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求科普，关于朱德总司令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3:12:22
在映像中，朱德总司令貌似一直是打酱油的，想问一下朱德总司令有哪些功绩以及影响，评价如何在映像中，朱德总司令貌似一直是打酱油的，想问一下朱德总司令有哪些功绩以及影响，评价如何
上一期的世界军事就讲了老朱在护国战争中的战绩。
老毛又不是军校毕业生，战略指挥很高明，战术和军务知识他又没学过，自然得有个好参谋好顾问。
话说类似总参谋长这种职位是个尴尬的角色，替他人参谋，自己不留名。
话说类似总参谋长这种职位是个尴尬的角色，替他人参谋，自己不留名。
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那是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出声的话语中，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湼槃一般诞生。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 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八百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
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队伍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曾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
谭震林1927年秋就在井冈山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这番话，无疑是对南昌起义的最高评价，对保存这部分力量而不溃散的朱德、陈毅等人的最高评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毅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某些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也许在当时情况下，天心圩留下来的那支八百人队伍中，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到共产党人22年后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溃散了，更难想到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历史又正因为难以预测，所以才充满机遇。面对难以预测的历史和难以把握的机遇，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质与信念。
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永远无法获得。
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那是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出声的话语中，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湼槃一般诞生。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 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八百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
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队伍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曾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
谭震林1927年秋就在井冈山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这番话，无疑是对南昌起义的最高评价，对保存这部分力量而不溃散的朱德、陈毅等人的最高评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毅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某些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也许在当时情况下，天心圩留下来的那支八百人队伍中，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到共产党人22年后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溃散了，更难想到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历史又正因为难以预测，所以才充满机遇。面对难以预测的历史和难以把握的机遇，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质与信念。
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永远无法获得。
看《伟大的道路》一书吧。
太祖在湖南是当过几个月兵的———至少他会打绑腿。
太祖在湖南是当过几个月兵的———至少他会打绑腿。
金一南将军的“总司令：扁担及其他”演讲能说明楼主的问题。
已经发了正在审核，可以到网上直接搜索关键词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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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草创时期，朱德是主要的战斗实际指挥者。
随着红军渐渐壮大，朱德除了辅佐太祖做军事指挥外，更注重人才发现和培养。林彪就是朱德慧眼识才出来的。
再到后来，在太祖主要负责战略指挥的时候，朱德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军队建设、战术训练、条令编制、人才培养、武器装备等方面。套用一句美国术语，朱德主“军政系统”，太祖主“军令系统”。
随着红军渐渐壮大，朱德除了辅佐太祖做军事指挥外，更注重人才发现和培养。林彪就是朱德慧眼识才出来的。
再到后来，在太祖主要负责战略指挥的时候，朱德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军队建设、战术训练、条令编制、人才培养、武器装备等方面。套用一句美国术语，朱德主“军政系统”，太祖主“军令系统”。
小时候听老一辈人讲十大元帅，都对朱老总相当尊敬。
因为他在最困难的时期拉维持了部队不散架
因为他在最困难的时期拉维持了部队不散架
润物细无声！！
老朱算老毛的老师?
老毛该算是青出于蓝了
老毛该算是青出于蓝了
roadrunner 发表于 2010-11-16 01:08 
他们之间名义上没有事实上也没有师生关系，两人因该是搭档
他们之间名义上没有事实上也没有师生关系，两人因该是搭档
朱毛！朱毛！这个可不是白叫的！
不太了解朱总，不过我印象中，朱老总是个拎把菜刀就闹革命的猛男，还是有就是他是30左右才出国留学的，而且还向比他年轻的人经常请教。
冰特凉 发表于 2010-11-16 16:44
拎把菜刀就闹革命的猛男是湘西贺老总好不好？人家朱老总是正儿八经云南陆军讲武堂名校出生
拎把菜刀就闹革命的猛男是湘西贺老总好不好？人家朱老总是正儿八经云南陆军讲武堂名校出生
风君子 发表于 2010-11-16 16:47
呵呵，其实我真不了解他。记错了哦
贺老总挺猛的啊
呵呵，其实我真不了解他。记错了哦
贺老总挺猛的啊
冰特凉 发表于 2010-11-16 16:49
朱老总家貌似挺有钱的，当年红军长征到四川差点把他家分了土豪，后来发现了才纠正的，正宗的大水冲了龙王庙:D
朱老总家貌似挺有钱的，当年红军长征到四川差点把他家分了土豪，后来发现了才纠正的，正宗的大水冲了龙王庙:D
马歇尔和尼米兹从未亲自上阵打仗，但美国上下没人不服这两个五星的。朱老总可以类比。
朱德还有个弟弟叫朱可夫。也挺厉害的
kbfmmk 发表于 2010-11-16 19:40
他还有个儿子当过总理。
他还有个儿子当过总理。
祖上是明朝开国皇帝。
风君子 发表于 2010-11-16 16:47
是滴 还是蔡锷将军的得意门生吧 要是蔡将军不死 估计也就没有后来的朱总司令了
是滴 还是蔡锷将军的得意门生吧 要是蔡将军不死 估计也就没有后来的朱总司令了
speed250 发表于 2010-11-17 00:17
嗯 还是朱八八的嫡系子孙呢
嗯 还是朱八八的嫡系子孙呢
kutoo 发表于 2010-11-16 19:25
没法类比的 那两个可是大权在握
话说美军各级军官就盼着名字能上马歇尔的小本本呢
没法类比的 那两个可是大权在握
话说美军各级军官就盼着名字能上马歇尔的小本本呢
风君子 发表于 2010-11-16 18:06
朱老总幼时家境贫寒，老总发奋读书，刚考上秀才，就取消科考了。老总泪奔.....
后来上了师范回家教体育，被人看不起，最后才跺脚远赴云南上的讲武堂。
毕业后在滇军里混的有模有样，官拜少将旅长，也算一小军阀。人称护国名将。
后来军中倾轧，老总成了光杆司令。
然后就是老总要出国留学寻求真理了，据说走之前让四个姨太太自选前程，好像最后是朱敏的妈妈跟他一起留洋去了。
我觉得当年子陵的马甲同志写的“老总小传”堪称经典！
朱老总幼时家境贫寒，老总发奋读书，刚考上秀才，就取消科考了。老总泪奔.....
后来上了师范回家教体育，被人看不起，最后才跺脚远赴云南上的讲武堂。
毕业后在滇军里混的有模有样，官拜少将旅长，也算一小军阀。人称护国名将。
后来军中倾轧，老总成了光杆司令。
然后就是老总要出国留学寻求真理了，据说走之前让四个姨太太自选前程，好像最后是朱敏的妈妈跟他一起留洋去了。
我觉得当年子陵的马甲同志写的“老总小传”堪称经典！
风君子 发表于 2010-11-16 16:47
贺老总可不是那种什么都不懂的亡命之徒，贺老总年少时候可是行走江湖做大生意见过大世面的人物
贺老总可不是那种什么都不懂的亡命之徒，贺老总年少时候可是行走江湖做大生意见过大世面的人物
ymsong 发表于 2010-11-17 17:55
“老总小传”？有这书？能否给个传送门:D
“老总小传”？有这书？能否给个传送门:D
山中无老虎 发表于 2010-11-17 18:06
看过湘西往事，了解:D
看过湘西往事，了解:D
老总小传
马甲同志
（一）
还是从老总谈起
老总生在天府之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但就是一个字穷，毕竟山水不能当饭吃，何况是在那风雨飘摇的清末。老总祖辈上还算是富足，但到了老总出生时，已是沦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佃农了。好在那时还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教条，所以狗娃子（老总的乳名）在家族的支持下，从小就爱读书。有道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做官，天经地义，是穷人摆脱贫困的最好道路，也是正途。
可惜老天不作美，就在老总顺利通过县试、府试眼看要成为秀才时（还差最后的院试），大清国取消了科举制度了——老总读书做官的梦想破灭了。后来有人说老总中过秀才，不太属实，不过老总的国学底子也差不了那去，最少八股文章做得还可以，在十帅中要数一数二的。老总平时爱写诗，可能就是小时候做功课的习惯，作品很多，歌大志，抒雄心么，也显儒将风范。不过老总传下来的很少，我记得聂帅破了石门之后，老总高兴之余，还赋了一首，算是有名气——可惜我一句也记不得了。也由此可见，秀才不等于诗才。
万般无奈之下，老总上了四川师范学堂的附属体育学堂——据说那里的出路很好，但后来一年多的教员生活并没有让老总高兴到哪去，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么，能瞧得起教书先生的不多。清末乱世，本来就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年代，何况老总离秀才还差半步。“教书不是一条生路”，于是，血气方刚的老总便启程了，目的地是昆明——云南讲武堂，在这点上应该说老总比润同志觉醒得早多了，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不过我政权不政权的这是的老总肯定没想到，不过枪杆子里有出路倒是当时中国的真实写照——老总自然也明白
现在的史学家写党史人物传记，也是套用老八股，什么年少时胸怀大志，忧国忧民啊，于是寻求救国之路啊等等等等，似乎这些人生下来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似的，让人肉麻——最起码让我感到自惭形秽。在中国革命浩荡潮流中，有许多人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卷进来的，而不是先知先觉，这是起码的事实，说出来也不算是诋毁。
比如井冈时，有个国民党的连长，是老总的老乡，就投靠了红军，原因很简单——他的队伍被缩编了（原来他是营长），怕自己连连长也当不成。到了红军，他果然升了营长，而且建国后还授了中将，当了河南的军区司令，你能说他当红军时就是抱有救国救民的高尚思想吗。
马甲同志
（一）
还是从老总谈起
老总生在天府之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但就是一个字穷，毕竟山水不能当饭吃，何况是在那风雨飘摇的清末。老总祖辈上还算是富足，但到了老总出生时，已是沦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佃农了。好在那时还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教条，所以狗娃子（老总的乳名）在家族的支持下，从小就爱读书。有道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做官，天经地义，是穷人摆脱贫困的最好道路，也是正途。
可惜老天不作美，就在老总顺利通过县试、府试眼看要成为秀才时（还差最后的院试），大清国取消了科举制度了——老总读书做官的梦想破灭了。后来有人说老总中过秀才，不太属实，不过老总的国学底子也差不了那去，最少八股文章做得还可以，在十帅中要数一数二的。老总平时爱写诗，可能就是小时候做功课的习惯，作品很多，歌大志，抒雄心么，也显儒将风范。不过老总传下来的很少，我记得聂帅破了石门之后，老总高兴之余，还赋了一首，算是有名气——可惜我一句也记不得了。也由此可见，秀才不等于诗才。
万般无奈之下，老总上了四川师范学堂的附属体育学堂——据说那里的出路很好，但后来一年多的教员生活并没有让老总高兴到哪去，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么，能瞧得起教书先生的不多。清末乱世，本来就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年代，何况老总离秀才还差半步。“教书不是一条生路”，于是，血气方刚的老总便启程了，目的地是昆明——云南讲武堂，在这点上应该说老总比润同志觉醒得早多了，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不过我政权不政权的这是的老总肯定没想到，不过枪杆子里有出路倒是当时中国的真实写照——老总自然也明白
现在的史学家写党史人物传记，也是套用老八股，什么年少时胸怀大志，忧国忧民啊，于是寻求救国之路啊等等等等，似乎这些人生下来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似的，让人肉麻——最起码让我感到自惭形秽。在中国革命浩荡潮流中，有许多人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卷进来的，而不是先知先觉，这是起码的事实，说出来也不算是诋毁。
比如井冈时，有个国民党的连长，是老总的老乡，就投靠了红军，原因很简单——他的队伍被缩编了（原来他是营长），怕自己连连长也当不成。到了红军，他果然升了营长，而且建国后还授了中将，当了河南的军区司令，你能说他当红军时就是抱有救国救民的高尚思想吗。
人生的命运有时候真的说不清。如果蔡锷不死，朱德十之八九会一直跟着蔡锷，混到49年之后，撑死是一个爱国军阀将领罢了（这还是假设蔡锷和GCD交好的情况下）。蔡锷早逝，对当时的朱德来讲不啻是一大打击。但也正是因此，朱德不得不离开滇军，走上了其他探求救国之路，最后遇到了周公，当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人生的命运有时候真的说不清。如果蔡锷不死，朱德十之八九会一直跟着蔡锷，混到49年之后，撑死是一个爱国军阀将领罢了（这还是假设蔡锷和GCD交好的情况下）。蔡锷早逝，对当时的朱德来讲不啻是一大打击。但也正是因此，朱德不得不离开滇军，走上了其他探求救国之路，最后遇到了周公，当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老总之二
民国初年到北伐之前，滇军是南中国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其间唐继尧号称八省联帅，其势力扩张至川黔桂粤，真是名副其实的西南王。而在这之前蔡都督振臂一呼，天下云从，金戈铁马，活生生将袁大头气死在金銮店上，好生了得。可惜后来是一蟹不如一蟹，解放战争中倒是有些名声，不过只是些义举而已，所谓义举，也就是投降的别称。
滇军的生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军校，治军先治校，言之有理。讲武堂的学监教员大都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治校毫不含糊，培养出很多军事人才。不过话说回来，这些人才除了极个别的之外，其后大都演变成一群祸国殃民的混蛋——在军阀混战中倒是大出风头。而老总在历尽种种坎坷之后，终于成为了云南讲武堂的一名学员，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也算是展平生所愿。
老总中过大半个秀才，文字功底不在话下，又在体育师范练过拳脚，军事素质想来不次，加上老总谦虚好学，勤勤恳恳，估计人缘不错。但我感觉老总在军校的威望可能不及陈大将在黄埔那样显赫——这由老总的性格决定，再说，他的同学也同样报有指点江山的志向，都不是省油的灯。那时的滇军讲武堂，人才济济，聚集着一大帮日后在中国行云布雨的人物，只不过当时谁都不知道而已。
在这些同学中，有朱培德（所谓讲武堂模范二朱，北伐时的方面军总指挥），有范石生（就是在湘南接济老总的那个军长），有王均（此公长征时追随老总一直到西北，坐飞机摔死了），还有金汉鼎、杨池生、杨如轩等人，这几位日后在江西没少和老总打交道，不过老同学的寒喧可是用枪炮声来代替的。“红军不费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这两只羊可是老总的故人，不知老总此时想不想得起曾“在一个饭勺里吃饭”的往事？
关于范石生，我想说几句，这位仁兄够朋友，讲义气，在老总落魄之时伸出了援手，为保存南昌起义叶贺余部立了大功。要钱给钱，要子弹给子弹，发了不少衣服，还不忘给老总一个副师长的头衔，也算是仁至义尽，不过关于他，黄埔的同学倒是另有些有趣的看法。黄埔初建时，很多军阀敌视，这位老兄便放出狂话：“我用一个营就灭了黄埔。”真让黄埔的那帮师哥师弟（那是全中国军人的精华）笑掉大牙。多少年后，黄埔同学写回忆录时，还不忘捎上他两句“反动透顶”“腐朽军阀”这两顶大帽是跑不了的，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句：不知天高地厚。关于他，以后还要讲的，不过那是后话了。
老总在军校时开始接触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并参加了同盟会，应该说是一个飞跃。同时老总还不忘成立自己的小团体——五华会，这个小团体只有七八个人，其指导思想是富国强兵，挽救中华民族危机，可惜除了他之外，剩下的人一掌兵权，就将这些誓言抛在了脑后，成了纵兵殃民的大混蛋了——滇军的军纪实在不敢恭维。现在有些电视剧和文章在记叙老总的这段经历时，又加上蔡锷，演绎出一处伯乐识千里马的佳话——我的观点是把演绎改为演义为好。
蔡都督么，大英雄，再造共和，名声千古不坠。连北京八大胡同的小风仙因为和他有些瓜葛（该是几夜风流），就名声大噪，以至于流传千古（王心刚张喻的《知音》演得不错），能和他扯上关系是无比的荣幸了，何况是慧眼识英雄。多少年后，老总在延安终于对那个美国女人说，比他大四岁的蔡都督是他最仰慕的对象——那时军中的热血男儿无不将其作为心中偶像。高帽子么，人人都爱戴，连孔老夫子也免不了，恨只恨那些文人太无耻。
此时的老总，已不是那个乡下的狗娃子了，而是学术已成剑在手，壮志若虹凌长空了，他等待的是时机——好在那是乱世，时机多得很。果然，武昌革命一声炮响，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老总在蔡都督的率领下（当然中间差了好多级），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当中。虽说官不大，刚从司务长升了队官（连长），但毕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这时候的润同志，还在考虑要到新军中当大头兵呢。
七、八年后，云南讲武堂又迎来一个广东的英俊的年轻人，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年轻人的将来，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那令人心折的晚年是一首没人能读懂的诗。天数，一个小小的讲武堂出了一头一尾的两大元帅，只能说是天数。
民国初年到北伐之前，滇军是南中国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其间唐继尧号称八省联帅，其势力扩张至川黔桂粤，真是名副其实的西南王。而在这之前蔡都督振臂一呼，天下云从，金戈铁马，活生生将袁大头气死在金銮店上，好生了得。可惜后来是一蟹不如一蟹，解放战争中倒是有些名声，不过只是些义举而已，所谓义举，也就是投降的别称。
滇军的生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军校，治军先治校，言之有理。讲武堂的学监教员大都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治校毫不含糊，培养出很多军事人才。不过话说回来，这些人才除了极个别的之外，其后大都演变成一群祸国殃民的混蛋——在军阀混战中倒是大出风头。而老总在历尽种种坎坷之后，终于成为了云南讲武堂的一名学员，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也算是展平生所愿。
老总中过大半个秀才，文字功底不在话下，又在体育师范练过拳脚，军事素质想来不次，加上老总谦虚好学，勤勤恳恳，估计人缘不错。但我感觉老总在军校的威望可能不及陈大将在黄埔那样显赫——这由老总的性格决定，再说，他的同学也同样报有指点江山的志向，都不是省油的灯。那时的滇军讲武堂，人才济济，聚集着一大帮日后在中国行云布雨的人物，只不过当时谁都不知道而已。
在这些同学中，有朱培德（所谓讲武堂模范二朱，北伐时的方面军总指挥），有范石生（就是在湘南接济老总的那个军长），有王均（此公长征时追随老总一直到西北，坐飞机摔死了），还有金汉鼎、杨池生、杨如轩等人，这几位日后在江西没少和老总打交道，不过老同学的寒喧可是用枪炮声来代替的。“红军不费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这两只羊可是老总的故人，不知老总此时想不想得起曾“在一个饭勺里吃饭”的往事？
关于范石生，我想说几句，这位仁兄够朋友，讲义气，在老总落魄之时伸出了援手，为保存南昌起义叶贺余部立了大功。要钱给钱，要子弹给子弹，发了不少衣服，还不忘给老总一个副师长的头衔，也算是仁至义尽，不过关于他，黄埔的同学倒是另有些有趣的看法。黄埔初建时，很多军阀敌视，这位老兄便放出狂话：“我用一个营就灭了黄埔。”真让黄埔的那帮师哥师弟（那是全中国军人的精华）笑掉大牙。多少年后，黄埔同学写回忆录时，还不忘捎上他两句“反动透顶”“腐朽军阀”这两顶大帽是跑不了的，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句：不知天高地厚。关于他，以后还要讲的，不过那是后话了。
老总在军校时开始接触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并参加了同盟会，应该说是一个飞跃。同时老总还不忘成立自己的小团体——五华会，这个小团体只有七八个人，其指导思想是富国强兵，挽救中华民族危机，可惜除了他之外，剩下的人一掌兵权，就将这些誓言抛在了脑后，成了纵兵殃民的大混蛋了——滇军的军纪实在不敢恭维。现在有些电视剧和文章在记叙老总的这段经历时，又加上蔡锷，演绎出一处伯乐识千里马的佳话——我的观点是把演绎改为演义为好。
蔡都督么，大英雄，再造共和，名声千古不坠。连北京八大胡同的小风仙因为和他有些瓜葛（该是几夜风流），就名声大噪，以至于流传千古（王心刚张喻的《知音》演得不错），能和他扯上关系是无比的荣幸了，何况是慧眼识英雄。多少年后，老总在延安终于对那个美国女人说，比他大四岁的蔡都督是他最仰慕的对象——那时军中的热血男儿无不将其作为心中偶像。高帽子么，人人都爱戴，连孔老夫子也免不了，恨只恨那些文人太无耻。
此时的老总，已不是那个乡下的狗娃子了，而是学术已成剑在手，壮志若虹凌长空了，他等待的是时机——好在那是乱世，时机多得很。果然，武昌革命一声炮响，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老总在蔡都督的率领下（当然中间差了好多级），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当中。虽说官不大，刚从司务长升了队官（连长），但毕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这时候的润同志，还在考虑要到新军中当大头兵呢。
七、八年后，云南讲武堂又迎来一个广东的英俊的年轻人，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年轻人的将来，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那令人心折的晚年是一首没人能读懂的诗。天数，一个小小的讲武堂出了一头一尾的两大元帅，只能说是天数。
三
实事求是地讲，老总在讲武堂只是属于那种不露山不露水的角色，原因是强手更多，他只能充当敲锣边的角色，这点从在滇军日后的升迁中看得出来。老总是比上不足太多，比下有余很少。至于军中拍胸脯，搂肩膀，称兄道弟，这些军人笼络人心的最好办法，老总学得不是最好，但也不是最次——日后这些都有用场。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是老总年轻时参加的两场最正义的战争，毫无疑问他是立下了功勋的，至于“护国名将”的称号么，我看智者仁者各见各的好。我总以为，蔡锷这个老总的心中偶像得这个称号是当之无愧，但其他的人么，似乎有点滥竽充数了。
老总的官运还算可以，从连长，到营长，再到团长旅长，这也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容不得侥幸。曾在滇南剿过匪，打过圈圈，据说成绩不小，但他肯定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也会占山为王——还是要打圈圈。这些战斗丰富了老总的经验，也为日后指挥红军打下了好的基础。老总并不是军事天才，这是人所共知的，在战略方面要逊一筹，但在战术上，我一直认为他的修养比较高，最少在红军前期是无人能与之比拟的。而滇军势力日益扩大，论功行赏，老总在四川也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泸州。
“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才。”这是老总那时歌大志的雄文，倒是有趣，身在西蜀不毛地，心在中原逐鹿场，也是难得的雄心大志了。这时的老总整日穿上长袍马褂，和文人墨客饮酒赋诗，也合大半个秀才的品味。但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中国的那潭死水掀起了冲天的波澜，老总也在思索，也在彷徨，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问号是当时所有有志之士都要画一画的。在如此的苦闷之中，老总抽上了大烟——美国女人语。
中国有句古话，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褒是贬不能一概而论。还有所谓荣不归乡，如穿锦夜行，老总是军务繁忙，不能荣归故里（尽管身在四川），只好将父母家人接到了任所——孝子在任何时代都是受尊重的，让父母也尝尝作老太爷、老太太的滋味。更有甚者，将自己的两个兄弟也塞入自己的军队当军官，也由此可见裙带风在当时的盛行。可惜这老总这两个兄弟很不走运，没老总那样的福气，一战下来，全都战死了，倒应了那句古话：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这让老太爷老太太伤透了心，便吵吵要回去（老太爷后来似乎逝于徒中）。毛氏仲昆和林氏仲昆（当然不是亲的）在中国是有名的，牺牲的大可以进凌霄阁，享受后人的顶礼膜拜，而朱氏的么，则差得太远——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参加的斗争是属于狗咬狗一嘴毛的范畴（恕我不敬，但是实话，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只能这么讲）。
滇军客川，本就是地域矛盾，加上军纪的糜烂，被逐出四川是早晚的事，“川人治川”么，好大的诱惑，连独眼龙都跃跃欲，充当急先锋。而战端一开，老总早就没有了所谓“护国名将”的威风，一路上让川军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退入了云南。据说回来后，老总据说就有出国考察之意（？），但还是“留”下了（说是舍不得弟兄袍泽），于是转入了“地方”，不过他就任的官衔么，有点说不出口，按后来革命的观点，杀他一百次也有富裕——宪兵司令，还有省警察处长和昆明警察厅长，这可都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差事（当然是按照共产党人的观点）。
那时的中国政局，尽管爱国爱民的口号喊得山响，但阴谋与反阴谋，背叛与反背叛的闹剧一直在反复的上演，而且瞬息万变，如今看来，也是一个谜。无数野心家、政客、大小军阀踩着朋友的肩膀站起来，手上沾着朋友的血，可转眼间就又被自己的朋友弒于刀下，没有永恒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实在是永恒的真理，很象三国时代，所谓盟友和敌人，只是一瞬间的事，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年代。老总出国，有人说是自己放弃高官厚禄，寻求救国的真理，这后一句是实话，前一句么，虽然流传很广，但和历史不太吻合，是吹嘘。
事实上老总是被对手撵出云南的，不但被通缉，而且还差点丢了脑袋，高官厚禄么，不放弃也不行（还是性命要紧）。关于这一点，连老总自己都承认，说是借着别人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不过这一路的逃亡，倒是很有意思，过金沙江，过会理。老总万万没有想到，十几年后，他还会旧地重游，当然，和这一次一样，十几年后的重游也是逃亡。不同的是，十几年后的他已不再是光杆了，而是声名显赫的红军总司令了，而逃亡么，也换了个新的名词，叫长征。
实事求是地讲，老总在讲武堂只是属于那种不露山不露水的角色，原因是强手更多，他只能充当敲锣边的角色，这点从在滇军日后的升迁中看得出来。老总是比上不足太多，比下有余很少。至于军中拍胸脯，搂肩膀，称兄道弟，这些军人笼络人心的最好办法，老总学得不是最好，但也不是最次——日后这些都有用场。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是老总年轻时参加的两场最正义的战争，毫无疑问他是立下了功勋的，至于“护国名将”的称号么，我看智者仁者各见各的好。我总以为，蔡锷这个老总的心中偶像得这个称号是当之无愧，但其他的人么，似乎有点滥竽充数了。
老总的官运还算可以，从连长，到营长，再到团长旅长，这也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容不得侥幸。曾在滇南剿过匪，打过圈圈，据说成绩不小，但他肯定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也会占山为王——还是要打圈圈。这些战斗丰富了老总的经验，也为日后指挥红军打下了好的基础。老总并不是军事天才，这是人所共知的，在战略方面要逊一筹，但在战术上，我一直认为他的修养比较高，最少在红军前期是无人能与之比拟的。而滇军势力日益扩大，论功行赏，老总在四川也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泸州。
“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才。”这是老总那时歌大志的雄文，倒是有趣，身在西蜀不毛地，心在中原逐鹿场，也是难得的雄心大志了。这时的老总整日穿上长袍马褂，和文人墨客饮酒赋诗，也合大半个秀才的品味。但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中国的那潭死水掀起了冲天的波澜，老总也在思索，也在彷徨，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问号是当时所有有志之士都要画一画的。在如此的苦闷之中，老总抽上了大烟——美国女人语。
中国有句古话，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褒是贬不能一概而论。还有所谓荣不归乡，如穿锦夜行，老总是军务繁忙，不能荣归故里（尽管身在四川），只好将父母家人接到了任所——孝子在任何时代都是受尊重的，让父母也尝尝作老太爷、老太太的滋味。更有甚者，将自己的两个兄弟也塞入自己的军队当军官，也由此可见裙带风在当时的盛行。可惜这老总这两个兄弟很不走运，没老总那样的福气，一战下来，全都战死了，倒应了那句古话：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这让老太爷老太太伤透了心，便吵吵要回去（老太爷后来似乎逝于徒中）。毛氏仲昆和林氏仲昆（当然不是亲的）在中国是有名的，牺牲的大可以进凌霄阁，享受后人的顶礼膜拜，而朱氏的么，则差得太远——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参加的斗争是属于狗咬狗一嘴毛的范畴（恕我不敬，但是实话，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只能这么讲）。
滇军客川，本就是地域矛盾，加上军纪的糜烂，被逐出四川是早晚的事，“川人治川”么，好大的诱惑，连独眼龙都跃跃欲，充当急先锋。而战端一开，老总早就没有了所谓“护国名将”的威风，一路上让川军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退入了云南。据说回来后，老总据说就有出国考察之意（？），但还是“留”下了（说是舍不得弟兄袍泽），于是转入了“地方”，不过他就任的官衔么，有点说不出口，按后来革命的观点，杀他一百次也有富裕——宪兵司令，还有省警察处长和昆明警察厅长，这可都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差事（当然是按照共产党人的观点）。
那时的中国政局，尽管爱国爱民的口号喊得山响，但阴谋与反阴谋，背叛与反背叛的闹剧一直在反复的上演，而且瞬息万变，如今看来，也是一个谜。无数野心家、政客、大小军阀踩着朋友的肩膀站起来，手上沾着朋友的血，可转眼间就又被自己的朋友弒于刀下，没有永恒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实在是永恒的真理，很象三国时代，所谓盟友和敌人，只是一瞬间的事，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年代。老总出国，有人说是自己放弃高官厚禄，寻求救国的真理，这后一句是实话，前一句么，虽然流传很广，但和历史不太吻合，是吹嘘。
事实上老总是被对手撵出云南的，不但被通缉，而且还差点丢了脑袋，高官厚禄么，不放弃也不行（还是性命要紧）。关于这一点，连老总自己都承认，说是借着别人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不过这一路的逃亡，倒是很有意思，过金沙江，过会理。老总万万没有想到，十几年后，他还会旧地重游，当然，和这一次一样，十几年后的重游也是逃亡。不同的是，十几年后的他已不再是光杆了，而是声名显赫的红军总司令了，而逃亡么，也换了个新的名词，叫长征。
老总之四
老总乘船下川东冲出三峡之时，想来也是郁闷之极——这也是人之常情。虽说老祖宗有天降大任，必先苦心智劳筋骨饿体肤的古训，但老总心中的横生五味也是可想而知的。本来么，十年寒窗，铁砚磨穿，本想春风疾马，一日看尽长安花，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接下来是十年血战，出生入死，刀里枪里滚过来，死人堆里爬出去，好不容易有了地盘，有了军队，一夜间又化为乌有，不得不亡命天涯，又是个打水竹篮空一场，想起来也是寒心得很。真合了那句古话，是非成败转头空啊。想来老总在船上是没有多少诗兴的，不然的话，此情此景，此心此绪，是绝对可以大歌特歌一把的，或许可以留下“大江歌罢调头东”之类的佳句了。换了是我，兴许站在甲板上长歌当哭：恨东风，不借世间英雄。
真理这东西，是个好东西，救国的真理更是如此，不过非要到国外去寻找救国的真理，我闻着是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国内就没有真理么，我看么，真理在什么时候都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润同志不是断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什么什么的么，看来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啊。不过老总要顺长江冲出国门，冲到那个什么什么主义幽灵徘徊的发源地去，也算是好事，唐三臧历尽千辛万苦，不就取回了真经么。
可在老总远渡重洋去取真经之前，他还有一件大事要做——他对芙蓉膏的爱好已到了无力自拔的地步，其实如果在国内，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欧洲可能对这玩艺管得很厉害（尽管那帮狗日的弄来害中国人），想弄也弄不到，还失体面。所以拉总只好住进洋人的医院，俗话说上船容易下船难，这戒大烟的滋味如何，大概是我们体会不到的，估计也是常常鼻涕眼泪一起来——想来也不容易。
在旧中国，有这样一些旧军人（一般是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有权有势的时候，尽管也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但实际上是不顾人民的死活的，为争权力，争地盘彼此混战，打得个不亦乐乎。可一旦被打败，就突然爱起国爱起民来，败得越惨，调门就越高，越发显得其忧国忧民发自内心。其佼佼者要首推西北军那个冯大胖子——他居然也自称粗人，不太高明的表演也居然为自己赢得忠厚的美名，让人笑掉大牙。中共表面上一直尊其为著名爱国人士，可多少年后在庐山的那场暴风骤雨中终于露了馅，“冯XX式的人物”到成了一条罪状，看来他老人家的地位在中共的眼里，也不过如此。难得糊涂么，不光聪明的人是这样，看来聪明的党也是难免的。
老总戒烟后，去见中共一号陈独秀，大概是脸上的烟色还未褪尽，陈先生并没有给他太好的“脸色”，后人对此非议不少。其实我觉得这也不能怪陈先生——中国混乱的局面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这帮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大小军阀们（虽说老总充其量也只是个小小的），关门主义么，说得太严重了，共产党么，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您这上牙一磕下牙就能入了？再说了，老总此时是光杆一个，要还是有兵有地盘，陈先生大概要客气点。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有兵有地盘，老总也未必去找陈先生（我这可是实话实说）。
后来陈先生犯了错误，老总大力渲染这一次见面对他的“伤害”，很失自己的“忠厚”之风，其实我看老总该扪心自问，此时的他是否符合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标准；陈先生让他加强自己的学习又错在哪里；还有，一个对共产主义略知皮毛（或者皮毛不知）的人能否入党呢，估计老总想是想过的，但出于某种目的，没有说实话而已。润同志三湾之后在连队建党，还要拐着脚，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跑，对那些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反复考察才能吸收的呢。
与此相反，老总去见中山先生（在见陈先生之前）时，中山先生对老总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现在有的文章里，又是慧眼识英雄之类的俗套，说中山先生对老总如何如何优渥有加，如何如何求贤若渴，而老总不为所动如何如何的，让人肉麻。实际上号称“孙大炮”的中山先生此时也在走背字，屁嘛都没有，对任何求见的人都是如此（好在见他也容易），一心笼络人才（结果笼了许多骗子）。国民党的门槛比共产党的要低得多，很容易，这也是它日后崩溃的原因之一。
说是取真经也好，说是镀金也好，反正老总下了出洋寻求救国真理的决心，现在看，这个决心对他一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想当年老总在告别孩子王的生涯准备投考军校之时，曾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誓：中国不富强，就不做官，不结婚。呵呵，和润同志及蔡氏兄妹（和森、畅）发的誓一样，可惜他们都没有遵守。该当官的当官（只恨不大），该结婚的结婚（有的还不止一次），可见誓言这东西有时也是靠不住。老总此次出国，又发了什么样的誓呢？没有人能知道——但我想肯定是有的。
老总乘船下川东冲出三峡之时，想来也是郁闷之极——这也是人之常情。虽说老祖宗有天降大任，必先苦心智劳筋骨饿体肤的古训，但老总心中的横生五味也是可想而知的。本来么，十年寒窗，铁砚磨穿，本想春风疾马，一日看尽长安花，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接下来是十年血战，出生入死，刀里枪里滚过来，死人堆里爬出去，好不容易有了地盘，有了军队，一夜间又化为乌有，不得不亡命天涯，又是个打水竹篮空一场，想起来也是寒心得很。真合了那句古话，是非成败转头空啊。想来老总在船上是没有多少诗兴的，不然的话，此情此景，此心此绪，是绝对可以大歌特歌一把的，或许可以留下“大江歌罢调头东”之类的佳句了。换了是我，兴许站在甲板上长歌当哭：恨东风，不借世间英雄。
真理这东西，是个好东西，救国的真理更是如此，不过非要到国外去寻找救国的真理，我闻着是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国内就没有真理么，我看么，真理在什么时候都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润同志不是断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什么什么的么，看来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啊。不过老总要顺长江冲出国门，冲到那个什么什么主义幽灵徘徊的发源地去，也算是好事，唐三臧历尽千辛万苦，不就取回了真经么。
可在老总远渡重洋去取真经之前，他还有一件大事要做——他对芙蓉膏的爱好已到了无力自拔的地步，其实如果在国内，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欧洲可能对这玩艺管得很厉害（尽管那帮狗日的弄来害中国人），想弄也弄不到，还失体面。所以拉总只好住进洋人的医院，俗话说上船容易下船难，这戒大烟的滋味如何，大概是我们体会不到的，估计也是常常鼻涕眼泪一起来——想来也不容易。
在旧中国，有这样一些旧军人（一般是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有权有势的时候，尽管也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但实际上是不顾人民的死活的，为争权力，争地盘彼此混战，打得个不亦乐乎。可一旦被打败，就突然爱起国爱起民来，败得越惨，调门就越高，越发显得其忧国忧民发自内心。其佼佼者要首推西北军那个冯大胖子——他居然也自称粗人，不太高明的表演也居然为自己赢得忠厚的美名，让人笑掉大牙。中共表面上一直尊其为著名爱国人士，可多少年后在庐山的那场暴风骤雨中终于露了馅，“冯XX式的人物”到成了一条罪状，看来他老人家的地位在中共的眼里，也不过如此。难得糊涂么，不光聪明的人是这样，看来聪明的党也是难免的。
老总戒烟后，去见中共一号陈独秀，大概是脸上的烟色还未褪尽，陈先生并没有给他太好的“脸色”，后人对此非议不少。其实我觉得这也不能怪陈先生——中国混乱的局面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这帮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大小军阀们（虽说老总充其量也只是个小小的），关门主义么，说得太严重了，共产党么，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您这上牙一磕下牙就能入了？再说了，老总此时是光杆一个，要还是有兵有地盘，陈先生大概要客气点。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有兵有地盘，老总也未必去找陈先生（我这可是实话实说）。
后来陈先生犯了错误，老总大力渲染这一次见面对他的“伤害”，很失自己的“忠厚”之风，其实我看老总该扪心自问，此时的他是否符合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标准；陈先生让他加强自己的学习又错在哪里；还有，一个对共产主义略知皮毛（或者皮毛不知）的人能否入党呢，估计老总想是想过的，但出于某种目的，没有说实话而已。润同志三湾之后在连队建党，还要拐着脚，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跑，对那些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反复考察才能吸收的呢。
与此相反，老总去见中山先生（在见陈先生之前）时，中山先生对老总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现在有的文章里，又是慧眼识英雄之类的俗套，说中山先生对老总如何如何优渥有加，如何如何求贤若渴，而老总不为所动如何如何的，让人肉麻。实际上号称“孙大炮”的中山先生此时也在走背字，屁嘛都没有，对任何求见的人都是如此（好在见他也容易），一心笼络人才（结果笼了许多骗子）。国民党的门槛比共产党的要低得多，很容易，这也是它日后崩溃的原因之一。
说是取真经也好，说是镀金也好，反正老总下了出洋寻求救国真理的决心，现在看，这个决心对他一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想当年老总在告别孩子王的生涯准备投考军校之时，曾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誓：中国不富强，就不做官，不结婚。呵呵，和润同志及蔡氏兄妹（和森、畅）发的誓一样，可惜他们都没有遵守。该当官的当官（只恨不大），该结婚的结婚（有的还不止一次），可见誓言这东西有时也是靠不住。老总此次出国，又发了什么样的誓呢？没有人能知道——但我想肯定是有的。
老总之五：
老总出国，不是公费，也不是勤工俭学，比那些苦哈哈的学生要强多了，不用卖苦力。那时的苦力可不是涮盘子，而是扛大包，做重体力活——一战把欧洲的男人打光了不少。有道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老总此番出国，腰里缠的全是铜的和银的，他有的是钱，光当旅长一个月就有五六百个响当当的袁大头（还不算其它“合法”的收入）。那时抽大烟的很多人都倾家荡产，可对老总来说，只是九牛之一毛而已。老总在国外前后不到四年，似乎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似乎而已），小日子么，过得比后来大大有名的周公、邓公滋润多了，尤其是邓公，那么小的个子，却要干那么重的活。
老总此番出国，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柏林，他碰上了一个面目清秀，比他小十几岁的年轻人（日后这个人在中国扮演了比老总更为辉煌的角色），这个年轻人在听完了老总的叙述后，立刻就同意吸收老总入党（符合党章吗），很有戏剧性，比如还演绎出一个马蹄莲的故事。老总和这个年轻人在日后也建立了一定的友谊，在五六十年的共同奋斗中，始终保持了既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的关系，这也很正常，毕竟在伟人的政治生命中，友谊只能占据一个次要的地。
关于这一段（包括老总入党的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也包括那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的入党时间，但不能说——那是个马蜂窝，捅了就有马蜂飞出蜇人，最次也是要挨板砖的。从此后老总就是在组织的人了，后来么，和当时的时髦的人一样，跨了两个，其中一个是秘密的，另外一个是公开的（国民党），老总似是国民党驻德国支部的重要成员，这两个角色哪个重要，此时的老总似乎也是不很清楚——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成熟的道路毕竟漫长。
关于老总国外的四年，正史大传里往往一笔带过，好象是不值得一提。但我以为，这才是老总思想真正成熟的四年，这段经历对老总本人的重要性远在那多年混战之上，是如同一只蚕茧蛹化的四年（可见化蝶并不容易）。美国女人史什么什么女士，在《伟大的道路》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当然那些露骨的吹嘘不在此列。比如老总曾讲到，他在德国参加中国人的聚会时，常常将捣乱的右派逐出会场之外，史女士立刻“证实”（她在德国也曾参加过此类中国人的聚会）：她亲眼见过一个壮实的着穿双排扣西装的中年人，常常将“捣乱”的“右派”（还不论男女），从座位上拎起来，扔出门外，不用说，这个中年人想当然就是老总了——最起码史女士想让我们这么认为。
我总觉得不是滋味，堂堂的护国军旅长怎么充当了看场子的打手？不过史女士的叙述来看，老总确实干得不错（以前的军旅生涯并不是白过的），而且老总本人也是乐此不疲。不过和这些粗活比起来，老总学习起来就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了，除了语言要过关外，他攻读的是社会学，说起来可能有人不信，老总的目标竟然是哲学博士！好在后来老总有自知之明，终于放弃了这种努力，这是明智的选择，中国从来就不缺什么哲学博士（可以由此上溯到春秋战国的百家时代），而未来中国的新型军队还缺一个总司令倒是实情，这点自信我估计老总还是有的，救中国舍我其谁的观点在那时很流行（这也为中共后来内部之争埋下伏笔），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狂妄不狂妄，还是那句老话在作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绞尽脑汁也想象不出来，老总戴上博士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欧洲也不是世外桃园，虽说老总是衣食无忧，还时不时的可以去听一把歌剧（据说也有睡着的时候），但老总的心确实还是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洋装虽然穿在身，可我心依旧是中国心么。一战后德国战败，德共势力抬头，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给老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五卅惨案后，老总想当然地参加了一系列的抗议行动，虽说那个歇斯底里的希特拉（张嘎子语）还在默默地进行我的奋斗，距上台还有一段漫长的岁月。但德国的警察对中国人并没有客气，老总被捕入狱了（据他自己云是第三次），而这次显然没有上两次幸运——他被驱逐出德国，而此时的老总在德国已经停留了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老总的最后一个目的地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乡，虽然那时的苏联虽然还是百废待兴，处在贫困之中，但仍然是信仰共产主义者心中的圣地，最起码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人民看到了希望。老总在苏联待的时间并不长，却如同一只填鸭一样接受了各种各样的革命理论的灌输，足够老总消化一辈子的。老总还学习了几个月的军事，但我感觉，这种军事训练对身经百战的他而言，未免有点太小儿科了。中国有句俗语叫磨刀不误砍柴功，这四年的磨刀岁月对老总来讲虽说有点长，却很值得，老总已从粉红色被染成了深深的红色。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已经很清楚了，这是毫无疑义的，老总此后最关注的是这条道路如何个走法，当然在自己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能充当什么的角色——老总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
我汲取以前的教训，老总情感生活就不再谈了，以免有低级趣味之嫌。不过，张老四在《我的回忆》中隐隐约约提到过一个女人，说曾是老总的妻子，可她的角色并不光彩，是个大叛徒。这个鸟女人以几万块钱和出国生活为条件，准备给当局提供一份中共人员名单，差点把南昌起义失败后聚集到上海的几百名中共精华一网打尽，好在那时尚未叛变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不辱使命，带着“打狗队”飞檐走壁，将那个鸟女人堵在被窝里击成了重伤（她的新老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抢回了名单，使中共地下组织度过大大的一劫。据张老四透露，那个鸟女人是四川人，留过洋，至于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老总走到一起的，他没有提。老总出国时似乎没有带女人，但在生活国外四年，其间在个人生活上究竟发生没发生变化，我也不得而知，反正几个版本的传记里都没有，不过我想，如果张老四说的是真话（可惜我没有找到旁证），老总如此讳莫如深也自有他的道理——毕竟这件事并不光彩。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寻出了老总的照片，放在书桌上，在老总似笑非笑的目光中继续着我的文字——心里有时也难免有些不安。老总一直被尊称之为红军之父，忠厚慈祥是形容他用得最频繁的词汇，这主要得益于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他温和谦逊的性格。现在去看，老总的经历中在十帅中实际上是最为复杂的，他身上有很多相互矛盾的东西，但又不妨碍其成为一个整体，他的某些行为似乎和他的性格（或是我们认为应该是他性格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甚至象换了个人一样。史女士说老总对人之所以无一例外地表现出谦逊的态度，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前半生怀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果真是这样吗，我一直抱有很大的疑惑。
在离开了祖国将近四年之后，老总终于学成归国了，而此时的中国大地正在熊熊燃烧，如同一只浴火的风凰，在痛苦煎熬中扭曲翻滚着，发出最兴奋的鸣啼，以期待着辉煌涅槃的那一刻——而她必将在这冲天的火焰中获得最伟大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新生！
老总出国，不是公费，也不是勤工俭学，比那些苦哈哈的学生要强多了，不用卖苦力。那时的苦力可不是涮盘子，而是扛大包，做重体力活——一战把欧洲的男人打光了不少。有道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老总此番出国，腰里缠的全是铜的和银的，他有的是钱，光当旅长一个月就有五六百个响当当的袁大头（还不算其它“合法”的收入）。那时抽大烟的很多人都倾家荡产，可对老总来说，只是九牛之一毛而已。老总在国外前后不到四年，似乎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似乎而已），小日子么，过得比后来大大有名的周公、邓公滋润多了，尤其是邓公，那么小的个子，却要干那么重的活。
老总此番出国，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柏林，他碰上了一个面目清秀，比他小十几岁的年轻人（日后这个人在中国扮演了比老总更为辉煌的角色），这个年轻人在听完了老总的叙述后，立刻就同意吸收老总入党（符合党章吗），很有戏剧性，比如还演绎出一个马蹄莲的故事。老总和这个年轻人在日后也建立了一定的友谊，在五六十年的共同奋斗中，始终保持了既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的关系，这也很正常，毕竟在伟人的政治生命中，友谊只能占据一个次要的地。
关于这一段（包括老总入党的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也包括那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的入党时间，但不能说——那是个马蜂窝，捅了就有马蜂飞出蜇人，最次也是要挨板砖的。从此后老总就是在组织的人了，后来么，和当时的时髦的人一样，跨了两个，其中一个是秘密的，另外一个是公开的（国民党），老总似是国民党驻德国支部的重要成员，这两个角色哪个重要，此时的老总似乎也是不很清楚——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成熟的道路毕竟漫长。
关于老总国外的四年，正史大传里往往一笔带过，好象是不值得一提。但我以为，这才是老总思想真正成熟的四年，这段经历对老总本人的重要性远在那多年混战之上，是如同一只蚕茧蛹化的四年（可见化蝶并不容易）。美国女人史什么什么女士，在《伟大的道路》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当然那些露骨的吹嘘不在此列。比如老总曾讲到，他在德国参加中国人的聚会时，常常将捣乱的右派逐出会场之外，史女士立刻“证实”（她在德国也曾参加过此类中国人的聚会）：她亲眼见过一个壮实的着穿双排扣西装的中年人，常常将“捣乱”的“右派”（还不论男女），从座位上拎起来，扔出门外，不用说，这个中年人想当然就是老总了——最起码史女士想让我们这么认为。
我总觉得不是滋味，堂堂的护国军旅长怎么充当了看场子的打手？不过史女士的叙述来看，老总确实干得不错（以前的军旅生涯并不是白过的），而且老总本人也是乐此不疲。不过和这些粗活比起来，老总学习起来就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了，除了语言要过关外，他攻读的是社会学，说起来可能有人不信，老总的目标竟然是哲学博士！好在后来老总有自知之明，终于放弃了这种努力，这是明智的选择，中国从来就不缺什么哲学博士（可以由此上溯到春秋战国的百家时代），而未来中国的新型军队还缺一个总司令倒是实情，这点自信我估计老总还是有的，救中国舍我其谁的观点在那时很流行（这也为中共后来内部之争埋下伏笔），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狂妄不狂妄，还是那句老话在作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绞尽脑汁也想象不出来，老总戴上博士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欧洲也不是世外桃园，虽说老总是衣食无忧，还时不时的可以去听一把歌剧（据说也有睡着的时候），但老总的心确实还是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洋装虽然穿在身，可我心依旧是中国心么。一战后德国战败，德共势力抬头，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给老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五卅惨案后，老总想当然地参加了一系列的抗议行动，虽说那个歇斯底里的希特拉（张嘎子语）还在默默地进行我的奋斗，距上台还有一段漫长的岁月。但德国的警察对中国人并没有客气，老总被捕入狱了（据他自己云是第三次），而这次显然没有上两次幸运——他被驱逐出德国，而此时的老总在德国已经停留了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老总的最后一个目的地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乡，虽然那时的苏联虽然还是百废待兴，处在贫困之中，但仍然是信仰共产主义者心中的圣地，最起码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人民看到了希望。老总在苏联待的时间并不长，却如同一只填鸭一样接受了各种各样的革命理论的灌输，足够老总消化一辈子的。老总还学习了几个月的军事，但我感觉，这种军事训练对身经百战的他而言，未免有点太小儿科了。中国有句俗语叫磨刀不误砍柴功，这四年的磨刀岁月对老总来讲虽说有点长，却很值得，老总已从粉红色被染成了深深的红色。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已经很清楚了，这是毫无疑义的，老总此后最关注的是这条道路如何个走法，当然在自己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能充当什么的角色——老总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
我汲取以前的教训，老总情感生活就不再谈了，以免有低级趣味之嫌。不过，张老四在《我的回忆》中隐隐约约提到过一个女人，说曾是老总的妻子，可她的角色并不光彩，是个大叛徒。这个鸟女人以几万块钱和出国生活为条件，准备给当局提供一份中共人员名单，差点把南昌起义失败后聚集到上海的几百名中共精华一网打尽，好在那时尚未叛变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不辱使命，带着“打狗队”飞檐走壁，将那个鸟女人堵在被窝里击成了重伤（她的新老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抢回了名单，使中共地下组织度过大大的一劫。据张老四透露，那个鸟女人是四川人，留过洋，至于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老总走到一起的，他没有提。老总出国时似乎没有带女人，但在生活国外四年，其间在个人生活上究竟发生没发生变化，我也不得而知，反正几个版本的传记里都没有，不过我想，如果张老四说的是真话（可惜我没有找到旁证），老总如此讳莫如深也自有他的道理——毕竟这件事并不光彩。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寻出了老总的照片，放在书桌上，在老总似笑非笑的目光中继续着我的文字——心里有时也难免有些不安。老总一直被尊称之为红军之父，忠厚慈祥是形容他用得最频繁的词汇，这主要得益于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他温和谦逊的性格。现在去看，老总的经历中在十帅中实际上是最为复杂的，他身上有很多相互矛盾的东西，但又不妨碍其成为一个整体，他的某些行为似乎和他的性格（或是我们认为应该是他性格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甚至象换了个人一样。史女士说老总对人之所以无一例外地表现出谦逊的态度，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前半生怀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果真是这样吗，我一直抱有很大的疑惑。
在离开了祖国将近四年之后，老总终于学成归国了，而此时的中国大地正在熊熊燃烧，如同一只浴火的风凰，在痛苦煎熬中扭曲翻滚着，发出最兴奋的鸣啼，以期待着辉煌涅槃的那一刻——而她必将在这冲天的火焰中获得最伟大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新生！
老总之六
都说人心中有杆称，这话说出来也没有不什么不对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称由于某些外力的原因，本身就不是很准的话，称起东西来就未必很公平了。譬如老总抽大烟，和育同志吸毒比起来，就很能说明问题，一个被子弹伤了神经中枢的人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没人能够体会，而且育同志是在为民族争取独立的战争中光荣负伤的，他不是出于无聊，或是享受或是苦闷沾那玩艺的——谁疼谁知道，所以在往那个秃头上扣屎盆子前还请扪心自问。
私生活么，如果不雅，可以不提，但不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再举个例子，红都女皇还在上海当小姐时，追求女性个人解放，闹了点绯闻，在演艺圈里其实也算不了大事，那些在建国后成为大明星大导演的“腕”们谁的屁股下也不干净（现在更是如此），那个大导演金X在朝鲜和金太阳的女东木乱搞，还差点挨了石同志一枪，就是铁证。但评价起红都来，有的人就未必那么客气，竭力暗示，上海那段不算，她还和党内的大秀才某老夫子，肃反专家赵荣同志都不是那么干净，似乎红都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角色——当然是处于某种目的，我不能说这目的不对，但这手段似乎不是很光明。
井冈会合的油画，后来有人画成了育同志和润同志握手，这是无耻的编造，是谎言，批批也对。但某个老帅的“排长能起多大作用”和另一个老帅“就是动摇分子”的论断是否就是正确呢？育同志在二次北伐时就是连长，在上井冈之前就是营长（接替周子昆）似乎就没人提了——看来实事求说好说，但做起来总是不那么容易。至于老总在南昌起义中起什么作用么，有些话不好明说，我只好再次申明：我只列举事实，没有攻击的目的，只是就事论事。
南昌起义三十周年，纪念馆给出版的连环画写说明，由于事关重大，这个稿子被送到了诸位参加过起义的老帅的案头（包括伍同志和老总），当时的起义的领导人注明只有伍同志一人，那个胖胖的外交部长大笔一挥，在伍同志的名后加了三个元帅，在希夷和胡子之后，加上了老总和独眼龙（伍同志对这几句并没有修改），叶贺旧部么，是人民军队创建的主力，这没有疑问，独眼龙是参谋团的团长，制定了作战方案，也是没有疑问的，关键的关键是老总的名字。
那么此时的老总，是不是军官教育团的团长和南昌警察局的局长呢？以前的答案是肯定的，老总对人也是这样说的，他率领了这两部参加了起义，但现在的答案是否定的——老总在起义前一个多月被“欢送出境”，起义时这两个职位他一个也没有了（我不能说他在这两部没有影响），而起义后的警察局长是彭干臣。后来，老总在延安告诉美国史女士，他是指挥部的成员——但我目前还不知道这个指挥部是那个。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的江西《工商报》（已为起义军掌握）公布了当时革委会和参谋团名单，这两份名单都没有老总的名字，只是宣布他为九军的副军长。独眼龙在一年之后写了《南昌暴动始末记》，大概是最详细的资料了，但在他提供的各个组织领导人的名单里也没有老总的名字，更有甚者，他居然没有把九军列入起义军的序列。但很奇怪的是，多少年后，我们出版的很多书籍里老总也是参谋团的成员——肯定有人搞错了，大概不会都得健忘症。
关于老总智擒敌团长的故事流传甚广——现在证明那是虚构的，那两个团长都回去指挥部队了，并在战斗中被擒，其中一个后来还当了老总九军的副官处长（姓卢）。关于老总向指挥部报告胡子部出现叛徒的事——在这之前已有胡子部下告发了。史女士称，老总连夜去指挥部参加了指挥战斗，他去后部队才开始行动。而老总当时的贴身警卫员刘刚回忆，在送走敌团长之后，他们回去休息“整夜未眠”，而且在回去的徒中，早已是枪林弹雨，老总一行被起义部队截住，被起义战士收缴了所有武器（也包括老总那支著名的到处展览的“大肚匣子”）。
关于九军，老总讲是有“三千人”，并且担当起义军南下的“先锋”，而张老四说，九军只有一千人，是打前站的（内似设营队），到抚州后九军还剩三四百人（其余的开小差了），到了瑞金，九军全军只有百余人——至此九军被撤销了。以上的资料均来自公开出版物，包括党史资料出版社的《南昌起义》和三联出版社的《伟大的道路》，至于结论，大家自己去下吧。
都说人心中有杆称，这话说出来也没有不什么不对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称由于某些外力的原因，本身就不是很准的话，称起东西来就未必很公平了。譬如老总抽大烟，和育同志吸毒比起来，就很能说明问题，一个被子弹伤了神经中枢的人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没人能够体会，而且育同志是在为民族争取独立的战争中光荣负伤的，他不是出于无聊，或是享受或是苦闷沾那玩艺的——谁疼谁知道，所以在往那个秃头上扣屎盆子前还请扪心自问。
私生活么，如果不雅，可以不提，但不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再举个例子，红都女皇还在上海当小姐时，追求女性个人解放，闹了点绯闻，在演艺圈里其实也算不了大事，那些在建国后成为大明星大导演的“腕”们谁的屁股下也不干净（现在更是如此），那个大导演金X在朝鲜和金太阳的女东木乱搞，还差点挨了石同志一枪，就是铁证。但评价起红都来，有的人就未必那么客气，竭力暗示，上海那段不算，她还和党内的大秀才某老夫子，肃反专家赵荣同志都不是那么干净，似乎红都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角色——当然是处于某种目的，我不能说这目的不对，但这手段似乎不是很光明。
井冈会合的油画，后来有人画成了育同志和润同志握手，这是无耻的编造，是谎言，批批也对。但某个老帅的“排长能起多大作用”和另一个老帅“就是动摇分子”的论断是否就是正确呢？育同志在二次北伐时就是连长，在上井冈之前就是营长（接替周子昆）似乎就没人提了——看来实事求说好说，但做起来总是不那么容易。至于老总在南昌起义中起什么作用么，有些话不好明说，我只好再次申明：我只列举事实，没有攻击的目的，只是就事论事。
南昌起义三十周年，纪念馆给出版的连环画写说明，由于事关重大，这个稿子被送到了诸位参加过起义的老帅的案头（包括伍同志和老总），当时的起义的领导人注明只有伍同志一人，那个胖胖的外交部长大笔一挥，在伍同志的名后加了三个元帅，在希夷和胡子之后，加上了老总和独眼龙（伍同志对这几句并没有修改），叶贺旧部么，是人民军队创建的主力，这没有疑问，独眼龙是参谋团的团长，制定了作战方案，也是没有疑问的，关键的关键是老总的名字。
那么此时的老总，是不是军官教育团的团长和南昌警察局的局长呢？以前的答案是肯定的，老总对人也是这样说的，他率领了这两部参加了起义，但现在的答案是否定的——老总在起义前一个多月被“欢送出境”，起义时这两个职位他一个也没有了（我不能说他在这两部没有影响），而起义后的警察局长是彭干臣。后来，老总在延安告诉美国史女士，他是指挥部的成员——但我目前还不知道这个指挥部是那个。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的江西《工商报》（已为起义军掌握）公布了当时革委会和参谋团名单，这两份名单都没有老总的名字，只是宣布他为九军的副军长。独眼龙在一年之后写了《南昌暴动始末记》，大概是最详细的资料了，但在他提供的各个组织领导人的名单里也没有老总的名字，更有甚者，他居然没有把九军列入起义军的序列。但很奇怪的是，多少年后，我们出版的很多书籍里老总也是参谋团的成员——肯定有人搞错了，大概不会都得健忘症。
关于老总智擒敌团长的故事流传甚广——现在证明那是虚构的，那两个团长都回去指挥部队了，并在战斗中被擒，其中一个后来还当了老总九军的副官处长（姓卢）。关于老总向指挥部报告胡子部出现叛徒的事——在这之前已有胡子部下告发了。史女士称，老总连夜去指挥部参加了指挥战斗，他去后部队才开始行动。而老总当时的贴身警卫员刘刚回忆，在送走敌团长之后，他们回去休息“整夜未眠”，而且在回去的徒中，早已是枪林弹雨，老总一行被起义部队截住，被起义战士收缴了所有武器（也包括老总那支著名的到处展览的“大肚匣子”）。
关于九军，老总讲是有“三千人”，并且担当起义军南下的“先锋”，而张老四说，九军只有一千人，是打前站的（内似设营队），到抚州后九军还剩三四百人（其余的开小差了），到了瑞金，九军全军只有百余人——至此九军被撤销了。以上的资料均来自公开出版物，包括党史资料出版社的《南昌起义》和三联出版社的《伟大的道路》，至于结论，大家自己去下吧。
老总之7
南昌起义，诞生了五位元帅，包括那个撒丫子追出几百里参加这一壮举的胖外交部长——他只混了个团指导员（不是后来所传较为好听的党代表）。要论功绩，胡子肯定是首位无疑，一个军人数虽然不多，只七千来人，军纪也差得可以（匪性还是很足的），但毕竟是壮了军威。抗战时大闹五台山的聂提辖功绩也不次，协助那个后来有临阵逃脱嫌疑的周XX上将，从九江拉回了近两个团，其中的七十五团是铁军中的精华，战斗力在各部首屈一指（井冈山老二十八团的前身）。这位聂提辖表面上文静忠厚，其实狠起来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在他们撤向南昌的徒中，张发奎带领人马乘火车来追，聂提辖披头盖脸的就赏了他一顿机关枪，把这个全国闻名北伐名将吓得落荒而逃，过后还恬不知耻的写信来要他的望远镜，真是笑话。
老总在起义后晋了副军长，虽说一个军只有千来人，但毕竟算一路诸侯，尤其可贵的是军史上也有九军这一号。独眼龙的总结没提这事，是因为他完稿的时间是在二八年，要是建国后他还这么写，肯定是要犯政治性错误的（好在他也聪明）。那个预定的九军韦军长没来，是件憾事也是件好事，他若真带了一个旅来，老总的地位还真不好说。当时在江西附近的军队中以滇军为多，而老总的老同学大都是滇军的部队长（军师级都有），中共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希望能利用老总的影响，才委了老总的副军长之职的，后来的名词叫统一战线。
老总回国后曾去晋见陈老头子，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对刚从革命圣地镀金归来的老总，陈老头子的脸色肯定比上次好得多。老总当时没有选择去广东参加北伐，而是应出国前故人（也是老乡）之邀，去了驻扎在长江边上的杨X部。说是参谋长也好，说是政治部主任也好，说是政委也好，总之在那里充当了一个类似总参议的角色。可惜这杨某人是只喂不熟的白眼狼，是个典型翻云覆雨火中取栗的卑劣小人——而且一贯如此。老总这一段很是忙碌，可这杨某人是脚踩几只船，老总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绩，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在这里，认识了一个胖胖的老乡，并结下了友谊。这个老乡后来在驱逐润同志出红军时（红四军七大），和老总结为了同盟，配合默契，很是帮了老总的忙——可见朋友多也是件大大的好事。
关于这个杨X，我还想多说几句，现在倘若打开电视，经常会看到XX杨X的药品广告（似乎是一种治脚气的什么什么霜很有名），这前面的XX是个地名，是西北的一个古都，六七十年前的冬天，有两个二杆子将军在那里发动了一场著名的兵变，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程（但明显的他们二位没得着什么好处）。我之所以用X来代替，是不想惹麻烦，因为这个杨某人在其后代的努力下，可能有翻案的机会，爱国将领的金字招牌是迟早是要带上的。我尖酸也好，刻薄也好，但我也有怕的——尤其是怕这个杨X后代腰里缠满的叮当乱响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一般尊称其为孔方兄。
这杨X么，按我军高级将领回忆，一是反动（这在现在倒不是太大的罪名），二是好色，是见了女人走不动道的主，在抗战时，偶尔上一回前线，身后总是一溜小轿——装的当然是女人。以上两项其实也算不上大过，那时的军阀莫不如此，可恨的是这个狗娘养的在抗战时，不好好打日本人，反过来杀友军（也就是八路）。杀么又不敢真枪真刀的两军对垒，而是向后方的人员下手，著名的“平江惨案”就是这狗娘养的的杰作，枪杀活埋了八路军办事处涂正坤（上校参议）等六人。涂正坤是三年游击战时期湘鄂赣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没想到竟死在杨X这个“友军”的手里。
不过等到最后国共兄弟撕开脸皮大打出手时，杨X就远不是对手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跑了，带着几十年搜刮的民脂民膏，躲到了众所周知的那个岛上——我们够不着。在那里，杨X还是不消停，继续干着他伤天害理的勾当，以九十岁高龄娶一个十几岁的少女而闻名全岛。改革开放后，他的子孙从海外回来，腰里么，自然是满满的。他们回到家乡，想投资办厂，但前提条件是用杨X的名字做厂名——显然是想为他扩大（挽回？）影响，但此公过去在家乡干的缺德带冒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当地的头头们考虑了许久，还是拒绝了要求。据当地的头头们云，他们之所以不敢答应条件，是惧于民意，不想政府机关的围墙在一夜间消失，被当地的百姓拆了去盖猪圈——我总觉得这是高估了人们的觉悟。
而古都XX就没有这些忌讳——毕竟杨某人的势力还没到过那个地方，也没有作下那么多的孽，于是他们与杨家的后裔一拍即合，这个厂子后来的状况如何，看电视的广告就知道了。我记得多少年前的报纸介绍这件事，还竭力夸奖古都的头头们如何如何有魄力，当然，这也是他们相当大的政绩了，好象很是吃了些年头。其实现在说这些，我自己也觉得矛盾，是与非，功与过，都是转眼云烟——好象还时不时能来个一百八十度的逆转。而把这些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则是显得何其的微不足道。呵呵，扯远了，还是接着谈老总。
老总从杨某人的军中出来，依然是在滇军的圈子打转转，当过朱培德的军官教育团团长，兼过南昌市的警察局长（倒是老马识途），似乎还是谁谁的总参议。不过这官也好，那官也好，都是人家冲着当年一块拔正步、一个饭锅里吃饭的薄面给的。人家一声令下，扫地出门，老总就得乖乖走人，当然走的时候比别人光彩一点，可以享受送官号什么的，但那都是虚的，脸面上的事——老总自己也明白，没有自己队伍的军官一文不值。后来老总在三河坝说什么都不离开队伍，就是和这段经历有关，老总知道，离开容易，但回来肯定就难了——他从昆明被逐之后，由于没有自己的队伍，已是飘泊了很多年了。
那时的军阀，对朋友么，缺钱可以送钱，缺女人甚至可以送上自己的老婆，但兵权是不送的，老总的混到高位的老同学都不是傻子，不会干养虎遗患的傻事。老总后来死抓叶贺旧部是件好事，奠定了自己为十帅之首的根基，机会么，人人都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抓得住的。譬如那个周XX，要是不急着到“南洋治病”，或许日后名噪一时的就不是朱毛，而是周毛了。老总有耐心等，有决心抓，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呵呵，元帅可不是天上的馅饼，可以凭空掉下来是。老总对队伍重要性的认识，当时远在诸人之上的，连润同志也没法比，要不然的话，润同志在四军七大上也不至于败得那么惨，不过那是后话了。
老总从回国到南昌起义爆发，总共只有一年时间，其间说对革命有多大的贡献还谈不上——他的黄金时代毕竟还没有到来。教育团也好，警察局也好，倒是保护了一些革命同志，宣传了一些革命思想，但这些和他日后的大功大绩比起来只是皮毛而已，我也就懒得再说。建国后总监全军军法的上将陈奇涵就是教育团的，他也是云南讲武堂出身，不过是韶关分校的，和老总的关系么，自然是好得不能再好。还有一个叫赵鎔的，建国后也授了中将，估计听说过的人不太多，他是老总在教育团时的总务处长，呵呵，赵中将后来可是以写歌颂老总文章为已任的。赣东北方志敏那的周建屏（当过红10军军长、抗战时育同志手下的副旅长），出身滇军，似乎也和教育团有关联，可惜去世得早。
南昌起义，诞生了五位元帅，包括那个撒丫子追出几百里参加这一壮举的胖外交部长——他只混了个团指导员（不是后来所传较为好听的党代表）。要论功绩，胡子肯定是首位无疑，一个军人数虽然不多，只七千来人，军纪也差得可以（匪性还是很足的），但毕竟是壮了军威。抗战时大闹五台山的聂提辖功绩也不次，协助那个后来有临阵逃脱嫌疑的周XX上将，从九江拉回了近两个团，其中的七十五团是铁军中的精华，战斗力在各部首屈一指（井冈山老二十八团的前身）。这位聂提辖表面上文静忠厚，其实狠起来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在他们撤向南昌的徒中，张发奎带领人马乘火车来追，聂提辖披头盖脸的就赏了他一顿机关枪，把这个全国闻名北伐名将吓得落荒而逃，过后还恬不知耻的写信来要他的望远镜，真是笑话。
老总在起义后晋了副军长，虽说一个军只有千来人，但毕竟算一路诸侯，尤其可贵的是军史上也有九军这一号。独眼龙的总结没提这事，是因为他完稿的时间是在二八年，要是建国后他还这么写，肯定是要犯政治性错误的（好在他也聪明）。那个预定的九军韦军长没来，是件憾事也是件好事，他若真带了一个旅来，老总的地位还真不好说。当时在江西附近的军队中以滇军为多，而老总的老同学大都是滇军的部队长（军师级都有），中共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希望能利用老总的影响，才委了老总的副军长之职的，后来的名词叫统一战线。
老总回国后曾去晋见陈老头子，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对刚从革命圣地镀金归来的老总，陈老头子的脸色肯定比上次好得多。老总当时没有选择去广东参加北伐，而是应出国前故人（也是老乡）之邀，去了驻扎在长江边上的杨X部。说是参谋长也好，说是政治部主任也好，说是政委也好，总之在那里充当了一个类似总参议的角色。可惜这杨某人是只喂不熟的白眼狼，是个典型翻云覆雨火中取栗的卑劣小人——而且一贯如此。老总这一段很是忙碌，可这杨某人是脚踩几只船，老总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绩，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在这里，认识了一个胖胖的老乡，并结下了友谊。这个老乡后来在驱逐润同志出红军时（红四军七大），和老总结为了同盟，配合默契，很是帮了老总的忙——可见朋友多也是件大大的好事。
关于这个杨X，我还想多说几句，现在倘若打开电视，经常会看到XX杨X的药品广告（似乎是一种治脚气的什么什么霜很有名），这前面的XX是个地名，是西北的一个古都，六七十年前的冬天，有两个二杆子将军在那里发动了一场著名的兵变，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程（但明显的他们二位没得着什么好处）。我之所以用X来代替，是不想惹麻烦，因为这个杨某人在其后代的努力下，可能有翻案的机会，爱国将领的金字招牌是迟早是要带上的。我尖酸也好，刻薄也好，但我也有怕的——尤其是怕这个杨X后代腰里缠满的叮当乱响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一般尊称其为孔方兄。
这杨X么，按我军高级将领回忆，一是反动（这在现在倒不是太大的罪名），二是好色，是见了女人走不动道的主，在抗战时，偶尔上一回前线，身后总是一溜小轿——装的当然是女人。以上两项其实也算不上大过，那时的军阀莫不如此，可恨的是这个狗娘养的在抗战时，不好好打日本人，反过来杀友军（也就是八路）。杀么又不敢真枪真刀的两军对垒，而是向后方的人员下手，著名的“平江惨案”就是这狗娘养的的杰作，枪杀活埋了八路军办事处涂正坤（上校参议）等六人。涂正坤是三年游击战时期湘鄂赣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没想到竟死在杨X这个“友军”的手里。
不过等到最后国共兄弟撕开脸皮大打出手时，杨X就远不是对手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跑了，带着几十年搜刮的民脂民膏，躲到了众所周知的那个岛上——我们够不着。在那里，杨X还是不消停，继续干着他伤天害理的勾当，以九十岁高龄娶一个十几岁的少女而闻名全岛。改革开放后，他的子孙从海外回来，腰里么，自然是满满的。他们回到家乡，想投资办厂，但前提条件是用杨X的名字做厂名——显然是想为他扩大（挽回？）影响，但此公过去在家乡干的缺德带冒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当地的头头们考虑了许久，还是拒绝了要求。据当地的头头们云，他们之所以不敢答应条件，是惧于民意，不想政府机关的围墙在一夜间消失，被当地的百姓拆了去盖猪圈——我总觉得这是高估了人们的觉悟。
而古都XX就没有这些忌讳——毕竟杨某人的势力还没到过那个地方，也没有作下那么多的孽，于是他们与杨家的后裔一拍即合，这个厂子后来的状况如何，看电视的广告就知道了。我记得多少年前的报纸介绍这件事，还竭力夸奖古都的头头们如何如何有魄力，当然，这也是他们相当大的政绩了，好象很是吃了些年头。其实现在说这些，我自己也觉得矛盾，是与非，功与过，都是转眼云烟——好象还时不时能来个一百八十度的逆转。而把这些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则是显得何其的微不足道。呵呵，扯远了，还是接着谈老总。
老总从杨某人的军中出来，依然是在滇军的圈子打转转，当过朱培德的军官教育团团长，兼过南昌市的警察局长（倒是老马识途），似乎还是谁谁的总参议。不过这官也好，那官也好，都是人家冲着当年一块拔正步、一个饭锅里吃饭的薄面给的。人家一声令下，扫地出门，老总就得乖乖走人，当然走的时候比别人光彩一点，可以享受送官号什么的，但那都是虚的，脸面上的事——老总自己也明白，没有自己队伍的军官一文不值。后来老总在三河坝说什么都不离开队伍，就是和这段经历有关，老总知道，离开容易，但回来肯定就难了——他从昆明被逐之后，由于没有自己的队伍，已是飘泊了很多年了。
那时的军阀，对朋友么，缺钱可以送钱，缺女人甚至可以送上自己的老婆，但兵权是不送的，老总的混到高位的老同学都不是傻子，不会干养虎遗患的傻事。老总后来死抓叶贺旧部是件好事，奠定了自己为十帅之首的根基，机会么，人人都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抓得住的。譬如那个周XX，要是不急着到“南洋治病”，或许日后名噪一时的就不是朱毛，而是周毛了。老总有耐心等，有决心抓，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呵呵，元帅可不是天上的馅饼，可以凭空掉下来是。老总对队伍重要性的认识，当时远在诸人之上的，连润同志也没法比，要不然的话，润同志在四军七大上也不至于败得那么惨，不过那是后话了。
老总从回国到南昌起义爆发，总共只有一年时间，其间说对革命有多大的贡献还谈不上——他的黄金时代毕竟还没有到来。教育团也好，警察局也好，倒是保护了一些革命同志，宣传了一些革命思想，但这些和他日后的大功大绩比起来只是皮毛而已，我也就懒得再说。建国后总监全军军法的上将陈奇涵就是教育团的，他也是云南讲武堂出身，不过是韶关分校的，和老总的关系么，自然是好得不能再好。还有一个叫赵鎔的，建国后也授了中将，估计听说过的人不太多，他是老总在教育团时的总务处长，呵呵，赵中将后来可是以写歌颂老总文章为已任的。赣东北方志敏那的周建屏（当过红10军军长、抗战时育同志手下的副旅长），出身滇军，似乎也和教育团有关联，可惜去世得早。
老总之八：
先锋官么，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老总之所以拜了先锋印，是因为他的部下是赣籍的多，所谓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南下广东，抚州是必经之地，好在镇守此地的是老总云南讲武堂的故人，就是后来有名的两只羊中的一只——杨如轩，他是个师长。老总飞鸽传书，先礼后兵，也算对得起故人，“兄穿须须铠，弟掌大旗……”除了晓以大义外，少不了进行一番拉拢的（好听一点的词叫统战）。可这只羊有怕的，除了怕反不成被杀之外，还怕反成后被老总“吃掉”（到底是老同学知根知底），所以就撤出了抚州城。我倒觉得，这只羊如其说是给老总面子，还不如说是恐惧老总后面的那两万虎狼之师——铁军的战斗力如何谁都知道。
老总占了抚州，一喜一忧，喜的是兵不血刃，忧的是自己手下的那群乌合之众已逃掉了一半（趁他们还认得回家的路），好在又扩招了一部分。张老四回忆，老总在南下途中一直是愁眉不展——当然是为了他越来越少的部下，也是人之常情。指挥部也算通情达理，将胡子的三师拨过来给老总指挥，这个师的师长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周逸群，不过这三师的战斗力么，在起义诸部中却是最差的，一般行起军来老是走后卫，总是遭到本军那两师官兵的嘲笑。新兵倒是听话，但就是不能打仗，且周师长无作战经验，指挥极差（非我杜撰，此语见于多份给中央的报告）。
会昌一战，老总指挥三师打得不错，就是伤亡大一点，也算是在起义军中小试身手，初露锋芒。后来在国民党混到兵团司令的侯镜如（中共党员），就在三师当团长，实在是有意思。可惜回师瑞金后，三师归建，老总此时手下有多少兵，我不太清楚，但肯定不是光杆。现在的文献里冒出个九军教导团的番号，我在当时的资料里查了查，并没有查到。三河坝分兵，二十五师留守后路，老总的九军也被留下，据可靠资料，此时九军实力大约是一个营（一般人的报告里竟然忽略不提）。周师长（逸群）在后来的报告中明确声称，这两部由老总指挥，其他的都没有提指挥者是何人。而独眼龙的报告里，对老总依旧是只字未提。
三河坝分兵，对于整个起义军来讲，是一招臭棋，后来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流沙失败的主因。我觉得倒是未必。战略的错误，不是一个团两个团的兵力就能弥补的，即便二十五师继续南下，在潮汕决战，起义军也未必能够胜利——以后呢？而留下的这几千来人，倒是革命的火种，他们中的一部分在老总的带领下，最终是上了井冈山——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二十五师在打了几天狙击，追赶主力的途中，终于听到了主力失败的消息，胡子被他的家族出卖了。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老总终于在中国革命的某个阶段，成为了不可替代的人物——他登上历史舞台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无奈。
这段历史，现在仍是不太清楚，尤其是牵扯到个人的表现（一言可以兴邦呢）。据七十五团参谋长张启图的报告声称“师长团长均皆逃走”。而那个现在大大有名的党代表（李姓），可能是以给中央汇报的名义离开的（奉老总的命令？）。诸位带兵官的离去，对老总讲未必是件坏事，这些人掌实权的部队长不走，老总未必能指挥得了那帮骄气十足的铁军。后人回忆，当时周XX有支个人卫队，一色花机关（那时是相当先进的武器了），周一走，马上就变成了老总的卫队了。现在来看，老总之所以能挺身而出，收拾残局，除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外，他曾受过的挫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起码是经得住。而反观那个师长周XX，黄埔老大哥出身，一路春风得意（当然也是打出来的），短短几年间就升到师长，北伐时攻无不克，所以一旦失败，就未免六神无主了（好在最后走了回头路，还是好同志）。
我不是唯心主义者，但总是觉得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许多让人解释不清的事，或许是老天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我总认为，南昌起义剩下的残部，除了老总外，没人能够保存的——连希夷也不行（他的性格决定只能拼光亦光）。和上级联系的中断（上级么，全跑了），带兵主官的脱离（说得好听一点），为老总的指挥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是天随人愿。而老总前半生的戎马生涯所积累的经验——剿匪和军阀间狗咬狗的混战，使他有信心带好这支队伍。而失掉军权后的痛苦，对老总的决定，恐怕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老总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对他的一生意味着什么。
聂提辖在几个月后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还替老总捏了把汗，因为那支部队不是老总的部下。聂提辖写到：“恐XX（周姓）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事实后来证明，聂提辖是多虑了，老总带这支部队是绰绰有余的——当然需要手腕，硬的软的都需要，好在老总都不缺。不过在这份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很是耐人寻味：“XX及三个团长与李X等先后离队他去（闻系该军党部决定的）”，那么决定他们走的是什么人呢？党部里有没有老总？老总后来在延安对史女士说，那个周XX的离去，使他很是愤怒，但话说回来，若是这个在二十五师官兵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某不走，历史又会怎么写呢？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或许这才是它最诱人之处。
先锋官么，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老总之所以拜了先锋印，是因为他的部下是赣籍的多，所谓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南下广东，抚州是必经之地，好在镇守此地的是老总云南讲武堂的故人，就是后来有名的两只羊中的一只——杨如轩，他是个师长。老总飞鸽传书，先礼后兵，也算对得起故人，“兄穿须须铠，弟掌大旗……”除了晓以大义外，少不了进行一番拉拢的（好听一点的词叫统战）。可这只羊有怕的，除了怕反不成被杀之外，还怕反成后被老总“吃掉”（到底是老同学知根知底），所以就撤出了抚州城。我倒觉得，这只羊如其说是给老总面子，还不如说是恐惧老总后面的那两万虎狼之师——铁军的战斗力如何谁都知道。
老总占了抚州，一喜一忧，喜的是兵不血刃，忧的是自己手下的那群乌合之众已逃掉了一半（趁他们还认得回家的路），好在又扩招了一部分。张老四回忆，老总在南下途中一直是愁眉不展——当然是为了他越来越少的部下，也是人之常情。指挥部也算通情达理，将胡子的三师拨过来给老总指挥，这个师的师长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周逸群，不过这三师的战斗力么，在起义诸部中却是最差的，一般行起军来老是走后卫，总是遭到本军那两师官兵的嘲笑。新兵倒是听话，但就是不能打仗，且周师长无作战经验，指挥极差（非我杜撰，此语见于多份给中央的报告）。
会昌一战，老总指挥三师打得不错，就是伤亡大一点，也算是在起义军中小试身手，初露锋芒。后来在国民党混到兵团司令的侯镜如（中共党员），就在三师当团长，实在是有意思。可惜回师瑞金后，三师归建，老总此时手下有多少兵，我不太清楚，但肯定不是光杆。现在的文献里冒出个九军教导团的番号，我在当时的资料里查了查，并没有查到。三河坝分兵，二十五师留守后路，老总的九军也被留下，据可靠资料，此时九军实力大约是一个营（一般人的报告里竟然忽略不提）。周师长（逸群）在后来的报告中明确声称，这两部由老总指挥，其他的都没有提指挥者是何人。而独眼龙的报告里，对老总依旧是只字未提。
三河坝分兵，对于整个起义军来讲，是一招臭棋，后来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流沙失败的主因。我觉得倒是未必。战略的错误，不是一个团两个团的兵力就能弥补的，即便二十五师继续南下，在潮汕决战，起义军也未必能够胜利——以后呢？而留下的这几千来人，倒是革命的火种，他们中的一部分在老总的带领下，最终是上了井冈山——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二十五师在打了几天狙击，追赶主力的途中，终于听到了主力失败的消息，胡子被他的家族出卖了。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老总终于在中国革命的某个阶段，成为了不可替代的人物——他登上历史舞台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无奈。
这段历史，现在仍是不太清楚，尤其是牵扯到个人的表现（一言可以兴邦呢）。据七十五团参谋长张启图的报告声称“师长团长均皆逃走”。而那个现在大大有名的党代表（李姓），可能是以给中央汇报的名义离开的（奉老总的命令？）。诸位带兵官的离去，对老总讲未必是件坏事，这些人掌实权的部队长不走，老总未必能指挥得了那帮骄气十足的铁军。后人回忆，当时周XX有支个人卫队，一色花机关（那时是相当先进的武器了），周一走，马上就变成了老总的卫队了。现在来看，老总之所以能挺身而出，收拾残局，除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外，他曾受过的挫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起码是经得住。而反观那个师长周XX，黄埔老大哥出身，一路春风得意（当然也是打出来的），短短几年间就升到师长，北伐时攻无不克，所以一旦失败，就未免六神无主了（好在最后走了回头路，还是好同志）。
我不是唯心主义者，但总是觉得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许多让人解释不清的事，或许是老天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我总认为，南昌起义剩下的残部，除了老总外，没人能够保存的——连希夷也不行（他的性格决定只能拼光亦光）。和上级联系的中断（上级么，全跑了），带兵主官的脱离（说得好听一点），为老总的指挥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是天随人愿。而老总前半生的戎马生涯所积累的经验——剿匪和军阀间狗咬狗的混战，使他有信心带好这支队伍。而失掉军权后的痛苦，对老总的决定，恐怕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老总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对他的一生意味着什么。
聂提辖在几个月后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还替老总捏了把汗，因为那支部队不是老总的部下。聂提辖写到：“恐XX（周姓）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事实后来证明，聂提辖是多虑了，老总带这支部队是绰绰有余的——当然需要手腕，硬的软的都需要，好在老总都不缺。不过在这份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很是耐人寻味：“XX及三个团长与李X等先后离队他去（闻系该军党部决定的）”，那么决定他们走的是什么人呢？党部里有没有老总？老总后来在延安对史女士说，那个周XX的离去，使他很是愤怒，但话说回来，若是这个在二十五师官兵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某不走，历史又会怎么写呢？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或许这才是它最诱人之处。
ymsong 发表于 2010-11-17 17:55
”军中倾轧”，主要还是川军逐客军出川之役中对上了新孙武，老窝给端了，队伍也散了，据说靠着老弟李代桃僵才捡条命，这才成的光杆。
”军中倾轧”，主要还是川军逐客军出川之役中对上了新孙武，老窝给端了，队伍也散了，据说靠着老弟李代桃僵才捡条命，这才成的光杆。
我去，怎么被屏蔽这么过敏感词啊，帖子都发不出来了。
大家自己看吧。
老总小传
http://bbs.warstudy.com/bbs/dvbb ... ardID=6&ID=4447
老总小传（续）井冈风云
http://bbs.cqzg.cn/thread-561900-1-1.html
我去，怎么被屏蔽这么过敏感词啊，帖子都发不出来了。
大家自己看吧。
老总小传
http://bbs.warstudy.com/bbs/dvbb ... ardID=6&ID=4447
老总小传（续）井冈风云
http://bbs.cqzg.cn/thread-561900-1-1.html
老总小传（续）井冈风云
这是续舰船的，可惜那里的网管和马甲有仇，删了几遍，就发在这吧。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那些曾予以厚爱的网友——我想会有舰船的朋友过来吧。
老总小传：井冈风云之一
井冈会师，在中共军史党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页，其意义是不用多说的。而这次会师对于两个当事人个人来讲，也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各有需求的。粟大将后来写了一篇回忆录，名字叫《激流归海》，讲的就是南昌起义后到井冈这一段，口气很是谦虚，直白的意思就是把自己这一路（老总）称为“流”，而把井冈这一路称之为“海”，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
老总在湘南，小搞一把“红色恐怖”（也不完全怪他），大烧大杀，憋的气是出完了，可根却没扎下，敌大军一来，就得学黄巢，扶老携幼往井冈落荒而逃。虽说是奉令，但确实是需要一块根据地，好修养生息，重整士气，然后再杀他个回马枪的——后来八月冒进湘南就是这“惊艳一枪”，可惜这一枪没刺好，反而把枪头给戳断了，那是后话不提。
润同志呢，此时也是有苦难言，正苦哈哈地蹲在井冈山上坐井观天，等待“风云突变”呢。说是要当山大王，可山大王的日子并好过——要是能下山进城，鬼才愿意蹲在山上呢，这里似乎隐藏着摘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之意。一天到晚和王佐袁文才这样四六不分，惟枪头说话的山大王拍胸脯，称兄弟，不是说是一件令人太高兴的事（永新一枝花倒是令人欣慰）。可没办法，人太少，暂时还孤掌难鸣。
润同志一贯提倡的“政治建军”，此时虽说也是搞得有声有色，根据地也初具雏形，但头痛的是手下那帮“乌合之众”不是学生兵，就是袁王山上的老绿林兄弟，打不了大仗是致命的弱点。所以只好围着号称八百里的井冈“打圈圈”（其实能活动的就是屁大点的地方），这还好像还是跟朱聋子学的。而润同志此时的军事指挥才能么，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纸上谈兵还行，要是论抡驳壳冲锋陷阵就差远了（总共就没多少人，身先士卒是有必要的）。这倒不是诋毁，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么，不信你让张良抡个大戟试试。
古人结婚，总爱在门楣上贴上了“天作之合”四个字，井冈会师用这几个字形容也很恰当——我总认为冥冥之中确有天命一说（这可不是迷信）。一方是军事强，铁军传人么，牛哄哄的，打硬仗只是小菜一碟。一方是政治强，党指挥枪，三湾改编也是奠定了个什么什么基础的。而这双方融合一处，产生的效应就远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了。虽说四军最后下赣南时，只有三千多人出井冈，但倘大的一个中央苏区就是以这三千多人为骨干打下来的（当然也有石同志三军团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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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人说过：这山头，那山头，最后都归到井冈山一个山头。让润同志听得心花怒放。确实，共产党那时不大象老蒋那样讲“天子门生”，讲穿“黄（埔）衣”，戴“绿（陆大）帽”什么的。但井冈山后来成了“正统”倒是事实——成者王侯败者寇么（还不知有多少人为此酸溜溜的呢）。而“老井冈”一语说出口，就透着一股道不完的豪气。象后来育同志推荐黄XX为总长，还小心翼翼地加了个“代”字，润同志大手一挥：黄么，老警卫团跟我上井冈山的。于是那个代字就在那个德行有亏（且有才智昏庸嫌疑）的黄某人头顶上不翼而飞。
只是当初垒这个山头还费了不少劲呢，谁是山头的老大呢？自然还是要争一争的：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党无派，千奇百怪嘛，这点写四军七大时再详谈。当时三湾情况是,老总远道狼狈而来，润同志颇尽地主之谊，远接百里开外，于是班师回“山”。但有一点令人惋惜，临末了临末了的，还伤了润同志的一员心腹大将——张子清，其实当时的伤并不太重，好像是伤了腿，但治疗条件太差，七拖八拖的越来越重，最后牺牲在井冈了（好象熬到了30年的春天）。
别小瞧这件事，后来润同志在四军七大上吃大亏，就是和自己的老部下（警卫团的干部）凋零得太厉害大有关连：宛希先何长工连同张子清等人留在井冈了，何挺颖死在路上了，老警卫团真正能上得了台面的只剩下一个嗜酒如命的伍中豪（他在七大上的态度我不太清楚），要是张何宛等人在（这个何指的是挺颖），老总未必能赢得那么轻松，润同志也不至于败得那么惨（至少能少受点委屈）。
宁冈的砻市（在山外），是会师的地点，现在也成为了圣地，屁大点的地方到处都是“会师”两字。龙江书院是两位当事人（加上胖子该是三位）首次见面的地方，也是身价倍增，我么，自然是要去瞻仰瞻仰的，只是爬上楼去脚底下咚咚乱响，那是纯木结构的，我一面拍照一面心里直犯嘀咕——可他娘的千万别把我摔下来。楼下天井里的石板上长满了青苔，绿得让人心醉，给我的印象倒是很深，那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而我军的地一个军校雏形——红军教导队恰好就设在楼下。
此次马甲井冈取“经”，住在“会师宾馆”，吃在“会师餐厅”，马甲倒真是体会到这”会师“的气氛。要问感想么，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到底是老区人民，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小刀磨得飞快，外地人见一个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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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既然写了，马甲就续完——截至到长征结束，只是以前写的大都没存盘，也绝了修订的念头。
老总小传：井冈风云之二
俗话说，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在归正传之前，马甲再来几句闲话。写到这时，老总小传已是不能再写他一个人了——他已融入了军史。历史既然是由人创造的，那么在创造这历史的过程中，伟人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而审视这种痕迹，就会让我们明白许多现在还不明白的事情。朱毛朱毛叫了多少年，我们不妨从这两个人个人入手，去分析一下他们在井冈的关系。
润同志是党的元老，虽说在一大上不显山露水，只弄了个书记员（多亏了那笔瘦金体的好字），但好歹也是十三星宿之一，在党内的地位不可动摇。三大时再接再厉，又挤进了核心层。后来国共合作，润同志又到了国民党里弄了个代理部长之类的官干干，曾经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门生遍及天下。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篇雄文，更是名噪一时，当时搞农运的没读过的确实不多。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井冈初期，无论党也好，军也好，都是以湖南人为核心，而湖南却正好是润同志的老家，其影响力不可低估。严格地讲，湖南的党员或多或少都和润同志有点关系呢，推究起来，许许多多的党员都是他徒子徒孙辈（有的要隔出多少代去），这倒不是吹嘘，因为湖南党的种子就那么几颗。
象黄埔真正的老大蒋先云（入学毕业两次考试都是第一），就是润同志介绍入党的，可惜死得太早。二打长沙后，长江局派来了“钦差大臣”周以粟，勒令润同志等人三打长沙，据云润同志做了一天的说服工作，就让周改变了主意，为什么这么容易呢？我看是有走后门的嫌疑——那个周以粟的入党介绍人恰好也是润同志！没办法，辈份摆在那呢。
但也有不给面的，后来在石同志掀起的那场庐山风暴中，润同志回忆往事，还不忘提到一个姓王的“凶得很”的“那么小的个子”，这王小个子（恕不著名）何许人也？润同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也，此公那时“左得可爱”，就是不卖老师的帐。不过最后当然还是臣服了，当过润同志的秘书，九旅王胡子南征时，他还去趟了次混水，号称“王王”。有趣的是，此公写回忆录时，多次提到自己曾是润同志在农运所的学生——生怕别人不知道。
正是有了这些资本，加上自视甚高，润同志在井冈就难免有鹤立鸡群的感觉。而造成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部下（尤其是党员）态度不够民主，动不动就冷嘲热讽，或是严辞训斥，自觉老子天下第一（对上对下都是如此），让部下感到很不舒服——而无政府主义在那时也是很时髦的。严格地讲，那时的润同志还是一介书生，对权术二字还不大入门，还不大懂得打一巴掌揉三揉的妙处——对袁王等绿林兄弟倒是很客气。
老总呢，此时在党内还是个白板。虽说后来人封了个“护国名将”的美誉，但其声誉却比润同志差远了——只在滇军内部有点名气，而这名气也远比不上那些手握重兵的同学。润同志虽说因为“太右”被逐出了政治局，但好歹还是中央委员，而那时的中央委员全国不过几十人，还是很值钱的。
但老总有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宽容忠厚的性格，整日笑嘻嘻的，没有一点架子，让人觉得很亲切。加上他阅历丰富，在旧军队打过滚，官至旅长，除了善战之外，待人处事没有一套也是不行的——我不敢说是权术。老总偶尔也会露出另一面的，比如冒进湘南，吃了大败仗，他就杀了几个仅仅讲了几句怪话的连级干部（那些人确实冤枉），老总有找替罪羊的嫌疑，这才逼反了袁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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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就是老总是湘南起义的领导者，并做了湘南人的女婿，所以在上井冈的农军中老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那时么，并不是每个人的党性都那么强的。
这是续舰船的，可惜那里的网管和马甲有仇，删了几遍，就发在这吧。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那些曾予以厚爱的网友——我想会有舰船的朋友过来吧。
老总小传：井冈风云之一
井冈会师，在中共军史党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页，其意义是不用多说的。而这次会师对于两个当事人个人来讲，也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各有需求的。粟大将后来写了一篇回忆录，名字叫《激流归海》，讲的就是南昌起义后到井冈这一段，口气很是谦虚，直白的意思就是把自己这一路（老总）称为“流”，而把井冈这一路称之为“海”，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
老总在湘南，小搞一把“红色恐怖”（也不完全怪他），大烧大杀，憋的气是出完了，可根却没扎下，敌大军一来，就得学黄巢，扶老携幼往井冈落荒而逃。虽说是奉令，但确实是需要一块根据地，好修养生息，重整士气，然后再杀他个回马枪的——后来八月冒进湘南就是这“惊艳一枪”，可惜这一枪没刺好，反而把枪头给戳断了，那是后话不提。
润同志呢，此时也是有苦难言，正苦哈哈地蹲在井冈山上坐井观天，等待“风云突变”呢。说是要当山大王，可山大王的日子并好过——要是能下山进城，鬼才愿意蹲在山上呢，这里似乎隐藏着摘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之意。一天到晚和王佐袁文才这样四六不分，惟枪头说话的山大王拍胸脯，称兄弟，不是说是一件令人太高兴的事（永新一枝花倒是令人欣慰）。可没办法，人太少，暂时还孤掌难鸣。
润同志一贯提倡的“政治建军”，此时虽说也是搞得有声有色，根据地也初具雏形，但头痛的是手下那帮“乌合之众”不是学生兵，就是袁王山上的老绿林兄弟，打不了大仗是致命的弱点。所以只好围着号称八百里的井冈“打圈圈”（其实能活动的就是屁大点的地方），这还好像还是跟朱聋子学的。而润同志此时的军事指挥才能么，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纸上谈兵还行，要是论抡驳壳冲锋陷阵就差远了（总共就没多少人，身先士卒是有必要的）。这倒不是诋毁，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么，不信你让张良抡个大戟试试。
古人结婚，总爱在门楣上贴上了“天作之合”四个字，井冈会师用这几个字形容也很恰当——我总认为冥冥之中确有天命一说（这可不是迷信）。一方是军事强，铁军传人么，牛哄哄的，打硬仗只是小菜一碟。一方是政治强，党指挥枪，三湾改编也是奠定了个什么什么基础的。而这双方融合一处，产生的效应就远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了。虽说四军最后下赣南时，只有三千多人出井冈，但倘大的一个中央苏区就是以这三千多人为骨干打下来的（当然也有石同志三军团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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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人说过：这山头，那山头，最后都归到井冈山一个山头。让润同志听得心花怒放。确实，共产党那时不大象老蒋那样讲“天子门生”，讲穿“黄（埔）衣”，戴“绿（陆大）帽”什么的。但井冈山后来成了“正统”倒是事实——成者王侯败者寇么（还不知有多少人为此酸溜溜的呢）。而“老井冈”一语说出口，就透着一股道不完的豪气。象后来育同志推荐黄XX为总长，还小心翼翼地加了个“代”字，润同志大手一挥：黄么，老警卫团跟我上井冈山的。于是那个代字就在那个德行有亏（且有才智昏庸嫌疑）的黄某人头顶上不翼而飞。
只是当初垒这个山头还费了不少劲呢，谁是山头的老大呢？自然还是要争一争的：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党无派，千奇百怪嘛，这点写四军七大时再详谈。当时三湾情况是,老总远道狼狈而来，润同志颇尽地主之谊，远接百里开外，于是班师回“山”。但有一点令人惋惜，临末了临末了的，还伤了润同志的一员心腹大将——张子清，其实当时的伤并不太重，好像是伤了腿，但治疗条件太差，七拖八拖的越来越重，最后牺牲在井冈了（好象熬到了30年的春天）。
别小瞧这件事，后来润同志在四军七大上吃大亏，就是和自己的老部下（警卫团的干部）凋零得太厉害大有关连：宛希先何长工连同张子清等人留在井冈了，何挺颖死在路上了，老警卫团真正能上得了台面的只剩下一个嗜酒如命的伍中豪（他在七大上的态度我不太清楚），要是张何宛等人在（这个何指的是挺颖），老总未必能赢得那么轻松，润同志也不至于败得那么惨（至少能少受点委屈）。
宁冈的砻市（在山外），是会师的地点，现在也成为了圣地，屁大点的地方到处都是“会师”两字。龙江书院是两位当事人（加上胖子该是三位）首次见面的地方，也是身价倍增，我么，自然是要去瞻仰瞻仰的，只是爬上楼去脚底下咚咚乱响，那是纯木结构的，我一面拍照一面心里直犯嘀咕——可他娘的千万别把我摔下来。楼下天井里的石板上长满了青苔，绿得让人心醉，给我的印象倒是很深，那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而我军的地一个军校雏形——红军教导队恰好就设在楼下。
此次马甲井冈取“经”，住在“会师宾馆”，吃在“会师餐厅”，马甲倒真是体会到这”会师“的气氛。要问感想么，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到底是老区人民，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小刀磨得飞快，外地人见一个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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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既然写了，马甲就续完——截至到长征结束，只是以前写的大都没存盘，也绝了修订的念头。
老总小传：井冈风云之二
俗话说，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在归正传之前，马甲再来几句闲话。写到这时，老总小传已是不能再写他一个人了——他已融入了军史。历史既然是由人创造的，那么在创造这历史的过程中，伟人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而审视这种痕迹，就会让我们明白许多现在还不明白的事情。朱毛朱毛叫了多少年，我们不妨从这两个人个人入手，去分析一下他们在井冈的关系。
润同志是党的元老，虽说在一大上不显山露水，只弄了个书记员（多亏了那笔瘦金体的好字），但好歹也是十三星宿之一，在党内的地位不可动摇。三大时再接再厉，又挤进了核心层。后来国共合作，润同志又到了国民党里弄了个代理部长之类的官干干，曾经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门生遍及天下。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篇雄文，更是名噪一时，当时搞农运的没读过的确实不多。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井冈初期，无论党也好，军也好，都是以湖南人为核心，而湖南却正好是润同志的老家，其影响力不可低估。严格地讲，湖南的党员或多或少都和润同志有点关系呢，推究起来，许许多多的党员都是他徒子徒孙辈（有的要隔出多少代去），这倒不是吹嘘，因为湖南党的种子就那么几颗。
象黄埔真正的老大蒋先云（入学毕业两次考试都是第一），就是润同志介绍入党的，可惜死得太早。二打长沙后，长江局派来了“钦差大臣”周以粟，勒令润同志等人三打长沙，据云润同志做了一天的说服工作，就让周改变了主意，为什么这么容易呢？我看是有走后门的嫌疑——那个周以粟的入党介绍人恰好也是润同志！没办法，辈份摆在那呢。
但也有不给面的，后来在石同志掀起的那场庐山风暴中，润同志回忆往事，还不忘提到一个姓王的“凶得很”的“那么小的个子”，这王小个子（恕不著名）何许人也？润同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也，此公那时“左得可爱”，就是不卖老师的帐。不过最后当然还是臣服了，当过润同志的秘书，九旅王胡子南征时，他还去趟了次混水，号称“王王”。有趣的是，此公写回忆录时，多次提到自己曾是润同志在农运所的学生——生怕别人不知道。
正是有了这些资本，加上自视甚高，润同志在井冈就难免有鹤立鸡群的感觉。而造成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部下（尤其是党员）态度不够民主，动不动就冷嘲热讽，或是严辞训斥，自觉老子天下第一（对上对下都是如此），让部下感到很不舒服——而无政府主义在那时也是很时髦的。严格地讲，那时的润同志还是一介书生，对权术二字还不大入门，还不大懂得打一巴掌揉三揉的妙处——对袁王等绿林兄弟倒是很客气。
老总呢，此时在党内还是个白板。虽说后来人封了个“护国名将”的美誉，但其声誉却比润同志差远了——只在滇军内部有点名气，而这名气也远比不上那些手握重兵的同学。润同志虽说因为“太右”被逐出了政治局，但好歹还是中央委员，而那时的中央委员全国不过几十人，还是很值钱的。
但老总有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宽容忠厚的性格，整日笑嘻嘻的，没有一点架子，让人觉得很亲切。加上他阅历丰富，在旧军队打过滚，官至旅长，除了善战之外，待人处事没有一套也是不行的——我不敢说是权术。老总偶尔也会露出另一面的，比如冒进湘南，吃了大败仗，他就杀了几个仅仅讲了几句怪话的连级干部（那些人确实冤枉），老总有找替罪羊的嫌疑，这才逼反了袁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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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就是老总是湘南起义的领导者，并做了湘南人的女婿，所以在上井冈的农军中老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那时么，并不是每个人的党性都那么强的。
老总小传：井冈风云之三
湘南起义后，老总是秦琼卖马，走了背字，大有逼上梁山的味道（梁山改井冈了）——只不过他不是林冲或晁盖，占山为王的润同志也不是王伦。双方兵合一处，将聚一堆，也是要学梁山好汉，排一排座次的。番号么，信手拈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大概也是想沾一点北伐时张向华（发奎）的一点福气，可谁也没想到这个四军最后的名声却远在那个四军之上。无独有偶，鄂豫皖山西元帅那里也弄出个红四军来，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了——大家都还挺迷信。再后来叶希夷改编南方八省的游击队，还不忘自己昔日的辉煌，取名还取个新四军，不过说实话，加了个新字的这四军比起老四军就差远了……
早说过润同志不是王伦，心胸么，还是有的。老总这个“强龙”名正言顺地当了军长，其实这位子也非他莫属，打仗打了半辈子，弄个军长当当也是欣慰。润同志呢，既然信奉党指挥枪，于是就当了党代表（好歹还是中央委员么）。参谋长一职是由老总的嫡系王大胡子担任的，这王尔琢血统高贵，是黄牌一期的大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胖子的职位有意思，以前一直说是政治部主任，其实那时他还不是，他只是士兵委员会的主任，当然这职位没有政治部主任叫起来好听。究其原因，是那时的士兵很反感政治部这个词，所以只好变通一下，但干的事情是一样的。
四个要职老总一系占了三个，看来润同志这个地头蛇还没有太压老总这条强龙的。那么老总究竟带了多少人上井冈呢？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有八千之说，有一万之说，还有一万多少多少之说，而我看宁冈会师纪念馆的数字也靠不住——有点太夸张。胖元帅在四军七大之后，去了一趟上海，写了一份汇报，并带回了有名的九月来信。胖子的那个报告应该是最权威的——湘南农军八千，润同志所部千余，袁王两部各有三百，这就是井冈山极盛时的全部家当。至于老总带上井冈山的枪枝么，大概在两千出头（这里指的是能打子弹的），以前的八千之说估计是把梭标都算上了（我觉得即使把梭标算上也没有八千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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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万余人最后编了三个师，老总、胖子和润同志各带一个（润同志是代替负伤的张子清的），原本准备编两个师，把湘南农军分一部分给润同志，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编成。不过老总这八千农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乌合之众，既有吃奶的婴儿，又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干嘛嘛不灵，但都长了一张嘴——要吃粮食，给井冈的供给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润同志和老总只好把他们遣返回湘南了——当然是凶多吉少。这一点确实值得商榷，但我一直认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后来获了茅盾文学奖的某位上将军（肖姓），放了一个马后炮，帮着出了一个主意（我看馊得厉害）：说当时井冈方圆逃亡的地主很多，应该组织农军就地耕种——这是放屁。后来袁王被杀，其最深刻的原因就在当地土客籍的矛盾，这种矛盾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无非是土地和利益之争，双方已是势同水火，常常动刀动枪，如果此时湘南农军插上一脚（弄田种），只怕土客籍的农民要联合起来打“湘南”了——连这点都看不出来，还老井冈呢？
所以到了最后，四军只剩下了四个团，老总和润同志一人两个：二十八团是叶贺旧部，是南昌将近三万起义军的最后一点血脉，其战斗力令人仰视，今天马甲谈起来还敬畏不已，但有个缺点——善攻不善守，打防守时有些沉不住，大概是凿人凿惯了，一挨人凿就发急。二十九团，这是宜章的农军改编的，八月冒进湘南打郴县时全军覆没（只逃出一百多人），评价么，四个字：一群农民！军事政治均无过人之处，毛病倒是一大堆，还挺牛B。润同志后来说，对农民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大概也是有感而发。
三十一团是润同志的嫡系，老警卫团改编的，只有两个营，政治上没得说，军事上差一点儿，和二十八团正好相反，善守不善攻——大概是挨打挨惯了。三十二团是袁王两部合编，各有一个营，这只部队结局就惨了去了——大概要问石同志了。第一茬被石同志的五军收编后，袁王又起一茬，不过石同志还未满足，于是就发生了杀袁王案（石同志自己却一推六二五），于是袁王所部第二茬就分为几部分了，一部分人枪被石同志吞并，一部分人被石同志杀掉，还有一部分就重新上山为匪了。
就是这些袁王的“残匪”也相当厉害，“反水”后就将井冈山护得严丝合缝，山外的滚滚红流就是淌不进去一丝半毫。前面说的肖姓上将后来驻守湘赣，很想露一手，恢复圣地，便倾全湘赣之力，连攻了数次，但一攻到黄洋界就攻不动了，其中一次在黄洋界还吃了埋伏，让人前后夹攻，屁滚尿流就败下阵来，死伤无数，只好望“洋”兴叹——直到四九年百万大军南下，红旗才重新插上井冈山的主峰。
黄洋界是井冈的五大哨口之一，因润同志一阙《水调歌头》而名声大振，地势之险要令人叫绝。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以前我也曾对地图反复研究地势，但一到了实地，才觉得自己以前的判断全是放屁。马甲上山之时，正赶上雨过天晴，黄洋界上云雾缭绕，这才明白了“wang洋界”的真正含义——倒是不虚此行。
此次井冈之行，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去三湾，眼巴巴的看着三湾硕大的标牌就在路边，而没能下车，真有切肤之痛——怪就怪当地正在修路。从永新到宁冈，不过百多里路，当年红色武装行军一日即可达到。马甲此次坐的是四个轮子，也活生生的走了一天，在崎岖的土路上颠簸到一半，听见前面一声巨响，修路工人放炮时崩下几块巨石挡了道。好不容易说服司机掉头绕道而行，可调头没走几公里，前头又是一声巨响，靠，活生生的在峡谷里憋了四五个小时……
湘南起义后，老总是秦琼卖马，走了背字，大有逼上梁山的味道（梁山改井冈了）——只不过他不是林冲或晁盖，占山为王的润同志也不是王伦。双方兵合一处，将聚一堆，也是要学梁山好汉，排一排座次的。番号么，信手拈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大概也是想沾一点北伐时张向华（发奎）的一点福气，可谁也没想到这个四军最后的名声却远在那个四军之上。无独有偶，鄂豫皖山西元帅那里也弄出个红四军来，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了——大家都还挺迷信。再后来叶希夷改编南方八省的游击队，还不忘自己昔日的辉煌，取名还取个新四军，不过说实话，加了个新字的这四军比起老四军就差远了……
早说过润同志不是王伦，心胸么，还是有的。老总这个“强龙”名正言顺地当了军长，其实这位子也非他莫属，打仗打了半辈子，弄个军长当当也是欣慰。润同志呢，既然信奉党指挥枪，于是就当了党代表（好歹还是中央委员么）。参谋长一职是由老总的嫡系王大胡子担任的，这王尔琢血统高贵，是黄牌一期的大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胖子的职位有意思，以前一直说是政治部主任，其实那时他还不是，他只是士兵委员会的主任，当然这职位没有政治部主任叫起来好听。究其原因，是那时的士兵很反感政治部这个词，所以只好变通一下，但干的事情是一样的。
四个要职老总一系占了三个，看来润同志这个地头蛇还没有太压老总这条强龙的。那么老总究竟带了多少人上井冈呢？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有八千之说，有一万之说，还有一万多少多少之说，而我看宁冈会师纪念馆的数字也靠不住——有点太夸张。胖元帅在四军七大之后，去了一趟上海，写了一份汇报，并带回了有名的九月来信。胖子的那个报告应该是最权威的——湘南农军八千，润同志所部千余，袁王两部各有三百，这就是井冈山极盛时的全部家当。至于老总带上井冈山的枪枝么，大概在两千出头（这里指的是能打子弹的），以前的八千之说估计是把梭标都算上了（我觉得即使把梭标算上也没有八千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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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万余人最后编了三个师，老总、胖子和润同志各带一个（润同志是代替负伤的张子清的），原本准备编两个师，把湘南农军分一部分给润同志，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编成。不过老总这八千农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乌合之众，既有吃奶的婴儿，又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干嘛嘛不灵，但都长了一张嘴——要吃粮食，给井冈的供给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润同志和老总只好把他们遣返回湘南了——当然是凶多吉少。这一点确实值得商榷，但我一直认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后来获了茅盾文学奖的某位上将军（肖姓），放了一个马后炮，帮着出了一个主意（我看馊得厉害）：说当时井冈方圆逃亡的地主很多，应该组织农军就地耕种——这是放屁。后来袁王被杀，其最深刻的原因就在当地土客籍的矛盾，这种矛盾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无非是土地和利益之争，双方已是势同水火，常常动刀动枪，如果此时湘南农军插上一脚（弄田种），只怕土客籍的农民要联合起来打“湘南”了——连这点都看不出来，还老井冈呢？
所以到了最后，四军只剩下了四个团，老总和润同志一人两个：二十八团是叶贺旧部，是南昌将近三万起义军的最后一点血脉，其战斗力令人仰视，今天马甲谈起来还敬畏不已，但有个缺点——善攻不善守，打防守时有些沉不住，大概是凿人凿惯了，一挨人凿就发急。二十九团，这是宜章的农军改编的，八月冒进湘南打郴县时全军覆没（只逃出一百多人），评价么，四个字：一群农民！军事政治均无过人之处，毛病倒是一大堆，还挺牛B。润同志后来说，对农民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大概也是有感而发。
三十一团是润同志的嫡系，老警卫团改编的，只有两个营，政治上没得说，军事上差一点儿，和二十八团正好相反，善守不善攻——大概是挨打挨惯了。三十二团是袁王两部合编，各有一个营，这只部队结局就惨了去了——大概要问石同志了。第一茬被石同志的五军收编后，袁王又起一茬，不过石同志还未满足，于是就发生了杀袁王案（石同志自己却一推六二五），于是袁王所部第二茬就分为几部分了，一部分人枪被石同志吞并，一部分人被石同志杀掉，还有一部分就重新上山为匪了。
就是这些袁王的“残匪”也相当厉害，“反水”后就将井冈山护得严丝合缝，山外的滚滚红流就是淌不进去一丝半毫。前面说的肖姓上将后来驻守湘赣，很想露一手，恢复圣地，便倾全湘赣之力，连攻了数次，但一攻到黄洋界就攻不动了，其中一次在黄洋界还吃了埋伏，让人前后夹攻，屁滚尿流就败下阵来，死伤无数，只好望“洋”兴叹——直到四九年百万大军南下，红旗才重新插上井冈山的主峰。
黄洋界是井冈的五大哨口之一，因润同志一阙《水调歌头》而名声大振，地势之险要令人叫绝。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以前我也曾对地图反复研究地势，但一到了实地，才觉得自己以前的判断全是放屁。马甲上山之时，正赶上雨过天晴，黄洋界上云雾缭绕，这才明白了“wang洋界”的真正含义——倒是不虚此行。
此次井冈之行，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去三湾，眼巴巴的看着三湾硕大的标牌就在路边，而没能下车，真有切肤之痛——怪就怪当地正在修路。从永新到宁冈，不过百多里路，当年红色武装行军一日即可达到。马甲此次坐的是四个轮子，也活生生的走了一天，在崎岖的土路上颠簸到一半，听见前面一声巨响，修路工人放炮时崩下几块巨石挡了道。好不容易说服司机掉头绕道而行，可调头没走几公里，前头又是一声巨响，靠，活生生的在峡谷里憋了四五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