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台军“国家认同”的矛盾因素

　两大政党所代表的立场，在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都不具备足以说服对方乃至形成政治共识的“权威”。而军事政治学泰斗亨廷顿认为：“军事力量所依赖的法理权威单一并且得到认可，是促进（军事）职业主义的因素之一。……凡是谁代表权威存在争议的地方，或关于什么应当是权威的观点存在争议，职业主义即便不可能实现，那也是难以实现。围绕宪法意识形态和政府忠诚的冲突分化了军官团，将政治考虑和价值强加给军事考虑和价值；对政府而言，重要的是军官政治忠诚的性质而非其职业能力。”(注4)

　　台湾两大政党通过推行不同的战略、人事、政工、军购政策，期待台军官兵“忠诚”于本党的“国家认同”，导致台军失去最基本的坚持，不得不见风使舵，听命于执政党，“哪一个党上、就听哪一个党的”(注5)。正如岛内媒体所言：“我们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华民国’‘国军’都热爱这一块他们持枪捍卫的土地。但是在‘中华民国’与‘台湾’仍然划不上全等号的这个时候，在我们的‘总统’仍然必须轮流使用‘中华民国’与‘台湾’来称呼我们的‘国家’的特殊时空，又如何能杜绝‘国家认同错乱’的症候偶发于我们的留影笙歌之中？”(注6)

　　的确，“在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某一时刻，当对传统的准国家单位的忠诚同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目标发生冲突时，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就可能成为首要的问题，并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于是，全国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即它能否名正言顺地使人们服从，就成问题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裂主义运动”。(注7)民进党为了推动“台独”、赢得选举，不惜恶化两岸关系，将“台湾意识”凌驾于“中国意识”之上；不惜撕裂族群，将“本省籍”、“外省籍”的矛盾意识形态化。只要如此狭隘的政治操作继续下去，“族群”忠诚与“国家”忠诚的冲突得不到缓解，台军“国家认同”问题便无法得以根治，“军队国家化”也会流于形式，正如《中国时报》提到的：“过去十多年来，‘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吹‘军队国家化’，但是领导人又把中国与台湾全面拆解。‘中华民国’时而形同他们心目中荒谬甚至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历史，时而又成为他们要求别人捍卫的图腾，‘军队国家化’的工程只流于口号标语及重要人事调整的藉口，‘军队国家化’这个概念中的‘国家’，究竟指的是哪一个‘国家’，在军中是一场始终没有答案的辩论。而统独问题造成‘国家认同’出现质变的同时，政治人物却还要用忠贞、爱国观念约束规范军人行为，会不会是搞错了重点？”(注8)

“一中宪法”与“台独”言论自由并存

　　托克维尔指出：“任何才干也没有比保持自由的技巧可以收获更丰，但任何事情也没有比学习运用自由更苦。”(注9)台湾几十年来的政治发展历程，尤其自由、民主品质所面临的改善问题，有力地验证了托克维尔的论断。台军对此深有感触。它认为：“台湾地区在过去二十年，固然见证和体现了‘民主化’的过程、也深切理解到民主的实践是‘一步一脚印’的工程，毫无侥致可言。但事实上，台湾在追求‘民主化’的过程中，由于忽略公民社会的建构，以致民主遭到扭曲、自由遭到滥用，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利益。”(注10)而“台独”言论自由，便是台湾社会“民主遭到扭曲、自由遭到滥用”的突出表现。

　　1992年之前，“刑法”第100条是判定“台独”非法的主要依据；而且，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也的确依照此法对“台独”言行采取了一定的强硬措施。但1992年之后，李登辉联合民进党，不顾“反独”力量的制抵，将“刑法”第100条修改为“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以强暴或胁迫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这意味着，“台独”鼓吹者只要不“着手实行”，便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于是，“言论自由”堂而皇之成为“台独”分子为所欲为的护身符。“台湾独立”的主张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登上政治舞台并逐渐取得话语权。在别有用心的政治操作下，主张“独立”就是“爱台”，而赞成与大陆正常往来（即便是非官方的经济交往）则被诬蔑为“卖台”、“台奸”。

　　奇特的政治生态由此产生：一方面，“宪法”声称“‘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反对分裂国土”，并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中华民国”“固有之疆域”，体现了“两岸一中”的主权原则和“台湾属于而非等于中华民国”的事实；《人民团体法》第二条也明确“人民团体之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但另一方面，修改后的“刑法”却保护“台独”言论自由，容忍部分人肆无忌惮推动“台独”。这种矛盾曾使台军陷入困境：一方面，台军一直表态“恪遵宪法”，既然“宪法”是“一中宪法”，那么法理上便有义务反对“台独”；但另一方面，声称“爱护人民”、“服膺民主”的台军(注11)，又不得不“尊重”民众的“台独”言论自由、不得不面对“台独”舆论异常强大的事实。客观地讲，在岛内，名义上“宪法”的位阶虽然最高，但其具有的“一中”内涵，远不如“台独”言论自由的信条有影响力、约束力，前者早已被后者“架空”“虚化”了。在此情况下，曾经认定“台独”主张“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的台军(注12)，终于向现实低头，以“政治中立”为由逃避“宪法”义务。

　　这种姿态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台军一味声称要“坚定‘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信念”，认为“军人，尤其是现代军人，讲求军事专业固然重要，但更要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道理，才能在战况惨烈之际，仍能保持高度之敌忾心与坚定战斗意志，奋战到底”。(注13)但事实上，台湾社会上“国家认同”错乱，长时期无法达成共识，“一中宪法”与“台独”言论自由并存，导致台军既不能名正言顺地支持统一，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支持“台独”，“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台军，使其不得不“左右支绌、忸忸怩怩”(注14)。正如某“立法委员”指出的：“‘台独’言论高涨，‘国家’定位不清，军中早已没有中心思想。”(注15)而曾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赵知远上将，也公开表达了军方的无奈：“既然当了军人就不怕死，但现在我们很怕，怕什么呢？怕模糊了意识。敌我意识没有了，当军人却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这样子拼命的目标就模糊了。”(注16)

台军历史渊源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曾具有“党军”色彩。  
　　台军背负的历史“包袱”与政治中立的现实需要互相冲突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注17)为了赢得选举，民进党多次利用台军“历史问题”“造成舆论”，整个社会对台军历史上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和“党军”色彩“念念不忘”、“穷追猛打”，使台军和国民党屡屡陷于被动。

　　（一）曾经的“大一统”观念，是台军的历史遗产，容易招致“台独”势力猜疑。

　　思想观念上，台军曾经长期接受反对“台独”、支持统一的政治教育，即使到了今天，仍旧对民进党的激进路线怀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而且，在“台独”分子肆无忌惮推动“去中国化”的背景下，台军“国家认同”教育中目前仍含有某些肯定中国文化的内容，例如，承认“国军”的历史与中国大陆不可分割，承认台湾与大陆同为中华民族，不少军歌歌词流露出浓厚的“中国气息”，提及大陆时始终使用“大陆”“中共”字眼而非像民进党那样别有用心地以“中国”指代，等等。这些元素，令期待两岸统一的人稍感欣慰，使谋求两岸分裂的人如鲠在喉。

　　因而，针对台军历史上的“大一统”观念和行动，“台独”分子屡屡挑起事端。因为，“统独”问题上“政治中立”，并不是“台独”势力对台军的最高期待，它们不但要求台军放弃“统一”观念和立场，而且更企图让台军明确支持“台独”，只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而已。所以，民进党对台军残存的“中国痕迹”总是耿耿于怀。倾向“台独”的《自由时报》就曾这样表达不满和无奈：“不是军人不爱台湾，而是近百年来‘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军’的魂魄依然跃动于两千三百万人的共同生命体内，一些年轻的军官又在掺杂各种与‘中国’（她几乎无所不在）相关的文化因素或教育成分，无端变造出个人不明不白的‘国家认同’。”(注18)

　　再比如“柔性政变”风波发生时，《联合晚报》发表“军方价值大考验”的社论说：“平情而论，阿扁‘总统’的‘柔性政变说’，是选举语言，不无夸张扭曲。但军方将领面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巨变，还远未走出过去国民党独大时期树立的建军理念，也同样该检讨，要反省。”(注19)

　　可见，关于台军历史问题的争执表明，台湾政坛上的对立双方，虽然“军队国家化”的口号喊得很响亮，但尚未建立起对军政关系的基本信任（即使有，也算不上成熟），一旦出现问题，便为一己之利，对其片面解读，刻意夸大或掩盖事实，根本无法理性地看待问题，无法对台军基于历史传统的做法表示尊重，妄谈军政关系法制化、制度化；而且，每逢选举便肆意炒作军人干政议题，并总能引起不少人的激烈反应，反映了岛内对台军政治立场“有期待、没信心”的复杂心态。

　(二)历史渊源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曾经具有浓厚的“党军”色彩。

　　台军声称：“‘国军’是‘国家’的军队，必须服从‘宪法’，贯彻‘军队国家化’；‘国军’今后与各党派之间保持超然、独立的立场与区隔、等距、良好的互动关系，绝不涉入任何政党活动；‘国军’服从民主宪政，依法服从新任‘总统’领导，绝无疑义。”(注20)但是，自黄埔建军到第一次政党轮替，长达近八十年形成的浓厚的“党军”色彩，并非短时间就能消失；何况，即使台军果真迫切需要“保持超然”，但民众观念上对它的“党军”定位也难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改变。

　　“柔性政变”即是例证。

　　2004年3月，因“总统”选举争议，岛内蓝绿两大阵营形成了自戒严解除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对峙。刚刚度过危机的陈水扁，在4月份“感恩谢票餐会”上首度提及所谓“流产政变”；11月14日为民进党“立委”选举造势时又说：“选后泛蓝以准革命的方式，发动群众在‘总统府’前抗争一个月，要利用人民力量推翻‘政府’，并呼吁军警人员站出来”；“我要告诉各位一个秘密，已查清楚3.20后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要高级将领站出来‘装病住院’、‘请辞’”；“这不是军事政变，不是战车、大炮开出来那一种，而是柔性政变，好在我们‘军队国家化’已有成绩，没受到唆使。”(注21)在民进党利用“独派”媒体铺天盖地的炒作下，本是捕风捉影的“柔性政变”之说，迅速成为牵涉大陆、国民党、民进党、台军的重要政治事件。

　　尽管这一风波最后以法律途径暂时得以象征性的平息，但是，它本质上是一个牵涉军方但又并非军方自身所能左右的政治问题。陈水扁、民进党将党军关系当作政治议题炒作，“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方面被迫做出回应，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上对党军关系的政治议题本来就比较敏感，仍存在着对国民党与台军之关系的怀疑心态。早在2003年，政治倾向“偏独”的《台湾日报》便质疑：“过去的‘国军’是‘国民党军’，难道现在的‘国军’还与泛蓝同一肚腩？”(注22)对如此社会心态，台军也颇感无奈：“事实上，对‘国军’而言，更进一步的挑战，是何以使外界不再以旧思维看待脱胎换骨的新时代‘国军’，毕竟在长时间的刻板印象养成后，面临类似情况，各方习于参考过去的经验提出相似指称。”(注23)

　　同有着一百多年漫长历史、曾经多次亲自率领军队作战的国民党相比，民进党与军队的关系，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没有国民党与军队的关系那般“丰富多彩”。由于威权时代国民党的确利用过特殊的党军关系优势“打压”民进党，多年来，民进党已经习惯于利用似是而非的“弱者”形象制造悲情意识，炒作党军关系议题，把军队置于公众、媒体的检视之下，一来可以强化国民党的负面形象，勾起选民对威权时代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回忆并产生厌恶感；二来至少可以防止与国民党尚有一定感情纠葛的部分军人暗中做出不利于民进党之举动。

　　但平心而论，政党认同“即许多人长时间在精神上加入某个政党所必然产生的一种倾向。强烈的政党认同者毫无疑问地为其政党投票”。(注24)一般认为，台湾军方在政治倾向上是支持国民党的，国民党似乎也比民进党更重视针对军人的政治动员(注25)；但是，戒严解除之后的十几年时间，台湾政治版图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民进党迅速壮大，拥有庞大而稳定的支持者，两大阵营的实力不相上下已是基本现实。而且，名为“军队政治中立”教育的深入和持续，尽管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台军作为政治工具的本质，但对约束军人的政治偏好和参与热情，起到一定作用。尤其是政党轮替成为台湾政治常态后，尽管由于历史因素，部分军人尤其年长将领与国民党可能存在某些情感瓜葛，但时至今日，可以说岛内任何政党与军队的关系，都不像威权时代国民党同军队的关系那般明确、牢固、持续(注26)企图在政治纷争中“洁身自好”的军方，“国民党情结”淡化乃是必然趋势；不仅淡化，而且与国民党之间发生摩擦也在所难免，比如，2006年国民党与民进党围绕军购展开斗争时，就有军人指责当时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认为他阻挡军购案是不顾官兵的死活，甚至扬言暗杀他。

　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台军应力所能及地逐步告别消极回避的姿态

　　近些年的历史早已证明，虽偶有个别退役将领公开表态“反独促统”，但台军作为一个组织，整体上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国家认同”立场，那就是为台澎金马而战，不主动卷入统独之争。

　　综合来看，台军“国家认同”的演变及特征，既取决于政治精英的意志和能力，也受制于军事精英的理念和利益，而根本原因，在于台湾社会特有的历史经历、集体记忆、族群结构所导致的“统独”意识分布。通过历年民调及“台独”政党的得票率，我们不难发现，“台独”意识日益膨胀、“台独”运动日益猖獗、“台独”势力日益壮大，成为导致台军实质上渐趋“独化”的关键因素。而岛内各政治势力对台湾的政治定位莫衷一是，“一中宪法”与“台独”言论自由并存，台军自身历史上浓厚的“大一统”和“党军”色彩，则共同塑造了台军有悖于正常军事文化伦理的独特“政治性格”：犹豫，逃避，见风使舵。从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角度出发，台军若想改善形象，需要在优化政治心态上下番功夫。

　　（一）增强羞耻感。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军队神圣使命。任何漠视、躲避的失职行为，当为天下人所耻笑。不难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像台湾那样，明目张胆讨论、推动分裂国土的行为竟受到法律的实质性保护；也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像台军那样，竟对“台独”分裂逆流不激浊扬清却随波逐流，打着中立旗号，明哲保身地坐视统独之争撕裂台湾社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台军号称“国家化”，却连正常健康的“国家认同”也没有；号称“非党化”，却每每对政党意志唯命是从，置武德于不顾，“谁上台听谁的”（前“国防部长”李杰语）。总之，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台军若果真像其在政治教育中所声称的那样“视武德为生命”，就应该对此感到羞耻；绝不能一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将“失职”标榜为“中立”。

　　（二）增强责任感。

　　不论是“急统”还是“急独”，在岛内都有一定生存空间，但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也都无法成为决定两岸关系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的力量，所以，对两种尚显“极端”的声音，原本就应该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最为敏感的军方，更应冷静应对，理解、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大方向。考虑到台湾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我们期待台军在统独立场上“有所作为”，当然不是鼓励它以制造流血冲突的方式解决纷争，而是希望它在台湾现有军政关系框架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争取在两岸统一的伟大进程中有一个体面些的历史定位。

　1[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895页。

　　2“凝聚共识，建立正确‘国家’安全观念”，《青年日报》，2005年6月19日。

　　3全国台湾研究会编：《民进党大陆政策演变》，2001年，第60页。

　　4SamuelP?Huntington,TheSoldierandtheState︰theTheoryandPoliticsofCivil-militaryRelations,VintageBooks,1964,p35.

　　5“李杰党籍撤销与军人武德”，《中华日报》，2007年3月12日。

　　6“军人爱国家吗？”《自由时报》，2002年10月18日。

　　7[美]加布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8“‘国军’的认同与效忠”，《中国时报》，2001年7月21日。

　　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74页。

　　10“深体优质民主内涵，建立相互依存的机制”，《青年日报》，2005年3月1日。

　　11“‘国军’坚守行政中立立场绝不改变”，《青年日报》，2004年4月28日。

　　12“新‘木马屠城记’？”《国魂》，1988年1月号，总第506期。再例如，台军曾经认为“‘台独’主张已经超越言论自由之范围，且违背‘国家’安全法，不受保障。”（参见：“‘台独’言论的问题”，《国魂》，1988年4月号，总第509期。）“主张分裂国土，绝不是思想言论自由的事。……‘台独’主张不是言论自由的范畴，而是叛国的行为。”（参见：“言要有为，法要有守”，《国魂》，1991年12月号，总第553期。）

　　13“坚定信心，迈向成功”，《青年日报》，2004年1月5日。

　　14参见：“莫令‘国军’沦为‘台独护院军’”，《联合报》，2002年8月9日。

　　15转引自董玉洪：《台湾军队透视》，九州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

　　16转引自董玉洪：《台湾军队透视》，九州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

　　17“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曹长盛等主编：《苏联演变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2页。

　　18“军人不爱台湾吗？”《自由时报》，2002年10月18日。

　　19“军方价值大考验”，《联合晚报》，2004年12月3日。

　　20《青年日报》，2000年3月31日。

　　21转引自“二度刮起政变风，台政坛绿色恐怖蔓延”，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4/2004-11-23/26/508942.shtml。

　　22《台湾日报》，2003年12月15日。

　　23“莫以旧思维看待脱胎换骨的‘国军’”，《青年日报》，2004年1月16日。

　　24[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25参见“国民党黄复兴党部，手伸进军中”，《自由时报》，2006年4月21日；“马英九宴请退役将领，重申两岸和解是必走之路”，http://news.cctv.com/china/20080504/100570.shtml。在台湾，军人拥有投票权，而且曾经是积极性比较高的政治参与者；而最能说明军人政党认同的，是他们的投票行为，即通过资料对比分析，观察军人在选举中把票投给哪个政党；很遗憾，由于信息管道的限制，笔者目前找不到比较准确、翔实的资料，期待今后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完善此项研究。

　　26当然，特殊的历史经历，使国民党对军人及军眷怀有特殊的感情，其中也夹杂着现实利益的考虑。

的确是很为难呀
如果忠于宪法，那么就是忠于ZHMG，西岸的却是ZHRMGHG,推理看就是忠于两国论
如果忠于民意，民意大多数支持现状，那么就是忠于分裂

国民革命军现在的政训课还讲黄埔精神吗？

感谢郭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