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14次佛道大辩论

前些时间看到一个贴子，提出了历史上佛道大辩论的问题，俺对此毫不“略懂”，但又确实感兴趣，于是回去后也思考查阅了一番，终于发现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在此整理汇总，如有不完整的地方，还请高人指教。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定义。这里所说的“佛道大辩论”，应该是指佛、道双方遵从帝王统治者的召集，会辩于朝堂大殿的情况。在帝王垂鉴判断的同时，有时由朝臣儒士作裁判，断定胜负。这种御座前的诘难辩论，近则关乎一身之荣辱，远则关乎一教之盛衰，所以常常十分激烈。类似于这样的辩论，较为重大的算来应该有14次。
     另外还有一些佛道之间在御前的讲论，有的带有讲道的性质，目的是让统治者了解佛、道两教的教义。有的也会比较双方优劣，但规模影响不足。有的属于应景祈祷一类，如因帝王寿诞、祈雨祈雪等邀请佛道双方前来讲论，这些也是发生于朝堂之上的议论。如果要把这些全都算上的话，历史上佛、道殿前共论的总次数应该在30次以上。

    以下是历史上有过记载且影响较大的14次佛道大辩论。

    1、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朝廷召集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人昙无最对论佛、道二教先后。姜斌引《老子开天经》，言佛为老子侍者。昙无最引《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等，谓佛生于老子之前，以驳姜斌无理之说。据传昙无最驳倒了姜斌的论据，又证明《开天经》系伪造。孝明帝怒姜斌以《老子开天经》之伪书来虚妄惑众，拟处以死刑，西域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苦谏乃止，方得以赦免，改配徙马邑。

    2、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文宣帝敕召沙门与道士对辩，道教辩败，敕道士削发为僧，遂使齐境“国无两信”。
    关于这场辩论，佛教典籍《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了一个较为神奇的故事。大意是：九月，文宣帝下召，佛、道双方的宗师十几人上殿辩论，道教一方以金陵道人陆修静为代表，佛教一方以上统法师为代表。起初，陆修静的弟子祝诸作法，竟使僧人们的衣物或飞或转、在梁木上或横或竖，参辩的高僧们没学过方术，默然无一能对。朝臣士子起初以为陆修静的弟子获胜，在场道士也都欢呼雀跃，高谈自夸，称“沙门现一，我当现二”。此时文宣帝命上统法师与陆修静比试，上统回话称：“方术小伎俗儒耻之，况出家人也？然天命令拒，岂得无言？可令最下坐僧对之”。即命在最末座的一位法名叫昙显的和尚出列比试，这位昙显别人不认识，只有上统法师知其深量，私下结交。昙显现场喝得酩酊大醉，“昂兀而坐”。两名待者扶昙显上台，昙显笑称：“刚才我饮酒大醉，耳中听到：佛门现一，道方当现二，此话当真？”道士说：“当真”。昙显即翘足而立，说：“我已现一，卿可现二”。道士们却做不到。昙显又说：“刚才祝诸道长让衣物飞扬起来，现在让我再试试吧？”叫人再取来禅师的衣服，让道士们再次做法，这回任凭诸道士一齐奋发祝祷，但是衣服却一动不动。文宣帝命令把衣服拿上来，但是十几个人都拉不动。昙显又叫把衣服放在梁木上，又让道士们念咒，但仍无一应验。道士们相顾无赖，却仍辩称自己高强，说：“佛家自号为内，内则小也，诏我道家为外，外则大也”。昙显应声曰：“若然则天子处内，定小百官矣”。陆修静与其门人都缄口无言了。此时帝已明曲直。
    当然，《集古今佛道论衡》作为佛教典籍，所陈述的过程倒底真实性如何，也是令人质疑的，但并不影响这场辩论的胜负。

    3、北周武帝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武帝集百官、道士、沙门、名儒2000余人，讨论释、老，皇帝御正殿，判定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

    4、北周武帝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辩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居后。另说始定出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居后的位次，但由于名僧僧昄、僧猛、静蔼、道积等人奋起抗争，而未能实现。次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高道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传佛门智炫力挫道方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不净尤甚。”。上述三次辩论在北周武帝组织的多次佛、道、儒三教辩论会中较具代表性，据传自卫元嵩上书“省寺减僧”以来，武帝未能即决，遂自天和至建德中，曾七次令争辩三教先后，一说为八次。武帝本只想罢斥佛教，但在辩论中道教的弊端也暴露无遗，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僧猛亲自诣阙，陈不可排佛者十八条，以非难道教；静蔼法师谒帝，亦论辩不屈，终被逐出宫中而自杀焉；宜州道积见其不纳谏言，与同志七人，相率饿死。

    5、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帝于道坛见老子化胡像，大生怪异，集沙门道士共议，参加的道教一方为张宾（擅长面相和星占之术，盛言杨坚有代谢之征，因而被隋文帝杨坚重用。曾主持制定开皇历），佛教一方为彦琮，此次讨论具体情况史无记载，只说彦琮因此作有《辩教论》，以驳斥道教的“老子化胡说”。

    6、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杨宏率道士、儒生入智藏寺与佛教展开论辩，双方主要论辩人物为沙门慧净和道士余永通。余永通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诘问，慧答曰：“有物混成，为体一故混？为体异故混？若体一故混，正混之时，已自成一，则一非道生；若体异故混，未混之时，已自成二，则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请为稽疑？”据说余永通对此是无言以对。

    7、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诏僧道入合璧宫论议，道教宗师李荣做为正方立论“道生万物”。佛教大师慧立以“若使道是有知则惟生于善，何故亦生于恶……”云云辩驳，据佛教典籍《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述，“荣亦杜口默然，于是赧然下座”，之后道士黄寿登场，“竖老子名义”，会隐法师接招抗论，黄寿“亦被挫锐，流汗失图”。
    李荣道号任真子，绵州巴西人（今四川绵阳市），道教重玄派代表人物。慧立大师为大慈恩寺僧，曾与彦琮大师合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了玄奘西行取经事。
    高宗在位时，经常召集僧道辩论，前后有七八次之多，基本上道士负多胜少，一说每次均败北。

    8、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敕召沙门静泰（著有《众经目次》）、道方李荣在洛阳宫中就《老子化胡经》进行辩论，李荣败北，帝命其还梓州。李荣曾在与佛教的论战中“屡遭劲敌，仍参胜席”，不料败于静泰，“由是失厝，令还梓州。形色摧恧，声誉顿折。道士之望，唯指于荣，既其对论失言，举宗落采”。

    9、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玄宗召释、道二教论议，沙门道氤与道士尹崇对辩，并下旨将论议编入藏，题曰《开元佛道论衡》。崇福寺僧智升撰《开元释教录》20卷，记载佛教的盛况，并言佛藏以5048卷为定数。李邕撰并书《麓山寺碑》，立于湖南长沙岳麓寺。

    10、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四月庚辰，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命韦渠牟、徐岱等与沙门鉴虚、覃延、道士郗维素、葛参成讨论三教，开始互有矛盾，分歧争论较为明显，最终“同归于善”。

    11、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敕开讲《南华经》，设内斋，命僧道议论，道士赐紫，沙门不得著。从结果看，在统治者的支持下，这次辩论是道方占上风。

    12、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道士赵归真请与佛门辩论，乃令僧道会麟德殿，令佛门高僧知玄大师与道门相敌，题目是“神仙可学不可学”。武宗手付老子“理大国若烹小鲜”义，知玄却大谈帝王理道教，化根本，神仙之术乃山林匹夫之事，被武宗认为是“大忤旨”，命放还桑梓。而赵归真举罗浮山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武宗遣中使迎之。本次辩论在统治者的支持下，道方获胜，史上有名的“会昌灭佛”事件开始。
    （于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等共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八月颁诏废佛，天下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宰相李德裕等上表称贺，於《贺废毁诸寺表》中指责佛教“耗蠹生灵，浸灭正税，国家大蠹，千有余年”）。

    13、元宪宗五年（公元1255年），以李志常为首的全真道与以少林长老福裕为首的佛教在御前展开辩论，论题仍是《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的真伪，道教败北，被烧毁“伪经”经版，退还佛寺37处。次年李志常辞世，将掌教位传于张志敬。

    14、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发生了历史上空前的佛、道大辩论。参加辩论的高僧道众共有500余人，各出17人参加主辩。以张志敬为首的全真道一方，在激烈的争辩中，又败北在以那摩国师为首的佛教一方，其结果是道士樊士应等17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被勒令焚毁“伪经”45部，归还佛寺237所。

参考书目：
《中国佛教史》（蒋维乔著，岳麓书社2010年1月版）
《道教史》（卿希泰、唐大潮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集古今佛道论衡》（唐代京兆西明寺释道宣撰）

前些时间看到一个贴子，提出了历史上佛道大辩论的问题，俺对此毫不“略懂”，但又确实感兴趣，于是回去后也思考查阅了一番，终于发现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在此整理汇总，如有不完整的地方，还请高人指教。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定义。这里所说的“佛道大辩论”，应该是指佛、道双方遵从帝王统治者的召集，会辩于朝堂大殿的情况。在帝王垂鉴判断的同时，有时由朝臣儒士作裁判，断定胜负。这种御座前的诘难辩论，近则关乎一身之荣辱，远则关乎一教之盛衰，所以常常十分激烈。类似于这样的辩论，较为重大的算来应该有14次。
     另外还有一些佛道之间在御前的讲论，有的带有讲道的性质，目的是让统治者了解佛、道两教的教义。有的也会比较双方优劣，但规模影响不足。有的属于应景祈祷一类，如因帝王寿诞、祈雨祈雪等邀请佛道双方前来讲论，这些也是发生于朝堂之上的议论。如果要把这些全都算上的话，历史上佛、道殿前共论的总次数应该在30次以上。

    以下是历史上有过记载且影响较大的14次佛道大辩论。

    1、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朝廷召集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人昙无最对论佛、道二教先后。姜斌引《老子开天经》，言佛为老子侍者。昙无最引《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等，谓佛生于老子之前，以驳姜斌无理之说。据传昙无最驳倒了姜斌的论据，又证明《开天经》系伪造。孝明帝怒姜斌以《老子开天经》之伪书来虚妄惑众，拟处以死刑，西域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苦谏乃止，方得以赦免，改配徙马邑。

    2、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文宣帝敕召沙门与道士对辩，道教辩败，敕道士削发为僧，遂使齐境“国无两信”。
    关于这场辩论，佛教典籍《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了一个较为神奇的故事。大意是：九月，文宣帝下召，佛、道双方的宗师十几人上殿辩论，道教一方以金陵道人陆修静为代表，佛教一方以上统法师为代表。起初，陆修静的弟子祝诸作法，竟使僧人们的衣物或飞或转、在梁木上或横或竖，参辩的高僧们没学过方术，默然无一能对。朝臣士子起初以为陆修静的弟子获胜，在场道士也都欢呼雀跃，高谈自夸，称“沙门现一，我当现二”。此时文宣帝命上统法师与陆修静比试，上统回话称：“方术小伎俗儒耻之，况出家人也？然天命令拒，岂得无言？可令最下坐僧对之”。即命在最末座的一位法名叫昙显的和尚出列比试，这位昙显别人不认识，只有上统法师知其深量，私下结交。昙显现场喝得酩酊大醉，“昂兀而坐”。两名待者扶昙显上台，昙显笑称：“刚才我饮酒大醉，耳中听到：佛门现一，道方当现二，此话当真？”道士说：“当真”。昙显即翘足而立，说：“我已现一，卿可现二”。道士们却做不到。昙显又说：“刚才祝诸道长让衣物飞扬起来，现在让我再试试吧？”叫人再取来禅师的衣服，让道士们再次做法，这回任凭诸道士一齐奋发祝祷，但是衣服却一动不动。文宣帝命令把衣服拿上来，但是十几个人都拉不动。昙显又叫把衣服放在梁木上，又让道士们念咒，但仍无一应验。道士们相顾无赖，却仍辩称自己高强，说：“佛家自号为内，内则小也，诏我道家为外，外则大也”。昙显应声曰：“若然则天子处内，定小百官矣”。陆修静与其门人都缄口无言了。此时帝已明曲直。
    当然，《集古今佛道论衡》作为佛教典籍，所陈述的过程倒底真实性如何，也是令人质疑的，但并不影响这场辩论的胜负。

    3、北周武帝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武帝集百官、道士、沙门、名儒2000余人，讨论释、老，皇帝御正殿，判定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

    4、北周武帝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辩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居后。另说始定出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居后的位次，但由于名僧僧昄、僧猛、静蔼、道积等人奋起抗争，而未能实现。次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高道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传佛门智炫力挫道方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不净尤甚。”。上述三次辩论在北周武帝组织的多次佛、道、儒三教辩论会中较具代表性，据传自卫元嵩上书“省寺减僧”以来，武帝未能即决，遂自天和至建德中，曾七次令争辩三教先后，一说为八次。武帝本只想罢斥佛教，但在辩论中道教的弊端也暴露无遗，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僧猛亲自诣阙，陈不可排佛者十八条，以非难道教；静蔼法师谒帝，亦论辩不屈，终被逐出宫中而自杀焉；宜州道积见其不纳谏言，与同志七人，相率饿死。

    5、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帝于道坛见老子化胡像，大生怪异，集沙门道士共议，参加的道教一方为张宾（擅长面相和星占之术，盛言杨坚有代谢之征，因而被隋文帝杨坚重用。曾主持制定开皇历），佛教一方为彦琮，此次讨论具体情况史无记载，只说彦琮因此作有《辩教论》，以驳斥道教的“老子化胡说”。

    6、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杨宏率道士、儒生入智藏寺与佛教展开论辩，双方主要论辩人物为沙门慧净和道士余永通。余永通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诘问，慧答曰：“有物混成，为体一故混？为体异故混？若体一故混，正混之时，已自成一，则一非道生；若体异故混，未混之时，已自成二，则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请为稽疑？”据说余永通对此是无言以对。

    7、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诏僧道入合璧宫论议，道教宗师李荣做为正方立论“道生万物”。佛教大师慧立以“若使道是有知则惟生于善，何故亦生于恶……”云云辩驳，据佛教典籍《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述，“荣亦杜口默然，于是赧然下座”，之后道士黄寿登场，“竖老子名义”，会隐法师接招抗论，黄寿“亦被挫锐，流汗失图”。
    李荣道号任真子，绵州巴西人（今四川绵阳市），道教重玄派代表人物。慧立大师为大慈恩寺僧，曾与彦琮大师合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了玄奘西行取经事。
    高宗在位时，经常召集僧道辩论，前后有七八次之多，基本上道士负多胜少，一说每次均败北。

    8、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敕召沙门静泰（著有《众经目次》）、道方李荣在洛阳宫中就《老子化胡经》进行辩论，李荣败北，帝命其还梓州。李荣曾在与佛教的论战中“屡遭劲敌，仍参胜席”，不料败于静泰，“由是失厝，令还梓州。形色摧恧，声誉顿折。道士之望，唯指于荣，既其对论失言，举宗落采”。

    9、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玄宗召释、道二教论议，沙门道氤与道士尹崇对辩，并下旨将论议编入藏，题曰《开元佛道论衡》。崇福寺僧智升撰《开元释教录》20卷，记载佛教的盛况，并言佛藏以5048卷为定数。李邕撰并书《麓山寺碑》，立于湖南长沙岳麓寺。

    10、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四月庚辰，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命韦渠牟、徐岱等与沙门鉴虚、覃延、道士郗维素、葛参成讨论三教，开始互有矛盾，分歧争论较为明显，最终“同归于善”。

    11、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敕开讲《南华经》，设内斋，命僧道议论，道士赐紫，沙门不得著。从结果看，在统治者的支持下，这次辩论是道方占上风。

    12、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道士赵归真请与佛门辩论，乃令僧道会麟德殿，令佛门高僧知玄大师与道门相敌，题目是“神仙可学不可学”。武宗手付老子“理大国若烹小鲜”义，知玄却大谈帝王理道教，化根本，神仙之术乃山林匹夫之事，被武宗认为是“大忤旨”，命放还桑梓。而赵归真举罗浮山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武宗遣中使迎之。本次辩论在统治者的支持下，道方获胜，史上有名的“会昌灭佛”事件开始。
    （于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等共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八月颁诏废佛，天下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宰相李德裕等上表称贺，於《贺废毁诸寺表》中指责佛教“耗蠹生灵，浸灭正税，国家大蠹，千有余年”）。

    13、元宪宗五年（公元1255年），以李志常为首的全真道与以少林长老福裕为首的佛教在御前展开辩论，论题仍是《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的真伪，道教败北，被烧毁“伪经”经版，退还佛寺37处。次年李志常辞世，将掌教位传于张志敬。

    14、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发生了历史上空前的佛、道大辩论。参加辩论的高僧道众共有500余人，各出17人参加主辩。以张志敬为首的全真道一方，在激烈的争辩中，又败北在以那摩国师为首的佛教一方，其结果是道士樊士应等17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被勒令焚毁“伪经”45部，归还佛寺237所。

参考书目：
《中国佛教史》（蒋维乔著，岳麓书社2010年1月版）
《道教史》（卿希泰、唐大潮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集古今佛道论衡》（唐代京兆西明寺释道宣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