嘉，在他写的《晋纪》中说：汝南史曜，为山涛所知，曜字季茂，父为征南府小吏，乡人周浚，一见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书郎。
当初，州郡先后征召他为属掾，周浚都没有应征。后来出仕曹魏为尚书郎，累迁御史中丞、扬州刺史，封射阳侯。后随大将军王浑伐吴，攻破江西屯戌，大战东吴孙皓之中军，击败吴丞相张悌等，杀张悌及兵数千人，俘虏万计，进军屯兵在横江。后来又抚慰刚归附的百姓。朝廷因周浚平吴安民有功，封为武成侯，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当初，吴国还没有平定时，周浚在弋阳郡，南北商贾以为互市，而军中诸将很多时候相互掠袭夺以为功劳。吴将蔡敏在沔中防守，其兄蔡珪为将在秣陵，在给蔡敏的书中说：“古代的人交兵，两边来往的人处在他们中间，军国固然应当有信义，才能使信义相高。而听闻疆场之上，往往有袭夺取互市的行为，这样干是不可行的，弟要慎静不要为了一点小利而忘记了重要的防备事务。”晋军中有任侦察的人在得到蔡珪的书信后呈与周浚，周浚说：“君子也。”到后来渡江作战结束后，访求蔡珪，得以见到，周浚问蔡珪的本籍在哪里，蔡珪回答说：“是汝南人。”周浚对他开玩笑说：“我以前怀疑东吴没有君子，而卿果然是我的同乡人。”
在升迁为侍中后。武帝问周浚：“卿宗族中的后生，有谁名气大受到称许看重，可以出来担当重任？”周浚回答说：“臣叔父的儿子周恢，在族中名气大受到看重；父亲的堂兄弟的儿子周馥，在族中称有清明受到称许。”古代兄弟排行称谓以伯、仲、叔、季来表示兄弟间的排行顺序，伯为老大，仲为老二，叔为老三，季排行最小，周浚的叔父应当是他父亲的第四弟。武帝一并召用周恢与周馥。周浚后来转为少府，少府掌山海地泽收入和皇室相关制造，为皇帝的私府，周浚以本官领将为大匠。改营宗庙讫，增邑五百户。后代王浑为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太康九年病死于扬州任上，终年六九岁。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周顗、周嵩、周谟。
其中有一部《纪年》十三篇，记载夏以来到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及后来的史事相接，三家分裂天下，并讲述到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直至安釐王之后二十年。全部是魏国的史书，大略与《春秋》中记载的事很多都能相互应证。一直被传为美谈佳话的三皇五帝“垂拱而治、天下清明”与“尧舜禅让”与这部书其中的记载经传和当时掌握情况大不同，在上面说夏朝的年份比殷商还要多，传说益禅让天下给禹的儿子启，诸侯都去朝见启，启于是登上天子之位，而这部《纪年》却说是益要与启争夺权位，结果失败被杀。
传说汤去世后，伊尹先后扶立并尽心辅佐汤的第二个儿子外丙，外丙即位后三年死，传位其弟仲壬。仲壬死后又扶立汤的孙子太甲为君王。太甲执政后，不理朝政，沉湎于歌舞酒色，带头破坏商汤法制。伊尹屡次劝谏，写了《肆命》与《祖后》等几篇文章，教导太甲要遵照祖先的法制，太甲毫无悔过之意。于是伊尹就在汤的陵墓前建造宫舍，放逐太甲在此反省，伊尹自摄国政，这件事史称“伊尹放太甲”。三年后，太甲悔悟，伊尹将其迎回都城，归还国政，自己仍为相，尽力辅佐，使太甲成为一个勤政爱民的贤明君主。伊尹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而这部《纪年》却说是太甲杀了伊尹。伊尹，甲骨文有‘伊尹’、‘伊’、‘伊奭’诸称。又有‘黄尹’，也就是伊尹。杜预说：“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束皙说：夏年为四百七十一年，而殷年为四百九十六年，非‘夏年多殷’，而是殷年多夏。
《纪年》里还有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与史书有极大差异，周幽王死后，有个叫共伯和的人摄行天子事，不是传说的二相共和。自周受天命，到周穆王百年，不是讲的周穆王的寿命有一百岁，原来关于周穆王的岁数，根据《史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历来被定论为105岁。而《纪年》则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百岁。另外有二篇《易经》，与《周易》上下经文相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只是上面的繇辞有所不同。又有《卦下易经》一篇，象是《说卦》而又有不同。《有公孙段》二篇，讲述公孙段与邵陟论述《易》。《国语》三篇，在里面都是说的楚、晋之事。有《名》三篇，既象《礼记》，又似和《尔雅》与《论语》。《师春》一篇，它的内容和《左传》中的诸多卜筮有相同的地方，“师春”又象是造书者的姓名。《琐语》十一篇，是诸国卜梦妖怪的相书。《梁丘藏》一篇，先是叙述魏国的世系寿数，其次是讲述山丘之中哪里蕴藏着黄金和玉石的事。《缴书》二篇，论述弋射的方法。《生封》一篇，讲述帝王所封。《大历》二篇，与邹子谈天一类的书很象。
当初荀勖校将《穆天子传》分为五篇，书中记载说周穆王行游四海，见帝台（神人名），西王母等等，到东晋以后郭璞注解此书时，又把《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加入，成为六卷。还有《图诗》一篇，上面有图画，配在一起的都是些赞诗一类的东西。又有杂书十九篇：如《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汲冢古书总共分拣出七十五篇，有七篇竹简书被折坏，不识书名题目。又从冢中又得到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都是科斗字。最初那个叫不准的发冢者就地取材，燃烧竹书照明，在冢中找宝物，到官府收缴时很多都被烧烬，竹简断札，造成文字残缺，不能再分出文章的前后层次。荀勗等整理时，依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的史书《世本》，纠正了《史记》中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荀勗与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与束皙却认为是魏安厘王。武帝将这些竹书交付秘书按照顺序进行校缀，寻求考证竹书中的内容到底说的是什么，并且要求用现代的文字和语言重新写出来。
太康二年冬十月，慕容涉归开始入寇昌黎（河北省东缘，东临渤海），鲜卑慕容部的慕容涉归是莫护跋（慕容焉）之孙，慕容木延之子，世代都归附中国，又数次跟从征讨有功，被拜为大单于，到慕容涉归时开始反叛作乱。十一月壬寅，高平武公陈骞死。陈骞，是临淮东阳人（今安徽天长）。父亲是陈矫，曹魏时期为司徒，陈矫的本姓是广陵的刘氏，因为他是外祖陈氏所养，因而改姓为“陈”。陈骞性格沉稳有智谋。当初陈矫为尚书令的时侯，侍中刘晔得到魏明帝曹叡的宠幸，说陈矫专权的谮言。陈矫很是担心恐惧，以此来问他的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是圣明的，大人是大臣，今如果有不合意的，不过是不作公卿罢了。”后来魏明帝果然没把这些谮言放在心上，陈骞当年还很年青，在被夏侯玄欺侮时，意色自若，夏侯玄也感到他与众不同。起家出仕就为尚书郎，后迁中山、安平太守，政绩名声一并显著。征为相国司马、长史、御吏中丞，迁尚书，封为安国亭侯。蜀汉军堆打到陇右的时候，以尚书的职位持节，行征蜀将军一职，击败蜀汉军而回还。不久又遇到诸葛诞之乱，又重新以尚书的职位行安东将军一职。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被平定后，拜使持节、都督淮北诸军事、安东将军，进爵广陵侯。转都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又转都督江南诸军事，徙都督荆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封郯侯。武帝受禅时，以佐命之勋，进车骑将军，封高平郡公，迁侍中、大将军，出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余下如故，假黄钺。带兵攻取了吴国枳里城，又破涂中（安徽滁州市区一带的古称）并住屯戍边。后来朝廷赐陈骞兄长的儿子陈惺爵位为关中侯。在咸宁初，陈骞被迁为太尉，又转为大司马。因而得以入朝，对武帝说：“胡烈与牵弘都是有勇而无谋之辈，刚愎自用，非绥边之材，将成为国家的耻辱。愿陛下对此详察。”当时牵弘为扬州刺史，不承顺陈骞的将命。武帝认为他们只是关系不好才不协作的原因，于是征调开了牵弘，没过多久，又找了个理由出任为凉州刺史。陈骞私下叹息，认为此人必败。后来胡烈与牵弘二人果然与羌戎失和，都战死当场，朝廷后来连翻征讨数年，才稍稍得到安定，武帝对此后悔不已。
陈骞年轻时就有度量，他能够包容污垢，隐匿他人的缺点，在所有的地方任职都有政绩。与贾充、石苞、裴秀等人都成为心膂股肱，互为帮衬，而陈骞的智商又超过这些人，贾充等人也自认为比不上他。常处在一方大任上，为士人和百姓所挂怀。当位极人臣，到了年逾古稀该致仕（退休）了，而想退休还身。在咸宁三年，求入朝，因而乞请骸骨而去。武帝赐衮冕之服，下诏说：“陈骞是元勋有旧德，统领治理东夏，方使远绩弘播，以此使吴会得以统一，而现在百姓所有的苦难还没有消除，每次上表言语恳切，朝廷还需要重劳以便委托一方之事。今应该在朝廷听留，以前太尉府为大司马府，增置祭酒二人，帐下设置司马、官骑、大车、鼓吹都如以前，再加亲兵百人，厨田十顷，厨园五十亩，厨士十人，器物以及所需要使用的东西都留给一些。又给乘舆辇，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汉代萧何的故事一样。”陈骞累次都称有疾病而辞位，武帝又下诏说：“陈骞履德论道，是朕所要依靠谘询的。方今赖以他的谋略，以发展壮大各种事业，应该根据当前的形势查看政事。可以遣散骑常侍来往传递意思。”陈骞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宅第，武帝用诏又遣侍中对他进行劝勉，并晓喻他回到大司马府。陈骞于是还是玩固地请求辞位，武帝才答应了他的请求，陈骞请退后位同太保太傅，在三司之上，并赐以坐几和手杖，不用上朝，安车用驷马，以高平公的身份回到了家。武帝因他是勋旧耆老，对他的礼遇很厚重。又因他有疾病，想听朝就乘舆上殿。陈骞素来都没有正直敢言的风度，但是与武帝说话时语气还是很傲的；当见到皇太子时态度又变为恭敬，当时人们都以为他在谄媚，他的兄弟陈稚与他的儿子陈舆发生忿争，于是有人就说陈骞的儿子行为丑恶放荡，女儿污秽淫乱，陈骞上表请求给弟弟加徙刑，也因此遭到世人的讥讽。死时年八十一，加以衮衣入敛，赠太傅，谥曰武。到下葬时，武帝在大司马门临丧，望着灵柩而流涕，丧制礼仪依照大司马石苞一样的格式。他的儿子陈舆嗣他的爵位。陈舆字显初，被拜为散骑侍郎、洛阳令，迁黄门侍郎，厉将校左军、大司农、侍中。因就地与叔父不睦，出京为河内太守。陈舆虽然行为不检点，但是在官任上还是尽力的。不久也死了，儿子陈植字弘先，嗣爵位，官至散骑常侍。陈植死后，儿子陈粹嗣爵位，在永嘉中遇害，孝武帝又以陈骞的玄孙袭爵位。陈骞的玄孙死后，玄孙弟弟的儿子陈浩又嗣此爵。到宋武帝刘裕受禅时，国除。
太康二年底，扬州刺史周浚移镇秣陵。原吴国还有没有臣服的，这些人屡次作乱，周浚都对他们进行了讨伐平定。以宾礼来对待原吴国故老，又搜求才德出众的人，给以威惠，使吴人得到悦服。周浚字开林，汝南安城人（今平舆老王岗一带），父亲周裴，是少府卿。周浚天资聪颖性格果断刚烈，承袭家教以才理见知，善识人才高下有人伦鉴识，以才辩知名于世。当时同乡人史曜出身微贱，素来不被众人所知，周浚独独与他成为朋友，于是到后来又把自己的妹子嫁给他为妻，史曜到后来竟有名于世，史曜后来成为吏部郎。现存于西安碑林的还有一行书壁碑，为卞壸所写，内容是：“崔谅、史曜、陈淮可补吏部郎，诏书可尔。此三人皆众论所称，谅尤质止，少华可以敦教。虽大化未可仓卒，风尚所劝为益者多，臣以为宜先用谅，谨随事以闻。晋侍仲卞壸书。”在世说新语中关于竹林七贤的记载山涛启事，里面说：“吏部郎史曜出处缺当选。涛荐咸曰：‘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诏用陆亮。”曹魏宗室，楚王曹彪之子，入晋后封为高邑公的曹嘉，在他写的《晋纪》中说：汝南史曜，为山涛所知，曜字季茂，父为征南府小吏，乡人周浚，一见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书郎。
当初，州郡先后征召他为属掾，周浚都没有应征。后来出仕曹魏为尚书郎，累迁御史中丞、扬州刺史，封射阳侯。后随大将军王浑伐吴，攻破江西屯戌，大战东吴孙皓之中军，击败吴丞相张悌等，杀张悌及兵数千人，俘虏万计，进军屯兵在横江。后来又抚慰刚归附的百姓。朝廷因周浚平吴安民有功，封为武成侯，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当初，吴国还没有平定时，周浚在弋阳郡，南北商贾以为互市，而军中诸将很多时候相互掠袭夺以为功劳。吴将蔡敏在沔中防守，其兄蔡珪为将在秣陵，在给蔡敏的书中说：“古代的人交兵，两边来往的人处在他们中间，军国固然应当有信义，才能使信义相高。而听闻疆场之上，往往有袭夺取互市的行为，这样干是不可行的，弟要慎静不要为了一点小利而忘记了重要的防备事务。”晋军中有任侦察的人在得到蔡珪的书信后呈与周浚，周浚说：“君子也。”到后来渡江作战结束后，访求蔡珪，得以见到，周浚问蔡珪的本籍在哪里，蔡珪回答说：“是汝南人。”周浚对他开玩笑说：“我以前怀疑东吴没有君子，而卿果然是我的同乡人。”
在升迁为侍中后。武帝问周浚：“卿宗族中的后生，有谁名气大受到称许看重，可以出来担当重任？”周浚回答说：“臣叔父的儿子周恢，在族中名气大受到看重；父亲的堂兄弟的儿子周馥，在族中称有清明受到称许。”古代兄弟排行称谓以伯、仲、叔、季来表示兄弟间的排行顺序，伯为老大，仲为老二，叔为老三，季排行最小，周浚的叔父应当是他父亲的第四弟。武帝一并召用周恢与周馥。周浚后来转为少府，少府掌山海地泽收入和皇室相关制造，为皇帝的私府，周浚以本官领将为大匠。改营宗庙讫，增邑五百户。后代王浑为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太康九年病死于扬州任上，终年六九岁。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周顗、周嵩、周谟。
老弟，文章不错，但太长了怕没人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