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始末(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7:16:13
就在蒋介石和克莱因在阳明山密谈的同时，一支负责到大陆东南沿海侦察共军防备实况的特遣部队，已经一切就绪，随时可以整装待发。照「国光作业室」的安排，这批特遣人员如果任务顺利，国民党军将多管齐下同时从金门、澎湖、台湾各个兵力集结地点，朝预定登陆地点进发──这个预定的反攻登陆地点，首要目标是广东沿海，其次是福建沿海。蒋先生的构想中，国民党军应该像一把刀，从广东插进越南的大后方，表面上为截断越南补给线，实际上是遂行其「反攻」计划，然后，他可以重演一九二五年的陈年剧目，循着北伐战争的路线，一路直逼北京。当然，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真实的世界可不那么如意。
我们再把场景拉到阳明山，那场原本极具历史意义的蒋、克密会的实况。根据大溪档案记载，当天与会的人，除了蒋介石、克莱因两人，在场者还有宋美龄、「国防部长」蒋经国、「外交部长」沈昌焕、美国大使馆代办高立夫、「新闻局长」沈剑虹（担任会谈翻译）
会谈从亚洲局势和世界各国局势谈起，蒋介石和克莱因谈到末尾，将谈话重点从那时正打得如火如荼的越南战争，直接谈到大陆核子试爆与制造原子弹对台湾造成了严重威胁。蒋介石告诉克莱恩：「越战将无法在越南内部来求解决，而必须在越南以外地区来求得解决，这是我对美国朋友的忠告，去秋共０（按：蒋介石对大陆方面的轻蔑称呼）作第一次核子试爆后，我曾对你说明了亚洲局势之严重性，而今第二次试爆以后，更加上了一层阴影。第一次试爆后，共０说：不投降就要毁灭，现在第二次试爆以后，共０又说：不是统一就是灭亡。」
蒋介石接着说：「共０对于核子武器能力，倘以一月制造核弹一颗来论，一年就有十二颗；而事实上祗要三颗，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因之我们不但不能再等一年，就是半年亦等不及了。共０对外宣传，说他现有核弹可以炸毁台湾，届时即是第七舰队要来保卫台湾，亦不可能了。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美国在目前祗注意越战而忽略中国情势，须知越南与中国是不可分开的问题的一体两面。」从蒋介石告诉克莱因的这段话，可以得知，他之所以选择一九六五年四月，成立「国光作业室」，积极搞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其目的和动机，有很大一部份原因，与大陆制造原子弹，造成蒋介石心理恐慌，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所以，蒋介石说的「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是最最关键性的一句话。蒋介石时时刻刻担心大陆把原子弹「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
一九六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大陆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耳里，大陆方面研制原子弹成功，蒋介石震惊之余，他一度希望以强烈的武装反制行动，摧毁大陆的核子弹相关设施。数日之后，蒋老先生在台北石牌对一群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说：「我们只有战，才有生路；不战，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共产党原子弹轰炸下而死，不如战死；与其死在台湾，不如死在大陆；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不如战死在战场。」一九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号，蒋介石在金门对一群国民党军干部说：「我明年就是八十岁的人，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带着你们打回大陆去。」
可以这么说，三个重要因素促使蒋介石急于在一九六五年，发动一场具有决定性的「反攻大陆」战争。这三个重要因素是：一、中共研制成功原子弹；二、越战的持续扩大；三、蒋介石担心自己年寿有限，他必须尽早发动反攻战争。
蒋介石与克莱因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号，进行第二场密谈。这场密谈的最高潮，无疑乃是「反攻大陆」问题，蒋介石希望透过克莱因，向华盛顿当局宣示国党当局的「反攻」军事行动，实际上是要对越南的美军部队施以援手，作援魏救赵之举。蒋介石希望以协助越南美军为出发点，能争取美国对其「反攻大陆」行动的认同。
蒋介石向克莱因提出他的「锦囊妙计」──实质上这套方案根本就是众多「反攻大陆」方案之一，蒋介石向克莱因娓娓道来：「…此种间接帮助美国解决越战之方式，可以将中国军队在沿海适当地点，及北越后方登陆，或着陆以牵制匪军并打击北越后方。因为吾人是独立作战，与美国及苏俄均无关，且距越战范围尚有一段距离，吾人之目标是为拯救大陆同胞，恢复中国人民之自由，自然不会牵连美国。」
蒋介石明确告知克莱因国民党军预备登岸地点：「吾人如在广东或福建，最好是在广东来攻打共０，即可切断共０接济北越交通线，因为共０接济北越之物资，都是自广东经由陆路及水路而运入北越。此一构想如能实现，则越南问题不解决也能解决，余之所以认为最好是在广东，是因为能占领广东，即可控制香港，断绝共０经济生命线百分之七十，且控制广东，亦可以切断共０通往北越之海陆交通线，断绝所有运往北越物资之来源，使越南问题容易解决。其次广东人民及社会团体反共情绪高涨，一旦国军反攻，必可群起响应，此种情绪与福建不同，因为在福建必须先能占领若干战略要点，并且初期作战能获顺利进展，才能使人民起而响应，其性质较为缓进，不如广东之反应迅速。余认为惟有采取此一办法，方能缩短越战之时间，帮助美国减轻负担，减少美国在越战中之危险性，既可使美国赢得和平，又可使中华民国恢复人民之自由，此对中美双方均属有利，余深信让中华民国国军独立对匪作战，决不会牵连越南、美国与苏俄，因为其性质纯粹是内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
克莱因针对蒋介石提及有关越战及「反攻大陆」的各点说法，也作出了他的回应，克莱因说：「美方态度，是以美军在越南与共党作战，被消耗之程度为转移。如果美国认为共０确实对美国实施消耗战，且美军在越南被消耗之程度逐渐增大，则可能促使美国改变其对中华民国反攻大陆行动之态度。」
克莱因这段答复，已经间接且委婉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迄今仍反对国民党当局对大陆动武。
克莱因接着又说：「吾人必须能确实判明，亚洲发生全面战争时，苏俄不致于介入之情况，并且要培养美国人民心理，使其不以为此一战争是由『中华民国』政府所引起，而是由于中共，使此一战争不可避免者。在美国有许多对中华民国不友好人士，亦可能指责中华民国政府引起此一战争。故吾人必须特别谨慎，等待最好时机来发动对中国大陆之攻击，使世人将战争责任归罪于中共，此种时机之到来已日益接近，美国多数人亦已经觉悟，对美国之真正威胁是来自北平。」
其实克莱因这段答复蒋介石的话，重心是在这句：「吾人必须特别谨慎，等待最好时机来发动对中国大陆之攻击，使世人将战争责任归罪于中共，此种时机之到来已日益接近…。」
克莱因的这句话一方面明告蒋介石，所谓「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尚未降临。并举全美国一年车祸死亡人数，和过去一年越战死亡人数作比较，他说：「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在越战死亡不过五百人，而每年在美国因车祸而丧生者有五万人之多。也许在今后一年半载，美国人民会明白认识中共是在逼迫美国打消耗战，本人相信届时美国人民之反应一定很激烈，并且愿意拿出最大之力量，或者使用中华民国之军队在越南作战。本人认为在今后一年内，总统之卓见将会迅速为美国人所接受。蒋介石显然不以为然，他坚称现在是「反攻大陆」的最佳时机，而非一年之后，他所持的理由是：「余想再从共匪之立场，以说明共０对越战之阴谋：（一）拖延越战时间；（二）引发越南人民厌战及反美心理；（三）打击在越美军之士气；（四）引起美国人民厌战心理，并反对美国政府；（五）利用越南政府及军队内部之不稳，加强进行渗透颠覆，越战之拖延只有对共党有利，同时亦将使美国遭遇更大之困难，此点应特别注意，请你报告约翰逊总统，须知共匪绝不容许美国再有等待一年之时间，如果错过了时间，则越南问题益将不可收拾。」
在会谈接近尾声时，蒋介石仍再三强调：「越战之拖延，只有对共党有利，同时亦将使美国遭遇更大之困难，此点应特别注意，请你报告约翰逊总统，须知共匪绝不容许美国再有等待一年之时间，如果错过了时间，则越南问题益将不可收拾。」
总的说来，蒋介石借着和克莱因的密谈，原想「投石问路」，看看克莱因的态度和意见，同时，也等于透过克莱因向美国当局「打招呼」，暗示美国当局国民党当局准备动手了。因为，照蒋美之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遇有重大军事行动，必须事前知会对方。
然而，克莱因恐怕做梦都想不到，这次的密会之后三天，就在蒋介石声称最适合「反攻大陆」地点的广东、福建交界的一处海岸，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海战，国民党海军在那场海战中吃了大败仗，此即所谓的「八六海战」，这场突发的海战，改变了蒋介石原定的「反攻大陆」大战略，甚至使得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走入历史。
据国民党军海军中将徐学海说，这场突发的海战，导因是陆军总部要派十几个特种作战队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实施侦察与袭扰。
据了解，这项行动主要是为尔后的「反攻大陆」作战预作准备，而非真正的反攻军事行动。徐学海在回忆中指出，海军为了慎重起见，特别成立了「海啸一号」督导小组，副总司令冯启聪中将率领了五位督战官，进驻台湾左营，专门督导这项作战计划。
陆军总部执行的任务，名为「点火行动」，多半是由情报局和陆军总部辖下的一个特种部队，负责联合执行。所谓「点火行动」，就是派遣「特种人员」──蛙兵、或者特务人员，到大陆沿海的特定地点执行破坏、袭扰、侦察、或者搜集情报等任务。
海军方面虽然由作战部门的助理参谋长室负责，派遣船只舰艇接送要到大陆执行任务的特种人员，但是，至于特种人员到大陆执行任务的内容，海军方面是从来不过问也无权过问的。所以，海军只管派船接送，不管人员的任务执行事宜，而陆军总部和情报局，也不过问海军的计划安排，只要海军安然把人接送到预定地点。
据徐学海回忆，最常执行的任务，就是把人送到金门、马祖，再由蛙人部队划着橡皮艇渗透到对岸去从事任务。这些特种人员通常会拿回厦门电影院的戏票、公车票等「证物」，证明他们曾经进入预定的地点活动。
前述「海啸一号」人员，即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按预定的计划，把十余名特种人员接上军舰，参加这次行动的军舰，是「剑门」和「章江」两条兵舰。海军总部因相当重视「海啸一号」行动，故而组成一个任务舰队，委派胡嘉恒少将担任舰队指挥官.
「剑门」舰刚于一九六五年初，从美军手上接收过来，是一艘巡逻舰，船舰机械情况相当良好，舰长是王韫山上校。「章江」舰在国民党海军的分级标准上，属于「江」字号的舰艇，是一条小型驱潜舰，舰长名李准。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剑门」和「章江」两舰从台湾高雄左营军港启航。为了混淆对岸大陆雷达系统，这两条军舰故意绕行到香港外海，再往北航驶，让大陆军方误以为两舰是前往香港的普通商船。两舰航行到广东、福建两省交界处的东山岛附近，将突击队人员放到海面，旋即驶离现场，在约定时间再冲进会合区的水域，把突击队人员接回舰上。
事实上，「剑门」和「章江」这两条军舰驶离高雄时，大陆的「观通系统」早已辨识出这是两条军舰，而不是商用船只。大陆方面的南海舰队根据情报判断，国民党军这两艘军舰可能在东山岛海进行偷袭，或对大陆渔民进行心战活动，于是预为布署，以逸待劳，组织了一支突击船队。广东汕头水警区护卫艇四十一大队派遣护卫艇四艘、快艇十一大队也派遣鱼雷艇四艘，在八月五日晚间九时至二十四时，配合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的参战舰艇，分别编队起航，驶往预定海域等待「剑门」、「章江」。
南海舰队指挥员经共军总参谋部核准，将这次与「剑门」、「章江」接战的准则定为「放至近岸、协同突击、一一击破」。因为「剑门」、「章江」两舰的行踪与目的早已被识破，共军首先以高速炮艇数艘围攻「章江」。根据共军方面的说法，炮火炙烈之际，「剑门」一面还击，却一面往东撤离战场，留下「章江」在接战区，独力作战，以致被共军四艘护卫艇紧紧缠住，共军护卫艇从五百米逼近到一百米以内。「章江」舰被击中，舰身起火，企图往后方逃脱，共军两艘快艇加速冲击堵击。据徐学海将军的回忆称，「章江」舰的弹药库中弹，起火爆炸，艇身很快下沉。
徐学海将军指出，「剑门」舰发现「章江」舰遭共军舰艇包围，驰援参战，但「剑门」舰却由于舰舷较高，共军炮艇迫近时，「剑门」舰火炮形成死角，打不到位于舰舷下方，迫近「剑门」舰的共军舰艇。这时，共军舰艇趁势以机关枪猛烈射击「剑门」舰甲板上的国民党军官兵。徐学海说，「剑门」舰的舰面官兵几几乎悉数遭机关枪射杀，紧接着，在「剑门」舰官兵几乎已失去回击能力时，共军鱼雷快艇接近「剑门」舰，施放三枚鱼雷重创该舰。在「剑门」舰上的指挥官胡嘉恒少将，身负重伤，受震落海死亡，舰长王韫山上校头部重伤受震落海后，被共军俘获。
八月六日凌晨五时二十分，海战结束，「章江」、「剑门」相继葬身鱼腹。据徐学海将军回忆，清晨四、五点钟时，台北通信站按既定时间呼叫负责战术指挥的「剑门」舰，未获响应，随后不断呼叫，断断续续收到「剑门」舰无线电微弱的回复，徐学海怀疑这讯号是共军冒用频道出呼。到清晨时分，国民党军派出空军战斗机飞临汕头上空，飞行员回报指出，海面上发现有大批漂流物，该处海域并无「章江」、「剑门」两舰的踪迹，而共军的舰艇则编队返回汕头方向。
徐学海回忆：「这时我们心想，状况恶劣透了！」八月六日当天大清早，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黎玉玺，急电海军总司令刘广凯，称蒋介石在阳明山等他们上山出席「总统会报」，两人兼程赶赴阳明山官邸，赶到阳明山官邸，见老先生、蒋经国两人愁容满面，等刘广凯报告「章江」、「剑门」两舰遇袭沉没的经过，蒋介石脸色铁青，不发一语。
据当天在场的朱元琮将军形容，老先生听完刘广凯的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朱元琮将军事后回忆说，「八六海战」是为了登陆作战前夕对登陆目标进行巡弋侦察而造成的。这场海战的失败，严重影响了蒋老先生对国民党军反攻作战的信心和决心，一九六九年，蒋介石座车又不幸在阳明山遭逢车祸，老先生因病所累，年事日高，又无人能代替他作反攻决策。因此，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终于束诸高阁。
多年之后，蒋介石一位机要秘书接受笔者访谈时，回忆一幕相当令其感慨系之的亲身经历。那是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间，某个秋末冬初的下午，夕阳火红，满目萧飒，蒋介石步出台北市重庆南路「总统府」，坐上凯迪拉克七人座总统座车。「总统车队」像往昔日一样，沿着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朝「士林官邸」方向疾驶，中山北路是台北市南北走向的一条交通大动脉，也是当年台北整理得最整洁宽敞的一条大马路。
年近八旬的蒋介石，透过车窗，遥望天际夕阳，蓦地他猛然伸手用力拍打座车皮椅，「啪！」的一声，拍过椅子，老先生长长叹了一口气，最后还发出「哎呀！」感喟声。
上下班途中，机要秘书通常奉命随车坐在蒋介石左手边的座位上，随时听候使唤。那天机要秘书突见蒋介石猛然拍打座椅，误以为老先生要发脾气了，吓得直盯着蒋介石瞅，深怕是什么公务出了差错，触怒了老先生，观察了大半分钟，才晓得是蒋介石看着夕阳若有所思，不是发脾气。（按：若蒋介石偕宋美龄外出，机要秘书通常坐随从座车，宋美龄则坐在蒋介石同一部车的左后侧座位）
这位九旬长辈告诉笔者，据他推测，那段时间正是所谓「八六海战」吃败仗之后，老先生必定感慨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心心念念实现「反攻」迷梦，却又终难「圆梦」，千万愁绪涌上心头，才会突然拍座长叹。就在蒋介石和克莱因在阳明山密谈的同时，一支负责到大陆东南沿海侦察共军防备实况的特遣部队，已经一切就绪，随时可以整装待发。照「国光作业室」的安排，这批特遣人员如果任务顺利，国民党军将多管齐下同时从金门、澎湖、台湾各个兵力集结地点，朝预定登陆地点进发──这个预定的反攻登陆地点，首要目标是广东沿海，其次是福建沿海。蒋先生的构想中，国民党军应该像一把刀，从广东插进越南的大后方，表面上为截断越南补给线，实际上是遂行其「反攻」计划，然后，他可以重演一九二五年的陈年剧目，循着北伐战争的路线，一路直逼北京。当然，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真实的世界可不那么如意。
我们再把场景拉到阳明山，那场原本极具历史意义的蒋、克密会的实况。根据大溪档案记载，当天与会的人，除了蒋介石、克莱因两人，在场者还有宋美龄、「国防部长」蒋经国、「外交部长」沈昌焕、美国大使馆代办高立夫、「新闻局长」沈剑虹（担任会谈翻译）
会谈从亚洲局势和世界各国局势谈起，蒋介石和克莱因谈到末尾，将谈话重点从那时正打得如火如荼的越南战争，直接谈到大陆核子试爆与制造原子弹对台湾造成了严重威胁。蒋介石告诉克莱恩：「越战将无法在越南内部来求解决，而必须在越南以外地区来求得解决，这是我对美国朋友的忠告，去秋共０（按：蒋介石对大陆方面的轻蔑称呼）作第一次核子试爆后，我曾对你说明了亚洲局势之严重性，而今第二次试爆以后，更加上了一层阴影。第一次试爆后，共０说：不投降就要毁灭，现在第二次试爆以后，共０又说：不是统一就是灭亡。」
蒋介石接着说：「共０对于核子武器能力，倘以一月制造核弹一颗来论，一年就有十二颗；而事实上祗要三颗，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因之我们不但不能再等一年，就是半年亦等不及了。共０对外宣传，说他现有核弹可以炸毁台湾，届时即是第七舰队要来保卫台湾，亦不可能了。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美国在目前祗注意越战而忽略中国情势，须知越南与中国是不可分开的问题的一体两面。」从蒋介石告诉克莱因的这段话，可以得知，他之所以选择一九六五年四月，成立「国光作业室」，积极搞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其目的和动机，有很大一部份原因，与大陆制造原子弹，造成蒋介石心理恐慌，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所以，蒋介石说的「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是最最关键性的一句话。蒋介石时时刻刻担心大陆把原子弹「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
一九六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大陆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耳里，大陆方面研制原子弹成功，蒋介石震惊之余，他一度希望以强烈的武装反制行动，摧毁大陆的核子弹相关设施。数日之后，蒋老先生在台北石牌对一群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说：「我们只有战，才有生路；不战，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共产党原子弹轰炸下而死，不如战死；与其死在台湾，不如死在大陆；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不如战死在战场。」一九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号，蒋介石在金门对一群国民党军干部说：「我明年就是八十岁的人，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带着你们打回大陆去。」
可以这么说，三个重要因素促使蒋介石急于在一九六五年，发动一场具有决定性的「反攻大陆」战争。这三个重要因素是：一、中共研制成功原子弹；二、越战的持续扩大；三、蒋介石担心自己年寿有限，他必须尽早发动反攻战争。
蒋介石与克莱因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号，进行第二场密谈。这场密谈的最高潮，无疑乃是「反攻大陆」问题，蒋介石希望透过克莱因，向华盛顿当局宣示国党当局的「反攻」军事行动，实际上是要对越南的美军部队施以援手，作援魏救赵之举。蒋介石希望以协助越南美军为出发点，能争取美国对其「反攻大陆」行动的认同。
蒋介石向克莱因提出他的「锦囊妙计」──实质上这套方案根本就是众多「反攻大陆」方案之一，蒋介石向克莱因娓娓道来：「…此种间接帮助美国解决越战之方式，可以将中国军队在沿海适当地点，及北越后方登陆，或着陆以牵制匪军并打击北越后方。因为吾人是独立作战，与美国及苏俄均无关，且距越战范围尚有一段距离，吾人之目标是为拯救大陆同胞，恢复中国人民之自由，自然不会牵连美国。」
蒋介石明确告知克莱因国民党军预备登岸地点：「吾人如在广东或福建，最好是在广东来攻打共０，即可切断共０接济北越交通线，因为共０接济北越之物资，都是自广东经由陆路及水路而运入北越。此一构想如能实现，则越南问题不解决也能解决，余之所以认为最好是在广东，是因为能占领广东，即可控制香港，断绝共０经济生命线百分之七十，且控制广东，亦可以切断共０通往北越之海陆交通线，断绝所有运往北越物资之来源，使越南问题容易解决。其次广东人民及社会团体反共情绪高涨，一旦国军反攻，必可群起响应，此种情绪与福建不同，因为在福建必须先能占领若干战略要点，并且初期作战能获顺利进展，才能使人民起而响应，其性质较为缓进，不如广东之反应迅速。余认为惟有采取此一办法，方能缩短越战之时间，帮助美国减轻负担，减少美国在越战中之危险性，既可使美国赢得和平，又可使中华民国恢复人民之自由，此对中美双方均属有利，余深信让中华民国国军独立对匪作战，决不会牵连越南、美国与苏俄，因为其性质纯粹是内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
克莱因针对蒋介石提及有关越战及「反攻大陆」的各点说法，也作出了他的回应，克莱因说：「美方态度，是以美军在越南与共党作战，被消耗之程度为转移。如果美国认为共０确实对美国实施消耗战，且美军在越南被消耗之程度逐渐增大，则可能促使美国改变其对中华民国反攻大陆行动之态度。」
克莱因这段答复，已经间接且委婉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迄今仍反对国民党当局对大陆动武。
克莱因接着又说：「吾人必须能确实判明，亚洲发生全面战争时，苏俄不致于介入之情况，并且要培养美国人民心理，使其不以为此一战争是由『中华民国』政府所引起，而是由于中共，使此一战争不可避免者。在美国有许多对中华民国不友好人士，亦可能指责中华民国政府引起此一战争。故吾人必须特别谨慎，等待最好时机来发动对中国大陆之攻击，使世人将战争责任归罪于中共，此种时机之到来已日益接近，美国多数人亦已经觉悟，对美国之真正威胁是来自北平。」
其实克莱因这段答复蒋介石的话，重心是在这句：「吾人必须特别谨慎，等待最好时机来发动对中国大陆之攻击，使世人将战争责任归罪于中共，此种时机之到来已日益接近…。」
克莱因的这句话一方面明告蒋介石，所谓「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尚未降临。并举全美国一年车祸死亡人数，和过去一年越战死亡人数作比较，他说：「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在越战死亡不过五百人，而每年在美国因车祸而丧生者有五万人之多。也许在今后一年半载，美国人民会明白认识中共是在逼迫美国打消耗战，本人相信届时美国人民之反应一定很激烈，并且愿意拿出最大之力量，或者使用中华民国之军队在越南作战。本人认为在今后一年内，总统之卓见将会迅速为美国人所接受。蒋介石显然不以为然，他坚称现在是「反攻大陆」的最佳时机，而非一年之后，他所持的理由是：「余想再从共匪之立场，以说明共０对越战之阴谋：（一）拖延越战时间；（二）引发越南人民厌战及反美心理；（三）打击在越美军之士气；（四）引起美国人民厌战心理，并反对美国政府；（五）利用越南政府及军队内部之不稳，加强进行渗透颠覆，越战之拖延只有对共党有利，同时亦将使美国遭遇更大之困难，此点应特别注意，请你报告约翰逊总统，须知共匪绝不容许美国再有等待一年之时间，如果错过了时间，则越南问题益将不可收拾。」
在会谈接近尾声时，蒋介石仍再三强调：「越战之拖延，只有对共党有利，同时亦将使美国遭遇更大之困难，此点应特别注意，请你报告约翰逊总统，须知共匪绝不容许美国再有等待一年之时间，如果错过了时间，则越南问题益将不可收拾。」
总的说来，蒋介石借着和克莱因的密谈，原想「投石问路」，看看克莱因的态度和意见，同时，也等于透过克莱因向美国当局「打招呼」，暗示美国当局国民党当局准备动手了。因为，照蒋美之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遇有重大军事行动，必须事前知会对方。
然而，克莱因恐怕做梦都想不到，这次的密会之后三天，就在蒋介石声称最适合「反攻大陆」地点的广东、福建交界的一处海岸，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海战，国民党海军在那场海战中吃了大败仗，此即所谓的「八六海战」，这场突发的海战，改变了蒋介石原定的「反攻大陆」大战略，甚至使得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走入历史。
据国民党军海军中将徐学海说，这场突发的海战，导因是陆军总部要派十几个特种作战队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实施侦察与袭扰。
据了解，这项行动主要是为尔后的「反攻大陆」作战预作准备，而非真正的反攻军事行动。徐学海在回忆中指出，海军为了慎重起见，特别成立了「海啸一号」督导小组，副总司令冯启聪中将率领了五位督战官，进驻台湾左营，专门督导这项作战计划。
陆军总部执行的任务，名为「点火行动」，多半是由情报局和陆军总部辖下的一个特种部队，负责联合执行。所谓「点火行动」，就是派遣「特种人员」──蛙兵、或者特务人员，到大陆沿海的特定地点执行破坏、袭扰、侦察、或者搜集情报等任务。
海军方面虽然由作战部门的助理参谋长室负责，派遣船只舰艇接送要到大陆执行任务的特种人员，但是，至于特种人员到大陆执行任务的内容，海军方面是从来不过问也无权过问的。所以，海军只管派船接送，不管人员的任务执行事宜，而陆军总部和情报局，也不过问海军的计划安排，只要海军安然把人接送到预定地点。
据徐学海回忆，最常执行的任务，就是把人送到金门、马祖，再由蛙人部队划着橡皮艇渗透到对岸去从事任务。这些特种人员通常会拿回厦门电影院的戏票、公车票等「证物」，证明他们曾经进入预定的地点活动。
前述「海啸一号」人员，即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按预定的计划，把十余名特种人员接上军舰，参加这次行动的军舰，是「剑门」和「章江」两条兵舰。海军总部因相当重视「海啸一号」行动，故而组成一个任务舰队，委派胡嘉恒少将担任舰队指挥官.
「剑门」舰刚于一九六五年初，从美军手上接收过来，是一艘巡逻舰，船舰机械情况相当良好，舰长是王韫山上校。「章江」舰在国民党海军的分级标准上，属于「江」字号的舰艇，是一条小型驱潜舰，舰长名李准。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剑门」和「章江」两舰从台湾高雄左营军港启航。为了混淆对岸大陆雷达系统，这两条军舰故意绕行到香港外海，再往北航驶，让大陆军方误以为两舰是前往香港的普通商船。两舰航行到广东、福建两省交界处的东山岛附近，将突击队人员放到海面，旋即驶离现场，在约定时间再冲进会合区的水域，把突击队人员接回舰上。
事实上，「剑门」和「章江」这两条军舰驶离高雄时，大陆的「观通系统」早已辨识出这是两条军舰，而不是商用船只。大陆方面的南海舰队根据情报判断，国民党军这两艘军舰可能在东山岛海进行偷袭，或对大陆渔民进行心战活动，于是预为布署，以逸待劳，组织了一支突击船队。广东汕头水警区护卫艇四十一大队派遣护卫艇四艘、快艇十一大队也派遣鱼雷艇四艘，在八月五日晚间九时至二十四时，配合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的参战舰艇，分别编队起航，驶往预定海域等待「剑门」、「章江」。
南海舰队指挥员经共军总参谋部核准，将这次与「剑门」、「章江」接战的准则定为「放至近岸、协同突击、一一击破」。因为「剑门」、「章江」两舰的行踪与目的早已被识破，共军首先以高速炮艇数艘围攻「章江」。根据共军方面的说法，炮火炙烈之际，「剑门」一面还击，却一面往东撤离战场，留下「章江」在接战区，独力作战，以致被共军四艘护卫艇紧紧缠住，共军护卫艇从五百米逼近到一百米以内。「章江」舰被击中，舰身起火，企图往后方逃脱，共军两艘快艇加速冲击堵击。据徐学海将军的回忆称，「章江」舰的弹药库中弹，起火爆炸，艇身很快下沉。
徐学海将军指出，「剑门」舰发现「章江」舰遭共军舰艇包围，驰援参战，但「剑门」舰却由于舰舷较高，共军炮艇迫近时，「剑门」舰火炮形成死角，打不到位于舰舷下方，迫近「剑门」舰的共军舰艇。这时，共军舰艇趁势以机关枪猛烈射击「剑门」舰甲板上的国民党军官兵。徐学海说，「剑门」舰的舰面官兵几几乎悉数遭机关枪射杀，紧接着，在「剑门」舰官兵几乎已失去回击能力时，共军鱼雷快艇接近「剑门」舰，施放三枚鱼雷重创该舰。在「剑门」舰上的指挥官胡嘉恒少将，身负重伤，受震落海死亡，舰长王韫山上校头部重伤受震落海后，被共军俘获。
八月六日凌晨五时二十分，海战结束，「章江」、「剑门」相继葬身鱼腹。据徐学海将军回忆，清晨四、五点钟时，台北通信站按既定时间呼叫负责战术指挥的「剑门」舰，未获响应，随后不断呼叫，断断续续收到「剑门」舰无线电微弱的回复，徐学海怀疑这讯号是共军冒用频道出呼。到清晨时分，国民党军派出空军战斗机飞临汕头上空，飞行员回报指出，海面上发现有大批漂流物，该处海域并无「章江」、「剑门」两舰的踪迹，而共军的舰艇则编队返回汕头方向。
徐学海回忆：「这时我们心想，状况恶劣透了！」八月六日当天大清早，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黎玉玺，急电海军总司令刘广凯，称蒋介石在阳明山等他们上山出席「总统会报」，两人兼程赶赴阳明山官邸，赶到阳明山官邸，见老先生、蒋经国两人愁容满面，等刘广凯报告「章江」、「剑门」两舰遇袭沉没的经过，蒋介石脸色铁青，不发一语。
据当天在场的朱元琮将军形容，老先生听完刘广凯的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朱元琮将军事后回忆说，「八六海战」是为了登陆作战前夕对登陆目标进行巡弋侦察而造成的。这场海战的失败，严重影响了蒋老先生对国民党军反攻作战的信心和决心，一九六九年，蒋介石座车又不幸在阳明山遭逢车祸，老先生因病所累，年事日高，又无人能代替他作反攻决策。因此，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终于束诸高阁。
多年之后，蒋介石一位机要秘书接受笔者访谈时，回忆一幕相当令其感慨系之的亲身经历。那是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间，某个秋末冬初的下午，夕阳火红，满目萧飒，蒋介石步出台北市重庆南路「总统府」，坐上凯迪拉克七人座总统座车。「总统车队」像往昔日一样，沿着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朝「士林官邸」方向疾驶，中山北路是台北市南北走向的一条交通大动脉，也是当年台北整理得最整洁宽敞的一条大马路。
年近八旬的蒋介石，透过车窗，遥望天际夕阳，蓦地他猛然伸手用力拍打座车皮椅，「啪！」的一声，拍过椅子，老先生长长叹了一口气，最后还发出「哎呀！」感喟声。
上下班途中，机要秘书通常奉命随车坐在蒋介石左手边的座位上，随时听候使唤。那天机要秘书突见蒋介石猛然拍打座椅，误以为老先生要发脾气了，吓得直盯着蒋介石瞅，深怕是什么公务出了差错，触怒了老先生，观察了大半分钟，才晓得是蒋介石看着夕阳若有所思，不是发脾气。（按：若蒋介石偕宋美龄外出，机要秘书通常坐随从座车，宋美龄则坐在蒋介石同一部车的左后侧座位）
这位九旬长辈告诉笔者，据他推测，那段时间正是所谓「八六海战」吃败仗之后，老先生必定感慨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心心念念实现「反攻」迷梦，却又终难「圆梦」，千万愁绪涌上心头，才会突然拍座长叹。
我们再把场景拉到阳明山，那场原本极具历史意义的蒋、克密会的实况。根据大溪档案记载，当天与会的人，除了蒋介石、克莱因两人，在场者还有宋美龄、「国防部长」蒋经国、「外交部长」沈昌焕、美国大使馆代办高立夫、「新闻局长」沈剑虹（担任会谈翻译）
会谈从亚洲局势和世界各国局势谈起，蒋介石和克莱因谈到末尾，将谈话重点从那时正打得如火如荼的越南战争，直接谈到大陆核子试爆与制造原子弹对台湾造成了严重威胁。蒋介石告诉克莱恩：「越战将无法在越南内部来求解决，而必须在越南以外地区来求得解决，这是我对美国朋友的忠告，去秋共０（按：蒋介石对大陆方面的轻蔑称呼）作第一次核子试爆后，我曾对你说明了亚洲局势之严重性，而今第二次试爆以后，更加上了一层阴影。第一次试爆后，共０说：不投降就要毁灭，现在第二次试爆以后，共０又说：不是统一就是灭亡。」
蒋介石接着说：「共０对于核子武器能力，倘以一月制造核弹一颗来论，一年就有十二颗；而事实上祗要三颗，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因之我们不但不能再等一年，就是半年亦等不及了。共０对外宣传，说他现有核弹可以炸毁台湾，届时即是第七舰队要来保卫台湾，亦不可能了。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美国在目前祗注意越战而忽略中国情势，须知越南与中国是不可分开的问题的一体两面。」从蒋介石告诉克莱因的这段话，可以得知，他之所以选择一九六五年四月，成立「国光作业室」，积极搞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其目的和动机，有很大一部份原因，与大陆制造原子弹，造成蒋介石心理恐慌，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所以，蒋介石说的「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是最最关键性的一句话。蒋介石时时刻刻担心大陆把原子弹「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
一九六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大陆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耳里，大陆方面研制原子弹成功，蒋介石震惊之余，他一度希望以强烈的武装反制行动，摧毁大陆的核子弹相关设施。数日之后，蒋老先生在台北石牌对一群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说：「我们只有战，才有生路；不战，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共产党原子弹轰炸下而死，不如战死；与其死在台湾，不如死在大陆；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不如战死在战场。」一九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号，蒋介石在金门对一群国民党军干部说：「我明年就是八十岁的人，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带着你们打回大陆去。」
可以这么说，三个重要因素促使蒋介石急于在一九六五年，发动一场具有决定性的「反攻大陆」战争。这三个重要因素是：一、中共研制成功原子弹；二、越战的持续扩大；三、蒋介石担心自己年寿有限，他必须尽早发动反攻战争。
蒋介石与克莱因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号，进行第二场密谈。这场密谈的最高潮，无疑乃是「反攻大陆」问题，蒋介石希望透过克莱因，向华盛顿当局宣示国党当局的「反攻」军事行动，实际上是要对越南的美军部队施以援手，作援魏救赵之举。蒋介石希望以协助越南美军为出发点，能争取美国对其「反攻大陆」行动的认同。
蒋介石向克莱因提出他的「锦囊妙计」──实质上这套方案根本就是众多「反攻大陆」方案之一，蒋介石向克莱因娓娓道来：「…此种间接帮助美国解决越战之方式，可以将中国军队在沿海适当地点，及北越后方登陆，或着陆以牵制匪军并打击北越后方。因为吾人是独立作战，与美国及苏俄均无关，且距越战范围尚有一段距离，吾人之目标是为拯救大陆同胞，恢复中国人民之自由，自然不会牵连美国。」
蒋介石明确告知克莱因国民党军预备登岸地点：「吾人如在广东或福建，最好是在广东来攻打共０，即可切断共０接济北越交通线，因为共０接济北越之物资，都是自广东经由陆路及水路而运入北越。此一构想如能实现，则越南问题不解决也能解决，余之所以认为最好是在广东，是因为能占领广东，即可控制香港，断绝共０经济生命线百分之七十，且控制广东，亦可以切断共０通往北越之海陆交通线，断绝所有运往北越物资之来源，使越南问题容易解决。其次广东人民及社会团体反共情绪高涨，一旦国军反攻，必可群起响应，此种情绪与福建不同，因为在福建必须先能占领若干战略要点，并且初期作战能获顺利进展，才能使人民起而响应，其性质较为缓进，不如广东之反应迅速。余认为惟有采取此一办法，方能缩短越战之时间，帮助美国减轻负担，减少美国在越战中之危险性，既可使美国赢得和平，又可使中华民国恢复人民之自由，此对中美双方均属有利，余深信让中华民国国军独立对匪作战，决不会牵连越南、美国与苏俄，因为其性质纯粹是内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
克莱因针对蒋介石提及有关越战及「反攻大陆」的各点说法，也作出了他的回应，克莱因说：「美方态度，是以美军在越南与共党作战，被消耗之程度为转移。如果美国认为共０确实对美国实施消耗战，且美军在越南被消耗之程度逐渐增大，则可能促使美国改变其对中华民国反攻大陆行动之态度。」
克莱因这段答复，已经间接且委婉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迄今仍反对国民党当局对大陆动武。
克莱因接着又说：「吾人必须能确实判明，亚洲发生全面战争时，苏俄不致于介入之情况，并且要培养美国人民心理，使其不以为此一战争是由『中华民国』政府所引起，而是由于中共，使此一战争不可避免者。在美国有许多对中华民国不友好人士，亦可能指责中华民国政府引起此一战争。故吾人必须特别谨慎，等待最好时机来发动对中国大陆之攻击，使世人将战争责任归罪于中共，此种时机之到来已日益接近，美国多数人亦已经觉悟，对美国之真正威胁是来自北平。」
其实克莱因这段答复蒋介石的话，重心是在这句：「吾人必须特别谨慎，等待最好时机来发动对中国大陆之攻击，使世人将战争责任归罪于中共，此种时机之到来已日益接近…。」
克莱因的这句话一方面明告蒋介石，所谓「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尚未降临。并举全美国一年车祸死亡人数，和过去一年越战死亡人数作比较，他说：「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在越战死亡不过五百人，而每年在美国因车祸而丧生者有五万人之多。也许在今后一年半载，美国人民会明白认识中共是在逼迫美国打消耗战，本人相信届时美国人民之反应一定很激烈，并且愿意拿出最大之力量，或者使用中华民国之军队在越南作战。本人认为在今后一年内，总统之卓见将会迅速为美国人所接受。蒋介石显然不以为然，他坚称现在是「反攻大陆」的最佳时机，而非一年之后，他所持的理由是：「余想再从共匪之立场，以说明共０对越战之阴谋：（一）拖延越战时间；（二）引发越南人民厌战及反美心理；（三）打击在越美军之士气；（四）引起美国人民厌战心理，并反对美国政府；（五）利用越南政府及军队内部之不稳，加强进行渗透颠覆，越战之拖延只有对共党有利，同时亦将使美国遭遇更大之困难，此点应特别注意，请你报告约翰逊总统，须知共匪绝不容许美国再有等待一年之时间，如果错过了时间，则越南问题益将不可收拾。」
在会谈接近尾声时，蒋介石仍再三强调：「越战之拖延，只有对共党有利，同时亦将使美国遭遇更大之困难，此点应特别注意，请你报告约翰逊总统，须知共匪绝不容许美国再有等待一年之时间，如果错过了时间，则越南问题益将不可收拾。」
总的说来，蒋介石借着和克莱因的密谈，原想「投石问路」，看看克莱因的态度和意见，同时，也等于透过克莱因向美国当局「打招呼」，暗示美国当局国民党当局准备动手了。因为，照蒋美之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遇有重大军事行动，必须事前知会对方。
然而，克莱因恐怕做梦都想不到，这次的密会之后三天，就在蒋介石声称最适合「反攻大陆」地点的广东、福建交界的一处海岸，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海战，国民党海军在那场海战中吃了大败仗，此即所谓的「八六海战」，这场突发的海战，改变了蒋介石原定的「反攻大陆」大战略，甚至使得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走入历史。
据国民党军海军中将徐学海说，这场突发的海战，导因是陆军总部要派十几个特种作战队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实施侦察与袭扰。
据了解，这项行动主要是为尔后的「反攻大陆」作战预作准备，而非真正的反攻军事行动。徐学海在回忆中指出，海军为了慎重起见，特别成立了「海啸一号」督导小组，副总司令冯启聪中将率领了五位督战官，进驻台湾左营，专门督导这项作战计划。
陆军总部执行的任务，名为「点火行动」，多半是由情报局和陆军总部辖下的一个特种部队，负责联合执行。所谓「点火行动」，就是派遣「特种人员」──蛙兵、或者特务人员，到大陆沿海的特定地点执行破坏、袭扰、侦察、或者搜集情报等任务。
海军方面虽然由作战部门的助理参谋长室负责，派遣船只舰艇接送要到大陆执行任务的特种人员，但是，至于特种人员到大陆执行任务的内容，海军方面是从来不过问也无权过问的。所以，海军只管派船接送，不管人员的任务执行事宜，而陆军总部和情报局，也不过问海军的计划安排，只要海军安然把人接送到预定地点。
据徐学海回忆，最常执行的任务，就是把人送到金门、马祖，再由蛙人部队划着橡皮艇渗透到对岸去从事任务。这些特种人员通常会拿回厦门电影院的戏票、公车票等「证物」，证明他们曾经进入预定的地点活动。
前述「海啸一号」人员，即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按预定的计划，把十余名特种人员接上军舰，参加这次行动的军舰，是「剑门」和「章江」两条兵舰。海军总部因相当重视「海啸一号」行动，故而组成一个任务舰队，委派胡嘉恒少将担任舰队指挥官.
「剑门」舰刚于一九六五年初，从美军手上接收过来，是一艘巡逻舰，船舰机械情况相当良好，舰长是王韫山上校。「章江」舰在国民党海军的分级标准上，属于「江」字号的舰艇，是一条小型驱潜舰，舰长名李准。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剑门」和「章江」两舰从台湾高雄左营军港启航。为了混淆对岸大陆雷达系统，这两条军舰故意绕行到香港外海，再往北航驶，让大陆军方误以为两舰是前往香港的普通商船。两舰航行到广东、福建两省交界处的东山岛附近，将突击队人员放到海面，旋即驶离现场，在约定时间再冲进会合区的水域，把突击队人员接回舰上。
事实上，「剑门」和「章江」这两条军舰驶离高雄时，大陆的「观通系统」早已辨识出这是两条军舰，而不是商用船只。大陆方面的南海舰队根据情报判断，国民党军这两艘军舰可能在东山岛海进行偷袭，或对大陆渔民进行心战活动，于是预为布署，以逸待劳，组织了一支突击船队。广东汕头水警区护卫艇四十一大队派遣护卫艇四艘、快艇十一大队也派遣鱼雷艇四艘，在八月五日晚间九时至二十四时，配合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的参战舰艇，分别编队起航，驶往预定海域等待「剑门」、「章江」。
南海舰队指挥员经共军总参谋部核准，将这次与「剑门」、「章江」接战的准则定为「放至近岸、协同突击、一一击破」。因为「剑门」、「章江」两舰的行踪与目的早已被识破，共军首先以高速炮艇数艘围攻「章江」。根据共军方面的说法，炮火炙烈之际，「剑门」一面还击，却一面往东撤离战场，留下「章江」在接战区，独力作战，以致被共军四艘护卫艇紧紧缠住，共军护卫艇从五百米逼近到一百米以内。「章江」舰被击中，舰身起火，企图往后方逃脱，共军两艘快艇加速冲击堵击。据徐学海将军的回忆称，「章江」舰的弹药库中弹，起火爆炸，艇身很快下沉。
徐学海将军指出，「剑门」舰发现「章江」舰遭共军舰艇包围，驰援参战，但「剑门」舰却由于舰舷较高，共军炮艇迫近时，「剑门」舰火炮形成死角，打不到位于舰舷下方，迫近「剑门」舰的共军舰艇。这时，共军舰艇趁势以机关枪猛烈射击「剑门」舰甲板上的国民党军官兵。徐学海说，「剑门」舰的舰面官兵几几乎悉数遭机关枪射杀，紧接着，在「剑门」舰官兵几乎已失去回击能力时，共军鱼雷快艇接近「剑门」舰，施放三枚鱼雷重创该舰。在「剑门」舰上的指挥官胡嘉恒少将，身负重伤，受震落海死亡，舰长王韫山上校头部重伤受震落海后，被共军俘获。
八月六日凌晨五时二十分，海战结束，「章江」、「剑门」相继葬身鱼腹。据徐学海将军回忆，清晨四、五点钟时，台北通信站按既定时间呼叫负责战术指挥的「剑门」舰，未获响应，随后不断呼叫，断断续续收到「剑门」舰无线电微弱的回复，徐学海怀疑这讯号是共军冒用频道出呼。到清晨时分，国民党军派出空军战斗机飞临汕头上空，飞行员回报指出，海面上发现有大批漂流物，该处海域并无「章江」、「剑门」两舰的踪迹，而共军的舰艇则编队返回汕头方向。
徐学海回忆：「这时我们心想，状况恶劣透了！」八月六日当天大清早，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黎玉玺，急电海军总司令刘广凯，称蒋介石在阳明山等他们上山出席「总统会报」，两人兼程赶赴阳明山官邸，赶到阳明山官邸，见老先生、蒋经国两人愁容满面，等刘广凯报告「章江」、「剑门」两舰遇袭沉没的经过，蒋介石脸色铁青，不发一语。
据当天在场的朱元琮将军形容，老先生听完刘广凯的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朱元琮将军事后回忆说，「八六海战」是为了登陆作战前夕对登陆目标进行巡弋侦察而造成的。这场海战的失败，严重影响了蒋老先生对国民党军反攻作战的信心和决心，一九六九年，蒋介石座车又不幸在阳明山遭逢车祸，老先生因病所累，年事日高，又无人能代替他作反攻决策。因此，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终于束诸高阁。
多年之后，蒋介石一位机要秘书接受笔者访谈时，回忆一幕相当令其感慨系之的亲身经历。那是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间，某个秋末冬初的下午，夕阳火红，满目萧飒，蒋介石步出台北市重庆南路「总统府」，坐上凯迪拉克七人座总统座车。「总统车队」像往昔日一样，沿着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朝「士林官邸」方向疾驶，中山北路是台北市南北走向的一条交通大动脉，也是当年台北整理得最整洁宽敞的一条大马路。
年近八旬的蒋介石，透过车窗，遥望天际夕阳，蓦地他猛然伸手用力拍打座车皮椅，「啪！」的一声，拍过椅子，老先生长长叹了一口气，最后还发出「哎呀！」感喟声。
上下班途中，机要秘书通常奉命随车坐在蒋介石左手边的座位上，随时听候使唤。那天机要秘书突见蒋介石猛然拍打座椅，误以为老先生要发脾气了，吓得直盯着蒋介石瞅，深怕是什么公务出了差错，触怒了老先生，观察了大半分钟，才晓得是蒋介石看着夕阳若有所思，不是发脾气。（按：若蒋介石偕宋美龄外出，机要秘书通常坐随从座车，宋美龄则坐在蒋介石同一部车的左后侧座位）
这位九旬长辈告诉笔者，据他推测，那段时间正是所谓「八六海战」吃败仗之后，老先生必定感慨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心心念念实现「反攻」迷梦，却又终难「圆梦」，千万愁绪涌上心头，才会突然拍座长叹。就在蒋介石和克莱因在阳明山密谈的同时，一支负责到大陆东南沿海侦察共军防备实况的特遣部队，已经一切就绪，随时可以整装待发。照「国光作业室」的安排，这批特遣人员如果任务顺利，国民党军将多管齐下同时从金门、澎湖、台湾各个兵力集结地点，朝预定登陆地点进发──这个预定的反攻登陆地点，首要目标是广东沿海，其次是福建沿海。蒋先生的构想中，国民党军应该像一把刀，从广东插进越南的大后方，表面上为截断越南补给线，实际上是遂行其「反攻」计划，然后，他可以重演一九二五年的陈年剧目，循着北伐战争的路线，一路直逼北京。当然，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真实的世界可不那么如意。
我们再把场景拉到阳明山，那场原本极具历史意义的蒋、克密会的实况。根据大溪档案记载，当天与会的人，除了蒋介石、克莱因两人，在场者还有宋美龄、「国防部长」蒋经国、「外交部长」沈昌焕、美国大使馆代办高立夫、「新闻局长」沈剑虹（担任会谈翻译）
会谈从亚洲局势和世界各国局势谈起，蒋介石和克莱因谈到末尾，将谈话重点从那时正打得如火如荼的越南战争，直接谈到大陆核子试爆与制造原子弹对台湾造成了严重威胁。蒋介石告诉克莱恩：「越战将无法在越南内部来求解决，而必须在越南以外地区来求得解决，这是我对美国朋友的忠告，去秋共０（按：蒋介石对大陆方面的轻蔑称呼）作第一次核子试爆后，我曾对你说明了亚洲局势之严重性，而今第二次试爆以后，更加上了一层阴影。第一次试爆后，共０说：不投降就要毁灭，现在第二次试爆以后，共０又说：不是统一就是灭亡。」
蒋介石接着说：「共０对于核子武器能力，倘以一月制造核弹一颗来论，一年就有十二颗；而事实上祗要三颗，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因之我们不但不能再等一年，就是半年亦等不及了。共０对外宣传，说他现有核弹可以炸毁台湾，届时即是第七舰队要来保卫台湾，亦不可能了。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美国在目前祗注意越战而忽略中国情势，须知越南与中国是不可分开的问题的一体两面。」从蒋介石告诉克莱因的这段话，可以得知，他之所以选择一九六五年四月，成立「国光作业室」，积极搞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其目的和动机，有很大一部份原因，与大陆制造原子弹，造成蒋介石心理恐慌，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所以，蒋介石说的「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是最最关键性的一句话。蒋介石时时刻刻担心大陆把原子弹「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
一九六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大陆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耳里，大陆方面研制原子弹成功，蒋介石震惊之余，他一度希望以强烈的武装反制行动，摧毁大陆的核子弹相关设施。数日之后，蒋老先生在台北石牌对一群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说：「我们只有战，才有生路；不战，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共产党原子弹轰炸下而死，不如战死；与其死在台湾，不如死在大陆；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不如战死在战场。」一九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号，蒋介石在金门对一群国民党军干部说：「我明年就是八十岁的人，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带着你们打回大陆去。」
可以这么说，三个重要因素促使蒋介石急于在一九六五年，发动一场具有决定性的「反攻大陆」战争。这三个重要因素是：一、中共研制成功原子弹；二、越战的持续扩大；三、蒋介石担心自己年寿有限，他必须尽早发动反攻战争。
蒋介石与克莱因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号，进行第二场密谈。这场密谈的最高潮，无疑乃是「反攻大陆」问题，蒋介石希望透过克莱因，向华盛顿当局宣示国党当局的「反攻」军事行动，实际上是要对越南的美军部队施以援手，作援魏救赵之举。蒋介石希望以协助越南美军为出发点，能争取美国对其「反攻大陆」行动的认同。
蒋介石向克莱因提出他的「锦囊妙计」──实质上这套方案根本就是众多「反攻大陆」方案之一，蒋介石向克莱因娓娓道来：「…此种间接帮助美国解决越战之方式，可以将中国军队在沿海适当地点，及北越后方登陆，或着陆以牵制匪军并打击北越后方。因为吾人是独立作战，与美国及苏俄均无关，且距越战范围尚有一段距离，吾人之目标是为拯救大陆同胞，恢复中国人民之自由，自然不会牵连美国。」
蒋介石明确告知克莱因国民党军预备登岸地点：「吾人如在广东或福建，最好是在广东来攻打共０，即可切断共０接济北越交通线，因为共０接济北越之物资，都是自广东经由陆路及水路而运入北越。此一构想如能实现，则越南问题不解决也能解决，余之所以认为最好是在广东，是因为能占领广东，即可控制香港，断绝共０经济生命线百分之七十，且控制广东，亦可以切断共０通往北越之海陆交通线，断绝所有运往北越物资之来源，使越南问题容易解决。其次广东人民及社会团体反共情绪高涨，一旦国军反攻，必可群起响应，此种情绪与福建不同，因为在福建必须先能占领若干战略要点，并且初期作战能获顺利进展，才能使人民起而响应，其性质较为缓进，不如广东之反应迅速。余认为惟有采取此一办法，方能缩短越战之时间，帮助美国减轻负担，减少美国在越战中之危险性，既可使美国赢得和平，又可使中华民国恢复人民之自由，此对中美双方均属有利，余深信让中华民国国军独立对匪作战，决不会牵连越南、美国与苏俄，因为其性质纯粹是内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
克莱因针对蒋介石提及有关越战及「反攻大陆」的各点说法，也作出了他的回应，克莱因说：「美方态度，是以美军在越南与共党作战，被消耗之程度为转移。如果美国认为共０确实对美国实施消耗战，且美军在越南被消耗之程度逐渐增大，则可能促使美国改变其对中华民国反攻大陆行动之态度。」
克莱因这段答复，已经间接且委婉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迄今仍反对国民党当局对大陆动武。
克莱因接着又说：「吾人必须能确实判明，亚洲发生全面战争时，苏俄不致于介入之情况，并且要培养美国人民心理，使其不以为此一战争是由『中华民国』政府所引起，而是由于中共，使此一战争不可避免者。在美国有许多对中华民国不友好人士，亦可能指责中华民国政府引起此一战争。故吾人必须特别谨慎，等待最好时机来发动对中国大陆之攻击，使世人将战争责任归罪于中共，此种时机之到来已日益接近，美国多数人亦已经觉悟，对美国之真正威胁是来自北平。」
其实克莱因这段答复蒋介石的话，重心是在这句：「吾人必须特别谨慎，等待最好时机来发动对中国大陆之攻击，使世人将战争责任归罪于中共，此种时机之到来已日益接近…。」
克莱因的这句话一方面明告蒋介石，所谓「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尚未降临。并举全美国一年车祸死亡人数，和过去一年越战死亡人数作比较，他说：「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在越战死亡不过五百人，而每年在美国因车祸而丧生者有五万人之多。也许在今后一年半载，美国人民会明白认识中共是在逼迫美国打消耗战，本人相信届时美国人民之反应一定很激烈，并且愿意拿出最大之力量，或者使用中华民国之军队在越南作战。本人认为在今后一年内，总统之卓见将会迅速为美国人所接受。蒋介石显然不以为然，他坚称现在是「反攻大陆」的最佳时机，而非一年之后，他所持的理由是：「余想再从共匪之立场，以说明共０对越战之阴谋：（一）拖延越战时间；（二）引发越南人民厌战及反美心理；（三）打击在越美军之士气；（四）引起美国人民厌战心理，并反对美国政府；（五）利用越南政府及军队内部之不稳，加强进行渗透颠覆，越战之拖延只有对共党有利，同时亦将使美国遭遇更大之困难，此点应特别注意，请你报告约翰逊总统，须知共匪绝不容许美国再有等待一年之时间，如果错过了时间，则越南问题益将不可收拾。」
在会谈接近尾声时，蒋介石仍再三强调：「越战之拖延，只有对共党有利，同时亦将使美国遭遇更大之困难，此点应特别注意，请你报告约翰逊总统，须知共匪绝不容许美国再有等待一年之时间，如果错过了时间，则越南问题益将不可收拾。」
总的说来，蒋介石借着和克莱因的密谈，原想「投石问路」，看看克莱因的态度和意见，同时，也等于透过克莱因向美国当局「打招呼」，暗示美国当局国民党当局准备动手了。因为，照蒋美之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遇有重大军事行动，必须事前知会对方。
然而，克莱因恐怕做梦都想不到，这次的密会之后三天，就在蒋介石声称最适合「反攻大陆」地点的广东、福建交界的一处海岸，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海战，国民党海军在那场海战中吃了大败仗，此即所谓的「八六海战」，这场突发的海战，改变了蒋介石原定的「反攻大陆」大战略，甚至使得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走入历史。
据国民党军海军中将徐学海说，这场突发的海战，导因是陆军总部要派十几个特种作战队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实施侦察与袭扰。
据了解，这项行动主要是为尔后的「反攻大陆」作战预作准备，而非真正的反攻军事行动。徐学海在回忆中指出，海军为了慎重起见，特别成立了「海啸一号」督导小组，副总司令冯启聪中将率领了五位督战官，进驻台湾左营，专门督导这项作战计划。
陆军总部执行的任务，名为「点火行动」，多半是由情报局和陆军总部辖下的一个特种部队，负责联合执行。所谓「点火行动」，就是派遣「特种人员」──蛙兵、或者特务人员，到大陆沿海的特定地点执行破坏、袭扰、侦察、或者搜集情报等任务。
海军方面虽然由作战部门的助理参谋长室负责，派遣船只舰艇接送要到大陆执行任务的特种人员，但是，至于特种人员到大陆执行任务的内容，海军方面是从来不过问也无权过问的。所以，海军只管派船接送，不管人员的任务执行事宜，而陆军总部和情报局，也不过问海军的计划安排，只要海军安然把人接送到预定地点。
据徐学海回忆，最常执行的任务，就是把人送到金门、马祖，再由蛙人部队划着橡皮艇渗透到对岸去从事任务。这些特种人员通常会拿回厦门电影院的戏票、公车票等「证物」，证明他们曾经进入预定的地点活动。
前述「海啸一号」人员，即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按预定的计划，把十余名特种人员接上军舰，参加这次行动的军舰，是「剑门」和「章江」两条兵舰。海军总部因相当重视「海啸一号」行动，故而组成一个任务舰队，委派胡嘉恒少将担任舰队指挥官.
「剑门」舰刚于一九六五年初，从美军手上接收过来，是一艘巡逻舰，船舰机械情况相当良好，舰长是王韫山上校。「章江」舰在国民党海军的分级标准上，属于「江」字号的舰艇，是一条小型驱潜舰，舰长名李准。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剑门」和「章江」两舰从台湾高雄左营军港启航。为了混淆对岸大陆雷达系统，这两条军舰故意绕行到香港外海，再往北航驶，让大陆军方误以为两舰是前往香港的普通商船。两舰航行到广东、福建两省交界处的东山岛附近，将突击队人员放到海面，旋即驶离现场，在约定时间再冲进会合区的水域，把突击队人员接回舰上。
事实上，「剑门」和「章江」这两条军舰驶离高雄时，大陆的「观通系统」早已辨识出这是两条军舰，而不是商用船只。大陆方面的南海舰队根据情报判断，国民党军这两艘军舰可能在东山岛海进行偷袭，或对大陆渔民进行心战活动，于是预为布署，以逸待劳，组织了一支突击船队。广东汕头水警区护卫艇四十一大队派遣护卫艇四艘、快艇十一大队也派遣鱼雷艇四艘，在八月五日晚间九时至二十四时，配合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的参战舰艇，分别编队起航，驶往预定海域等待「剑门」、「章江」。
南海舰队指挥员经共军总参谋部核准，将这次与「剑门」、「章江」接战的准则定为「放至近岸、协同突击、一一击破」。因为「剑门」、「章江」两舰的行踪与目的早已被识破，共军首先以高速炮艇数艘围攻「章江」。根据共军方面的说法，炮火炙烈之际，「剑门」一面还击，却一面往东撤离战场，留下「章江」在接战区，独力作战，以致被共军四艘护卫艇紧紧缠住，共军护卫艇从五百米逼近到一百米以内。「章江」舰被击中，舰身起火，企图往后方逃脱，共军两艘快艇加速冲击堵击。据徐学海将军的回忆称，「章江」舰的弹药库中弹，起火爆炸，艇身很快下沉。
徐学海将军指出，「剑门」舰发现「章江」舰遭共军舰艇包围，驰援参战，但「剑门」舰却由于舰舷较高，共军炮艇迫近时，「剑门」舰火炮形成死角，打不到位于舰舷下方，迫近「剑门」舰的共军舰艇。这时，共军舰艇趁势以机关枪猛烈射击「剑门」舰甲板上的国民党军官兵。徐学海说，「剑门」舰的舰面官兵几几乎悉数遭机关枪射杀，紧接着，在「剑门」舰官兵几乎已失去回击能力时，共军鱼雷快艇接近「剑门」舰，施放三枚鱼雷重创该舰。在「剑门」舰上的指挥官胡嘉恒少将，身负重伤，受震落海死亡，舰长王韫山上校头部重伤受震落海后，被共军俘获。
八月六日凌晨五时二十分，海战结束，「章江」、「剑门」相继葬身鱼腹。据徐学海将军回忆，清晨四、五点钟时，台北通信站按既定时间呼叫负责战术指挥的「剑门」舰，未获响应，随后不断呼叫，断断续续收到「剑门」舰无线电微弱的回复，徐学海怀疑这讯号是共军冒用频道出呼。到清晨时分，国民党军派出空军战斗机飞临汕头上空，飞行员回报指出，海面上发现有大批漂流物，该处海域并无「章江」、「剑门」两舰的踪迹，而共军的舰艇则编队返回汕头方向。
徐学海回忆：「这时我们心想，状况恶劣透了！」八月六日当天大清早，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黎玉玺，急电海军总司令刘广凯，称蒋介石在阳明山等他们上山出席「总统会报」，两人兼程赶赴阳明山官邸，赶到阳明山官邸，见老先生、蒋经国两人愁容满面，等刘广凯报告「章江」、「剑门」两舰遇袭沉没的经过，蒋介石脸色铁青，不发一语。
据当天在场的朱元琮将军形容，老先生听完刘广凯的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朱元琮将军事后回忆说，「八六海战」是为了登陆作战前夕对登陆目标进行巡弋侦察而造成的。这场海战的失败，严重影响了蒋老先生对国民党军反攻作战的信心和决心，一九六九年，蒋介石座车又不幸在阳明山遭逢车祸，老先生因病所累，年事日高，又无人能代替他作反攻决策。因此，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终于束诸高阁。
多年之后，蒋介石一位机要秘书接受笔者访谈时，回忆一幕相当令其感慨系之的亲身经历。那是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间，某个秋末冬初的下午，夕阳火红，满目萧飒，蒋介石步出台北市重庆南路「总统府」，坐上凯迪拉克七人座总统座车。「总统车队」像往昔日一样，沿着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朝「士林官邸」方向疾驶，中山北路是台北市南北走向的一条交通大动脉，也是当年台北整理得最整洁宽敞的一条大马路。
年近八旬的蒋介石，透过车窗，遥望天际夕阳，蓦地他猛然伸手用力拍打座车皮椅，「啪！」的一声，拍过椅子，老先生长长叹了一口气，最后还发出「哎呀！」感喟声。
上下班途中，机要秘书通常奉命随车坐在蒋介石左手边的座位上，随时听候使唤。那天机要秘书突见蒋介石猛然拍打座椅，误以为老先生要发脾气了，吓得直盯着蒋介石瞅，深怕是什么公务出了差错，触怒了老先生，观察了大半分钟，才晓得是蒋介石看着夕阳若有所思，不是发脾气。（按：若蒋介石偕宋美龄外出，机要秘书通常坐随从座车，宋美龄则坐在蒋介石同一部车的左后侧座位）
这位九旬长辈告诉笔者，据他推测，那段时间正是所谓「八六海战」吃败仗之后，老先生必定感慨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心心念念实现「反攻」迷梦，却又终难「圆梦」，千万愁绪涌上心头，才会突然拍座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