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始末(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2:10:25
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始末:独家专访「国光作业室」主任朱元琮将军
一九六０年九月，当时任职于国民党军台湾第一军团副司令的朱元琮将军，奉命担任那年「双十国庆」阅兵大典总指挥官。那年参与阅兵的单位，包括陆军第二军部直属部队、陆军第六十七师、三军官校学生队、政工干校女生大队、陆战队、蛙人部队、空军作战司令部和高炮部队……浩浩荡荡，不下两三万部队通过阅兵台前，站在台北「总统府」三楼阅兵台上的蒋介石，向受阅部队行举手军礼答礼，表情严肃，威仪棣棣。
一九六０年，恰值蒋介石退守台湾宣布「复职」后十年，这是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十年后，一场最大规模的阅兵典礼，老先生满心想效法春秋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他的思维里，直把台湾岛当成昔日北伐前夕的黄埔岛。因此，蒋介石不无利用这次阅兵，宣示「秣马厉兵」「誓师反攻」的意味。然而，蒋介石却轻忽了一个最重要的客观事实，黄埔岛时代，他面对的敌人是受到全中国老百姓唾弃、四分五裂、松散落伍的反动军阀。而台湾岛时代，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组织严密、兵强马壮，而且正在埋头研发原子弹，拥有四、五百万正规军（这批军队还曾经彻底打败过蒋介石），和数倍于此的民兵部队的新中国。明眼人心里有数，蒋介石此举，无异以卵击石，却没有人敢当面说破。
双十阅兵后隔不了数日，蒋介石下令调升朱元琮为「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
又过了一个月，朱元琮被急召至士林官邸，蒋介石开门见山的说：「元琮，我派你即日启程，代表我去一趟滇缅寮边区，去看看柳元麟的部队。」
柳元麟，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学生，浙江慈溪人。抗战时期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卫团上校副团长，侍从室少将组长，曾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一九四七年「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后，柳元麟被晋升为「总统」侍从室少将副侍卫长。国共内战末期，任第八军副军长。一九四九年底，第八军军长李弥与柳元麟等，率第八军残部败退至缅北、寮国、泰国交界处一个三不管的角落，负隅顽抗，国民党当局任命李弥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稍后，柳元麟辗转从缅北回到台湾，蒋介石赋与他岛内的新职是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四年，缅甸政府军对缅北国民党军残部发动猛攻，蒋介石命柳元麟从台湾兼程赶回缅北，重整队伍，集中四千五百多人，成立「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蒋介石一度希望借着柳元麟在缅北组织的这支游击武力，配合台湾的国民党军部队，分别从大陆的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发动「钳形」攻势，两面夹攻，「反攻大陆」。
蒋介石交付给朱元琮的秘密任务，其实就是要为日后发动钳形「反攻」计划铺路。
朱元琮以「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的身份，带着慰问金新台币二十万元，远赴迹近蛮荒之境的泰缅寮边区。那里和大陆云南省鸡犬相闻，是一大片被深不见底的亚热带丛林包围的化外之地。柳元麟带领的部队，对外号称是「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实则是仍拥有国民党军番号的云南反共游击队，他利用这块遍地是蚂蝗、疟蚊和鸦片烟的三不管的丛林山区，扎营垦荒打游击，扩大与巩固势力范围，随时听候台北的命令，俟机而动，对大陆发动攻势。
曾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国民党军将领衣复恩，在回忆录中，形容柳元麟游击队驻扎的地方「那里生活很苦，瘴气弥漫，我们稍停休息，即见无数蚂蝗掉在马身上吸血，当然也会掉在人身上，情形极为可怕！由柳总部，我们乘船沿澜沧江南下，到达一小村，那里有一些由大陆逃去的难民，也有几位我政府人员在那里工作，设有电台与台湾连络。」
朱元琮见到柳元麟，转交给他一封蒋介石的手令。朱元琮说，「总统」的意思，要你们坚守阵地，日后配合台湾从大陆东南沿海登陆，你们从西南攻进云南，两路并进，对共产党发动钳形攻势。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那个自古被视为西南瘴疠之地，到处是蚂蝗与疟蚊，各种疾病丛生的滇缅寮边区，朱元琮和柳元麟统率的游击队共同生活了一两个月。
朱元琮事后追忆，蒋介石对柳元麟在游击区的表现并不满意，一度有意以夏济平将军取代柳元麟，寄望夏济平整顿游击队，将云南边境变成「反攻大陆」的支战场。但在夏济平尚未进入情况时，不便阵前换将，只好先派夏济平去当游击区的「主任」，打算等夏熟悉当地情况，再把柳元麟调回台北。
一九六一年春节过后，朱元琮风尘仆仆回到台北，才刚回到家里，接获「副参谋总长」赖名汤紧急电话：「『总统』要召见我们，你赶紧准备一下吧，我们一起上桃园角板山。」（角板山距台北市区约五十公里路程）两人匆匆赶到角板山宾馆，侍卫长胡炘单独带领朱元琮走到宾馆后侧，一座名为「思恩亭」的八角亭，此处景致酷似奉化妙高台，故而蒋介石甚喜在此处远眺静思。朱元琮但见蒋介石身着一袭长袍，端坐亭中一张藤椅子上，若有所思。朱元琮双脚并拢，向蒋介石行了一个军礼，蒋介石点点头，招呼朱元琮坐在对面石凳。
「元琮，柳元麟那边的情况如何？」蒋介石急切地想清楚滇缅边境的近况。
朱元琮一五一十地把这趟泰缅竂之行，向老先生作了汇报。诸如泰缅竂边区的环境，官兵生活，部队士气，部队战力等等，都作了详尽说明。蒋介石听完朱元琮的汇报，又细部询问了边区部队内部情况，老先生最后告诉朱元琮：「好！好！很好！我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派给你，你先回去休息吧。」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蒋介石下手令，成立一个名为「国光作业室」的新单位，指派朱元琮担任主任，并调派三十余名来自陆海空军各个兵种的将校级军官，即刻进驻位于台北郊区三峡镇大埔，一处原定作为「行政院战时疏散办公室」的营区里。「国光作业室」才成立不过三个礼拜，一九六一年四月底的一个早上，蒋介石就召集「国光作业室」核心参谋将校，在三峡大埔营区的地下兵棋室开会。
蒋老先生急切地要参谋取来一张又一张的大型地图，多半是福建、广东沿海的军事地图，他不断端详那些地图，不时陷入沉思。
「那年他七十五岁，年龄慢慢大了，心里急的不得了，大陆是从他手里丢掉的，责任沉重，再不反攻，来不及了！」朱元琮的记忆中，蒋介石当天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头一次开会，「副总统」陈诚在会议桌上说了关键性的一段话：「我们的力量只够支持初期的登陆作战，登陆成功以后，就要靠在大陆上以战养战。必须以三个月的战备，包含军需民用，打六个月的仗，以后的人力、物力只靠台湾是不够的，要从大陆就地补给。」
冲着陈诚这句「以三个月的战备，打六个月的仗」，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台湾岛内征收「国防特别捐」，据估算，这项专门为实现蒋介石反攻梦想而征收的「国防特别捐」，总金额约为新台币二十亿元。这二十亿台币，就是蒋先生的「赌本」。
朱元琮回忆：「老先生认为，光是依靠台湾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命令经国先生到美国去，希望能说服美国政府，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
「国光作业室」成立两年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号，蒋介石命令蒋经国（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到华盛顿密见美国总统肯尼迪。但是，由于一九六一年四月猪猡湾事件突袭古巴失败的教训，以及考虑与北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斯时中美两国早已密集展开于维也纳、日内瓦之秘密会谈），肯尼迪拒绝了蒋经国请求美国支持「反攻大陆」的构想，尽管蒋介石的意思仅止于「美国出枪炮，台湾出军队」，并未得到肯尼迪当局积极响应。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号，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继位。
根据蒋介石的一份秘密谈话记录，蒋介石曾经亲口透露，一九六十四年四月间，美国国务卿鲁斯克（David Dean Rusk）访问台湾时，曾经与蒋介石讨论越南问题，当时蒋介石曾经表示，要赢得越战，必须切断自中国大陆至北越之交通线。
这份秘密谈话记录显示，蒋介石当面向鲁斯克建议，使用国民党部队占领北越与云南、广西边境的若干军事据点，截断大陆与北越的连系。但是，鲁斯克并未采纳蒋介石的这项提议，显然，美国人清楚蒋介石的目的，是想借着「协助」越战之名，行「反攻大陆」之实。蒋介石事后表示，一九六十四年七月以前，共军尚未在云南及广西地区加强兵力布署，他向美国建议，假使能以空降方式，将国民党军送入这一地区，将可有效控制这一带地方。由于美国不接受他的建议，老先生曾向人抱怨，一九六十四年八月以后，整个局面为之改观，共军大量增兵云南、广西。
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曾经向美国提出的另外一次「反攻大陆」计划：「有一时期，有些人主张攻取海南岛，认为此举可以牵制在华南共军，并可以支持越战，但是此一主张过去可能有利，目前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共０亦已经在海南岛增兵，并且进占海南岛。」
为此，蒋介石亦屡屡向美国方面抱怨：「『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始终愿意协助越南及美国，解决越南问题，但始终无从获得提供援助之途径。」
国民党当局连续错失了好几次「反攻大陆」的机会，虽然接连遭美国方面拒绝，蒋介石并未就此放弃他的圆梦计划。事实上，蒋介石早有心理准备，他心知不能完全将赌注放在美国身上。
多年来，因惟恐美国强力阻挠他「反攻大陆」，蒋介石巧妙而慎重地布置着他的秘密计划。为求万无一失，并避免美国从中破坏，蒋介石采取一种两手策略，模仿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两面手法。蒋介石想借着这个两面手法，一方面大量争取美援，厚植军事实力，另方面是要掩护他真正的反攻计划。蒋介石的「明修栈道」，是由国防部负责「联五」的余伯泉将军，草拟一套蒋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而其「暗渡陈仓」，则是委由朱元琮及其麾下众多将校参谋，日以继夜秘密从事的「国光计划」。（按：国民党军及今之台湾「国防部」实行美军分工制度，在「国防部」辖下，「联一」掌管人事、「联二」管情报、「联三」管作战、「联四」管后勤、「联五」负责作战计划）
简单地讲，「巨光计划」不过是一套诱骗美国人的幌子，蒋介石希望以「巨光计划」掩饰他真正的底牌「国光计划」。蒋介石想拿「巨光计划」来「掩其耳」，以「国光计划」来「盗其铃」。
以这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手法，从一九六一年四月，到一九六五年六月，蒋介石整整对美国人虚与委蛇了四年多时间。从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酝酿「反攻」已经有十六年时间，蒋介石判断，一九六五年前后，大陆内部正忙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对外防备松懈，是对大陆动武的大好时机。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号，蒋介石在主持纪念黄埔军校校庆时，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的大校场上，对着全体国民党军高级将校，和受校阅的官校学生，慷慨激昂地向将校们训话：「大陆在我们手里丢掉，就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它拿回来！」在这篇训话的尾声，老先生竟然出人意表地当众宣布：「我们在大陆上见！」
蒋介石在陆军官校宣布「我们在大陆上见！」，这无异等于半公开地揭开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长期以来始终以「巨光计划」混淆美国人，以掩护真正落实反攻行动的「国光计划」，这套师法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两面手法，俨然即将走入历史，蒋介石想玩真的了。「我们在大陆上再见！」意味着蒋介石吹起了「反攻号角」。
证诸史实，蒋介石这句「我们在大陆上再见！」其实决非造次之言，老先生已下定决心准备大干一场。
蒋介石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讲完：「我们在大陆上再见！」之后的一个半月，亦即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一位神秘的访宾──克莱恩（Ray Steiner Cline），从美国悄悄来到台湾。克莱恩比蒋经国小十岁，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二战时期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抗战时期派驻中国工作。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克莱恩一度调回美国，复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代表。这段期间，蒋美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很深，克莱恩因工作关系，与蒋介石父子过从甚密。为示亲腻，蒋介石父子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葛来英（或葛莱茵）先生，台北官方则译之为克莱因或克莱恩。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蒋介石邀请克莱因到台湾访问时，克氏已于一九六二被调回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局本部担任掌理情报事务的代理主任。因此，克氏当时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身份到访，负有工作任务。
以情报单位在美国政府决策上扮演的吃重角色，克氏之身份，仍具有举足轻重之份量。蒋老先生和克莱因会谈的地点，就选在台北阳明山蒋介石的夏季官邸（按：原址即二００七年遭民进党人纵火烧毁的「草山行馆」）。两人表面上是就越战和两方合作事宜为主题，接连密谈两天，然而，蒋介石邀请克莱因密谈的真正目的，是想借着越战升高的机会，假藉帮助美国打越战的理由，从大陆广东或福建实施其「反攻大陆」计划。
蒋介石希望假手克莱因，将此一重要讯息传达给美国当局。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始末:独家专访「国光作业室」主任朱元琮将军
一九六０年九月，当时任职于国民党军台湾第一军团副司令的朱元琮将军，奉命担任那年「双十国庆」阅兵大典总指挥官。那年参与阅兵的单位，包括陆军第二军部直属部队、陆军第六十七师、三军官校学生队、政工干校女生大队、陆战队、蛙人部队、空军作战司令部和高炮部队……浩浩荡荡，不下两三万部队通过阅兵台前，站在台北「总统府」三楼阅兵台上的蒋介石，向受阅部队行举手军礼答礼，表情严肃，威仪棣棣。
一九六０年，恰值蒋介石退守台湾宣布「复职」后十年，这是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十年后，一场最大规模的阅兵典礼，老先生满心想效法春秋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他的思维里，直把台湾岛当成昔日北伐前夕的黄埔岛。因此，蒋介石不无利用这次阅兵，宣示「秣马厉兵」「誓师反攻」的意味。然而，蒋介石却轻忽了一个最重要的客观事实，黄埔岛时代，他面对的敌人是受到全中国老百姓唾弃、四分五裂、松散落伍的反动军阀。而台湾岛时代，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组织严密、兵强马壮，而且正在埋头研发原子弹，拥有四、五百万正规军（这批军队还曾经彻底打败过蒋介石），和数倍于此的民兵部队的新中国。明眼人心里有数，蒋介石此举，无异以卵击石，却没有人敢当面说破。
双十阅兵后隔不了数日，蒋介石下令调升朱元琮为「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
又过了一个月，朱元琮被急召至士林官邸，蒋介石开门见山的说：「元琮，我派你即日启程，代表我去一趟滇缅寮边区，去看看柳元麟的部队。」
柳元麟，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学生，浙江慈溪人。抗战时期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卫团上校副团长，侍从室少将组长，曾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一九四七年「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后，柳元麟被晋升为「总统」侍从室少将副侍卫长。国共内战末期，任第八军副军长。一九四九年底，第八军军长李弥与柳元麟等，率第八军残部败退至缅北、寮国、泰国交界处一个三不管的角落，负隅顽抗，国民党当局任命李弥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稍后，柳元麟辗转从缅北回到台湾，蒋介石赋与他岛内的新职是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四年，缅甸政府军对缅北国民党军残部发动猛攻，蒋介石命柳元麟从台湾兼程赶回缅北，重整队伍，集中四千五百多人，成立「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蒋介石一度希望借着柳元麟在缅北组织的这支游击武力，配合台湾的国民党军部队，分别从大陆的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发动「钳形」攻势，两面夹攻，「反攻大陆」。
蒋介石交付给朱元琮的秘密任务，其实就是要为日后发动钳形「反攻」计划铺路。
朱元琮以「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的身份，带着慰问金新台币二十万元，远赴迹近蛮荒之境的泰缅寮边区。那里和大陆云南省鸡犬相闻，是一大片被深不见底的亚热带丛林包围的化外之地。柳元麟带领的部队，对外号称是「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实则是仍拥有国民党军番号的云南反共游击队，他利用这块遍地是蚂蝗、疟蚊和鸦片烟的三不管的丛林山区，扎营垦荒打游击，扩大与巩固势力范围，随时听候台北的命令，俟机而动，对大陆发动攻势。
曾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国民党军将领衣复恩，在回忆录中，形容柳元麟游击队驻扎的地方「那里生活很苦，瘴气弥漫，我们稍停休息，即见无数蚂蝗掉在马身上吸血，当然也会掉在人身上，情形极为可怕！由柳总部，我们乘船沿澜沧江南下，到达一小村，那里有一些由大陆逃去的难民，也有几位我政府人员在那里工作，设有电台与台湾连络。」
朱元琮见到柳元麟，转交给他一封蒋介石的手令。朱元琮说，「总统」的意思，要你们坚守阵地，日后配合台湾从大陆东南沿海登陆，你们从西南攻进云南，两路并进，对共产党发动钳形攻势。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那个自古被视为西南瘴疠之地，到处是蚂蝗与疟蚊，各种疾病丛生的滇缅寮边区，朱元琮和柳元麟统率的游击队共同生活了一两个月。
朱元琮事后追忆，蒋介石对柳元麟在游击区的表现并不满意，一度有意以夏济平将军取代柳元麟，寄望夏济平整顿游击队，将云南边境变成「反攻大陆」的支战场。但在夏济平尚未进入情况时，不便阵前换将，只好先派夏济平去当游击区的「主任」，打算等夏熟悉当地情况，再把柳元麟调回台北。
一九六一年春节过后，朱元琮风尘仆仆回到台北，才刚回到家里，接获「副参谋总长」赖名汤紧急电话：「『总统』要召见我们，你赶紧准备一下吧，我们一起上桃园角板山。」（角板山距台北市区约五十公里路程）两人匆匆赶到角板山宾馆，侍卫长胡炘单独带领朱元琮走到宾馆后侧，一座名为「思恩亭」的八角亭，此处景致酷似奉化妙高台，故而蒋介石甚喜在此处远眺静思。朱元琮但见蒋介石身着一袭长袍，端坐亭中一张藤椅子上，若有所思。朱元琮双脚并拢，向蒋介石行了一个军礼，蒋介石点点头，招呼朱元琮坐在对面石凳。
「元琮，柳元麟那边的情况如何？」蒋介石急切地想清楚滇缅边境的近况。
朱元琮一五一十地把这趟泰缅竂之行，向老先生作了汇报。诸如泰缅竂边区的环境，官兵生活，部队士气，部队战力等等，都作了详尽说明。蒋介石听完朱元琮的汇报，又细部询问了边区部队内部情况，老先生最后告诉朱元琮：「好！好！很好！我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派给你，你先回去休息吧。」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蒋介石下手令，成立一个名为「国光作业室」的新单位，指派朱元琮担任主任，并调派三十余名来自陆海空军各个兵种的将校级军官，即刻进驻位于台北郊区三峡镇大埔，一处原定作为「行政院战时疏散办公室」的营区里。「国光作业室」才成立不过三个礼拜，一九六一年四月底的一个早上，蒋介石就召集「国光作业室」核心参谋将校，在三峡大埔营区的地下兵棋室开会。
蒋老先生急切地要参谋取来一张又一张的大型地图，多半是福建、广东沿海的军事地图，他不断端详那些地图，不时陷入沉思。
「那年他七十五岁，年龄慢慢大了，心里急的不得了，大陆是从他手里丢掉的，责任沉重，再不反攻，来不及了！」朱元琮的记忆中，蒋介石当天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头一次开会，「副总统」陈诚在会议桌上说了关键性的一段话：「我们的力量只够支持初期的登陆作战，登陆成功以后，就要靠在大陆上以战养战。必须以三个月的战备，包含军需民用，打六个月的仗，以后的人力、物力只靠台湾是不够的，要从大陆就地补给。」
冲着陈诚这句「以三个月的战备，打六个月的仗」，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台湾岛内征收「国防特别捐」，据估算，这项专门为实现蒋介石反攻梦想而征收的「国防特别捐」，总金额约为新台币二十亿元。这二十亿台币，就是蒋先生的「赌本」。
朱元琮回忆：「老先生认为，光是依靠台湾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命令经国先生到美国去，希望能说服美国政府，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
「国光作业室」成立两年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号，蒋介石命令蒋经国（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到华盛顿密见美国总统肯尼迪。但是，由于一九六一年四月猪猡湾事件突袭古巴失败的教训，以及考虑与北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斯时中美两国早已密集展开于维也纳、日内瓦之秘密会谈），肯尼迪拒绝了蒋经国请求美国支持「反攻大陆」的构想，尽管蒋介石的意思仅止于「美国出枪炮，台湾出军队」，并未得到肯尼迪当局积极响应。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号，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继位。
根据蒋介石的一份秘密谈话记录，蒋介石曾经亲口透露，一九六十四年四月间，美国国务卿鲁斯克（David Dean Rusk）访问台湾时，曾经与蒋介石讨论越南问题，当时蒋介石曾经表示，要赢得越战，必须切断自中国大陆至北越之交通线。
这份秘密谈话记录显示，蒋介石当面向鲁斯克建议，使用国民党部队占领北越与云南、广西边境的若干军事据点，截断大陆与北越的连系。但是，鲁斯克并未采纳蒋介石的这项提议，显然，美国人清楚蒋介石的目的，是想借着「协助」越战之名，行「反攻大陆」之实。蒋介石事后表示，一九六十四年七月以前，共军尚未在云南及广西地区加强兵力布署，他向美国建议，假使能以空降方式，将国民党军送入这一地区，将可有效控制这一带地方。由于美国不接受他的建议，老先生曾向人抱怨，一九六十四年八月以后，整个局面为之改观，共军大量增兵云南、广西。
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曾经向美国提出的另外一次「反攻大陆」计划：「有一时期，有些人主张攻取海南岛，认为此举可以牵制在华南共军，并可以支持越战，但是此一主张过去可能有利，目前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共０亦已经在海南岛增兵，并且进占海南岛。」
为此，蒋介石亦屡屡向美国方面抱怨：「『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始终愿意协助越南及美国，解决越南问题，但始终无从获得提供援助之途径。」
国民党当局连续错失了好几次「反攻大陆」的机会，虽然接连遭美国方面拒绝，蒋介石并未就此放弃他的圆梦计划。事实上，蒋介石早有心理准备，他心知不能完全将赌注放在美国身上。
多年来，因惟恐美国强力阻挠他「反攻大陆」，蒋介石巧妙而慎重地布置着他的秘密计划。为求万无一失，并避免美国从中破坏，蒋介石采取一种两手策略，模仿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两面手法。蒋介石想借着这个两面手法，一方面大量争取美援，厚植军事实力，另方面是要掩护他真正的反攻计划。蒋介石的「明修栈道」，是由国防部负责「联五」的余伯泉将军，草拟一套蒋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而其「暗渡陈仓」，则是委由朱元琮及其麾下众多将校参谋，日以继夜秘密从事的「国光计划」。（按：国民党军及今之台湾「国防部」实行美军分工制度，在「国防部」辖下，「联一」掌管人事、「联二」管情报、「联三」管作战、「联四」管后勤、「联五」负责作战计划）
简单地讲，「巨光计划」不过是一套诱骗美国人的幌子，蒋介石希望以「巨光计划」掩饰他真正的底牌「国光计划」。蒋介石想拿「巨光计划」来「掩其耳」，以「国光计划」来「盗其铃」。
以这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手法，从一九六一年四月，到一九六五年六月，蒋介石整整对美国人虚与委蛇了四年多时间。从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酝酿「反攻」已经有十六年时间，蒋介石判断，一九六五年前后，大陆内部正忙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对外防备松懈，是对大陆动武的大好时机。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号，蒋介石在主持纪念黄埔军校校庆时，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的大校场上，对着全体国民党军高级将校，和受校阅的官校学生，慷慨激昂地向将校们训话：「大陆在我们手里丢掉，就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它拿回来！」在这篇训话的尾声，老先生竟然出人意表地当众宣布：「我们在大陆上见！」
蒋介石在陆军官校宣布「我们在大陆上见！」，这无异等于半公开地揭开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长期以来始终以「巨光计划」混淆美国人，以掩护真正落实反攻行动的「国光计划」，这套师法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两面手法，俨然即将走入历史，蒋介石想玩真的了。「我们在大陆上再见！」意味着蒋介石吹起了「反攻号角」。
证诸史实，蒋介石这句「我们在大陆上再见！」其实决非造次之言，老先生已下定决心准备大干一场。
蒋介石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讲完：「我们在大陆上再见！」之后的一个半月，亦即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一位神秘的访宾──克莱恩（Ray Steiner Cline），从美国悄悄来到台湾。克莱恩比蒋经国小十岁，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二战时期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抗战时期派驻中国工作。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克莱恩一度调回美国，复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代表。这段期间，蒋美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很深，克莱恩因工作关系，与蒋介石父子过从甚密。为示亲腻，蒋介石父子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葛来英（或葛莱茵）先生，台北官方则译之为克莱因或克莱恩。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蒋介石邀请克莱因到台湾访问时，克氏已于一九六二被调回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局本部担任掌理情报事务的代理主任。因此，克氏当时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身份到访，负有工作任务。
以情报单位在美国政府决策上扮演的吃重角色，克氏之身份，仍具有举足轻重之份量。蒋老先生和克莱因会谈的地点，就选在台北阳明山蒋介石的夏季官邸（按：原址即二００七年遭民进党人纵火烧毁的「草山行馆」）。两人表面上是就越战和两方合作事宜为主题，接连密谈两天，然而，蒋介石邀请克莱因密谈的真正目的，是想借着越战升高的机会，假藉帮助美国打越战的理由，从大陆广东或福建实施其「反攻大陆」计划。
蒋介石希望假手克莱因，将此一重要讯息传达给美国当局。
一九六０年九月，当时任职于国民党军台湾第一军团副司令的朱元琮将军，奉命担任那年「双十国庆」阅兵大典总指挥官。那年参与阅兵的单位，包括陆军第二军部直属部队、陆军第六十七师、三军官校学生队、政工干校女生大队、陆战队、蛙人部队、空军作战司令部和高炮部队……浩浩荡荡，不下两三万部队通过阅兵台前，站在台北「总统府」三楼阅兵台上的蒋介石，向受阅部队行举手军礼答礼，表情严肃，威仪棣棣。
一九六０年，恰值蒋介石退守台湾宣布「复职」后十年，这是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十年后，一场最大规模的阅兵典礼，老先生满心想效法春秋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他的思维里，直把台湾岛当成昔日北伐前夕的黄埔岛。因此，蒋介石不无利用这次阅兵，宣示「秣马厉兵」「誓师反攻」的意味。然而，蒋介石却轻忽了一个最重要的客观事实，黄埔岛时代，他面对的敌人是受到全中国老百姓唾弃、四分五裂、松散落伍的反动军阀。而台湾岛时代，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组织严密、兵强马壮，而且正在埋头研发原子弹，拥有四、五百万正规军（这批军队还曾经彻底打败过蒋介石），和数倍于此的民兵部队的新中国。明眼人心里有数，蒋介石此举，无异以卵击石，却没有人敢当面说破。
双十阅兵后隔不了数日，蒋介石下令调升朱元琮为「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
又过了一个月，朱元琮被急召至士林官邸，蒋介石开门见山的说：「元琮，我派你即日启程，代表我去一趟滇缅寮边区，去看看柳元麟的部队。」
柳元麟，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学生，浙江慈溪人。抗战时期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卫团上校副团长，侍从室少将组长，曾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一九四七年「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后，柳元麟被晋升为「总统」侍从室少将副侍卫长。国共内战末期，任第八军副军长。一九四九年底，第八军军长李弥与柳元麟等，率第八军残部败退至缅北、寮国、泰国交界处一个三不管的角落，负隅顽抗，国民党当局任命李弥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稍后，柳元麟辗转从缅北回到台湾，蒋介石赋与他岛内的新职是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四年，缅甸政府军对缅北国民党军残部发动猛攻，蒋介石命柳元麟从台湾兼程赶回缅北，重整队伍，集中四千五百多人，成立「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蒋介石一度希望借着柳元麟在缅北组织的这支游击武力，配合台湾的国民党军部队，分别从大陆的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发动「钳形」攻势，两面夹攻，「反攻大陆」。
蒋介石交付给朱元琮的秘密任务，其实就是要为日后发动钳形「反攻」计划铺路。
朱元琮以「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的身份，带着慰问金新台币二十万元，远赴迹近蛮荒之境的泰缅寮边区。那里和大陆云南省鸡犬相闻，是一大片被深不见底的亚热带丛林包围的化外之地。柳元麟带领的部队，对外号称是「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实则是仍拥有国民党军番号的云南反共游击队，他利用这块遍地是蚂蝗、疟蚊和鸦片烟的三不管的丛林山区，扎营垦荒打游击，扩大与巩固势力范围，随时听候台北的命令，俟机而动，对大陆发动攻势。
曾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国民党军将领衣复恩，在回忆录中，形容柳元麟游击队驻扎的地方「那里生活很苦，瘴气弥漫，我们稍停休息，即见无数蚂蝗掉在马身上吸血，当然也会掉在人身上，情形极为可怕！由柳总部，我们乘船沿澜沧江南下，到达一小村，那里有一些由大陆逃去的难民，也有几位我政府人员在那里工作，设有电台与台湾连络。」
朱元琮见到柳元麟，转交给他一封蒋介石的手令。朱元琮说，「总统」的意思，要你们坚守阵地，日后配合台湾从大陆东南沿海登陆，你们从西南攻进云南，两路并进，对共产党发动钳形攻势。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那个自古被视为西南瘴疠之地，到处是蚂蝗与疟蚊，各种疾病丛生的滇缅寮边区，朱元琮和柳元麟统率的游击队共同生活了一两个月。
朱元琮事后追忆，蒋介石对柳元麟在游击区的表现并不满意，一度有意以夏济平将军取代柳元麟，寄望夏济平整顿游击队，将云南边境变成「反攻大陆」的支战场。但在夏济平尚未进入情况时，不便阵前换将，只好先派夏济平去当游击区的「主任」，打算等夏熟悉当地情况，再把柳元麟调回台北。
一九六一年春节过后，朱元琮风尘仆仆回到台北，才刚回到家里，接获「副参谋总长」赖名汤紧急电话：「『总统』要召见我们，你赶紧准备一下吧，我们一起上桃园角板山。」（角板山距台北市区约五十公里路程）两人匆匆赶到角板山宾馆，侍卫长胡炘单独带领朱元琮走到宾馆后侧，一座名为「思恩亭」的八角亭，此处景致酷似奉化妙高台，故而蒋介石甚喜在此处远眺静思。朱元琮但见蒋介石身着一袭长袍，端坐亭中一张藤椅子上，若有所思。朱元琮双脚并拢，向蒋介石行了一个军礼，蒋介石点点头，招呼朱元琮坐在对面石凳。
「元琮，柳元麟那边的情况如何？」蒋介石急切地想清楚滇缅边境的近况。
朱元琮一五一十地把这趟泰缅竂之行，向老先生作了汇报。诸如泰缅竂边区的环境，官兵生活，部队士气，部队战力等等，都作了详尽说明。蒋介石听完朱元琮的汇报，又细部询问了边区部队内部情况，老先生最后告诉朱元琮：「好！好！很好！我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派给你，你先回去休息吧。」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蒋介石下手令，成立一个名为「国光作业室」的新单位，指派朱元琮担任主任，并调派三十余名来自陆海空军各个兵种的将校级军官，即刻进驻位于台北郊区三峡镇大埔，一处原定作为「行政院战时疏散办公室」的营区里。「国光作业室」才成立不过三个礼拜，一九六一年四月底的一个早上，蒋介石就召集「国光作业室」核心参谋将校，在三峡大埔营区的地下兵棋室开会。
蒋老先生急切地要参谋取来一张又一张的大型地图，多半是福建、广东沿海的军事地图，他不断端详那些地图，不时陷入沉思。
「那年他七十五岁，年龄慢慢大了，心里急的不得了，大陆是从他手里丢掉的，责任沉重，再不反攻，来不及了！」朱元琮的记忆中，蒋介石当天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头一次开会，「副总统」陈诚在会议桌上说了关键性的一段话：「我们的力量只够支持初期的登陆作战，登陆成功以后，就要靠在大陆上以战养战。必须以三个月的战备，包含军需民用，打六个月的仗，以后的人力、物力只靠台湾是不够的，要从大陆就地补给。」
冲着陈诚这句「以三个月的战备，打六个月的仗」，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台湾岛内征收「国防特别捐」，据估算，这项专门为实现蒋介石反攻梦想而征收的「国防特别捐」，总金额约为新台币二十亿元。这二十亿台币，就是蒋先生的「赌本」。
朱元琮回忆：「老先生认为，光是依靠台湾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命令经国先生到美国去，希望能说服美国政府，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
「国光作业室」成立两年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号，蒋介石命令蒋经国（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到华盛顿密见美国总统肯尼迪。但是，由于一九六一年四月猪猡湾事件突袭古巴失败的教训，以及考虑与北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斯时中美两国早已密集展开于维也纳、日内瓦之秘密会谈），肯尼迪拒绝了蒋经国请求美国支持「反攻大陆」的构想，尽管蒋介石的意思仅止于「美国出枪炮，台湾出军队」，并未得到肯尼迪当局积极响应。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号，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继位。
根据蒋介石的一份秘密谈话记录，蒋介石曾经亲口透露，一九六十四年四月间，美国国务卿鲁斯克（David Dean Rusk）访问台湾时，曾经与蒋介石讨论越南问题，当时蒋介石曾经表示，要赢得越战，必须切断自中国大陆至北越之交通线。
这份秘密谈话记录显示，蒋介石当面向鲁斯克建议，使用国民党部队占领北越与云南、广西边境的若干军事据点，截断大陆与北越的连系。但是，鲁斯克并未采纳蒋介石的这项提议，显然，美国人清楚蒋介石的目的，是想借着「协助」越战之名，行「反攻大陆」之实。蒋介石事后表示，一九六十四年七月以前，共军尚未在云南及广西地区加强兵力布署，他向美国建议，假使能以空降方式，将国民党军送入这一地区，将可有效控制这一带地方。由于美国不接受他的建议，老先生曾向人抱怨，一九六十四年八月以后，整个局面为之改观，共军大量增兵云南、广西。
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曾经向美国提出的另外一次「反攻大陆」计划：「有一时期，有些人主张攻取海南岛，认为此举可以牵制在华南共军，并可以支持越战，但是此一主张过去可能有利，目前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共０亦已经在海南岛增兵，并且进占海南岛。」
为此，蒋介石亦屡屡向美国方面抱怨：「『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始终愿意协助越南及美国，解决越南问题，但始终无从获得提供援助之途径。」
国民党当局连续错失了好几次「反攻大陆」的机会，虽然接连遭美国方面拒绝，蒋介石并未就此放弃他的圆梦计划。事实上，蒋介石早有心理准备，他心知不能完全将赌注放在美国身上。
多年来，因惟恐美国强力阻挠他「反攻大陆」，蒋介石巧妙而慎重地布置着他的秘密计划。为求万无一失，并避免美国从中破坏，蒋介石采取一种两手策略，模仿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两面手法。蒋介石想借着这个两面手法，一方面大量争取美援，厚植军事实力，另方面是要掩护他真正的反攻计划。蒋介石的「明修栈道」，是由国防部负责「联五」的余伯泉将军，草拟一套蒋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而其「暗渡陈仓」，则是委由朱元琮及其麾下众多将校参谋，日以继夜秘密从事的「国光计划」。（按：国民党军及今之台湾「国防部」实行美军分工制度，在「国防部」辖下，「联一」掌管人事、「联二」管情报、「联三」管作战、「联四」管后勤、「联五」负责作战计划）
简单地讲，「巨光计划」不过是一套诱骗美国人的幌子，蒋介石希望以「巨光计划」掩饰他真正的底牌「国光计划」。蒋介石想拿「巨光计划」来「掩其耳」，以「国光计划」来「盗其铃」。
以这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手法，从一九六一年四月，到一九六五年六月，蒋介石整整对美国人虚与委蛇了四年多时间。从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酝酿「反攻」已经有十六年时间，蒋介石判断，一九六五年前后，大陆内部正忙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对外防备松懈，是对大陆动武的大好时机。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号，蒋介石在主持纪念黄埔军校校庆时，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的大校场上，对着全体国民党军高级将校，和受校阅的官校学生，慷慨激昂地向将校们训话：「大陆在我们手里丢掉，就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它拿回来！」在这篇训话的尾声，老先生竟然出人意表地当众宣布：「我们在大陆上见！」
蒋介石在陆军官校宣布「我们在大陆上见！」，这无异等于半公开地揭开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长期以来始终以「巨光计划」混淆美国人，以掩护真正落实反攻行动的「国光计划」，这套师法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两面手法，俨然即将走入历史，蒋介石想玩真的了。「我们在大陆上再见！」意味着蒋介石吹起了「反攻号角」。
证诸史实，蒋介石这句「我们在大陆上再见！」其实决非造次之言，老先生已下定决心准备大干一场。
蒋介石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讲完：「我们在大陆上再见！」之后的一个半月，亦即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一位神秘的访宾──克莱恩（Ray Steiner Cline），从美国悄悄来到台湾。克莱恩比蒋经国小十岁，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二战时期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抗战时期派驻中国工作。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克莱恩一度调回美国，复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代表。这段期间，蒋美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很深，克莱恩因工作关系，与蒋介石父子过从甚密。为示亲腻，蒋介石父子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葛来英（或葛莱茵）先生，台北官方则译之为克莱因或克莱恩。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蒋介石邀请克莱因到台湾访问时，克氏已于一九六二被调回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局本部担任掌理情报事务的代理主任。因此，克氏当时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身份到访，负有工作任务。
以情报单位在美国政府决策上扮演的吃重角色，克氏之身份，仍具有举足轻重之份量。蒋老先生和克莱因会谈的地点，就选在台北阳明山蒋介石的夏季官邸（按：原址即二００七年遭民进党人纵火烧毁的「草山行馆」）。两人表面上是就越战和两方合作事宜为主题，接连密谈两天，然而，蒋介石邀请克莱因密谈的真正目的，是想借着越战升高的机会，假藉帮助美国打越战的理由，从大陆广东或福建实施其「反攻大陆」计划。
蒋介石希望假手克莱因，将此一重要讯息传达给美国当局。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始末:独家专访「国光作业室」主任朱元琮将军
一九六０年九月，当时任职于国民党军台湾第一军团副司令的朱元琮将军，奉命担任那年「双十国庆」阅兵大典总指挥官。那年参与阅兵的单位，包括陆军第二军部直属部队、陆军第六十七师、三军官校学生队、政工干校女生大队、陆战队、蛙人部队、空军作战司令部和高炮部队……浩浩荡荡，不下两三万部队通过阅兵台前，站在台北「总统府」三楼阅兵台上的蒋介石，向受阅部队行举手军礼答礼，表情严肃，威仪棣棣。
一九六０年，恰值蒋介石退守台湾宣布「复职」后十年，这是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十年后，一场最大规模的阅兵典礼，老先生满心想效法春秋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他的思维里，直把台湾岛当成昔日北伐前夕的黄埔岛。因此，蒋介石不无利用这次阅兵，宣示「秣马厉兵」「誓师反攻」的意味。然而，蒋介石却轻忽了一个最重要的客观事实，黄埔岛时代，他面对的敌人是受到全中国老百姓唾弃、四分五裂、松散落伍的反动军阀。而台湾岛时代，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组织严密、兵强马壮，而且正在埋头研发原子弹，拥有四、五百万正规军（这批军队还曾经彻底打败过蒋介石），和数倍于此的民兵部队的新中国。明眼人心里有数，蒋介石此举，无异以卵击石，却没有人敢当面说破。
双十阅兵后隔不了数日，蒋介石下令调升朱元琮为「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
又过了一个月，朱元琮被急召至士林官邸，蒋介石开门见山的说：「元琮，我派你即日启程，代表我去一趟滇缅寮边区，去看看柳元麟的部队。」
柳元麟，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学生，浙江慈溪人。抗战时期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卫团上校副团长，侍从室少将组长，曾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一九四七年「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后，柳元麟被晋升为「总统」侍从室少将副侍卫长。国共内战末期，任第八军副军长。一九四九年底，第八军军长李弥与柳元麟等，率第八军残部败退至缅北、寮国、泰国交界处一个三不管的角落，负隅顽抗，国民党当局任命李弥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稍后，柳元麟辗转从缅北回到台湾，蒋介石赋与他岛内的新职是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四年，缅甸政府军对缅北国民党军残部发动猛攻，蒋介石命柳元麟从台湾兼程赶回缅北，重整队伍，集中四千五百多人，成立「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蒋介石一度希望借着柳元麟在缅北组织的这支游击武力，配合台湾的国民党军部队，分别从大陆的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发动「钳形」攻势，两面夹攻，「反攻大陆」。
蒋介石交付给朱元琮的秘密任务，其实就是要为日后发动钳形「反攻」计划铺路。
朱元琮以「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的身份，带着慰问金新台币二十万元，远赴迹近蛮荒之境的泰缅寮边区。那里和大陆云南省鸡犬相闻，是一大片被深不见底的亚热带丛林包围的化外之地。柳元麟带领的部队，对外号称是「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实则是仍拥有国民党军番号的云南反共游击队，他利用这块遍地是蚂蝗、疟蚊和鸦片烟的三不管的丛林山区，扎营垦荒打游击，扩大与巩固势力范围，随时听候台北的命令，俟机而动，对大陆发动攻势。
曾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国民党军将领衣复恩，在回忆录中，形容柳元麟游击队驻扎的地方「那里生活很苦，瘴气弥漫，我们稍停休息，即见无数蚂蝗掉在马身上吸血，当然也会掉在人身上，情形极为可怕！由柳总部，我们乘船沿澜沧江南下，到达一小村，那里有一些由大陆逃去的难民，也有几位我政府人员在那里工作，设有电台与台湾连络。」
朱元琮见到柳元麟，转交给他一封蒋介石的手令。朱元琮说，「总统」的意思，要你们坚守阵地，日后配合台湾从大陆东南沿海登陆，你们从西南攻进云南，两路并进，对共产党发动钳形攻势。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那个自古被视为西南瘴疠之地，到处是蚂蝗与疟蚊，各种疾病丛生的滇缅寮边区，朱元琮和柳元麟统率的游击队共同生活了一两个月。
朱元琮事后追忆，蒋介石对柳元麟在游击区的表现并不满意，一度有意以夏济平将军取代柳元麟，寄望夏济平整顿游击队，将云南边境变成「反攻大陆」的支战场。但在夏济平尚未进入情况时，不便阵前换将，只好先派夏济平去当游击区的「主任」，打算等夏熟悉当地情况，再把柳元麟调回台北。
一九六一年春节过后，朱元琮风尘仆仆回到台北，才刚回到家里，接获「副参谋总长」赖名汤紧急电话：「『总统』要召见我们，你赶紧准备一下吧，我们一起上桃园角板山。」（角板山距台北市区约五十公里路程）两人匆匆赶到角板山宾馆，侍卫长胡炘单独带领朱元琮走到宾馆后侧，一座名为「思恩亭」的八角亭，此处景致酷似奉化妙高台，故而蒋介石甚喜在此处远眺静思。朱元琮但见蒋介石身着一袭长袍，端坐亭中一张藤椅子上，若有所思。朱元琮双脚并拢，向蒋介石行了一个军礼，蒋介石点点头，招呼朱元琮坐在对面石凳。
「元琮，柳元麟那边的情况如何？」蒋介石急切地想清楚滇缅边境的近况。
朱元琮一五一十地把这趟泰缅竂之行，向老先生作了汇报。诸如泰缅竂边区的环境，官兵生活，部队士气，部队战力等等，都作了详尽说明。蒋介石听完朱元琮的汇报，又细部询问了边区部队内部情况，老先生最后告诉朱元琮：「好！好！很好！我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派给你，你先回去休息吧。」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蒋介石下手令，成立一个名为「国光作业室」的新单位，指派朱元琮担任主任，并调派三十余名来自陆海空军各个兵种的将校级军官，即刻进驻位于台北郊区三峡镇大埔，一处原定作为「行政院战时疏散办公室」的营区里。「国光作业室」才成立不过三个礼拜，一九六一年四月底的一个早上，蒋介石就召集「国光作业室」核心参谋将校，在三峡大埔营区的地下兵棋室开会。
蒋老先生急切地要参谋取来一张又一张的大型地图，多半是福建、广东沿海的军事地图，他不断端详那些地图，不时陷入沉思。
「那年他七十五岁，年龄慢慢大了，心里急的不得了，大陆是从他手里丢掉的，责任沉重，再不反攻，来不及了！」朱元琮的记忆中，蒋介石当天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头一次开会，「副总统」陈诚在会议桌上说了关键性的一段话：「我们的力量只够支持初期的登陆作战，登陆成功以后，就要靠在大陆上以战养战。必须以三个月的战备，包含军需民用，打六个月的仗，以后的人力、物力只靠台湾是不够的，要从大陆就地补给。」
冲着陈诚这句「以三个月的战备，打六个月的仗」，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台湾岛内征收「国防特别捐」，据估算，这项专门为实现蒋介石反攻梦想而征收的「国防特别捐」，总金额约为新台币二十亿元。这二十亿台币，就是蒋先生的「赌本」。
朱元琮回忆：「老先生认为，光是依靠台湾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命令经国先生到美国去，希望能说服美国政府，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
「国光作业室」成立两年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号，蒋介石命令蒋经国（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到华盛顿密见美国总统肯尼迪。但是，由于一九六一年四月猪猡湾事件突袭古巴失败的教训，以及考虑与北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斯时中美两国早已密集展开于维也纳、日内瓦之秘密会谈），肯尼迪拒绝了蒋经国请求美国支持「反攻大陆」的构想，尽管蒋介石的意思仅止于「美国出枪炮，台湾出军队」，并未得到肯尼迪当局积极响应。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号，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继位。
根据蒋介石的一份秘密谈话记录，蒋介石曾经亲口透露，一九六十四年四月间，美国国务卿鲁斯克（David Dean Rusk）访问台湾时，曾经与蒋介石讨论越南问题，当时蒋介石曾经表示，要赢得越战，必须切断自中国大陆至北越之交通线。
这份秘密谈话记录显示，蒋介石当面向鲁斯克建议，使用国民党部队占领北越与云南、广西边境的若干军事据点，截断大陆与北越的连系。但是，鲁斯克并未采纳蒋介石的这项提议，显然，美国人清楚蒋介石的目的，是想借着「协助」越战之名，行「反攻大陆」之实。蒋介石事后表示，一九六十四年七月以前，共军尚未在云南及广西地区加强兵力布署，他向美国建议，假使能以空降方式，将国民党军送入这一地区，将可有效控制这一带地方。由于美国不接受他的建议，老先生曾向人抱怨，一九六十四年八月以后，整个局面为之改观，共军大量增兵云南、广西。
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曾经向美国提出的另外一次「反攻大陆」计划：「有一时期，有些人主张攻取海南岛，认为此举可以牵制在华南共军，并可以支持越战，但是此一主张过去可能有利，目前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共０亦已经在海南岛增兵，并且进占海南岛。」
为此，蒋介石亦屡屡向美国方面抱怨：「『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始终愿意协助越南及美国，解决越南问题，但始终无从获得提供援助之途径。」
国民党当局连续错失了好几次「反攻大陆」的机会，虽然接连遭美国方面拒绝，蒋介石并未就此放弃他的圆梦计划。事实上，蒋介石早有心理准备，他心知不能完全将赌注放在美国身上。
多年来，因惟恐美国强力阻挠他「反攻大陆」，蒋介石巧妙而慎重地布置着他的秘密计划。为求万无一失，并避免美国从中破坏，蒋介石采取一种两手策略，模仿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两面手法。蒋介石想借着这个两面手法，一方面大量争取美援，厚植军事实力，另方面是要掩护他真正的反攻计划。蒋介石的「明修栈道」，是由国防部负责「联五」的余伯泉将军，草拟一套蒋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而其「暗渡陈仓」，则是委由朱元琮及其麾下众多将校参谋，日以继夜秘密从事的「国光计划」。（按：国民党军及今之台湾「国防部」实行美军分工制度，在「国防部」辖下，「联一」掌管人事、「联二」管情报、「联三」管作战、「联四」管后勤、「联五」负责作战计划）
简单地讲，「巨光计划」不过是一套诱骗美国人的幌子，蒋介石希望以「巨光计划」掩饰他真正的底牌「国光计划」。蒋介石想拿「巨光计划」来「掩其耳」，以「国光计划」来「盗其铃」。
以这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手法，从一九六一年四月，到一九六五年六月，蒋介石整整对美国人虚与委蛇了四年多时间。从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酝酿「反攻」已经有十六年时间，蒋介石判断，一九六五年前后，大陆内部正忙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对外防备松懈，是对大陆动武的大好时机。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号，蒋介石在主持纪念黄埔军校校庆时，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的大校场上，对着全体国民党军高级将校，和受校阅的官校学生，慷慨激昂地向将校们训话：「大陆在我们手里丢掉，就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它拿回来！」在这篇训话的尾声，老先生竟然出人意表地当众宣布：「我们在大陆上见！」
蒋介石在陆军官校宣布「我们在大陆上见！」，这无异等于半公开地揭开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长期以来始终以「巨光计划」混淆美国人，以掩护真正落实反攻行动的「国光计划」，这套师法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两面手法，俨然即将走入历史，蒋介石想玩真的了。「我们在大陆上再见！」意味着蒋介石吹起了「反攻号角」。
证诸史实，蒋介石这句「我们在大陆上再见！」其实决非造次之言，老先生已下定决心准备大干一场。
蒋介石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讲完：「我们在大陆上再见！」之后的一个半月，亦即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一位神秘的访宾──克莱恩（Ray Steiner Cline），从美国悄悄来到台湾。克莱恩比蒋经国小十岁，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二战时期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抗战时期派驻中国工作。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克莱恩一度调回美国，复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代表。这段期间，蒋美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很深，克莱恩因工作关系，与蒋介石父子过从甚密。为示亲腻，蒋介石父子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葛来英（或葛莱茵）先生，台北官方则译之为克莱因或克莱恩。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蒋介石邀请克莱因到台湾访问时，克氏已于一九六二被调回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局本部担任掌理情报事务的代理主任。因此，克氏当时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身份到访，负有工作任务。
以情报单位在美国政府决策上扮演的吃重角色，克氏之身份，仍具有举足轻重之份量。蒋老先生和克莱因会谈的地点，就选在台北阳明山蒋介石的夏季官邸（按：原址即二００七年遭民进党人纵火烧毁的「草山行馆」）。两人表面上是就越战和两方合作事宜为主题，接连密谈两天，然而，蒋介石邀请克莱因密谈的真正目的，是想借着越战升高的机会，假藉帮助美国打越战的理由，从大陆广东或福建实施其「反攻大陆」计划。
蒋介石希望假手克莱因，将此一重要讯息传达给美国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