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改革开放后中国军队六次裁军的决策依据是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29:12
核心提示：以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军队整顿为发端，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走上一条大裁军之路。30年来，中国军队按照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原则，先后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使军队总员额减少了65%，年度国防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探索和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逐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局面，在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作者：张星星（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原题为：中国军队大裁军与新时期经济建设
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军队建设的关系，是涉及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处理这一关系时既提出过一些正确思想，作出过积极探索，也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1975年，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大刀阔斧地展开了整顿军队的工作，并把“消肿”作为整顿军队的首要任务。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军委重新提出裁减军队员额、压缩国防费用的任务，确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在1985年、1997年和2003年，先后采取了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的重大举措，探索和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并逐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局面。这是新时期国家经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
一、中国军队大裁军的战略举措
中国军队在新时期的大裁军，发端于1975年的军队整顿。是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负责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并同叶剑英一道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月25日，他在总参谋部第一次发表讲话，就严肃指出了“军队臃肿不堪”、“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等问题，明确提出“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1]。同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下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军队调整编制体制问题，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9月，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拟制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决定将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全军部队从当年第四季度开始，陆续按照新编制进行整编，到1976年底全军总人数比上年减少13.6%。[2]这次精简整编，由于受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未能按时全面完成，但是军队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和初步尝试，为新时期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提供了经验。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军委重新把精简整编的任务摆上军队建设的重要日程。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肯定了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和措施，要求全军继续完成1975年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1980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常任委扩大会议，再度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中共中央于8月15日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决定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大力精简机关，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1982年9月，中央军委又下达《关于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决定展开进一步的精简整编，并采取了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三个兵种领导机关改为总参谋部业务部，将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撤销基建工程兵等重大改革举措。经过上述三次精简整编，中国军队总员额由660多万人减至423.8万人，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17.37%减至1984年的10.63%[3]
在198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进一步提出了全军裁减员额100万的设想，“希望用两年、三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决策”[4]。随后，中央军委经反复研究论证，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一方案。6月4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军队裁减员额100万。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要求全军部队克服各种困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军队的改革和精简工作。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全军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精简整编。1987年4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简整编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军总员额由423.8万人减
至323.5万人，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减至9.27%。此后，中国军队又陆续进行了一些小幅度的调整和精简。
十年之后，中国军队展开了新一轮大裁军。1997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中国军队在80年代裁减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此次裁军主要是压缩陆军部队规模、调整海空军部队编组、撤销部分装备老旧的部队，改革后勤保障、装备管理体制和院校、训练机构的体制编制，撤并军以上机关内设机构等。2000年3月9日，江泽民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共十五大提出的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重大任务已经完成。其中，陆军精简18.6%，海军精简11.4%，空军精简12.6%，第二炮兵精简2.9%，全军编制人数减至250万以内[5]当年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减至7.6%，达到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值。进入新世纪后，世界新军事变革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面临着新的挑战。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中央军委于2003年6月23日制定和印发了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体方案，并在7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全面展开了新一轮的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9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出席国防科学技术大学50周年庆典活动时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我军将在2005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此次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任务是：压缩规模，改革体制，优化结构，调整编组，完善制度，从编成结构上提升军队战斗力。军队总规模将减至230万人。据最新发布的消息，裁军20万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正在按照规定的精简任务和时间节点，向着预期目标扎实推进[6]。自1975年军队整顿以来，人民解放军总员额从660余万人①精简至230万人，裁军幅度达65%。伴随着军队员额的大幅度精简，人民解放军调整编成结构，改进体制编制，理顺指挥关系，加强质量建设，努力提高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与此同时，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经过80年代上半期的逐年调整，自1985年之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长期保持在10%以下的较低水平，国防费的增长率一直低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中国军队大裁军的决策依据
中国军队大裁军的启动，是在冷战尚未结束、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主动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不断推进裁军进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裁军决策，充分体现了对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集中力量加快国家经济发展，以现代化为中心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思考。
第一，深刻总结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我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甚至一度面临着抗美援朝战争，但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始终坚持精简军队员额、压缩国防费用的方针，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建设的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的思想，并强调“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7]。从1950～1958年，中央军委先后四次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使军队数量从1951年底的627万人减至1958年的237万人，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从1951年的43%降到1958年的12.49%。但是6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变化，军队员额和国防费再度膨胀起来，军队数量逐步攀升至660余万，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一度达到26.1%，[3]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毛泽东晚年已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军队要整顿”[1]（p.1），成为军队走上“消肿”之路的发端。新时期的大裁军，正是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继续做好。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和深刻反思，成为中国军队主动走上裁军之路的重要历史前提。
第二，积极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进入新时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共中央强调：“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8]。伴随着这一重大的战略转变，邓小平提出并确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指导原则。他强调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9]坚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一方面要降低国防费用的投入比例，另一方面必须压缩军队建设的规模。这不仅是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中国军队大裁军，正是坚持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
第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科学地认识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是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实施正确战略指导的重要前提。我国在一段时间里之所以造成军队规模和国防费用的过度膨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的严重估计。进入新时期后，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预见到世界战争有可能延缓和推迟，并经过长期的冷静观察和分析，作出了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的科学判断[9]（p.105）。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他强调指出：“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我们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也不可能确定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4]（p.266）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科学判断，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连续作出重大裁军决策的基本出发点。
第四，果断实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基于对时代主题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地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长期以来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实施这一战略性转变，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面的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和平条件下，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减少军队数量，提高建设质量，以现代化为中心有步骤地推进军队建设，增强打赢现代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能力。中国军队主动采取的大规模裁军，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最主要标志，对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的加速发展，对争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战略主动权，对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五，提高军队战斗力、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军队的大裁军，绝不是单纯地裁减军队员额，而是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目标，对军队编制体制的重大改革。军队规模过于臃肿，既耗费军费开支、加重人民负担，又严重妨碍部队的战斗力。邓小平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1]（pp.284～285）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军委提出和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的四项原则：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伴随着大裁军的步伐，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逐步推进，通过精简机关、调整编组、优化结构、理顺关系，大大改进了军队的领导指挥体制、部队编成体制、教育训练体制、后勤保障体制、武器装备发展管理体制和院校培训体制，提高了军队的整体效能和现代化水平，提高了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
三、中国军队大裁军对新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贡献
在大裁军过程中，特别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军队要在大局下行动”、“要忍耐几年”的指示，识大局，顾大体，发扬爱国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坚持过紧日子，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努力提高军政素质，增强部队作战能力，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训练、战备、捍卫国家安全、保卫边海防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为支持和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核心提示：以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军队整顿为发端，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走上一条大裁军之路。30年来，中国军队按照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原则，先后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使军队总员额减少了65%，年度国防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探索和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逐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局面，在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作者：张星星（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原题为：中国军队大裁军与新时期经济建设
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军队建设的关系，是涉及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处理这一关系时既提出过一些正确思想，作出过积极探索，也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1975年，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大刀阔斧地展开了整顿军队的工作，并把“消肿”作为整顿军队的首要任务。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军委重新提出裁减军队员额、压缩国防费用的任务，确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在1985年、1997年和2003年，先后采取了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的重大举措，探索和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并逐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局面。这是新时期国家经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
一、中国军队大裁军的战略举措
中国军队在新时期的大裁军，发端于1975年的军队整顿。是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负责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并同叶剑英一道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月25日，他在总参谋部第一次发表讲话，就严肃指出了“军队臃肿不堪”、“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等问题，明确提出“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1]。同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下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军队调整编制体制问题，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9月，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拟制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决定将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全军部队从当年第四季度开始，陆续按照新编制进行整编，到1976年底全军总人数比上年减少13.6%。[2]这次精简整编，由于受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未能按时全面完成，但是军队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和初步尝试，为新时期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提供了经验。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军委重新把精简整编的任务摆上军队建设的重要日程。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肯定了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和措施，要求全军继续完成1975年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1980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常任委扩大会议，再度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中共中央于8月15日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决定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大力精简机关，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1982年9月，中央军委又下达《关于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决定展开进一步的精简整编，并采取了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三个兵种领导机关改为总参谋部业务部，将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撤销基建工程兵等重大改革举措。经过上述三次精简整编，中国军队总员额由660多万人减至423.8万人，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17.37%减至1984年的10.63%[3]
在198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进一步提出了全军裁减员额100万的设想，“希望用两年、三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决策”[4]。随后，中央军委经反复研究论证，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一方案。6月4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军队裁减员额100万。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要求全军部队克服各种困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军队的改革和精简工作。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全军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精简整编。1987年4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简整编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军总员额由423.8万人减
至323.5万人，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减至9.27%。此后，中国军队又陆续进行了一些小幅度的调整和精简。
十年之后，中国军队展开了新一轮大裁军。1997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中国军队在80年代裁减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此次裁军主要是压缩陆军部队规模、调整海空军部队编组、撤销部分装备老旧的部队，改革后勤保障、装备管理体制和院校、训练机构的体制编制，撤并军以上机关内设机构等。2000年3月9日，江泽民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共十五大提出的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重大任务已经完成。其中，陆军精简18.6%，海军精简11.4%，空军精简12.6%，第二炮兵精简2.9%，全军编制人数减至250万以内[5]当年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减至7.6%，达到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值。进入新世纪后，世界新军事变革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面临着新的挑战。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中央军委于2003年6月23日制定和印发了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体方案，并在7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全面展开了新一轮的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9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出席国防科学技术大学50周年庆典活动时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我军将在2005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此次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任务是：压缩规模，改革体制，优化结构，调整编组，完善制度，从编成结构上提升军队战斗力。军队总规模将减至230万人。据最新发布的消息，裁军20万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正在按照规定的精简任务和时间节点，向着预期目标扎实推进[6]。自1975年军队整顿以来，人民解放军总员额从660余万人①精简至230万人，裁军幅度达65%。伴随着军队员额的大幅度精简，人民解放军调整编成结构，改进体制编制，理顺指挥关系，加强质量建设，努力提高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与此同时，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经过80年代上半期的逐年调整，自1985年之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长期保持在10%以下的较低水平，国防费的增长率一直低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中国军队大裁军的决策依据
中国军队大裁军的启动，是在冷战尚未结束、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主动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不断推进裁军进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裁军决策，充分体现了对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集中力量加快国家经济发展，以现代化为中心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思考。
第一，深刻总结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我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甚至一度面临着抗美援朝战争，但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始终坚持精简军队员额、压缩国防费用的方针，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建设的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的思想，并强调“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7]。从1950～1958年，中央军委先后四次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使军队数量从1951年底的627万人减至1958年的237万人，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从1951年的43%降到1958年的12.49%。但是6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变化，军队员额和国防费再度膨胀起来，军队数量逐步攀升至660余万，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一度达到26.1%，[3]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毛泽东晚年已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军队要整顿”[1]（p.1），成为军队走上“消肿”之路的发端。新时期的大裁军，正是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继续做好。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和深刻反思，成为中国军队主动走上裁军之路的重要历史前提。
第二，积极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进入新时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共中央强调：“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8]。伴随着这一重大的战略转变，邓小平提出并确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指导原则。他强调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9]坚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一方面要降低国防费用的投入比例，另一方面必须压缩军队建设的规模。这不仅是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中国军队大裁军，正是坚持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
第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科学地认识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是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实施正确战略指导的重要前提。我国在一段时间里之所以造成军队规模和国防费用的过度膨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的严重估计。进入新时期后，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预见到世界战争有可能延缓和推迟，并经过长期的冷静观察和分析，作出了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的科学判断[9]（p.105）。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他强调指出：“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我们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也不可能确定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4]（p.266）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科学判断，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连续作出重大裁军决策的基本出发点。
第四，果断实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基于对时代主题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地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长期以来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实施这一战略性转变，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面的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和平条件下，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减少军队数量，提高建设质量，以现代化为中心有步骤地推进军队建设，增强打赢现代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能力。中国军队主动采取的大规模裁军，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最主要标志，对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的加速发展，对争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战略主动权，对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五，提高军队战斗力、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军队的大裁军，绝不是单纯地裁减军队员额，而是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目标，对军队编制体制的重大改革。军队规模过于臃肿，既耗费军费开支、加重人民负担，又严重妨碍部队的战斗力。邓小平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1]（pp.284～285）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军委提出和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的四项原则：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伴随着大裁军的步伐，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逐步推进，通过精简机关、调整编组、优化结构、理顺关系，大大改进了军队的领导指挥体制、部队编成体制、教育训练体制、后勤保障体制、武器装备发展管理体制和院校培训体制，提高了军队的整体效能和现代化水平，提高了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
三、中国军队大裁军对新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贡献
在大裁军过程中，特别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军队要在大局下行动”、“要忍耐几年”的指示，识大局，顾大体，发扬爱国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坚持过紧日子，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努力提高军政素质，增强部队作战能力，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训练、战备、捍卫国家安全、保卫边海防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为支持和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作者：张星星（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原题为：中国军队大裁军与新时期经济建设
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军队建设的关系，是涉及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处理这一关系时既提出过一些正确思想，作出过积极探索，也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1975年，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大刀阔斧地展开了整顿军队的工作，并把“消肿”作为整顿军队的首要任务。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军委重新提出裁减军队员额、压缩国防费用的任务，确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在1985年、1997年和2003年，先后采取了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的重大举措，探索和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并逐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局面。这是新时期国家经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
一、中国军队大裁军的战略举措
中国军队在新时期的大裁军，发端于1975年的军队整顿。是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负责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并同叶剑英一道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月25日，他在总参谋部第一次发表讲话，就严肃指出了“军队臃肿不堪”、“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等问题，明确提出“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1]。同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下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军队调整编制体制问题，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9月，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拟制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决定将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全军部队从当年第四季度开始，陆续按照新编制进行整编，到1976年底全军总人数比上年减少13.6%。[2]这次精简整编，由于受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未能按时全面完成，但是军队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和初步尝试，为新时期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提供了经验。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军委重新把精简整编的任务摆上军队建设的重要日程。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肯定了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和措施，要求全军继续完成1975年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1980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常任委扩大会议，再度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中共中央于8月15日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决定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大力精简机关，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1982年9月，中央军委又下达《关于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决定展开进一步的精简整编，并采取了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三个兵种领导机关改为总参谋部业务部，将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撤销基建工程兵等重大改革举措。经过上述三次精简整编，中国军队总员额由660多万人减至423.8万人，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17.37%减至1984年的10.63%[3]
在198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进一步提出了全军裁减员额100万的设想，“希望用两年、三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决策”[4]。随后，中央军委经反复研究论证，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一方案。6月4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军队裁减员额100万。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要求全军部队克服各种困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军队的改革和精简工作。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全军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精简整编。1987年4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简整编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军总员额由423.8万人减
至323.5万人，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减至9.27%。此后，中国军队又陆续进行了一些小幅度的调整和精简。
十年之后，中国军队展开了新一轮大裁军。1997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中国军队在80年代裁减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此次裁军主要是压缩陆军部队规模、调整海空军部队编组、撤销部分装备老旧的部队，改革后勤保障、装备管理体制和院校、训练机构的体制编制，撤并军以上机关内设机构等。2000年3月9日，江泽民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共十五大提出的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重大任务已经完成。其中，陆军精简18.6%，海军精简11.4%，空军精简12.6%，第二炮兵精简2.9%，全军编制人数减至250万以内[5]当年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减至7.6%，达到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值。进入新世纪后，世界新军事变革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面临着新的挑战。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中央军委于2003年6月23日制定和印发了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体方案，并在7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全面展开了新一轮的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9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出席国防科学技术大学50周年庆典活动时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我军将在2005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此次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任务是：压缩规模，改革体制，优化结构，调整编组，完善制度，从编成结构上提升军队战斗力。军队总规模将减至230万人。据最新发布的消息，裁军20万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正在按照规定的精简任务和时间节点，向着预期目标扎实推进[6]。自1975年军队整顿以来，人民解放军总员额从660余万人①精简至230万人，裁军幅度达65%。伴随着军队员额的大幅度精简，人民解放军调整编成结构，改进体制编制，理顺指挥关系，加强质量建设，努力提高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与此同时，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经过80年代上半期的逐年调整，自1985年之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长期保持在10%以下的较低水平，国防费的增长率一直低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中国军队大裁军的决策依据
中国军队大裁军的启动，是在冷战尚未结束、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主动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不断推进裁军进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裁军决策，充分体现了对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集中力量加快国家经济发展，以现代化为中心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思考。
第一，深刻总结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我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甚至一度面临着抗美援朝战争，但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始终坚持精简军队员额、压缩国防费用的方针，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建设的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的思想，并强调“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7]。从1950～1958年，中央军委先后四次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使军队数量从1951年底的627万人减至1958年的237万人，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从1951年的43%降到1958年的12.49%。但是6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变化，军队员额和国防费再度膨胀起来，军队数量逐步攀升至660余万，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一度达到26.1%，[3]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毛泽东晚年已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军队要整顿”[1]（p.1），成为军队走上“消肿”之路的发端。新时期的大裁军，正是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继续做好。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和深刻反思，成为中国军队主动走上裁军之路的重要历史前提。
第二，积极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进入新时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共中央强调：“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8]。伴随着这一重大的战略转变，邓小平提出并确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指导原则。他强调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9]坚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一方面要降低国防费用的投入比例，另一方面必须压缩军队建设的规模。这不仅是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中国军队大裁军，正是坚持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
第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科学地认识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是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实施正确战略指导的重要前提。我国在一段时间里之所以造成军队规模和国防费用的过度膨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的严重估计。进入新时期后，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预见到世界战争有可能延缓和推迟，并经过长期的冷静观察和分析，作出了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的科学判断[9]（p.105）。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他强调指出：“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我们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也不可能确定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4]（p.266）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科学判断，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连续作出重大裁军决策的基本出发点。
第四，果断实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基于对时代主题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地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长期以来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实施这一战略性转变，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面的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和平条件下，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减少军队数量，提高建设质量，以现代化为中心有步骤地推进军队建设，增强打赢现代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能力。中国军队主动采取的大规模裁军，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最主要标志，对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的加速发展，对争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战略主动权，对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五，提高军队战斗力、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军队的大裁军，绝不是单纯地裁减军队员额，而是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目标，对军队编制体制的重大改革。军队规模过于臃肿，既耗费军费开支、加重人民负担，又严重妨碍部队的战斗力。邓小平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1]（pp.284～285）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军委提出和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的四项原则：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伴随着大裁军的步伐，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逐步推进，通过精简机关、调整编组、优化结构、理顺关系，大大改进了军队的领导指挥体制、部队编成体制、教育训练体制、后勤保障体制、武器装备发展管理体制和院校培训体制，提高了军队的整体效能和现代化水平，提高了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
三、中国军队大裁军对新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贡献
在大裁军过程中，特别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军队要在大局下行动”、“要忍耐几年”的指示，识大局，顾大体，发扬爱国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坚持过紧日子，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努力提高军政素质，增强部队作战能力，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训练、战备、捍卫国家安全、保卫边海防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为支持和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核心提示：以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军队整顿为发端，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走上一条大裁军之路。30年来，中国军队按照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原则，先后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使军队总员额减少了65%，年度国防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探索和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逐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局面，在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作者：张星星（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原题为：中国军队大裁军与新时期经济建设
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军队建设的关系，是涉及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处理这一关系时既提出过一些正确思想，作出过积极探索，也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1975年，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大刀阔斧地展开了整顿军队的工作，并把“消肿”作为整顿军队的首要任务。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军委重新提出裁减军队员额、压缩国防费用的任务，确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在1985年、1997年和2003年，先后采取了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的重大举措，探索和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并逐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局面。这是新时期国家经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
一、中国军队大裁军的战略举措
中国军队在新时期的大裁军，发端于1975年的军队整顿。是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负责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并同叶剑英一道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月25日，他在总参谋部第一次发表讲话，就严肃指出了“军队臃肿不堪”、“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等问题，明确提出“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1]。同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下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军队调整编制体制问题，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9月，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拟制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决定将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全军部队从当年第四季度开始，陆续按照新编制进行整编，到1976年底全军总人数比上年减少13.6%。[2]这次精简整编，由于受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未能按时全面完成，但是军队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和初步尝试，为新时期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提供了经验。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军委重新把精简整编的任务摆上军队建设的重要日程。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肯定了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和措施，要求全军继续完成1975年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1980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常任委扩大会议，再度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中共中央于8月15日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决定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大力精简机关，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1982年9月，中央军委又下达《关于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决定展开进一步的精简整编，并采取了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三个兵种领导机关改为总参谋部业务部，将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撤销基建工程兵等重大改革举措。经过上述三次精简整编，中国军队总员额由660多万人减至423.8万人，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17.37%减至1984年的10.63%[3]
在198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进一步提出了全军裁减员额100万的设想，“希望用两年、三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决策”[4]。随后，中央军委经反复研究论证，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一方案。6月4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军队裁减员额100万。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要求全军部队克服各种困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军队的改革和精简工作。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全军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精简整编。1987年4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简整编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军总员额由423.8万人减
至323.5万人，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减至9.27%。此后，中国军队又陆续进行了一些小幅度的调整和精简。
十年之后，中国军队展开了新一轮大裁军。1997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中国军队在80年代裁减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此次裁军主要是压缩陆军部队规模、调整海空军部队编组、撤销部分装备老旧的部队，改革后勤保障、装备管理体制和院校、训练机构的体制编制，撤并军以上机关内设机构等。2000年3月9日，江泽民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共十五大提出的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重大任务已经完成。其中，陆军精简18.6%，海军精简11.4%，空军精简12.6%，第二炮兵精简2.9%，全军编制人数减至250万以内[5]当年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减至7.6%，达到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值。进入新世纪后，世界新军事变革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面临着新的挑战。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中央军委于2003年6月23日制定和印发了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体方案，并在7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全面展开了新一轮的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9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出席国防科学技术大学50周年庆典活动时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我军将在2005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此次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任务是：压缩规模，改革体制，优化结构，调整编组，完善制度，从编成结构上提升军队战斗力。军队总规模将减至230万人。据最新发布的消息，裁军20万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正在按照规定的精简任务和时间节点，向着预期目标扎实推进[6]。自1975年军队整顿以来，人民解放军总员额从660余万人①精简至230万人，裁军幅度达65%。伴随着军队员额的大幅度精简，人民解放军调整编成结构，改进体制编制，理顺指挥关系，加强质量建设，努力提高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与此同时，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经过80年代上半期的逐年调整，自1985年之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长期保持在10%以下的较低水平，国防费的增长率一直低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中国军队大裁军的决策依据
中国军队大裁军的启动，是在冷战尚未结束、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主动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不断推进裁军进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裁军决策，充分体现了对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集中力量加快国家经济发展，以现代化为中心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思考。
第一，深刻总结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我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甚至一度面临着抗美援朝战争，但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始终坚持精简军队员额、压缩国防费用的方针，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建设的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的思想，并强调“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7]。从1950～1958年，中央军委先后四次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使军队数量从1951年底的627万人减至1958年的237万人，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从1951年的43%降到1958年的12.49%。但是6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变化，军队员额和国防费再度膨胀起来，军队数量逐步攀升至660余万，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一度达到26.1%，[3]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毛泽东晚年已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军队要整顿”[1]（p.1），成为军队走上“消肿”之路的发端。新时期的大裁军，正是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继续做好。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和深刻反思，成为中国军队主动走上裁军之路的重要历史前提。
第二，积极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进入新时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共中央强调：“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8]。伴随着这一重大的战略转变，邓小平提出并确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指导原则。他强调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9]坚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一方面要降低国防费用的投入比例，另一方面必须压缩军队建设的规模。这不仅是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中国军队大裁军，正是坚持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
第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科学地认识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是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实施正确战略指导的重要前提。我国在一段时间里之所以造成军队规模和国防费用的过度膨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的严重估计。进入新时期后，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预见到世界战争有可能延缓和推迟，并经过长期的冷静观察和分析，作出了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的科学判断[9]（p.105）。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他强调指出：“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我们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也不可能确定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4]（p.266）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科学判断，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连续作出重大裁军决策的基本出发点。
第四，果断实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基于对时代主题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地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长期以来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实施这一战略性转变，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面的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和平条件下，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减少军队数量，提高建设质量，以现代化为中心有步骤地推进军队建设，增强打赢现代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能力。中国军队主动采取的大规模裁军，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最主要标志，对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的加速发展，对争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战略主动权，对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五，提高军队战斗力、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军队的大裁军，绝不是单纯地裁减军队员额，而是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目标，对军队编制体制的重大改革。军队规模过于臃肿，既耗费军费开支、加重人民负担，又严重妨碍部队的战斗力。邓小平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1]（pp.284～285）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军委提出和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的四项原则：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伴随着大裁军的步伐，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逐步推进，通过精简机关、调整编组、优化结构、理顺关系，大大改进了军队的领导指挥体制、部队编成体制、教育训练体制、后勤保障体制、武器装备发展管理体制和院校培训体制，提高了军队的整体效能和现代化水平，提高了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
三、中国军队大裁军对新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贡献
在大裁军过程中，特别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军队要在大局下行动”、“要忍耐几年”的指示，识大局，顾大体，发扬爱国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坚持过紧日子，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努力提高军政素质，增强部队作战能力，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训练、战备、捍卫国家安全、保卫边海防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为支持和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