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日本情报部门(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1:32:07
为了「国家安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任何国家、政权莫不遵从「情治机构的建立与强化是必要的」这个信条。老布什在当美国总统之前曾是CIA局长,现在的俄国总统普京亦是KGB出身。蒋经国能够威权统治台湾,也是先从对情治机构的掌控开始的。
  日本文明开化的先行者福泽谕吉在其自传中,有一段有趣的叙述,当其以幕府使节周游欧美各国期间,在俄国曾有接待官员多次诱以金钱,劝福泽留在俄国,均遭福泽拒绝,福泽认为「此必有政治上的特别意味」,这是一百四十多年前的事,也是日俄战争爆发前约三十年,这所谓「政治特别意味」,其实就是谍报谋略作为──吸收敌之官员为我用。
  日本也是个很注重谍报的民族,豊臣秀吉、德川家康为争取统一日本,彼此极力用间,而所谓「忍者」就是谍报部队。明治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在俄国进行敌后搅乱、搜集情报工作有卓越的绩效,奠下胜利基础;而「大东亚战争」日本惨败,理由固然很多,但情报作战力量不足,无法制敌机先,又被渗透破密,是其中颇关键的一项,如此焉有不败之理。
  一般论及日本情报机构,多以「公安调查厅」为日本的FBI,而「内阁情报调查室」,则以日本的CIA来比喻这迷样的单位,诚值得吾人探究。

‧历史沿革
  战后初期日本国内混乱,而国际政治形成冷战结构,由盟军总司令部(GHQ)策划地方自治警察外,并创设「警察预备队」。由于远东共党势力急遽高涨,美军亟需中俄情报,于是在1947年3月策动扶持战前旧将领河边虎四郎(原陆军中将、情报参谋次长、驻德武官)、有末精三(原陆军中将、参谋本部情报部长)等筹组「历史课」,赋予特权,并由美军发饷,这个「历史课」乃成为日本与盟军G2(情报部门)的对口单位,亦正是内阁调查室的前身。历史课当时主要是对自俄国、中国遣返的日本战俘做审问、归询,以获取共党地区的兵要、军事设施情报。
  1951年9月盟军对日和约签订后,除美国在后面推动外,内阁首相吉田茂系外交官出身,特别注重情报,而当时的副总理绪方竹虎兼任官房长官,他战前曾任情报局总裁,鉴于日本并无统筹性的国家情报机构,1952年4月乃建言:「在内阁设立专属情报机构,使情报运作一元化。」正式催生「内阁调查室」(取代外务省的情报局),而于8月30日正式创设,第一任室长由警察厅警备部副部长村井顺担任,以后便形成惯例,内阁调查室首长均由警察厅人员担任。成立时仅七位人员,预算七○○万日圆,规模极小,据说美国曾提供M资金(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在日不法积蓄的秘密资金)二亿日圆支持,使内阁调查室渐上轨道,直至1986年7月,中曾根内阁为因应国际化的进展以及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将它调整机能改编为「内阁情报调查室」(以下简称「内调」)。

‧催生者与创立者
  一个单位的性质、传统,由其创始者的经历作风,多少可窥出端倪,这就是所谓人物志情报。兹就内调的催生者绪方竹虎及创立者村井顺介绍如后:
  绪方竹虎(1888~1956年):
  生于东京,在山形县长大,早稻田大学政经科毕业。曾担任朝日新闻社政治部长、主笔、副社长,二次大战末期的1944年转入政界担任国务相兼情报局总裁,掌管箝制战时的言论。日本战败后任东久迩内阁的国务相,但随即以战犯嫌疑被短暂逐出公职,1952年恢复任职于第4次吉田内阁的副总理兼任官房长官,强烈主张日本要筹建专门的情报机构以恢复日本的情报能力。其实,绪方还有一段「秘密工作」的经历,战时他曾在上海、满州从事特务工作。
  村井顺(1909~1988年):
  生于东京,东京帝大法学部毕业,1935年进入内务省,战时曾在上海担任外事警察,实际上是在上海的「兴亚院」从事特务工作,所谓「兴亚院」就是战前日本为统治中国而设的官方特别机构,亦即藉特务机关从事贩毒,以所得的秘密资金从事各种特务活动。战后曾任青森县警察本部部长、吉田内阁总理大臣秘书、警察厅警备部副部长,1952年8月被提拔任命内调首位室长。村井是作风大胆、冲劲勇猛的人物,虽然创立了内调,但得罪了外务省,在欧美出差时被打小报告,仅任职四个月。

‧组织与预算
  1954年9月美国国务院曾正式以备忘录建议日本,「在当前的世界情势下,为了确立一国的外交方针、设立防卫计划,以及树立国家的治安对策,作为一个主要要素,就是在政府的管理下,要有一个全国性规模的情报组织,日本政府的确需要将现存的情报组织予以强化、补充机能」、「而这个组织要独立于政治支配(即不受政党、国会监督),其领导人应相当于部长级」。
  日本内调则于1955年6月在一份「与CIA机构的比较研究」文件中声称:「日本与美国的国情、规模、组织等不同,然战后两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连系极为密切,毫无疑问的,参考美国的组织机构,比参考其它国家更有意义」。
  内调原则上是以美国的CIA为模板,其组织型态也多抄自美国。组织是因任务、业务职掌而来的,内调的任务、业务职掌如下:
任务:
(一)搜集、分析及调查有关内阁的重要政策情报。
(二)联络、调整各行政机构进行搜集、分析及调查与内阁重要政策有关的情报
   事务。
业务概要:
(一)内阁情报调查室除自行搜集、分析、调查有关内阁重要政策的情报外,并
   实施对外部团体的委托业务。
(二)连络与调整相关部会。
组织:
  内调的委托团体及其外围组织不计算在内,至1999年内调的编制人员仅84人,其中内阁调查官15名,事务官69名(由中央各部会调来,其中以警察出身者较多,约占三成);另外由各部会派遣来内调兼任者34名及临时聘顾人员8名。其中所谓兼任者判断系为便利与各部会的情报连络,各部会派员到内调实习业务,一般两年后又会回到原单位,这也是很独特的。
  内调设室长、次长各一人,下设七个部──总务部、国内一部、国内二部、国际一部、国际二部、经济部、数据部,各部之下并依其任务需要,掌管对外的相关委托业务。
  另外于1996年4月设置「内阁情报汇集中心」,乃是为因应紧急状况,由各部会呈报来的情报直接汇集到这里,具有「战情中心」的意味,除内调职员5人外,另从警察、防卫、消防、公调、海上保安等5个单位各派4名,合计25名分5班24小时轮值。
  还有为因应电子科技的发展,新设「情报搜集卫星导入室」,分在东京、茨城、北海道设有卫星接收设施,此业务据研判系与防卫厅合作,就如防卫厅的「陆幕二部别室」专责搜集分析国外电信资料,亦由内调督导指挥,该二部别室人员有一千五百人,预算10亿日圆(计在防卫厅的预算内)。

预算(以1995年为例):
  1995年内调的预算计18亿8850万日圆(约折合台币5亿3000万,目前约为20亿日圆),本预算即使不包括卫星情报搜集及隐藏在防卫厅的电信侦收费用,与一般国家的情报机关相比,亦可谓小儿科,更不要跟美国比了。
其中「情报调查委托费」为12亿4500百万日圆,占总预算的66%(内调的委托费用一向都占预算的六成以上),而「内调独自搜集情报(非委托调查)则为6亿3400万日圆,约只占全部预算的3.4%,又「报酬费」(对情报提供者或谍员的酬金)为2亿3000万日圆,仅占全部预算的1.2%,足见委托调查在内调所占的重要性。有关预算详参考如以下的附表。为了「国家安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任何国家、政权莫不遵从「情治机构的建立与强化是必要的」这个信条。老布什在当美国总统之前曾是CIA局长,现在的俄国总统普京亦是KGB出身。蒋经国能够威权统治台湾,也是先从对情治机构的掌控开始的。
  日本文明开化的先行者福泽谕吉在其自传中,有一段有趣的叙述,当其以幕府使节周游欧美各国期间,在俄国曾有接待官员多次诱以金钱,劝福泽留在俄国,均遭福泽拒绝,福泽认为「此必有政治上的特别意味」,这是一百四十多年前的事,也是日俄战争爆发前约三十年,这所谓「政治特别意味」,其实就是谍报谋略作为──吸收敌之官员为我用。
  日本也是个很注重谍报的民族,豊臣秀吉、德川家康为争取统一日本,彼此极力用间,而所谓「忍者」就是谍报部队。明治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在俄国进行敌后搅乱、搜集情报工作有卓越的绩效,奠下胜利基础;而「大东亚战争」日本惨败,理由固然很多,但情报作战力量不足,无法制敌机先,又被渗透破密,是其中颇关键的一项,如此焉有不败之理。
  一般论及日本情报机构,多以「公安调查厅」为日本的FBI,而「内阁情报调查室」,则以日本的CIA来比喻这迷样的单位,诚值得吾人探究。

‧历史沿革
  战后初期日本国内混乱,而国际政治形成冷战结构,由盟军总司令部(GHQ)策划地方自治警察外,并创设「警察预备队」。由于远东共党势力急遽高涨,美军亟需中俄情报,于是在1947年3月策动扶持战前旧将领河边虎四郎(原陆军中将、情报参谋次长、驻德武官)、有末精三(原陆军中将、参谋本部情报部长)等筹组「历史课」,赋予特权,并由美军发饷,这个「历史课」乃成为日本与盟军G2(情报部门)的对口单位,亦正是内阁调查室的前身。历史课当时主要是对自俄国、中国遣返的日本战俘做审问、归询,以获取共党地区的兵要、军事设施情报。
  1951年9月盟军对日和约签订后,除美国在后面推动外,内阁首相吉田茂系外交官出身,特别注重情报,而当时的副总理绪方竹虎兼任官房长官,他战前曾任情报局总裁,鉴于日本并无统筹性的国家情报机构,1952年4月乃建言:「在内阁设立专属情报机构,使情报运作一元化。」正式催生「内阁调查室」(取代外务省的情报局),而于8月30日正式创设,第一任室长由警察厅警备部副部长村井顺担任,以后便形成惯例,内阁调查室首长均由警察厅人员担任。成立时仅七位人员,预算七○○万日圆,规模极小,据说美国曾提供M资金(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在日不法积蓄的秘密资金)二亿日圆支持,使内阁调查室渐上轨道,直至1986年7月,中曾根内阁为因应国际化的进展以及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将它调整机能改编为「内阁情报调查室」(以下简称「内调」)。

‧催生者与创立者
  一个单位的性质、传统,由其创始者的经历作风,多少可窥出端倪,这就是所谓人物志情报。兹就内调的催生者绪方竹虎及创立者村井顺介绍如后:
  绪方竹虎(1888~1956年):
  生于东京,在山形县长大,早稻田大学政经科毕业。曾担任朝日新闻社政治部长、主笔、副社长,二次大战末期的1944年转入政界担任国务相兼情报局总裁,掌管箝制战时的言论。日本战败后任东久迩内阁的国务相,但随即以战犯嫌疑被短暂逐出公职,1952年恢复任职于第4次吉田内阁的副总理兼任官房长官,强烈主张日本要筹建专门的情报机构以恢复日本的情报能力。其实,绪方还有一段「秘密工作」的经历,战时他曾在上海、满州从事特务工作。
  村井顺(1909~1988年):
  生于东京,东京帝大法学部毕业,1935年进入内务省,战时曾在上海担任外事警察,实际上是在上海的「兴亚院」从事特务工作,所谓「兴亚院」就是战前日本为统治中国而设的官方特别机构,亦即藉特务机关从事贩毒,以所得的秘密资金从事各种特务活动。战后曾任青森县警察本部部长、吉田内阁总理大臣秘书、警察厅警备部副部长,1952年8月被提拔任命内调首位室长。村井是作风大胆、冲劲勇猛的人物,虽然创立了内调,但得罪了外务省,在欧美出差时被打小报告,仅任职四个月。

‧组织与预算
  1954年9月美国国务院曾正式以备忘录建议日本,「在当前的世界情势下,为了确立一国的外交方针、设立防卫计划,以及树立国家的治安对策,作为一个主要要素,就是在政府的管理下,要有一个全国性规模的情报组织,日本政府的确需要将现存的情报组织予以强化、补充机能」、「而这个组织要独立于政治支配(即不受政党、国会监督),其领导人应相当于部长级」。
  日本内调则于1955年6月在一份「与CIA机构的比较研究」文件中声称:「日本与美国的国情、规模、组织等不同,然战后两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连系极为密切,毫无疑问的,参考美国的组织机构,比参考其它国家更有意义」。
  内调原则上是以美国的CIA为模板,其组织型态也多抄自美国。组织是因任务、业务职掌而来的,内调的任务、业务职掌如下:
任务:
(一)搜集、分析及调查有关内阁的重要政策情报。
(二)联络、调整各行政机构进行搜集、分析及调查与内阁重要政策有关的情报
   事务。
业务概要:
(一)内阁情报调查室除自行搜集、分析、调查有关内阁重要政策的情报外,并
   实施对外部团体的委托业务。
(二)连络与调整相关部会。
组织:
  内调的委托团体及其外围组织不计算在内,至1999年内调的编制人员仅84人,其中内阁调查官15名,事务官69名(由中央各部会调来,其中以警察出身者较多,约占三成);另外由各部会派遣来内调兼任者34名及临时聘顾人员8名。其中所谓兼任者判断系为便利与各部会的情报连络,各部会派员到内调实习业务,一般两年后又会回到原单位,这也是很独特的。
  内调设室长、次长各一人,下设七个部──总务部、国内一部、国内二部、国际一部、国际二部、经济部、数据部,各部之下并依其任务需要,掌管对外的相关委托业务。
  另外于1996年4月设置「内阁情报汇集中心」,乃是为因应紧急状况,由各部会呈报来的情报直接汇集到这里,具有「战情中心」的意味,除内调职员5人外,另从警察、防卫、消防、公调、海上保安等5个单位各派4名,合计25名分5班24小时轮值。
  还有为因应电子科技的发展,新设「情报搜集卫星导入室」,分在东京、茨城、北海道设有卫星接收设施,此业务据研判系与防卫厅合作,就如防卫厅的「陆幕二部别室」专责搜集分析国外电信资料,亦由内调督导指挥,该二部别室人员有一千五百人,预算10亿日圆(计在防卫厅的预算内)。

预算(以1995年为例):
  1995年内调的预算计18亿8850万日圆(约折合台币5亿3000万,目前约为20亿日圆),本预算即使不包括卫星情报搜集及隐藏在防卫厅的电信侦收费用,与一般国家的情报机关相比,亦可谓小儿科,更不要跟美国比了。
其中「情报调查委托费」为12亿4500百万日圆,占总预算的66%(内调的委托费用一向都占预算的六成以上),而「内调独自搜集情报(非委托调查)则为6亿3400万日圆,约只占全部预算的3.4%,又「报酬费」(对情报提供者或谍员的酬金)为2亿3000万日圆,仅占全部预算的1.2%,足见委托调查在内调所占的重要性。有关预算详参考如以下的附表。
工作活动内容
文书情报整理
  在情报爆炸的时代中,世界各国由公开文书数据(各种媒体、报纸、杂志、书刊等)中汲取的情报数据占全部的九成以上,所以文书情报是一种基础工作,配合谍员情报才能构成一完整的情报判断,提供上级参考下决策。一般来说,内调本身最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一早(早上五点)即看报纸(含社论),然后摘要整理,在十点前送交首相官邸及各阁僚参考。文书情报的研究整理需要有耐性、专业性,方能连贯并去芜存真,理出头绪。日本在这方面确实扎实,尤其在对中国的分析,颇有成果。
委托调查
  内调由于经费预算有限,本身人手不足,为求效率,发挥日本「官民一体」的精神,采取了很具日本特色的企业式经营,如:下游承包商的「委托调查」方式,很少国家的情报工作采用像日本这种委托方式,而受委托的团体、单位,其负责人及核心几乎都是情治退休人员,既可发挥彼等的专才经验,又可互相照顾,确为一大特色。
  委托调查的团体以「世界政经调查会」所得的委托费用三亿二千万日圆最多,约占全部委托费用的25%,这个团体的源流就是前述战后美军为搜集中、俄情报所扶持由旧日本将领所成立的「历史课」,其后衍生为「亚洲动态研究所」、「海外事务调查所」、「内外事务调查所」,而于1961年7月整合设立为「世界政经调查会」,其宗旨:「提升日本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调查研究及相关知织」,任务为:「(一)搜集、调查相关资料;(二)承接委托调查;(三)举办研讨会、研究会;(四)出版调查研究成果;(五)其它为达成符合宗旨的事业」。
  其它超过一亿日圆以上的委托团体有「国际情势研究会」、「东南亚调查会」、「国民出版协会」、「民主主义研究会」等。
访问归询
  所谓「访问」系对从目标国家(主要指中国、北韩、前苏联等国家)出来的人士为情报来源而进行纯访谈;「归询」则是对赋有任务的人,自目标国家出来后的成果验收。前述战后成立的「历史课」,其主要任务即是对遣返日本的战俘,针对中国、俄国的观察、体验等进行归询。
  1953年内调的一份机密文件即称:「有关调查中共的事情极为要紧,对归国日本人汇集彼等见闻体验,乃是一绝好的调查机会,恳请列为工作重点」,又称:「本调查并非思想调查,应以民间团体名目为之,以防日共等团体妨害」,可为批注。
  内调系以美国的CIA为范本,所以其工作方式亦多沿用美国的工作手册,访问归询的要诀为「内心要细腻周到,外表要诚恳亲切」、「内心时时抱持批判、怀疑的态度,外表则要有体贴、谅解、关心的态度」、「进行以在餐桌上对面而坐,一面吃饭一面轻松对谈为佳」,针对对象的状况事先充份准备发问的方针。如对「日本物理学者访中团」成员进行访问,重点会集中在中国的「原子能力」,美国CIA的手册就会列出应如何发问,内调官员或委托团体的访问人员就依样画葫芦。
  日本人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喜欢接收知识,因此这方面的绩效应有一定的水准。据说以往对中国大陆石油资源、钢铁工业的访问调查情报,CIA给予很高的评价。
人员派遣
  文书情报有其重要性,但若无谍员情报来相左证对照,则必有其局限,内调必然也要有谍员进行情报搜集等工作。但以内调的人力编制及预算,要大量从事谍员派遣必然力有未逮,更遑论长期的布建、派遣。由以下「内河事件」的典型派遣案,可窥出内调的派遣大概。
  内河昌富1951年在天理大学外语学院的俄语系毕业后,即由学校转介到「东亚经济研究所」从事俄国新闻、杂志等的翻译研究工作,该所后来合并到「世界政经调查会」(也就是战后「历史课」的源流,并且是内调最大的委托调查团体)。1966年10月19日内河挂名在他表哥的贸易公司,赴俄旅游,10月28日即在伯力遭俄国警察以进入禁区从事情报搜集的间谍嫌疑被逮捕,俄国宣称内河的情报工作报酬五百万日圆,应是夸大之辞(一般多在50万日圆左右),最后被判刑8年。
  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内调的派遣案也大多委托外部团体进行,这在世界大概也是日本独有的。
    内调最常用的,除以旅游方式派遣外,其它如以商社驻外人员、记者特派员、混在访问团成员内或以留学生等身份从事情搜工作,其中比较高级的派遣应属吸收残留孤儿(战前遗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孤儿),因彼等从小生长在大陆,对大陆有深入的了解,人脉亦丰,其情搜质量自然高。
    周恩来曾在1968年3月警告日本,「中国无法容忍日本经常通过友好商社、新闻记者的管道在中国进行谍报活动」,这可做为日本派遣内调的批注。
  早期内调在CIA的协助下,藉伪装渔船、偷渡船从事谍报活动,也是假借「船务公司」进行的,主要任务为对共党统治区内进行情报搜集及对区内反共组织的支持。据研判「白团」(日本旧将领、军官组成“义勇军”,帮助蒋介石进行保卫政权、反攻大陆)多少与内调也有些关联。
电讯情报
  藉由电子通信(含卫星)侦收分析情报。随着时代的进步,愈显得这方面的重要性。日本当不例外,以日本通信科技的进步,应有其一定水准,战后的「历史课」亦在CIA资助下设有电讯接收系统,内调成立后隐藏在保安队(自卫队前身)里面,设有「大井通信所」(或称「特殊国策通信社」),专责接收解读中、俄的电讯。后来扩大组织,在防卫厅陆上幕僚监督部设「第二部别室」,室长必为警察出身的内阁调查官,亦即内调具有人事权及指挥权,因而人们称之为内调的「别动队」,分布于全日本九个通信所,职掌侦收外国(主要为中、俄、北韩等国家)的电讯广播,再加以解读分析,像大韩客机在俄国领空被击落,以及林彪外逃事件等均有极佳表现。此外内调新近成立了「情报搜集卫星导入室」,专责卫星的保管维护与运用,新设单位编制48人,并由中央各部会派员来兼任者150人,规模不小,如虎添翼,不容轻忽。
统筹协调
  内调除搜集任务外,并就情报事宜统筹联络、协调各部门。以往由内调室长召集各部会局长以上参加,以利与各单位调整、亲睦的「情报连络会议」,每隔周的星期三召开,又称「水曜会」,有时会请学者专家做专题演讲。
  中曾根内阁时提高层次,成立「合同情报会议」,由副官房长官主持召开,参加者有内调室长、内阁安全保障室室长、警察厅警备局长、防卫厅防卫局长、公安调查厅次长、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局长,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到1998年10月,为更进一步强化情报机能,再予升格为「内阁情报会议」,由官房长官亲自主持,出席者为内调室长、外务省事务次官、防卫厅事务次官、警察厅长官、公调长官。
  内调除了对中央部会的情报联络、调整外,亦特别注重舆情反应,也会与媒体人士进行「言论人恳谈会」,以期掌握引导舆论走向;有时也会进行谋略作为,在某杂志上发表对「政敌」不利的资料。

‧评价与展望
  美国「时代」杂志曾对世界各国情报机构进行评价(分四个等级,即以一颗星到四颗星评价),其中列为最好的四颗星的分别为CIA、KGB以及以色列、英国情报机构,西德、法国、日本、中国、波兰为三颗星,韩国则只被列为一颗星。
  日本被评为三颗星,乃指内调而言,尤以其对经济方面的调查、电信接收、分析的能力出色。内调在1977年其本身的一份刊物创刊号「明日的课题」称:「内调职员才一百来人,扣除人事费预算仅十四亿日圆不到,美国CIA的职员则达到一万五千名,7亿美元的预算,日本与美国的比例为1:150」。以经费预算及人员编制,加上日本宪法放弃战争,不承认交战权等的制约,内调有如此成绩,确属难得,其评价如下:
委托调查,优劣互见
  在人手不足,财力惟艰的情形下,又无本身培养训练机构,委托民间调查,这种日式经营方式,确实不失为弥补之道,委托团体的干部多是情治退休人员,职业经验丰富,而若出差错,则可将责任推给民间。然相反地,委托团体权限不足,触角受限,难以发挥工作。再者,情报工作重视纪律与保密,委托团体除非很「爱国忠诚」,否则很容易泄密,由此亦可推断,根本无法进行高级布建。
强化机能,扩大组织
  由于「公安调查厅」式微、萎缩,而内调随着时代演变,其机能有被强化的趋势。内调在招募人员,还公然以公文径致公安调查厅人员,摆明公安调查厅难免被整顿、裁员的命运,欢迎转来投靠内调。内调除了在自卫队掌控「别二室」电讯侦收的别动队外,又新增设「情报收集卫星导入室」。强化机能、扩大组织可谓内调今后的发展趋势。
无培训班底
  情报工作干部的养成、训练,关系着工作的好坏。内调有从中央各部会遴选人员至内调兼任,两年后归建,有利业务的协调,但一个情报机构没有本身的班底,很难形成强而有向心力的团体,内调易陷于无培训班底的弱点,仅靠委托调查,实难冀求布健高级情报。

‧结 语
  以美国CIA为模子的日本内调,有人揶揄为“the plastic model of CIA”,其预算为公安调查厅的九分之一,美国的一五○分之一,在不具备逮捕、强制搜查的能力,以及日本战后社会的大环境改变,先天已有不足,但若以预算与工作成果来衡量,应是难能可贵,难怪随着时代的演变与需求,内调机能越来越强化,组织也愈来愈扩张,确立为日本国家的统筹情报机构的地位,已是其必然的趋势,当然在人力、财力限囿下,内调还是会发挥其具有日本特色的承包制──「委托调查」,而美国的影响力也会继续强化下去,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说,日本内调犹如美国CIA下的委托调查团体。
小日本
重要资料。日本战后虽然致力回复情报系统,但是由于遭到战败管制的原因,一直不能有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