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王力 关锋 戚本禹：“文革”三干将的人生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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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 2010年12月09日 08:04 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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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6年02期 作者：涤生 原题为：“文革”三大干将的人生结局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了虚妄，理智最终战胜了狂热，伴随那场“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王力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参与写“九评”而有名气。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那时，说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后任中联部副部长。
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任委会议之后，王力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他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王力不光在做实际工作方面有一套，而且笔杆子比较硬，曾经参与写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此文起草工作。1966年，毛8泽8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任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唯有江、康二人，而与毛8泽8东、周8恩8来等人的思想和行动拉开了距离，对陶铸（后来进入中央文革）、王任重等老干部的话则根本不予理睬，这是他最后“翻船”的重要因素。“文革”中发生的著名的“七二O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漏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对他十分不满了。但王力却不知进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
周通过王力在8月7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认定王力是坏人。但周知道毛赏识王力，也知道江青、康生、陈伯达与王力的关系，知道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同时，周当时还不了解毛对王力鼓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因此，周没有急于表态。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的鼓动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动，更坚定了周对王力的认识。8月25日，周单独找杨成武谈话。他在同杨成武谈话时，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对杨成武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 恩 来外交文选》第483页）周还把王力8月7日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看。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也知道了。此时，毛已经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报告了周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看。毛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8月26日上午，毛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的住处。毛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史料见杨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43—45页）这就是毛8泽8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当天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8汇报了毛8的决定。周8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时，周8考虑到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经过深思熟虑，周8决定先争取一下陈伯达，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这样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然后，周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准时在钓鱼台召开，周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虽然不久前有毛8泽8东批评《红旗》杂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情发生，但王、关、戚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林杰身上，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照样鼓动造反派们搞动乱，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政治生命结束之日。
会议开始时，周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gong照杨成武记录的毛主席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一字一板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宣布的是毛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这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里，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清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和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967年10月16日，中央派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他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有一条他与众不同，毛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他的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但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不满意：门口有人站岗。于是王力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共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王力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王力喜欢读书，还动笔写一点小文章。
从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8泽8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虽然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红卫兵口中的“中央首长”——关锋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1933年，刚刚14岁的关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年仅19岁的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20岁那年，改名为关锋。自那以后，“关锋”一名，使用至今。
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省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壮大，在后方建设中，急需一批文化水平高，有能力的干部去做各方面的工作。当年，关锋被调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在我党的山东根据地做教育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那个时候，关锋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分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都是很重要的。更为难得的是，中共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他的文笔活泼，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笔杆子”的注意。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那时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是中央众多“笔杆子”的聚集地。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都在那里任职。关锋能被借调到这样重要的机构里工作，已经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这说明，中央看上了关锋，也预示着关锋今后仕途的“光明”。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了“左派新秀”。关锋很快就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重用。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逐渐引起了毛8泽8东的注意。毛8泽8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8泽8东身边工作。
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了。
但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还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但恰恰是这件事，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成为引发武汉“七二O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经对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7月，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并且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引起了毛的震怒。8月上旬，毛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不能容忍。毛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引起了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是周gong恩来。
周在坚定了对“王、关、戚”的认识后，找到杨成武谈话。以后就发生了上文所述的事情：毛对“王、关、戚”的问题做出了批示，周召开会议宣布了毛的指示，关锋和王力一起被“请假检讨”了。
关锋“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1967年10月，关锋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关锋的党籍被开除了。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著作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
已经进入老年的关锋，每天读书、写作，显得和年轻时一样勤奋。他以“古棣”为笔名，接连出版了研究老子的学术专著三部，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论文。当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他时，他说他自己目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在关锋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手稿上的字迹工整、清楚。他每天除了睡觉、运动、锻炼身体外，就是关在屋子里埋头研究学问和写作。几年来，他已经写作、发表了三四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也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关锋于2005年春逝世。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 2010年12月09日 08:04 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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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6年02期 作者：涤生 原题为：“文革”三大干将的人生结局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了虚妄，理智最终战胜了狂热，伴随那场“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王力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参与写“九评”而有名气。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那时，说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后任中联部副部长。
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任委会议之后，王力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他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王力不光在做实际工作方面有一套，而且笔杆子比较硬，曾经参与写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此文起草工作。1966年，毛8泽8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任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唯有江、康二人，而与毛8泽8东、周8恩8来等人的思想和行动拉开了距离，对陶铸（后来进入中央文革）、王任重等老干部的话则根本不予理睬，这是他最后“翻船”的重要因素。“文革”中发生的著名的“七二O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漏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对他十分不满了。但王力却不知进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
周通过王力在8月7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认定王力是坏人。但周知道毛赏识王力，也知道江青、康生、陈伯达与王力的关系，知道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同时，周当时还不了解毛对王力鼓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因此，周没有急于表态。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的鼓动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动，更坚定了周对王力的认识。8月25日，周单独找杨成武谈话。他在同杨成武谈话时，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对杨成武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 恩 来外交文选》第483页）周还把王力8月7日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看。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也知道了。此时，毛已经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报告了周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看。毛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8月26日上午，毛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的住处。毛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史料见杨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43—45页）这就是毛8泽8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当天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8汇报了毛8的决定。周8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时，周8考虑到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经过深思熟虑，周8决定先争取一下陈伯达，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这样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然后，周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准时在钓鱼台召开，周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虽然不久前有毛8泽8东批评《红旗》杂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情发生，但王、关、戚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林杰身上，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照样鼓动造反派们搞动乱，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政治生命结束之日。
会议开始时，周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gong照杨成武记录的毛主席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一字一板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宣布的是毛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这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里，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清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和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967年10月16日，中央派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他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有一条他与众不同，毛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他的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但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不满意：门口有人站岗。于是王力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共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王力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王力喜欢读书，还动笔写一点小文章。
从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8泽8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虽然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红卫兵口中的“中央首长”——关锋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1933年，刚刚14岁的关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年仅19岁的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20岁那年，改名为关锋。自那以后，“关锋”一名，使用至今。
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省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壮大，在后方建设中，急需一批文化水平高，有能力的干部去做各方面的工作。当年，关锋被调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在我党的山东根据地做教育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那个时候，关锋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分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都是很重要的。更为难得的是，中共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他的文笔活泼，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笔杆子”的注意。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那时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是中央众多“笔杆子”的聚集地。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都在那里任职。关锋能被借调到这样重要的机构里工作，已经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这说明，中央看上了关锋，也预示着关锋今后仕途的“光明”。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了“左派新秀”。关锋很快就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重用。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逐渐引起了毛8泽8东的注意。毛8泽8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8泽8东身边工作。
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了。
但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还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但恰恰是这件事，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成为引发武汉“七二O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经对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7月，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并且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引起了毛的震怒。8月上旬，毛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不能容忍。毛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引起了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是周gong恩来。
周在坚定了对“王、关、戚”的认识后，找到杨成武谈话。以后就发生了上文所述的事情：毛对“王、关、戚”的问题做出了批示，周召开会议宣布了毛的指示，关锋和王力一起被“请假检讨”了。
关锋“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1967年10月，关锋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关锋的党籍被开除了。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著作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
已经进入老年的关锋，每天读书、写作，显得和年轻时一样勤奋。他以“古棣”为笔名，接连出版了研究老子的学术专著三部，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论文。当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他时，他说他自己目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在关锋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手稿上的字迹工整、清楚。他每天除了睡觉、运动、锻炼身体外，就是关在屋子里埋头研究学问和写作。几年来，他已经写作、发表了三四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也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关锋于2005年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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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6年02期 作者：涤生 原题为：“文革”三大干将的人生结局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了虚妄，理智最终战胜了狂热，伴随那场“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王力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参与写“九评”而有名气。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那时，说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后任中联部副部长。
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任委会议之后，王力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他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王力不光在做实际工作方面有一套，而且笔杆子比较硬，曾经参与写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此文起草工作。1966年，毛8泽8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任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唯有江、康二人，而与毛8泽8东、周8恩8来等人的思想和行动拉开了距离，对陶铸（后来进入中央文革）、王任重等老干部的话则根本不予理睬，这是他最后“翻船”的重要因素。“文革”中发生的著名的“七二O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漏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对他十分不满了。但王力却不知进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
周通过王力在8月7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认定王力是坏人。但周知道毛赏识王力，也知道江青、康生、陈伯达与王力的关系，知道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同时，周当时还不了解毛对王力鼓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因此，周没有急于表态。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的鼓动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动，更坚定了周对王力的认识。8月25日，周单独找杨成武谈话。他在同杨成武谈话时，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对杨成武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 恩 来外交文选》第483页）周还把王力8月7日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看。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也知道了。此时，毛已经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报告了周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看。毛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8月26日上午，毛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的住处。毛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史料见杨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43—45页）这就是毛8泽8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当天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8汇报了毛8的决定。周8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时，周8考虑到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经过深思熟虑，周8决定先争取一下陈伯达，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这样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然后，周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准时在钓鱼台召开，周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虽然不久前有毛8泽8东批评《红旗》杂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情发生，但王、关、戚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林杰身上，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照样鼓动造反派们搞动乱，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政治生命结束之日。
会议开始时，周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gong照杨成武记录的毛主席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一字一板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宣布的是毛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这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里，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清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和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967年10月16日，中央派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他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有一条他与众不同，毛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他的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但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不满意：门口有人站岗。于是王力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共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王力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王力喜欢读书，还动笔写一点小文章。
从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8泽8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虽然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红卫兵口中的“中央首长”——关锋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1933年，刚刚14岁的关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年仅19岁的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20岁那年，改名为关锋。自那以后，“关锋”一名，使用至今。
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省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壮大，在后方建设中，急需一批文化水平高，有能力的干部去做各方面的工作。当年，关锋被调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在我党的山东根据地做教育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那个时候，关锋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分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都是很重要的。更为难得的是，中共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他的文笔活泼，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笔杆子”的注意。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那时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是中央众多“笔杆子”的聚集地。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都在那里任职。关锋能被借调到这样重要的机构里工作，已经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这说明，中央看上了关锋，也预示着关锋今后仕途的“光明”。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了“左派新秀”。关锋很快就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重用。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逐渐引起了毛8泽8东的注意。毛8泽8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8泽8东身边工作。
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了。
但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还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但恰恰是这件事，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成为引发武汉“七二O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经对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7月，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并且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引起了毛的震怒。8月上旬，毛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不能容忍。毛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引起了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是周gong恩来。
周在坚定了对“王、关、戚”的认识后，找到杨成武谈话。以后就发生了上文所述的事情：毛对“王、关、戚”的问题做出了批示，周召开会议宣布了毛的指示，关锋和王力一起被“请假检讨”了。
关锋“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1967年10月，关锋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关锋的党籍被开除了。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著作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
已经进入老年的关锋，每天读书、写作，显得和年轻时一样勤奋。他以“古棣”为笔名，接连出版了研究老子的学术专著三部，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论文。当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他时，他说他自己目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在关锋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手稿上的字迹工整、清楚。他每天除了睡觉、运动、锻炼身体外，就是关在屋子里埋头研究学问和写作。几年来，他已经写作、发表了三四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也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关锋于2005年春逝世。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 2010年12月09日 08:04 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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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6年02期 作者：涤生 原题为：“文革”三大干将的人生结局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了虚妄，理智最终战胜了狂热，伴随那场“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王力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参与写“九评”而有名气。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那时，说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后任中联部副部长。
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任委会议之后，王力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他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王力不光在做实际工作方面有一套，而且笔杆子比较硬，曾经参与写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此文起草工作。1966年，毛8泽8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任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唯有江、康二人，而与毛8泽8东、周8恩8来等人的思想和行动拉开了距离，对陶铸（后来进入中央文革）、王任重等老干部的话则根本不予理睬，这是他最后“翻船”的重要因素。“文革”中发生的著名的“七二O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漏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对他十分不满了。但王力却不知进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
周通过王力在8月7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认定王力是坏人。但周知道毛赏识王力，也知道江青、康生、陈伯达与王力的关系，知道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同时，周当时还不了解毛对王力鼓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因此，周没有急于表态。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的鼓动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动，更坚定了周对王力的认识。8月25日，周单独找杨成武谈话。他在同杨成武谈话时，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对杨成武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 恩 来外交文选》第483页）周还把王力8月7日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看。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也知道了。此时，毛已经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报告了周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看。毛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8月26日上午，毛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的住处。毛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史料见杨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43—45页）这就是毛8泽8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当天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8汇报了毛8的决定。周8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时，周8考虑到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经过深思熟虑，周8决定先争取一下陈伯达，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这样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然后，周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准时在钓鱼台召开，周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虽然不久前有毛8泽8东批评《红旗》杂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情发生，但王、关、戚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林杰身上，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照样鼓动造反派们搞动乱，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政治生命结束之日。
会议开始时，周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gong照杨成武记录的毛主席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一字一板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宣布的是毛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这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里，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清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和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967年10月16日，中央派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他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有一条他与众不同，毛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他的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但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不满意：门口有人站岗。于是王力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共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王力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王力喜欢读书，还动笔写一点小文章。
从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8泽8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虽然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红卫兵口中的“中央首长”——关锋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1933年，刚刚14岁的关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年仅19岁的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20岁那年，改名为关锋。自那以后，“关锋”一名，使用至今。
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省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壮大，在后方建设中，急需一批文化水平高，有能力的干部去做各方面的工作。当年，关锋被调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在我党的山东根据地做教育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那个时候，关锋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分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都是很重要的。更为难得的是，中共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他的文笔活泼，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笔杆子”的注意。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那时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是中央众多“笔杆子”的聚集地。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都在那里任职。关锋能被借调到这样重要的机构里工作，已经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这说明，中央看上了关锋，也预示着关锋今后仕途的“光明”。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了“左派新秀”。关锋很快就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重用。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逐渐引起了毛8泽8东的注意。毛8泽8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8泽8东身边工作。
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了。
但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还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但恰恰是这件事，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成为引发武汉“七二O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经对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7月，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并且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引起了毛的震怒。8月上旬，毛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不能容忍。毛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引起了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是周gong恩来。
周在坚定了对“王、关、戚”的认识后，找到杨成武谈话。以后就发生了上文所述的事情：毛对“王、关、戚”的问题做出了批示，周召开会议宣布了毛的指示，关锋和王力一起被“请假检讨”了。
关锋“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1967年10月，关锋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关锋的党籍被开除了。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著作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
已经进入老年的关锋，每天读书、写作，显得和年轻时一样勤奋。他以“古棣”为笔名，接连出版了研究老子的学术专著三部，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论文。当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他时，他说他自己目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在关锋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手稿上的字迹工整、清楚。他每天除了睡觉、运动、锻炼身体外，就是关在屋子里埋头研究学问和写作。几年来，他已经写作、发表了三四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也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关锋于2005年春逝世。
毛8泽8东是神马人物?;P
都是些替罪羊，谁敢逆龙鳞，彭德怀就是下场。
前几天在上海的一个研讨会上还看见戚本禹
都是些替罪羊，谁敢逆龙鳞，彭德怀就是下场。
fskj2001 发表于 2010-12-9 18:23
被抛弃的打人的棍子。得意时风生水起，指点江山，好不得意，一被丢弃就成阶下囚，死活无人问。
都是些替罪羊，谁敢逆龙鳞，彭德怀就是下场。
fskj2001 发表于 2010-12-9 18:23
被抛弃的打人的棍子。得意时风生水起，指点江山，好不得意，一被丢弃就成阶下囚，死活无人问。
毛彭早有芥蒂，中央一致认为毛活不过彭，毛百年后，中央要分裂，毛曾说过，有些同志一提到你都害怕，后来更有两帅哭劝彭，“主席在你都这样，主席死了谁能管的了你” 彭唯一的嗜好就是权力，能力也有，军队根基雄厚，又桀骜，对于领导来说很棘手。
是编词典的王力嘛
是编词典的王力嘛
861128 发表于 2010-12-17 13:46
江青也有两个，有个是跳舞的，水袖甩得那叫[:a2:]
是编词典的王力嘛两个人
861128 发表于 2010-12-17 13:46
江青也有两个，有个是跳舞的，水袖甩得那叫[:a2:]
用完了的狗当然要一脚揣开。
天威难测，说你是坏人你就坏了。
周一字一板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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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也是个走猥琐路线的，喜欢发明些猥琐词，第二炮兵啥的。管理人员也别误会，我是很赞赏这种蹲坑里打枪，从背后捅刀的做人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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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也是个走猥琐路线的，喜欢发明些猥琐词，第二炮兵啥的。管理人员也别误会，我是很赞赏这种蹲坑里打枪，从背后捅刀的做人原则的。
刘菊芬 乔宗淮 胡劲波 王新民 王苏民 刘允若 刘平平 刘婷婷 等元老红卫兵发来贺电
希望全国富二代官二代权二代们牢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精神 努力塑造新世纪中国贵族
希望全国富二代官二代权二代们牢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精神 努力塑造新世纪中国贵族
王关说了，戚呢？
“文革”中“戚大帥”——戚本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被並稱為“王、關、戚”。戚本禹雖然在他們三個人中職務最低、資歷最淺，但是，他卻是最活躍的一個。一度受到毛澤東的信任，掌握了中央辦公廳的重要權力，在“文革”中被稱為“戚大帥”。
戚本禹祖籍是山東威海市，但是在上海長大。那時，黨在上海各中學裏建立了不少地下組織，戚本禹所在學校裏也有了黨。這就使戚本禹有機會接近黨的地下組織。後來，戚本禹成為中國共産黨週邊組織的成員，做了許多重要工作，成為當時青年人中積極參加革命工作的人之一。1949年，戚本禹成為中國共産黨黨員。
由於戚本禹年輕（當時只有18歲），有文化（高中生），他入黨不久就被選入中南海做機要工作。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團校去學習。無論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間還是在中央團校學習期間，戚本禹的表現都很好。他學習刻苦，工作認真，受到表揚。他平時愛寫文章，而且文筆很好。他的文章，模倣毛澤東的筆法，又帶有些魯迅的風格，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時，很受中央一些“秀才”們的注意。1963年8月，戚本禹寫了一篇題為《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發表在《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觀點。他把太平天國著名將領李秀成説成是太平天國的“叛徒”，並且用當時“左”的政治觀點對歷史問題進行臆斷，給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
這篇文章的發表，可謂一“文”驚人，立即在文壇上激起了千層浪，引起了很大反響。在1963年冬至1964年初，歷史學界圍繞著戚本禹的文章所提出的問題展開了討論。一開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來自歷史學界的廣泛批評，在社會上也受到很大壓力，搞得戚本禹很狼狽。正當此時，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給了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表示贊成戚本禹的觀點，並在文章旁邊批了四句否定李秀成的話：“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毛澤東對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毛澤東寫批示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歷史學界傳開了。歷史學界的風向一下子就轉了過去，出現了一片否定李秀成、贊成戚本禹觀點的聲音。戚本禹趁勢而上，又寫了《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一文。
這下子，戚本禹真正出了名。在毛澤東的眼裏，在中央一些理論家、大“筆桿子”眼裏，戚本禹不再是只會辦一點具體事情的幹部，而是有理論水準，對歷史問題有研究的理論家、“筆桿子”了，連毛澤東的大秘書陳伯達和自稱為“理論家”的康生，也對他高看一眼了。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紅旗》雜誌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組長均由比較有名氣、有地位的黨中央理論骨幹擔任，而毛澤東又十分喜歡研究歷史，對歷史組特別重視。戚本禹能成為歷史組的組長，在當時已經非同一般了。這預示著戚本禹今後騰達有日了。
1965年，毛澤東出于反修防修的良好願望，已經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沒有找到突破口。此時，江青到上海找到張春橋、姚文元，經過秘密醞釀，寫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這篇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在《文匯報》上公開發表。這篇文章，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這篇文章發表後，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並沒有積極響應這篇文章，這使毛澤東極為不滿。正當此時，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並且確實摸到了毛澤東思想脈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寫了一篇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在《紅旗》雜誌1965年第12期上發表。這篇文章的矛頭直指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讚，對翦伯讚的歷史觀點進行了批判。這篇文章與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南北配合的作用。
毛澤東很快就看到了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陳伯達、胡繩、艾思奇、田家英、關鋒五人談話，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澤東説：“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接著，毛澤東談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説：“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毛澤東還點名批判了吳晗和翦伯讚，他説：“什麼吳晗啦，翦伯讚啦，越來越不行了。”毛澤東的這番話，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們批判吳晗和翦伯讚，政治態度是十分明顯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有關負責人76人。戚本禹作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與江青、張春橋、關鋒一起出席了這次會議。開這次會議時，田家英已經被實際上解除了職務。按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已經成為實際掌管中央機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澤東和江青兩個人的秘書，因此，戚本禹成了這次會議上被大家注目的焦點人物之一。各地的黨政幹部都知道，今後向毛澤東彙報工作、反映意見，要通過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動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趾高氣揚，每日昂首闊步，氣宇軒昂地來參加會議，對那些地方大員，也不放在眼裏。連當時賞識他的江青也説：“戚本禹眼睛長在額頭上，朝上看。”
毛澤東雖然沒有出席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但會議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進行的。在這次會議上，戚本禹被毛澤東選中，列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之一。
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
但是好景不長。面對全國動蕩的局勢，毛澤東從1967年3月起，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國局勢進行了重新估量，決定動用解放軍採取“支左”的辦法，對混亂的局勢穩定一下。但是，以陳伯達、康生、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反其道而行之，最後引發了影響全國的武漢“七二O事件”。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特別是戚本禹，不但是這些事件和積極鼓動者之一，而且是衝擊中南海的直接指揮者。
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也使毛澤東、周恩來開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組，並且認定中央文革小組裏面有壞人。這些壞人，就是王力、關鋒、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決“王、關、戚”問題的，就是周恩來。
早在戚本禹鼓動紅衛兵圍攻中南海，鼓動中南海的造反派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並衝擊朱德住宅時，周恩來就已經覺察到王力、關鋒、戚本禹不是好人。周恩來找到楊成武談話，提出了要解決“王、關、戚”問題的意見。楊成武當天飛往上海，向在那裏的毛澤東彙報。楊成武當天飛到上海後，向毛澤東彙報了周恩來的意見。毛澤東經過慎重考慮後，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
但是毛澤東在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時，覺得對戚本禹先不抓起來，還要看一看，爭取他一下。按照毛澤東決定對戚本禹“先不抓，看一看，爭取一下”的想法，周恩來在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時，只是宣佈對王力、關鋒實行“請假檢討”，沒有動戚本禹，還讓他發了言。
可是戚本禹並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他知道毛澤東對他手下留情之後，抱有一絲僥倖心理，以為毛澤東過去很賞識他，會對他繼續手下留情，放他一馬的。於是，他開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關鋒了。他給毛澤東直接寫過揭發批判王力、關鋒的材料，以求自保。但是，對“文化大革命”初期製造動亂負有更大責任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為了逃避責任，把一切問題都推到了王力、關鋒、戚本禹三個人身上，不允許戚本禹單獨逃脫。戚本禹明白了陳伯達、康生、江青的意圖後，覺得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唯一的辦法，就是向毛澤東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先批判了王力、關鋒一頓，還在信中還自我檢討説：我對他們的有些問題察覺不出，王力在外交部問題上犯的錯誤，就同我有關。我從心裏願意努力改造自己，永遠做一個忠於毛澤東思想的小兵。毛澤東看了這封信後，在這封信上寫下了批語：“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指關鋒、王力）二同志。”
毛澤東的批示，並未肯定戚本禹的檢討，只是淡淡地寫了一些鼓勵的話，可見，毛澤東對戚本禹的信並不認同。而對戚本禹更為不利的是：過去對戚本禹“讓三分”的陳伯達也要整他了。1967年12月，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編輯部召集幾個人談話，説出了這樣一句話：“在《紅旗》雜誌，除了我之外，在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時，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陳伯達此話一發，不光是紅衛兵攻擊戚本禹了，《紅旗》雜誌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員，都紛紛攻擊起戚本禹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毛澤東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佈“請假檢討”了，此時，距王力、關鋒被“請假檢討”後不滿5個月。
戚本禹雖然是後被“請假檢討”的，但卻沒有王力、關鋒那麼幸運。戚本禹被“請假檢討”後，與林傑一起，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監獄。在秦城監獄，關押他的房間裏只有一張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監獄方面不準他與外界有任何聯係。後來，才慢慢地准許他看一些書籍、報紙。
隨著時間的推移，加上繼續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又不斷産生新的矛盾、鬥爭，人們幾乎把戚本禹這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風雲人物淡忘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特別是黨中央決定重新審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件後，人們才又想起了當年的“王、關、戚”三人。重新審理後，王力和關鋒被開除了黨籍，但中央決定對他們二人免予起訴；而中央對戚本禹，不但開除了黨籍，還決定起訴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依法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戚本禹的刑期，從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被刑滿釋放。釋放後，戚本禹被安排做一點工作。他的辦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樓裏。在那裏，他每天房門緊閉，一個人在辦公桌前寫作。他的桌子上放著許多手稿和無格的白紙。據去戚本禹辦公室採訪過他的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先生記述：1988年採訪戚本禹時，戚本禹還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樣，大大咧咧。他接受採訪時，神態自若，頭髮烏黑。戚本禹很健談，思維敏銳，喜歡不時反問，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當靈通。他對各種書報都看，尤其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見到了，總要細看。但他已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還説：我不相信關鋒“兩耳不聞窗外事”，我就沒法做到這一點。
戚本禹説的這句話，是意味深長的。
現在，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級職務。據見過他的人説，他精神很好，還是像從前一樣，為人處事，仍然有一種“戚大帥”的味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被並稱為“王、關、戚”。戚本禹雖然在他們三個人中職務最低、資歷最淺，但是，他卻是最活躍的一個。一度受到毛澤東的信任，掌握了中央辦公廳的重要權力，在“文革”中被稱為“戚大帥”。
戚本禹祖籍是山東威海市，但是在上海長大。那時，黨在上海各中學裏建立了不少地下組織，戚本禹所在學校裏也有了黨。這就使戚本禹有機會接近黨的地下組織。後來，戚本禹成為中國共産黨週邊組織的成員，做了許多重要工作，成為當時青年人中積極參加革命工作的人之一。1949年，戚本禹成為中國共産黨黨員。
由於戚本禹年輕（當時只有18歲），有文化（高中生），他入黨不久就被選入中南海做機要工作。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團校去學習。無論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間還是在中央團校學習期間，戚本禹的表現都很好。他學習刻苦，工作認真，受到表揚。他平時愛寫文章，而且文筆很好。他的文章，模倣毛澤東的筆法，又帶有些魯迅的風格，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時，很受中央一些“秀才”們的注意。1963年8月，戚本禹寫了一篇題為《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發表在《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觀點。他把太平天國著名將領李秀成説成是太平天國的“叛徒”，並且用當時“左”的政治觀點對歷史問題進行臆斷，給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
這篇文章的發表，可謂一“文”驚人，立即在文壇上激起了千層浪，引起了很大反響。在1963年冬至1964年初，歷史學界圍繞著戚本禹的文章所提出的問題展開了討論。一開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來自歷史學界的廣泛批評，在社會上也受到很大壓力，搞得戚本禹很狼狽。正當此時，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給了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表示贊成戚本禹的觀點，並在文章旁邊批了四句否定李秀成的話：“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毛澤東對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毛澤東寫批示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歷史學界傳開了。歷史學界的風向一下子就轉了過去，出現了一片否定李秀成、贊成戚本禹觀點的聲音。戚本禹趁勢而上，又寫了《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一文。
這下子，戚本禹真正出了名。在毛澤東的眼裏，在中央一些理論家、大“筆桿子”眼裏，戚本禹不再是只會辦一點具體事情的幹部，而是有理論水準，對歷史問題有研究的理論家、“筆桿子”了，連毛澤東的大秘書陳伯達和自稱為“理論家”的康生，也對他高看一眼了。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紅旗》雜誌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組長均由比較有名氣、有地位的黨中央理論骨幹擔任，而毛澤東又十分喜歡研究歷史，對歷史組特別重視。戚本禹能成為歷史組的組長，在當時已經非同一般了。這預示著戚本禹今後騰達有日了。
1965年，毛澤東出于反修防修的良好願望，已經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沒有找到突破口。此時，江青到上海找到張春橋、姚文元，經過秘密醞釀，寫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這篇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在《文匯報》上公開發表。這篇文章，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這篇文章發表後，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並沒有積極響應這篇文章，這使毛澤東極為不滿。正當此時，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並且確實摸到了毛澤東思想脈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寫了一篇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在《紅旗》雜誌1965年第12期上發表。這篇文章的矛頭直指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讚，對翦伯讚的歷史觀點進行了批判。這篇文章與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南北配合的作用。
毛澤東很快就看到了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陳伯達、胡繩、艾思奇、田家英、關鋒五人談話，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澤東説：“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接著，毛澤東談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説：“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毛澤東還點名批判了吳晗和翦伯讚，他説：“什麼吳晗啦，翦伯讚啦，越來越不行了。”毛澤東的這番話，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們批判吳晗和翦伯讚，政治態度是十分明顯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有關負責人76人。戚本禹作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與江青、張春橋、關鋒一起出席了這次會議。開這次會議時，田家英已經被實際上解除了職務。按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已經成為實際掌管中央機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澤東和江青兩個人的秘書，因此，戚本禹成了這次會議上被大家注目的焦點人物之一。各地的黨政幹部都知道，今後向毛澤東彙報工作、反映意見，要通過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動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趾高氣揚，每日昂首闊步，氣宇軒昂地來參加會議，對那些地方大員，也不放在眼裏。連當時賞識他的江青也説：“戚本禹眼睛長在額頭上，朝上看。”
毛澤東雖然沒有出席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但會議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進行的。在這次會議上，戚本禹被毛澤東選中，列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之一。
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
但是好景不長。面對全國動蕩的局勢，毛澤東從1967年3月起，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國局勢進行了重新估量，決定動用解放軍採取“支左”的辦法，對混亂的局勢穩定一下。但是，以陳伯達、康生、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反其道而行之，最後引發了影響全國的武漢“七二O事件”。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特別是戚本禹，不但是這些事件和積極鼓動者之一，而且是衝擊中南海的直接指揮者。
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也使毛澤東、周恩來開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組，並且認定中央文革小組裏面有壞人。這些壞人，就是王力、關鋒、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決“王、關、戚”問題的，就是周恩來。
早在戚本禹鼓動紅衛兵圍攻中南海，鼓動中南海的造反派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並衝擊朱德住宅時，周恩來就已經覺察到王力、關鋒、戚本禹不是好人。周恩來找到楊成武談話，提出了要解決“王、關、戚”問題的意見。楊成武當天飛往上海，向在那裏的毛澤東彙報。楊成武當天飛到上海後，向毛澤東彙報了周恩來的意見。毛澤東經過慎重考慮後，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
但是毛澤東在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時，覺得對戚本禹先不抓起來，還要看一看，爭取他一下。按照毛澤東決定對戚本禹“先不抓，看一看，爭取一下”的想法，周恩來在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時，只是宣佈對王力、關鋒實行“請假檢討”，沒有動戚本禹，還讓他發了言。
可是戚本禹並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他知道毛澤東對他手下留情之後，抱有一絲僥倖心理，以為毛澤東過去很賞識他，會對他繼續手下留情，放他一馬的。於是，他開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關鋒了。他給毛澤東直接寫過揭發批判王力、關鋒的材料，以求自保。但是，對“文化大革命”初期製造動亂負有更大責任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為了逃避責任，把一切問題都推到了王力、關鋒、戚本禹三個人身上，不允許戚本禹單獨逃脫。戚本禹明白了陳伯達、康生、江青的意圖後，覺得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唯一的辦法，就是向毛澤東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先批判了王力、關鋒一頓，還在信中還自我檢討説：我對他們的有些問題察覺不出，王力在外交部問題上犯的錯誤，就同我有關。我從心裏願意努力改造自己，永遠做一個忠於毛澤東思想的小兵。毛澤東看了這封信後，在這封信上寫下了批語：“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指關鋒、王力）二同志。”
毛澤東的批示，並未肯定戚本禹的檢討，只是淡淡地寫了一些鼓勵的話，可見，毛澤東對戚本禹的信並不認同。而對戚本禹更為不利的是：過去對戚本禹“讓三分”的陳伯達也要整他了。1967年12月，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編輯部召集幾個人談話，説出了這樣一句話：“在《紅旗》雜誌，除了我之外，在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時，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陳伯達此話一發，不光是紅衛兵攻擊戚本禹了，《紅旗》雜誌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員，都紛紛攻擊起戚本禹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毛澤東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佈“請假檢討”了，此時，距王力、關鋒被“請假檢討”後不滿5個月。
戚本禹雖然是後被“請假檢討”的，但卻沒有王力、關鋒那麼幸運。戚本禹被“請假檢討”後，與林傑一起，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監獄。在秦城監獄，關押他的房間裏只有一張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監獄方面不準他與外界有任何聯係。後來，才慢慢地准許他看一些書籍、報紙。
隨著時間的推移，加上繼續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又不斷産生新的矛盾、鬥爭，人們幾乎把戚本禹這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風雲人物淡忘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特別是黨中央決定重新審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件後，人們才又想起了當年的“王、關、戚”三人。重新審理後，王力和關鋒被開除了黨籍，但中央決定對他們二人免予起訴；而中央對戚本禹，不但開除了黨籍，還決定起訴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依法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戚本禹的刑期，從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被刑滿釋放。釋放後，戚本禹被安排做一點工作。他的辦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樓裏。在那裏，他每天房門緊閉，一個人在辦公桌前寫作。他的桌子上放著許多手稿和無格的白紙。據去戚本禹辦公室採訪過他的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先生記述：1988年採訪戚本禹時，戚本禹還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樣，大大咧咧。他接受採訪時，神態自若，頭髮烏黑。戚本禹很健談，思維敏銳，喜歡不時反問，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當靈通。他對各種書報都看，尤其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見到了，總要細看。但他已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還説：我不相信關鋒“兩耳不聞窗外事”，我就沒法做到這一點。
戚本禹説的這句話，是意味深長的。
現在，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級職務。據見過他的人説，他精神很好，還是像從前一樣，為人處事，仍然有一種“戚大帥”的味道。
结局算不错了
haoquan1983 发表于 2010-12-12 01:35 
真的假的，彭有这么大能量？能科普一下吗，很好奇
真的假的，彭有这么大能量？能科普一下吗，很好奇
罔顾党指挥枪的原则，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干预政治，犯了大忌。
dzhiqiong 发表于 2010-12-21 20:25
彭德怀，中国共产党党员，十大元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
干政，干政治的都需要什么条件？什么样的人能干什么样的人不能干！
大忌，不就是说了句真话吗！
有点良心吗，就因为说真话把人都给整死了，现在还要污蔑别人的动机，几十年来你们找到证据了吗？说彭总干预政治犯大忌，无耻！
彭德怀，中国共产党党员，十大元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
干政，干政治的都需要什么条件？什么样的人能干什么样的人不能干！
大忌，不就是说了句真话吗！
有点良心吗，就因为说真话把人都给整死了，现在还要污蔑别人的动机，几十年来你们找到证据了吗？说彭总干预政治犯大忌，无耻！
旋转水星 发表于 2010-12-21 20:52 支持你!彭说话冲是不当,但宗旨是指出党的错误,心昭日月!
支持你!彭说话冲是不当,但宗旨是指出党的错误,心昭日月!彭德怀的说法或许他没有意识到，但是已经给了很多野心家以口实，毕竟根本就不应给军人干政的群众心里接受的基础，18楼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其实已经给军队干政提供了一种可接受的同情，其实第一个说话的人往往只是天真，但是要是开了军人说“真话”的头的话，那军队时不时来一次说真话，而且还是别有用心的“真话”，你看要不要命吧
被称为彭的嫡系的人，操守人品都不怎么样。
彭的自律性颇强，即使革命胜利后还是坚持苦行僧是的生活，另其愤怒的就是高层领导的腐化并在其掌权期前牵起运动，树敌，并且被权力欲望很强的毛看在眼里。
彭在朝鲜，对部队的态度大起大落，动辄辱骂，与一些人结下了梁子，这也是彭被打倒后再军内进行的比较顺畅的一个原因（与林913后对比明显）
掌权时，对刘帅粟裕的政治再军内影响不好，尤其是整刘，虽然整刘合了上层（毛）的心意，但是让老帅拖着高烧的病体在全军会上做检讨，犯了众怒。
与肖克的无厘头案子虽然达到了目的，但是真正让老毛后背发冷，这也注定了分道扬镳。
彭颇受赫鲁晓夫的欣赏，联想到毛对苏联的态度，特别是对亲苏人员的态度（大革命时期的梁子）。
具体可见铁流的，悲剧的根源，但是里面有很多私货，忘自己辨别
彭的自律性颇强，即使革命胜利后还是坚持苦行僧是的生活，另其愤怒的就是高层领导的腐化并在其掌权期前牵起运动，树敌，并且被权力欲望很强的毛看在眼里。
彭在朝鲜，对部队的态度大起大落，动辄辱骂，与一些人结下了梁子，这也是彭被打倒后再军内进行的比较顺畅的一个原因（与林913后对比明显）
掌权时，对刘帅粟裕的政治再军内影响不好，尤其是整刘，虽然整刘合了上层（毛）的心意，但是让老帅拖着高烧的病体在全军会上做检讨，犯了众怒。
与肖克的无厘头案子虽然达到了目的，但是真正让老毛后背发冷，这也注定了分道扬镳。
彭颇受赫鲁晓夫的欣赏，联想到毛对苏联的态度，特别是对亲苏人员的态度（大革命时期的梁子）。
具体可见铁流的，悲剧的根源，但是里面有很多私货，忘自己辨别
qmsqms 发表于 2010-12-21 21:47
无耻！
这跟军队有嘛关系？彭总是在代表军队说真话吗？彭总是在为自己私利说真话吗？良心，懂吗！
好笑！
这跟军人干政有吗关系，开的什么会你知道吗？既然是叫人家上山开会，却又不能说真话。明明是单独写给个人的信，却被人公布于众。找不到证据就揪着彭总的身份造谣，开会的有几个不是带兵打仗的，十个元帅去了八个就彭总不能说话，否则就是军人干政？
没错，彭总是一名军人，更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无耻！
这跟军队有嘛关系？彭总是在代表军队说真话吗？彭总是在为自己私利说真话吗？良心，懂吗！
好笑！
这跟军人干政有吗关系，开的什么会你知道吗？既然是叫人家上山开会，却又不能说真话。明明是单独写给个人的信，却被人公布于众。找不到证据就揪着彭总的身份造谣，开会的有几个不是带兵打仗的，十个元帅去了八个就彭总不能说话，否则就是军人干政？
没错，彭总是一名军人，更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彭和毛
彭德怀的说法或许他没有意识到，但是已经给了很多野心家以口实，毕竟根本就不应给军人干政的群众心里接受的基础，18楼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其实已经给军队干政提供了一种可接受的同情，其实第一个说话的人往往只是天真，但是要是开了军人说“真话”的头的话，那军队时不时来一次说真话，而且还是别有用心的“真话”，你看要不要命吧...
qmsqms 发表于 2010-12-21 21:47
别有用心的“真话”
真是恶心！
彭德怀的说法或许他没有意识到，但是已经给了很多野心家以口实，毕竟根本就不应给军人干政的群众心里接受的基础，18楼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其实已经给军队干政提供了一种可接受的同情，其实第一个说话的人往往只是天真，但是要是开了军人说“真话”的头的话，那军队时不时来一次说真话，而且还是别有用心的“真话”，你看要不要命吧...
qmsqms 发表于 2010-12-21 21:47
别有用心的“真话”
真是恶心！
某个军人对领袖忠诚然后分君之忧说了忠言逆耳，那皇上该怎么办？赞扬他？那下次另外的又有一个忠臣说“真话”举兵杀了奸臣，皇上怎么办？又赞扬他？都说了第一个摘桃子的是为天下说真话，那后来者呢？ 我觉得这种事还是不要开先例的好，军人全去作了朴正熙，你能说朴正熙不爱国爱人民吗？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为国家说了真话，为什么白宫却一定要撤去他的职位？先例不可开。
对文革中左派的描写，很多是假的
比如江清爱美，经常染发，纯是扯蛋
比如江清爱美，经常染发，纯是扯蛋
中国历史上有个很有名的罪名，叫“莫须有”。这罪名狠给力。就是换做今天他岳飞也洗脱不了，就是你岳飞杀再多的敌人，再精忠报国，也让你死的无话可说。
彭总，戎马一生，杀过小日本，打过美帝，批斗致死。76年的人生，无论野史还是正史都是清清白白，一生光明磊落。彭总的谣言不好造啊！
当然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难倒过秦桧，汪精卫之流，其理论水平之高那是有目共睹。然而历史总归是历史，大浪淘沙，卑鄙无耻者的理论水平再高也逃不过人民的评判。所以人做事情一定要对得起良心，要对得起中国人。
收起你的先例不可开，有多远死多远！
彭总，戎马一生，杀过小日本，打过美帝，批斗致死。76年的人生，无论野史还是正史都是清清白白，一生光明磊落。彭总的谣言不好造啊！
当然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难倒过秦桧，汪精卫之流，其理论水平之高那是有目共睹。然而历史总归是历史，大浪淘沙，卑鄙无耻者的理论水平再高也逃不过人民的评判。所以人做事情一定要对得起良心，要对得起中国人。
收起你的先例不可开，有多远死多远！
楼上你太过于激动了，彭总是忠臣这谁都知道，但是他不小心触到了红线最终以一种最无奈的结局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我个人感觉将来tg对他的评价可能会更客观一些，要是让那些名猪jy上台的话对军人的评价更不会客气，不过在名猪之下能得善终罢了，这也是我对彭总的悲剧最耿耿于怀的地方，非要让人形体消失不可，这样的革命还是不要再来了。
彭总不是某个人的臣子，他是个有良心有原则的中国人
彭总更不是你们手中斗争的工具，不会因为你的造谣而贬低
彭总不是某个人的臣子，他是个有良心有原则的中国人
彭总更不是你们手中斗争的工具，不会因为你的造谣而贬低
zhepro 发表于 2010-12-21 10:11
吴胖子的回忆录里面，戚本禹倒台还有一个原因：追李纳。
吴胖子的回忆录里面，戚本禹倒台还有一个原因：追李纳。
fskj2001 发表于 2010-12-9 18:23
跟逆龙鳞没有关系。工具而已，用过了，抛掉。主要原因是7.20，让老毛认识到，再造反解放军也会反的。就拿小三杰开刀。当然周也上了不少眼药。
跟逆龙鳞没有关系。工具而已，用过了，抛掉。主要原因是7.20，让老毛认识到，再造反解放军也会反的。就拿小三杰开刀。当然周也上了不少眼药。
彭的悲剧与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太硬太直，太过于霸道，树敌太多，一旦有错误让别人抓住，就会很快陷入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像他这种性格的人，一旦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将毫不例外成为政治对手所要打倒的标致性人物，这个时候，不管是你现在的还是以前的一丁点错误就如同滴到白布的上的墨汁一样，怎么看都是最显眼的。
王力出狱后每年都要写困难补助申请，领一二百块钱过日子
后来有人指点，把家中康老、郭老的字画出让了一批，经济宽裕了些，买了两套房子
当时是80年代，有幅康老的画作就卖到了70万
搞语言学那个王力，其儿子和我住同一个小区
后来有人指点，把家中康老、郭老的字画出让了一批，经济宽裕了些，买了两套房子
当时是80年代，有幅康老的画作就卖到了70万
搞语言学那个王力，其儿子和我住同一个小区
不就是说了句真话吗！
至于吗！
造谣都上瘾了，军人的身份刚刚莫须有，马上又来个性格关系。
太过于霸道 树敌太多 群起而攻之
彭总有多霸道？有那几个敌人？又有谁在攻击？
性格是天生的，这性格有问题那可就是原罪，也就是说躺着也中枪。
看来不把彭总整臭，有些人是不甘心啊！
至于吗！
造谣都上瘾了，军人的身份刚刚莫须有，马上又来个性格关系。
太过于霸道 树敌太多 群起而攻之
彭总有多霸道？有那几个敌人？又有谁在攻击？
性格是天生的，这性格有问题那可就是原罪，也就是说躺着也中枪。
看来不把彭总整臭，有些人是不甘心啊！
qmsqms 发表于 2010-12-21 21:47
军人不能说话？
搞清楚，彭德怀还有一项职务-中央政治局委员，请问党章上哪条规定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能说话？
还要请你搞清楚，彭德怀写的是私信，把别人的私信到处张扬，这是什么行径？
军人不能说话？
搞清楚，彭德怀还有一项职务-中央政治局委员，请问党章上哪条规定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能说话？
还要请你搞清楚，彭德怀写的是私信，把别人的私信到处张扬，这是什么行径？
qmsqms 发表于 2010-12-22 12:49
文革后为什么第一批平反的就是彭德怀？为什么彭人缘最差，但是当时一提出，反而很快就平反了？
无他，大家早就知道彭当年说得对，只不过太祖在，没人敢说什么。
文革后为什么第一批平反的就是彭德怀？为什么彭人缘最差，但是当时一提出，反而很快就平反了？
无他，大家早就知道彭当年说得对，只不过太祖在，没人敢说什么。
某个军人对领袖忠诚然后分君之忧说了忠言逆耳，那皇上该怎么办？赞扬他？那下次另外的又有一个忠臣说“真话 ...
qmsqms 发表于 2010-12-21 23:37
彭德怀举兵造反了吗？
彭德怀把谁杀了？
人家说了句不同的话，就能一直引伸到杀官造反、军事政变，这发散性思维，我靠，秦桧都没你这水平阿。
某个军人对领袖忠诚然后分君之忧说了忠言逆耳，那皇上该怎么办？赞扬他？那下次另外的又有一个忠臣说“真话 ...
qmsqms 发表于 2010-12-21 23:37
彭德怀举兵造反了吗？
彭德怀把谁杀了？
人家说了句不同的话，就能一直引伸到杀官造反、军事政变，这发散性思维，我靠，秦桧都没你这水平阿。
别把政治家想的那么深奥，大家都是人罢了，庐山会议无非就是老彭不识相，带头说出真话，他一说，太祖的猜忌心上来，新仇旧恨一起算，剩下的人就随波逐流了。
过了几年，吃不饱肚子了，大家都知道彭说得对，但是这关系太祖权威，就先搁着吧，等到太祖死了，陈云一说，大家就给彭平反了。
过了几年，吃不饱肚子了，大家都知道彭说得对，但是这关系太祖权威，就先搁着吧，等到太祖死了，陈云一说，大家就给彭平反了。
好象彭就没整过人一样
好象彭就没整过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