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半数国民认为书贵 读者不知书价攀升因打折过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0:00:46
http://news.sohu.com/20101231/n278607856.shtml
又到了年底，除了各大商场要清理一年来积压的商品上演的促销打折战，全国各地的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也上演着激烈的折扣战。尽管在年初，三家行业协会联合制定了《图书公平交易规则》，其中限制新书出版一年内必须按标价销售不得打折，网上书店所卖新书不得低于8.5折，后来因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而被废止。表面看来，《规则》好像是损害了读者的利益，而现在这种打折的场面实乃读者喜闻乐见的，可是，纵观我国图书市场，读者真的能受益了吗？
图书出版繁荣假象
如今，走进北京稍有规模的书店，到处可以见到各种年龄层次的读者或站在书架前或捧书席地而坐的读书景象，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图书逐渐成为大众的消费文化。
每年的4月23日是联合国规定的“世界读书日”，每一年中国的“世界读书日”都会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读书热”。随之也会出现一系列口号，诸如“走向学习型社会”、“走向全民阅读社会”。
表面上热闹非凡，可是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的阅读量是4.72本，韩国是11本，日本是40本。人均的购书量，从1986年的平均5-6册，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数字，只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20%，而农民人均年阅读量才为0.1册。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其他国家比较，仍相对较低。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出版业便一直蓬勃发展，过去一些大的出版社年出新书不过200-300种，现在年出新书品种上千的出版社已经为数不少了。
据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发布的《2009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未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共出版图书301719种，其中新版图书168296种，重版、重印图书133423种，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10.07%，新版图书品种增长12.97%。
这些数据无疑说明了我国是一个出版大国，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书目，中国的读者们却越来越难买到一本合意的书，面对种类繁多却无从下手。
例如科普类读物，几十年不变的模式把原本活生生的科普搞得味同嚼蜡，而且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成为许多科普图书的通病。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国内的大部分科普图书基本上还是局限于60年代的创作和出版理念，沿袭着前苏联作家所创设的编写思想。著名科普作家、天文学家卞毓麟指出，我国科普创作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缺乏想象力和幽默感。反映在科普创作上，多为居高临下的简单说教方式，缺乏生动的启发力和感染力。据统计，目前市场上书名类似《十万个为什么》的科普图书已达600余种，这种内容重复、选题雷同、缺乏创意的科普图书离现代图书制作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又如少儿图书，2004年，未成年人出版物就由过去的4000多种增加到了1万多种，专业的少儿出版社从最初的两家发展到30多家，少儿文学作家则由200多名发展到3000多名。但“蓬勃发展”的现象掩盖不了儿童图书“缺乏好原创”的尴尬。
“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不成熟。”以《女儿的故事》、《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享誉国内外的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曾说。近年来，我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缺少大家，有些作品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少儿阅读的规律和习惯，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写出的作品很难吸引他们。
之所以造成这种繁荣假象，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重复出版现象极其严重。全国每年500亿元的图书库存，有八成以上来自重复出版和炒冷饭，其中古籍占到了近四成。仅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版本竟高达200余种。重复出版不仅是对资金和纸资源的浪费，而且给读者在选取图书时造成了极大困难。
其次，相对于重复出版，图书市场同时面临优秀书籍的缺失。各出版社热衷出版通俗时尚读物。许多小出版社受利益驱使，蜂拥出版通俗甚至低俗的书籍。这一方面迎合了现在不断趋于娱乐化的读者群，另一方面也是在助长阅读通俗化的有害趋势。我们越来越远离那些经典著作，那些真正富含营养、充满知识力量的优秀书籍。
文化人的精神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出一本书是很难的，所以能够出一本书一定会被周围的人羡慕甚至是崇拜，会被当成是“文化人”。如今，当出版行业逐渐繁荣，出书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谈如何养生可以出本书，如何美容也可以，教你如何做女人、如何对付领导也可以成为一门需要学习的技艺。
如果把图书当成一种商品，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取决于商品的供求关系，每年图书的积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出现的“出书热”对于图书市场上某些图书的供过于求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言情小说热、武侠小说热、股票图书热、明星传记热到中学生出书热，“热”闹非凡。平心而论，“出书热”原本是出于市场需求，但由于中国图书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的无序化，五十几个版本的《红楼梦》、《西游记》，六十几种新装帧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一部《老照片》引发的怀旧情绪，导致《百年老照片》、《军事老照片》、《外国老照片》、《老相簿》蜂拥而上；《绝对隐私》的畅销，又启发了《单身隐私》、《情人隐私》等一大批隐私侦探的灵感；少儿图书、名著翻译、词典大全等等选题重复、质量可疑的书籍泛滥成灾……让读者不知如何是好。
中国的出版界也应该算得上是文化界，虽然图书有商品的属性，可是它天然地承担着传承文化的责任，所谓“文章千古事”，中国人历来就有尊崇文化和书籍的传统。但是，随着图书出版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使得图书质量大大缩水。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在现代信息社会，图书更是信息和知识的载体，关涉到文化的积累、传承和发展，也是关乎民族兴衰的一项基本工程。
前不久，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停止销售19种含有虚假信息图书的通知》，将一些以各种虚假信息欺骗读者的“假书”公之于众。被首批公布的19种图书是：《永续基业》、《微笑管理》、《"CEO"的七宗罪》、《要金钱，还是要生活？》、《大话管理100年》、《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强者怎样诞生》、《执行力Ⅱ（完全行动手册）》、《执行力Ⅲ（人员流程）》、《执行力Ⅲ（战略流程）》、《执行力Ⅲ（运营流程）》、《成长力》、《管理史上的奠基之作》、《执行力》、《别找借口》、《美国金牌推销员的成功秘诀》、《做人做事箴言录》、《没有任何借口》、《麦肯锡卓越工作方法》。
这19种图书不能不说是代表了中国出版现状的一个典型现象。
一位在某专业出版社工作的编辑对记者说，通常一位大学教授要在他们出版社出一本书，只需要4万元，印1000本。他们每个人每年都有一定的工作任务需要完成，所以谁要是想找他们出书，他们是很乐意的。至于编校过程，他们虽然也和作者进行沟通，不过，被紧迫的时间磨灭看稿的耐心，这是常有的事情。
对于图书出版业来说，编校质量显然要决定产品质量。中国现阶段虽然也有“三审制”的要求，但是在近些年来的实际操作中，只有少数出版社真正严格执行了“三审”制度，多数出版社的做法是把本属于编辑审读阶段的工作推向后面的校对环节去做。这样，成书的内容和语言文字质量自然就很难得到保障。
我国出版行业中“三审三校”制度中的编辑环节所占分量跟美国式做法比起来较轻，但校对环节的分量还是足够重的，如果严格执行，应当完全能够保证编校质量。但问题在于，近年来部分出版社为了追求短期效益和眼前利益，违背了出版规律。比如在编校力量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一味加大出版的品种和数量；为减少人员成本而撤销校对科，实行编校合一；随意安排和调整复审、终审，或不考虑专业对口，导致了外行审稿的情况出现，最终使三审三校流于形式，也使图书编校质量失去了根本保障。
不过，如果把棒子全部打在出版社身上未免显得有点儿冤屈。
出版社也会称自己苦不堪言，因为网络书店与数字阅读的冲击，图书市场的折扣战近年来就没有消停过。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下属的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曾作过一个调查：近年由网络书店引发的图书价格战使整个行业大概损失了15亿元的毛利，而整个中国出版行业市场化部分的年产值仅300亿元。这种利润减少一直从书店传导到出版社再传导到创作者身上，从客观上也降低了创作者的热情。
对于个人来说，“出书”也许就像过去写篇作文那么简单。近年来，基于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利益追求，个人出书的热潮愈演愈烈，如火如荼。如果说印数达80万册的《岁月随想》、《凭海临风》、《笑面人生》等明星出书还有其一定的市场价值的话，一些“学者”乃至“学子”们为了评职称、分房子、找工作而出版的“火线专著”，一些企业领导和准明星们为了自我炒作而出版的“回忆录”、“传记”，不论是自掏腰包还是公款消费，除了对作者自己或有潜在价值以外，和图书自身传播文化知识的性质又有何意？
中国读者在想什么
然而，市场总是由买方和卖方构成的。图书市场上种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读者层面的问题。中国社会正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压力，精神文化需求的快餐化现象也是影响图书出版的现实原因之一，人们对图书消费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倾向于轻松。这种需求的转换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大众对图书价格的心理预期。
一项调查显示，51.0%的国民认为当前图书价格“比较贵”或“非常贵”，只有25.6%的国民认为当前的图书价格合适，而认为当前图书价格“比较便宜”和“非常便宜”的比例仅有4.4%。
业内人士认为，伴随着物价的上涨，图书的价格上涨也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对于经常要打折销售的图书，故意将定价标得更高，也是图书出版业的一个普遍做法。因为图书太贵而打折，还是因为要打折才将价格定高一些，这个争论好像绕进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套路。不过，业界已有的共识是，任意打折确实损害了图书定价的可信度，加重了社会各界对图书定价合理性的怀疑。
一般读者都认为，书价高，才有打折空间，甚至认为图书是暴利。实际上，不断攀升的书价正是因过度打折造成的。恶性价格竞争，导致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出版商一方面通过提高定价来保证自己的利益，这种“高定价低折扣”的做法最终损害的还是读者。定价过高，市场无法接受时，出版商就会损害作者的利益，譬如偷瞒作者版税，甚至干脆编撰、跟风，导致大量重复低端的产品充斥市场，最终损害的还是读者的利益。
而所有这些环节，中国的图书出版业对于读者做得实在是太少。据了解，在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图书价格保护体系已有几百年历史，前些年还专门以立法方式加强保护。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德国文化思想的先进程度，与其出版业的保护有很大的关联。而且，在图书完全不能打折的德国，亚马逊的成长在全世界是最快的。
其实，读者多是智慧理智的。
记者在王府井书店的管理类书架前，找到一位在书架前翻书的读者，当被问到看着这些管理书有何感受，这位读者表示出不满意：“现在出现的一些管理类书籍，总是大同小异，看完整本书，有用的话和思想只有那么几句，前半部分讲历史或者理论，后面长篇大论地抄袭和雷同，内容上没有创新和实践。很难看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一位在文学类书架前翻阅的读者说：“看见包装精美，内容也好的图书，无论是30块还是40块，我通常不会在乎。常常购买书籍的人群对价格并不是那么敏感，但是问题是现在买书会有所顾忌，看着一本书的首页文字写得那么动心，买回去看了以后才发觉被骗了。有时候看见一些包装精美的书，买回去才发现只是虚有其表，所以买书的意愿才会逐渐降低了。如果真的值得收藏，一本书充其量几十块钱，看看现在周围的物价，花几十块钱在书上哪有什么舍不得的？只是现在的书不值得买了。”
书籍是人类精神的食粮，图书出版业和图书市场的发展健康与否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文化事业。作为文化产业的分支，中国的出版产业在创造、生产、经营、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中，首先要体现文化的性质和效能，应该把启智、励志、养心的社会作用放在第一位。如果文化产业制造的产品不具备这样的性质，就无异于从根本上抽去了文化产业的精髓，变得只有产业而没有文化了。http://news.sohu.com/20101231/n278607856.shtml
又到了年底，除了各大商场要清理一年来积压的商品上演的促销打折战，全国各地的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也上演着激烈的折扣战。尽管在年初，三家行业协会联合制定了《图书公平交易规则》，其中限制新书出版一年内必须按标价销售不得打折，网上书店所卖新书不得低于8.5折，后来因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而被废止。表面看来，《规则》好像是损害了读者的利益，而现在这种打折的场面实乃读者喜闻乐见的，可是，纵观我国图书市场，读者真的能受益了吗？
图书出版繁荣假象
如今，走进北京稍有规模的书店，到处可以见到各种年龄层次的读者或站在书架前或捧书席地而坐的读书景象，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图书逐渐成为大众的消费文化。
每年的4月23日是联合国规定的“世界读书日”，每一年中国的“世界读书日”都会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读书热”。随之也会出现一系列口号，诸如“走向学习型社会”、“走向全民阅读社会”。
表面上热闹非凡，可是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的阅读量是4.72本，韩国是11本，日本是40本。人均的购书量，从1986年的平均5-6册，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数字，只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20%，而农民人均年阅读量才为0.1册。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其他国家比较，仍相对较低。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出版业便一直蓬勃发展，过去一些大的出版社年出新书不过200-300种，现在年出新书品种上千的出版社已经为数不少了。
据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发布的《2009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未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共出版图书301719种，其中新版图书168296种，重版、重印图书133423种，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10.07%，新版图书品种增长12.97%。
这些数据无疑说明了我国是一个出版大国，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书目，中国的读者们却越来越难买到一本合意的书，面对种类繁多却无从下手。
例如科普类读物，几十年不变的模式把原本活生生的科普搞得味同嚼蜡，而且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成为许多科普图书的通病。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国内的大部分科普图书基本上还是局限于60年代的创作和出版理念，沿袭着前苏联作家所创设的编写思想。著名科普作家、天文学家卞毓麟指出，我国科普创作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缺乏想象力和幽默感。反映在科普创作上，多为居高临下的简单说教方式，缺乏生动的启发力和感染力。据统计，目前市场上书名类似《十万个为什么》的科普图书已达600余种，这种内容重复、选题雷同、缺乏创意的科普图书离现代图书制作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又如少儿图书，2004年，未成年人出版物就由过去的4000多种增加到了1万多种，专业的少儿出版社从最初的两家发展到30多家，少儿文学作家则由200多名发展到3000多名。但“蓬勃发展”的现象掩盖不了儿童图书“缺乏好原创”的尴尬。
“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不成熟。”以《女儿的故事》、《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享誉国内外的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曾说。近年来，我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缺少大家，有些作品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少儿阅读的规律和习惯，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写出的作品很难吸引他们。
之所以造成这种繁荣假象，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重复出版现象极其严重。全国每年500亿元的图书库存，有八成以上来自重复出版和炒冷饭，其中古籍占到了近四成。仅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版本竟高达200余种。重复出版不仅是对资金和纸资源的浪费，而且给读者在选取图书时造成了极大困难。
其次，相对于重复出版，图书市场同时面临优秀书籍的缺失。各出版社热衷出版通俗时尚读物。许多小出版社受利益驱使，蜂拥出版通俗甚至低俗的书籍。这一方面迎合了现在不断趋于娱乐化的读者群，另一方面也是在助长阅读通俗化的有害趋势。我们越来越远离那些经典著作，那些真正富含营养、充满知识力量的优秀书籍。
文化人的精神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出一本书是很难的，所以能够出一本书一定会被周围的人羡慕甚至是崇拜，会被当成是“文化人”。如今，当出版行业逐渐繁荣，出书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谈如何养生可以出本书，如何美容也可以，教你如何做女人、如何对付领导也可以成为一门需要学习的技艺。
如果把图书当成一种商品，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取决于商品的供求关系，每年图书的积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出现的“出书热”对于图书市场上某些图书的供过于求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言情小说热、武侠小说热、股票图书热、明星传记热到中学生出书热，“热”闹非凡。平心而论，“出书热”原本是出于市场需求，但由于中国图书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的无序化，五十几个版本的《红楼梦》、《西游记》，六十几种新装帧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一部《老照片》引发的怀旧情绪，导致《百年老照片》、《军事老照片》、《外国老照片》、《老相簿》蜂拥而上；《绝对隐私》的畅销，又启发了《单身隐私》、《情人隐私》等一大批隐私侦探的灵感；少儿图书、名著翻译、词典大全等等选题重复、质量可疑的书籍泛滥成灾……让读者不知如何是好。
中国的出版界也应该算得上是文化界，虽然图书有商品的属性，可是它天然地承担着传承文化的责任，所谓“文章千古事”，中国人历来就有尊崇文化和书籍的传统。但是，随着图书出版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使得图书质量大大缩水。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在现代信息社会，图书更是信息和知识的载体，关涉到文化的积累、传承和发展，也是关乎民族兴衰的一项基本工程。
前不久，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停止销售19种含有虚假信息图书的通知》，将一些以各种虚假信息欺骗读者的“假书”公之于众。被首批公布的19种图书是：《永续基业》、《微笑管理》、《"CEO"的七宗罪》、《要金钱，还是要生活？》、《大话管理100年》、《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强者怎样诞生》、《执行力Ⅱ（完全行动手册）》、《执行力Ⅲ（人员流程）》、《执行力Ⅲ（战略流程）》、《执行力Ⅲ（运营流程）》、《成长力》、《管理史上的奠基之作》、《执行力》、《别找借口》、《美国金牌推销员的成功秘诀》、《做人做事箴言录》、《没有任何借口》、《麦肯锡卓越工作方法》。
这19种图书不能不说是代表了中国出版现状的一个典型现象。
一位在某专业出版社工作的编辑对记者说，通常一位大学教授要在他们出版社出一本书，只需要4万元，印1000本。他们每个人每年都有一定的工作任务需要完成，所以谁要是想找他们出书，他们是很乐意的。至于编校过程，他们虽然也和作者进行沟通，不过，被紧迫的时间磨灭看稿的耐心，这是常有的事情。
对于图书出版业来说，编校质量显然要决定产品质量。中国现阶段虽然也有“三审制”的要求，但是在近些年来的实际操作中，只有少数出版社真正严格执行了“三审”制度，多数出版社的做法是把本属于编辑审读阶段的工作推向后面的校对环节去做。这样，成书的内容和语言文字质量自然就很难得到保障。
我国出版行业中“三审三校”制度中的编辑环节所占分量跟美国式做法比起来较轻，但校对环节的分量还是足够重的，如果严格执行，应当完全能够保证编校质量。但问题在于，近年来部分出版社为了追求短期效益和眼前利益，违背了出版规律。比如在编校力量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一味加大出版的品种和数量；为减少人员成本而撤销校对科，实行编校合一；随意安排和调整复审、终审，或不考虑专业对口，导致了外行审稿的情况出现，最终使三审三校流于形式，也使图书编校质量失去了根本保障。
不过，如果把棒子全部打在出版社身上未免显得有点儿冤屈。
出版社也会称自己苦不堪言，因为网络书店与数字阅读的冲击，图书市场的折扣战近年来就没有消停过。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下属的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曾作过一个调查：近年由网络书店引发的图书价格战使整个行业大概损失了15亿元的毛利，而整个中国出版行业市场化部分的年产值仅300亿元。这种利润减少一直从书店传导到出版社再传导到创作者身上，从客观上也降低了创作者的热情。
对于个人来说，“出书”也许就像过去写篇作文那么简单。近年来，基于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利益追求，个人出书的热潮愈演愈烈，如火如荼。如果说印数达80万册的《岁月随想》、《凭海临风》、《笑面人生》等明星出书还有其一定的市场价值的话，一些“学者”乃至“学子”们为了评职称、分房子、找工作而出版的“火线专著”，一些企业领导和准明星们为了自我炒作而出版的“回忆录”、“传记”，不论是自掏腰包还是公款消费，除了对作者自己或有潜在价值以外，和图书自身传播文化知识的性质又有何意？
中国读者在想什么
然而，市场总是由买方和卖方构成的。图书市场上种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读者层面的问题。中国社会正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压力，精神文化需求的快餐化现象也是影响图书出版的现实原因之一，人们对图书消费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倾向于轻松。这种需求的转换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大众对图书价格的心理预期。
一项调查显示，51.0%的国民认为当前图书价格“比较贵”或“非常贵”，只有25.6%的国民认为当前的图书价格合适，而认为当前图书价格“比较便宜”和“非常便宜”的比例仅有4.4%。
业内人士认为，伴随着物价的上涨，图书的价格上涨也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对于经常要打折销售的图书，故意将定价标得更高，也是图书出版业的一个普遍做法。因为图书太贵而打折，还是因为要打折才将价格定高一些，这个争论好像绕进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套路。不过，业界已有的共识是，任意打折确实损害了图书定价的可信度，加重了社会各界对图书定价合理性的怀疑。
一般读者都认为，书价高，才有打折空间，甚至认为图书是暴利。实际上，不断攀升的书价正是因过度打折造成的。恶性价格竞争，导致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出版商一方面通过提高定价来保证自己的利益，这种“高定价低折扣”的做法最终损害的还是读者。定价过高，市场无法接受时，出版商就会损害作者的利益，譬如偷瞒作者版税，甚至干脆编撰、跟风，导致大量重复低端的产品充斥市场，最终损害的还是读者的利益。
而所有这些环节，中国的图书出版业对于读者做得实在是太少。据了解，在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图书价格保护体系已有几百年历史，前些年还专门以立法方式加强保护。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德国文化思想的先进程度，与其出版业的保护有很大的关联。而且，在图书完全不能打折的德国，亚马逊的成长在全世界是最快的。
其实，读者多是智慧理智的。
记者在王府井书店的管理类书架前，找到一位在书架前翻书的读者，当被问到看着这些管理书有何感受，这位读者表示出不满意：“现在出现的一些管理类书籍，总是大同小异，看完整本书，有用的话和思想只有那么几句，前半部分讲历史或者理论，后面长篇大论地抄袭和雷同，内容上没有创新和实践。很难看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一位在文学类书架前翻阅的读者说：“看见包装精美，内容也好的图书，无论是30块还是40块，我通常不会在乎。常常购买书籍的人群对价格并不是那么敏感，但是问题是现在买书会有所顾忌，看着一本书的首页文字写得那么动心，买回去看了以后才发觉被骗了。有时候看见一些包装精美的书，买回去才发现只是虚有其表，所以买书的意愿才会逐渐降低了。如果真的值得收藏，一本书充其量几十块钱，看看现在周围的物价，花几十块钱在书上哪有什么舍不得的？只是现在的书不值得买了。”
书籍是人类精神的食粮，图书出版业和图书市场的发展健康与否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文化事业。作为文化产业的分支，中国的出版产业在创造、生产、经营、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中，首先要体现文化的性质和效能，应该把启智、励志、养心的社会作用放在第一位。如果文化产业制造的产品不具备这样的性质，就无异于从根本上抽去了文化产业的精髓，变得只有产业而没有文化了。
又到了年底，除了各大商场要清理一年来积压的商品上演的促销打折战，全国各地的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也上演着激烈的折扣战。尽管在年初，三家行业协会联合制定了《图书公平交易规则》，其中限制新书出版一年内必须按标价销售不得打折，网上书店所卖新书不得低于8.5折，后来因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而被废止。表面看来，《规则》好像是损害了读者的利益，而现在这种打折的场面实乃读者喜闻乐见的，可是，纵观我国图书市场，读者真的能受益了吗？
图书出版繁荣假象
如今，走进北京稍有规模的书店，到处可以见到各种年龄层次的读者或站在书架前或捧书席地而坐的读书景象，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图书逐渐成为大众的消费文化。
每年的4月23日是联合国规定的“世界读书日”，每一年中国的“世界读书日”都会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读书热”。随之也会出现一系列口号，诸如“走向学习型社会”、“走向全民阅读社会”。
表面上热闹非凡，可是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的阅读量是4.72本，韩国是11本，日本是40本。人均的购书量，从1986年的平均5-6册，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数字，只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20%，而农民人均年阅读量才为0.1册。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其他国家比较，仍相对较低。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出版业便一直蓬勃发展，过去一些大的出版社年出新书不过200-300种，现在年出新书品种上千的出版社已经为数不少了。
据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发布的《2009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未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共出版图书301719种，其中新版图书168296种，重版、重印图书133423种，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10.07%，新版图书品种增长12.97%。
这些数据无疑说明了我国是一个出版大国，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书目，中国的读者们却越来越难买到一本合意的书，面对种类繁多却无从下手。
例如科普类读物，几十年不变的模式把原本活生生的科普搞得味同嚼蜡，而且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成为许多科普图书的通病。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国内的大部分科普图书基本上还是局限于60年代的创作和出版理念，沿袭着前苏联作家所创设的编写思想。著名科普作家、天文学家卞毓麟指出，我国科普创作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缺乏想象力和幽默感。反映在科普创作上，多为居高临下的简单说教方式，缺乏生动的启发力和感染力。据统计，目前市场上书名类似《十万个为什么》的科普图书已达600余种，这种内容重复、选题雷同、缺乏创意的科普图书离现代图书制作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又如少儿图书，2004年，未成年人出版物就由过去的4000多种增加到了1万多种，专业的少儿出版社从最初的两家发展到30多家，少儿文学作家则由200多名发展到3000多名。但“蓬勃发展”的现象掩盖不了儿童图书“缺乏好原创”的尴尬。
“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不成熟。”以《女儿的故事》、《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享誉国内外的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曾说。近年来，我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缺少大家，有些作品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少儿阅读的规律和习惯，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写出的作品很难吸引他们。
之所以造成这种繁荣假象，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重复出版现象极其严重。全国每年500亿元的图书库存，有八成以上来自重复出版和炒冷饭，其中古籍占到了近四成。仅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版本竟高达200余种。重复出版不仅是对资金和纸资源的浪费，而且给读者在选取图书时造成了极大困难。
其次，相对于重复出版，图书市场同时面临优秀书籍的缺失。各出版社热衷出版通俗时尚读物。许多小出版社受利益驱使，蜂拥出版通俗甚至低俗的书籍。这一方面迎合了现在不断趋于娱乐化的读者群，另一方面也是在助长阅读通俗化的有害趋势。我们越来越远离那些经典著作，那些真正富含营养、充满知识力量的优秀书籍。
文化人的精神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出一本书是很难的，所以能够出一本书一定会被周围的人羡慕甚至是崇拜，会被当成是“文化人”。如今，当出版行业逐渐繁荣，出书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谈如何养生可以出本书，如何美容也可以，教你如何做女人、如何对付领导也可以成为一门需要学习的技艺。
如果把图书当成一种商品，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取决于商品的供求关系，每年图书的积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出现的“出书热”对于图书市场上某些图书的供过于求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言情小说热、武侠小说热、股票图书热、明星传记热到中学生出书热，“热”闹非凡。平心而论，“出书热”原本是出于市场需求，但由于中国图书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的无序化，五十几个版本的《红楼梦》、《西游记》，六十几种新装帧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一部《老照片》引发的怀旧情绪，导致《百年老照片》、《军事老照片》、《外国老照片》、《老相簿》蜂拥而上；《绝对隐私》的畅销，又启发了《单身隐私》、《情人隐私》等一大批隐私侦探的灵感；少儿图书、名著翻译、词典大全等等选题重复、质量可疑的书籍泛滥成灾……让读者不知如何是好。
中国的出版界也应该算得上是文化界，虽然图书有商品的属性，可是它天然地承担着传承文化的责任，所谓“文章千古事”，中国人历来就有尊崇文化和书籍的传统。但是，随着图书出版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使得图书质量大大缩水。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在现代信息社会，图书更是信息和知识的载体，关涉到文化的积累、传承和发展，也是关乎民族兴衰的一项基本工程。
前不久，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停止销售19种含有虚假信息图书的通知》，将一些以各种虚假信息欺骗读者的“假书”公之于众。被首批公布的19种图书是：《永续基业》、《微笑管理》、《"CEO"的七宗罪》、《要金钱，还是要生活？》、《大话管理100年》、《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强者怎样诞生》、《执行力Ⅱ（完全行动手册）》、《执行力Ⅲ（人员流程）》、《执行力Ⅲ（战略流程）》、《执行力Ⅲ（运营流程）》、《成长力》、《管理史上的奠基之作》、《执行力》、《别找借口》、《美国金牌推销员的成功秘诀》、《做人做事箴言录》、《没有任何借口》、《麦肯锡卓越工作方法》。
这19种图书不能不说是代表了中国出版现状的一个典型现象。
一位在某专业出版社工作的编辑对记者说，通常一位大学教授要在他们出版社出一本书，只需要4万元，印1000本。他们每个人每年都有一定的工作任务需要完成，所以谁要是想找他们出书，他们是很乐意的。至于编校过程，他们虽然也和作者进行沟通，不过，被紧迫的时间磨灭看稿的耐心，这是常有的事情。
对于图书出版业来说，编校质量显然要决定产品质量。中国现阶段虽然也有“三审制”的要求，但是在近些年来的实际操作中，只有少数出版社真正严格执行了“三审”制度，多数出版社的做法是把本属于编辑审读阶段的工作推向后面的校对环节去做。这样，成书的内容和语言文字质量自然就很难得到保障。
我国出版行业中“三审三校”制度中的编辑环节所占分量跟美国式做法比起来较轻，但校对环节的分量还是足够重的，如果严格执行，应当完全能够保证编校质量。但问题在于，近年来部分出版社为了追求短期效益和眼前利益，违背了出版规律。比如在编校力量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一味加大出版的品种和数量；为减少人员成本而撤销校对科，实行编校合一；随意安排和调整复审、终审，或不考虑专业对口，导致了外行审稿的情况出现，最终使三审三校流于形式，也使图书编校质量失去了根本保障。
不过，如果把棒子全部打在出版社身上未免显得有点儿冤屈。
出版社也会称自己苦不堪言，因为网络书店与数字阅读的冲击，图书市场的折扣战近年来就没有消停过。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下属的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曾作过一个调查：近年由网络书店引发的图书价格战使整个行业大概损失了15亿元的毛利，而整个中国出版行业市场化部分的年产值仅300亿元。这种利润减少一直从书店传导到出版社再传导到创作者身上，从客观上也降低了创作者的热情。
对于个人来说，“出书”也许就像过去写篇作文那么简单。近年来，基于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利益追求，个人出书的热潮愈演愈烈，如火如荼。如果说印数达80万册的《岁月随想》、《凭海临风》、《笑面人生》等明星出书还有其一定的市场价值的话，一些“学者”乃至“学子”们为了评职称、分房子、找工作而出版的“火线专著”，一些企业领导和准明星们为了自我炒作而出版的“回忆录”、“传记”，不论是自掏腰包还是公款消费，除了对作者自己或有潜在价值以外，和图书自身传播文化知识的性质又有何意？
中国读者在想什么
然而，市场总是由买方和卖方构成的。图书市场上种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读者层面的问题。中国社会正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压力，精神文化需求的快餐化现象也是影响图书出版的现实原因之一，人们对图书消费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倾向于轻松。这种需求的转换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大众对图书价格的心理预期。
一项调查显示，51.0%的国民认为当前图书价格“比较贵”或“非常贵”，只有25.6%的国民认为当前的图书价格合适，而认为当前图书价格“比较便宜”和“非常便宜”的比例仅有4.4%。
业内人士认为，伴随着物价的上涨，图书的价格上涨也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对于经常要打折销售的图书，故意将定价标得更高，也是图书出版业的一个普遍做法。因为图书太贵而打折，还是因为要打折才将价格定高一些，这个争论好像绕进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套路。不过，业界已有的共识是，任意打折确实损害了图书定价的可信度，加重了社会各界对图书定价合理性的怀疑。
一般读者都认为，书价高，才有打折空间，甚至认为图书是暴利。实际上，不断攀升的书价正是因过度打折造成的。恶性价格竞争，导致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出版商一方面通过提高定价来保证自己的利益，这种“高定价低折扣”的做法最终损害的还是读者。定价过高，市场无法接受时，出版商就会损害作者的利益，譬如偷瞒作者版税，甚至干脆编撰、跟风，导致大量重复低端的产品充斥市场，最终损害的还是读者的利益。
而所有这些环节，中国的图书出版业对于读者做得实在是太少。据了解，在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图书价格保护体系已有几百年历史，前些年还专门以立法方式加强保护。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德国文化思想的先进程度，与其出版业的保护有很大的关联。而且，在图书完全不能打折的德国，亚马逊的成长在全世界是最快的。
其实，读者多是智慧理智的。
记者在王府井书店的管理类书架前，找到一位在书架前翻书的读者，当被问到看着这些管理书有何感受，这位读者表示出不满意：“现在出现的一些管理类书籍，总是大同小异，看完整本书，有用的话和思想只有那么几句，前半部分讲历史或者理论，后面长篇大论地抄袭和雷同，内容上没有创新和实践。很难看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一位在文学类书架前翻阅的读者说：“看见包装精美，内容也好的图书，无论是30块还是40块，我通常不会在乎。常常购买书籍的人群对价格并不是那么敏感，但是问题是现在买书会有所顾忌，看着一本书的首页文字写得那么动心，买回去看了以后才发觉被骗了。有时候看见一些包装精美的书，买回去才发现只是虚有其表，所以买书的意愿才会逐渐降低了。如果真的值得收藏，一本书充其量几十块钱，看看现在周围的物价，花几十块钱在书上哪有什么舍不得的？只是现在的书不值得买了。”
书籍是人类精神的食粮，图书出版业和图书市场的发展健康与否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文化事业。作为文化产业的分支，中国的出版产业在创造、生产、经营、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中，首先要体现文化的性质和效能，应该把启智、励志、养心的社会作用放在第一位。如果文化产业制造的产品不具备这样的性质，就无异于从根本上抽去了文化产业的精髓，变得只有产业而没有文化了。http://news.sohu.com/20101231/n278607856.shtml
又到了年底，除了各大商场要清理一年来积压的商品上演的促销打折战，全国各地的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也上演着激烈的折扣战。尽管在年初，三家行业协会联合制定了《图书公平交易规则》，其中限制新书出版一年内必须按标价销售不得打折，网上书店所卖新书不得低于8.5折，后来因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而被废止。表面看来，《规则》好像是损害了读者的利益，而现在这种打折的场面实乃读者喜闻乐见的，可是，纵观我国图书市场，读者真的能受益了吗？
图书出版繁荣假象
如今，走进北京稍有规模的书店，到处可以见到各种年龄层次的读者或站在书架前或捧书席地而坐的读书景象，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图书逐渐成为大众的消费文化。
每年的4月23日是联合国规定的“世界读书日”，每一年中国的“世界读书日”都会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读书热”。随之也会出现一系列口号，诸如“走向学习型社会”、“走向全民阅读社会”。
表面上热闹非凡，可是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的阅读量是4.72本，韩国是11本，日本是40本。人均的购书量，从1986年的平均5-6册，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数字，只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20%，而农民人均年阅读量才为0.1册。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其他国家比较，仍相对较低。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出版业便一直蓬勃发展，过去一些大的出版社年出新书不过200-300种，现在年出新书品种上千的出版社已经为数不少了。
据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发布的《2009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未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共出版图书301719种，其中新版图书168296种，重版、重印图书133423种，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10.07%，新版图书品种增长12.97%。
这些数据无疑说明了我国是一个出版大国，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书目，中国的读者们却越来越难买到一本合意的书，面对种类繁多却无从下手。
例如科普类读物，几十年不变的模式把原本活生生的科普搞得味同嚼蜡，而且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成为许多科普图书的通病。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国内的大部分科普图书基本上还是局限于60年代的创作和出版理念，沿袭着前苏联作家所创设的编写思想。著名科普作家、天文学家卞毓麟指出，我国科普创作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缺乏想象力和幽默感。反映在科普创作上，多为居高临下的简单说教方式，缺乏生动的启发力和感染力。据统计，目前市场上书名类似《十万个为什么》的科普图书已达600余种，这种内容重复、选题雷同、缺乏创意的科普图书离现代图书制作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又如少儿图书，2004年，未成年人出版物就由过去的4000多种增加到了1万多种，专业的少儿出版社从最初的两家发展到30多家，少儿文学作家则由200多名发展到3000多名。但“蓬勃发展”的现象掩盖不了儿童图书“缺乏好原创”的尴尬。
“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不成熟。”以《女儿的故事》、《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享誉国内外的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曾说。近年来，我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缺少大家，有些作品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少儿阅读的规律和习惯，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写出的作品很难吸引他们。
之所以造成这种繁荣假象，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重复出版现象极其严重。全国每年500亿元的图书库存，有八成以上来自重复出版和炒冷饭，其中古籍占到了近四成。仅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版本竟高达200余种。重复出版不仅是对资金和纸资源的浪费，而且给读者在选取图书时造成了极大困难。
其次，相对于重复出版，图书市场同时面临优秀书籍的缺失。各出版社热衷出版通俗时尚读物。许多小出版社受利益驱使，蜂拥出版通俗甚至低俗的书籍。这一方面迎合了现在不断趋于娱乐化的读者群，另一方面也是在助长阅读通俗化的有害趋势。我们越来越远离那些经典著作，那些真正富含营养、充满知识力量的优秀书籍。
文化人的精神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出一本书是很难的，所以能够出一本书一定会被周围的人羡慕甚至是崇拜，会被当成是“文化人”。如今，当出版行业逐渐繁荣，出书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谈如何养生可以出本书，如何美容也可以，教你如何做女人、如何对付领导也可以成为一门需要学习的技艺。
如果把图书当成一种商品，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取决于商品的供求关系，每年图书的积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出现的“出书热”对于图书市场上某些图书的供过于求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言情小说热、武侠小说热、股票图书热、明星传记热到中学生出书热，“热”闹非凡。平心而论，“出书热”原本是出于市场需求，但由于中国图书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的无序化，五十几个版本的《红楼梦》、《西游记》，六十几种新装帧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一部《老照片》引发的怀旧情绪，导致《百年老照片》、《军事老照片》、《外国老照片》、《老相簿》蜂拥而上；《绝对隐私》的畅销，又启发了《单身隐私》、《情人隐私》等一大批隐私侦探的灵感；少儿图书、名著翻译、词典大全等等选题重复、质量可疑的书籍泛滥成灾……让读者不知如何是好。
中国的出版界也应该算得上是文化界，虽然图书有商品的属性，可是它天然地承担着传承文化的责任，所谓“文章千古事”，中国人历来就有尊崇文化和书籍的传统。但是，随着图书出版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使得图书质量大大缩水。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在现代信息社会，图书更是信息和知识的载体，关涉到文化的积累、传承和发展，也是关乎民族兴衰的一项基本工程。
前不久，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停止销售19种含有虚假信息图书的通知》，将一些以各种虚假信息欺骗读者的“假书”公之于众。被首批公布的19种图书是：《永续基业》、《微笑管理》、《"CEO"的七宗罪》、《要金钱，还是要生活？》、《大话管理100年》、《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强者怎样诞生》、《执行力Ⅱ（完全行动手册）》、《执行力Ⅲ（人员流程）》、《执行力Ⅲ（战略流程）》、《执行力Ⅲ（运营流程）》、《成长力》、《管理史上的奠基之作》、《执行力》、《别找借口》、《美国金牌推销员的成功秘诀》、《做人做事箴言录》、《没有任何借口》、《麦肯锡卓越工作方法》。
这19种图书不能不说是代表了中国出版现状的一个典型现象。
一位在某专业出版社工作的编辑对记者说，通常一位大学教授要在他们出版社出一本书，只需要4万元，印1000本。他们每个人每年都有一定的工作任务需要完成，所以谁要是想找他们出书，他们是很乐意的。至于编校过程，他们虽然也和作者进行沟通，不过，被紧迫的时间磨灭看稿的耐心，这是常有的事情。
对于图书出版业来说，编校质量显然要决定产品质量。中国现阶段虽然也有“三审制”的要求，但是在近些年来的实际操作中，只有少数出版社真正严格执行了“三审”制度，多数出版社的做法是把本属于编辑审读阶段的工作推向后面的校对环节去做。这样，成书的内容和语言文字质量自然就很难得到保障。
我国出版行业中“三审三校”制度中的编辑环节所占分量跟美国式做法比起来较轻，但校对环节的分量还是足够重的，如果严格执行，应当完全能够保证编校质量。但问题在于，近年来部分出版社为了追求短期效益和眼前利益，违背了出版规律。比如在编校力量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一味加大出版的品种和数量；为减少人员成本而撤销校对科，实行编校合一；随意安排和调整复审、终审，或不考虑专业对口，导致了外行审稿的情况出现，最终使三审三校流于形式，也使图书编校质量失去了根本保障。
不过，如果把棒子全部打在出版社身上未免显得有点儿冤屈。
出版社也会称自己苦不堪言，因为网络书店与数字阅读的冲击，图书市场的折扣战近年来就没有消停过。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下属的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曾作过一个调查：近年由网络书店引发的图书价格战使整个行业大概损失了15亿元的毛利，而整个中国出版行业市场化部分的年产值仅300亿元。这种利润减少一直从书店传导到出版社再传导到创作者身上，从客观上也降低了创作者的热情。
对于个人来说，“出书”也许就像过去写篇作文那么简单。近年来，基于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利益追求，个人出书的热潮愈演愈烈，如火如荼。如果说印数达80万册的《岁月随想》、《凭海临风》、《笑面人生》等明星出书还有其一定的市场价值的话，一些“学者”乃至“学子”们为了评职称、分房子、找工作而出版的“火线专著”，一些企业领导和准明星们为了自我炒作而出版的“回忆录”、“传记”，不论是自掏腰包还是公款消费，除了对作者自己或有潜在价值以外，和图书自身传播文化知识的性质又有何意？
中国读者在想什么
然而，市场总是由买方和卖方构成的。图书市场上种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读者层面的问题。中国社会正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压力，精神文化需求的快餐化现象也是影响图书出版的现实原因之一，人们对图书消费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倾向于轻松。这种需求的转换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大众对图书价格的心理预期。
一项调查显示，51.0%的国民认为当前图书价格“比较贵”或“非常贵”，只有25.6%的国民认为当前的图书价格合适，而认为当前图书价格“比较便宜”和“非常便宜”的比例仅有4.4%。
业内人士认为，伴随着物价的上涨，图书的价格上涨也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对于经常要打折销售的图书，故意将定价标得更高，也是图书出版业的一个普遍做法。因为图书太贵而打折，还是因为要打折才将价格定高一些，这个争论好像绕进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套路。不过，业界已有的共识是，任意打折确实损害了图书定价的可信度，加重了社会各界对图书定价合理性的怀疑。
一般读者都认为，书价高，才有打折空间，甚至认为图书是暴利。实际上，不断攀升的书价正是因过度打折造成的。恶性价格竞争，导致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出版商一方面通过提高定价来保证自己的利益，这种“高定价低折扣”的做法最终损害的还是读者。定价过高，市场无法接受时，出版商就会损害作者的利益，譬如偷瞒作者版税，甚至干脆编撰、跟风，导致大量重复低端的产品充斥市场，最终损害的还是读者的利益。
而所有这些环节，中国的图书出版业对于读者做得实在是太少。据了解，在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图书价格保护体系已有几百年历史，前些年还专门以立法方式加强保护。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德国文化思想的先进程度，与其出版业的保护有很大的关联。而且，在图书完全不能打折的德国，亚马逊的成长在全世界是最快的。
其实，读者多是智慧理智的。
记者在王府井书店的管理类书架前，找到一位在书架前翻书的读者，当被问到看着这些管理书有何感受，这位读者表示出不满意：“现在出现的一些管理类书籍，总是大同小异，看完整本书，有用的话和思想只有那么几句，前半部分讲历史或者理论，后面长篇大论地抄袭和雷同，内容上没有创新和实践。很难看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一位在文学类书架前翻阅的读者说：“看见包装精美，内容也好的图书，无论是30块还是40块，我通常不会在乎。常常购买书籍的人群对价格并不是那么敏感，但是问题是现在买书会有所顾忌，看着一本书的首页文字写得那么动心，买回去看了以后才发觉被骗了。有时候看见一些包装精美的书，买回去才发现只是虚有其表，所以买书的意愿才会逐渐降低了。如果真的值得收藏，一本书充其量几十块钱，看看现在周围的物价，花几十块钱在书上哪有什么舍不得的？只是现在的书不值得买了。”
书籍是人类精神的食粮，图书出版业和图书市场的发展健康与否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文化事业。作为文化产业的分支，中国的出版产业在创造、生产、经营、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中，首先要体现文化的性质和效能，应该把启智、励志、养心的社会作用放在第一位。如果文化产业制造的产品不具备这样的性质，就无异于从根本上抽去了文化产业的精髓，变得只有产业而没有文化了。
书一点都不贵，只不过这种投资来得太慢而已
买书的人多，看书的人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