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中国民族主义正名[转帖]

（一）为中国民族主义正名[转帖]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P>一． 开启一个新时代 </P>
<P>为什么不用爱国主义而用民族主义？ </P>
<P>如我以前多次说过，民族主义本是西方学术界和大众传媒扣在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一些思想头上的帽子。但我为什么主张接过这顶帽子呢（很显然，不可能他们扣什么帽子我们都接）？实际上，我接过这顶帽子是受到很多指责的：一些亲西方的人因此而百般辱骂就不用说了，一些朋友也责备我为什么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现成的、褒义的概念而非要搞出个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回答，因为一方面，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原本是接近的概念，而另一方面，爱国主义都是褒义的，但那帮攻击者不愿意这样叫，非要叫我们“愤青”或“民族主义”，前面还要加上“狭隘的”！总之，面对强势的西方话语及其众多的国内帮腔者，你就是不接受也难。。。 </P>
<P>不是我不想用爱国主义这个词，而是这个词在这些年中实在已经被搞得太庸俗了――还不是因为有“汉奸”整天骂它，而是国家对它的狭隘定义和认同使得人们一听到这个词就发笑，根本不可能有兴趣去听一听它还有哪些新内容。民族主义虽然也是个老词，但在这些年中它很少被使用，很少被使用的老词往往会起到一个新词的作用，人们会耳目一新而会去注意它的新内容，同时，它又区别于被庸俗化了的“爱国主义”。 </P>
<P>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1967）中因此曾试图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出一种学理上的区分。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 </P>
<P>
二． 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 </P>
<P>我认为，从整个地球的角度说，我们这个时代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P>
<P>（1） 生存空间的问题
（2） 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 </P>
<P>下面我分别论述这两个问题。 </P>
<P>生存空间的问题 </P>
<P>人类在过去的历史中，为了争夺自然资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曾爆发过多次极为血腥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记忆犹新。战后，有了那么一种新的论调，说是在战后的自由贸易体制下，自然资源、生存空间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在商业竞争中获胜，就能过上好日子。我认为，一个抛弃了伪善而真正严肃思考我们这个星球的问题的人决不会同意这种显而易见的谬论。 </P>
<P>任何一个人，只要到中国内地那些自然禀赋极差而人口却极为稠密的地区去看过一眼就会明白，生活在那里的人基本上是绝望的：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赋予的自然资源太少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商业竞争中获胜。他们的严酷的生存条件也恶化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在每一个人都要为生存而拼命争夺自然资源的时候，宽容、自由和民主难以立足，环境保护就更谈不上了，连文明都难以找到立足之地。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跑出去，跑到自然资源更多、生存空间更宽敞的地方去。 </P>
<P>中国的许多困难来自生存空间。必须捅破“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我经常看到媒体上，以及许许多多的人嘴上都在说西方人多么多么文明，他们坐公共汽车从不乱挤、抢座，他们的街道有多么多么干净，等等。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反驳此类言论的帖子。这个帖子说：美国人从车里往外丢脏物、吐口香糖等等是常事，只不过因为人少，街道才显得干净。对于这个说法，我深以为然。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我个人的经历：我曾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居住过，那里的最豪华的百货公司门口夜里常常有人小便，人数还不少，故此白天也会闻到一股刺鼻的尿臊味；但因温哥华的人口少、自然条件好，它仍旧称得上是北美最干净、最美丽的城市。我敢说，如果让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居住在中国这种密度条件下，他们会比中国人更不文明、更肮脏、更破坏生态环境、更窝里斗……，甚至连他们的民主制度恐怕都会变了味。 </P>
<P>在英国发生了历年来死伤人数最多的偷渡客死于非命事件。英国海关人员6月19日凌晨在英国南部多佛尔港检查一辆荷兰牌照的卡车时，在集装箱内发现58具（54男、4女）尸体，该批偷渡客来自中国大陆。 </P>
<P>类似的新闻我看过很多，每次我都十分难受。一些西方人，还有一些惯于诋毁中国以取悦西方人的中国人会说，这些偷渡客是在“逃避专制政权”。但每一个客观公正的人都明白，虽然中国在人权和民主政治方面做得是不令人满意，但这些人决不是在“逃避专制政权”，而是在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实际上，那些生存空间匮乏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都是民主国家，他们的国民不也在大量的偷渡吗？ </P>
<P>有些人还会说，这些偷渡客并不穷，否则他们根本就付不起偷渡的费用，然而，要知道，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每年有无数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能卖什么就卖什么，包括劳力、智力、尊严、女人的身体乃至灵魂，以各种方式谋求进入自然资源不那么匮乏、生存空间不那么拥挤的地方，最好是北美、欧洲、澳洲，退而求其次，则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也行。 </P>
<P>那些排着长队考托福的莘莘学子们…… </P>
<P>那些甘愿嫁给又丑、又蠢、又穷、又老的外国人的年轻、貌美、聪明的中国姑娘们…… </P>
<P>那些挥舞着生花妙笔为中国人抛弃自己的祖国而赞美、讴歌，描绘着一个外国天堂、外国人天使的文人墨客们…… </P>
<P>我想说，我都理解。可这些人却不肯说出真相，也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真相……但我要指出这个真相，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生存空间的狭小。所谓中国人往外跑是因为“苛政猛于虎”是不对的，另一种说法则是中国人不应该出去，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出去。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或谁能根本上改善中国的生存环境，谁，就是中国的民族英雄！ </P>
<P>
西方人的伪善 </P>
<P>美国移民归化局局长梅斯纳（Doris Meissner）访问北京和福建，敦促中国加强边境管制，防止偷渡。就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阎学通说的非常好。他说，迁移自由应当看作和言论自由同等重要。“你如果在Ａ国没有言论自由，你至少可以有到另一个国家去享受言论自由。” </P>
<P>然而，美国却要求中国动用警察和部队严格控制边境，重建“竹幕”。如果美国人明说：这个世界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们的祖宗没有抢到我们的祖宗抢到的空间那么辽阔、自然资源那么丰富的地盘，你们就活该倒霉，有能耐你们也来抢，那我们也认了，谁让我们抢不过别人的呢？问题是美国在标榜“人权高于主权”。既然“人权高于主权”，那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那个主权稍往下放一放，允许人员自由进出，以享受人权呢？如果西方人真的奉行“人权高于主权”这条原则，那么，多佛尔港的那58个中国人就会坐着飞机吹着口哨进入英国，而根本就不会挤在车厢里闷死！ </P>
<P>
中国一些人的愚蠢的善良 </P>
<P>很多中国人都认识到了中国的生存空间狭窄和自然资源的匮乏。但有些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十分荒唐。张祥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中国人可以向西方人挑战。挑战什么呢？比比谁消耗的自然资源更少（要是比这个，中国人可赢美国人多了：一个中国婴儿生下来，其一生的自然资源消耗仅仅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并认为这最终会“感动”西方人。 再没有什么比这种伟大的“新儒家”（张先生自己标榜是儒家）思想更荒谬的了。张先生应该去看一下美国人写的《文化与进化》一书，这本书明确地说：高级物种与低级物种之间的差别甚至“并不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能量，而在于利用的数量”。 张先生的“高招”不仅不可能感动西方人，恐怕反而会招致西方人的耻笑，笑中国人的愚蠢、低劣。当然，张先生会说，这是西方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不对的。然而，就算我们同意张先生的价值判断，我们也无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这里我想补充一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譬如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对应该采用西方人的观点，而不是“新儒家”的观点。新儒家的观点只不过是中国一些人的愚蠢的善良。 </P>
<P>我的一位朋友谈到他和一位前高级官员的一次谈话。这位前高级官员认为台湾是可以丢掉的，西藏也是可以丢掉的。当听到西藏也可以丢掉时，我的这位朋友有点担心了，他说，我们中国人也许将来还要依靠西藏喝水呢，西藏不能丢啊。你们猜这位前高级官员说什么？他说：印度也要喝水啊。我听到此，笑着对我的这位朋友说：“那你没有问问他，印度穷人多着呢，他的正部级待遇为什么不拿出来给印度的那些穷人呢？”记得90年代初，有一位叫赵营波的作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大协调理论”。有一次有朋友把我请了去陪这位作家吃饭，同时聆听他关于“大协调理论”的教诲。我听了半天，似乎是搞明白了。我问他：你说的这个大协调理论，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是羊，西方人是狼，而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我们这些羊应该主动地让西方人这些狼吃？他回答说，正是这个意思，自然界是个大系统，羊和狼应该协调，羊不应该只考虑自己这个子系统的利益，而应该为整个大系统的协调作奉献。我回答说，对不起，我这只羊即使打不过狼，也要试着逃跑，决不肯为了你的那个“大系统的协调”白白送给狼吃。中国老是有这么一些所谓“世界主义”的“高尚人士”，非常乐意慷其他中国人之慨来显示自己的“道德高尚”、“思想开放”、“绅士风度”、“博爱人类”，等等。但是，且慢，把他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行不行？嘿嘿，那可不行，他自己个人的东西可一分不能少！ </P>
<P>索尔仁尼琴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倾塌的俄罗斯》。我不懂俄文，故此无法阅读，但我看到了网上对于这本书的介绍。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人之所以对于自己的民族利益丧失防卫意识，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前苏联某些政策或意识形态长期影响的结果，比如，对所谓的沙文主义的不断批判，诸多不尽合理的民族政策，关于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幻想，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空前地淡化，整个民族失去了内在的凝聚力。当然，索尔仁尼琴认为，西方蓄谋已久的反俄计划及其成功实施，也是俄罗斯步入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前社会主义国家僵化的意识形态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过早地空想世界大同（比现在的美国人鼓吹地球村要早得多），又一个劲地批民族主义，这些作为一种理想也许是崇高的，但距离现实太远，在现实中反而会被“劣币”所淘汰。 </P>
<P>西方人则从给小孩子玩的电子游戏开始就讲争斗。我记得我打微软的《帝国时代》那个电子游戏，怎么也打不好，而一个十岁的孩子却打得非常好。我问他诀窍在什么地方，这个小孩子告诉我，他已经悟出来了：关键不在于自己发展，而是不让对手发展。就这么一个小孩子，玩玩西方人制作的电子游戏，就会自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你能说这些游戏不反映西方人深层的心理意识？ </P>
<P>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 </P>
<P>我们这个星球的另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如此众多的人的命运为少数不了解他们、也不关心他们的人所决定。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说，这是一个政体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说到；从国际秩序的角度说，则是美国和西方强国俱乐部的霸权的问题。 </P>
<P>从世界普遍公正的角度设想一下国际秩序 </P>
<P>生存空间的问题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的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不解决，所谓“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难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那些动听的言词又何必去说呢。 </P>
<P>而满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平”、“环保”的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恶狠狠地诅咒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我认为，西方学者回避谈这两个问题显示出他们的伪善，而中国学者不谈这两个问题则显示出他们的愚蠢或伪善。我看到是一个已经过世了的西方哲学家罗素的话比较真诚，他没有像当代那些伪善的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样谴责中国的民族主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对答。” （但罗素随后建议“最富忍耐力”、“爱好和平”的中国不要去“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等待白种民族“在未来的几百年里互相残杀”，等待“它的压迫者最终也许会被拖跨”，则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在当时就不可能，现在就更不可能了。） </P>
<P>当然，有人会说，现在的国际秩序与罗素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为，现在的国际秩序与罗素那时相比，只是一个软刀子杀头的问题。就这样一点“进步”，还是因为有了核武器，这叫做“恐怖的和平”。对于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小国而言，失去了冷战时代的力量平衡，则又不得不品尝西方列强的硬刀子的滋味了。现在美国人又在搞NMD、TMD等（而我们采取的是鸵鸟政策，说他们没用，怎么会没用？没用美国人会花这么多钱搞？美国人的试验是失败了几次，但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套东西绝对会搞成的），这套东西真搞成了，我看又会回到罗素那个用硬刀子的时代。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现在比罗素那个时代更糟，因为今天的西方列强是联合起来的（所以罗素建议的让我们中国人耐心地等着西方人自己相互残杀、最后全都跨掉的主意是绝对的不可行），中国一些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所谓“西西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说法，是不过是一种不敢面对现实的梦呓而已。 </P>
<P>今天，左派并不抽象地质疑强权，而是关注强权归谁掌握，相反，右派并不在乎谁是掌权者，而是关心权力本身的结构问题。现在左派们首先要问的是，利益，谁的利益？全球化，谁为主导？ 有的左派网友更激烈地说：“X个代表不就是代表有权，有钱，有势吗？！我们弱势群体谁来代表？” </P>
<P>而右派则极力压制和回避这样的关注和讨论，并不是他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而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往往与左派的意见和看法相佐。 </P>
<P>中国民族主义对内代表左派，对外代表以文化认同为根据的中华民族。</P>（一）为中国民族主义正名[转帖]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P>一． 开启一个新时代 </P>
<P>为什么不用爱国主义而用民族主义？ </P>
<P>如我以前多次说过，民族主义本是西方学术界和大众传媒扣在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一些思想头上的帽子。但我为什么主张接过这顶帽子呢（很显然，不可能他们扣什么帽子我们都接）？实际上，我接过这顶帽子是受到很多指责的：一些亲西方的人因此而百般辱骂就不用说了，一些朋友也责备我为什么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现成的、褒义的概念而非要搞出个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回答，因为一方面，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原本是接近的概念，而另一方面，爱国主义都是褒义的，但那帮攻击者不愿意这样叫，非要叫我们“愤青”或“民族主义”，前面还要加上“狭隘的”！总之，面对强势的西方话语及其众多的国内帮腔者，你就是不接受也难。。。 </P>
<P>不是我不想用爱国主义这个词，而是这个词在这些年中实在已经被搞得太庸俗了――还不是因为有“汉奸”整天骂它，而是国家对它的狭隘定义和认同使得人们一听到这个词就发笑，根本不可能有兴趣去听一听它还有哪些新内容。民族主义虽然也是个老词，但在这些年中它很少被使用，很少被使用的老词往往会起到一个新词的作用，人们会耳目一新而会去注意它的新内容，同时，它又区别于被庸俗化了的“爱国主义”。 </P>
<P>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1967）中因此曾试图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出一种学理上的区分。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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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 </P>
<P>我认为，从整个地球的角度说，我们这个时代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P>
<P>（1） 生存空间的问题
（2） 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 </P>
<P>下面我分别论述这两个问题。 </P>
<P>生存空间的问题 </P>
<P>人类在过去的历史中，为了争夺自然资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曾爆发过多次极为血腥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记忆犹新。战后，有了那么一种新的论调，说是在战后的自由贸易体制下，自然资源、生存空间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在商业竞争中获胜，就能过上好日子。我认为，一个抛弃了伪善而真正严肃思考我们这个星球的问题的人决不会同意这种显而易见的谬论。 </P>
<P>任何一个人，只要到中国内地那些自然禀赋极差而人口却极为稠密的地区去看过一眼就会明白，生活在那里的人基本上是绝望的：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赋予的自然资源太少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商业竞争中获胜。他们的严酷的生存条件也恶化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在每一个人都要为生存而拼命争夺自然资源的时候，宽容、自由和民主难以立足，环境保护就更谈不上了，连文明都难以找到立足之地。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跑出去，跑到自然资源更多、生存空间更宽敞的地方去。 </P>
<P>中国的许多困难来自生存空间。必须捅破“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我经常看到媒体上，以及许许多多的人嘴上都在说西方人多么多么文明，他们坐公共汽车从不乱挤、抢座，他们的街道有多么多么干净，等等。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反驳此类言论的帖子。这个帖子说：美国人从车里往外丢脏物、吐口香糖等等是常事，只不过因为人少，街道才显得干净。对于这个说法，我深以为然。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我个人的经历：我曾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居住过，那里的最豪华的百货公司门口夜里常常有人小便，人数还不少，故此白天也会闻到一股刺鼻的尿臊味；但因温哥华的人口少、自然条件好，它仍旧称得上是北美最干净、最美丽的城市。我敢说，如果让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居住在中国这种密度条件下，他们会比中国人更不文明、更肮脏、更破坏生态环境、更窝里斗……，甚至连他们的民主制度恐怕都会变了味。 </P>
<P>在英国发生了历年来死伤人数最多的偷渡客死于非命事件。英国海关人员6月19日凌晨在英国南部多佛尔港检查一辆荷兰牌照的卡车时，在集装箱内发现58具（54男、4女）尸体，该批偷渡客来自中国大陆。 </P>
<P>类似的新闻我看过很多，每次我都十分难受。一些西方人，还有一些惯于诋毁中国以取悦西方人的中国人会说，这些偷渡客是在“逃避专制政权”。但每一个客观公正的人都明白，虽然中国在人权和民主政治方面做得是不令人满意，但这些人决不是在“逃避专制政权”，而是在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实际上，那些生存空间匮乏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都是民主国家，他们的国民不也在大量的偷渡吗？ </P>
<P>有些人还会说，这些偷渡客并不穷，否则他们根本就付不起偷渡的费用，然而，要知道，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每年有无数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能卖什么就卖什么，包括劳力、智力、尊严、女人的身体乃至灵魂，以各种方式谋求进入自然资源不那么匮乏、生存空间不那么拥挤的地方，最好是北美、欧洲、澳洲，退而求其次，则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也行。 </P>
<P>那些排着长队考托福的莘莘学子们…… </P>
<P>那些甘愿嫁给又丑、又蠢、又穷、又老的外国人的年轻、貌美、聪明的中国姑娘们…… </P>
<P>那些挥舞着生花妙笔为中国人抛弃自己的祖国而赞美、讴歌，描绘着一个外国天堂、外国人天使的文人墨客们…… </P>
<P>我想说，我都理解。可这些人却不肯说出真相，也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真相……但我要指出这个真相，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生存空间的狭小。所谓中国人往外跑是因为“苛政猛于虎”是不对的，另一种说法则是中国人不应该出去，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出去。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或谁能根本上改善中国的生存环境，谁，就是中国的民族英雄！ </P>
<P>
西方人的伪善 </P>
<P>美国移民归化局局长梅斯纳（Doris Meissner）访问北京和福建，敦促中国加强边境管制，防止偷渡。就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阎学通说的非常好。他说，迁移自由应当看作和言论自由同等重要。“你如果在Ａ国没有言论自由，你至少可以有到另一个国家去享受言论自由。” </P>
<P>然而，美国却要求中国动用警察和部队严格控制边境，重建“竹幕”。如果美国人明说：这个世界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们的祖宗没有抢到我们的祖宗抢到的空间那么辽阔、自然资源那么丰富的地盘，你们就活该倒霉，有能耐你们也来抢，那我们也认了，谁让我们抢不过别人的呢？问题是美国在标榜“人权高于主权”。既然“人权高于主权”，那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那个主权稍往下放一放，允许人员自由进出，以享受人权呢？如果西方人真的奉行“人权高于主权”这条原则，那么，多佛尔港的那58个中国人就会坐着飞机吹着口哨进入英国，而根本就不会挤在车厢里闷死！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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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些人的愚蠢的善良 </P>
<P>很多中国人都认识到了中国的生存空间狭窄和自然资源的匮乏。但有些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十分荒唐。张祥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中国人可以向西方人挑战。挑战什么呢？比比谁消耗的自然资源更少（要是比这个，中国人可赢美国人多了：一个中国婴儿生下来，其一生的自然资源消耗仅仅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并认为这最终会“感动”西方人。 再没有什么比这种伟大的“新儒家”（张先生自己标榜是儒家）思想更荒谬的了。张先生应该去看一下美国人写的《文化与进化》一书，这本书明确地说：高级物种与低级物种之间的差别甚至“并不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能量，而在于利用的数量”。 张先生的“高招”不仅不可能感动西方人，恐怕反而会招致西方人的耻笑，笑中国人的愚蠢、低劣。当然，张先生会说，这是西方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不对的。然而，就算我们同意张先生的价值判断，我们也无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这里我想补充一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譬如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对应该采用西方人的观点，而不是“新儒家”的观点。新儒家的观点只不过是中国一些人的愚蠢的善良。 </P>
<P>我的一位朋友谈到他和一位前高级官员的一次谈话。这位前高级官员认为台湾是可以丢掉的，西藏也是可以丢掉的。当听到西藏也可以丢掉时，我的这位朋友有点担心了，他说，我们中国人也许将来还要依靠西藏喝水呢，西藏不能丢啊。你们猜这位前高级官员说什么？他说：印度也要喝水啊。我听到此，笑着对我的这位朋友说：“那你没有问问他，印度穷人多着呢，他的正部级待遇为什么不拿出来给印度的那些穷人呢？”记得90年代初，有一位叫赵营波的作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大协调理论”。有一次有朋友把我请了去陪这位作家吃饭，同时聆听他关于“大协调理论”的教诲。我听了半天，似乎是搞明白了。我问他：你说的这个大协调理论，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是羊，西方人是狼，而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我们这些羊应该主动地让西方人这些狼吃？他回答说，正是这个意思，自然界是个大系统，羊和狼应该协调，羊不应该只考虑自己这个子系统的利益，而应该为整个大系统的协调作奉献。我回答说，对不起，我这只羊即使打不过狼，也要试着逃跑，决不肯为了你的那个“大系统的协调”白白送给狼吃。中国老是有这么一些所谓“世界主义”的“高尚人士”，非常乐意慷其他中国人之慨来显示自己的“道德高尚”、“思想开放”、“绅士风度”、“博爱人类”，等等。但是，且慢，把他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行不行？嘿嘿，那可不行，他自己个人的东西可一分不能少！ </P>
<P>索尔仁尼琴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倾塌的俄罗斯》。我不懂俄文，故此无法阅读，但我看到了网上对于这本书的介绍。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人之所以对于自己的民族利益丧失防卫意识，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前苏联某些政策或意识形态长期影响的结果，比如，对所谓的沙文主义的不断批判，诸多不尽合理的民族政策，关于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幻想，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空前地淡化，整个民族失去了内在的凝聚力。当然，索尔仁尼琴认为，西方蓄谋已久的反俄计划及其成功实施，也是俄罗斯步入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前社会主义国家僵化的意识形态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过早地空想世界大同（比现在的美国人鼓吹地球村要早得多），又一个劲地批民族主义，这些作为一种理想也许是崇高的，但距离现实太远，在现实中反而会被“劣币”所淘汰。 </P>
<P>西方人则从给小孩子玩的电子游戏开始就讲争斗。我记得我打微软的《帝国时代》那个电子游戏，怎么也打不好，而一个十岁的孩子却打得非常好。我问他诀窍在什么地方，这个小孩子告诉我，他已经悟出来了：关键不在于自己发展，而是不让对手发展。就这么一个小孩子，玩玩西方人制作的电子游戏，就会自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你能说这些游戏不反映西方人深层的心理意识？ </P>
<P>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 </P>
<P>我们这个星球的另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如此众多的人的命运为少数不了解他们、也不关心他们的人所决定。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说，这是一个政体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说到；从国际秩序的角度说，则是美国和西方强国俱乐部的霸权的问题。 </P>
<P>从世界普遍公正的角度设想一下国际秩序 </P>
<P>生存空间的问题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的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不解决，所谓“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难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那些动听的言词又何必去说呢。 </P>
<P>而满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平”、“环保”的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恶狠狠地诅咒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我认为，西方学者回避谈这两个问题显示出他们的伪善，而中国学者不谈这两个问题则显示出他们的愚蠢或伪善。我看到是一个已经过世了的西方哲学家罗素的话比较真诚，他没有像当代那些伪善的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样谴责中国的民族主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对答。” （但罗素随后建议“最富忍耐力”、“爱好和平”的中国不要去“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等待白种民族“在未来的几百年里互相残杀”，等待“它的压迫者最终也许会被拖跨”，则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在当时就不可能，现在就更不可能了。） </P>
<P>当然，有人会说，现在的国际秩序与罗素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为，现在的国际秩序与罗素那时相比，只是一个软刀子杀头的问题。就这样一点“进步”，还是因为有了核武器，这叫做“恐怖的和平”。对于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小国而言，失去了冷战时代的力量平衡，则又不得不品尝西方列强的硬刀子的滋味了。现在美国人又在搞NMD、TMD等（而我们采取的是鸵鸟政策，说他们没用，怎么会没用？没用美国人会花这么多钱搞？美国人的试验是失败了几次，但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套东西绝对会搞成的），这套东西真搞成了，我看又会回到罗素那个用硬刀子的时代。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现在比罗素那个时代更糟，因为今天的西方列强是联合起来的（所以罗素建议的让我们中国人耐心地等着西方人自己相互残杀、最后全都跨掉的主意是绝对的不可行），中国一些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所谓“西西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说法，是不过是一种不敢面对现实的梦呓而已。 </P>
<P>今天，左派并不抽象地质疑强权，而是关注强权归谁掌握，相反，右派并不在乎谁是掌权者，而是关心权力本身的结构问题。现在左派们首先要问的是，利益，谁的利益？全球化，谁为主导？ 有的左派网友更激烈地说：“X个代表不就是代表有权，有钱，有势吗？！我们弱势群体谁来代表？” </P>
<P>而右派则极力压制和回避这样的关注和讨论，并不是他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而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往往与左派的意见和看法相佐。 </P>
<P>中国民族主义对内代表左派，对外代表以文化认同为根据的中华民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