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有些人对帝国理解有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3:50:02
有些人可能打倒帝国主义叫久了，下意识的认为凡是帝国都领土广大的并且是强大的带有攻击性的，所以以下公认的帝国集体悲剧了。
神圣罗马帝国，大日本帝国，奥匈帝国，大韩帝国，巴西帝国，中非帝国，埃塞俄比亚帝国，墨西哥帝国，赫梯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帕提亚帝国（安息），拉丁帝国（罗马尼亚帝国）、尼西亚帝国、加纳帝国、马里帝国、桑海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有些人可能打倒帝国主义叫久了，下意识的认为凡是帝国都领土广大的并且是强大的带有攻击性的，所以以下公认的帝国集体悲剧了。
神圣罗马帝国，大日本帝国，奥匈帝国，大韩帝国，巴西帝国，中非帝国，埃塞俄比亚帝国，墨西哥帝国，赫梯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帕提亚帝国（安息），拉丁帝国（罗马尼亚帝国）、尼西亚帝国、加纳帝国、马里帝国、桑海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大日本帝国，奥匈帝国，大韩帝国，巴西帝国，中非帝国，埃塞俄比亚帝国，墨西哥帝国，赫梯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帕提亚帝国（安息），拉丁帝国（罗马尼亚帝国）、尼西亚帝国、加纳帝国、马里帝国、桑海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有些人可能打倒帝国主义叫久了，下意识的认为凡是帝国都领土广大的并且是强大的带有攻击性的，所以以下公认的帝国集体悲剧了。
神圣罗马帝国，大日本帝国，奥匈帝国，大韩帝国，巴西帝国，中非帝国，埃塞俄比亚帝国，墨西哥帝国，赫梯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帕提亚帝国（安息），拉丁帝国（罗马尼亚帝国）、尼西亚帝国、加纳帝国、马里帝国、桑海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
米利坚帝国？
莫卧儿帝国，波斯帝国…悲剧太多了
神圣罗马帝国，大日本帝国，奥匈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帕提亚帝国（安息）、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是公认
其他那几个都是神马东西
其他那几个都是神马东西
回复 4# cdcdcdc
公认的帝国，你去外国大叫大清帝国也没几个人认识，但它事实就是
首先帝国狭义解释是皇帝统治下的国家，所以和皇帝同意的万王之王，奥古斯都，凯撒，哈里发所统治的国家都叫帝国，这些称号都得受到公认，所以才有公认的帝国，你也别管他多垃圾，再垃圾它也是帝国
回复 4# cdcdcdc
公认的帝国，你去外国大叫大清帝国也没几个人认识，但它事实就是
首先帝国狭义解释是皇帝统治下的国家，所以和皇帝同意的万王之王，奥古斯都，凯撒，哈里发所统治的国家都叫帝国，这些称号都得受到公认，所以才有公认的帝国，你也别管他多垃圾，再垃圾它也是帝国
江山我有 发表于 2011-2-7 22:10 
你的意思是有皇帝实行帝制的就是帝国，不管国家强盛与否
但是帝国的含义里包含着军事强大，那几个神马东西的军事很弱小
你的意思是有皇帝实行帝制的就是帝国，不管国家强盛与否
但是帝国的含义里包含着军事强大，那几个神马东西的军事很弱小
回复 6# cdcdcdc
你那是帝国的引申义，大韩帝国体制就是帝国体制，天皇叫朝鲜也得叫大韩帝国
你那是帝国的引申义，大韩帝国体制就是帝国体制，天皇叫朝鲜也得叫大韩帝国
回复 7# cdcdcdc
我说的是悲剧的帝国，这几个谁都知道
我说的是悲剧的帝国，这几个谁都知道
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阿娇还是处女。
回复 7# cdcdcdc
我列的都有以下特点中的一个：1领土不大 2国力不强 3军事悲剧 4没人知道 5儿子国家
我列的都有以下特点中的一个：1领土不大 2国力不强 3军事悲剧 4没人知道 5儿子国家
江山我有 发表于 2011-2-7 22:21
那么现在的中国没有皇帝，为什么被叫做第四帝国？
那么现在的中国没有皇帝，为什么被叫做第四帝国？
回复 11# cdcdcdc
引申义，代指强大的国家，不是正式称呼，除非老胡登基称帝，不然就是个比喻
引申义，代指强大的国家，不是正式称呼，除非老胡登基称帝，不然就是个比喻
现在中国被叫做第四帝国，第一汉，第二唐，第三明。但是现在中国可没有皇帝
按照你的定义如何解释？
很简单，现在中国被叫做第四帝国，就是来自于帝国的军事强大、带有攻击性
美国没有帝制，也被叫做美帝国主义，也是来自于美国的军事强大、带有攻击性
“军事强大、带有攻击性”这是判断帝国的标准，帝制不是必要条件
按照你的定义如何解释？
很简单，现在中国被叫做第四帝国，就是来自于帝国的军事强大、带有攻击性
美国没有帝制，也被叫做美帝国主义，也是来自于美国的军事强大、带有攻击性
“军事强大、带有攻击性”这是判断帝国的标准，帝制不是必要条件
至于你说的那几个神马东西，没人承认他们是帝国，无论他们是否有帝制
cdcdcdc 发表于 2011-2-7 22:29
牵强附会！现在的一些非正式称呼只是比喻而已！
牵强附会！现在的一些非正式称呼只是比喻而已！
回复 14# cdcdcdc
你不承认，政府承认，历史书承认
你不承认，政府承认，历史书承认
江山我有 发表于 2011-2-7 22:29
按你的说法，我党我国喊了那么多年“打倒美帝国主义”，朝鲜战争中那么多战士喊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全都是比喻？
比喻怎么成了我党我国的官方说法呢？
按你的说法，我党我国喊了那么多年“打倒美帝国主义”，朝鲜战争中那么多战士喊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全都是比喻？
比喻怎么成了我党我国的官方说法呢？
回复 17# cdcdcdc
帝国主义是指美国的政策，你何时见中国政府叫美国为美利坚帝国
帝国主义是指美国的政策，你何时见中国政府叫美国为美利坚帝国
回复 4# cdcdcdc
这几个按你的理解也不能叫帝国
这几个按你的理解也不能叫帝国
被推倒的叔叔 发表于 2011-2-7 22:04
也称“新罗马帝国”，而咱从来只自称国号或天朝上国
也称“新罗马帝国”，而咱从来只自称国号或天朝上国
你们看看美国人的说法：
“从统治方式来说，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认为，帝国是指某些政治社会对于其他政治社会的有效主权实施政治控制的一种关系。说得确切些，如果国家A 能够强制国家B 去做违背其利益的事情X，而且这种控制不单针对国家B 的国内政策，而且针对其国际政策，那么国家A 就是帝国。”
众多的学术界媒体界人士，都认为美国是帝国。
你对帝国的定义，属于旧定义，过时了。
“从统治方式来说，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认为，帝国是指某些政治社会对于其他政治社会的有效主权实施政治控制的一种关系。说得确切些，如果国家A 能够强制国家B 去做违背其利益的事情X，而且这种控制不单针对国家B 的国内政策，而且针对其国际政策，那么国家A 就是帝国。”
众多的学术界媒体界人士，都认为美国是帝国。
你对帝国的定义，属于旧定义，过时了。
江山我有 发表于 2011-2-7 21:49
低头。。。。我看到中间有棒子。。。。。
低头。。。。我看到中间有棒子。。。。。
从统治方式来说，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认为，帝国是指某些政治社会对于其他政治社会的有效主权实施政治控制的一种关系。说得确切些，如果国家A 能够强制国家B 去做违背其利益的事情X，而且这种控制不单针对国家B 的国内政策，而且针对其国际政策，那么国家A 就是帝国。
在英语中，与“帝国”相联系的概念“帝国主义”（imperialism），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帝国体系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词，时间大体上是19世纪中叶。按照《牛津英语词典》(OxfordEnglish Dictionary)的说法，该概念出现于1858年，所指就是“英国治下的和平”。当时，人们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新现象，因此应该有一个新词来描述它。它的涵义主要是指英国的殖民政策。以后这个词的用法有扩大，凡大国以弱国为代价实行扩张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
今天的历史学家，往往把普法战争之后的欧洲帝国主义称为“新帝国主义”（"newimperialism"）。新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帝国殖民扩张时代，具体指从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段时间，即从1870年到1914年。7这段时间之所以被称为“新帝国主义”，是因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发生了阶段性的重大变化。在19世纪上半叶，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的英国政治家曾一度反对殖民政策，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当时的政府要人迪斯累里（Disraeli）甚至把殖民地看作是吊在其脖子上的石磨。8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在世界各地大肆抢占殖民地的活动，并且到19世纪末把整个世界瓜分完毕。按照列宁的论述，“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是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主要标志之一。
从帝国的历史发展来看，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老牌的殖民大国都衰落了。美国在二战后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度被认为建立了“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10由于美国扮演了世界支配角色，因此自然成了“帝国主义”讨论的对象。以后，随着苏联发展成为与美国大体对等的超级大国，其扩张行为也被称为帝国主义。
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帝国”对峙，在经历了冷战几十年的争夺之后，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
自此，美国开始了扮演世界惟一支配角色的时期。美国超强无比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它支配全球的战略态势，使得人们再次关注一个重大问题，即美国是不是在走向帝国。实际上，有关新帝国论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热起来的。
关于新帝国论的讨论，人们认为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勃特·库珀（RobertCooper）提出“新帝国主义论”是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上，库珀提出“新帝国主义论”，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从价值判断上对“新帝国主义”作了明确的肯定。此前，由于帝国主义等同于对外侵略与殖民统治，因此一些大国尽管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但都不愿承认自己是“帝国”或“帝国主义”。也许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改变了一些人的价值判断，使得“帝国”得到了某种敬意，因此库珀才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需要新帝国主义”。
按照库珀提出的理论，虽然国际秩序一直是基于权力平衡与霸权，但秩序往往意味着帝国，而权力平衡则始终伴随着战争危险。在两极格局终结之后，世界上存在着三类国家：一类是前现代国家，即失败的国家（诸如索马里和阿富汗）；第二类是后现代国家（诸如欧盟那样的联合体）；第三类是现代国家，即传统的主权国家（诸如印度、中国等）。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后现代国家正受到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挑战。一些现代国家在谋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前现代国家则为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基地。对付这些挑战，干涉是必要的。干涉的最合乎逻辑的方式就是殖民化，但这是当今的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因而需要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a new kind of imperialism），需要一个可接受人权的世界和普世价值观的帝国主义。像所有的帝国主义一样，这种帝国主义也是以带来秩序和组织为目标。它类似于罗马帝国，能够为它的公民提供法律、铸币和特殊的道路。库珀提出，为了对付欧洲后现代大陆之外的老式国家，我们需要回复到先前的粗暴方式——暴力、先发制人的攻击和欺骗，总之，需要使用19世纪国家之间的任何交往手段去对付他们自身。在我们后现代国家中间，我们保持法律，可是当我们在丛林中行动时，我们就必须使用丛林法则。11库珀所设想的帝国，并不是美国，而是作为联合体的欧盟。库珀认为，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已存在对帝国主义的需求和产生帝国主义的条件。
然而，当代除了美国，是不可能有其他国家更适合扮演“帝国”的角色的。那么，美国到底是不是帝国呢？
在英语中，与“帝国”相联系的概念“帝国主义”（imperialism），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帝国体系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词，时间大体上是19世纪中叶。按照《牛津英语词典》(OxfordEnglish Dictionary)的说法，该概念出现于1858年，所指就是“英国治下的和平”。当时，人们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新现象，因此应该有一个新词来描述它。它的涵义主要是指英国的殖民政策。以后这个词的用法有扩大，凡大国以弱国为代价实行扩张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
今天的历史学家，往往把普法战争之后的欧洲帝国主义称为“新帝国主义”（"newimperialism"）。新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帝国殖民扩张时代，具体指从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段时间，即从1870年到1914年。7这段时间之所以被称为“新帝国主义”，是因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发生了阶段性的重大变化。在19世纪上半叶，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的英国政治家曾一度反对殖民政策，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当时的政府要人迪斯累里（Disraeli）甚至把殖民地看作是吊在其脖子上的石磨。8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在世界各地大肆抢占殖民地的活动，并且到19世纪末把整个世界瓜分完毕。按照列宁的论述，“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是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主要标志之一。
从帝国的历史发展来看，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老牌的殖民大国都衰落了。美国在二战后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度被认为建立了“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10由于美国扮演了世界支配角色，因此自然成了“帝国主义”讨论的对象。以后，随着苏联发展成为与美国大体对等的超级大国，其扩张行为也被称为帝国主义。
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帝国”对峙，在经历了冷战几十年的争夺之后，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
自此，美国开始了扮演世界惟一支配角色的时期。美国超强无比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它支配全球的战略态势，使得人们再次关注一个重大问题，即美国是不是在走向帝国。实际上，有关新帝国论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热起来的。
关于新帝国论的讨论，人们认为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勃特·库珀（RobertCooper）提出“新帝国主义论”是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上，库珀提出“新帝国主义论”，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从价值判断上对“新帝国主义”作了明确的肯定。此前，由于帝国主义等同于对外侵略与殖民统治，因此一些大国尽管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但都不愿承认自己是“帝国”或“帝国主义”。也许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改变了一些人的价值判断，使得“帝国”得到了某种敬意，因此库珀才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需要新帝国主义”。
按照库珀提出的理论，虽然国际秩序一直是基于权力平衡与霸权，但秩序往往意味着帝国，而权力平衡则始终伴随着战争危险。在两极格局终结之后，世界上存在着三类国家：一类是前现代国家，即失败的国家（诸如索马里和阿富汗）；第二类是后现代国家（诸如欧盟那样的联合体）；第三类是现代国家，即传统的主权国家（诸如印度、中国等）。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后现代国家正受到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挑战。一些现代国家在谋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前现代国家则为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基地。对付这些挑战，干涉是必要的。干涉的最合乎逻辑的方式就是殖民化，但这是当今的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因而需要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a new kind of imperialism），需要一个可接受人权的世界和普世价值观的帝国主义。像所有的帝国主义一样，这种帝国主义也是以带来秩序和组织为目标。它类似于罗马帝国，能够为它的公民提供法律、铸币和特殊的道路。库珀提出，为了对付欧洲后现代大陆之外的老式国家，我们需要回复到先前的粗暴方式——暴力、先发制人的攻击和欺骗，总之，需要使用19世纪国家之间的任何交往手段去对付他们自身。在我们后现代国家中间，我们保持法律，可是当我们在丛林中行动时，我们就必须使用丛林法则。11库珀所设想的帝国，并不是美国，而是作为联合体的欧盟。库珀认为，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已存在对帝国主义的需求和产生帝国主义的条件。
然而，当代除了美国，是不可能有其他国家更适合扮演“帝国”的角色的。那么，美国到底是不是帝国呢？
回复 21# cdcdcdc
越南印度南非也是帝国
越南印度南非也是帝国
二、美国是帝国吗？
美国是不是一个帝国，人们有不同的观点。
牛津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美国是帝国，但却是一个拒绝承认的帝国。它看起来像一个帝国，它的行为像一个帝国，但它拒绝称自己为帝国，因为它继承了反对帝国的文化遗产。12读一下近来美国驻伊拉克最高长官布雷默（Paul Bremer）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布雷默说：“我们支配着这个地方，我们将继续把我们意志强加于（impose）这个国家。”13这样的言论，显然帝国味十足。但拉姆斯菲尔德却说：“我们不是殖民大国，我们从来不是殖民大国。那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行为。”那么，美国到底是不是帝国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
作为一片新大陆，美国最初是英国的殖民地，处于英帝国的统治之下。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正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的结果。然而，美国独立后不久，就在北美开始了领土扩张。弗朗兹·舒尔曼认为，美利坚帝国概念的源头就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803年与法国达成的“路易斯安娜购买”（Louisiana Purchase）。15这笔价值万美元的殖民地交易，使得美国获得了从密西西比河直达洛矶山，北到加拿大边境，南到墨西哥湾的广大领土。这片领土的面积为828000平方英里，相当于当时美国版图的二倍，包括了后来美国的13个州。以后，美国又相继夺取了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并通过战争夺得了格兰得河以北的墨西哥全部领土。到19世纪中期，美国的领土已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在完成北美的领土开拓之后，美国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了对海外的侵略和干涉。在1898年具有重新瓜分世界意义的美西战争中，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夺得了菲律宾、古巴等殖民地。战后，美国背弃诺言，扼杀了古巴和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并血腥屠杀了60万菲律宾人。
对于美国的这段历史，不论学者们如何把它解释为例外，其帝国性质都是非常清楚的。
事实上，与这一时期美国殖民扩张的历史相对应，当时美国政府的殖民扩张观念也是清楚明确的。1901年至1909年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说过：“一个国家的首要职责在其边界之内，但不能因此就宣布免除它在整个世界所面对的责任。如果它拒绝承担这样的责任，那么在构成人类命运的民族中，它就会丧失为争得一席之地而斗争的权利。”16罗斯福所阐述的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美国社会的一种主流认识。
对于美国的殖民扩张，一些人把它视为一种传播民主、秩序与和平的使命。在美西战争之前的1897年，某位盖德先生（Mr. Gide）发表的《论殖民责任》中有这样一段话：“殖民化不是一个利益问题，而是一个责任问题。殖民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存在着对那里人民以及个人的一种道德义务，即为了人类普遍之善而运用来自天意的权力与优势。殖民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殖民化乃是大国所承担的一项义务，如果它们不想失去自己的使命，不想在道德上垮台，这些义务是不可逃避的。”17按照当时美国政府的说法，他们的士兵就负有这样的道德义务。1899年美国战争部长鲁特（Elihu Root）说：“美国士兵是不同于有史以来所有其他国家的士兵的。他们是自由与正义、法律与秩序、幸福与和平的先锋队。”在鼓吹对外扩张的政治家中，时任美国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洛奇（Henry Cabot Lodg）是最突出的一个。1900年3月7日，洛奇在参议院说，美国侵占菲律宾是“有理的、合法的，也是正义的”。相反，如果离开那里，则是“危害人道”，“并且大大违背了健全的道德”。在回答美国的占领是否剥夺了那里人民自由的问题时，洛奇说，“谈到自由，他们从未有过，现在也没有，除非在美国陆军的国旗的保护下，我们将自由赐给他们。”谈到扩张，洛奇说，“我并不为美国扩张的长篇记录而惭愧，我为此感到骄傲。
占有菲律宾并不违反独立宣言原则，而是要把那些原则传播给一个从不知道有自由的民族，这个民族在几年后就会不愿离开美国国旗的保护，一如被我们置于美国国旗保护下的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洛奇认为“是责任与利益——是至高的责任和至善的利益强迫我们保护菲律宾”。
对于美国的扩张历史，洛奇是极为自豪的。洛奇说：“我们在19世纪留下了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征服、殖民、领土扩张的纪录。”“小国已成过去，而且没有未来。现代的运动总的说来是人口和土地向大国和大片领土集中，大国很快被他们未来的扩张和保卫地球上所有未开垦之地所吸引。这是一场有助于文明和种族提高的运动，作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之一，合众国决不能在前进路上落伍。”洛奇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美国历史传统的一个极端，即赤裸裸的帝国思想。然而，在美国的历史发展中，并非只有这一种传统在起作用。作为一个一立国就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反对帝国、主张自治、自决的观念在美国同样也有传统。詹姆斯·库尔思（James Kurth）认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故事实际上包括两个传说，一个是美国传说，即关于美国民主共和国坚定传播其普遍价值的故事；另一个是欧洲传说，即关于美利坚帝国坚定传播其帝国思想的故事。诚然，美国很少有人对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帝国角色的观念感到适意。作为在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中诞生的国家，在1812年它又打了第二次独立战争。在整个19世纪，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作为一个共和国在英勇地抵抗欧洲帝国，并且认为英帝国是主要威胁。对于19世纪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他们认为那并不是帝国的获取物，而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领土合并。对于19世纪90年代夺取菲律宾和加勒比领土，库尔思认为这与欧洲帝国夺取海外殖民地是非常相似的。不过，大多数美国人对此是如此不安，以致不久就以菲律宾共和国、波多黎各共和国称呼之，并且让古巴和巴拿马正式独立。美国人从不认为这些领土是帝国的一部分。在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的势力扩展到了全球，但官员和公众从没有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帝国，或他们的作用是帝国的作用。21库尔思的评论无论有多少辩解的成份，他至少表明了这样一点，在伦理上，“帝国”并不被认同，美国人还是愿意以反帝国的观念来标榜自己。
显然，帝国文化与反帝国文化共同伴随了美国领土扩张的过程。也许，从思想观念上来说，反帝国的文化传统更流行，至少从人们的言词上看是如此，但从行为上来说，帝国文化却有更多的表现。正是在这两种传统因素的作用下，美国人对帝国似乎从来就存在一种矛盾的心理。他们一方面要扩张，另一方面却又觉得应该坚持自治、自决的原则，并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行为模式想像成与传统的帝国不同。
分析美国帝国文化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两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美国的民族优越感和救世意识，另一个是美国超强无比的国力。早在殖民地时期，那些最初的移民就自命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上帝的选民”，是被上帝选择来执行世界拯救的神圣计划的。
他们希望把未来的国家建设成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成为一个“在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方面堪称旧世界光辉楷模的新世界”。22正是这样一种观念，在美国的文化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伴随着美国国力的强大，这种观念更发展成了以扩展民主、自由、正义为旗号的新干涉主义。
如果说救世意识是支撑帝国观念的精神因素，那么美国超强的国力则是起着更关键作用的物质因素。没有实力就谈不上救世，而一旦具有了超强的国力，美国人就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做点什么。对于20世纪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力量现实，有许多美国人特别陶醉。他们认为，美国的力量比英帝国处于顶峰时的力量更强大，无论从相对还是绝对的意义上说，美国都比有史以来的任何国家都强大。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Albright）所说的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国家”（indispensable nation），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感觉。
美国《新闻周刊》编辑、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著名印度裔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目前这个时代实际上只能有一个名称：单极世界，一个只有一个全球强国的时代。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是史无前例的。100年前，英国是一个超级大国，统治着全球25%的人口，但它仅仅是全球第二或第三富裕的国家，以及许多军事强国之一。
新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莫(Charles Krauthammer)认为，即使在鼎盛时期，英国也常常受到排在其后的其他大国的挑战。它的陆军比不上欧洲的陆军大国，不过它的海军力量却相当于排在其后的两个海军之和。今天美国的军事支出相当于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之和。在海军、空军和空间力量方面，它都是无敌的。
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认为，世界的主要特征就是美国居于首要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国家或国家集团会处于能平衡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的地位。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基本的问题仍然是处置美国多余的力量，这些力量可以给予美国许多和相当大的利益。
即使是强调大国衰落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强调美国权力时似乎也改变了其口气。“像这样的权力不均衡前所未有，从来没有。查里曼帝国（Charlemagne’s empire，公元8—9 世纪）的地盘只囿于西欧，罗马帝国的范围要大得多，但当时在波斯和中国还存在另外的大帝国。因此，美国是无与伦比的。”正是基于美国的民主自治传统、救世意识和今天强大的国力，使得很多美国人觉得，自己不应该成为帝国，但却又不得不做一个帝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坦率承认美国就是帝国，而更多的人则极力想说明美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而是一种“新帝国”或“新帝国主义”。
在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2003年春季号上，詹姆斯·库尔思的一篇文章一开篇就说，21世纪的头10年，像20世纪的头10年一样，是一个帝国的时代。然而，在100多年前是存在许多帝国的，它们包括西欧民族国家的海外帝国——特别是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荷兰的那些帝国，以及那些在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王朝统治之下的多民族国家的陆上帝国。今天，只有惟一一个帝国——美利坚全球帝国。文章认为，帝国未必涉及军队与装备。
如果现在存在美利坚帝国，那么最好以信息网络和流行文化的软权力而不是以经济剥削和军事力量的硬权力来界定它。它是信息时代而不是工业时代的帝国。如果欧洲人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人都坚持认为这个新帝国同他们自己历史经验中的早期帝国没有多少差别，那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他们错了。
波士顿大学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认为，我们肯定不是那种按照英国和罗马的方式对臣民进行统治的帝国。我们作为帝国的意义在于我们有意识地谋求而且我们意在维持支配性权力，包括军事权力及其他权力，我们运用这种权力是为了造就一种国际秩序，这种秩序符合我们的爱好，反映我们的利益与价值。这样的努力就造成了一个帝国的问题。它造成了一种反冲和抵抗。因此，我们在维持我们的优势地位时，在管理我们试图造就的秩序时，就面对着如同英国和罗马帝国在其权力顶峰时所面对的同类型的挑战。
新保守派的重要人物，研究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权威，耶鲁大学教授卡根（Don Kagan）,则否认美国是帝国。他说，作为世界上强大乃至最强大的国家与作为一个帝国是有至关重要的差别的。经济扩张不等于帝国主义，而且根本不存在“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这样的东西。如果美国是一个帝国，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动员其国民支持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美国不是一个帝国，它的力量来自于自愿的联合和联盟。美国的霸权比较好地为人们所接受，是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美国军队将最终从被占领土上撤走。宣称美国是一个帝国不仅是一个现实错误，而且在战略上也是灾难性的。与英国的剥削目的相反，美国传播民主和人权的意愿与帝国的观念是相矛盾的。美国总是为它的伙伴挣钱。它并没有把它干预的国家变成荒漠，而是使之富有。甚至俄罗斯人也知道，他们可以在冷战后投降而无须屈从于占领。
卡根认为，具有广泛含义和具有弹性的帝国概念不具有“任何意义”，这一概念的使用者“最好能拿出一个不同于包括了罗马人和亚述人的概念。”他说，作为一个帝国就意味着能告诉你的“臣民”做什么，并且肯定知道他们会去做，因为如果他们不做的话，你会强迫他们去做。你可以没收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交税，服兵役。所有这些都与美国不搭界。任何人都可以不服从美国而且通常不受惩罚。如果某人看到了今天的美国同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有相似的东西，那他们也会看到不同点是如此显眼，以致使用这样的概念是很荒谬的。卡根说，这是一种全方位的新境况：前所未有的力量与优势，前所未有的全球范围与利益，但却有国内的制约因素，而这一点以往的帝国基本上是没有的。在这些制约因素中，宪法体系受到国内不同意见、自由和自治的意识形态以及人民不愿进行海外承诺等因素的调节。
就美国的发展历史而言，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确实与那些老牌殖民帝国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19世纪在北美的领土扩张和与西班牙进行过殖民地争夺之外，美国对世界的支配主要不是通过领土占有的方式。显然，这是一种更新型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干涉主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美国与英国不同。英帝国在其顶峰时，统治了全球表面的四分之一，而美国则没有进行过实际的殖民统治（除了20世纪初），它是以附属国和卫星国的方式运作，并且发展了一种对那些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政策。32迈克斯·布特（Max Boot）指出，从美国建国之初起，美国的商人、传教士和士兵就渗透到了世界最远的角落。美国有很长的海外行动的记录。在1800和1934年之间，美国海军有180次登陆行动，年均超过1次。人们往往认为这段时间美国是孤立主义的，实际上这段时间美国军事力量在所有的地方战斗。1832年在苏门答腊，1871年在朝鲜，1899年在萨摩亚群岛。
鉴于美国的支配行为不同于传统的殖民帝国，有学者主张对帝国进行区分，即分为正式（formal）帝国与非正式(informal)帝国。詹姆斯·库尔思认为，帝国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那些欧洲帝国对于殖民地人民的统治就是正式的，但其中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俄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非正式帝国的成份，即非正式地统治着各种不同的保护国、托管地和附属国。34尼尔·弗格森认为，正式帝国是指直接统治那些国家，如英国的几千官员直接统治印度。非正式帝国是指通过傀儡政府，即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军事援助的方式进行支配。35弗格森认为，所谓美利坚帝国其实并不是布什创造的，而是有几十年时间了。
布什与他前任的主要区别是修辞上的。在索马里、波黑、科索沃发生的干涉，以及1998年美英未经联合国批准而对伊拉克发动的“沙漠之狐”空袭行动，都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美国是帝国，那它确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从支配世界的目标来看，从在世界各地保持军事存在来说，美国与传统帝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尽管以住的帝国都知道自己的目标是有限的，但从其统治方式来说，则显然有很大不同。美国主要是通过间接控制，通过自愿的联盟，而不是通过建立殖民地来达到目的。
美国扮演干涉主义角色，通常被认为是在充当“世界警察”。对于这种政策或角色，其实美国学者早有论述。古典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阿瑟·埃克施（Arthur Ekirch）在1955年的著作《美国自由主义的衰落》（The Decline of American Liberalism）中已经分析过这样的问题。他认为，伴随着美国作为全球警察在追求“国家安全”过程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会发生变化。
就美国的对外干涉而言，有两个因素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责任感和利益感。这两者构成了美国帝国观念的主要支柱。所谓责任，就是要用一切手段，把美国自认为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推行到全世界；所谓利益，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美国的国家需求。认识这一点，对于认识今天美国帝国观念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
在当代，在美国的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通常保守派比较注重利益，而自由派比较注重价值。理查德·埃布林（Richard M. Ebeling）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10年中，为了一个新的和更好的世界而实施对外干涉的主张大多来自于美国的自由派，而保守派则通常比较谨慎，并且对于按照美国的想像对外远征改造世界持批评态度。38恰恰是克林顿政府时期，从其理想出发，通过对外军事干涉，干了许多“社会工作”。“9·11”事件改变了这种情况。美国的保守运动，就像其自由派的表兄一样，表现出对帝国秩序的渴求，并且愿意用对外干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般来说，自由派在进行干涉时喜欢用比较冠冕堂皇的言词来粉饰自己，不愿意使用“帝国”的字眼，而一些保守派则直言不讳。他们要么使用“美国治下的和平”的说法，要么则直接使用“帝国”的字眼。1999至2002年担任过“新美国世纪计划”执行副主任的新保守派重要人物托马斯·唐纳利（Thomas Donnelly），就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的狂热鼓吹者。他提出，作为现行的自由的国际秩序的领导者与保卫者，组织并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的责任已落到美国肩上。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怎样使它的胜利发挥杠杆作用，支持、扩展“美国治下的和平”，并使之制度化。40对于“帝国”的说法他是十分欣赏的。他说，我习惯于一次次地使用“帝国”一词，这是一种思考我们权力范围的有用方式，责任是与这种权力相伴随的。41狂热主张美国担当世界警察角色的迈克斯·布特，则愿意使用另外一种说法来称呼美国的政策，即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他说，虽然这不是传统的称呼，但它确实适合描述我们在世界许多地方的使命，而且我们完全不必为此感到脸红。
为了建立一种帝国式的秩序，许多美国政治家提出了各种处方。2001年詹姆斯·库尔思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秋季号上发表了题为《下一个北约——建设一个美联邦》的文章。他的核心观点就是使世界美国化（Americanizing）。他认为，美国领导欧洲的最理想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类似英联邦（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的美联邦（American Commonwealth of Nations）。正是“9·11”事件推动美国政府扩展了美联邦，超出了反映西方文明的狭窄圈子。
迈克斯·布特的想法是美国应当实行公然的干涉主义。他认为，今天美国的所作所为，一如当年在加勒比所做的那样。遵从罗斯福的逻辑，美国是有义务制止绵延不断的坏事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不做，没有别人会做这件事。这恰恰就是过去10年我们在巴拿马、波黑、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的事。
对于美国是不是应当扮演世界警察的问题，布特做过非常明确而生动的解释。他说，我们首先可以问问自己，世界需要警察吗？这个问题就像问旧金山或纽约是否需要警察一样，我想我们都会做肯定的回答。道理很简单，只要存在邪恶的漏洞，你就需要有人保护人民防范掠夺者。在国际体系中情况是一样的。只是国外的掠夺者远比普通的强盗、杀人犯更危险。
在国际社会中，国际法由于没有强制机制，因此毫无意义。所以，必须有国家出来做世界警察。当今的多边组织，如联合国、北约、欧盟等都做不了世界警察，比利时、布基纳法索、孟加拉国更不行。能做世界警察的国家必须拥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必须极端热爱自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19世纪，英国同全人类的敌人战斗，并保持海洋向自由贸易开放。
今天只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扮演同样的角色，那就是美国。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美国有不可否认的帝国史和不同于传统殖民模式的干涉史；美国有传统的帝国观念，也有传统的反帝国观念；面对美国的霸权现实，有人主张美国做非正式的帝国，但也有人主张美国应理直气壮地做世界警察。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多数使用“帝国”概念的人在价值观上是不认同帝国的，他们是使用这一概论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批判。在这里，“帝国”概念的使用乃是为了反对“帝国”的现实。
美国是不是一个帝国，人们有不同的观点。
牛津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美国是帝国，但却是一个拒绝承认的帝国。它看起来像一个帝国，它的行为像一个帝国，但它拒绝称自己为帝国，因为它继承了反对帝国的文化遗产。12读一下近来美国驻伊拉克最高长官布雷默（Paul Bremer）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布雷默说：“我们支配着这个地方，我们将继续把我们意志强加于（impose）这个国家。”13这样的言论，显然帝国味十足。但拉姆斯菲尔德却说：“我们不是殖民大国，我们从来不是殖民大国。那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行为。”那么，美国到底是不是帝国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
作为一片新大陆，美国最初是英国的殖民地，处于英帝国的统治之下。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正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的结果。然而，美国独立后不久，就在北美开始了领土扩张。弗朗兹·舒尔曼认为，美利坚帝国概念的源头就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803年与法国达成的“路易斯安娜购买”（Louisiana Purchase）。15这笔价值万美元的殖民地交易，使得美国获得了从密西西比河直达洛矶山，北到加拿大边境，南到墨西哥湾的广大领土。这片领土的面积为828000平方英里，相当于当时美国版图的二倍，包括了后来美国的13个州。以后，美国又相继夺取了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并通过战争夺得了格兰得河以北的墨西哥全部领土。到19世纪中期，美国的领土已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在完成北美的领土开拓之后，美国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了对海外的侵略和干涉。在1898年具有重新瓜分世界意义的美西战争中，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夺得了菲律宾、古巴等殖民地。战后，美国背弃诺言，扼杀了古巴和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并血腥屠杀了60万菲律宾人。
对于美国的这段历史，不论学者们如何把它解释为例外，其帝国性质都是非常清楚的。
事实上，与这一时期美国殖民扩张的历史相对应，当时美国政府的殖民扩张观念也是清楚明确的。1901年至1909年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说过：“一个国家的首要职责在其边界之内，但不能因此就宣布免除它在整个世界所面对的责任。如果它拒绝承担这样的责任，那么在构成人类命运的民族中，它就会丧失为争得一席之地而斗争的权利。”16罗斯福所阐述的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美国社会的一种主流认识。
对于美国的殖民扩张，一些人把它视为一种传播民主、秩序与和平的使命。在美西战争之前的1897年，某位盖德先生（Mr. Gide）发表的《论殖民责任》中有这样一段话：“殖民化不是一个利益问题，而是一个责任问题。殖民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存在着对那里人民以及个人的一种道德义务，即为了人类普遍之善而运用来自天意的权力与优势。殖民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殖民化乃是大国所承担的一项义务，如果它们不想失去自己的使命，不想在道德上垮台，这些义务是不可逃避的。”17按照当时美国政府的说法，他们的士兵就负有这样的道德义务。1899年美国战争部长鲁特（Elihu Root）说：“美国士兵是不同于有史以来所有其他国家的士兵的。他们是自由与正义、法律与秩序、幸福与和平的先锋队。”在鼓吹对外扩张的政治家中，时任美国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洛奇（Henry Cabot Lodg）是最突出的一个。1900年3月7日，洛奇在参议院说，美国侵占菲律宾是“有理的、合法的，也是正义的”。相反，如果离开那里，则是“危害人道”，“并且大大违背了健全的道德”。在回答美国的占领是否剥夺了那里人民自由的问题时，洛奇说，“谈到自由，他们从未有过，现在也没有，除非在美国陆军的国旗的保护下，我们将自由赐给他们。”谈到扩张，洛奇说，“我并不为美国扩张的长篇记录而惭愧，我为此感到骄傲。
占有菲律宾并不违反独立宣言原则，而是要把那些原则传播给一个从不知道有自由的民族，这个民族在几年后就会不愿离开美国国旗的保护，一如被我们置于美国国旗保护下的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洛奇认为“是责任与利益——是至高的责任和至善的利益强迫我们保护菲律宾”。
对于美国的扩张历史，洛奇是极为自豪的。洛奇说：“我们在19世纪留下了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征服、殖民、领土扩张的纪录。”“小国已成过去，而且没有未来。现代的运动总的说来是人口和土地向大国和大片领土集中，大国很快被他们未来的扩张和保卫地球上所有未开垦之地所吸引。这是一场有助于文明和种族提高的运动，作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之一，合众国决不能在前进路上落伍。”洛奇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美国历史传统的一个极端，即赤裸裸的帝国思想。然而，在美国的历史发展中，并非只有这一种传统在起作用。作为一个一立国就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反对帝国、主张自治、自决的观念在美国同样也有传统。詹姆斯·库尔思（James Kurth）认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故事实际上包括两个传说，一个是美国传说，即关于美国民主共和国坚定传播其普遍价值的故事；另一个是欧洲传说，即关于美利坚帝国坚定传播其帝国思想的故事。诚然，美国很少有人对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帝国角色的观念感到适意。作为在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中诞生的国家，在1812年它又打了第二次独立战争。在整个19世纪，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作为一个共和国在英勇地抵抗欧洲帝国，并且认为英帝国是主要威胁。对于19世纪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他们认为那并不是帝国的获取物，而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领土合并。对于19世纪90年代夺取菲律宾和加勒比领土，库尔思认为这与欧洲帝国夺取海外殖民地是非常相似的。不过，大多数美国人对此是如此不安，以致不久就以菲律宾共和国、波多黎各共和国称呼之，并且让古巴和巴拿马正式独立。美国人从不认为这些领土是帝国的一部分。在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的势力扩展到了全球，但官员和公众从没有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帝国，或他们的作用是帝国的作用。21库尔思的评论无论有多少辩解的成份，他至少表明了这样一点，在伦理上，“帝国”并不被认同，美国人还是愿意以反帝国的观念来标榜自己。
显然，帝国文化与反帝国文化共同伴随了美国领土扩张的过程。也许，从思想观念上来说，反帝国的文化传统更流行，至少从人们的言词上看是如此，但从行为上来说，帝国文化却有更多的表现。正是在这两种传统因素的作用下，美国人对帝国似乎从来就存在一种矛盾的心理。他们一方面要扩张，另一方面却又觉得应该坚持自治、自决的原则，并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行为模式想像成与传统的帝国不同。
分析美国帝国文化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两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美国的民族优越感和救世意识，另一个是美国超强无比的国力。早在殖民地时期，那些最初的移民就自命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上帝的选民”，是被上帝选择来执行世界拯救的神圣计划的。
他们希望把未来的国家建设成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成为一个“在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方面堪称旧世界光辉楷模的新世界”。22正是这样一种观念，在美国的文化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伴随着美国国力的强大，这种观念更发展成了以扩展民主、自由、正义为旗号的新干涉主义。
如果说救世意识是支撑帝国观念的精神因素，那么美国超强的国力则是起着更关键作用的物质因素。没有实力就谈不上救世，而一旦具有了超强的国力，美国人就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做点什么。对于20世纪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力量现实，有许多美国人特别陶醉。他们认为，美国的力量比英帝国处于顶峰时的力量更强大，无论从相对还是绝对的意义上说，美国都比有史以来的任何国家都强大。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Albright）所说的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国家”（indispensable nation），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感觉。
美国《新闻周刊》编辑、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著名印度裔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目前这个时代实际上只能有一个名称：单极世界，一个只有一个全球强国的时代。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是史无前例的。100年前，英国是一个超级大国，统治着全球25%的人口，但它仅仅是全球第二或第三富裕的国家，以及许多军事强国之一。
新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莫(Charles Krauthammer)认为，即使在鼎盛时期，英国也常常受到排在其后的其他大国的挑战。它的陆军比不上欧洲的陆军大国，不过它的海军力量却相当于排在其后的两个海军之和。今天美国的军事支出相当于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之和。在海军、空军和空间力量方面，它都是无敌的。
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认为，世界的主要特征就是美国居于首要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国家或国家集团会处于能平衡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的地位。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基本的问题仍然是处置美国多余的力量，这些力量可以给予美国许多和相当大的利益。
即使是强调大国衰落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强调美国权力时似乎也改变了其口气。“像这样的权力不均衡前所未有，从来没有。查里曼帝国（Charlemagne’s empire，公元8—9 世纪）的地盘只囿于西欧，罗马帝国的范围要大得多，但当时在波斯和中国还存在另外的大帝国。因此，美国是无与伦比的。”正是基于美国的民主自治传统、救世意识和今天强大的国力，使得很多美国人觉得，自己不应该成为帝国，但却又不得不做一个帝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坦率承认美国就是帝国，而更多的人则极力想说明美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而是一种“新帝国”或“新帝国主义”。
在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2003年春季号上，詹姆斯·库尔思的一篇文章一开篇就说，21世纪的头10年，像20世纪的头10年一样，是一个帝国的时代。然而，在100多年前是存在许多帝国的，它们包括西欧民族国家的海外帝国——特别是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荷兰的那些帝国，以及那些在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王朝统治之下的多民族国家的陆上帝国。今天，只有惟一一个帝国——美利坚全球帝国。文章认为，帝国未必涉及军队与装备。
如果现在存在美利坚帝国，那么最好以信息网络和流行文化的软权力而不是以经济剥削和军事力量的硬权力来界定它。它是信息时代而不是工业时代的帝国。如果欧洲人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人都坚持认为这个新帝国同他们自己历史经验中的早期帝国没有多少差别，那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他们错了。
波士顿大学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认为，我们肯定不是那种按照英国和罗马的方式对臣民进行统治的帝国。我们作为帝国的意义在于我们有意识地谋求而且我们意在维持支配性权力，包括军事权力及其他权力，我们运用这种权力是为了造就一种国际秩序，这种秩序符合我们的爱好，反映我们的利益与价值。这样的努力就造成了一个帝国的问题。它造成了一种反冲和抵抗。因此，我们在维持我们的优势地位时，在管理我们试图造就的秩序时，就面对着如同英国和罗马帝国在其权力顶峰时所面对的同类型的挑战。
新保守派的重要人物，研究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权威，耶鲁大学教授卡根（Don Kagan）,则否认美国是帝国。他说，作为世界上强大乃至最强大的国家与作为一个帝国是有至关重要的差别的。经济扩张不等于帝国主义，而且根本不存在“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这样的东西。如果美国是一个帝国，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动员其国民支持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美国不是一个帝国，它的力量来自于自愿的联合和联盟。美国的霸权比较好地为人们所接受，是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美国军队将最终从被占领土上撤走。宣称美国是一个帝国不仅是一个现实错误，而且在战略上也是灾难性的。与英国的剥削目的相反，美国传播民主和人权的意愿与帝国的观念是相矛盾的。美国总是为它的伙伴挣钱。它并没有把它干预的国家变成荒漠，而是使之富有。甚至俄罗斯人也知道，他们可以在冷战后投降而无须屈从于占领。
卡根认为，具有广泛含义和具有弹性的帝国概念不具有“任何意义”，这一概念的使用者“最好能拿出一个不同于包括了罗马人和亚述人的概念。”他说，作为一个帝国就意味着能告诉你的“臣民”做什么，并且肯定知道他们会去做，因为如果他们不做的话，你会强迫他们去做。你可以没收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交税，服兵役。所有这些都与美国不搭界。任何人都可以不服从美国而且通常不受惩罚。如果某人看到了今天的美国同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有相似的东西，那他们也会看到不同点是如此显眼，以致使用这样的概念是很荒谬的。卡根说，这是一种全方位的新境况：前所未有的力量与优势，前所未有的全球范围与利益，但却有国内的制约因素，而这一点以往的帝国基本上是没有的。在这些制约因素中，宪法体系受到国内不同意见、自由和自治的意识形态以及人民不愿进行海外承诺等因素的调节。
就美国的发展历史而言，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确实与那些老牌殖民帝国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19世纪在北美的领土扩张和与西班牙进行过殖民地争夺之外，美国对世界的支配主要不是通过领土占有的方式。显然，这是一种更新型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干涉主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美国与英国不同。英帝国在其顶峰时，统治了全球表面的四分之一，而美国则没有进行过实际的殖民统治（除了20世纪初），它是以附属国和卫星国的方式运作，并且发展了一种对那些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政策。32迈克斯·布特（Max Boot）指出，从美国建国之初起，美国的商人、传教士和士兵就渗透到了世界最远的角落。美国有很长的海外行动的记录。在1800和1934年之间，美国海军有180次登陆行动，年均超过1次。人们往往认为这段时间美国是孤立主义的，实际上这段时间美国军事力量在所有的地方战斗。1832年在苏门答腊，1871年在朝鲜，1899年在萨摩亚群岛。
鉴于美国的支配行为不同于传统的殖民帝国，有学者主张对帝国进行区分，即分为正式（formal）帝国与非正式(informal)帝国。詹姆斯·库尔思认为，帝国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那些欧洲帝国对于殖民地人民的统治就是正式的，但其中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俄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非正式帝国的成份，即非正式地统治着各种不同的保护国、托管地和附属国。34尼尔·弗格森认为，正式帝国是指直接统治那些国家，如英国的几千官员直接统治印度。非正式帝国是指通过傀儡政府，即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军事援助的方式进行支配。35弗格森认为，所谓美利坚帝国其实并不是布什创造的，而是有几十年时间了。
布什与他前任的主要区别是修辞上的。在索马里、波黑、科索沃发生的干涉，以及1998年美英未经联合国批准而对伊拉克发动的“沙漠之狐”空袭行动，都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美国是帝国，那它确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从支配世界的目标来看，从在世界各地保持军事存在来说，美国与传统帝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尽管以住的帝国都知道自己的目标是有限的，但从其统治方式来说，则显然有很大不同。美国主要是通过间接控制，通过自愿的联盟，而不是通过建立殖民地来达到目的。
美国扮演干涉主义角色，通常被认为是在充当“世界警察”。对于这种政策或角色，其实美国学者早有论述。古典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阿瑟·埃克施（Arthur Ekirch）在1955年的著作《美国自由主义的衰落》（The Decline of American Liberalism）中已经分析过这样的问题。他认为，伴随着美国作为全球警察在追求“国家安全”过程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会发生变化。
就美国的对外干涉而言，有两个因素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责任感和利益感。这两者构成了美国帝国观念的主要支柱。所谓责任，就是要用一切手段，把美国自认为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推行到全世界；所谓利益，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美国的国家需求。认识这一点，对于认识今天美国帝国观念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
在当代，在美国的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通常保守派比较注重利益，而自由派比较注重价值。理查德·埃布林（Richard M. Ebeling）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10年中，为了一个新的和更好的世界而实施对外干涉的主张大多来自于美国的自由派，而保守派则通常比较谨慎，并且对于按照美国的想像对外远征改造世界持批评态度。38恰恰是克林顿政府时期，从其理想出发，通过对外军事干涉，干了许多“社会工作”。“9·11”事件改变了这种情况。美国的保守运动，就像其自由派的表兄一样，表现出对帝国秩序的渴求，并且愿意用对外干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般来说，自由派在进行干涉时喜欢用比较冠冕堂皇的言词来粉饰自己，不愿意使用“帝国”的字眼，而一些保守派则直言不讳。他们要么使用“美国治下的和平”的说法，要么则直接使用“帝国”的字眼。1999至2002年担任过“新美国世纪计划”执行副主任的新保守派重要人物托马斯·唐纳利（Thomas Donnelly），就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的狂热鼓吹者。他提出，作为现行的自由的国际秩序的领导者与保卫者，组织并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的责任已落到美国肩上。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怎样使它的胜利发挥杠杆作用，支持、扩展“美国治下的和平”，并使之制度化。40对于“帝国”的说法他是十分欣赏的。他说，我习惯于一次次地使用“帝国”一词，这是一种思考我们权力范围的有用方式，责任是与这种权力相伴随的。41狂热主张美国担当世界警察角色的迈克斯·布特，则愿意使用另外一种说法来称呼美国的政策，即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他说，虽然这不是传统的称呼，但它确实适合描述我们在世界许多地方的使命，而且我们完全不必为此感到脸红。
为了建立一种帝国式的秩序，许多美国政治家提出了各种处方。2001年詹姆斯·库尔思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秋季号上发表了题为《下一个北约——建设一个美联邦》的文章。他的核心观点就是使世界美国化（Americanizing）。他认为，美国领导欧洲的最理想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类似英联邦（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的美联邦（American Commonwealth of Nations）。正是“9·11”事件推动美国政府扩展了美联邦，超出了反映西方文明的狭窄圈子。
迈克斯·布特的想法是美国应当实行公然的干涉主义。他认为，今天美国的所作所为，一如当年在加勒比所做的那样。遵从罗斯福的逻辑，美国是有义务制止绵延不断的坏事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不做，没有别人会做这件事。这恰恰就是过去10年我们在巴拿马、波黑、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的事。
对于美国是不是应当扮演世界警察的问题，布特做过非常明确而生动的解释。他说，我们首先可以问问自己，世界需要警察吗？这个问题就像问旧金山或纽约是否需要警察一样，我想我们都会做肯定的回答。道理很简单，只要存在邪恶的漏洞，你就需要有人保护人民防范掠夺者。在国际体系中情况是一样的。只是国外的掠夺者远比普通的强盗、杀人犯更危险。
在国际社会中，国际法由于没有强制机制，因此毫无意义。所以，必须有国家出来做世界警察。当今的多边组织，如联合国、北约、欧盟等都做不了世界警察，比利时、布基纳法索、孟加拉国更不行。能做世界警察的国家必须拥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必须极端热爱自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19世纪，英国同全人类的敌人战斗，并保持海洋向自由贸易开放。
今天只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扮演同样的角色，那就是美国。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美国有不可否认的帝国史和不同于传统殖民模式的干涉史；美国有传统的帝国观念，也有传统的反帝国观念；面对美国的霸权现实，有人主张美国做非正式的帝国，但也有人主张美国应理直气壮地做世界警察。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多数使用“帝国”概念的人在价值观上是不认同帝国的，他们是使用这一概论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批判。在这里，“帝国”概念的使用乃是为了反对“帝国”的现实。
三、美国“帝国战略”的由来。
人们把美国看作“帝国”，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认为美国提出并实施了一种“帝国战略”（strategy of empire）。46这种战略使世界各国感到不安，也使众多美国人忧心忡忡。弗朗兹·舒尔曼通过历史分析，认为布什总统做着许多与历史上的帝国统治者相同的事。他越来越像军事指挥官第一而总统第二。他对国内事务的关注，似乎只在于谋求2004年的再次当选。在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屋大维为实现“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在帝国各地建立了数百处军事基地，现在布什也做着相同的事。47就结果而言，屋大维的结构调整，使得罗马享有了200年的和平与繁荣，而布什能给世界带来这样的景像吗？
这里所说的“帝国战略”，实际上是对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特征的一种概括，其特点正如乔治城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说：美国单独行动，预先采取行动，放弃国际组织与规则，谋求美国在其中起操纵作用的世界秩序。48在这种世界秩序中，要点是美国对全球进行控制。美国不允许其他国家发展出与美国对等的力量，不允许美国的首要地位受到挑战，无论这种挑战是来自敌方的阵营还是来自自己的盟国。用迈克斯·布特的话来表述就是：保持美国的首要地位，使得单极制度化（Institutionalizing Unipolarity）。
“帝国战略”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表现形式，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进行过阐述。
在代表保守派观点的《现代》（Modern Age）杂志的发刊号上（1957年），一篇出自古典自由主义记者摩利（Felix Morley）之手的文章指出，美国的建立是基于有限的政府与自治的观念，这两个观念意味着不干涉美国公民的私人的与和平的事务，同时也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任何一种形式的干涉都意味着“帝国”政策，从政府的意义上来讲就是统治者高居于其他人民的生活之上，并且统治着他们。文章认为，一个国家的原则常常最清楚地表现于对外政策的舞台，因为它不会受到那些限制其国内行为的宪法的约束和法治的限制。从这个意义来讲，一个政府在对外政策中表现了其真正的意识形态色彩。它要么尊重居于其他土地之上的人们的权利与自由，要么不这样做；要么尊重其他国家人民选择自己事务和未来的权利，要么不这样做。文章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警告，即一旦美国在国外奉行干涉主义政策，它就难以在国内维持公民自由、市场经济和分权化的政治权威了。权力将会集中于政府的行政部门。巨额的资金将会从国内的私人部门被吸取出来用于政府在国外的冒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共和制形式将被置于一边，而出现帝国制度（institutions of empire）。
在美国，推动这种“帝国战略”成形的是产生于冷战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里根政府时期，这种战略思潮左右着当时的国防和对外政策，而到老布什政府时期，这一战略又再次得势。推行这一战略的保守派人物之所以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是因为他们反对传统保守派的孤立主义而坚持“国际主义”，主张用美国的优势武力在全球进行干涉，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毫无疑问，冷战的结束为这一战略思潮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1991年，查尔斯·克劳萨莫（Charles Krauthammer ）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宣称我们生活于一个“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51按照这种“单极时刻”的逻辑，美国理所当然地应当确立一套明确的战略，建立自己的霸权体系。
1992年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在美国国防部长切尼（Dick Cheney）的领导下，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刘易斯·利比（I. Lewis Libby）执笔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即《防务计划指导》（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这个后来被称为“狄克·切尼名著”（"DickCheney's masterwork."）52的46页的文件在国防部的高层中进行了传阅。作为五角大楼的内部文件，它的政策构想的形成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不无关系的，据认为曾与总统或其高级国家安全顾问进行过磋商。不久，一位官员把它捅给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认为这一讨论应当公开进行。同年3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帕特里克·泰勒（Patrick E. Tyler）的文章：《一个单一超级大国的世界》（A One-Superpower World），披露了这个文件。
按照泰勒的描述，《防务计划指导》的核心思想就是：这个世界应当由一个超级大国来支配。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军事使命，就是阻止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无论是在西欧、东亚、前苏联地区还是别的地区。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必须维持威慑机制，使潜在的竞争者甚至不可能指望发挥较大的地区或全球作用。美国必须谋求阻止出现欧洲单独的安全安排，因为那将会削弱北约。美国必须显示出对于建立和保护新秩序所必需的领导能力。
为使美国的这种角色永存，美国必须充分说明发达工业国家的利益在于不要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或是谋求推翻已确立的政治经济秩序。基于这样的目的，美国应捍卫它的领先于所有国家的军事力量的现状。如果集体行动组织不起来的话，它就将保留独自行动的权利，采取单边行动或是进行有选择的结盟。总之，该文件认为21世纪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假定应该是在整个欧亚确立美国的永久的统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军事干预力量应成为地缘政治前景的“永久支柱”。
《纽约时报》对《防务计划指导》的披露，引起了轩然大波。参议员拜登（Sen. Joe Biden）看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个报告为“字面意义上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开出了一个“美利坚帝国”的处方。由于遭到了强烈反对，在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的坚持下，最后的文本不得不大大降低了调子。
《防务计划指导》出笼后所遭遇的挫折，使得新保守派不得不继续等待机会。对于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他们极为不满，抱怨美国政府没有抓住“单极时刻”的有利时机确立美国的霸权。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更明确的观点，并采取一种确保这一时刻不消逝的战略。
在这期间，新保守派进行着各种努力。这里特别需要提到新保守派在1997年成立的一个重要组织，即“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PNAC）。在这个组织的声明上署名的25人中，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利比、卡根、福山等人均在册。该组织在声明中宣称其核心主张就是实现美国的全球领导（American globalleadership），而成立该组织的目的就是解释美国的世界领导作用是什么，并力争使美国进行国际干涉的政策重新获得支持。
针对美国的领导责任，该组织提出了4个主要目标：（1）如果我们要履行今天我们的全球责任并为了未来动员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就需要大大增加军费；（2）我们需要加强同民主盟友的联系并且向那些仇视我们的利益与价值的政权提出挑战；（3）我们需要在国外促进政治和经济自由的事业；（4）在保持和扩展有利于我们的安全、繁荣和原则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接受美国发挥独一无二作用的责任。56“新美国世纪计划”在纲领中尽管没有使用“帝国”的概念，但该组织所提出的战略无疑构成了帝国战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在帝国战略思想的随后发展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的作用无疑也是重要的。他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和特别助理，曾为老布什执笔阐述过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使用武力和单边行动等问题。572001年小布什上台，他又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作为一位鼓吹干涉政策的重要人物，哈斯2000年11月11日在《亚特兰大》（Atlanta）杂志上发表了“帝国的美国”（Imperial America）一文，对帝国战略作了明确的阐述。
哈斯认为，建设并维持世界秩序，需要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美国做出持续的努力。为此，美国需要重构其从传统的民族国家到帝国权力的角色。在这里，不能把帝国的对外政策混同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意味着剥削，通常是基于经济目的，并且往往要求领土控制。在历史上，一批欧洲国家就曾统治过众多人民，这些人民生活于没有自治权的殖民地。然而，这样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了。今天，这样的关系是不理想的，也是不可能持续的。我们倡导一种帝国的对外政策，要求我们按照某些原则来组织世界，这些原则会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之内的情况。今天美国的作用十分类似于19世纪的英国。这种作用反映了美国的文化的诉求，美国经济的力量，受到促进的规范的吸引力，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意识的行为。强制和使用暴力通常是最后的手段。哈斯认为这就是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 ）和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在150年前所描述的英国政策所遵循的原则：如果可能就非正式地扩大控制；如果必要就正式地扩大控制。哈斯认为，这一原则可以应用于新世纪开始之际美国的对外政策。实际上，美利坚帝国要成功，就不得不做一个非正式的帝国。
怎样使帝国的战略付诸实施呢？除了要有系统的政策构想之外，显然还需要某种机遇。
在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突发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终于使新保守派有了施展其战略的可能。不可能有更理想的时机了。“9·11”事件使得切尼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副总统，而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福威茨和担任切尼首席顾问的利比这时也都可以发挥重大影响了。这几个人再加上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国防部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开始了一个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所说的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大力破坏两党连立传统（bipartisan tradition）”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两党连立传统”，是指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外政策领域共同遵守的大框框。正如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所说，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基于两个主要战略：一个是围绕着遏制、威慑和维持全球权力平衡而实施的现实主义政策；另一个是基于建设一套多边制度和联盟以促进开放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价值的比较自由的政策。尽管共和党政府倾向于现实主义议程而民主党政府比较喜欢国际主义观点，但两者都不会背离这个核心假定太远。然而现在，华盛顿自冷战以来第一次开始构建一种新的大战略。60这种战略就是所谓的“帝国战略”。
反映“帝国战略”的某些重要思想，2002年9月被写入了布什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战略》（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例如，报告强调必须在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对美国构成威胁之前制止它们，必须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必须先发制人。用哈佛大学教授霍夫曼（Standley Hoffmann）的话来说，这个报告乃是“全球统治的信条”（a doctrine of globaldomination）。
从单极、单边、先发制人、全球统治再到帝国，这确实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伊兰（IvanEland）指出，“9·11”事件之后，一些评论者进一步推进了其安全观念，力主通过帝国模式来实现国家的安全。他们宣称，在21世纪保护美国安全的最好方式就是仿效英国、罗马等过去的帝国。他们的假定是，如果美国能够在其文明的霸权之下巩固国际体系，那么美国就能更安全、更繁荣。伊兰认为，虽然美国政府没在正式使用“帝国”这个词，但小布什的安全战略中无疑已包含了“新帝国主义”的内涵。
布什所谋求的世界新秩序是以两个信条为支撑：第一是政权变更（regime change），即如果必要，通过武力除去无赖国家的领导人；第二是先发制人，即对于无赖国家和失败国家，即使没有对美国利益或其盟国的利益构成明确的威胁，也可以采取军事行动。63这两个信条从表面上看是要对付恐怖主义威胁，而实际上正如伊肯伯里所指出的，其驱动因素乃是布什政府的全球称霸愿望。这种愿望代表了一个由三种政治力量组成的联盟，其中包括右翼强权政治者（Machtpolitikers），诸如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与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关系密切的犹太新保守主义者；以及基督教和天主教右翼领导人。“9·11”事件的发生使得这一联盟在布什政府中得势，而以国务卿鲍威尔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者则相对失势。
吉姆·勒伯（Jim Lobe）指出，这些新战略的倡导者们在对外政策中更怕受到其伙伴和全球规则的约束。在回击恐怖主义威胁、对抗无赖国家和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过程中，他们将越来越多地扮演单边和先发制人的角色。他们主张美国应利用其无敌的军事力量来经管这一全球秩序。除了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强烈信念之外，这些人在其外交政策中还有一些关键的共同的东西。他们都蔑视多边主义，都蔑视和不信任欧洲，特别是法国；都坚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主要的威胁。另外，他们都认为应该马上而不是以后对抗中国长期的战略威胁。正是这样的立场使他们对沙龙持坚决的支持态度，并且攻击各种不同的多边制度，诸如国际刑事法庭，并且推动对伊战争和政权变更。
从新保守派所推行的战略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所实施的对外战略，只不过是把新保守派在10前已准备好的谋求支配全球的纲领变成了政府的具体行动。伊肯伯里认为，美国的新战略在未制定新世界蓝图，未举行“雅尔塔”式峰会的情况下，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与其伙伴共同建立世界秩序的传统。
由于美国新保守派所推行的这一套经过精心准备的全球战略涉及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因此人们也许都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它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人们把美国看作“帝国”，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认为美国提出并实施了一种“帝国战略”（strategy of empire）。46这种战略使世界各国感到不安，也使众多美国人忧心忡忡。弗朗兹·舒尔曼通过历史分析，认为布什总统做着许多与历史上的帝国统治者相同的事。他越来越像军事指挥官第一而总统第二。他对国内事务的关注，似乎只在于谋求2004年的再次当选。在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屋大维为实现“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在帝国各地建立了数百处军事基地，现在布什也做着相同的事。47就结果而言，屋大维的结构调整，使得罗马享有了200年的和平与繁荣，而布什能给世界带来这样的景像吗？
这里所说的“帝国战略”，实际上是对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特征的一种概括，其特点正如乔治城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说：美国单独行动，预先采取行动，放弃国际组织与规则，谋求美国在其中起操纵作用的世界秩序。48在这种世界秩序中，要点是美国对全球进行控制。美国不允许其他国家发展出与美国对等的力量，不允许美国的首要地位受到挑战，无论这种挑战是来自敌方的阵营还是来自自己的盟国。用迈克斯·布特的话来表述就是：保持美国的首要地位，使得单极制度化（Institutionalizing Unipolarity）。
“帝国战略”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表现形式，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进行过阐述。
在代表保守派观点的《现代》（Modern Age）杂志的发刊号上（1957年），一篇出自古典自由主义记者摩利（Felix Morley）之手的文章指出，美国的建立是基于有限的政府与自治的观念，这两个观念意味着不干涉美国公民的私人的与和平的事务，同时也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任何一种形式的干涉都意味着“帝国”政策，从政府的意义上来讲就是统治者高居于其他人民的生活之上，并且统治着他们。文章认为，一个国家的原则常常最清楚地表现于对外政策的舞台，因为它不会受到那些限制其国内行为的宪法的约束和法治的限制。从这个意义来讲，一个政府在对外政策中表现了其真正的意识形态色彩。它要么尊重居于其他土地之上的人们的权利与自由，要么不这样做；要么尊重其他国家人民选择自己事务和未来的权利，要么不这样做。文章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警告，即一旦美国在国外奉行干涉主义政策，它就难以在国内维持公民自由、市场经济和分权化的政治权威了。权力将会集中于政府的行政部门。巨额的资金将会从国内的私人部门被吸取出来用于政府在国外的冒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共和制形式将被置于一边，而出现帝国制度（institutions of empire）。
在美国，推动这种“帝国战略”成形的是产生于冷战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里根政府时期，这种战略思潮左右着当时的国防和对外政策，而到老布什政府时期，这一战略又再次得势。推行这一战略的保守派人物之所以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是因为他们反对传统保守派的孤立主义而坚持“国际主义”，主张用美国的优势武力在全球进行干涉，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毫无疑问，冷战的结束为这一战略思潮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1991年，查尔斯·克劳萨莫（Charles Krauthammer ）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宣称我们生活于一个“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51按照这种“单极时刻”的逻辑，美国理所当然地应当确立一套明确的战略，建立自己的霸权体系。
1992年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在美国国防部长切尼（Dick Cheney）的领导下，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刘易斯·利比（I. Lewis Libby）执笔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即《防务计划指导》（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这个后来被称为“狄克·切尼名著”（"DickCheney's masterwork."）52的46页的文件在国防部的高层中进行了传阅。作为五角大楼的内部文件，它的政策构想的形成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不无关系的，据认为曾与总统或其高级国家安全顾问进行过磋商。不久，一位官员把它捅给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认为这一讨论应当公开进行。同年3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帕特里克·泰勒（Patrick E. Tyler）的文章：《一个单一超级大国的世界》（A One-Superpower World），披露了这个文件。
按照泰勒的描述，《防务计划指导》的核心思想就是：这个世界应当由一个超级大国来支配。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军事使命，就是阻止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无论是在西欧、东亚、前苏联地区还是别的地区。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必须维持威慑机制，使潜在的竞争者甚至不可能指望发挥较大的地区或全球作用。美国必须谋求阻止出现欧洲单独的安全安排，因为那将会削弱北约。美国必须显示出对于建立和保护新秩序所必需的领导能力。
为使美国的这种角色永存，美国必须充分说明发达工业国家的利益在于不要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或是谋求推翻已确立的政治经济秩序。基于这样的目的，美国应捍卫它的领先于所有国家的军事力量的现状。如果集体行动组织不起来的话，它就将保留独自行动的权利，采取单边行动或是进行有选择的结盟。总之，该文件认为21世纪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假定应该是在整个欧亚确立美国的永久的统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军事干预力量应成为地缘政治前景的“永久支柱”。
《纽约时报》对《防务计划指导》的披露，引起了轩然大波。参议员拜登（Sen. Joe Biden）看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个报告为“字面意义上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开出了一个“美利坚帝国”的处方。由于遭到了强烈反对，在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的坚持下，最后的文本不得不大大降低了调子。
《防务计划指导》出笼后所遭遇的挫折，使得新保守派不得不继续等待机会。对于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他们极为不满，抱怨美国政府没有抓住“单极时刻”的有利时机确立美国的霸权。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更明确的观点，并采取一种确保这一时刻不消逝的战略。
在这期间，新保守派进行着各种努力。这里特别需要提到新保守派在1997年成立的一个重要组织，即“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PNAC）。在这个组织的声明上署名的25人中，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利比、卡根、福山等人均在册。该组织在声明中宣称其核心主张就是实现美国的全球领导（American globalleadership），而成立该组织的目的就是解释美国的世界领导作用是什么，并力争使美国进行国际干涉的政策重新获得支持。
针对美国的领导责任，该组织提出了4个主要目标：（1）如果我们要履行今天我们的全球责任并为了未来动员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就需要大大增加军费；（2）我们需要加强同民主盟友的联系并且向那些仇视我们的利益与价值的政权提出挑战；（3）我们需要在国外促进政治和经济自由的事业；（4）在保持和扩展有利于我们的安全、繁荣和原则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接受美国发挥独一无二作用的责任。56“新美国世纪计划”在纲领中尽管没有使用“帝国”的概念，但该组织所提出的战略无疑构成了帝国战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在帝国战略思想的随后发展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的作用无疑也是重要的。他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和特别助理，曾为老布什执笔阐述过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使用武力和单边行动等问题。572001年小布什上台，他又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作为一位鼓吹干涉政策的重要人物，哈斯2000年11月11日在《亚特兰大》（Atlanta）杂志上发表了“帝国的美国”（Imperial America）一文，对帝国战略作了明确的阐述。
哈斯认为，建设并维持世界秩序，需要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美国做出持续的努力。为此，美国需要重构其从传统的民族国家到帝国权力的角色。在这里，不能把帝国的对外政策混同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意味着剥削，通常是基于经济目的，并且往往要求领土控制。在历史上，一批欧洲国家就曾统治过众多人民，这些人民生活于没有自治权的殖民地。然而，这样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了。今天，这样的关系是不理想的，也是不可能持续的。我们倡导一种帝国的对外政策，要求我们按照某些原则来组织世界，这些原则会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之内的情况。今天美国的作用十分类似于19世纪的英国。这种作用反映了美国的文化的诉求，美国经济的力量，受到促进的规范的吸引力，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意识的行为。强制和使用暴力通常是最后的手段。哈斯认为这就是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 ）和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在150年前所描述的英国政策所遵循的原则：如果可能就非正式地扩大控制；如果必要就正式地扩大控制。哈斯认为，这一原则可以应用于新世纪开始之际美国的对外政策。实际上，美利坚帝国要成功，就不得不做一个非正式的帝国。
怎样使帝国的战略付诸实施呢？除了要有系统的政策构想之外，显然还需要某种机遇。
在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突发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终于使新保守派有了施展其战略的可能。不可能有更理想的时机了。“9·11”事件使得切尼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副总统，而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福威茨和担任切尼首席顾问的利比这时也都可以发挥重大影响了。这几个人再加上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国防部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开始了一个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所说的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大力破坏两党连立传统（bipartisan tradition）”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两党连立传统”，是指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外政策领域共同遵守的大框框。正如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所说，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基于两个主要战略：一个是围绕着遏制、威慑和维持全球权力平衡而实施的现实主义政策；另一个是基于建设一套多边制度和联盟以促进开放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价值的比较自由的政策。尽管共和党政府倾向于现实主义议程而民主党政府比较喜欢国际主义观点，但两者都不会背离这个核心假定太远。然而现在，华盛顿自冷战以来第一次开始构建一种新的大战略。60这种战略就是所谓的“帝国战略”。
反映“帝国战略”的某些重要思想，2002年9月被写入了布什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战略》（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例如，报告强调必须在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对美国构成威胁之前制止它们，必须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必须先发制人。用哈佛大学教授霍夫曼（Standley Hoffmann）的话来说，这个报告乃是“全球统治的信条”（a doctrine of globaldomination）。
从单极、单边、先发制人、全球统治再到帝国，这确实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伊兰（IvanEland）指出，“9·11”事件之后，一些评论者进一步推进了其安全观念，力主通过帝国模式来实现国家的安全。他们宣称，在21世纪保护美国安全的最好方式就是仿效英国、罗马等过去的帝国。他们的假定是，如果美国能够在其文明的霸权之下巩固国际体系，那么美国就能更安全、更繁荣。伊兰认为，虽然美国政府没在正式使用“帝国”这个词，但小布什的安全战略中无疑已包含了“新帝国主义”的内涵。
布什所谋求的世界新秩序是以两个信条为支撑：第一是政权变更（regime change），即如果必要，通过武力除去无赖国家的领导人；第二是先发制人，即对于无赖国家和失败国家，即使没有对美国利益或其盟国的利益构成明确的威胁，也可以采取军事行动。63这两个信条从表面上看是要对付恐怖主义威胁，而实际上正如伊肯伯里所指出的，其驱动因素乃是布什政府的全球称霸愿望。这种愿望代表了一个由三种政治力量组成的联盟，其中包括右翼强权政治者（Machtpolitikers），诸如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与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关系密切的犹太新保守主义者；以及基督教和天主教右翼领导人。“9·11”事件的发生使得这一联盟在布什政府中得势，而以国务卿鲍威尔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者则相对失势。
吉姆·勒伯（Jim Lobe）指出，这些新战略的倡导者们在对外政策中更怕受到其伙伴和全球规则的约束。在回击恐怖主义威胁、对抗无赖国家和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过程中，他们将越来越多地扮演单边和先发制人的角色。他们主张美国应利用其无敌的军事力量来经管这一全球秩序。除了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强烈信念之外，这些人在其外交政策中还有一些关键的共同的东西。他们都蔑视多边主义，都蔑视和不信任欧洲，特别是法国；都坚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主要的威胁。另外，他们都认为应该马上而不是以后对抗中国长期的战略威胁。正是这样的立场使他们对沙龙持坚决的支持态度，并且攻击各种不同的多边制度，诸如国际刑事法庭，并且推动对伊战争和政权变更。
从新保守派所推行的战略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所实施的对外战略，只不过是把新保守派在10前已准备好的谋求支配全球的纲领变成了政府的具体行动。伊肯伯里认为，美国的新战略在未制定新世界蓝图，未举行“雅尔塔”式峰会的情况下，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与其伙伴共同建立世界秩序的传统。
由于美国新保守派所推行的这一套经过精心准备的全球战略涉及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因此人们也许都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它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四、“帝国战略”能成功吗？
小布什政府推行的“帝国战略”，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都引起了强烈的批评。2002年9月26日，有32位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其中大部分是现实主义者）在《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上刊登了一个付费广告，声明反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认为不符合美国利益。他们当中包括“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进攻现实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名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斯奈德（Jack L. Snyder，ColumbiaUniversity）、埃沃拉（Stephen van Evera，MIT）、杰维斯（Robert Jervis，Columbia University）等人。
泰利（Andrew Tyrie）认为，在没有清楚的会受到迫在眉睫攻击证据的情况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会破坏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军事行动只有在进行自卫时才能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政权变更的信条同样是有破坏性的。谁来决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撤换？68泰利认为，我们对国家间的有序关系都有巨大利益。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在于承认别国存在、确保其边界以及维持其国内法律与秩序的合法性。在国际法中这一信条已得到高度发展，但其起源却在于一个常识性原则：不要侵入我的房子，我也不会侵犯你的。泰利认为，如果我们继续以西方价值的名义进行单边主义军事行动，我们不会走向国际秩序而只会走向国际无政府。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危险莫过于帝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却相信对全人类有利。美国如同革命的法国和俄国一样，是一个基于救世主义的大国，其信念是世界的其余部分都应当以自己为榜样，甚至应当帮助解放世界的其他部分。在冷战时期，美国是西方国家联盟的领袖，欧洲因此承认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逻辑。然而，今天美利坚帝国及其目标已不再受到真诚的承认了。
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初生的新帝国大战略有可能在非常需要国际社会和政治伙伴的时候毁掉这两者。这是一种充满了危险的方式，而且很可能失败。它不但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在外交上也是有伤害的。它有可能引发对抗和抵抗，而这将使美国处于一个有更多敌意和分裂的世界。
以上三位学者对帝国战略的批评，即破坏国际法原则，追求救世主义与新干涉主义，破坏多边主义，实际上正是帝国战略的本意。对这样的战略进行评估，除了进行价值判断之外，最根本的是要分析它的政策构想能不能成功。
小布什政府推行帝国战略，其宣称的主旨是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无处不在的特性，给了布什政府四处出兵的机会与借口。从美国采取行动的范围来说，现在已显现了日益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就是帝国战略批评者所分析的过度的扩张。
从逻辑上来讲，帝国战略必然会导致过度的扩张。伊兰认为，帝国战略之所以会导致战略上的过度扩张，是因为当霸权国实现了一个地区的稳定之后，在逻辑上就需要稳定与之毗邻的地区。因此，帝国需要不停地扩大其承诺。例如，阿富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喀布尔的卡尔扎伊政权建立之后，它必然要求华盛顿实现中亚的稳定，解缓克什米尔冲突并解决中东问题。这种导致承诺不断扩大的情况，其实100多年前的英帝国就已经感受到了。当时的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过，如果我们不严格限制我们的干涉原则，那么我们大概往往要同时进行40场战争。
过度的扩张会导致两个不利的结果。一个结果就是敌人会越来越多。正如杰克·斯施德所指出的，采取扩张政策的帝国会发现，它们会因过度扩张而发现被敌人团团包围。就今天的美国而言，虽然因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迟迟没有出现公开对抗它的联盟，但由于它同时攻击了太多的国家，使得这些受害国实际上已形成了对抗它的联盟。73现在美国为了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而在多条战线上同时采取军事行动，并且为反对邪恶轴心、无赖国家和推行民主而在众多MSL国家使用武力，很可能在世界各地点燃反抗的怒火。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从未寻求统治别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一支进步而正义的力量。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所有拥有主宰地位的国家都认为它们与众不同。它们每一次取得的胜利，都使它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宠儿。但当它们变得过于强大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就开始恐惧和怀疑它们。英国杂文家约翰·卓伊丹这样描述这种现象：“当上帝的选民变得过于强大时，它们所认为的正义事业最终变成了坏事。”斯奈德指出，即使不会出现高度协调的平衡美国的联盟，一些麻烦制造国和恐怖主义团体也会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构成严峻挑战。意志坚定的小国或反抗组织为保护它们的家园或现实利益，常常会在对抗那些实力远远超出它们的国家时获胜，因为那些强国缺乏付出高昂代价的持久动机，这方面的实例包括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抗击法国的运动。即使它们最终无法获胜，如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一样，但它们也会通过持续的反抗而让敌人在长期内付出高昂的代价。由于美国过于强大，那些被列入美国打击黑名单的弱小国家很可能越来越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战术的结合是对抗美国的唯一有效的手段。75按照这样一种逻辑，美国无疑将面临的更加不安全的局面。
过度扩张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美国最终会不堪重负。霍布斯鲍姆认为，尽管美国的单极行为是无与伦比的，但除了高技术武器，美国所依赖的是越来越少的资产。美国现今的优势会持续多久现在还说不清。但有一件事是绝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历史上来说，这只是暂时现象，一如其他帝国的情况一样。我们已目睹了其他帝国的终结。例如所谓的德意志千年帝国，事实上只存在了12年。
实际上，帝国战略所导致的重负，还包括保护“搭便车者”的负担。伊万·伊兰（IvanEland）认为，帝国战略会导致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搭便车，这样就能加强它们赶上霸权国的能力。帝国战略会减少其他国家用于自身防务的开支，并且会因巨大的税务负担加在霸权国经济的头上而使经济增长放慢。实际上，美国自立国一直到进入20世纪成为世界强国之前，一直在大英帝国之内搭便车。77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说，霸权国倾向于过度支付安全费用。它最终会削弱其对外地位的国内基础。其他国家因安全支付过低而可以把额外的资源投入经济生产。再者，仁慈的霸权使得财富和技术很容易向可能的竞争对手扩散。结果，不同的增长率导致经济相对力量的变化，最终结果就是新的大国的出现。
为了维持庞大的统治范围，帝国通常需要大力扩充军备。伊兰指出，在1980年代中期，美国的军费占世界的28%，而现在上升到了40%。但美国的GDP 却只占世界的29%。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大于排在其后的3个经济体即日本、德国和英国之和，但其军费却大于排在其后的15个国家的军费，而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富有的盟国。为了反恐，布什政府2003年的军事预算将达到3960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3%。在未来5年，政府的军事开支计划为2.1万亿美元，年均水平将比冷战时期高15%。现在不清楚美国的帝国战略到底要花多少钱。迄今为止，在小小的波黑和科索沃，美国的纳税人已为其国家重建掏出了210亿美元。如果考虑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开支，那就更不知道要多少钱了。
不过，对于美国的“帝国成本”，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迈克斯·布特认为，美国的帝国作用几乎不可能是不可持续的。他认为，美国不是花了过多的钱而是没有花足够的钱。按照布特的分析，大英帝国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在军费上投入不够。在英帝国的强盛期，即1870-1923年，其军费开支只占GDP 的3.1%。这种规模的军费使它能够拥有有效的海军，但却只能保有非常弱小的陆军。以致当俾斯麦被问到如果英国陆军在德国登陆将怎么办时，他竟回答说会派一名治安巡警去逮捕他们。由于英国没有进行足够的军事投入来威慑德国，以致不得不卷入两次世界大战并最终流尽了血。布特的结论是：使英国付出帝国代价的并不是帝国政策，而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对于“帝国战略是不是可以持续”的争论，也许只有等事实来说话。就目前而言，多数意见都认为帝国战略不会有好的结果。
杰克·斯施德指出，由于采取这种先发制人战略，美国可能会步几乎所有的现代帝国最终走向衰亡的后尘。美国不是一个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也不会寻求殖民地，但是，如同过去200年间的其他大国一样，美国有时会寻求在混乱地区实现和平。相应地，美国也面临与那些已经灭亡的帝国相同的战略困境。实际上，所有的“帝国神话”（myth of empire）的历史实践都表明，先发制人战略恰恰会带来布什和赖斯都不愿看到的结局——美国的绝对不安全和美国帝国因过度扩张而衰亡。
当然，迈克斯·布特是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的。布特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我们不去制止那些坏家伙，谁去？如果我们不当世界警察，谁当？如果我们不去维持那些遥远地方的治安，那么最终它们就会危害我们。所以，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自由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未来。这可是件大差事。
“帝国”与“帝国战略”究竟是何命运，我们且等历史来评说。
小布什政府推行的“帝国战略”，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都引起了强烈的批评。2002年9月26日，有32位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其中大部分是现实主义者）在《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上刊登了一个付费广告，声明反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认为不符合美国利益。他们当中包括“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进攻现实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名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斯奈德（Jack L. Snyder，ColumbiaUniversity）、埃沃拉（Stephen van Evera，MIT）、杰维斯（Robert Jervis，Columbia University）等人。
泰利（Andrew Tyrie）认为，在没有清楚的会受到迫在眉睫攻击证据的情况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会破坏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军事行动只有在进行自卫时才能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政权变更的信条同样是有破坏性的。谁来决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撤换？68泰利认为，我们对国家间的有序关系都有巨大利益。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在于承认别国存在、确保其边界以及维持其国内法律与秩序的合法性。在国际法中这一信条已得到高度发展，但其起源却在于一个常识性原则：不要侵入我的房子，我也不会侵犯你的。泰利认为，如果我们继续以西方价值的名义进行单边主义军事行动，我们不会走向国际秩序而只会走向国际无政府。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危险莫过于帝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却相信对全人类有利。美国如同革命的法国和俄国一样，是一个基于救世主义的大国，其信念是世界的其余部分都应当以自己为榜样，甚至应当帮助解放世界的其他部分。在冷战时期，美国是西方国家联盟的领袖，欧洲因此承认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逻辑。然而，今天美利坚帝国及其目标已不再受到真诚的承认了。
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初生的新帝国大战略有可能在非常需要国际社会和政治伙伴的时候毁掉这两者。这是一种充满了危险的方式，而且很可能失败。它不但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在外交上也是有伤害的。它有可能引发对抗和抵抗，而这将使美国处于一个有更多敌意和分裂的世界。
以上三位学者对帝国战略的批评，即破坏国际法原则，追求救世主义与新干涉主义，破坏多边主义，实际上正是帝国战略的本意。对这样的战略进行评估，除了进行价值判断之外，最根本的是要分析它的政策构想能不能成功。
小布什政府推行帝国战略，其宣称的主旨是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无处不在的特性，给了布什政府四处出兵的机会与借口。从美国采取行动的范围来说，现在已显现了日益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就是帝国战略批评者所分析的过度的扩张。
从逻辑上来讲，帝国战略必然会导致过度的扩张。伊兰认为，帝国战略之所以会导致战略上的过度扩张，是因为当霸权国实现了一个地区的稳定之后，在逻辑上就需要稳定与之毗邻的地区。因此，帝国需要不停地扩大其承诺。例如，阿富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喀布尔的卡尔扎伊政权建立之后，它必然要求华盛顿实现中亚的稳定，解缓克什米尔冲突并解决中东问题。这种导致承诺不断扩大的情况，其实100多年前的英帝国就已经感受到了。当时的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过，如果我们不严格限制我们的干涉原则，那么我们大概往往要同时进行40场战争。
过度的扩张会导致两个不利的结果。一个结果就是敌人会越来越多。正如杰克·斯施德所指出的，采取扩张政策的帝国会发现，它们会因过度扩张而发现被敌人团团包围。就今天的美国而言，虽然因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迟迟没有出现公开对抗它的联盟，但由于它同时攻击了太多的国家，使得这些受害国实际上已形成了对抗它的联盟。73现在美国为了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而在多条战线上同时采取军事行动，并且为反对邪恶轴心、无赖国家和推行民主而在众多MSL国家使用武力，很可能在世界各地点燃反抗的怒火。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从未寻求统治别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一支进步而正义的力量。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所有拥有主宰地位的国家都认为它们与众不同。它们每一次取得的胜利，都使它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宠儿。但当它们变得过于强大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就开始恐惧和怀疑它们。英国杂文家约翰·卓伊丹这样描述这种现象：“当上帝的选民变得过于强大时，它们所认为的正义事业最终变成了坏事。”斯奈德指出，即使不会出现高度协调的平衡美国的联盟，一些麻烦制造国和恐怖主义团体也会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构成严峻挑战。意志坚定的小国或反抗组织为保护它们的家园或现实利益，常常会在对抗那些实力远远超出它们的国家时获胜，因为那些强国缺乏付出高昂代价的持久动机，这方面的实例包括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抗击法国的运动。即使它们最终无法获胜，如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一样，但它们也会通过持续的反抗而让敌人在长期内付出高昂的代价。由于美国过于强大，那些被列入美国打击黑名单的弱小国家很可能越来越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战术的结合是对抗美国的唯一有效的手段。75按照这样一种逻辑，美国无疑将面临的更加不安全的局面。
过度扩张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美国最终会不堪重负。霍布斯鲍姆认为，尽管美国的单极行为是无与伦比的，但除了高技术武器，美国所依赖的是越来越少的资产。美国现今的优势会持续多久现在还说不清。但有一件事是绝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历史上来说，这只是暂时现象，一如其他帝国的情况一样。我们已目睹了其他帝国的终结。例如所谓的德意志千年帝国，事实上只存在了12年。
实际上，帝国战略所导致的重负，还包括保护“搭便车者”的负担。伊万·伊兰（IvanEland）认为，帝国战略会导致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搭便车，这样就能加强它们赶上霸权国的能力。帝国战略会减少其他国家用于自身防务的开支，并且会因巨大的税务负担加在霸权国经济的头上而使经济增长放慢。实际上，美国自立国一直到进入20世纪成为世界强国之前，一直在大英帝国之内搭便车。77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说，霸权国倾向于过度支付安全费用。它最终会削弱其对外地位的国内基础。其他国家因安全支付过低而可以把额外的资源投入经济生产。再者，仁慈的霸权使得财富和技术很容易向可能的竞争对手扩散。结果，不同的增长率导致经济相对力量的变化，最终结果就是新的大国的出现。
为了维持庞大的统治范围，帝国通常需要大力扩充军备。伊兰指出，在1980年代中期，美国的军费占世界的28%，而现在上升到了40%。但美国的GDP 却只占世界的29%。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大于排在其后的3个经济体即日本、德国和英国之和，但其军费却大于排在其后的15个国家的军费，而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富有的盟国。为了反恐，布什政府2003年的军事预算将达到3960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3%。在未来5年，政府的军事开支计划为2.1万亿美元，年均水平将比冷战时期高15%。现在不清楚美国的帝国战略到底要花多少钱。迄今为止，在小小的波黑和科索沃，美国的纳税人已为其国家重建掏出了210亿美元。如果考虑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开支，那就更不知道要多少钱了。
不过，对于美国的“帝国成本”，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迈克斯·布特认为，美国的帝国作用几乎不可能是不可持续的。他认为，美国不是花了过多的钱而是没有花足够的钱。按照布特的分析，大英帝国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在军费上投入不够。在英帝国的强盛期，即1870-1923年，其军费开支只占GDP 的3.1%。这种规模的军费使它能够拥有有效的海军，但却只能保有非常弱小的陆军。以致当俾斯麦被问到如果英国陆军在德国登陆将怎么办时，他竟回答说会派一名治安巡警去逮捕他们。由于英国没有进行足够的军事投入来威慑德国，以致不得不卷入两次世界大战并最终流尽了血。布特的结论是：使英国付出帝国代价的并不是帝国政策，而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对于“帝国战略是不是可以持续”的争论，也许只有等事实来说话。就目前而言，多数意见都认为帝国战略不会有好的结果。
杰克·斯施德指出，由于采取这种先发制人战略，美国可能会步几乎所有的现代帝国最终走向衰亡的后尘。美国不是一个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也不会寻求殖民地，但是，如同过去200年间的其他大国一样，美国有时会寻求在混乱地区实现和平。相应地，美国也面临与那些已经灭亡的帝国相同的战略困境。实际上，所有的“帝国神话”（myth of empire）的历史实践都表明，先发制人战略恰恰会带来布什和赖斯都不愿看到的结局——美国的绝对不安全和美国帝国因过度扩张而衰亡。
当然，迈克斯·布特是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的。布特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我们不去制止那些坏家伙，谁去？如果我们不当世界警察，谁当？如果我们不去维持那些遥远地方的治安，那么最终它们就会危害我们。所以，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自由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未来。这可是件大差事。
“帝国”与“帝国战略”究竟是何命运，我们且等历史来评说。
按照美国人“新帝国论”的定义，中国和美国都是不折不扣的帝国
这是学术界的定义，不是比喻。
你自己看看我转的新帝国论
“从统治方式来说，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认为，帝国是指某些政治社会对于其他政治社会的有效主权实施政治控制的一种关系。说得确切些，如果国家A 能够强制国家B 去做违背其利益的事情X，而且这种控制不单针对国家B 的国内政策，而且针对其国际政策，那么国家A 就是帝国。”
江山我有 发表于 2011-2-7 22:10
也是哦，东周天子和西周天子，也都是天子
也是哦，东周天子和西周天子，也都是天子
回复 29# aglyglygk
事实就是如此，12世纪的哈里发和8世纪的哈里发都是哈里发，伊斯兰帝国还叫伊斯兰帝国，只有群士坦丁保德皇帝那他妈也是皇帝，罗马帝国也没改名叫君士坦丁堡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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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如此，12世纪的哈里发和8世纪的哈里发都是哈里发，伊斯兰帝国还叫伊斯兰帝国，只有群士坦丁保德皇帝那他妈也是皇帝，罗马帝国也没改名叫君士坦丁堡城邦
再看看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文章：
美国研究中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美国帝国、政治制度与北美自由贸易区
http://www.chinausa.org.cn/resou ... mZVdEMxMmFwdm5mVXRD
《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8 期
韩召颖
[摘 要] 1979 年以来美国研究在中国受到学者的青睐,本文认为,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发展的需要,以下三个问题在中国美国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 (1) 美国在冷战后时代国际体系中地位与美国帝国; (2) 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对美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影响;(3) 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共性与差异。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美国帝国;政治制度;中美关系;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区域合作;美国研究
1979 年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学者对美国历史、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并涌现了大量的成果。随着20 多年来中国的不断强大,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除了中国自身的因素以外,美国作为目前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惟一超级大国,它的态度对于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我们需要对今天美国的实力地位有进一步的了解,并深刻认识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所提供的经验和启示,对于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在美国研究的众多问题领域内,这三方面的问题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美国帝国与美国的实力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这已经是人们所不得不承认的国际现实。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总体实力,特别是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其他国家可能在某一个或两个方面实力与美国接近,但是,美国多方面的综合实力却无可匹敌,没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同时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及政治实力方面拥有像美国这样的绝对优势。1999 年初,法国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 Hubert Védrine) 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感慨道:“今天美国在经济、金融、技术和文化(指广义的文化) 领域都占有绝对优势,就其实力和影响而言,在近现代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跟它相比。”[ 1 ] 一些欧洲外交官甚至用“超超级大国”( hyperpower) 来描述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突出地位。[2 ] ( P2)
美国在当今世界上这种实力超群的地位以及其遍及全球各个地区与各种领域的影响力,令西方的学者们不能不将今天的美国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联系起来。美国学术界在美国遭受“9 •11”空前灾难之后开始反思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力量,并希望提出21 世纪美国的外交大战略。关于美国帝国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以“帝国”( Empire or Imperium)为书名或标题的专著或文章过去几年里在美国陆续出版发表① ,以讨论“美国帝国”为主要内容的论著更是不胜枚举②。“新帝国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理论或学说应允而生③。我们姑且不论“新帝国论”得失,美国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全球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并在冷战结束后致力于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试图确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实现“美利坚帝国”的梦想,这却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我们所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新左派”史学曾经用“美国帝国主义”(American Imperialism) 的概念论述美国对外扩张的历史,到70 年代“新左派”运动逐渐消沉,然而,令人玩味的是,40 多年后,右翼和中间派的学者在思考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时,却表现出对这一概念的嘉许④。他们试图用“帝国”这个概念来概括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实力地位,并提出美国外交大战略。不过,为了区别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以及20 世纪60 年代“新左派”所说的“帝国主义”,有的学者采用了拉丁语中的Imperium一词,而不是英语中所使用的Empire 和Imperialism。例如,彼得•J •卡赞斯坦( Peter J . Katzenstein) 在其著作《区域世界:美国帝国下的亚洲和欧洲》中就使用了Imperium 这个词,他解释说, “我使用这一概念是指领土权力与非领土权力的结合”。“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法西斯主义和在冷战中对共产主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其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power) 已经交织在一起,成为其在世界政治中超群实力地位的基础。美国力量的这种来源反映在了美国帝国(American Imperium) 的特征之中,那就是(领土权力和非领土权力) 这两种不同权力的结合。”[3 ] ( P2 、3)
在这场有关美国帝国的讨论中,美国学术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美国究竟是否是一个帝国?如果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以前只是一个共和国,但是现在虽然自己还没完全弄明白但已经是一个帝国了。不管美国是否喜欢这样的角色, 美国必须习惯它。迈克尔•伊格纳季夫(Michael Ignatieff ) 和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Kaplan) 属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4 ]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不是今天才成为帝国的,美国早(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就已经是一个帝国了。不仅像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 这样的左派学者持这种看法,前军方官员安德鲁•J •巴塞维齐(Andrew J . Bacevich) 也这样认为。[ 5 ] 第三种观点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帝国,但美国现在应该堂堂正正成为一个帝国。美国右翼新保守主义学者极力提倡这种观点。第四种看法是,美国已经是一个帝国,只不过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所应担负的责任,比不上历史上大英帝国的做法。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在其著作《帝国:不列颠世界秩序的兴衰与全球强国的教训》阐述了这种观点。[6 ]第五种观点是,美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就是一个帝国,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衰落,或者甚至可以说已经衰落了。美国帝国的鼎盛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此后美国的优越地位逐渐消失。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 在其专著《美国时代的终结》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 stein) 在其新著《美国权力的衰落:混乱世界中的美国》都提出了这样的看法。[7 ]另外,还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是美国在政治上并不能主导世界,政治影响力依然有限,如果一个帝国缺乏政治力量,就会像缺少了水泥的沙子一样成为一盘散沙。乔纳森•谢尔(Jonat hanSchell) 就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因此,他认为,美国实际上还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美国能否成为这样的帝国仍然需要拭目以待。[8 ]
有关以上问题争论的实质是目前美国在世界上实力地位的性质的问题。无论人们用“霸权”还是“帝国”的概念来界定美国的实力地位,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已经大大超越了历史上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实际上美国的大部分历史都是对外扩张的历史,因此,美国早已成为帝国的说法应该是客观公正的,只不过美国帝国与世界上其他帝国有着重要的区别,特别是与历史上传统的帝国相比,由于科学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改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不以谋求对领土的直接占领和人口的控制为主要目标,更加注重思想观念的输出和国际制度的建立与掌控。“华盛顿坚信积极输出美国的核心观念是维护美国本土安全的关键组成部分。”[10 ] ( P181) 美国帝国与历史上其他帝国的差异,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今天美国的实力地位。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的源自历史因素,有的源自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有的源自国际结构的变迁,对于这些因素,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二、对外政策研究、美国政治制度与中美关系
海伦•米尔纳曾经在其一篇主张对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章中提到, “如果中美关系成为世界政治的轴心的话,即使中国(或美国) 是单一行为体,只太关注它们军事力量的平衡,仍然是不够的。只有对两国国内政治进行分析, 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两国关系。”[ 10 ] ( P760) 经过几代学者呕心沥血的努力,中国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然而,不得不承认,在美国政治制度及其对美国外交影响的研究方面我们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学者们对已有的学术成果重视不够,存在低水平的重复,介绍性的文章比较多,深入探讨的较少,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和细致的实证研究①。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与国内政治研究常常被分割开来。在中国的大学里,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专业常常与政治学专业分开,许多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认为比较政治(或外国政治) 与自己的专业关系不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专业和课程设置外,还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传统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美国学界长期以来也深受这种问题的影响。近40年前美国学者就曾指出这一问题,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差别已经深深体现到日常概念、教学过程以及机构设置上⋯⋯人们常常抱怨国际政治领域的专家与比较政治领域的专家缺乏有意义的沟通。实际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固步自封,把自己囚禁在自己编造的概念之笼中,使我们对其他相近领域的声音置若罔闻。”[11 ] ( P482) 另外,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范式———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忽视了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部分:国内政治。”[10 ] ( P760)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由于现实主义强调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拒绝承认在国内政治中起重要作用的观念与制度可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因此, “制度与观念的作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是没有地位的”。[10 ] ( P764) 尽管现实主义遇到了很多挑战,但它仍然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研究范式②。对国内政治的注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受到了长期的压制。内特尔(Net tle) 在《国家作为一个概念的变量》一文中基本上排除了对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进行讨论。他指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是一个恒定的变量,对其做“严格的比较分析”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国家代表着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个单位⋯⋯国家在这里是基本的、不可简化的单位,它正如社会中的单个人一样⋯⋯在国际背景下,国家的概念除了作为一个单位以外,它几乎还是调动资源的惟一且为人所接受的中心。”[10 ] ( P767)
因此,米尔纳认为,现实主义以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主导性的单一行为体的核心假设,使我们把国际政治与政治学中其他领域的关系人为地切断了。[10 ] ( P767) 她指出,“人们可以使用行为体(actor) 而不是单一国家( unitary states) 来进行体系层次的分析;人们可以探讨国际体系如何影响像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利益集团以及军事部门这样的行为体,以考察国际体系怎样影响到国内行为体之间以及各国的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放弃单一国家的假设并不意味着排斥体系分析”。“对国内政治进行研究之后,国际关系学科可能应该朝国内层次的比较制度分析与国际层次的比较制度分析方向发展。学者们也许可以去探讨不同的政治制度对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政策是如何执行的。”[10 ] ( P767 、786)
其实,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注重国内制度的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决策理论首先对现实主义以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主导性的单一行为体的核心假设提出了挑战。决策研究的先驱、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2400 年以前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 “就研究过那些使城邦领导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准确无误地决定战争与和平、结盟与建立帝国等重大问题的因素”。[12 ] ( P595) 历史学中的外交史研究长期以来秉承这一传统,在20 世纪50 年代决策理论诞生以前,就较早地注意到国内社会政治制度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决策是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外政策决策研究仅仅是政治学家所研究和关注的各种政治现象的一部分而已,“他们对选民、行政官员、政治家利益集团领袖以及政治舞台上其他政治人物的决策行为感兴趣”。[ 12 ] ( P594) 20 世纪50 年代初,随着行为科学在美国政治学中出现,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对对外政策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涌现了大量以国内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到20 世纪60 年代末,比较对外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Policy ,简称CFP ;又称“对外政策分析”,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简称FPA) 作为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学科诞生了。然而,从20 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行为主义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而且,由于自身在方法上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国际形势的严酷现实,比较对外政策研究开始衰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之后。英国学者斯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 认为, “20 世纪80 年代对外政策研究不得不面对与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在20 世纪80 年代不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因素在对外政策中都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其研究对象不仅很可能降低提出(对外政策) 一般性理论( general t heory) 的可能性,而且显示现实主义和个案研究分析极具诱惑力的简约性似乎更为可行。”[ 13 ] ( P20 —21) 90 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学者认识到单元层次分析和体系结构理论的局限性,开始重视国内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于是现实主义范式中又出现了一种名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支。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局限在于它只简单地评估国家权力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国家能力( state power) 的制约性。所谓国家能力,是指政府决策者从国家权力中提取出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那部分国家资源。外交政策总体上来说不是由国家权力而是由国家能力决定的,因此对权力的分析必须考察政府领导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调控能力。国家领导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是有限的,国内结构不同,其行为亦可能不同。换句话来说,相对权力决定国家的外部意图,国家内部结构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有效性。[14 ]
尽管我国学术界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国内制度因素对美国的影响,然而,我们的研究整体学术水平仍然很低,介绍性的论著居多,既缺乏系统的、学理性的论述,又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对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社会制度因素,我们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厘清和深入的探讨,弄清哪些因素在哪些问题领域会对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在贸易问题领域,行政部门、国会和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政策究竟各自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态度到底受到美国哪些政治力量的影响? 理查德•斯奈德指出,“一个问题被定位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军事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直接影响到确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和由谁来解决这个问题。”[12 ] ( P596)
任何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对其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詹姆斯•罗森瑙曾经在1964 年一篇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对外政策理论的文章中提出“渗透性政治制度”(penet ratedpolitical system) 的概念。“渗透性政治制度是指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一个国家社会(a national society) 的非成员(nonmembers) ,通过与这个社会的成员共同采取行动,直接而且公开合法地(authoritatively) 参与这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塑造或有利于实现自己目标的支持的动员。”[15 ] (P147) 伊肯伯里在阐述战后美国确立的西方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时,借鉴了罗森瑙“渗透性政治制度”的概念。他认为, “美国政治制度的开放性与权力的分散性,为其他国家在美国霸权秩序运行中发出自己‘声音’提供了机会”。“虽然其他国家参与美国政治过程的这种机会并非完全相同,但是,美国自由制度的这种开放性和广泛的分散性保证了其他国家可以经常参与美国的决策过程。”[16 ] (P225 —226)
了解和把握美国政治制度的这种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欧和美日关系。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美日关系尤其对我们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从国内政治制度层面对美日关系的研究,目前在我国仍不多见,这方面的研究尚待加强。此外,虽然我国在同西方民主国家交往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多元的政治社会,常常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困扰。我们不得不承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我们缺乏对美国政治制度特点的深入了解和把握有关。所以,在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中,对影响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制度特点和因素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只有对它们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美关系,并在与美国的交往过程中掌握正确的策略、制定出更为合理的政策。
三、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在美加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成立的。1988 年1 月1 日美加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美加自由贸易区建成。1991 年6月,美、加、墨西哥就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举行谈判。1992 年8 月,三国正式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1994 年1 月1 日正式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区运行12 年来,成效显著,北美地区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贸易区,是一个极具经济竞争力和经济最为繁荣的区域。2005 年GDP 总额达到14. 658万亿美元。[17 ]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的统计数字,从1993 年到2005 年区内贸易增长了173 %,从2 970亿美元增加到8 100亿美元,三国之间每天的贸易量达到近22 亿美元。[18 ]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国家在东盟机制的基础上开启了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战略中,东亚的地区主义以其巨大的战略依托价值成为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 ] ( P20) 北美自由贸易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组成的贸易集团和经济一体化组织,因而引起我国学者的很大关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特点以及成效成为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以寻求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可借鉴的经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合作经验可以为东亚经济区域合作进程提供有益的启示,因此,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共性和差异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议程。
就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共性而言,首先,这两个区域一体化的动因均来自其他区域组织或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压力。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产生的重要因素是20 世纪70 年代后美日欧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自80 年代起美国感到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不得不积极筹建自己的区域性贸易集团,以抗衡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竞争。美国希望通过加强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贸易合作,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提升本地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东亚国家面对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特别是1992 年底形成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和1991 年开始的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深感其他区域组织的发展所带来的压力,一些国家主张通过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1992 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上,东盟各国宣布从1993 年1 月1 日起的15年内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 年11 月中国与东盟签订《中国- 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此后,韩国和日本也开始了与东盟国家进行区域合作的磋商和谈判。其次,成员国之间经济上互补性。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之间有着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例如,墨西哥和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而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墨西哥廉价劳动力丰富,而美国则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雄厚的资本。在东亚,一部分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总体经济实力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而另一部分国家的发达程度还相对较低,甚至还有少数当今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东亚国家通过在更大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与市场配置以及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整合发展方面的有机分工与密切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互补性,从而能够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中获得最大的比较利益。最后,在合作模式上,这两个地区的区域合作基本上都属于南北合作的类型。在这一点上,这两个地区与欧盟有着很大的不同。欧盟各国尽管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大体上都属于“北方”国家。东亚地区和北美地区则不然,东亚既有日本、新加坡、韩国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有着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是发达的工业国家,但墨西哥虽然已经跻身新兴工业化经济国家的行列,但从总体上看仍属于发展中国家。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南扩,美洲自由贸易区组建目前虽然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和一些国家的挑战,但是,美洲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其南北共存性将会与东亚地区更为相似。
就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差异而言,首先,主导力量不同。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尚在建设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无疑起着十分关键的主导作用。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区域核心国家在区域合作组织中往往发挥承担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重要作用。在欧盟,德国和法国两个核心国家对欧洲区域合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在东亚则没有一个能够担当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中国经过20 多年的发展,经济实力虽然有很大增强,但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对东亚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承担主要责任,新加坡和韩国虽然拥有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都是小国,日本虽然拥有该地区最为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在政治上很难赢得东亚国家的信赖。其次,运行机制的不同。北美自由贸易区虽然没有建立像欧盟一样的国际组织,但是,它根据成员国签订的协定形成了一个多边合作机制,具有较强的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目前主要基于东盟这个松散型的组织,通过“10 + 1”、“10 +3”以及东盟各成员国的首脑、经济部长、外长等参加的各层次会议加以推动。在部长会议上,成员国之间达成重大协定或制定重要政策;在首脑峰会上则宣布政策决定以及开始实施新的政策。因此,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采取的是一种协商一致和非约束性的运作形式。[20 ] 最后,这两个地区成员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复杂程度不同。东亚地区国家数量众多,有着极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受到中国、印度、西方和阿拉伯等不同文化的影响,地缘经济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20 ] 东亚地区的多样性远远超过北美地区的三个国家。即使美洲自由贸易区建成,其复杂性恐怕也无法与东亚地区比肩。
目前我们对这些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具体的实证研究。对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共性和差异的进一步研究,或许可以提供区域合作的重要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走出一条符合东亚地区实际情况的区域合作道路。
注释：
① 例如,Niall Ferguson , Colossus : The Price of AmericaÄs Empi re , New York : Penguin , 2004 ;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 Empi re , Cambridge ,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2 ;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 Mul ti tude :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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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kins , What is the Next Big Idea ? The Buzz is Growing ,
New York Times , J uly 7 , 2001.《当代历史》杂志还出版了一期专刊,发表了5 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参见:The American Imperium ?, Current History , Vol. 102 ,
No. 667 , Nov. 2003.
② 例如, Walter Russell Mead , Power , Terror ,
Peace , and War : A mericaÄs Grand S t rategy in a Worl d
at Risk ,New York : Knopf , 2004 ; Robert Cooper , The
B reaking of N ations : Order and Chaos in the 21st Century , New York : Atlantic Monthly Press , 2003 ; Francis
Fukuyama , S tate2B ui l ding : Governance and Worl 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 Ithaca ,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4 ; J ames Dobbins , et al. , A mericaÄs Role in
N ation2B ui l ding : From Germany to I raq ,Santa Monica ,
Calif . : RAND , 2003.
③ 国内已有不少有关“新帝国论”的介绍和论述,参见张建新,胡志军:《从自由主义到现实主义——新帝国论的兴起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载《国际观察》,2003 , (6) ;张晓慧:《新帝国主义论》,载《国际资料信息》,2003 , (4) ;周穗明:《“新帝国主义论”及其批判评述》,载《国外社会科学》,2004 , (3) ;阮宗泽:《“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载《美国研究》,2002 , (3) ;朱琨:《从霸权主义到新帝国主义》,载《太平洋学报》,2004 , (1) ;高祖贵: 《美国“新帝国”战略分析》, 载《国际问题研究》,2005 , (6) ;李玉峰: 《“新帝国主义论”研究综述》,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 , (5) ;师念, 《“新帝国论”——后冷战时代的美国迷梦》,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 ,(2) 。
④ 美国“新左派”历史学家威廉•阿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在批评那些对扩张主义讳莫如深的美国外交史学家时指出,有些美国历史学家不承认美国是一个“帝国”;假如再追问一下,他们又会说,美国曾经是一个“帝国”,但是已经“放弃”了,然而他们又口口声声说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 The Frontier Thesi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The Paci f 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 23 , No. 4 ,
Nov. 1955 , p . 379. 转引自杨生茂:《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载《世界历史》,1980 , (1) ;另参见Bruce Cumings , Is American an Imperial Power , Current History , Vol. 102 , No. 667 , Nov. 2003 , p. 355.
⑤ 有关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状况, 参见张立平:《1989 年以来我国的美国政治研究》,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第320 - 352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⑥ 詹姆斯•罗森瑙(J ames Rosenau) 等学者1977年发表的一篇对当时国际关系课程使用的教材进行考察的文章显示,现实主义依然继续占据着统治地位。参见Helen Milner , Rational i z ing Pol i tics , p . 765. 威廉与玛丽学院2005 年发表的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科教学与研究的评估显示,在教学中现实主义的内容仍然超过其他的范式,现实主义在20 世纪80 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依然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90 年代后这种情况才开始逐渐发生改变,自由主义开始与现实主义平分秋色,其他范式受到重视的程度亦有所上升。参见Susan Peterson ,Michael
J . Tierney ,Daniel Maliniak ,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actices , V iews on the Disci pl ine , and Pol icy A tti tudes of
I 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 t y at U. S. Col leges and
Uni versi ties ,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 William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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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中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美国帝国、政治制度与北美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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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8 期
韩召颖
[摘 要] 1979 年以来美国研究在中国受到学者的青睐,本文认为,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发展的需要,以下三个问题在中国美国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 (1) 美国在冷战后时代国际体系中地位与美国帝国; (2) 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对美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影响;(3) 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共性与差异。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美国帝国;政治制度;中美关系;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区域合作;美国研究
1979 年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学者对美国历史、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并涌现了大量的成果。随着20 多年来中国的不断强大,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除了中国自身的因素以外,美国作为目前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惟一超级大国,它的态度对于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我们需要对今天美国的实力地位有进一步的了解,并深刻认识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所提供的经验和启示,对于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在美国研究的众多问题领域内,这三方面的问题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美国帝国与美国的实力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这已经是人们所不得不承认的国际现实。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总体实力,特别是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其他国家可能在某一个或两个方面实力与美国接近,但是,美国多方面的综合实力却无可匹敌,没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同时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及政治实力方面拥有像美国这样的绝对优势。1999 年初,法国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 Hubert Védrine) 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感慨道:“今天美国在经济、金融、技术和文化(指广义的文化) 领域都占有绝对优势,就其实力和影响而言,在近现代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跟它相比。”[ 1 ] 一些欧洲外交官甚至用“超超级大国”( hyperpower) 来描述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突出地位。[2 ] ( P2)
美国在当今世界上这种实力超群的地位以及其遍及全球各个地区与各种领域的影响力,令西方的学者们不能不将今天的美国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联系起来。美国学术界在美国遭受“9 •11”空前灾难之后开始反思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力量,并希望提出21 世纪美国的外交大战略。关于美国帝国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以“帝国”( Empire or Imperium)为书名或标题的专著或文章过去几年里在美国陆续出版发表① ,以讨论“美国帝国”为主要内容的论著更是不胜枚举②。“新帝国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理论或学说应允而生③。我们姑且不论“新帝国论”得失,美国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全球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并在冷战结束后致力于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试图确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实现“美利坚帝国”的梦想,这却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我们所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新左派”史学曾经用“美国帝国主义”(American Imperialism) 的概念论述美国对外扩张的历史,到70 年代“新左派”运动逐渐消沉,然而,令人玩味的是,40 多年后,右翼和中间派的学者在思考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时,却表现出对这一概念的嘉许④。他们试图用“帝国”这个概念来概括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实力地位,并提出美国外交大战略。不过,为了区别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以及20 世纪60 年代“新左派”所说的“帝国主义”,有的学者采用了拉丁语中的Imperium一词,而不是英语中所使用的Empire 和Imperialism。例如,彼得•J •卡赞斯坦( Peter J . Katzenstein) 在其著作《区域世界:美国帝国下的亚洲和欧洲》中就使用了Imperium 这个词,他解释说, “我使用这一概念是指领土权力与非领土权力的结合”。“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法西斯主义和在冷战中对共产主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其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power) 已经交织在一起,成为其在世界政治中超群实力地位的基础。美国力量的这种来源反映在了美国帝国(American Imperium) 的特征之中,那就是(领土权力和非领土权力) 这两种不同权力的结合。”[3 ] ( P2 、3)
在这场有关美国帝国的讨论中,美国学术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美国究竟是否是一个帝国?如果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以前只是一个共和国,但是现在虽然自己还没完全弄明白但已经是一个帝国了。不管美国是否喜欢这样的角色, 美国必须习惯它。迈克尔•伊格纳季夫(Michael Ignatieff ) 和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Kaplan) 属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4 ]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不是今天才成为帝国的,美国早(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就已经是一个帝国了。不仅像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 这样的左派学者持这种看法,前军方官员安德鲁•J •巴塞维齐(Andrew J . Bacevich) 也这样认为。[ 5 ] 第三种观点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帝国,但美国现在应该堂堂正正成为一个帝国。美国右翼新保守主义学者极力提倡这种观点。第四种看法是,美国已经是一个帝国,只不过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所应担负的责任,比不上历史上大英帝国的做法。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在其著作《帝国:不列颠世界秩序的兴衰与全球强国的教训》阐述了这种观点。[6 ]第五种观点是,美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就是一个帝国,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衰落,或者甚至可以说已经衰落了。美国帝国的鼎盛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此后美国的优越地位逐渐消失。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 在其专著《美国时代的终结》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 stein) 在其新著《美国权力的衰落:混乱世界中的美国》都提出了这样的看法。[7 ]另外,还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是美国在政治上并不能主导世界,政治影响力依然有限,如果一个帝国缺乏政治力量,就会像缺少了水泥的沙子一样成为一盘散沙。乔纳森•谢尔(Jonat hanSchell) 就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因此,他认为,美国实际上还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美国能否成为这样的帝国仍然需要拭目以待。[8 ]
有关以上问题争论的实质是目前美国在世界上实力地位的性质的问题。无论人们用“霸权”还是“帝国”的概念来界定美国的实力地位,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已经大大超越了历史上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实际上美国的大部分历史都是对外扩张的历史,因此,美国早已成为帝国的说法应该是客观公正的,只不过美国帝国与世界上其他帝国有着重要的区别,特别是与历史上传统的帝国相比,由于科学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改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不以谋求对领土的直接占领和人口的控制为主要目标,更加注重思想观念的输出和国际制度的建立与掌控。“华盛顿坚信积极输出美国的核心观念是维护美国本土安全的关键组成部分。”[10 ] ( P181) 美国帝国与历史上其他帝国的差异,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今天美国的实力地位。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的源自历史因素,有的源自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有的源自国际结构的变迁,对于这些因素,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二、对外政策研究、美国政治制度与中美关系
海伦•米尔纳曾经在其一篇主张对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章中提到, “如果中美关系成为世界政治的轴心的话,即使中国(或美国) 是单一行为体,只太关注它们军事力量的平衡,仍然是不够的。只有对两国国内政治进行分析, 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两国关系。”[ 10 ] ( P760) 经过几代学者呕心沥血的努力,中国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然而,不得不承认,在美国政治制度及其对美国外交影响的研究方面我们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学者们对已有的学术成果重视不够,存在低水平的重复,介绍性的文章比较多,深入探讨的较少,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和细致的实证研究①。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与国内政治研究常常被分割开来。在中国的大学里,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专业常常与政治学专业分开,许多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认为比较政治(或外国政治) 与自己的专业关系不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专业和课程设置外,还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传统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美国学界长期以来也深受这种问题的影响。近40年前美国学者就曾指出这一问题,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差别已经深深体现到日常概念、教学过程以及机构设置上⋯⋯人们常常抱怨国际政治领域的专家与比较政治领域的专家缺乏有意义的沟通。实际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固步自封,把自己囚禁在自己编造的概念之笼中,使我们对其他相近领域的声音置若罔闻。”[11 ] ( P482) 另外,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范式———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忽视了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部分:国内政治。”[10 ] ( P760)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由于现实主义强调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拒绝承认在国内政治中起重要作用的观念与制度可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因此, “制度与观念的作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是没有地位的”。[10 ] ( P764) 尽管现实主义遇到了很多挑战,但它仍然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研究范式②。对国内政治的注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受到了长期的压制。内特尔(Net tle) 在《国家作为一个概念的变量》一文中基本上排除了对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进行讨论。他指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是一个恒定的变量,对其做“严格的比较分析”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国家代表着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个单位⋯⋯国家在这里是基本的、不可简化的单位,它正如社会中的单个人一样⋯⋯在国际背景下,国家的概念除了作为一个单位以外,它几乎还是调动资源的惟一且为人所接受的中心。”[10 ] ( P767)
因此,米尔纳认为,现实主义以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主导性的单一行为体的核心假设,使我们把国际政治与政治学中其他领域的关系人为地切断了。[10 ] ( P767) 她指出,“人们可以使用行为体(actor) 而不是单一国家( unitary states) 来进行体系层次的分析;人们可以探讨国际体系如何影响像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利益集团以及军事部门这样的行为体,以考察国际体系怎样影响到国内行为体之间以及各国的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放弃单一国家的假设并不意味着排斥体系分析”。“对国内政治进行研究之后,国际关系学科可能应该朝国内层次的比较制度分析与国际层次的比较制度分析方向发展。学者们也许可以去探讨不同的政治制度对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政策是如何执行的。”[10 ] ( P767 、786)
其实,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注重国内制度的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决策理论首先对现实主义以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主导性的单一行为体的核心假设提出了挑战。决策研究的先驱、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2400 年以前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 “就研究过那些使城邦领导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准确无误地决定战争与和平、结盟与建立帝国等重大问题的因素”。[12 ] ( P595) 历史学中的外交史研究长期以来秉承这一传统,在20 世纪50 年代决策理论诞生以前,就较早地注意到国内社会政治制度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决策是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外政策决策研究仅仅是政治学家所研究和关注的各种政治现象的一部分而已,“他们对选民、行政官员、政治家利益集团领袖以及政治舞台上其他政治人物的决策行为感兴趣”。[ 12 ] ( P594) 20 世纪50 年代初,随着行为科学在美国政治学中出现,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对对外政策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涌现了大量以国内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到20 世纪60 年代末,比较对外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Policy ,简称CFP ;又称“对外政策分析”,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简称FPA) 作为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学科诞生了。然而,从20 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行为主义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而且,由于自身在方法上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国际形势的严酷现实,比较对外政策研究开始衰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之后。英国学者斯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 认为, “20 世纪80 年代对外政策研究不得不面对与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在20 世纪80 年代不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因素在对外政策中都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其研究对象不仅很可能降低提出(对外政策) 一般性理论( general t heory) 的可能性,而且显示现实主义和个案研究分析极具诱惑力的简约性似乎更为可行。”[ 13 ] ( P20 —21) 90 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学者认识到单元层次分析和体系结构理论的局限性,开始重视国内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于是现实主义范式中又出现了一种名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支。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局限在于它只简单地评估国家权力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国家能力( state power) 的制约性。所谓国家能力,是指政府决策者从国家权力中提取出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那部分国家资源。外交政策总体上来说不是由国家权力而是由国家能力决定的,因此对权力的分析必须考察政府领导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调控能力。国家领导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是有限的,国内结构不同,其行为亦可能不同。换句话来说,相对权力决定国家的外部意图,国家内部结构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有效性。[14 ]
尽管我国学术界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国内制度因素对美国的影响,然而,我们的研究整体学术水平仍然很低,介绍性的论著居多,既缺乏系统的、学理性的论述,又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对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社会制度因素,我们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厘清和深入的探讨,弄清哪些因素在哪些问题领域会对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在贸易问题领域,行政部门、国会和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政策究竟各自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态度到底受到美国哪些政治力量的影响? 理查德•斯奈德指出,“一个问题被定位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军事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直接影响到确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和由谁来解决这个问题。”[12 ] ( P596)
任何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对其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詹姆斯•罗森瑙曾经在1964 年一篇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对外政策理论的文章中提出“渗透性政治制度”(penet ratedpolitical system) 的概念。“渗透性政治制度是指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一个国家社会(a national society) 的非成员(nonmembers) ,通过与这个社会的成员共同采取行动,直接而且公开合法地(authoritatively) 参与这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塑造或有利于实现自己目标的支持的动员。”[15 ] (P147) 伊肯伯里在阐述战后美国确立的西方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时,借鉴了罗森瑙“渗透性政治制度”的概念。他认为, “美国政治制度的开放性与权力的分散性,为其他国家在美国霸权秩序运行中发出自己‘声音’提供了机会”。“虽然其他国家参与美国政治过程的这种机会并非完全相同,但是,美国自由制度的这种开放性和广泛的分散性保证了其他国家可以经常参与美国的决策过程。”[16 ] (P225 —226)
了解和把握美国政治制度的这种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欧和美日关系。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美日关系尤其对我们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从国内政治制度层面对美日关系的研究,目前在我国仍不多见,这方面的研究尚待加强。此外,虽然我国在同西方民主国家交往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多元的政治社会,常常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困扰。我们不得不承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我们缺乏对美国政治制度特点的深入了解和把握有关。所以,在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中,对影响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制度特点和因素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只有对它们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美关系,并在与美国的交往过程中掌握正确的策略、制定出更为合理的政策。
三、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在美加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成立的。1988 年1 月1 日美加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美加自由贸易区建成。1991 年6月,美、加、墨西哥就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举行谈判。1992 年8 月,三国正式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1994 年1 月1 日正式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区运行12 年来,成效显著,北美地区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贸易区,是一个极具经济竞争力和经济最为繁荣的区域。2005 年GDP 总额达到14. 658万亿美元。[17 ]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的统计数字,从1993 年到2005 年区内贸易增长了173 %,从2 970亿美元增加到8 100亿美元,三国之间每天的贸易量达到近22 亿美元。[18 ]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国家在东盟机制的基础上开启了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战略中,东亚的地区主义以其巨大的战略依托价值成为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 ] ( P20) 北美自由贸易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组成的贸易集团和经济一体化组织,因而引起我国学者的很大关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特点以及成效成为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以寻求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可借鉴的经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合作经验可以为东亚经济区域合作进程提供有益的启示,因此,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共性和差异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议程。
就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共性而言,首先,这两个区域一体化的动因均来自其他区域组织或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压力。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产生的重要因素是20 世纪70 年代后美日欧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自80 年代起美国感到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不得不积极筹建自己的区域性贸易集团,以抗衡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竞争。美国希望通过加强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贸易合作,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提升本地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东亚国家面对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特别是1992 年底形成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和1991 年开始的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深感其他区域组织的发展所带来的压力,一些国家主张通过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1992 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上,东盟各国宣布从1993 年1 月1 日起的15年内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 年11 月中国与东盟签订《中国- 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此后,韩国和日本也开始了与东盟国家进行区域合作的磋商和谈判。其次,成员国之间经济上互补性。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之间有着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例如,墨西哥和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而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墨西哥廉价劳动力丰富,而美国则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雄厚的资本。在东亚,一部分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总体经济实力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而另一部分国家的发达程度还相对较低,甚至还有少数当今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东亚国家通过在更大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与市场配置以及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整合发展方面的有机分工与密切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互补性,从而能够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中获得最大的比较利益。最后,在合作模式上,这两个地区的区域合作基本上都属于南北合作的类型。在这一点上,这两个地区与欧盟有着很大的不同。欧盟各国尽管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大体上都属于“北方”国家。东亚地区和北美地区则不然,东亚既有日本、新加坡、韩国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有着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是发达的工业国家,但墨西哥虽然已经跻身新兴工业化经济国家的行列,但从总体上看仍属于发展中国家。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南扩,美洲自由贸易区组建目前虽然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和一些国家的挑战,但是,美洲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其南北共存性将会与东亚地区更为相似。
就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差异而言,首先,主导力量不同。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尚在建设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无疑起着十分关键的主导作用。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区域核心国家在区域合作组织中往往发挥承担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重要作用。在欧盟,德国和法国两个核心国家对欧洲区域合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在东亚则没有一个能够担当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中国经过20 多年的发展,经济实力虽然有很大增强,但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对东亚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承担主要责任,新加坡和韩国虽然拥有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都是小国,日本虽然拥有该地区最为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在政治上很难赢得东亚国家的信赖。其次,运行机制的不同。北美自由贸易区虽然没有建立像欧盟一样的国际组织,但是,它根据成员国签订的协定形成了一个多边合作机制,具有较强的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目前主要基于东盟这个松散型的组织,通过“10 + 1”、“10 +3”以及东盟各成员国的首脑、经济部长、外长等参加的各层次会议加以推动。在部长会议上,成员国之间达成重大协定或制定重要政策;在首脑峰会上则宣布政策决定以及开始实施新的政策。因此,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采取的是一种协商一致和非约束性的运作形式。[20 ] 最后,这两个地区成员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复杂程度不同。东亚地区国家数量众多,有着极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受到中国、印度、西方和阿拉伯等不同文化的影响,地缘经济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20 ] 东亚地区的多样性远远超过北美地区的三个国家。即使美洲自由贸易区建成,其复杂性恐怕也无法与东亚地区比肩。
目前我们对这些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具体的实证研究。对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共性和差异的进一步研究,或许可以提供区域合作的重要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走出一条符合东亚地区实际情况的区域合作道路。
注释：
① 例如,Niall Ferguson , Colossus : The Price of AmericaÄs Empi re , New York : Penguin , 2004 ;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 Empi re , Cambridge ,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2 ;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 Mul ti tude :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 ge
of Empi re ,New York : The Penguin Press , 2004 ; Gopal
Balakrishnan , ed. , Debating Empi re ,New York : Verso ,
2003 ; Paul A. Passavant and Jodi Dean , eds. , Empi reÄs
New Clothes : Reading Hardt and Neg ri , New York :
Routledge , 2003 ; Peter J . Kataenstein , A Worl d of Regions :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 merican Imperi um , Ithaca ,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4 ; Emily
Eakins , What is the Next Big Idea ? The Buzz is Growing ,
New York Times , J uly 7 , 2001.《当代历史》杂志还出版了一期专刊,发表了5 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参见:The American Imperium ?, Current History , Vol. 102 ,
No. 667 , Nov. 2003.
② 例如, Walter Russell Mead , Power , Terror ,
Peace , and War : A mericaÄs Grand S t rategy in a Worl d
at Risk ,New York : Knopf , 2004 ; Robert Cooper , The
B reaking of N ations : Order and Chaos in the 21st Century , New York : Atlantic Monthly Press , 2003 ; Francis
Fukuyama , S tate2B ui l ding : Governance and Worl 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 Ithaca ,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4 ; J ames Dobbins , et al. , A mericaÄs Role in
N ation2B ui l ding : From Germany to I raq ,Santa Monica ,
Calif . : RAND , 2003.
③ 国内已有不少有关“新帝国论”的介绍和论述,参见张建新,胡志军:《从自由主义到现实主义——新帝国论的兴起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载《国际观察》,2003 , (6) ;张晓慧:《新帝国主义论》,载《国际资料信息》,2003 , (4) ;周穗明:《“新帝国主义论”及其批判评述》,载《国外社会科学》,2004 , (3) ;阮宗泽:《“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载《美国研究》,2002 , (3) ;朱琨:《从霸权主义到新帝国主义》,载《太平洋学报》,2004 , (1) ;高祖贵: 《美国“新帝国”战略分析》, 载《国际问题研究》,2005 , (6) ;李玉峰: 《“新帝国主义论”研究综述》,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 , (5) ;师念, 《“新帝国论”——后冷战时代的美国迷梦》,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 ,(2) 。
④ 美国“新左派”历史学家威廉•阿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在批评那些对扩张主义讳莫如深的美国外交史学家时指出,有些美国历史学家不承认美国是一个“帝国”;假如再追问一下,他们又会说,美国曾经是一个“帝国”,但是已经“放弃”了,然而他们又口口声声说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 The Frontier Thesi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The Paci f 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 23 , No. 4 ,
Nov. 1955 , p . 379. 转引自杨生茂:《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载《世界历史》,1980 , (1) ;另参见Bruce Cumings , Is American an Imperial Power , Current History , Vol. 102 , No. 667 , Nov. 2003 , p. 355.
⑤ 有关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状况, 参见张立平:《1989 年以来我国的美国政治研究》,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第320 - 352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⑥ 詹姆斯•罗森瑙(J ames Rosenau) 等学者1977年发表的一篇对当时国际关系课程使用的教材进行考察的文章显示,现实主义依然继续占据着统治地位。参见Helen Milner , Rational i z ing Pol i tics , p . 765. 威廉与玛丽学院2005 年发表的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科教学与研究的评估显示,在教学中现实主义的内容仍然超过其他的范式,现实主义在20 世纪80 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依然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90 年代后这种情况才开始逐渐发生改变,自由主义开始与现实主义平分秋色,其他范式受到重视的程度亦有所上升。参见Susan Peterson ,Michael
J . Tierney ,Daniel Maliniak ,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actices , V iews on the Disci pl ine , and Pol icy A tti tudes of
I 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 t y at U. S. Col leges and
Uni versi ties ,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 Williamsburg
VA , Augus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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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New York : Alf red Knopf , 2002 ;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 The US in a Chaotic World[M]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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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John Hillen . Washington Firmly Believe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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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Helen Milner. Rationalizing Politics : 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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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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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CIA. World Fact Book 2006[ Z] . http :/ /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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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NAFTA : A St rong Record of Success
[ Z] . http :/ / www. ust r. gov ,March 2006.
[19 ] 门洪华. 西方三大霸权的战略比较[ A ] . 中国科学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 国情报告[C] . 2005 , (36) .
[20 ] 王慧敏. 东南亚国家联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比较[J ] . 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 , (3) .
你的帝国定义已经过时了
用pupu的话来说“你已经过时了”
用pupu的话来说“你已经过时了”
回复 33# cdcdcdc
对，越南印度也是帝国
对，越南印度也是帝国
不服气没用，美国人给的新帝国定义，其定义就包含着军事强大、有攻击性
在当今时代，只有中国和美国符合这个定义，那么中国和美国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
在当今时代，只有中国和美国可以以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这就是帝国
越南和印度不是帝国，既没有帝制，也没有军事强权
““从统治方式来说，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认为，帝国是指某些政治社会对于其他政治社会的有效主权实施政治控制的一种关系。说得确切些，如果国家A 能够强制国家B 去做违背其利益的事情X，而且这种控制不单针对国家B 的国内政策，而且针对其国际政策，那么国家A 就是帝国。”
在当今时代，只有中国和美国符合这个定义，那么中国和美国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
在当今时代，只有中国和美国可以以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这就是帝国
越南和印度不是帝国，既没有帝制，也没有军事强权
““从统治方式来说，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认为，帝国是指某些政治社会对于其他政治社会的有效主权实施政治控制的一种关系。说得确切些，如果国家A 能够强制国家B 去做违背其利益的事情X，而且这种控制不单针对国家B 的国内政策，而且针对其国际政策，那么国家A 就是帝国。”
回复 35# cdcdcdc
越南和印度都能够强制国家B 去做违背其利益的事情X，而且这种控制不单针对国家B 的国内政策，而且针对其国际政策，它们符合尼帝国的定义，中国不符合
回复 35# cdcdcdc
越南和印度都能够强制国家B 去做违背其利益的事情X，而且这种控制不单针对国家B 的国内政策，而且针对其国际政策，它们符合尼帝国的定义，中国不符合
美国帝国;政治制度;中美关系;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区域合作;美国研究
回复 36# 吴小桂
帝国主义叫久了，很多人把这两者都搞混了，竟然还有人说宋不是帝国
帝国主义叫久了，很多人把这两者都搞混了，竟然还有人说宋不是帝国
狡辩是没用的
用pupu的话来说，你已经过时了
用pupu的话来说，你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