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的时间观念---节选自《印度能够超越中国吗》

版主 这是我照着书打的字 网上找了没有这本书的这一段的链接
正文：
印度没有历史



第一次到印度伊鲁鲁镇之后，我打电话给古普塔公司的生产经理杜莱，约定了验货的具体事情。他明确告诉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到宾馆。次日，我在宾馆左等右等，直到十点人还没到，我打电话催他，他说半小时后到，可到了12点，我仍没有见到人影。最后，我干脆出去吃中午饭，吃过饭后，我又给他打电话，结果说十分钟之后到，我又等了两个小时才听到外面的汽车马达声。见面之后，我面带不满之情，责备他说：“杜莱，你的十分钟真够长的”。杜莱却面带微笑说：“这是印度时间。” 我当时觉得无言以对，心里想，如果你遇到守时的日本人，迟到一分钟生意就黄了。

杜莱之所以拖沓，就在于印度教徒沐浴祈祷是每天早上起床后必做的事情，许多世俗的事情只能延迟。在我入住的苏里亚宾馆大厅里就有戴着花环的毗湿奴神像。宾馆服务员工作时间也不忘祈祷。

中国学者季羡林把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和印度人的历史观念作了一下对比：“印度人的时间观念是很有意思的，与我们的大不一样。我们可以为玄奘西天取经起程的年代争得不亦乐乎，是贞观元年，还是贞观三年？我们争得津津有味，但印度人却十分不理解，不就是两三年的事嘛。就是一两千年，印度人也不放在眼中。关于世界名剧《沙恭达罗》作者的出生年代，在印度有两种意见，这两种意见之间，相差了1000年。在他们心目中，差个1000年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马克思说，印度没有历史。这是很深刻的。”
  
为什么印度人时间观念淡漠呢？除了每天的祈祷花去大部分的时间之外，印度教的时间观念对印度人也有影响。 印度教对时间的看法是这样的：时空是循环的，每一次循环称作一次“劫波”，约为432，000万个世俗年。每次“劫波”又分为十四个“期”，每一“期”终了，宇宙再生。这和中国人常说“在劫难逃”有点接近。当今世界处于第七个期，每一期划成七十一个“大间歇”，每一次“大歇间”分为四个“时期”，各“时期”分别包括4800个、3600个、2400个和1200个“神年”，每一“神年”相当于人世360年。中国人也常说，“天上方一日，人间已多年”，这种“天上时间”和“人间时间”的差别同印度教“神年”和“人世年”的说法有着雷同的地方。

印度教时间观念影响到了教徒人世间的时间观念，印度教教徒接受的是非常长的宗教时间观念，这与中国人注重历史时间的观念不同。中国人记录历史，印度人记录宗教。在印度人眼中，人的一生时间只不过是一个“神年”的1/4左右，也即一个神年的一个季节，又何必那么在意人世间几个小时的时间呢！从宗教时间来看，人世间的1000年也不过是几个神年，对不注重历史时间的印度人来说，《沙恭达罗》的作者其出生年月差上1000个“人世年”没什么关系，只不过3个“神年”嘛！

印度时间观念的淡薄也会影响出行。每次我到伊鲁鲁验完货后，都要坐一班名字叫“May”（五月）的火车返回马德拉斯。列车时刻表上显示，“五月”号到达伊鲁鲁的时间是十九点，每次印度朋友都是十八点半用车把我送到车站，但每次“五月”总是姗姗来迟，一般晚点两个小时以上。在伊鲁鲁车站等车的滋味特别不好受，天气闷热，我要不断地喝水，印度蚊子也不停地光顾我。后来，我对古普塔说：“这趟车每次都晚点，下次我们二十一点到车站都来得及。” 他却笑着对我说：“杨先生，这可不行，列车时刻表上的时间是十九点到，我们可不能那么晚，万一这趟车准时到达了，你也就错过这趟车了，很多事情会耽搁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真是哭笑不得，每次返程时仍旧十八点半准时到达车站，防止古普塔所说的“万一”出现，但每次“五月”号都“一万”次晚点，“准时”晚点2个小时到达。我只有在站台上耐心等待，为伊鲁鲁的蚊子送上两个小时的“中国餐”。

有一次参加古普塔公司的聚会，因为堵车迟到了。古普塔先生平常总是保持不紧不慢的风格，我平常碰到急事，着急上火时，他总是双手一摊，对我说“wait,wait”（等一等，等一等）。我到达他的公司时， 他显得很焦急，我也是第一次见他这么着急，见了我就责怪说：“ 为什么这么晚才到，你不到聚会不能开始”。 我以印度人之道还之印度人之身，微笑着说：“印度时间！”

印度人的时间观念淡薄，中国的古籍里面早有记载。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郑和宝船抵达古里。古里国王派其头目和能书会算并被称为称为哲地米纳的人即官牙人（牙人，即中间人），来与明朝特使相会，磋商交易之事，先择某日打价（谈判价格）。至日，将带去的丝绸等货物逐一议价、协定合同，合掌牙人（即合同签字者）言某日交易，与众手中拍一掌，或贵或贱，不再改变。然后哲地富户携宝石、珍珠、珊瑚等来看，其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迟则两三月  。从中国古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古印度商人交易的习惯，中国商船带去的丝绸可以在一天内定价，并由牙人（即负责人）击掌约定；而作为交易的印度商品却极难定价——“快则一月，迟则两三月”。看来中国古人早已经领教了以拖延迟缓为特点的“印度时间”。从交易的物品来看，中国以丝绸为主，而古印度人的货物多种多样，而且多属于“私人”物品，所以极难确定价格，时间自然也就很长。







理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国主流文化注重实践；印度的主流文化注重精神和理论。即使到了现代，印度人也不怕花时间来处理一些事情，关键是这些事情的细节是否经过了充分的讨论，是否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执行不执行并不重要。在印度，理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造成了现代印度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低下。

印度司法系统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大量堆积的未受理案件，2006年已经达到2700万件。按照目前印度法庭处理案件的速度，彻底清理这些堆积的案件需要300多年。印度社会为其僵硬的法律体系付出的代价是极不合理的。尽管一些高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允许优先处理一些重大案件，但是一些谋杀案件要等到漫长的15年后才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时过境迁，许多证人已经死去，而其余的人绝大多数也已经记不清楚法庭需要的细节。因此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犯罪者会被定罪。这同样也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其涉案金额高达750亿美元，大约是2006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创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 。

印度人的“神时”观使印度人的时间观念极为恒久漫长，而“自省”的空间观念又使其特别注重具体的细节和思考，过于注重微观的考虑。这种独特的时空观培养了印度人独特的思维，这种思维可以称之为“葡萄式”思维。这种思维是这样的：没有因果关系的事物可以放在一起谈，可以杂糅在一起；时间是可逆的，对于印度人来讲，古代的事就是现代的事，现代的事在古代也可以发生。1981年，为了参加印度的国庆庆典，印度人用牛车运载米格战斗机；在这件事上，印度人考虑的不是牛车运送战斗机所花费的时间，而是事情这样做是否在理论上可行。 印度电视剧没有主要线索，在情节上风马牛不相及的几件事居然糅合在一起讲，这并不是印度编导水平有问题，而是和印度人“葡萄式”的思维习惯有关。可以把印度的电视连续剧比作一串葡萄，每一集都是一颗葡萄，但每颗葡萄之间除了外形和味道差不多外，情节上少有联系。

印度的经典著作《罗摩衍那》主要讲述了印度教主神毗湿奴化身的王子罗摩的事迹，一般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童年篇》。在《童年篇》里，讲述了许多故事，主要是毗湿奴神下凡化身为十车王的第四子罗摩，除掉欺凌众神的妖魔罗刹王罗波。除妖后，罗摩和友人一起去拜访阇那竭王，在拜访的路上，看到什么讲什么，例如恒河的传说、女神优摩等等，这些故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看完第一章，就会明白印度人的叙事方式，故事中穿插故事，重叠反复，叠床架屋，引用别人的话，动辄数十章，一字不改；甚至在讲到什么预言的时候，也是连篇累牍，仿佛是在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稍一疏忽，就失掉故事的线索  。印度漫长的时间观念使人们认不清过去和现在，“已经发生的预言”这样的事只有印度人可以接受。

印度人民对包含恒河下凡故事的几章特别喜爱，是妇孺皆知的诗篇，而这几章的叙事方式又特别“印度化”，在叙事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上次序混乱。久而久之，印度文化的这种“葡萄式”叙事方式潜移默化为印度人的思维，从而对印度现代文学和电视剧等文化作品产生了影响，理解了这点，就不要用中国注重故事情节的“章回小说”式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印度电视剧。

“葡萄式”的思维方式必然让印度人不自觉地做一些“葡萄式”的事情（从比如阿琼坦克等印度武器的混乱的研制思路业可以看出---列兵我注）。

印度IT巨头尼勒卡尼对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坦的，你们美国人没有准备好。” 这句话非常具有印度特色，也许印度人真的可以在将来与美国人在软件领域一争高下，但那是将来的事，印度人把脑子中幻想的将来的事当做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事。这种思维深受印度传统文化经典的影响。但美国人弗里德曼不理解这一点，他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这本书将印度和美国的软件业放在了同一个水平上。弗里德曼追随了尼勒卡尼的思想，忘记了印度软件业为什么发达，忘记了印度和美国软件业发展的历史长短。

印度的工商业者也经常干“葡萄式”的事情。我曾经和斯普林萨公司总裁约好去看工厂。在路上，我提到什么。他就带我看什么，结果1天下来工厂的影子也没看到。这种经历就像《罗摩衍那》里的故事一样，看到什么讲什么。印度人追求细节和过程的完美，有时甚至忘却了目的和方向。如果不了解印度人的处事方式，急于求成，不注重“欣赏”双方合作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枝节性的小事，就很难和印度人相处。

印度文化中的“时间观念”是印度人引以自豪的部分，他们看的长远。这种长远不但仔细考虑了事情的细节，而是他们认为看到了事物的终极意义，知晓了整体。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这样考虑印度未来的发展：“人们必须加以区别的是：我们是以五年为期来考虑问题呢，还是要有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呢？这是印度同西方国家的根本区别。西方只考虑五年、十年，最多二十年；印度则主要从时间是无限的这一角度来考虑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印度今天已经在这么考虑问题，只是说必须从这种角度来观察问题” 。印度人总觉得他们已经看透了过去和未来，已经洞悉了所有历史上和未来的真理，他们考虑问题比其他国家的人深远。印度人经常喜欢说一些过头的话。从文化传统上来理解，这是印度人独特的特点。如果他们预测未来50年印度经济会超越美国，他们不认为那是将来的事，他们会说：“美国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印度人要超越你们了。”

印度人在提出问题之后，会有一番反复的争论，最后获得理论上的正确。理论上正确之后，印度人往往觉得实际中已经执行了，因为思想上已经贯通了，无需要实践的检验。印度这种将精神和理论追求发挥到极致的国家，根本不会过多地理会实际上的操作。这就像一个苦行僧，在思想上得到了解脱，就认为已经可以脱离尘世了，其实，苦行者还要依靠世俗社会的物质生活。印度人将“唯心”的思维习惯发挥至极致，既然印度人认为印度是大国，即使现在实力不济，但具备理论上的潜力，这就应该是真理。这种跨越阶段、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印度人当作已经发生了，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理论”上的正确。

对于注重实际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讲，印度人宣讲的理论是如此空洞，不能接受实践的检验。中国人、美国人都会和印度人的时间观念产生错位，印度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仍会认为自己是大国，对别的国家不承认自己的大国地位会感到恼火。版主 这是我照着书打的字 网上找了没有这本书的这一段的链接
正文：
印度没有历史



第一次到印度伊鲁鲁镇之后，我打电话给古普塔公司的生产经理杜莱，约定了验货的具体事情。他明确告诉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到宾馆。次日，我在宾馆左等右等，直到十点人还没到，我打电话催他，他说半小时后到，可到了12点，我仍没有见到人影。最后，我干脆出去吃中午饭，吃过饭后，我又给他打电话，结果说十分钟之后到，我又等了两个小时才听到外面的汽车马达声。见面之后，我面带不满之情，责备他说：“杜莱，你的十分钟真够长的”。杜莱却面带微笑说：“这是印度时间。” 我当时觉得无言以对，心里想，如果你遇到守时的日本人，迟到一分钟生意就黄了。

杜莱之所以拖沓，就在于印度教徒沐浴祈祷是每天早上起床后必做的事情，许多世俗的事情只能延迟。在我入住的苏里亚宾馆大厅里就有戴着花环的毗湿奴神像。宾馆服务员工作时间也不忘祈祷。

中国学者季羡林把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和印度人的历史观念作了一下对比：“印度人的时间观念是很有意思的，与我们的大不一样。我们可以为玄奘西天取经起程的年代争得不亦乐乎，是贞观元年，还是贞观三年？我们争得津津有味，但印度人却十分不理解，不就是两三年的事嘛。就是一两千年，印度人也不放在眼中。关于世界名剧《沙恭达罗》作者的出生年代，在印度有两种意见，这两种意见之间，相差了1000年。在他们心目中，差个1000年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马克思说，印度没有历史。这是很深刻的。”
  
为什么印度人时间观念淡漠呢？除了每天的祈祷花去大部分的时间之外，印度教的时间观念对印度人也有影响。 印度教对时间的看法是这样的：时空是循环的，每一次循环称作一次“劫波”，约为432，000万个世俗年。每次“劫波”又分为十四个“期”，每一“期”终了，宇宙再生。这和中国人常说“在劫难逃”有点接近。当今世界处于第七个期，每一期划成七十一个“大间歇”，每一次“大歇间”分为四个“时期”，各“时期”分别包括4800个、3600个、2400个和1200个“神年”，每一“神年”相当于人世360年。中国人也常说，“天上方一日，人间已多年”，这种“天上时间”和“人间时间”的差别同印度教“神年”和“人世年”的说法有着雷同的地方。

印度教时间观念影响到了教徒人世间的时间观念，印度教教徒接受的是非常长的宗教时间观念，这与中国人注重历史时间的观念不同。中国人记录历史，印度人记录宗教。在印度人眼中，人的一生时间只不过是一个“神年”的1/4左右，也即一个神年的一个季节，又何必那么在意人世间几个小时的时间呢！从宗教时间来看，人世间的1000年也不过是几个神年，对不注重历史时间的印度人来说，《沙恭达罗》的作者其出生年月差上1000个“人世年”没什么关系，只不过3个“神年”嘛！

印度时间观念的淡薄也会影响出行。每次我到伊鲁鲁验完货后，都要坐一班名字叫“May”（五月）的火车返回马德拉斯。列车时刻表上显示，“五月”号到达伊鲁鲁的时间是十九点，每次印度朋友都是十八点半用车把我送到车站，但每次“五月”总是姗姗来迟，一般晚点两个小时以上。在伊鲁鲁车站等车的滋味特别不好受，天气闷热，我要不断地喝水，印度蚊子也不停地光顾我。后来，我对古普塔说：“这趟车每次都晚点，下次我们二十一点到车站都来得及。” 他却笑着对我说：“杨先生，这可不行，列车时刻表上的时间是十九点到，我们可不能那么晚，万一这趟车准时到达了，你也就错过这趟车了，很多事情会耽搁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真是哭笑不得，每次返程时仍旧十八点半准时到达车站，防止古普塔所说的“万一”出现，但每次“五月”号都“一万”次晚点，“准时”晚点2个小时到达。我只有在站台上耐心等待，为伊鲁鲁的蚊子送上两个小时的“中国餐”。

有一次参加古普塔公司的聚会，因为堵车迟到了。古普塔先生平常总是保持不紧不慢的风格，我平常碰到急事，着急上火时，他总是双手一摊，对我说“wait,wait”（等一等，等一等）。我到达他的公司时， 他显得很焦急，我也是第一次见他这么着急，见了我就责怪说：“ 为什么这么晚才到，你不到聚会不能开始”。 我以印度人之道还之印度人之身，微笑着说：“印度时间！”

印度人的时间观念淡薄，中国的古籍里面早有记载。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郑和宝船抵达古里。古里国王派其头目和能书会算并被称为称为哲地米纳的人即官牙人（牙人，即中间人），来与明朝特使相会，磋商交易之事，先择某日打价（谈判价格）。至日，将带去的丝绸等货物逐一议价、协定合同，合掌牙人（即合同签字者）言某日交易，与众手中拍一掌，或贵或贱，不再改变。然后哲地富户携宝石、珍珠、珊瑚等来看，其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迟则两三月  。从中国古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古印度商人交易的习惯，中国商船带去的丝绸可以在一天内定价，并由牙人（即负责人）击掌约定；而作为交易的印度商品却极难定价——“快则一月，迟则两三月”。看来中国古人早已经领教了以拖延迟缓为特点的“印度时间”。从交易的物品来看，中国以丝绸为主，而古印度人的货物多种多样，而且多属于“私人”物品，所以极难确定价格，时间自然也就很长。







理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国主流文化注重实践；印度的主流文化注重精神和理论。即使到了现代，印度人也不怕花时间来处理一些事情，关键是这些事情的细节是否经过了充分的讨论，是否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执行不执行并不重要。在印度，理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造成了现代印度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低下。

印度司法系统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大量堆积的未受理案件，2006年已经达到2700万件。按照目前印度法庭处理案件的速度，彻底清理这些堆积的案件需要300多年。印度社会为其僵硬的法律体系付出的代价是极不合理的。尽管一些高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允许优先处理一些重大案件，但是一些谋杀案件要等到漫长的15年后才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时过境迁，许多证人已经死去，而其余的人绝大多数也已经记不清楚法庭需要的细节。因此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犯罪者会被定罪。这同样也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其涉案金额高达750亿美元，大约是2006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创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 。

印度人的“神时”观使印度人的时间观念极为恒久漫长，而“自省”的空间观念又使其特别注重具体的细节和思考，过于注重微观的考虑。这种独特的时空观培养了印度人独特的思维，这种思维可以称之为“葡萄式”思维。这种思维是这样的：没有因果关系的事物可以放在一起谈，可以杂糅在一起；时间是可逆的，对于印度人来讲，古代的事就是现代的事，现代的事在古代也可以发生。1981年，为了参加印度的国庆庆典，印度人用牛车运载米格战斗机；在这件事上，印度人考虑的不是牛车运送战斗机所花费的时间，而是事情这样做是否在理论上可行。 印度电视剧没有主要线索，在情节上风马牛不相及的几件事居然糅合在一起讲，这并不是印度编导水平有问题，而是和印度人“葡萄式”的思维习惯有关。可以把印度的电视连续剧比作一串葡萄，每一集都是一颗葡萄，但每颗葡萄之间除了外形和味道差不多外，情节上少有联系。

印度的经典著作《罗摩衍那》主要讲述了印度教主神毗湿奴化身的王子罗摩的事迹，一般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童年篇》。在《童年篇》里，讲述了许多故事，主要是毗湿奴神下凡化身为十车王的第四子罗摩，除掉欺凌众神的妖魔罗刹王罗波。除妖后，罗摩和友人一起去拜访阇那竭王，在拜访的路上，看到什么讲什么，例如恒河的传说、女神优摩等等，这些故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看完第一章，就会明白印度人的叙事方式，故事中穿插故事，重叠反复，叠床架屋，引用别人的话，动辄数十章，一字不改；甚至在讲到什么预言的时候，也是连篇累牍，仿佛是在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稍一疏忽，就失掉故事的线索  。印度漫长的时间观念使人们认不清过去和现在，“已经发生的预言”这样的事只有印度人可以接受。

印度人民对包含恒河下凡故事的几章特别喜爱，是妇孺皆知的诗篇，而这几章的叙事方式又特别“印度化”，在叙事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上次序混乱。久而久之，印度文化的这种“葡萄式”叙事方式潜移默化为印度人的思维，从而对印度现代文学和电视剧等文化作品产生了影响，理解了这点，就不要用中国注重故事情节的“章回小说”式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印度电视剧。

“葡萄式”的思维方式必然让印度人不自觉地做一些“葡萄式”的事情（从比如阿琼坦克等印度武器的混乱的研制思路业可以看出---列兵我注）。

印度IT巨头尼勒卡尼对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坦的，你们美国人没有准备好。” 这句话非常具有印度特色，也许印度人真的可以在将来与美国人在软件领域一争高下，但那是将来的事，印度人把脑子中幻想的将来的事当做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事。这种思维深受印度传统文化经典的影响。但美国人弗里德曼不理解这一点，他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这本书将印度和美国的软件业放在了同一个水平上。弗里德曼追随了尼勒卡尼的思想，忘记了印度软件业为什么发达，忘记了印度和美国软件业发展的历史长短。

印度的工商业者也经常干“葡萄式”的事情。我曾经和斯普林萨公司总裁约好去看工厂。在路上，我提到什么。他就带我看什么，结果1天下来工厂的影子也没看到。这种经历就像《罗摩衍那》里的故事一样，看到什么讲什么。印度人追求细节和过程的完美，有时甚至忘却了目的和方向。如果不了解印度人的处事方式，急于求成，不注重“欣赏”双方合作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枝节性的小事，就很难和印度人相处。

印度文化中的“时间观念”是印度人引以自豪的部分，他们看的长远。这种长远不但仔细考虑了事情的细节，而是他们认为看到了事物的终极意义，知晓了整体。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这样考虑印度未来的发展：“人们必须加以区别的是：我们是以五年为期来考虑问题呢，还是要有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呢？这是印度同西方国家的根本区别。西方只考虑五年、十年，最多二十年；印度则主要从时间是无限的这一角度来考虑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印度今天已经在这么考虑问题，只是说必须从这种角度来观察问题” 。印度人总觉得他们已经看透了过去和未来，已经洞悉了所有历史上和未来的真理，他们考虑问题比其他国家的人深远。印度人经常喜欢说一些过头的话。从文化传统上来理解，这是印度人独特的特点。如果他们预测未来50年印度经济会超越美国，他们不认为那是将来的事，他们会说：“美国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印度人要超越你们了。”

印度人在提出问题之后，会有一番反复的争论，最后获得理论上的正确。理论上正确之后，印度人往往觉得实际中已经执行了，因为思想上已经贯通了，无需要实践的检验。印度这种将精神和理论追求发挥到极致的国家，根本不会过多地理会实际上的操作。这就像一个苦行僧，在思想上得到了解脱，就认为已经可以脱离尘世了，其实，苦行者还要依靠世俗社会的物质生活。印度人将“唯心”的思维习惯发挥至极致，既然印度人认为印度是大国，即使现在实力不济，但具备理论上的潜力，这就应该是真理。这种跨越阶段、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印度人当作已经发生了，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理论”上的正确。

对于注重实际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讲，印度人宣讲的理论是如此空洞，不能接受实践的检验。中国人、美国人都会和印度人的时间观念产生错位，印度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仍会认为自己是大国，对别的国家不承认自己的大国地位会感到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