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近代海权思想的先声---——魏源的海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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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cean360.net/2010-06/22/content_3573063.htm
撰文/刘中民
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
——魏源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出身于没落地主官僚家庭，幼年时代家境贫寒，使他与中下层社会接触较多，了解民间疾苦。他早年学过王守仁的心学，以后学习公羊学，注重经世致用。他与林则徐、姚莹、龚自珍等关系甚密，特别是与龚自珍交往很深，时人并称“龚魏”。他曾先后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修《皇朝经世文编》，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经济改革，以擅长经世学而知名。
继林则徐之后，“论海防者当以魏源为巨匠，故林、魏并为近代海防论的先驱”。魏源接受了林则徐关于编撰《海国图志》的嘱托，不负厚望，完成了这部在当时中国堪称最完备的一部介绍世界知识的巨著，并撰写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传世之作。《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编成50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订为60卷，咸丰二年（1852年）扩编为100卷。该书详细而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军制军器、科学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
魏源在总结鸦片战争教训的基础上，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中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海防战略思想，展示了魏源海防思想的精髓。“虽然林、魏两人常常并提，均为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奠基人，实际上魏之于林，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一致又有区别，特别是《海国图志》的传世，使其海防思想的影响也更为广泛和深远。”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不仅系统总结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论，而且独立地提出了朴素的海权思想。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冲破了中国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心态和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成为近代中国海权意识开始觉醒的起点。
洞察世界海权态势，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不仅构成了魏源探索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构成了其军事变革与海防战略思想的指导方针。“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是魏源在对林则徐思想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魏源在《圣武记》中便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的“师夷”主张。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又提出要“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在《海国图志》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是海防长久之图，而且是“富国强兵”之举的完整主张。
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经冲破了中国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的保守观念。他指出，今之“外夷”已同过去的“蛮夷”不同，“蛮夷”专指落后的部族，而“外夷”则是相当进步和文明的国家，两者不可相提并论；“蛮夷”窥伺中原，无非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外夷”的侵略，则是企图亡我中华；西方的先进科技并非“淫巧”，而实为“奇技”。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于中国海防战略的积极意义首先在于他已经通过对“夷情”的了解，洞察到世界已经进入到海权竞争时代。魏源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他明确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http://www.ocean360.net/2010-06/22/content_3573063.htm
撰文/刘中民
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
——魏源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出身于没落地主官僚家庭，幼年时代家境贫寒，使他与中下层社会接触较多，了解民间疾苦。他早年学过王守仁的心学，以后学习公羊学，注重经世致用。他与林则徐、姚莹、龚自珍等关系甚密，特别是与龚自珍交往很深，时人并称“龚魏”。他曾先后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修《皇朝经世文编》，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经济改革，以擅长经世学而知名。
继林则徐之后，“论海防者当以魏源为巨匠，故林、魏并为近代海防论的先驱”。魏源接受了林则徐关于编撰《海国图志》的嘱托，不负厚望，完成了这部在当时中国堪称最完备的一部介绍世界知识的巨著，并撰写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传世之作。《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编成50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订为60卷，咸丰二年（1852年）扩编为100卷。该书详细而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军制军器、科学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
魏源在总结鸦片战争教训的基础上，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中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海防战略思想，展示了魏源海防思想的精髓。“虽然林、魏两人常常并提，均为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奠基人，实际上魏之于林，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一致又有区别，特别是《海国图志》的传世，使其海防思想的影响也更为广泛和深远。”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不仅系统总结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论，而且独立地提出了朴素的海权思想。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冲破了中国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心态和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成为近代中国海权意识开始觉醒的起点。
洞察世界海权态势，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不仅构成了魏源探索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构成了其军事变革与海防战略思想的指导方针。“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是魏源在对林则徐思想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魏源在《圣武记》中便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的“师夷”主张。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又提出要“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在《海国图志》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是海防长久之图，而且是“富国强兵”之举的完整主张。
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经冲破了中国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的保守观念。他指出，今之“外夷”已同过去的“蛮夷”不同，“蛮夷”专指落后的部族，而“外夷”则是相当进步和文明的国家，两者不可相提并论；“蛮夷”窥伺中原，无非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外夷”的侵略，则是企图亡我中华；西方的先进科技并非“淫巧”，而实为“奇技”。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于中国海防战略的积极意义首先在于他已经通过对“夷情”的了解，洞察到世界已经进入到海权竞争时代。魏源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他明确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撰文/刘中民
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
——魏源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出身于没落地主官僚家庭，幼年时代家境贫寒，使他与中下层社会接触较多，了解民间疾苦。他早年学过王守仁的心学，以后学习公羊学，注重经世致用。他与林则徐、姚莹、龚自珍等关系甚密，特别是与龚自珍交往很深，时人并称“龚魏”。他曾先后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修《皇朝经世文编》，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经济改革，以擅长经世学而知名。
继林则徐之后，“论海防者当以魏源为巨匠，故林、魏并为近代海防论的先驱”。魏源接受了林则徐关于编撰《海国图志》的嘱托，不负厚望，完成了这部在当时中国堪称最完备的一部介绍世界知识的巨著，并撰写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传世之作。《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编成50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订为60卷，咸丰二年（1852年）扩编为100卷。该书详细而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军制军器、科学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
魏源在总结鸦片战争教训的基础上，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中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海防战略思想，展示了魏源海防思想的精髓。“虽然林、魏两人常常并提，均为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奠基人，实际上魏之于林，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一致又有区别，特别是《海国图志》的传世，使其海防思想的影响也更为广泛和深远。”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不仅系统总结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论，而且独立地提出了朴素的海权思想。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冲破了中国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心态和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成为近代中国海权意识开始觉醒的起点。
洞察世界海权态势，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不仅构成了魏源探索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构成了其军事变革与海防战略思想的指导方针。“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是魏源在对林则徐思想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魏源在《圣武记》中便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的“师夷”主张。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又提出要“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在《海国图志》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是海防长久之图，而且是“富国强兵”之举的完整主张。
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经冲破了中国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的保守观念。他指出，今之“外夷”已同过去的“蛮夷”不同，“蛮夷”专指落后的部族，而“外夷”则是相当进步和文明的国家，两者不可相提并论；“蛮夷”窥伺中原，无非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外夷”的侵略，则是企图亡我中华；西方的先进科技并非“淫巧”，而实为“奇技”。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于中国海防战略的积极意义首先在于他已经通过对“夷情”的了解，洞察到世界已经进入到海权竞争时代。魏源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他明确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http://www.ocean360.net/2010-06/22/content_3573063.htm
撰文/刘中民
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
——魏源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出身于没落地主官僚家庭，幼年时代家境贫寒，使他与中下层社会接触较多，了解民间疾苦。他早年学过王守仁的心学，以后学习公羊学，注重经世致用。他与林则徐、姚莹、龚自珍等关系甚密，特别是与龚自珍交往很深，时人并称“龚魏”。他曾先后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修《皇朝经世文编》，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经济改革，以擅长经世学而知名。
继林则徐之后，“论海防者当以魏源为巨匠，故林、魏并为近代海防论的先驱”。魏源接受了林则徐关于编撰《海国图志》的嘱托，不负厚望，完成了这部在当时中国堪称最完备的一部介绍世界知识的巨著，并撰写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传世之作。《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编成50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订为60卷，咸丰二年（1852年）扩编为100卷。该书详细而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军制军器、科学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
魏源在总结鸦片战争教训的基础上，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中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海防战略思想，展示了魏源海防思想的精髓。“虽然林、魏两人常常并提，均为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奠基人，实际上魏之于林，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一致又有区别，特别是《海国图志》的传世，使其海防思想的影响也更为广泛和深远。”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不仅系统总结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论，而且独立地提出了朴素的海权思想。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冲破了中国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心态和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成为近代中国海权意识开始觉醒的起点。
洞察世界海权态势，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不仅构成了魏源探索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构成了其军事变革与海防战略思想的指导方针。“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是魏源在对林则徐思想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魏源在《圣武记》中便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的“师夷”主张。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又提出要“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在《海国图志》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是海防长久之图，而且是“富国强兵”之举的完整主张。
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经冲破了中国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的保守观念。他指出，今之“外夷”已同过去的“蛮夷”不同，“蛮夷”专指落后的部族，而“外夷”则是相当进步和文明的国家，两者不可相提并论；“蛮夷”窥伺中原，无非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外夷”的侵略，则是企图亡我中华；西方的先进科技并非“淫巧”，而实为“奇技”。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于中国海防战略的积极意义首先在于他已经通过对“夷情”的了解，洞察到世界已经进入到海权竞争时代。魏源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他明确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魏源还具体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通过考察“夷情”，魏源认为欧洲国家海权之兴，可追溯到明代。“欧罗巴内城邑大兴，并操自主之权，始知印书，知制火药，初造罗经。自明嘉靖年间，舟揖无所不至，初寻出亚默利加（指美洲）大地，次到印度国，后驶至中国，通商日增，见识日广。此时欧列国万民之慧智才能高大，纬武经文。故新地日开，遍于四海焉。”
魏源已经深刻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之所以能够崛起，主要是因为掌握了海上霸权。“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西方“恃其船大帆巧，横行海外，轻视诸国，所至侵夺”。这无疑是近代中国对西方通过控制海洋进行殖民扩张的最深刻的认识。
不仅如此，魏源还准确地认识到在欧洲列强的海洋争夺中，英国已经获得了掌控世界海洋霸权的优势。他指出，英国“本国虽褊小，而除本国外，所割据他洲之藩属国甚多”。“遇有可乘隙，即用大炮兵舶，占据海口”，以此“绕地—周，皆有英夷市埠”。魏源还认识到了英国军事扩张与商业扩张并行的殖民手段。“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贸相资，遂雄岛夷。”“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睃削其精华。”
据此，魏源认为英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直接威胁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他指出：“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骎骎移兵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皆为其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他进一步指出，英国侵占新加坡后，其侵华野心已经暴露无遗。“自英夷以兵夺据，建洋楼，广衢市，又多选国中良工技艺，徙实其中。有铸炮之局，有造船之厂，并建英华书院，延华文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国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盖欲扼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古今以兵力行商贾，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魏源认为，面对西方海权国家的疯狂扩张，中国摆脱困境的出路就在于“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
西方的优势在于船坚炮利，故船炮为海防必需之物，这是林则徐和魏源的共识。但是，魏源对西洋长技的理解却比林则徐更为深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对船炮的来源提出了有远见的措施；第二，他认为西洋的长技不止是船炮，还有养兵、练兵之法。
在船炮的来源问题上，魏源起初倾向于向外国购买，提出“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水战之器，莫烈于火炮。有守炮，有攻炮。其制莫精于西夷，其用莫习于西夷，与其制之内地，不如购之外交。” 他甚至具体指出了令往来于新加坡、孟买、孟加拉等地的中国商船购置夷炮的具体方案：“令每舶回帆入口，必购夷炮数位，或十余位，缴官受值，力省而器精，事半而功倍。”至于轮船，“为四夷哨探报信之利器，苟非其本国专门工匠，即出外交兵，夷商亦用之而不知其详，每遇炮伤礁损过甚，即修之而不得其法，断未易于创造”。因此，魏源认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盖夷炮、夷船但求精良，皆不惜工本。中国之官炮，之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员，惟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安得不震裂？船则脆薄窳朽，不足遇风涛，安能遏敌寇？”
船炮虽可购自外洋，但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自制船炮乃为根本之计。魏源认为“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平常”，中国人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的。因此，他建议：“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计每艘中号者，不过二万金，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这种想法在当时或许过于乐观，但是这一思想却被后来的洋务派所采纳，对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整个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洋之长技并不限于船炮，更在于人才的训练有素，“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因此养兵、练兵也必须贯彻“师夷长技”的原则。魏源以葡、英两国兵为例指出：“澳门夷兵仅二百余，而刀械则昼夜不离，训练则风雨无阻。英夷攻海口之兵，以小舟渡至平地，辄去其舟，以绝反顾。登岸后则鱼贯肩随，行列严整，岂专恃船坚炮利哉？”他进一步指出：“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无其养赡，而欲效其选练，亦不能也。”魏源还提出了精简军队、提高军队素质的思想，即“汰其冗滥，补其精锐”。以广东水师而言，经过汰冗补精，“以三万有余之粮，养万五千之卒，则粮不加而足”。“今以招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发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
他又提出应选拔熟悉海军装备和指挥艺术的将领，并主张在武科举中增设水师科，不拘一格、选拔海军人才。其具体设想是：“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诸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持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所注意在是。不以工匠舵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
魏源已经深刻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之所以能够崛起，主要是因为掌握了海上霸权。“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西方“恃其船大帆巧，横行海外，轻视诸国，所至侵夺”。这无疑是近代中国对西方通过控制海洋进行殖民扩张的最深刻的认识。
不仅如此，魏源还准确地认识到在欧洲列强的海洋争夺中，英国已经获得了掌控世界海洋霸权的优势。他指出，英国“本国虽褊小，而除本国外，所割据他洲之藩属国甚多”。“遇有可乘隙，即用大炮兵舶，占据海口”，以此“绕地—周，皆有英夷市埠”。魏源还认识到了英国军事扩张与商业扩张并行的殖民手段。“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贸相资，遂雄岛夷。”“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睃削其精华。”
据此，魏源认为英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直接威胁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他指出：“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骎骎移兵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皆为其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他进一步指出，英国侵占新加坡后，其侵华野心已经暴露无遗。“自英夷以兵夺据，建洋楼，广衢市，又多选国中良工技艺，徙实其中。有铸炮之局，有造船之厂，并建英华书院，延华文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国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盖欲扼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古今以兵力行商贾，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魏源认为，面对西方海权国家的疯狂扩张，中国摆脱困境的出路就在于“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
西方的优势在于船坚炮利，故船炮为海防必需之物，这是林则徐和魏源的共识。但是，魏源对西洋长技的理解却比林则徐更为深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对船炮的来源提出了有远见的措施；第二，他认为西洋的长技不止是船炮，还有养兵、练兵之法。
在船炮的来源问题上，魏源起初倾向于向外国购买，提出“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水战之器，莫烈于火炮。有守炮，有攻炮。其制莫精于西夷，其用莫习于西夷，与其制之内地，不如购之外交。” 他甚至具体指出了令往来于新加坡、孟买、孟加拉等地的中国商船购置夷炮的具体方案：“令每舶回帆入口，必购夷炮数位，或十余位，缴官受值，力省而器精，事半而功倍。”至于轮船，“为四夷哨探报信之利器，苟非其本国专门工匠，即出外交兵，夷商亦用之而不知其详，每遇炮伤礁损过甚，即修之而不得其法，断未易于创造”。因此，魏源认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盖夷炮、夷船但求精良，皆不惜工本。中国之官炮，之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员，惟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安得不震裂？船则脆薄窳朽，不足遇风涛，安能遏敌寇？”
船炮虽可购自外洋，但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自制船炮乃为根本之计。魏源认为“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平常”，中国人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的。因此，他建议：“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计每艘中号者，不过二万金，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这种想法在当时或许过于乐观，但是这一思想却被后来的洋务派所采纳，对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整个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洋之长技并不限于船炮，更在于人才的训练有素，“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因此养兵、练兵也必须贯彻“师夷长技”的原则。魏源以葡、英两国兵为例指出：“澳门夷兵仅二百余，而刀械则昼夜不离，训练则风雨无阻。英夷攻海口之兵，以小舟渡至平地，辄去其舟，以绝反顾。登岸后则鱼贯肩随，行列严整，岂专恃船坚炮利哉？”他进一步指出：“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无其养赡，而欲效其选练，亦不能也。”魏源还提出了精简军队、提高军队素质的思想，即“汰其冗滥，补其精锐”。以广东水师而言，经过汰冗补精，“以三万有余之粮，养万五千之卒，则粮不加而足”。“今以招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发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
他又提出应选拔熟悉海军装备和指挥艺术的将领，并主张在武科举中增设水师科，不拘一格、选拔海军人才。其具体设想是：“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诸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持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所注意在是。不以工匠舵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
毕竟是认真且爱国的学者，他的侄孙后来也是福州船政局第一批留学生
林则徐听了魏源的话 就开始准备火船要破红毛鬼子
然后到了杨芳那里就成了火船+泼粪，这也算是要点本事的
然后到了杨芳那里就成了火船+泼粪，这也算是要点本事的
中华海帝 发表于 2011-1-14 08:59 
认真个头，一个拙劣的文抄公。自己翻翻海国图志那本书就明白了……
认真个头，一个拙劣的文抄公。自己翻翻海国图志那本书就明白了……
末日 发表于 2011-1-14 22:33
今天是个悲痛的日子,不想说你啥了......................
今天是个悲痛的日子,不想说你啥了......................
松江雪 发表于 2011-1-14 22:36
你悲痛关魏源抄书何事？你悲痛，魏源那本书就不是东拼西凑抄来的了？
你悲痛关魏源抄书何事？你悲痛，魏源那本书就不是东拼西凑抄来的了？
朱维铮三年前的文章一篇：
有的近代史作品，称道“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总把林则徐、魏源并提，还有人干脆说魏源才真正开始“睁眼看世界”。
那依据，来自魏源（1794-1857）本人透露的消息。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六月间，被皇帝下令发配伊犁充军的林则徐，赴戍途中在镇江会晤旧友魏源。据魏源《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之一自注，说林则徐将在广东两年多辑集的《四洲志》资料付给他，“属撰《海国图志》”。时过年余（1843年初）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成书，自叙虽也提及“一据”《四洲志》，却强调全书曾遍征中外史志及“近日夷国夷语”，乃新“作”，并特别声明，己作“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当然包括《四洲志》、《澳门月报》等林辑诸书—引者）？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
其时上距道光帝批准丧权辱国的清英江宁条约（1842年8月29日签订），仅四个月，满清朝野上下多半懵于“夷情”，有的大臣甚至不知英吉利为何物。如今突然冒出一部《海国图志》，作者自称“以西洋人谭西洋”，而且宣称握有“筹海三策”，无论针对英吉利的“攻夷”、“款夷”或“制夷”，都应对有方，怎不引人注目？又有几人去追究其主意与倒霉的林则徐的世界认知的联系？
于是，《海国图志》甫出就行时，“作”者魏源也放手大抄续出译著，在道光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两出增补本，篇幅增至六十卷到一百卷；他本人也名声大噪，乃至时过一个半世纪，竟在大陆近代史界跃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可谓匪夷所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襄助周予同先生编注《中国历史文选》，选注《海国图志》“筹海”二篇，已从书中发现魏源明征暗引林则徐著译，远不止《四洲志》，还有林则徐奏稿及其编译的《华事夷言》、《澳门月报》全稿。文革后我修订这部教材，对林、魏著述再研究，越来越感到魏源不老实。一个疑点，便是林则徐从未提及会见魏源“属撰《海国图志》”一事，而且林氏由这年到复出而去世凡十年，在遗存文献中竟无只字道及魏源其人其书，怎么回事？
这使我重新考察《海国图志》初刊五十卷本的成书过程，却吃惊地发现，魏源在“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即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九（1842年9月13日）之前，正忙于编写颂扬满清征服全国的《圣武记》。只是在道光帝准行江宁条约卖国各款的上谕传到南京之后，才将自称林则徐“属撰”的《海国图志》提上日程。他的行文如此神速，边写边刊，仅至同年十二月初三（1843年1月3日），五十卷本便在扬州问世，总共三个半月，就是说平均每两天便写成刻成一卷。
我曾指出，这以前魏源《书赵校水经注后》一文，指斥清四库馆采用的戴震校定的《水经注》，是剽窃赵一清校本，并不顾其友龚自珍的情面，直斥龚氏外祖父段玉裁替乃师辩护为贻误后学。他找到的旁证，便是赵一清曾修《畿辅水利志》一百六十卷，而戴震应直隶总督方观承要求，仅用半年便改编成八十卷，“知其必有底稿，非出戴一人之手；戴既据赵为蓝本，何以凡例中不一字及于原书，深没其文，若同创造？”删简并非剽袭，因此魏源据此控告戴震不德，难以服人。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一控告恰好可用于自身。他既自认《海国图志》是林则徐“属撰”，因缘时会而暴得大名，却又竭力撇清其书其策与林则徐的关系。而他在鸦片战争期间的经历证明，他其实对于鸦片贸易史和清英冲突史均无所知，更从未系统研究过世界史地。在江宁条约签订不过四个月之后，突然现身为“洋务”历史与现状的专家，不是很奇怪吗？联系到他曾自承得到林则徐在广东辑译的全部材料，那末他的《海国图志》初刊本，成书如此神速，其书只可说是“述”，而“述”又埋没主名，要是指其剽窃，岂非属实？
经过多年的犹豫，我将积疑写成《魏源：尘梦醒否？》一文。我不想争辩“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究竟是林则徐呢，还是魏源？因为那原是伪命题，稍知中外文化交往历史的学者，无不嗤之以鼻。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伪命题，居然在近史学界得到郑重讨论，而主流的号称权威或核心的历史刊物，居然对此谬说表示沉默乃至附和。
十八年前的那篇拙作（载拙撰《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页192-210），曾惹怒某位魏源研究专家，撰文对拙说痛加挞伐。但我还是以为，重读近代史，这是不得不重予考察的历史课题。 恩格斯说“义愤不能代替科学”。我至今仍盼得到来自“严肃的历史学”的驳斥。
有的近代史作品，称道“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总把林则徐、魏源并提，还有人干脆说魏源才真正开始“睁眼看世界”。
那依据，来自魏源（1794-1857）本人透露的消息。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六月间，被皇帝下令发配伊犁充军的林则徐，赴戍途中在镇江会晤旧友魏源。据魏源《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之一自注，说林则徐将在广东两年多辑集的《四洲志》资料付给他，“属撰《海国图志》”。时过年余（1843年初）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成书，自叙虽也提及“一据”《四洲志》，却强调全书曾遍征中外史志及“近日夷国夷语”，乃新“作”，并特别声明，己作“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当然包括《四洲志》、《澳门月报》等林辑诸书—引者）？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
其时上距道光帝批准丧权辱国的清英江宁条约（1842年8月29日签订），仅四个月，满清朝野上下多半懵于“夷情”，有的大臣甚至不知英吉利为何物。如今突然冒出一部《海国图志》，作者自称“以西洋人谭西洋”，而且宣称握有“筹海三策”，无论针对英吉利的“攻夷”、“款夷”或“制夷”，都应对有方，怎不引人注目？又有几人去追究其主意与倒霉的林则徐的世界认知的联系？
于是，《海国图志》甫出就行时，“作”者魏源也放手大抄续出译著，在道光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两出增补本，篇幅增至六十卷到一百卷；他本人也名声大噪，乃至时过一个半世纪，竟在大陆近代史界跃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可谓匪夷所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襄助周予同先生编注《中国历史文选》，选注《海国图志》“筹海”二篇，已从书中发现魏源明征暗引林则徐著译，远不止《四洲志》，还有林则徐奏稿及其编译的《华事夷言》、《澳门月报》全稿。文革后我修订这部教材，对林、魏著述再研究，越来越感到魏源不老实。一个疑点，便是林则徐从未提及会见魏源“属撰《海国图志》”一事，而且林氏由这年到复出而去世凡十年，在遗存文献中竟无只字道及魏源其人其书，怎么回事？
这使我重新考察《海国图志》初刊五十卷本的成书过程，却吃惊地发现，魏源在“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即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九（1842年9月13日）之前，正忙于编写颂扬满清征服全国的《圣武记》。只是在道光帝准行江宁条约卖国各款的上谕传到南京之后，才将自称林则徐“属撰”的《海国图志》提上日程。他的行文如此神速，边写边刊，仅至同年十二月初三（1843年1月3日），五十卷本便在扬州问世，总共三个半月，就是说平均每两天便写成刻成一卷。
我曾指出，这以前魏源《书赵校水经注后》一文，指斥清四库馆采用的戴震校定的《水经注》，是剽窃赵一清校本，并不顾其友龚自珍的情面，直斥龚氏外祖父段玉裁替乃师辩护为贻误后学。他找到的旁证，便是赵一清曾修《畿辅水利志》一百六十卷，而戴震应直隶总督方观承要求，仅用半年便改编成八十卷，“知其必有底稿，非出戴一人之手；戴既据赵为蓝本，何以凡例中不一字及于原书，深没其文，若同创造？”删简并非剽袭，因此魏源据此控告戴震不德，难以服人。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一控告恰好可用于自身。他既自认《海国图志》是林则徐“属撰”，因缘时会而暴得大名，却又竭力撇清其书其策与林则徐的关系。而他在鸦片战争期间的经历证明，他其实对于鸦片贸易史和清英冲突史均无所知，更从未系统研究过世界史地。在江宁条约签订不过四个月之后，突然现身为“洋务”历史与现状的专家，不是很奇怪吗？联系到他曾自承得到林则徐在广东辑译的全部材料，那末他的《海国图志》初刊本，成书如此神速，其书只可说是“述”，而“述”又埋没主名，要是指其剽窃，岂非属实？
经过多年的犹豫，我将积疑写成《魏源：尘梦醒否？》一文。我不想争辩“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究竟是林则徐呢，还是魏源？因为那原是伪命题，稍知中外文化交往历史的学者，无不嗤之以鼻。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伪命题，居然在近史学界得到郑重讨论，而主流的号称权威或核心的历史刊物，居然对此谬说表示沉默乃至附和。
十八年前的那篇拙作（载拙撰《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页192-210），曾惹怒某位魏源研究专家，撰文对拙说痛加挞伐。但我还是以为，重读近代史，这是不得不重予考察的历史课题。 恩格斯说“义愤不能代替科学”。我至今仍盼得到来自“严肃的历史学”的驳斥。
末日 发表于 2011-1-15 23:11
世人皆醉，你独醒！！！！！！！！！！！！！！
世人皆醉，你独醒！！！！！！！！！！！！！！
松江雪 发表于 2011-1-16 14:27
上面引了朱维铮先生的文章。
上面引了朱维铮先生的文章。
末日 发表于 2011-1-15 23:11
你要是对照看了《瀛涯胜览》和《西洋蕃国志》，岂不是要吐血？
你要是对照看了《瀛涯胜览》和《西洋蕃国志》，岂不是要吐血？
che 发表于 2011-1-16 15:07
鄙人需要表达的是：
1-《海国图志》是本烂书，体现在其中译名杂乱无章，同一地名多个音译，此外还有法国三色旗乃是与荷兰交好，将其国旗旋转所成之类的胡编乱造。
2-魏源是文抄公，理由见之前的引文。
鄙人需要表达的是：
1-《海国图志》是本烂书，体现在其中译名杂乱无章，同一地名多个音译，此外还有法国三色旗乃是与荷兰交好，将其国旗旋转所成之类的胡编乱造。
2-魏源是文抄公，理由见之前的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