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北京到底能装下多少人？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8/27/c_12489759.htm

▲每天上下班高峰，北京的环路基本变成“停车场”

●要彻底解决人口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国家整体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是现有模式下，仅靠控制低端人口就能解决的

●如果不能疏散城市功能，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未来人口的积聚虽然不会立刻导致城市的崩溃，但必将严重影响市民的生产生活

　　“北京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提前10年突破1800万控制目标……如不加强控制，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将突破2500万。”入夏，《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其受关注程度一度超过洪灾、高温等热点。

　　大家讨论的焦点多在未来，但有个疑问一直未解：当时确定1800万的人口目标的依据是啥？与之相关的是：为何人口实际增长大大偏离预期目标？北京到底能容纳多少人？

　　北京人口1800万目标从何而来？

　　“当时，其他机构也有做人口预测的，但站在今天来看，差别都不大。”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梁昊光回忆，1800万提出时也曾被质疑过高或过低，但“那时，即使是最激进的人，也想不到北京的人口会增长得这么快，谁也不敢做这么大的预测。”

　　2005年初通过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明确指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北京社科院是这一数据的主要提供方，梁是相关课题的负责人之一。

　　“(认识)是循序渐进的”，对于北京人口提前10年突破1800万的消息，梁昊光并不感到意外。早在2008年底，他已根据发展趋势，提前做出“北京2020年的人口总量将达到2500万人”的预测。

　　当时，为什么提出1800万？

　　梁昊光回忆，2003年到2004年年底，北京社科院经济所、管理所、城市所的9名专家为摸清人口情况，跑遍了北京18个区县。“从乡镇的数据、街道的数据推算区的数据，把18区县人口的特点、结构、趋势基本摸清楚了。这个基础上，再到市政部门调研他们的发展计划，例如哪些项目会在哪个区落地，带动这个区的发展，比如CBD、金融街，由这些信息判断人口变化的可能性。”

　　梁昊光说，1800万主要基于对经济发展的预测，通过对当时水资源、就业、人口综合增长等各方面的情况综合计算所得。

　　例如，就业方面，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形势，采用数学模型预测方法，预计2020年北京就业岗位需求量约为810万个，年常住人口规模应该在1747万-1857万之间。

　　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当时预测2020年北京可供水资源量为54.2亿立方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析，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年是现代小康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标准，按此标准，北京水资源可承载的人口为1800万人左右。

　　……

　　然而，之后的几年，北京经济高速发展，自然资源承载力、就业需求等各项指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增长比2004年预测时已经超过太多了”，到2008年，梁昊光已经意识到：1800万被提前突破已是必然。

　　“比算命还难算准”，但“非做不可”

　　人们如果翻看历年的数据，会发现北京人口规模预测的历史，用两个字概括，是“不准”的历史，人口控制目标，四个字，是“屡设屡破”的数字，而人口规划的过程，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荣教授的话说，是“步步为营，节节败退”的过程。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指出，要“坚决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仅仅3年后，1986年北京市总人口已达1000万。

　　1993年批复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91-2010)》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左右，事实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382万人。

　　如此看来，18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提前10年告破，堪称惯性使然的“往事重现”。

　　“准确预测城市未来的人口规模是极其困难的，城市规划师不是算命先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2005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会议上这样说道。

　　“比算命还难算准”，梁昊光感叹，“没有办法预测准，但又非得去做不可的。”

　　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城市和外界不断发生着各种交流，从外部获取各种资源，而即使在特定条件范围内，资源相对既定，城市的人口承载力也与人均消费水平的高低相关。谈到城市人口预测，诸多专家都坦诚“很困难”、“特别复杂”、“不确定性太大，影响因素太多”。

　　人口规模预测如此困难，为何还必须一次次进行预测？

　　仇保兴在其讲话中简单回答过这一问题：“因为国家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原来地方政府是‘跑部钱进’，现在不要钱了，也不要项目，就要城市人口规模指标。”

　　不仅用地审批，城市的其他数据也要围绕人口指标进行调整。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北京志》中有这样一句话：“人口指标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的基础。北京市从‘一五’计划开始的各个五年计划，都把控制城市规模和人口增长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

　　段成荣认为，正是因为每一轮人口容量目标都会成为指导新一轮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基础，而每一轮人口容量目标，无论是1000万、1250万或1800万，又总是很快过时，成为历史，城市的生产生活又开始围绕新的数字进行配置，才导致北京的城市建设呈现“摊大饼”的环状结构，随之造成生产和生活设施布局的严重脱节，住宅的严重拥挤，水电气等基本生活资料供给的严重不足，以及城市交通的严重拥堵。“就像给小孩买鞋，老买紧绷绷的，刚穿上就小，不停买不停换，一开始就买大点的不就好了吗？”

　　1800万不是极限——在人口膨胀的同时，城市承载力也在提高

　　回顾过去的新闻，往往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的现实。

　　“北京作为一个资源稀缺型城市，目前的人口已经接近各种资源的承载极限。”这是2010年6月媒体报道中沉重的判断。同一句话曾只字不差地出现在2005年的媒体报道里。

　　“步步为营、节节败退”的人口攻防战中，北京城怀着巨大的焦虑，在同样巨大的人口红利与人口压力下高速飞奔，愈跑愈快。人口膨胀再膨胀，城市极限似乎就在眼前，“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城市就会崩溃”，但“这个数字”屡屡变更，过了1800万时，人们忽然发现，这依然不是这座城市的极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王广州打了个比方：看城市能装下多少人口，就像看往一个杯子里能倒多少水。开始，只能盛下一整杯水，你在杯子底部接个管子接上另一个容器，它就能倒进去更多的水。“讨论城市可承载人口是要放在特定条件之下的，条件不断变化，人口承载力也随之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在讨论城市人口承载力时，是去掉前提条件来讨论。”

　　事实上，人口膨胀的同时，城市本身的承载力也在提高。

　　“人们常常习惯于将一个城市的最大人口容量当成一个既定的一成不变的数量来看待”，2005年，段成荣就撰文指出：“在人口已经大大超过原来认定的最大人口容量的今天，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出现根本性的问题乃至灾难，相反，今天的北京市所达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大大高于提出人口控制目标和最大人口容量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的结论是：随着技术进步等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城市的最大人口容量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因而要发展地看待这一问题。显然，直到今天，人们在讨论城市人口承载力时，依然经常忘记这一结论，每当人口超过既定数字，就一味奔走相告“人口已近城市极限”。

　　不可否认的是，特定条件下，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总是有限的。“如果目前的资源供给能力不发生变化，人口无限增长，那么迟早会达到极限。”王广州说。

　　对这个问题，梁昊光的看法比较乐观，“把城市本身的承载力提高上去，承载2500万人口没有问题，北京可以接受这个挑战，并且生活质量还可能比现在的更高。”他认为关键是要疏散城市功能。

　　“北京集中了太多的资源，太多的机会，”段成荣说，“要彻底解决人口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国家整体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让更多的城市具有类似北京这样的吸引力。这不是现有模式下，仅靠控制低端人口就能解决的。”

　　有学者对照美国的城市，指出北京已经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中国的好莱坞，中国的波士顿和中国的硅谷。在美国由不同城市承担的各项功能，在中国都由北京一力担负，人口的增加便也在情理之中。

　　或许对北京而言，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非膨胀的人口，而是高度集中的功能。这也是当前包括上海、广州、武汉在内的许多区域性中心城市共同存在的问题。这方面，北京如能率先做好，其管理模式必将给国内其他大城市带来宝贵经验。

　　“未来10年到15年，北京的发展速度会比过去10年更快。这15年决定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从现在开始，人口问题势必成为政府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关键中的关键。”梁昊光说，如果不能疏散城市功能，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未来人口的积聚虽然不会立刻导致城市的崩溃，但必将严重影响市民的生产生活。

　　他有句话颇具黑色幽默意味：“极限在调整，人的心理预期也在不停调整，中国人的抗压能力更强吧。”

　　毫无疑问，不会有人愿意通过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自身的抗压能力来解决城市的人口问题，这也绝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78岁老北京：首都不需要那么繁华

　　78岁的冯广聚摇头咋舌，被关于北京历年常住人口的一组数字吓了一跳：“没觉出来，没觉出来”。好比呆在逐渐煮沸的水里的青蛙试不出水温变化，常年泡在北京城里的“老北京”们，对北京的人口变化也很可能“觉不出什么”，即便是像冯广聚这样再地道不过的“老北京”——

　　“爆肚冯”第3代掌柜，卖地道北京小吃，说地道北京话，住地道胡同四合院，生在同仁堂后门，长在大栅栏胡同。

　　冯广聚说不清北京人口的变化，但他记得一条路的变化。前门、永定门、宋家庄，这条路连接着他在前门胡同里的家和上班的地方：位于宋家庄的仪表机床厂。1956年到1986年，冯广聚骑着自行车把这段40分钟骑乘的路来回走了整30年。

　　他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路上车少、人少。从家里穿胡同骑到前门那段路人挺多，上了前门大街往南走，骑到永定门，人逐渐少点，等过了永定门往宋家庄走，人就更少，“慢慢就到农村了，边上有农田，破马路坑坑洼洼，骑着七扭八歪的，汽车一次只能过去一辆。那时候车少，人也和平，没那么多毛病。说人少吧，也是走几步就能碰个人。”

　　到七八十年代，永定门外的老马路展宽重修，有了双行道，自行车好骑了，汽车也多了，农村慢慢缩小，工厂的楼慢慢多起来，“路上遇到的人比五六十年代能多一倍”。

　　冯广聚估计，1986年北京的人口应该是解放后的两倍左右。事实是不止两倍，1949年北京常住人口420.1万，1986年这个数字升至1000万。

　　“有1000万真没觉出来，可能人口增加，马路也增加，感觉不出变化。”80年代，冯广聚对人口增多最深的体会是“胡同里孩子太多，房子太少。就那么条小胡同，每家好几个孩子。”

　　上世纪90年代后，来北京的外地人多了，“乌泱乌泱的，一条胡同能来7、8间外地人。”

　　冯广聚开始越来越不爱出门，“哪儿哪儿都改造，哪儿哪儿都变化，现在我一出城，好么，什么都不认得了。偶尔出去，车一停半个多钟头。”

　　他挺怀念80年代的城市，觉得北京住上八九百万人的时候“比较不错”，“首都需要安静，不需要那么繁华。什么全盖北京，北京成什么了？汽车一多，你修条马路，汽车方便了，历史没了。”

　　说到如今北京1972万的常住人口，“一人一张嘴，都得呼吸，连同汽车排的废气，都让这1900万人享受了，我是习以为常了。”至于未来，“爱怎么发展怎么发展吧，谁也没什么招”。

　　■北京市常住人口数据：

　　1949年，420.1万

　　1960年，739.6万

　　1970年，784.3万

　　1978年，871.5万

　　1986年，1000万

　　1990年，1086万

　　2004年，1492.7万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8/27/c_12489759.htm

▲每天上下班高峰，北京的环路基本变成“停车场”

●要彻底解决人口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国家整体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是现有模式下，仅靠控制低端人口就能解决的

●如果不能疏散城市功能，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未来人口的积聚虽然不会立刻导致城市的崩溃，但必将严重影响市民的生产生活

　　“北京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提前10年突破1800万控制目标……如不加强控制，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将突破2500万。”入夏，《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其受关注程度一度超过洪灾、高温等热点。

　　大家讨论的焦点多在未来，但有个疑问一直未解：当时确定1800万的人口目标的依据是啥？与之相关的是：为何人口实际增长大大偏离预期目标？北京到底能容纳多少人？

　　北京人口1800万目标从何而来？

　　“当时，其他机构也有做人口预测的，但站在今天来看，差别都不大。”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梁昊光回忆，1800万提出时也曾被质疑过高或过低，但“那时，即使是最激进的人，也想不到北京的人口会增长得这么快，谁也不敢做这么大的预测。”

　　2005年初通过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明确指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北京社科院是这一数据的主要提供方，梁是相关课题的负责人之一。

　　“(认识)是循序渐进的”，对于北京人口提前10年突破1800万的消息，梁昊光并不感到意外。早在2008年底，他已根据发展趋势，提前做出“北京2020年的人口总量将达到2500万人”的预测。

　　当时，为什么提出1800万？

　　梁昊光回忆，2003年到2004年年底，北京社科院经济所、管理所、城市所的9名专家为摸清人口情况，跑遍了北京18个区县。“从乡镇的数据、街道的数据推算区的数据，把18区县人口的特点、结构、趋势基本摸清楚了。这个基础上，再到市政部门调研他们的发展计划，例如哪些项目会在哪个区落地，带动这个区的发展，比如CBD、金融街，由这些信息判断人口变化的可能性。”

　　梁昊光说，1800万主要基于对经济发展的预测，通过对当时水资源、就业、人口综合增长等各方面的情况综合计算所得。

　　例如，就业方面，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形势，采用数学模型预测方法，预计2020年北京就业岗位需求量约为810万个，年常住人口规模应该在1747万-1857万之间。

　　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当时预测2020年北京可供水资源量为54.2亿立方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析，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年是现代小康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标准，按此标准，北京水资源可承载的人口为1800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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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之后的几年，北京经济高速发展，自然资源承载力、就业需求等各项指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增长比2004年预测时已经超过太多了”，到2008年，梁昊光已经意识到：1800万被提前突破已是必然。

　　“比算命还难算准”，但“非做不可”

　　人们如果翻看历年的数据，会发现北京人口规模预测的历史，用两个字概括，是“不准”的历史，人口控制目标，四个字，是“屡设屡破”的数字，而人口规划的过程，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荣教授的话说，是“步步为营，节节败退”的过程。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指出，要“坚决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仅仅3年后，1986年北京市总人口已达1000万。

　　1993年批复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91-2010)》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左右，事实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382万人。

　　如此看来，18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提前10年告破，堪称惯性使然的“往事重现”。

　　“准确预测城市未来的人口规模是极其困难的，城市规划师不是算命先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2005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会议上这样说道。

　　“比算命还难算准”，梁昊光感叹，“没有办法预测准，但又非得去做不可的。”

　　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城市和外界不断发生着各种交流，从外部获取各种资源，而即使在特定条件范围内，资源相对既定，城市的人口承载力也与人均消费水平的高低相关。谈到城市人口预测，诸多专家都坦诚“很困难”、“特别复杂”、“不确定性太大，影响因素太多”。

　　人口规模预测如此困难，为何还必须一次次进行预测？

　　仇保兴在其讲话中简单回答过这一问题：“因为国家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原来地方政府是‘跑部钱进’，现在不要钱了，也不要项目，就要城市人口规模指标。”

　　不仅用地审批，城市的其他数据也要围绕人口指标进行调整。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北京志》中有这样一句话：“人口指标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的基础。北京市从‘一五’计划开始的各个五年计划，都把控制城市规模和人口增长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

　　段成荣认为，正是因为每一轮人口容量目标都会成为指导新一轮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基础，而每一轮人口容量目标，无论是1000万、1250万或1800万，又总是很快过时，成为历史，城市的生产生活又开始围绕新的数字进行配置，才导致北京的城市建设呈现“摊大饼”的环状结构，随之造成生产和生活设施布局的严重脱节，住宅的严重拥挤，水电气等基本生活资料供给的严重不足，以及城市交通的严重拥堵。“就像给小孩买鞋，老买紧绷绷的，刚穿上就小，不停买不停换，一开始就买大点的不就好了吗？”

　　1800万不是极限——在人口膨胀的同时，城市承载力也在提高

　　回顾过去的新闻，往往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的现实。

　　“北京作为一个资源稀缺型城市，目前的人口已经接近各种资源的承载极限。”这是2010年6月媒体报道中沉重的判断。同一句话曾只字不差地出现在2005年的媒体报道里。

　　“步步为营、节节败退”的人口攻防战中，北京城怀着巨大的焦虑，在同样巨大的人口红利与人口压力下高速飞奔，愈跑愈快。人口膨胀再膨胀，城市极限似乎就在眼前，“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城市就会崩溃”，但“这个数字”屡屡变更，过了1800万时，人们忽然发现，这依然不是这座城市的极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王广州打了个比方：看城市能装下多少人口，就像看往一个杯子里能倒多少水。开始，只能盛下一整杯水，你在杯子底部接个管子接上另一个容器，它就能倒进去更多的水。“讨论城市可承载人口是要放在特定条件之下的，条件不断变化，人口承载力也随之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在讨论城市人口承载力时，是去掉前提条件来讨论。”

　　事实上，人口膨胀的同时，城市本身的承载力也在提高。

　　“人们常常习惯于将一个城市的最大人口容量当成一个既定的一成不变的数量来看待”，2005年，段成荣就撰文指出：“在人口已经大大超过原来认定的最大人口容量的今天，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出现根本性的问题乃至灾难，相反，今天的北京市所达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大大高于提出人口控制目标和最大人口容量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的结论是：随着技术进步等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城市的最大人口容量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因而要发展地看待这一问题。显然，直到今天，人们在讨论城市人口承载力时，依然经常忘记这一结论，每当人口超过既定数字，就一味奔走相告“人口已近城市极限”。

　　不可否认的是，特定条件下，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总是有限的。“如果目前的资源供给能力不发生变化，人口无限增长，那么迟早会达到极限。”王广州说。

　　对这个问题，梁昊光的看法比较乐观，“把城市本身的承载力提高上去，承载2500万人口没有问题，北京可以接受这个挑战，并且生活质量还可能比现在的更高。”他认为关键是要疏散城市功能。

　　“北京集中了太多的资源，太多的机会，”段成荣说，“要彻底解决人口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国家整体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让更多的城市具有类似北京这样的吸引力。这不是现有模式下，仅靠控制低端人口就能解决的。”

　　有学者对照美国的城市，指出北京已经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中国的好莱坞，中国的波士顿和中国的硅谷。在美国由不同城市承担的各项功能，在中国都由北京一力担负，人口的增加便也在情理之中。

　　或许对北京而言，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非膨胀的人口，而是高度集中的功能。这也是当前包括上海、广州、武汉在内的许多区域性中心城市共同存在的问题。这方面，北京如能率先做好，其管理模式必将给国内其他大城市带来宝贵经验。

　　“未来10年到15年，北京的发展速度会比过去10年更快。这15年决定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从现在开始，人口问题势必成为政府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关键中的关键。”梁昊光说，如果不能疏散城市功能，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未来人口的积聚虽然不会立刻导致城市的崩溃，但必将严重影响市民的生产生活。

　　他有句话颇具黑色幽默意味：“极限在调整，人的心理预期也在不停调整，中国人的抗压能力更强吧。”

　　毫无疑问，不会有人愿意通过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自身的抗压能力来解决城市的人口问题，这也绝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78岁老北京：首都不需要那么繁华

　　78岁的冯广聚摇头咋舌，被关于北京历年常住人口的一组数字吓了一跳：“没觉出来，没觉出来”。好比呆在逐渐煮沸的水里的青蛙试不出水温变化，常年泡在北京城里的“老北京”们，对北京的人口变化也很可能“觉不出什么”，即便是像冯广聚这样再地道不过的“老北京”——

　　“爆肚冯”第3代掌柜，卖地道北京小吃，说地道北京话，住地道胡同四合院，生在同仁堂后门，长在大栅栏胡同。

　　冯广聚说不清北京人口的变化，但他记得一条路的变化。前门、永定门、宋家庄，这条路连接着他在前门胡同里的家和上班的地方：位于宋家庄的仪表机床厂。1956年到1986年，冯广聚骑着自行车把这段40分钟骑乘的路来回走了整30年。

　　他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路上车少、人少。从家里穿胡同骑到前门那段路人挺多，上了前门大街往南走，骑到永定门，人逐渐少点，等过了永定门往宋家庄走，人就更少，“慢慢就到农村了，边上有农田，破马路坑坑洼洼，骑着七扭八歪的，汽车一次只能过去一辆。那时候车少，人也和平，没那么多毛病。说人少吧，也是走几步就能碰个人。”

　　到七八十年代，永定门外的老马路展宽重修，有了双行道，自行车好骑了，汽车也多了，农村慢慢缩小，工厂的楼慢慢多起来，“路上遇到的人比五六十年代能多一倍”。

　　冯广聚估计，1986年北京的人口应该是解放后的两倍左右。事实是不止两倍，1949年北京常住人口420.1万，1986年这个数字升至1000万。

　　“有1000万真没觉出来，可能人口增加，马路也增加，感觉不出变化。”80年代，冯广聚对人口增多最深的体会是“胡同里孩子太多，房子太少。就那么条小胡同，每家好几个孩子。”

　　上世纪90年代后，来北京的外地人多了，“乌泱乌泱的，一条胡同能来7、8间外地人。”

　　冯广聚开始越来越不爱出门，“哪儿哪儿都改造，哪儿哪儿都变化，现在我一出城，好么，什么都不认得了。偶尔出去，车一停半个多钟头。”

　　他挺怀念80年代的城市，觉得北京住上八九百万人的时候“比较不错”，“首都需要安静，不需要那么繁华。什么全盖北京，北京成什么了？汽车一多，你修条马路，汽车方便了，历史没了。”

　　说到如今北京1972万的常住人口，“一人一张嘴，都得呼吸，连同汽车排的废气，都让这1900万人享受了，我是习以为常了。”至于未来，“爱怎么发展怎么发展吧，谁也没什么招”。

　　■北京市常住人口数据：

　　1949年，420.1万

　　1960年，739.6万

　　1970年，784.3万

　　1978年，871.5万

　　1986年，1000万

　　1990年，1086万

　　2004年，1492.7万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