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要忠实于人民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01/liaowang110105c.shtml

权力要忠实于人民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05) 早报导读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要害是一个“用”字。“民所赋”是为了“民所用”。这个权力观的本质性问题，促使我们思考执政者在权力运用上的是非曲直

　　文/罗海岩

　　苏联解体20年之际，一部集结国内专家探析苏联问题的《苏联真相》备受关注。书中列举了这样细节：苏联的干部开会一般只做两件事，一是颂扬上级领导的英明和决策正确；二是汇报自己是如何贯彻上级意图的。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全部来自体制内的官僚阶层。

　　还有，苏共中央曾收到乌兹别克干部群众数以万计的信件，举报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的腐败行为，但这些举报信都按程序报送拉希多夫同志，也就是让被告来自行处理。特别是国家财富控制在特权阶层手中，而特权阶层占据了庞大的既得利益后，觉得社会主义已经不适应自己巩固和扩大既得利益了，便纷纷倾向于变更社会制度

　　想当年，1918年苏联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在一次会议上饿得昏倒；列宁在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时，胸怀宽广地喊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物质极端匮乏和艰苦的环境中，苏联上下一心，同甘共苦。后来，虽然有了巨大的资源和权力，但干部群众仍然保持了政权发韧之初的意志力，终于将一个欧洲二流国家建设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国。可是到苏联解体前夕，进行问卷调查时只有7%的人认为苏共还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苏联沉浮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邓小平同志就曾说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体现在体制机制上，而体制机制在权力运用上的表现，就是集中代表谁家的利益。“三个代表”理论提出了这个重大的问题，科学发展观里也含有这方面的深刻意义，而“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更让人想起当年苏联老大哥的兴衰存亡，提示我们必须警醒，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为民所用”的诉求。

　　国际共运史上权不为“民所赋”、“民所用”的例证，反衬出了“权为民所用”的重要意义，正面探究“权为民所用”的实践路径，不外乎从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做起。因为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诸多弊端，妨碍着这些人民群众基本权力的运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代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的痼疾。

　　建立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制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服从和忠实于人民的意愿，就要改变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管的乏力现象，推进有利于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督的制度改革及创新，包括建立人民群众对不称职者的弹劾罢免机制，鼓励和保障人民群众对权力者的公开批评，以法律形式保障舆论对权力进行监督，开辟更多的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力的“直通车”。

　　体现“权为民所用”的先进性，离不开“权为民所赋”，这如同车之两轮。纵观人类文明的进程，人民选择自身权力的最可靠方式是选举。通过选举能把权力赋予受到多数公众信任和拥戴的对象。尽管选举也存在弊端，但毕竟是迄今为止公众赋权的最好方式。大力推进选举制度改革，扩大人民群众选举的范围，这些实际上都已经提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

　　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在欧美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之中，苏联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这是扬体制机制之所长。后来，因强化特殊环境下的集权统治，终酿成体制机制之弊端。这种统治符合管理者的利益，也乐为权力阶层所接受，但由于权力过重且缺少监督，人民并不买账，最终形成了表面上歌功颂德，实际上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人民无法参与监督，更不能批评，当他们失去表达意见的自由时，就必然会疏远和憎恨领导层。而体制驯化下的许多人，也养成了思维简单、机械服从和虚伪做作的陋习，这个民族就不会再有希望了。俄罗斯民族在世界思想和文化史上曾有过杰出贡献，涌现出了一个个光辉的名字，但是在苏联中期以后，没有出现过与先前的历史伟人相提并论者，这个制度还有何先进之实？

　　习近平同志不久前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有着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背景。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数以千万计的先驱为国家和民族而献身，由此发展壮大的共产党有什么私利呢？但历史的教科书非常严酷，每个时期都会列出一个严峻的命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和当年的苏联有着许多共同的矛盾和问题，也有着许多本质的不同，最根本的是我们有改革开放带来的强大的物质和思想基础，有坚强的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我们完全有信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着力解决好“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问题。□

　　罗海岩：新华社高级编辑，新华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01/liaowang110105c.shtml

权力要忠实于人民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05) 早报导读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要害是一个“用”字。“民所赋”是为了“民所用”。这个权力观的本质性问题，促使我们思考执政者在权力运用上的是非曲直

　　文/罗海岩

　　苏联解体20年之际，一部集结国内专家探析苏联问题的《苏联真相》备受关注。书中列举了这样细节：苏联的干部开会一般只做两件事，一是颂扬上级领导的英明和决策正确；二是汇报自己是如何贯彻上级意图的。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全部来自体制内的官僚阶层。

　　还有，苏共中央曾收到乌兹别克干部群众数以万计的信件，举报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的腐败行为，但这些举报信都按程序报送拉希多夫同志，也就是让被告来自行处理。特别是国家财富控制在特权阶层手中，而特权阶层占据了庞大的既得利益后，觉得社会主义已经不适应自己巩固和扩大既得利益了，便纷纷倾向于变更社会制度

　　想当年，1918年苏联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在一次会议上饿得昏倒；列宁在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时，胸怀宽广地喊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物质极端匮乏和艰苦的环境中，苏联上下一心，同甘共苦。后来，虽然有了巨大的资源和权力，但干部群众仍然保持了政权发韧之初的意志力，终于将一个欧洲二流国家建设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国。可是到苏联解体前夕，进行问卷调查时只有7%的人认为苏共还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苏联沉浮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邓小平同志就曾说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体现在体制机制上，而体制机制在权力运用上的表现，就是集中代表谁家的利益。“三个代表”理论提出了这个重大的问题，科学发展观里也含有这方面的深刻意义，而“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更让人想起当年苏联老大哥的兴衰存亡，提示我们必须警醒，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为民所用”的诉求。

　　国际共运史上权不为“民所赋”、“民所用”的例证，反衬出了“权为民所用”的重要意义，正面探究“权为民所用”的实践路径，不外乎从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做起。因为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诸多弊端，妨碍着这些人民群众基本权力的运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代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的痼疾。

　　建立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制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服从和忠实于人民的意愿，就要改变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管的乏力现象，推进有利于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督的制度改革及创新，包括建立人民群众对不称职者的弹劾罢免机制，鼓励和保障人民群众对权力者的公开批评，以法律形式保障舆论对权力进行监督，开辟更多的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力的“直通车”。

　　体现“权为民所用”的先进性，离不开“权为民所赋”，这如同车之两轮。纵观人类文明的进程，人民选择自身权力的最可靠方式是选举。通过选举能把权力赋予受到多数公众信任和拥戴的对象。尽管选举也存在弊端，但毕竟是迄今为止公众赋权的最好方式。大力推进选举制度改革，扩大人民群众选举的范围，这些实际上都已经提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

　　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在欧美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之中，苏联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这是扬体制机制之所长。后来，因强化特殊环境下的集权统治，终酿成体制机制之弊端。这种统治符合管理者的利益，也乐为权力阶层所接受，但由于权力过重且缺少监督，人民并不买账，最终形成了表面上歌功颂德，实际上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人民无法参与监督，更不能批评，当他们失去表达意见的自由时，就必然会疏远和憎恨领导层。而体制驯化下的许多人，也养成了思维简单、机械服从和虚伪做作的陋习，这个民族就不会再有希望了。俄罗斯民族在世界思想和文化史上曾有过杰出贡献，涌现出了一个个光辉的名字，但是在苏联中期以后，没有出现过与先前的历史伟人相提并论者，这个制度还有何先进之实？

　　习近平同志不久前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有着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背景。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数以千万计的先驱为国家和民族而献身，由此发展壮大的共产党有什么私利呢？但历史的教科书非常严酷，每个时期都会列出一个严峻的命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和当年的苏联有着许多共同的矛盾和问题，也有着许多本质的不同，最根本的是我们有改革开放带来的强大的物质和思想基础，有坚强的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我们完全有信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着力解决好“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问题。□

　　罗海岩：新华社高级编辑，新华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