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超大转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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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http://www.dangdang.com/product_detail/product_detail.asp?product_id=131170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1
原 价：￥20元 折扣：70折 当当价：￥14元 钻石价：13.3元
【基本信息ISBN：781036345X 丛书名：《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
《历史的先声》序
日期：2005-4-21 10:34:59 来源: 编辑： 298
□ 李慎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看完这本书①笑蜀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它毕竟还是太真实了。收在书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领导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时，这些文章就是我们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报》，由于是新手，那时还轮不上我写这书里所收的文章。我现在已无法辨认这书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了，但我还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已经过世：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一行，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我只能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以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后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①；“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②类似的言论充塞在这本书中。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而言，毛泽东和共产党主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的：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③照此观点，怎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不理，也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了。抗战开始前夕，武装对抗国民党十年之久且自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即已取得合法地位，从“匪党”变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④
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双方的合作因此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大愿──民主宪政，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就因为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而使会议的结果归于流产。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于是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1898年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却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第五次始于1937年抗战开始之时，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国共两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终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后，百年国耻已洗尽，租界收回了，不平等条约被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销，中国以世界五强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时人们多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才算结束。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终结。1957年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谁都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运动过后，根本就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充盈中国，其实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的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就在“五四运动”次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的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⑤
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无产阶级民主，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练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他当年反对一般民主而产生的影响已非后来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在同年９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经过扩大宣传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扎下根了。晚年觉悟了的陈独秀以其“刑余之身”僻处江津小城内，贫病衰老，他的话已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为人所知，以他当时的“托派”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
若仔细地研究《历史的先声》的内容就会发现，当年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甚至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当时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这位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是中共最早的党员、罗素的朋友，在他写的《民主原则》中对民主原则的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⑥，然而他却据此算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可笑的是，当时我们这些左派学生的水平更低，但信心却反而更足；尤其是当苏联于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进攻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那时许多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模模糊糊地鼓吹民主的文章中经常提到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例如，何思敬在其“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一文中称“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⑦
苏联最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人、除党的报刊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尤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但当时的我们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把他的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社论还专门引用了这段话。⑦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即发展出一套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规定工人阶级每5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非无产阶级则２５万人选一名代表。我年青时曾将这套制度研究学习过一番，很觉得它法理严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更为“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主的正解。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使外国人听懂。中国古来没有的“科学”这个词儿也用得一样泛滥。引用一句毛泽东爱讲的辩证法：“什么都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真的是够得上这个格儿。另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我们都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牺牲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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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1
原 价：￥20元 折扣：70折 当当价：￥14元 钻石价：13.3元
【基本信息ISBN：781036345X 丛书名：《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
《历史的先声》序
日期：2005-4-21 10:34:59 来源: 编辑： 298
□ 李慎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看完这本书①笑蜀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它毕竟还是太真实了。收在书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领导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时，这些文章就是我们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报》，由于是新手，那时还轮不上我写这书里所收的文章。我现在已无法辨认这书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了，但我还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已经过世：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一行，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我只能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以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后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①；“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②类似的言论充塞在这本书中。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而言，毛泽东和共产党主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的：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③照此观点，怎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不理，也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了。抗战开始前夕，武装对抗国民党十年之久且自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即已取得合法地位，从“匪党”变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④
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双方的合作因此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大愿──民主宪政，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就因为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而使会议的结果归于流产。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于是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1898年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却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第五次始于1937年抗战开始之时，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国共两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终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后，百年国耻已洗尽，租界收回了，不平等条约被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销，中国以世界五强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时人们多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才算结束。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终结。1957年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谁都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运动过后，根本就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充盈中国，其实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的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就在“五四运动”次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的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⑤
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无产阶级民主，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练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他当年反对一般民主而产生的影响已非后来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在同年９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经过扩大宣传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扎下根了。晚年觉悟了的陈独秀以其“刑余之身”僻处江津小城内，贫病衰老，他的话已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为人所知，以他当时的“托派”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
若仔细地研究《历史的先声》的内容就会发现，当年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甚至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当时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这位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是中共最早的党员、罗素的朋友，在他写的《民主原则》中对民主原则的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⑥，然而他却据此算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可笑的是，当时我们这些左派学生的水平更低，但信心却反而更足；尤其是当苏联于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进攻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那时许多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模模糊糊地鼓吹民主的文章中经常提到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例如，何思敬在其“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一文中称“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⑦
苏联最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人、除党的报刊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尤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但当时的我们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把他的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社论还专门引用了这段话。⑦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即发展出一套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规定工人阶级每5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非无产阶级则２５万人选一名代表。我年青时曾将这套制度研究学习过一番，很觉得它法理严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更为“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主的正解。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使外国人听懂。中国古来没有的“科学”这个词儿也用得一样泛滥。引用一句毛泽东爱讲的辩证法：“什么都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真的是够得上这个格儿。另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我们都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牺牲的。
http://www.dangdang.com/product_detail/product_detail.asp?product_id=131170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1
原 价：￥20元 折扣：70折 当当价：￥14元 钻石价：13.3元
【基本信息ISBN：781036345X 丛书名：《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
《历史的先声》序
日期：2005-4-21 10:34:59 来源: 编辑： 298
□ 李慎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看完这本书①笑蜀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它毕竟还是太真实了。收在书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领导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时，这些文章就是我们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报》，由于是新手，那时还轮不上我写这书里所收的文章。我现在已无法辨认这书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了，但我还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已经过世：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一行，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我只能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以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后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①；“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②类似的言论充塞在这本书中。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而言，毛泽东和共产党主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的：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③照此观点，怎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不理，也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了。抗战开始前夕，武装对抗国民党十年之久且自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即已取得合法地位，从“匪党”变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④
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双方的合作因此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大愿──民主宪政，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就因为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而使会议的结果归于流产。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于是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1898年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却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第五次始于1937年抗战开始之时，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国共两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终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后，百年国耻已洗尽，租界收回了，不平等条约被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销，中国以世界五强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时人们多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才算结束。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终结。1957年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谁都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运动过后，根本就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充盈中国，其实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的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就在“五四运动”次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的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⑤
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无产阶级民主，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练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他当年反对一般民主而产生的影响已非后来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在同年９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经过扩大宣传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扎下根了。晚年觉悟了的陈独秀以其“刑余之身”僻处江津小城内，贫病衰老，他的话已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为人所知，以他当时的“托派”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
若仔细地研究《历史的先声》的内容就会发现，当年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甚至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当时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这位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是中共最早的党员、罗素的朋友，在他写的《民主原则》中对民主原则的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⑥，然而他却据此算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可笑的是，当时我们这些左派学生的水平更低，但信心却反而更足；尤其是当苏联于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进攻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那时许多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模模糊糊地鼓吹民主的文章中经常提到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例如，何思敬在其“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一文中称“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⑦
苏联最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人、除党的报刊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尤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但当时的我们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把他的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社论还专门引用了这段话。⑦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即发展出一套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规定工人阶级每5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非无产阶级则２５万人选一名代表。我年青时曾将这套制度研究学习过一番，很觉得它法理严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更为“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主的正解。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使外国人听懂。中国古来没有的“科学”这个词儿也用得一样泛滥。引用一句毛泽东爱讲的辩证法：“什么都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真的是够得上这个格儿。另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我们都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牺牲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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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1
原 价：￥20元 折扣：70折 当当价：￥14元 钻石价：13.3元
【基本信息ISBN：781036345X 丛书名：《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
《历史的先声》序
日期：2005-4-21 10:34:59 来源: 编辑： 298
□ 李慎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看完这本书①笑蜀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它毕竟还是太真实了。收在书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领导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时，这些文章就是我们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报》，由于是新手，那时还轮不上我写这书里所收的文章。我现在已无法辨认这书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了，但我还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已经过世：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一行，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我只能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以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后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①；“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②类似的言论充塞在这本书中。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而言，毛泽东和共产党主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的：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③照此观点，怎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不理，也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了。抗战开始前夕，武装对抗国民党十年之久且自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即已取得合法地位，从“匪党”变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④
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双方的合作因此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大愿──民主宪政，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就因为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而使会议的结果归于流产。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于是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1898年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却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第五次始于1937年抗战开始之时，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国共两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终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后，百年国耻已洗尽，租界收回了，不平等条约被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销，中国以世界五强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时人们多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才算结束。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终结。1957年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谁都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运动过后，根本就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充盈中国，其实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的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就在“五四运动”次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的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⑤
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无产阶级民主，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练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他当年反对一般民主而产生的影响已非后来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在同年９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经过扩大宣传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扎下根了。晚年觉悟了的陈独秀以其“刑余之身”僻处江津小城内，贫病衰老，他的话已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为人所知，以他当时的“托派”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
若仔细地研究《历史的先声》的内容就会发现，当年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甚至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当时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这位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是中共最早的党员、罗素的朋友，在他写的《民主原则》中对民主原则的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⑥，然而他却据此算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可笑的是，当时我们这些左派学生的水平更低，但信心却反而更足；尤其是当苏联于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进攻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那时许多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模模糊糊地鼓吹民主的文章中经常提到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例如，何思敬在其“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一文中称“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⑦
苏联最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人、除党的报刊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尤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但当时的我们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把他的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社论还专门引用了这段话。⑦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即发展出一套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规定工人阶级每5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非无产阶级则２５万人选一名代表。我年青时曾将这套制度研究学习过一番，很觉得它法理严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更为“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主的正解。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使外国人听懂。中国古来没有的“科学”这个词儿也用得一样泛滥。引用一句毛泽东爱讲的辩证法：“什么都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真的是够得上这个格儿。另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我们都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牺牲的。
当然也不能说，二十世纪的中国连一个懂得民主的人都没有。“五四”以前，至少严复是懂得的；“五四”以后，胡适和由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学生，如萧公权、钱瑞升、张奚若、罗隆基、储安平．．．．．．，应该是懂得的。但是，首先从数量上说，他们在当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中不过是零头的零头，不但不足万分之一，也许不足百万分之一。这批人在一个基本上实现了民主的国家里也许都足以有为，但是在一个专制主义已成国民思维定势的国家里，实在是一点施展的余地都没有。严复晚年归于保守、拥戴袁皇帝，或许也是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有出路。至于胡适等人则一辈子只能痴心于改良而又始终等不到改良的机会。国共谈判的时候，胡适曾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共转变为一个不凭借武力的议会政党，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党，然而这话也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现在有人惋惜，胡适的建议没被采纳，中国失去了一个最好的走向民主的机会。这实在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话。在当时我们这些左派眼里，他是“拉偏架”，是替国民党“为虎作伥”，根本不该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势力迅速扩张，决定了中国的前途。最近，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份人的认识。甚至学识大大超过我们的师长一辈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根据这样的认识而被卷入毛泽东所说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屡遭败北，却又不思改进，贪腐日甚，导致群情愤慨；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希特勒式的主张，独裁与腐败的程度有增无已，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要求民主、甚至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在整个四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因为反蒋反国民党而被吸引到共产党这边来的。⑨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给农民就算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这种对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义，可以说与陈独秀晚年悟到的民主的定义、即现代世界主流思潮所认识的民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时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接受这样的定义，它当然严重地阻碍了我们得到对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认识。
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民主的政治觉悟极低，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有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像英国人那样在对德战争刚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时就把自己的战时领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除了中国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国人中只能留在口头上的又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还有一个比民主更高的价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几年才发现了胡适的价值的我，六十年前与大批进步青年一样，是不大看得起胡适的，认为他战斗性太差。那时我们景仰的是战斗性最强的鲁迅，在我们看来，鲁迅的洞察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阿Ｑ性的揭露与鞭挞力度都是无可比拟的。毛泽东称鲁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话也许不够确切，然而以鲁迅晚年思想发展的倾向来看，此评语并非没有根据。我们都曾是跟鲁迅走的，走向共产主义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光荣、我们心甘情愿的归宿和目的。这里谈的不只是“我”，还包括“我们”，因为我可以不嫌狂妄地说，我的思想历程大体上代表了与我同时代的左派青年“进步”的历程。我今年年近八十，还敢不嫌狂妄地说，由此上推十年、下延十年，亦即今年七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当时都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体上都经历过相似的历程，而这一批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个年龄段的人之功劳是主要的。
继鲁迅带领我们进入马列主义理论之门的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名为《大众哲学》，成为畅销书。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比起《大众哲学》来，称得上权威巨著。此外还有包括社会科学全部领域的三本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讲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亦即社会发展史。这些书，我大体上都读过。对我们那一代或几代知识分子来说，大概都由这些书启蒙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记得我在上海的旧书摊上买过一本河上肇着、陈豹隐译的《经济学入门》⑩，这是1938年王亚南、郭大力的《资本论》全译本出版以前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深的著作，大概是比我大十岁以至二十岁那一代人的启蒙读物甚或是高级读物了。当然其他各色各样的启蒙读物还有很多很多，但以上所举已足以代表。至于奉斯大林的旨意编写、被毛泽东称为“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党史》，当时国内极难见到⑾，其普遍流传而成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是更后的事了。此外，无论如何不能忘掉的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此书1938年出版后立刻风行全国。一个美国人以客观的立场赞扬共产党，使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无不为之倾倒。我曾把此书介绍给一位比我大四十岁而对共产党素无认识的老先生看过。他的评语是：“照这书里写的看，共产党人不但个个是天兵天将，而且个个是大圣大贤”。这本书的作用抵得过许多一般性的启蒙读物与理论著作。比《西行漫记》早两年出版的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也是一个启蒙读物的范例。
我以为自己当时的思想是纯洁的，这不是指自己为人处世一点私念都没有，而是指自己对理想的态度。记得1946年11月上旬国民党军攻下张家口后，蒋介石决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谈判破裂，《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的可能已最后消失，报馆负责人、总编辑章汉夫给我一张火车票，对我说：“你明天就去南京，等待美军送代表团的飞机去延安。以后如果干得好，十年八年再相见；干得不好，那就永别了。”我虽然心里也有些酸楚，可是并无什么震动，只觉得义之所在，理所当然，并没有想到我参加的竟是在三年后大胜国民党、统治全中国的一支力量，我自己也居然成为一个胜利者、解放者，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当时的左派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两重价值。第一重价值当然是民族主义，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价值就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而达到共产主义。照我们相信的毛泽东的理论，这两者不但毫无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那时我们的头脑里有没有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有，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里了，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我们的认识里并无独立的民主价值观。那时我们叫抗日、民主叫得那么起劲，实际上不仅为着抗日，也为着革命。
有人发现，《先声》一书的九十多篇文章中绝大部份是在重庆发表的，而在延安发表的不过十来篇而已。在当时看这是不足怪的，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实行的已是新民主主义了，那里已属于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了，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民主呢﹖所以，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对尚未解放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蒋管区和日占区的。现在，人们终于渐渐了解到，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是如何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的，那完全罔顾人权、违反民主的“审干与抢救”运动是如何制造出成千上万的“特务”惨剧的。老实说，当年我在成都也看过一些透露真相的材料，但那时的我一概不信，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造谣；后来到了延安，知道这是真的了，但向我讲自己被迫承认是特务的故事的老同志，也只是发发牢骚、当笑话讲讲而已，最严重的评语不过是“延安也有很黑暗的一面”，绝对没有一个人把这种做法提升到违反民主人权的原则上来。韦君宜的《思痛录》现在读起来当然伤心酸鼻，但是她当时也还没有从原则高度来认识。这正好证明了中国的左派们对现代民主毫无认识，也正好证明了他们除了抗日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革命。于是，毛主席说，为了革命必须把屁股转过来，也就是转变立场，他们跟着做了，直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毛主席又说，把他们打成特务是搞错了，他们也跟着改口，并不觉得有什么可耻。“识大体、顾大局”是中国传统中极高的道德标准，用现在还流行的话说，是“被爹娘打了一顿，你还能怎么样﹖”为了革命的利益，个人受一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因为有着比抗战的价值更高的价值，下面的事情才能理解，才能解释。19414年4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居然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包含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此约对中国的伤害正如同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伤害一样，它理所当然要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议，连共产党的老朋友沈钧儒、黄炎培、王造时等都向苏联发出了抗议。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件大事在重庆不过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几个涟漪而已，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我不知道当时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如何低调反应的，只知道周恩来在重庆找那些有意见的民主人士谈了话，大概总是说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要保护自己，社会主义苏联决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而且苏联的行动最后会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时冲动”。⑿
为何这么一件大事能轻易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就在于，中共已经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住了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只要学生不闹事，就不会有大的风波。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虽然看不到党的文件，但对党的决定我是一定拥护的。道理很简单：苏联还能有错，党中央还能有错，毛主席还能有错﹖与此构成明显对比的是，1946年底共产党发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万学生抗议美军强暴一位中国女学生的示威游行，其势头又是何等之猛烈。而面对当时占领东北的苏军犯下的抢掠奸淫的恶行，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些，但仅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的掌握下奉共产党的令按兵不动，也就未出现多大的抗议风波。只是1946年初在国民党统治区，因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运回国时杀害了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国民党发动过学生抗议游行。我当时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下的田间小道上都有中小学生排着队、摇着旗子喊口号。然而，一到重庆就读到了《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排外”，同样是外国士兵犯罪，对苏联士兵和对美国士兵的态度就截然不同。革命的价值压倒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也就压倒了民主的价值。这两重价值说并非我的一己之私见。我们的领袖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义义论》里就公开声明：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份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份，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⒀ 那时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也分不清什么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组织联合政府而努力时，我们拥护；当谈判破裂、政协失败，中央一再传达说“国民党不肯跟我们搞联合政府，我们就单独打天下，省得拖泥带水”，我们也拥护。经过二十多年的“新启蒙”，整个中国的左翼已经完全宾服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了”。可能是中国百年来陷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处境，而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迅速有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⒁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话是合乎事实的。我谈不上有多少学问，然而幼承庭训，也读过一些古书，从小学到大学受的是完整的正规教育，中学毕业前也看过《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然而，只要一接触到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就立刻为之吸引而折服。一是觉得它的道理新；二是觉得它的体系广大而完备；三是觉得它的论证严密。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九帝到于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问，它把什么问题都回答了，都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古书压根儿就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虽然现在再看这些书的时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青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钦佩赞叹，以至顶礼膜拜。于是，由这种对主义的崇拜一直发展到党的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个人崇拜或译个人迷信，即personal cult，这个名词与中国今日之所谓邪教是一个词儿。我到延安后听到过一种说法，称某某人竟狂妄自大得自以为“老子天下第六”，那时连最狂妄的人也不敢与马恩列斯毛相比，只能自居第六。这句流行的话反过来证明了延安对领袖崇拜的程度。我自以为在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中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和理解恐怕还算是比较多的。我不但在大学里修过六个学分的政治学，而且还自学过王世杰、钱瑞升的《比较政府》和戴雪的《英宪精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部头不小的“大学丛书”，还有一本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的费巩教授写的论英国政治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所有这些都敌不过上面所说的《新哲学大纲》之类。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不能把学得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我领导过成都的学生运动，对昆明的学生运动也有些了解，知道那时西南联大有一个名叫殷福生的学生，年龄略大于我。此人后来改名殷海光，在台湾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史上著名的战士，也因其对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的研究而成为一代宗师，是一位非常值得钦佩的人物。然而，在我们当时的眼里，他无非是个“反动学生”而已。
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我在国外结识了几个与我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他们出国三十多年了，都是学有专长、在各自的领域内颇有成就的人。他们仍然拥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生的一切，包括文化大革命，原因是他们自以为当时为了个人目的出国，不能与祖国人民同甘共苦，是有违良知、永远负疚的事。这从另一面说明了信仰的力量、革命的价值是何等强大。也许，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是从俄国引进的。“五四”运动也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两年后发生的。当时俄国曾宣布废除过去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那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始终未曾收到这个声明，而且后来也未见苏维埃政府有进一步的行动，但俄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形像已牢牢植入中国爱国者的心中而不可更改。⒂ 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比我大了二三十岁，我不敢说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只能从史书记载中猜想他们大概也是由救亡与革命的双重价值驱动而走上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道路的。
据说，十月革命之初，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还不算太大，俄国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战乱贫弱的国家；但是，1929年被认为“黄金遍地”的美国发生了经济大危机，危机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长期没有起色后，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果真应验如神。与之成为对比的是，1928年开始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在四年内完成了。这不但使马克思主义的声威远播，更大大提高了把它化为实践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英名，使后者成为全世界左派无可置疑的领袖。
对信仰这个思潮的左翼来说，这个世界性的大思潮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因此不但消息不够灵通的鲁迅会相信苏联没有大饥荒其原因与中国农民消极抵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生粮食短缺因而造成饥荒一样的谎言，还要为之辩护；甚至亲自到苏联去过且看到一些苏联统治集团迫害异己的暴行的罗曼·罗兰，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不愿透露真相，把当时的日记保密到五十年后实际上已到苏联瓦解改制后才发表。此外，许多著名的世界级的知识分子，如科学家约里奥─居里、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都成了共产党员。我是晚辈，无缘得识这些大人物，不过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有可能访问美国了，也有机会与那里的学者长谈了。奇怪的是，他们对我这个人的“共产党员”身份颇有“同情的理解”。像年龄比我略长的丹尼尔·贝尔和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的大名家都说，二战前后自己曾是左派，都相信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们在美国那样的环境下，都未“为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而斗争到底”，反而陆续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论，成为民主价值的捍卫者。这些，在他们大概都谈不上有什么转变，而我们在中国的进步青年却都走上了充满大折腾的道路。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一个场合当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面说：“我二十岁的时候，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计划经济，不但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而且还能说服别人，让他跟我一起干革命。现在我六十多了，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当时正是全国热烈讨论公有化与计划经济到底怎么搞的时候，我说的是大实话。
现在有人惋惜，胡适的建议没被采纳，中国失去了一个最好的走向民主的机会。这实在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话。在当时我们这些左派眼里，他是“拉偏架”，是替国民党“为虎作伥”，根本不该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势力迅速扩张，决定了中国的前途。最近，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份人的认识。甚至学识大大超过我们的师长一辈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根据这样的认识而被卷入毛泽东所说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屡遭败北，却又不思改进，贪腐日甚，导致群情愤慨；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希特勒式的主张，独裁与腐败的程度有增无已，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要求民主、甚至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在整个四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因为反蒋反国民党而被吸引到共产党这边来的。⑨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给农民就算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这种对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义，可以说与陈独秀晚年悟到的民主的定义、即现代世界主流思潮所认识的民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时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接受这样的定义，它当然严重地阻碍了我们得到对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认识。
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民主的政治觉悟极低，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有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像英国人那样在对德战争刚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时就把自己的战时领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除了中国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国人中只能留在口头上的又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还有一个比民主更高的价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几年才发现了胡适的价值的我，六十年前与大批进步青年一样，是不大看得起胡适的，认为他战斗性太差。那时我们景仰的是战斗性最强的鲁迅，在我们看来，鲁迅的洞察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阿Ｑ性的揭露与鞭挞力度都是无可比拟的。毛泽东称鲁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话也许不够确切，然而以鲁迅晚年思想发展的倾向来看，此评语并非没有根据。我们都曾是跟鲁迅走的，走向共产主义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光荣、我们心甘情愿的归宿和目的。这里谈的不只是“我”，还包括“我们”，因为我可以不嫌狂妄地说，我的思想历程大体上代表了与我同时代的左派青年“进步”的历程。我今年年近八十，还敢不嫌狂妄地说，由此上推十年、下延十年，亦即今年七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当时都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体上都经历过相似的历程，而这一批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个年龄段的人之功劳是主要的。
继鲁迅带领我们进入马列主义理论之门的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名为《大众哲学》，成为畅销书。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比起《大众哲学》来，称得上权威巨著。此外还有包括社会科学全部领域的三本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讲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亦即社会发展史。这些书，我大体上都读过。对我们那一代或几代知识分子来说，大概都由这些书启蒙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记得我在上海的旧书摊上买过一本河上肇着、陈豹隐译的《经济学入门》⑩，这是1938年王亚南、郭大力的《资本论》全译本出版以前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深的著作，大概是比我大十岁以至二十岁那一代人的启蒙读物甚或是高级读物了。当然其他各色各样的启蒙读物还有很多很多，但以上所举已足以代表。至于奉斯大林的旨意编写、被毛泽东称为“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党史》，当时国内极难见到⑾，其普遍流传而成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是更后的事了。此外，无论如何不能忘掉的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此书1938年出版后立刻风行全国。一个美国人以客观的立场赞扬共产党，使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无不为之倾倒。我曾把此书介绍给一位比我大四十岁而对共产党素无认识的老先生看过。他的评语是：“照这书里写的看，共产党人不但个个是天兵天将，而且个个是大圣大贤”。这本书的作用抵得过许多一般性的启蒙读物与理论著作。比《西行漫记》早两年出版的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也是一个启蒙读物的范例。
我以为自己当时的思想是纯洁的，这不是指自己为人处世一点私念都没有，而是指自己对理想的态度。记得1946年11月上旬国民党军攻下张家口后，蒋介石决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谈判破裂，《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的可能已最后消失，报馆负责人、总编辑章汉夫给我一张火车票，对我说：“你明天就去南京，等待美军送代表团的飞机去延安。以后如果干得好，十年八年再相见；干得不好，那就永别了。”我虽然心里也有些酸楚，可是并无什么震动，只觉得义之所在，理所当然，并没有想到我参加的竟是在三年后大胜国民党、统治全中国的一支力量，我自己也居然成为一个胜利者、解放者，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当时的左派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两重价值。第一重价值当然是民族主义，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价值就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而达到共产主义。照我们相信的毛泽东的理论，这两者不但毫无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那时我们的头脑里有没有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有，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里了，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我们的认识里并无独立的民主价值观。那时我们叫抗日、民主叫得那么起劲，实际上不仅为着抗日，也为着革命。
有人发现，《先声》一书的九十多篇文章中绝大部份是在重庆发表的，而在延安发表的不过十来篇而已。在当时看这是不足怪的，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实行的已是新民主主义了，那里已属于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了，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民主呢﹖所以，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对尚未解放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蒋管区和日占区的。现在，人们终于渐渐了解到，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是如何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的，那完全罔顾人权、违反民主的“审干与抢救”运动是如何制造出成千上万的“特务”惨剧的。老实说，当年我在成都也看过一些透露真相的材料，但那时的我一概不信，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造谣；后来到了延安，知道这是真的了，但向我讲自己被迫承认是特务的故事的老同志，也只是发发牢骚、当笑话讲讲而已，最严重的评语不过是“延安也有很黑暗的一面”，绝对没有一个人把这种做法提升到违反民主人权的原则上来。韦君宜的《思痛录》现在读起来当然伤心酸鼻，但是她当时也还没有从原则高度来认识。这正好证明了中国的左派们对现代民主毫无认识，也正好证明了他们除了抗日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革命。于是，毛主席说，为了革命必须把屁股转过来，也就是转变立场，他们跟着做了，直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毛主席又说，把他们打成特务是搞错了，他们也跟着改口，并不觉得有什么可耻。“识大体、顾大局”是中国传统中极高的道德标准，用现在还流行的话说，是“被爹娘打了一顿，你还能怎么样﹖”为了革命的利益，个人受一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因为有着比抗战的价值更高的价值，下面的事情才能理解，才能解释。19414年4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居然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包含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此约对中国的伤害正如同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伤害一样，它理所当然要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议，连共产党的老朋友沈钧儒、黄炎培、王造时等都向苏联发出了抗议。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件大事在重庆不过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几个涟漪而已，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我不知道当时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如何低调反应的，只知道周恩来在重庆找那些有意见的民主人士谈了话，大概总是说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要保护自己，社会主义苏联决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而且苏联的行动最后会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时冲动”。⑿
为何这么一件大事能轻易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就在于，中共已经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住了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只要学生不闹事，就不会有大的风波。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虽然看不到党的文件，但对党的决定我是一定拥护的。道理很简单：苏联还能有错，党中央还能有错，毛主席还能有错﹖与此构成明显对比的是，1946年底共产党发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万学生抗议美军强暴一位中国女学生的示威游行，其势头又是何等之猛烈。而面对当时占领东北的苏军犯下的抢掠奸淫的恶行，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些，但仅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的掌握下奉共产党的令按兵不动，也就未出现多大的抗议风波。只是1946年初在国民党统治区，因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运回国时杀害了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国民党发动过学生抗议游行。我当时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下的田间小道上都有中小学生排着队、摇着旗子喊口号。然而，一到重庆就读到了《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排外”，同样是外国士兵犯罪，对苏联士兵和对美国士兵的态度就截然不同。革命的价值压倒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也就压倒了民主的价值。这两重价值说并非我的一己之私见。我们的领袖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义义论》里就公开声明：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份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份，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⒀ 那时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也分不清什么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组织联合政府而努力时，我们拥护；当谈判破裂、政协失败，中央一再传达说“国民党不肯跟我们搞联合政府，我们就单独打天下，省得拖泥带水”，我们也拥护。经过二十多年的“新启蒙”，整个中国的左翼已经完全宾服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了”。可能是中国百年来陷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处境，而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迅速有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⒁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话是合乎事实的。我谈不上有多少学问，然而幼承庭训，也读过一些古书，从小学到大学受的是完整的正规教育，中学毕业前也看过《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然而，只要一接触到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就立刻为之吸引而折服。一是觉得它的道理新；二是觉得它的体系广大而完备；三是觉得它的论证严密。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九帝到于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问，它把什么问题都回答了，都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古书压根儿就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虽然现在再看这些书的时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青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钦佩赞叹，以至顶礼膜拜。于是，由这种对主义的崇拜一直发展到党的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个人崇拜或译个人迷信，即personal cult，这个名词与中国今日之所谓邪教是一个词儿。我到延安后听到过一种说法，称某某人竟狂妄自大得自以为“老子天下第六”，那时连最狂妄的人也不敢与马恩列斯毛相比，只能自居第六。这句流行的话反过来证明了延安对领袖崇拜的程度。我自以为在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中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和理解恐怕还算是比较多的。我不但在大学里修过六个学分的政治学，而且还自学过王世杰、钱瑞升的《比较政府》和戴雪的《英宪精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部头不小的“大学丛书”，还有一本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的费巩教授写的论英国政治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所有这些都敌不过上面所说的《新哲学大纲》之类。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不能把学得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我领导过成都的学生运动，对昆明的学生运动也有些了解，知道那时西南联大有一个名叫殷福生的学生，年龄略大于我。此人后来改名殷海光，在台湾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史上著名的战士，也因其对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的研究而成为一代宗师，是一位非常值得钦佩的人物。然而，在我们当时的眼里，他无非是个“反动学生”而已。
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我在国外结识了几个与我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他们出国三十多年了，都是学有专长、在各自的领域内颇有成就的人。他们仍然拥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生的一切，包括文化大革命，原因是他们自以为当时为了个人目的出国，不能与祖国人民同甘共苦，是有违良知、永远负疚的事。这从另一面说明了信仰的力量、革命的价值是何等强大。也许，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是从俄国引进的。“五四”运动也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两年后发生的。当时俄国曾宣布废除过去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那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始终未曾收到这个声明，而且后来也未见苏维埃政府有进一步的行动，但俄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形像已牢牢植入中国爱国者的心中而不可更改。⒂ 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比我大了二三十岁，我不敢说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只能从史书记载中猜想他们大概也是由救亡与革命的双重价值驱动而走上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道路的。
据说，十月革命之初，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还不算太大，俄国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战乱贫弱的国家；但是，1929年被认为“黄金遍地”的美国发生了经济大危机，危机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长期没有起色后，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果真应验如神。与之成为对比的是，1928年开始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在四年内完成了。这不但使马克思主义的声威远播，更大大提高了把它化为实践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英名，使后者成为全世界左派无可置疑的领袖。
对信仰这个思潮的左翼来说，这个世界性的大思潮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因此不但消息不够灵通的鲁迅会相信苏联没有大饥荒其原因与中国农民消极抵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生粮食短缺因而造成饥荒一样的谎言，还要为之辩护；甚至亲自到苏联去过且看到一些苏联统治集团迫害异己的暴行的罗曼·罗兰，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不愿透露真相，把当时的日记保密到五十年后实际上已到苏联瓦解改制后才发表。此外，许多著名的世界级的知识分子，如科学家约里奥─居里、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都成了共产党员。我是晚辈，无缘得识这些大人物，不过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有可能访问美国了，也有机会与那里的学者长谈了。奇怪的是，他们对我这个人的“共产党员”身份颇有“同情的理解”。像年龄比我略长的丹尼尔·贝尔和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的大名家都说，二战前后自己曾是左派，都相信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们在美国那样的环境下，都未“为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而斗争到底”，反而陆续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论，成为民主价值的捍卫者。这些，在他们大概都谈不上有什么转变，而我们在中国的进步青年却都走上了充满大折腾的道路。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一个场合当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面说：“我二十岁的时候，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计划经济，不但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而且还能说服别人，让他跟我一起干革命。现在我六十多了，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当时正是全国热烈讨论公有化与计划经济到底怎么搞的时候，我说的是大实话。
我们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时间呼喊“民主与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国大地，而何谓“民主”，我们这代人终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内涵。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提醒我，不论毛泽东如何赞扬民主、要求民主，他没有一次不是同时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来中国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狂飙中像枯枝败叶似的翻滚飞扬，其原因也不妨以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不同来解释。以民主为最高价值，当然要问为什么言论、出版、迁徙、居住、结社包括组党等自由没有兑现﹖为什么没有代议制，没有反对党﹖为什么没有人身保护状，没有无罪推定论？．．．．．．更重要的，要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要设立一种机制，一方面能使政府有效地行使治权，一方面又要防止它滥用权力为害国民。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当然要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求在中国实现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不但要“解放”中国人民，而且要力争为天下先，做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榜样”。为达到目的，当然也不妨讲究一下策略，照顾一下觉悟不高的人们，把各种自由权利当做最低纲领招徕一下。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胜利得快，那就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根本没有什么诺言兑现不总现的问题。
你追求的要是民主，你就只能拥护、只能效忠于允许人民批评、反对以至弹劾、罢免的政府。你追求的要是革命，你就得把一切交付给领导你冲锋陷阵的组织及其领袖，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对革命党来说，其所作所为都是一个目的：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释一切。然而，目的本来是没有的，因为乌托邦反正是不能实现的。结果运动就是一切 后人读这本书时可能觉得最费解的是，其中居然有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尤其是毛泽东公开对谢伟思说，美国应当出面干涉中国内战。毛泽东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美国人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赞扬他。．．．．．．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美国的活广告”。⒃这些，以及许多同样的话，也许人们在今天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其实是很好理解的，还是Ends justify means，不过，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现在，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其糊涂实在不亚于当年的我们。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做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国家可惜还不是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模式。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青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最笼统的说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在阅尽沧桑而后，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注释】
①笑蜀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第3页。
②出处同上，第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3至26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55页。
⑤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新青年》8卷4号，1920年，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6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⑥《历史的先声》，第15至23页。
⑦出处同上，第157页。
⑧出处同上，第67至69页。
⑨“反面教员”的概念是毛泽东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发明的。不过事实上他并没有借树立这个概念而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处，反而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为地制造“反面教员”而逐步败坏了他自己的威信。
⑩我把它从上海带到北平燕京大学，还没来得及看，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日本人占领了学校，我因为怕出校门时被搜出来而没有带走。
⑾抗战时我倒在成都的地摊上买到过一本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联共党史》。
⑿《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33页注2。1941年4月16日党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说：“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州和外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于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75至77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80页。
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91页。
⒂本刊编辑部注1999年12月10日的《人民日报》消息，12月9日中俄两国外交部长在北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对界河中个别岛屿及其近水域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协定》，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但该《议定书》和《协定》的内容一直未在任何传媒公布。
⒃《历史的先声》，第101至120页及以下。
你追求的要是民主，你就只能拥护、只能效忠于允许人民批评、反对以至弹劾、罢免的政府。你追求的要是革命，你就得把一切交付给领导你冲锋陷阵的组织及其领袖，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对革命党来说，其所作所为都是一个目的：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释一切。然而，目的本来是没有的，因为乌托邦反正是不能实现的。结果运动就是一切 后人读这本书时可能觉得最费解的是，其中居然有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尤其是毛泽东公开对谢伟思说，美国应当出面干涉中国内战。毛泽东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美国人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赞扬他。．．．．．．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美国的活广告”。⒃这些，以及许多同样的话，也许人们在今天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其实是很好理解的，还是Ends justify means，不过，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现在，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其糊涂实在不亚于当年的我们。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做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国家可惜还不是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模式。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青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最笼统的说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在阅尽沧桑而后，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注释】
①笑蜀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第3页。
②出处同上，第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3至26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55页。
⑤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新青年》8卷4号，1920年，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6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⑥《历史的先声》，第15至23页。
⑦出处同上，第157页。
⑧出处同上，第67至69页。
⑨“反面教员”的概念是毛泽东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发明的。不过事实上他并没有借树立这个概念而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处，反而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为地制造“反面教员”而逐步败坏了他自己的威信。
⑩我把它从上海带到北平燕京大学，还没来得及看，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日本人占领了学校，我因为怕出校门时被搜出来而没有带走。
⑾抗战时我倒在成都的地摊上买到过一本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联共党史》。
⑿《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33页注2。1941年4月16日党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说：“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州和外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于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75至77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80页。
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91页。
⒂本刊编辑部注1999年12月10日的《人民日报》消息，12月9日中俄两国外交部长在北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对界河中个别岛屿及其近水域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协定》，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但该《议定书》和《协定》的内容一直未在任何传媒公布。
⒃《历史的先声》，第101至120页及以下。
承诺是需要兑现的 ——《历史的先声》读后
作者：郑连根
买这本书是因为一位朋友的推荐，一读之后发现这确实是一本好书。这本书的30多万字大多选自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两家报纸：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和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更可贵的是，其中的文章多是两报的社论，有的直接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我党领导人物笔下，还有的则出自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谈话和论文，有较高的文献价值。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的先声》还有一个副标题：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正是受这个副标题的影响，我才给自己的这篇书评起了这样一个名字，算是对该书的一个回应和引申。
40年代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前后面临着两个重大的历史任务：一、抗日救国；二、为中国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和国民党独裁统治斗争，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之权利。《历史的先声》一书生动地反映了当年中共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决心。透过这些半个世纪前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当年中共迫切要求国民党给人民以民主，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求国民党对人民的人身权利给予切实的保障。应该说，这些言论标志着中共对民主自由精神的一次集中彻底的阐释。对于这些文字重新出版的现实意义，编者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作出了庄严的历史承诺，并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将是下个世纪中国人民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理论宝库。”通读全书，并对照中国现实，我觉得这话一点不假。
不妨先看看其中一些文章的标题：《“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的吗？》、《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为纪念第十届“九一”记者节而作》、《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中国共产党只有与党外各民主党派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一切垄断一切的权利”》、《“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一党专制是反民主的，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制》、《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之所以用一定的篇幅列举书中一些文章的标题，是因为我一直有个判断：对政论和杂文一类的文章，标题就是主题的精炼概括，就是画龙后的那一笔精彩的点睛，通过标题往往就可以“管中窥貂，略见一斑”。比如，20多年前的那篇呼吁思想解放的宏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这样，甚至若干年后，人们记住的往往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历史的先声》中的一些文章标题本身就是今天还很令人振奋的思想资源。
事实也正是这样。今天我们围绕民主自由精神的不少争论，其实当年就进行过，而且中共已经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只不过，现在的好多情况并没有超越当年，这些问题不得不再次提出。《历史的先声》开篇就是毛泽东于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团的谈话，第一句话就很振奋人心：“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多么意气风发，多么直接了当，全没有当下一些领导对着公众光打哈哈，顾左右而言它的油滑。也许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倡导下，好多人在谈民主和自由的时候都谈得很到位，对国民党的独裁也批得入木三分。1946年，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新华日报》向社会知名人士公开征答，主题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获得自由权利，实现民主政治化。茅盾在应答中写道：“……20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 ，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人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汉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的民主党派要求实现民主政治，还老百姓以真正民主选举的权利，而国民党方面称：中国人民文化水平低，尚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条件。针对国民党的论调，《新华日报》早在1939年就发表社论《民主政治问题》，提出：“不能因国民程度不搞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的观点。毛泽东1944年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中更以延安民主政权建设的经验再次反驳国民党的论调。他说：“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联系到现实，我国的《村民选举法》才刚刚颁布几年？可就是这样一部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不还是阻力重重吗？一些人阻止《村民选举法》顺利实施的理由和当年国民党提出的理由是何等相似：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不能给农民以民主权利。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真的不错。
当然，中共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也是深恶痛绝的，为了争取言论自由，中国共产党人在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新闻自由理论。这样仅举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一篇文字为证，题为《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在这篇文章中，陆定一除批驳国民党的专制制度对新闻事业的压制外，还有理论性的发挥，他说：“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们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害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情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这样的文字，我看是有着哲学高度的，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谁会说它对今天失去了意义？
不用再举例，我们就可以对《历史的先声》这本书予以如下的概括：所谓历史的先声，是中国共产党在未夺取全国政权前就民主自由精神所进行的先期阐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庄严承诺。承诺是需要兑现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承诺到底兑现了没有？兑现了多少？相信读过本书的人自会有自己的判断，不必我在这里饶舌。我要说的是，既然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笔“丰厚的精神资源”，我们就不应该轻易地丢弃，过去不应该，现在更不应该。尤其是在我党提出了要大力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今天，我们更应对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备加珍视。
作者：郑连根
买这本书是因为一位朋友的推荐，一读之后发现这确实是一本好书。这本书的30多万字大多选自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两家报纸：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和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更可贵的是，其中的文章多是两报的社论，有的直接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我党领导人物笔下，还有的则出自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谈话和论文，有较高的文献价值。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的先声》还有一个副标题：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正是受这个副标题的影响，我才给自己的这篇书评起了这样一个名字，算是对该书的一个回应和引申。
40年代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前后面临着两个重大的历史任务：一、抗日救国；二、为中国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和国民党独裁统治斗争，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之权利。《历史的先声》一书生动地反映了当年中共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决心。透过这些半个世纪前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当年中共迫切要求国民党给人民以民主，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求国民党对人民的人身权利给予切实的保障。应该说，这些言论标志着中共对民主自由精神的一次集中彻底的阐释。对于这些文字重新出版的现实意义，编者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作出了庄严的历史承诺，并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将是下个世纪中国人民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理论宝库。”通读全书，并对照中国现实，我觉得这话一点不假。
不妨先看看其中一些文章的标题：《“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的吗？》、《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为纪念第十届“九一”记者节而作》、《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中国共产党只有与党外各民主党派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一切垄断一切的权利”》、《“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一党专制是反民主的，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制》、《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之所以用一定的篇幅列举书中一些文章的标题，是因为我一直有个判断：对政论和杂文一类的文章，标题就是主题的精炼概括，就是画龙后的那一笔精彩的点睛，通过标题往往就可以“管中窥貂，略见一斑”。比如，20多年前的那篇呼吁思想解放的宏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这样，甚至若干年后，人们记住的往往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历史的先声》中的一些文章标题本身就是今天还很令人振奋的思想资源。
事实也正是这样。今天我们围绕民主自由精神的不少争论，其实当年就进行过，而且中共已经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只不过，现在的好多情况并没有超越当年，这些问题不得不再次提出。《历史的先声》开篇就是毛泽东于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团的谈话，第一句话就很振奋人心：“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多么意气风发，多么直接了当，全没有当下一些领导对着公众光打哈哈，顾左右而言它的油滑。也许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倡导下，好多人在谈民主和自由的时候都谈得很到位，对国民党的独裁也批得入木三分。1946年，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新华日报》向社会知名人士公开征答，主题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获得自由权利，实现民主政治化。茅盾在应答中写道：“……20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 ，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人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汉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的民主党派要求实现民主政治，还老百姓以真正民主选举的权利，而国民党方面称：中国人民文化水平低，尚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条件。针对国民党的论调，《新华日报》早在1939年就发表社论《民主政治问题》，提出：“不能因国民程度不搞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的观点。毛泽东1944年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中更以延安民主政权建设的经验再次反驳国民党的论调。他说：“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联系到现实，我国的《村民选举法》才刚刚颁布几年？可就是这样一部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不还是阻力重重吗？一些人阻止《村民选举法》顺利实施的理由和当年国民党提出的理由是何等相似：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不能给农民以民主权利。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真的不错。
当然，中共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也是深恶痛绝的，为了争取言论自由，中国共产党人在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新闻自由理论。这样仅举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一篇文字为证，题为《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在这篇文章中，陆定一除批驳国民党的专制制度对新闻事业的压制外，还有理论性的发挥，他说：“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们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害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情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这样的文字，我看是有着哲学高度的，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谁会说它对今天失去了意义？
不用再举例，我们就可以对《历史的先声》这本书予以如下的概括：所谓历史的先声，是中国共产党在未夺取全国政权前就民主自由精神所进行的先期阐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庄严承诺。承诺是需要兑现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承诺到底兑现了没有？兑现了多少？相信读过本书的人自会有自己的判断，不必我在这里饶舌。我要说的是，既然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笔“丰厚的精神资源”，我们就不应该轻易地丢弃，过去不应该，现在更不应该。尤其是在我党提出了要大力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今天，我们更应对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备加珍视。
有点诧异!要去看看史料,特别是楼主说的那些文章的背景资料.
民主本来就肯定要有的。关键是现在很多人一看到民主就想起美国式的民主。美国式民主既不是民主唯一的表现形式，也不是民主的标本。现在的美国几乎就快成了一个“帝国”了--只不过其皇帝由一个人变成一小撮人罢。
民主本来就肯定要有的。关键是现在很多人一看到民主就想起美国式的民主。美国式民主既不是民主唯一的表现形式，也不是民主的标本。现在的美国几乎就快成了一个“帝国”了--只不过其皇帝由一个人变成一小撮人罢。
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式的民主--“民主集中制”被那些大喊“民主”的人看成是专制。
而这些大喊民主的人所参考的样板就是“西式民主”。
而这些大喊民主的人所参考的样板就是“西式民主”。
中国税制
如何走出“劫贫济富”怪圈？
●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23岁的张航是北京一家外国企业职工，月薪3000元（人民币，下同。约630新元）。张航每月纳税155多元，一年纳税约1869元，接近他半个月薪金。
对张航来说，每月155元的负担不算太重，缴税后余下的收入尚能应付生活。但如果要拥有个人住房，以他的收入水平来说并不太容易。
张航不知道的是，像他这类收入并不高的工薪阶层，竟是中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要群体。
据中国国家税务局的统计，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自工薪阶层。
工薪阶层承担国家个人所得税中的最大部分，真正高收入者纳税的却不很多，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因此被批评为“劫贫济富”，税制呈现“贫富倒挂”的尴尬。舆论界呼吁进行税制调整的声音，也从去年中开始响到最近。
事实上，对刚刚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而言，国家向个人征税，还是近20多年的事。1981年，中国个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正式开征，此后20多年尽管中国的社会与经济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但《个税法》只修改过两次。
按说，中国也像许多国家一样采用累进式的收税规定。个税税率共分9个档次，以5%－45%的比例累进纳税。具体说明是：收入500元以下纳税5%（再扣除实数0元），500元至2000元纳税10%（再扣除实数25元），2000元至5000元纳15%（再扣实数125元），以此类推。
个税起征点成舆论焦点
另外，个人收入的首800元为税收减免额，也就是说，征税其实是从800元以上开始。个人收入一旦达到800元，就必须缴税。
这个有20年历史的起征点，是最近中国人大常委会以及舆论的讨论焦点。
观察者提出，在今天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800元连一个单身人士的基本生活费都维持不了，从800开始征税显然不合理。
上个月23日，人大针对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进行审议。草案提出，个税起征点从800元大幅上调至1500元，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务负担，调节贫富差距。据说，这将使国家税收减少200亿元左右，工薪阶层将是这200亿元的收益群体。
然而，草案遭七成代表反对，代表们认为1500元的起征点依然太低。
可见，现行税制与许多人认为的合理税制，存有很大距离。
在最近的讨论中，学者们对税制调整提出许多建议，例如，不同城市应订立不同起征点，以反映各地消费水准的差距，现行按月纳税法应改为年度纳税法，将个人银行账号联接到税务局以遏制个人逃税问题，等等。在税制调整问题的背后，是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的问题。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顾问曹景行不久前就批评说，个税起征点能从800元一举提高到1500元，中国的税制和法制严肃性令人怀疑。
公务员不清楚缴多少税
另有分析人士提出，现在的制度不承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中国人也难以培养“纳税光荣”意识。
在进行有关中国税制调整的访问时，记者发现许多北京公务员并不清楚他们究竟缴多少税。
在中央部门任职的陈处长受访时说，他基本薪水900多元，加上单位的各种补贴，纳税后（税由单位直接扣除）他薪水到手约3000元。自己缴了多少税？他也说不上来。
在公务员行列之外，逃税则是平常的事。理发师小陈婉转地告诉记者说：“公司会帮我们避……”
对他们来说，纳税人的权利似乎是比较遥远的事情。
张航说：“税制调整我当然关心，但关心能起到什么作用？要征多少税，他们拿了这些钱去做什么我也不会知道。”
如何走出“劫贫济富”怪圈？
●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23岁的张航是北京一家外国企业职工，月薪3000元（人民币，下同。约630新元）。张航每月纳税155多元，一年纳税约1869元，接近他半个月薪金。
对张航来说，每月155元的负担不算太重，缴税后余下的收入尚能应付生活。但如果要拥有个人住房，以他的收入水平来说并不太容易。
张航不知道的是，像他这类收入并不高的工薪阶层，竟是中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要群体。
据中国国家税务局的统计，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自工薪阶层。
工薪阶层承担国家个人所得税中的最大部分，真正高收入者纳税的却不很多，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因此被批评为“劫贫济富”，税制呈现“贫富倒挂”的尴尬。舆论界呼吁进行税制调整的声音，也从去年中开始响到最近。
事实上，对刚刚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而言，国家向个人征税，还是近20多年的事。1981年，中国个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正式开征，此后20多年尽管中国的社会与经济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但《个税法》只修改过两次。
按说，中国也像许多国家一样采用累进式的收税规定。个税税率共分9个档次，以5%－45%的比例累进纳税。具体说明是：收入500元以下纳税5%（再扣除实数0元），500元至2000元纳税10%（再扣除实数25元），2000元至5000元纳15%（再扣实数125元），以此类推。
个税起征点成舆论焦点
另外，个人收入的首800元为税收减免额，也就是说，征税其实是从800元以上开始。个人收入一旦达到800元，就必须缴税。
这个有20年历史的起征点，是最近中国人大常委会以及舆论的讨论焦点。
观察者提出，在今天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800元连一个单身人士的基本生活费都维持不了，从800开始征税显然不合理。
上个月23日，人大针对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进行审议。草案提出，个税起征点从800元大幅上调至1500元，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务负担，调节贫富差距。据说，这将使国家税收减少200亿元左右，工薪阶层将是这200亿元的收益群体。
然而，草案遭七成代表反对，代表们认为1500元的起征点依然太低。
可见，现行税制与许多人认为的合理税制，存有很大距离。
在最近的讨论中，学者们对税制调整提出许多建议，例如，不同城市应订立不同起征点，以反映各地消费水准的差距，现行按月纳税法应改为年度纳税法，将个人银行账号联接到税务局以遏制个人逃税问题，等等。在税制调整问题的背后，是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的问题。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顾问曹景行不久前就批评说，个税起征点能从800元一举提高到1500元，中国的税制和法制严肃性令人怀疑。
公务员不清楚缴多少税
另有分析人士提出，现在的制度不承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中国人也难以培养“纳税光荣”意识。
在进行有关中国税制调整的访问时，记者发现许多北京公务员并不清楚他们究竟缴多少税。
在中央部门任职的陈处长受访时说，他基本薪水900多元，加上单位的各种补贴，纳税后（税由单位直接扣除）他薪水到手约3000元。自己缴了多少税？他也说不上来。
在公务员行列之外，逃税则是平常的事。理发师小陈婉转地告诉记者说：“公司会帮我们避……”
对他们来说，纳税人的权利似乎是比较遥远的事情。
张航说：“税制调整我当然关心，但关心能起到什么作用？要征多少税，他们拿了这些钱去做什么我也不会知道。”
专家：政府需调整收税观念
在谈到中国税制调整时，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毛寿龙说，关键不是起征点的高低，而是政府与社会需要调整收税与纳税观念。税收除了调节贫富，也应该表现政府为人民提供的服务。
他介绍说，80年代以前中国实行低收入政策，政府主要收入不是依靠税收，而是来自国营企业的销售收入。
当年，在国营企业发薪给员工时，已将个人税，社会保险等开支都扣除了。另一方面，个人生活中的大多开销都由国家包办：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个人几乎不必付钱。
而且，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个人赚40元或赚80元生活水平差不了多少。
从绝大部分人不交税，到今天个税成为政府基本税收来源。毛寿龙建议这样的税制理论：政府收税以为人民提高服务，富人享受的公共服务最多，应该多交税；中产阶级是交税的主体，穷人免税；更穷的人应享受政府补贴。
在谈到中国税制调整时，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毛寿龙说，关键不是起征点的高低，而是政府与社会需要调整收税与纳税观念。税收除了调节贫富，也应该表现政府为人民提供的服务。
他介绍说，80年代以前中国实行低收入政策，政府主要收入不是依靠税收，而是来自国营企业的销售收入。
当年，在国营企业发薪给员工时，已将个人税，社会保险等开支都扣除了。另一方面，个人生活中的大多开销都由国家包办：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个人几乎不必付钱。
而且，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个人赚40元或赚80元生活水平差不了多少。
从绝大部分人不交税，到今天个税成为政府基本税收来源。毛寿龙建议这样的税制理论：政府收税以为人民提高服务，富人享受的公共服务最多，应该多交税；中产阶级是交税的主体，穷人免税；更穷的人应享受政府补贴。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
政府改革是中国改革中心和重点
● 叶鹏飞（上海）
政府改革已成为中国改革事业攻坚的中心和重点，政府体制必需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前天在第一届两岸菁英论坛做专题报告时指出，三农问题、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福利改革等，都与政府改革密切相关。
他说：“因为政府改革连带社会改革，连带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抓住政府体制改革，可以把社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也带进去，所以改革为什么是攻坚阶段。”
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3月在第十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式记者会上，明确表明今年是中国改革攻坚年，也列出包括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五项改革任务。
高尚全提出“一二三”来说明政府职能转变概念：解决一个矛盾、搞好两个服务、创新三个理念。
当前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公共服务供应赶不上人民的需求。中国政府至今注意私人产品多于公共产品，今后政府财政的支出应该倾向于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至于两个服务，高尚全说，市场竞争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政府必需为经济竞争提供一个公平平等的环境；同时为人民生产发展创造条件搞好服务，其他市场能做的，政府就应该退出。
三个理念创新分别是认清人民与企业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只是创造生财环境的主体；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应该允许民间做；凡是法律禁止的政府都不能做。
高尚全在1985年到1993年间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参与起草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股份合作制、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等意见。
政府改革是中国改革中心和重点
● 叶鹏飞（上海）
政府改革已成为中国改革事业攻坚的中心和重点，政府体制必需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前天在第一届两岸菁英论坛做专题报告时指出，三农问题、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福利改革等，都与政府改革密切相关。
他说：“因为政府改革连带社会改革，连带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抓住政府体制改革，可以把社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也带进去，所以改革为什么是攻坚阶段。”
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3月在第十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式记者会上，明确表明今年是中国改革攻坚年，也列出包括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五项改革任务。
高尚全提出“一二三”来说明政府职能转变概念：解决一个矛盾、搞好两个服务、创新三个理念。
当前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公共服务供应赶不上人民的需求。中国政府至今注意私人产品多于公共产品，今后政府财政的支出应该倾向于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至于两个服务，高尚全说，市场竞争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政府必需为经济竞争提供一个公平平等的环境；同时为人民生产发展创造条件搞好服务，其他市场能做的，政府就应该退出。
三个理念创新分别是认清人民与企业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只是创造生财环境的主体；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应该允许民间做；凡是法律禁止的政府都不能做。
高尚全在1985年到1993年间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参与起草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股份合作制、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等意见。
那你来说说“东方民主”是什么样子？中国的样子还是前苏联的样子？
“西式民主”只不过是中国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说法而已！
“西式民主”只不过是中国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说法而已！
[B]以下是引用[I]462532169[/I]在2005-9-17 9:42:00的发言：[/B][BR]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式的民主--“民主集中制”被那些大喊“民主”的人看成是专制。
而这些大喊民主的人所参考的样板就是“西式民主”。
楼上的,你认为民主的终结版就是全盘美化吧呵呵!我不是政治体制专家,不知道“民主”到底分成几类。但有一点我想普通老百姓都看得很清楚，老美要靠F-15来输送的民主绝不是什么好玩意。
[B]以下是引用[I]yaoyuan7310[/I]在2005-9-17 10:41:00的发言：[/B][BR]那你来说说“东方民主”是什么样子？中国的样子还是前苏联的样子？
“西式民主”只不过是中国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说法而已！
。
我认为就是中国的样子。。“民主集中制”对中国来说就是最好的民主（你也可以叫他“东式民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完善“民主集中制”而不是去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那种“多党制”“议会制”和“选举制度”。
哦,原来现在就已经是最好的民主了啊,那中央还搞屁的改革啊,俺在成都这个不算小的城市28年了,别说选主席,选人民代表的选票也没见过一次,当然现在能让俺在这里发发牢骚,已经是莫大的权利了...
中国共产党早期言论--《历史的先声》节选2007年07月18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
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
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
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
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
、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
》1944年2月2日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
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
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
。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
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
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
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
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
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
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
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
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
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
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
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
……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
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
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
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 ——自然科学的真理了。
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
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
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
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
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
，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
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
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
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
》1944年11月15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
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
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
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
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
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
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
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
。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
报》1945年4月8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
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
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
1945年7月3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
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
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
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
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
“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
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
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
…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
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
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
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
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
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
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
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
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
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
，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
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
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
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
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
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1944年
10月3日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
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
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
，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
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
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
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
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
，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
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
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
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
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
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
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
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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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也是节选自这部书吗？ 是否杜撰和篡改？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
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
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
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
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
、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
》1944年2月2日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
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
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
。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
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
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
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
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
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
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
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
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
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
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
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
……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
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
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
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 ——自然科学的真理了。
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
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
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
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
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
，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
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
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
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
》1944年11月15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
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
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
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
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
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
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
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
。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
报》1945年4月8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
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
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
1945年7月3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
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
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
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
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
“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
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
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
…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
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
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
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
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
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
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
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
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
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
，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
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
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
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
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
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1944年
10月3日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
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
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
，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
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
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
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
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
，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
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
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
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
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
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
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
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
这些东西也是节选自这部书吗？ 是否杜撰和篡改？
这个坟挖的，我都忘了在这里发过言。
拿火星铲挖坟
对了，有没有人把二战中美国歌颂苏联的文章，汇集一下呀！
或者，当年两伊战争中美国赞扬萨达姆的文章，汇集一下！
或者，当年两伊战争中美国赞扬萨达姆的文章，汇集一下！
这个话题，还是……少说为妙吧，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既然就暂时没什么办法去改变干脆还是晾在一边好了，太敏感了……
说过的话可以不算 做过的事可以不认;P
要不要等把苏共垮台之前的东西挖来看看啊
LZ排排版吧，看着累死了
书我都在图书馆借过，看到后面就当笑话书看了~~~~~~叫半个世纪前的忽悠更恰当点！~~新华日报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对敌斗争，争取更广大的战线！
争取更广大的战线！:handshake
哦 怪不得言行不一致、出尔反尔
原来都是骗人说着玩的 不能当真
原来都是骗人说着玩的 不能当真
矢车 发表于 2009-4-23 09:17 
某教主会告诉你，不是人家骗你，是你自己骗你自己。
某教主会告诉你，不是人家骗你，是你自己骗你自己。
今天看到了新闻中有一篇
感慨啊 挖个坟
http://news.sohu.com/20101025/n276410245.shtml
今天看到了新闻中有一篇
感慨啊 挖个坟
http://news.sohu.com/20101025/n2764102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