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真面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9:51:26
康熙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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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litary.china.com
满清所谓的统一的特征是以部落制奴隶制的残余毒化以天下观大一统的理念统合在一起各族人民创造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停滞,从世界范围看是倒退,不但引进了战乱与杀戮,还引进了民族矛盾、压迫、种族隔离和对人权生命的轻蔑,这些东西对中华文明的破坏是巨大的,也是中国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美国人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写了《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里面列举中国一百个世界第一,清朝没有占有一项
所谓康熙灭南明,平三藩,收复台湾是一片腥风血雨.彻底奉行的是民族屠杀,民族隔离,侮辱奴化中华民族文明政策
“遇抵抗,必屠城”,崑山——约四万;泾县——约五万;舟山——第一次约万余,第二次全部沉海溺杀,数字不可考;苏州——因为投降的早,仅屠半城,约十余万;嘉兴——约十余万;金华——约五万;赣州府——合计约四十万;南昌府——合计约四十万;南雄——约两万;广州——八万余;潮州——约两万;湘潭——仅存百余,被屠者约四到五万;大同——兵民全部被屠绝,仅存五人;汾州、太谷、泌州、泽州——全部屠绝,合计超过四十万;沅江——约十余万;福建省——合计过百万;四川省——到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全省有丁一万八千人……
而这遍及中华大地的大屠杀只为了“留发不留头“,只为了侮辱,奴化光荣的中华文明
这遍及中华大地的大屠杀重要操刀者正是康熙大狄.康熙大狄正应为四川和东南的屠杀负责.
所谓康熙经史子集、天文、算术无不通晓,没有留任何著作,没有看到他哪怕在儿孙亲近之间留下什么推进推广他们学习的行为.
而这些史料更戳破这个华丽的画皮:
康熙的道德:
这位君主,要想成为一切人的品德上的楷范,还有待于更好地信仰基督教,别无他法,可惜,他有耽溺享乐的倾向。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鞑靼旅行记》
康熙的文章:
下列诸书是以玄烨的名义刊行的,但有些肯定是朝臣们写的:………。玄烨被说成是一位书法家,但最近看到的被确认为是他的真迹的复制品并不说明的他的书法非常高明。
———恒慕义(A.W.Hummel)《清代名人传》
康熙的科学知识:
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它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
——马国贤(Matteo Ripa)《马国贤神父回忆录》
再看看祖上做过康熙汉文老师的金庸大吹特吹的“永不加赋”.
金庸胡扯的康熙从顺治那得遗命造福天下“永不加赋”的真面目: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康熙一朝征收税款的基础是按人头收税,人口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愈多。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意(同时统计技术上也有限制)据实上报人口,因为报得愈多,税就得缴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因为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
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满鞑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赋税不均,富者勾结营私,虽坐拥千亩田产而不需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有劳动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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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耳盗铃的“永不加赋”
镝非
所谓“清朝的赋税”是历代最轻的,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自清初以来便有“永不加赋”之说,而且表面看来赋额较明朝为轻,但实际这仅是一种“掩耳盗铃。
第一,众所周知,清代汉民族百姓必须养活史上最庞大之白吃群体----旗人。
第二,“减赋”实为掩耳盗铃。从康熙到乾隆,满清政府一再宣扬减赋,而雍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按理说假如田地数目不变,那么田赋数目应该较之康熙初年有减无增才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以占全国税赋七分之一的苏南地区为例,乾隆31年和康熙26年相比,田地减少了15000余顷,赋银也减收了42万余两,但征粮却增加了200万石之多,如果按银价折合,即使按照最低的银价计算,也增加了150万两,这就是说,从康熙26年到乾隆31年,清政府数次宣称“减赋”,赋银也的确减少了一些,但实际上苏南的税赋却净增110万两白银,而这还是最低估算----因为大体上看,有清一代的银价一直在上涨,金田起义前某些地方的银价已经上涨为康熙中叶的三倍,如果我们取折中即1.5倍银价计算,那么仅苏南税赋就净增250万两,而这还是在田地减少15000余顷的情况下征收的!清王朝的“减赋”“永不加赋”,纯属掩耳盗铃,愚弄百姓!
第三 4浮收折勒严重
江南诸省每年从田粮中抽出若干漕运京师,漕粮转运数干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这就是所谓“浮收”。所有额征田粮,几乎无不浮收。又每年征收赋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时当地银价很多,这就是所谓“勒折”。由于“折勒”自康熙年间便屡禁不能,百姓仅仅因此一项,实际交纳的赋额就可达正额的二~四倍。而在雍正推行“火耗归公”之前情况更糟。
第四 阶级压迫极为残酷。
按照“摊丁入亩”的规定,应该是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交赋数额是根据势力大小决定的,往往是拥有田地越多的人越不用交赋或只交很少的赋税,而税赋全由小户和贫民承担。所谓“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果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从记载看,大地主和一般农民每亩所交的赋额往往可以相差数倍,甚至拥有几千顷乃至上万顷田地的地主竟可不交赋税,全部转嫁到小户,自耕农乃至根本没有土地的贫农身上。
赋税又有“长价”与“短价”之分,大户人家减价交纳,小户则必须数倍加价,以弥补大户的亏欠,具记载,有些地方,大户只交原额的千分之三,余额全由小户补齐,小户所交赋额,竟可高达大户的20倍以上!
此外,很多富豪人家利用这一点引诱小户将田地挂在他们名下,借此达到兼并土地之目的,造成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这些基本上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情况,至于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和鸦片倾销造成白银大两外流,银价飞涨,以铜钱为日常生活花费单位的老百姓在交纳钱折银时所承担的负担自然也飞涨,这是不必详谈的了。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辖区内实行“照旧完粮纳税”,赋额通常减为原来的一半,但由于剔除了清朝赋税制度中的以上弊端,中小户的实际负担仅为原先数分之一,而且1860年以前没有明确保护过地主的收租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其经济政策能在皖赣鄂苏浙等地区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
本文并没有系统统计有清以来各代税赋的演化,因此无法给出一个定量的结论,以上定量统计仅为参考。而本文指出这种种现象,目的也不在于定量讨论,只在从各个方面指出“清朝税赋较轻”为何是种“假象”,除了很多地区因为爆发了抗租抗赋起澹俑黄榷愿持浦械谋锥松约佣糁梗跚崃艘恍┤嗣窀旱M猓星逡岳蠢习傩盏母旱J导室恢倍荚凇坝啦患痈场钡幕献酉虏欢霞又兀又兀偌又亍?
清朝是唯一这样还被说成是“盛世”的朝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可不是这样的。所谓“赋税重”的明朝,在其相应阶段百姓实际负担也不必清朝相应阶段更重多少。我并非认为唯清朝如此,只想指出所谓“永不见赋”“太平盛世”“百姓负担比历代大大减轻”纯属扯谈而已。清朝时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族百姓的经济权力不过尔尔,却还要多受一层民族压迫,哪里谈得上什么“历史上生活最好的朝代”!
无耻的《尼布楚条约》
根据《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记载,《尼布楚东约》把属于中国的广大领土割让给了俄国,这一点,稍研究过《尼布楚条约》的人都一致公认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就是从康熙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丧权辱国的,通过签订《条约》,虽然把东边的雅克萨城收回来了,又把西边的尼布楚城割给了俄国。此外,还把额尔古讷河以西的广大领土(包括茂明安、昊喇忒两个牧地)全割给俄国了。《尼布楚条约》完全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当时,签订《条约》以前,清军两千多人包围了雅克萨城很久,侵占雅克萨城的俄军,战死,饿死的就有六、七百人,只剩下60多人了,康熙还下令清军不准夺取城池,也不切断俄军后勤供应。这都充分说明,康熙不想抵抗侵略,只想求和了。康熙为了求和,不惜割让中国广大领土,就是犯下了滔天罪行,不论用什么借口搪塞,都难逃罪责。再看,所谓《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之说,也有问题。兹把《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满文、俄文三种文本的第一条汉译如下:
(1)拉丁文:“以流入黑龙江之淖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两国之界。格尔毕奇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为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弟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划分,今尚未决,或遗使、或文牍,始能定之”。
(2)满文:将由此流入黑龙江之淖尔纳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界,沿此河源之石大兴安岭至海;凡岭阳流入黑龙江之河溪尽属中国,其岭阴溪河属俄罗斯。唯乌弟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俟各自回国查明后,或谴使,或行文,再行议定。
(3)俄文:“将在淖尔纳河附近之向下流入石勒河左岸之格尔毕奇河定为两国边界。经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阿尔穆纳河(黑龙江)为之大小河流,均属大清国。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罗斯。俄国所属乌弟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两国皇帝愿意划分之时,或谴使,或行文书,再行划定”。
按上述三种文本的第一条内容来看,所用名词虽有些不同,但其内容基本一致,前面都说以石头山(即大兴安岭)为界,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但是,后面又都说“俄国所属乌弟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河(即黑龙江)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土地,应暂行存放”。也基本一致。这样,就把本来属于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变成未定界了。还有,《条约》中说的兴安岭至于海的具体位置在何处?也未说明,其位置到底在何处?至今还是个迹。这些都说明,中俄东段边界并没有完全确定。据历史记载,签订未定界的要求是俄国使臣提出来的,明明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康熙都同意了。因此,《尼布楚条约》不仅没有遏止沙俄侵略,而且,未定边界的规定,为沙俄大举侵占中国领土大开了方便之门。鸦片战争后,沙俄进军东北占领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广大领土60万平方公里。由于康熙开创了对于侵略者不坚决抵,却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出卖中国领土来保皇帝宝座的例子,雍正也学康熙,不坚持抵抗侵略,1728年,也签订了不平等的《恰克国条约》,到清朝晚期与侵略国家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等,都是清朝皇帝们不抵抗侵略,以割地赔款来保全皇帝宝座为心安理得的铁证。在康熙等清朝皇帝们看来,外国侵略的目的主要占领一些土地,并不推翻其皇帝宝座,而国内的各民族起义军就严重地威胁其皇帝宝座了。所以,康熙等清朝皇帝坚决镇压国内起义军,自己力量不够时,就出卖中国领土达到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起义者的目的。清朝宫廷内部有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就说明问题了。
转自北大史学论坛康熙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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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所谓的统一的特征是以部落制奴隶制的残余毒化以天下观大一统的理念统合在一起各族人民创造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停滞,从世界范围看是倒退,不但引进了战乱与杀戮,还引进了民族矛盾、压迫、种族隔离和对人权生命的轻蔑,这些东西对中华文明的破坏是巨大的,也是中国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美国人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写了《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里面列举中国一百个世界第一,清朝没有占有一项
所谓康熙灭南明,平三藩,收复台湾是一片腥风血雨.彻底奉行的是民族屠杀,民族隔离,侮辱奴化中华民族文明政策
“遇抵抗,必屠城”,崑山——约四万;泾县——约五万;舟山——第一次约万余,第二次全部沉海溺杀,数字不可考;苏州——因为投降的早,仅屠半城,约十余万;嘉兴——约十余万;金华——约五万;赣州府——合计约四十万;南昌府——合计约四十万;南雄——约两万;广州——八万余;潮州——约两万;湘潭——仅存百余,被屠者约四到五万;大同——兵民全部被屠绝,仅存五人;汾州、太谷、泌州、泽州——全部屠绝,合计超过四十万;沅江——约十余万;福建省——合计过百万;四川省——到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全省有丁一万八千人……
而这遍及中华大地的大屠杀只为了“留发不留头“,只为了侮辱,奴化光荣的中华文明
这遍及中华大地的大屠杀重要操刀者正是康熙大狄.康熙大狄正应为四川和东南的屠杀负责.
所谓康熙经史子集、天文、算术无不通晓,没有留任何著作,没有看到他哪怕在儿孙亲近之间留下什么推进推广他们学习的行为.
而这些史料更戳破这个华丽的画皮:
康熙的道德:
这位君主,要想成为一切人的品德上的楷范,还有待于更好地信仰基督教,别无他法,可惜,他有耽溺享乐的倾向。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鞑靼旅行记》
康熙的文章:
下列诸书是以玄烨的名义刊行的,但有些肯定是朝臣们写的:………。玄烨被说成是一位书法家,但最近看到的被确认为是他的真迹的复制品并不说明的他的书法非常高明。
———恒慕义(A.W.Hummel)《清代名人传》
康熙的科学知识:
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它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
——马国贤(Matteo Ripa)《马国贤神父回忆录》
再看看祖上做过康熙汉文老师的金庸大吹特吹的“永不加赋”.
金庸胡扯的康熙从顺治那得遗命造福天下“永不加赋”的真面目: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康熙一朝征收税款的基础是按人头收税,人口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愈多。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意(同时统计技术上也有限制)据实上报人口,因为报得愈多,税就得缴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因为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
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满鞑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赋税不均,富者勾结营私,虽坐拥千亩田产而不需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有劳动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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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耳盗铃的“永不加赋”
镝非
所谓“清朝的赋税”是历代最轻的,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自清初以来便有“永不加赋”之说,而且表面看来赋额较明朝为轻,但实际这仅是一种“掩耳盗铃。
第一,众所周知,清代汉民族百姓必须养活史上最庞大之白吃群体----旗人。
第二,“减赋”实为掩耳盗铃。从康熙到乾隆,满清政府一再宣扬减赋,而雍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按理说假如田地数目不变,那么田赋数目应该较之康熙初年有减无增才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以占全国税赋七分之一的苏南地区为例,乾隆31年和康熙26年相比,田地减少了15000余顷,赋银也减收了42万余两,但征粮却增加了200万石之多,如果按银价折合,即使按照最低的银价计算,也增加了150万两,这就是说,从康熙26年到乾隆31年,清政府数次宣称“减赋”,赋银也的确减少了一些,但实际上苏南的税赋却净增110万两白银,而这还是最低估算----因为大体上看,有清一代的银价一直在上涨,金田起义前某些地方的银价已经上涨为康熙中叶的三倍,如果我们取折中即1.5倍银价计算,那么仅苏南税赋就净增250万两,而这还是在田地减少15000余顷的情况下征收的!清王朝的“减赋”“永不加赋”,纯属掩耳盗铃,愚弄百姓!
第三 4浮收折勒严重
江南诸省每年从田粮中抽出若干漕运京师,漕粮转运数干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这就是所谓“浮收”。所有额征田粮,几乎无不浮收。又每年征收赋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时当地银价很多,这就是所谓“勒折”。由于“折勒”自康熙年间便屡禁不能,百姓仅仅因此一项,实际交纳的赋额就可达正额的二~四倍。而在雍正推行“火耗归公”之前情况更糟。
第四 阶级压迫极为残酷。
按照“摊丁入亩”的规定,应该是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交赋数额是根据势力大小决定的,往往是拥有田地越多的人越不用交赋或只交很少的赋税,而税赋全由小户和贫民承担。所谓“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果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从记载看,大地主和一般农民每亩所交的赋额往往可以相差数倍,甚至拥有几千顷乃至上万顷田地的地主竟可不交赋税,全部转嫁到小户,自耕农乃至根本没有土地的贫农身上。
赋税又有“长价”与“短价”之分,大户人家减价交纳,小户则必须数倍加价,以弥补大户的亏欠,具记载,有些地方,大户只交原额的千分之三,余额全由小户补齐,小户所交赋额,竟可高达大户的20倍以上!
此外,很多富豪人家利用这一点引诱小户将田地挂在他们名下,借此达到兼并土地之目的,造成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这些基本上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情况,至于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和鸦片倾销造成白银大两外流,银价飞涨,以铜钱为日常生活花费单位的老百姓在交纳钱折银时所承担的负担自然也飞涨,这是不必详谈的了。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辖区内实行“照旧完粮纳税”,赋额通常减为原来的一半,但由于剔除了清朝赋税制度中的以上弊端,中小户的实际负担仅为原先数分之一,而且1860年以前没有明确保护过地主的收租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其经济政策能在皖赣鄂苏浙等地区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
本文并没有系统统计有清以来各代税赋的演化,因此无法给出一个定量的结论,以上定量统计仅为参考。而本文指出这种种现象,目的也不在于定量讨论,只在从各个方面指出“清朝税赋较轻”为何是种“假象”,除了很多地区因为爆发了抗租抗赋起澹俑黄榷愿持浦械谋锥松约佣糁梗跚崃艘恍┤嗣窀旱M猓星逡岳蠢习傩盏母旱J导室恢倍荚凇坝啦患痈场钡幕献酉虏欢霞又兀又兀偌又亍?
清朝是唯一这样还被说成是“盛世”的朝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可不是这样的。所谓“赋税重”的明朝,在其相应阶段百姓实际负担也不必清朝相应阶段更重多少。我并非认为唯清朝如此,只想指出所谓“永不见赋”“太平盛世”“百姓负担比历代大大减轻”纯属扯谈而已。清朝时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族百姓的经济权力不过尔尔,却还要多受一层民族压迫,哪里谈得上什么“历史上生活最好的朝代”!
无耻的《尼布楚条约》
根据《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记载,《尼布楚东约》把属于中国的广大领土割让给了俄国,这一点,稍研究过《尼布楚条约》的人都一致公认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就是从康熙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丧权辱国的,通过签订《条约》,虽然把东边的雅克萨城收回来了,又把西边的尼布楚城割给了俄国。此外,还把额尔古讷河以西的广大领土(包括茂明安、昊喇忒两个牧地)全割给俄国了。《尼布楚条约》完全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当时,签订《条约》以前,清军两千多人包围了雅克萨城很久,侵占雅克萨城的俄军,战死,饿死的就有六、七百人,只剩下60多人了,康熙还下令清军不准夺取城池,也不切断俄军后勤供应。这都充分说明,康熙不想抵抗侵略,只想求和了。康熙为了求和,不惜割让中国广大领土,就是犯下了滔天罪行,不论用什么借口搪塞,都难逃罪责。再看,所谓《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之说,也有问题。兹把《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满文、俄文三种文本的第一条汉译如下:
(1)拉丁文:“以流入黑龙江之淖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两国之界。格尔毕奇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为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弟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划分,今尚未决,或遗使、或文牍,始能定之”。
(2)满文:将由此流入黑龙江之淖尔纳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界,沿此河源之石大兴安岭至海;凡岭阳流入黑龙江之河溪尽属中国,其岭阴溪河属俄罗斯。唯乌弟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俟各自回国查明后,或谴使,或行文,再行议定。
(3)俄文:“将在淖尔纳河附近之向下流入石勒河左岸之格尔毕奇河定为两国边界。经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阿尔穆纳河(黑龙江)为之大小河流,均属大清国。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罗斯。俄国所属乌弟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两国皇帝愿意划分之时,或谴使,或行文书,再行划定”。
按上述三种文本的第一条内容来看,所用名词虽有些不同,但其内容基本一致,前面都说以石头山(即大兴安岭)为界,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但是,后面又都说“俄国所属乌弟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河(即黑龙江)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土地,应暂行存放”。也基本一致。这样,就把本来属于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变成未定界了。还有,《条约》中说的兴安岭至于海的具体位置在何处?也未说明,其位置到底在何处?至今还是个迹。这些都说明,中俄东段边界并没有完全确定。据历史记载,签订未定界的要求是俄国使臣提出来的,明明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康熙都同意了。因此,《尼布楚条约》不仅没有遏止沙俄侵略,而且,未定边界的规定,为沙俄大举侵占中国领土大开了方便之门。鸦片战争后,沙俄进军东北占领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广大领土60万平方公里。由于康熙开创了对于侵略者不坚决抵,却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出卖中国领土来保皇帝宝座的例子,雍正也学康熙,不坚持抵抗侵略,1728年,也签订了不平等的《恰克国条约》,到清朝晚期与侵略国家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等,都是清朝皇帝们不抵抗侵略,以割地赔款来保全皇帝宝座为心安理得的铁证。在康熙等清朝皇帝们看来,外国侵略的目的主要占领一些土地,并不推翻其皇帝宝座,而国内的各民族起义军就严重地威胁其皇帝宝座了。所以,康熙等清朝皇帝坚决镇压国内起义军,自己力量不够时,就出卖中国领土达到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起义者的目的。清朝宫廷内部有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就说明问题了。
转自北大史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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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litary.china.com
满清所谓的统一的特征是以部落制奴隶制的残余毒化以天下观大一统的理念统合在一起各族人民创造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停滞,从世界范围看是倒退,不但引进了战乱与杀戮,还引进了民族矛盾、压迫、种族隔离和对人权生命的轻蔑,这些东西对中华文明的破坏是巨大的,也是中国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美国人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写了《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里面列举中国一百个世界第一,清朝没有占有一项
所谓康熙灭南明,平三藩,收复台湾是一片腥风血雨.彻底奉行的是民族屠杀,民族隔离,侮辱奴化中华民族文明政策
“遇抵抗,必屠城”,崑山——约四万;泾县——约五万;舟山——第一次约万余,第二次全部沉海溺杀,数字不可考;苏州——因为投降的早,仅屠半城,约十余万;嘉兴——约十余万;金华——约五万;赣州府——合计约四十万;南昌府——合计约四十万;南雄——约两万;广州——八万余;潮州——约两万;湘潭——仅存百余,被屠者约四到五万;大同——兵民全部被屠绝,仅存五人;汾州、太谷、泌州、泽州——全部屠绝,合计超过四十万;沅江——约十余万;福建省——合计过百万;四川省——到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全省有丁一万八千人……
而这遍及中华大地的大屠杀只为了“留发不留头“,只为了侮辱,奴化光荣的中华文明
这遍及中华大地的大屠杀重要操刀者正是康熙大狄.康熙大狄正应为四川和东南的屠杀负责.
所谓康熙经史子集、天文、算术无不通晓,没有留任何著作,没有看到他哪怕在儿孙亲近之间留下什么推进推广他们学习的行为.
而这些史料更戳破这个华丽的画皮:
康熙的道德:
这位君主,要想成为一切人的品德上的楷范,还有待于更好地信仰基督教,别无他法,可惜,他有耽溺享乐的倾向。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鞑靼旅行记》
康熙的文章:
下列诸书是以玄烨的名义刊行的,但有些肯定是朝臣们写的:………。玄烨被说成是一位书法家,但最近看到的被确认为是他的真迹的复制品并不说明的他的书法非常高明。
———恒慕义(A.W.Hummel)《清代名人传》
康熙的科学知识:
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它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
——马国贤(Matteo Ripa)《马国贤神父回忆录》
再看看祖上做过康熙汉文老师的金庸大吹特吹的“永不加赋”.
金庸胡扯的康熙从顺治那得遗命造福天下“永不加赋”的真面目: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康熙一朝征收税款的基础是按人头收税,人口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愈多。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意(同时统计技术上也有限制)据实上报人口,因为报得愈多,税就得缴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因为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
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满鞑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赋税不均,富者勾结营私,虽坐拥千亩田产而不需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有劳动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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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耳盗铃的“永不加赋”
镝非
所谓“清朝的赋税”是历代最轻的,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自清初以来便有“永不加赋”之说,而且表面看来赋额较明朝为轻,但实际这仅是一种“掩耳盗铃。
第一,众所周知,清代汉民族百姓必须养活史上最庞大之白吃群体----旗人。
第二,“减赋”实为掩耳盗铃。从康熙到乾隆,满清政府一再宣扬减赋,而雍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按理说假如田地数目不变,那么田赋数目应该较之康熙初年有减无增才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以占全国税赋七分之一的苏南地区为例,乾隆31年和康熙26年相比,田地减少了15000余顷,赋银也减收了42万余两,但征粮却增加了200万石之多,如果按银价折合,即使按照最低的银价计算,也增加了150万两,这就是说,从康熙26年到乾隆31年,清政府数次宣称“减赋”,赋银也的确减少了一些,但实际上苏南的税赋却净增110万两白银,而这还是最低估算----因为大体上看,有清一代的银价一直在上涨,金田起义前某些地方的银价已经上涨为康熙中叶的三倍,如果我们取折中即1.5倍银价计算,那么仅苏南税赋就净增250万两,而这还是在田地减少15000余顷的情况下征收的!清王朝的“减赋”“永不加赋”,纯属掩耳盗铃,愚弄百姓!
第三 4浮收折勒严重
江南诸省每年从田粮中抽出若干漕运京师,漕粮转运数干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这就是所谓“浮收”。所有额征田粮,几乎无不浮收。又每年征收赋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时当地银价很多,这就是所谓“勒折”。由于“折勒”自康熙年间便屡禁不能,百姓仅仅因此一项,实际交纳的赋额就可达正额的二~四倍。而在雍正推行“火耗归公”之前情况更糟。
第四 阶级压迫极为残酷。
按照“摊丁入亩”的规定,应该是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交赋数额是根据势力大小决定的,往往是拥有田地越多的人越不用交赋或只交很少的赋税,而税赋全由小户和贫民承担。所谓“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果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从记载看,大地主和一般农民每亩所交的赋额往往可以相差数倍,甚至拥有几千顷乃至上万顷田地的地主竟可不交赋税,全部转嫁到小户,自耕农乃至根本没有土地的贫农身上。
赋税又有“长价”与“短价”之分,大户人家减价交纳,小户则必须数倍加价,以弥补大户的亏欠,具记载,有些地方,大户只交原额的千分之三,余额全由小户补齐,小户所交赋额,竟可高达大户的20倍以上!
此外,很多富豪人家利用这一点引诱小户将田地挂在他们名下,借此达到兼并土地之目的,造成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这些基本上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情况,至于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和鸦片倾销造成白银大两外流,银价飞涨,以铜钱为日常生活花费单位的老百姓在交纳钱折银时所承担的负担自然也飞涨,这是不必详谈的了。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辖区内实行“照旧完粮纳税”,赋额通常减为原来的一半,但由于剔除了清朝赋税制度中的以上弊端,中小户的实际负担仅为原先数分之一,而且1860年以前没有明确保护过地主的收租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其经济政策能在皖赣鄂苏浙等地区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
本文并没有系统统计有清以来各代税赋的演化,因此无法给出一个定量的结论,以上定量统计仅为参考。而本文指出这种种现象,目的也不在于定量讨论,只在从各个方面指出“清朝税赋较轻”为何是种“假象”,除了很多地区因为爆发了抗租抗赋起澹俑黄榷愿持浦械谋锥松约佣糁梗跚崃艘恍┤嗣窀旱M猓星逡岳蠢习傩盏母旱J导室恢倍荚凇坝啦患痈场钡幕献酉虏欢霞又兀又兀偌又亍?
清朝是唯一这样还被说成是“盛世”的朝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可不是这样的。所谓“赋税重”的明朝,在其相应阶段百姓实际负担也不必清朝相应阶段更重多少。我并非认为唯清朝如此,只想指出所谓“永不见赋”“太平盛世”“百姓负担比历代大大减轻”纯属扯谈而已。清朝时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族百姓的经济权力不过尔尔,却还要多受一层民族压迫,哪里谈得上什么“历史上生活最好的朝代”!
无耻的《尼布楚条约》
根据《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记载,《尼布楚东约》把属于中国的广大领土割让给了俄国,这一点,稍研究过《尼布楚条约》的人都一致公认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就是从康熙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丧权辱国的,通过签订《条约》,虽然把东边的雅克萨城收回来了,又把西边的尼布楚城割给了俄国。此外,还把额尔古讷河以西的广大领土(包括茂明安、昊喇忒两个牧地)全割给俄国了。《尼布楚条约》完全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当时,签订《条约》以前,清军两千多人包围了雅克萨城很久,侵占雅克萨城的俄军,战死,饿死的就有六、七百人,只剩下60多人了,康熙还下令清军不准夺取城池,也不切断俄军后勤供应。这都充分说明,康熙不想抵抗侵略,只想求和了。康熙为了求和,不惜割让中国广大领土,就是犯下了滔天罪行,不论用什么借口搪塞,都难逃罪责。再看,所谓《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之说,也有问题。兹把《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满文、俄文三种文本的第一条汉译如下:
(1)拉丁文:“以流入黑龙江之淖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两国之界。格尔毕奇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为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弟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划分,今尚未决,或遗使、或文牍,始能定之”。
(2)满文:将由此流入黑龙江之淖尔纳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界,沿此河源之石大兴安岭至海;凡岭阳流入黑龙江之河溪尽属中国,其岭阴溪河属俄罗斯。唯乌弟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俟各自回国查明后,或谴使,或行文,再行议定。
(3)俄文:“将在淖尔纳河附近之向下流入石勒河左岸之格尔毕奇河定为两国边界。经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阿尔穆纳河(黑龙江)为之大小河流,均属大清国。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罗斯。俄国所属乌弟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两国皇帝愿意划分之时,或谴使,或行文书,再行划定”。
按上述三种文本的第一条内容来看,所用名词虽有些不同,但其内容基本一致,前面都说以石头山(即大兴安岭)为界,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但是,后面又都说“俄国所属乌弟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河(即黑龙江)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土地,应暂行存放”。也基本一致。这样,就把本来属于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变成未定界了。还有,《条约》中说的兴安岭至于海的具体位置在何处?也未说明,其位置到底在何处?至今还是个迹。这些都说明,中俄东段边界并没有完全确定。据历史记载,签订未定界的要求是俄国使臣提出来的,明明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康熙都同意了。因此,《尼布楚条约》不仅没有遏止沙俄侵略,而且,未定边界的规定,为沙俄大举侵占中国领土大开了方便之门。鸦片战争后,沙俄进军东北占领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广大领土60万平方公里。由于康熙开创了对于侵略者不坚决抵,却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出卖中国领土来保皇帝宝座的例子,雍正也学康熙,不坚持抵抗侵略,1728年,也签订了不平等的《恰克国条约》,到清朝晚期与侵略国家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等,都是清朝皇帝们不抵抗侵略,以割地赔款来保全皇帝宝座为心安理得的铁证。在康熙等清朝皇帝们看来,外国侵略的目的主要占领一些土地,并不推翻其皇帝宝座,而国内的各民族起义军就严重地威胁其皇帝宝座了。所以,康熙等清朝皇帝坚决镇压国内起义军,自己力量不够时,就出卖中国领土达到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起义者的目的。清朝宫廷内部有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就说明问题了。
转自北大史学论坛康熙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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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所谓的统一的特征是以部落制奴隶制的残余毒化以天下观大一统的理念统合在一起各族人民创造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停滞,从世界范围看是倒退,不但引进了战乱与杀戮,还引进了民族矛盾、压迫、种族隔离和对人权生命的轻蔑,这些东西对中华文明的破坏是巨大的,也是中国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美国人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写了《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里面列举中国一百个世界第一,清朝没有占有一项
所谓康熙灭南明,平三藩,收复台湾是一片腥风血雨.彻底奉行的是民族屠杀,民族隔离,侮辱奴化中华民族文明政策
“遇抵抗,必屠城”,崑山——约四万;泾县——约五万;舟山——第一次约万余,第二次全部沉海溺杀,数字不可考;苏州——因为投降的早,仅屠半城,约十余万;嘉兴——约十余万;金华——约五万;赣州府——合计约四十万;南昌府——合计约四十万;南雄——约两万;广州——八万余;潮州——约两万;湘潭——仅存百余,被屠者约四到五万;大同——兵民全部被屠绝,仅存五人;汾州、太谷、泌州、泽州——全部屠绝,合计超过四十万;沅江——约十余万;福建省——合计过百万;四川省——到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全省有丁一万八千人……
而这遍及中华大地的大屠杀只为了“留发不留头“,只为了侮辱,奴化光荣的中华文明
这遍及中华大地的大屠杀重要操刀者正是康熙大狄.康熙大狄正应为四川和东南的屠杀负责.
所谓康熙经史子集、天文、算术无不通晓,没有留任何著作,没有看到他哪怕在儿孙亲近之间留下什么推进推广他们学习的行为.
而这些史料更戳破这个华丽的画皮:
康熙的道德:
这位君主,要想成为一切人的品德上的楷范,还有待于更好地信仰基督教,别无他法,可惜,他有耽溺享乐的倾向。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鞑靼旅行记》
康熙的文章:
下列诸书是以玄烨的名义刊行的,但有些肯定是朝臣们写的:………。玄烨被说成是一位书法家,但最近看到的被确认为是他的真迹的复制品并不说明的他的书法非常高明。
———恒慕义(A.W.Hummel)《清代名人传》
康熙的科学知识:
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它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
——马国贤(Matteo Ripa)《马国贤神父回忆录》
再看看祖上做过康熙汉文老师的金庸大吹特吹的“永不加赋”.
金庸胡扯的康熙从顺治那得遗命造福天下“永不加赋”的真面目: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康熙一朝征收税款的基础是按人头收税,人口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愈多。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意(同时统计技术上也有限制)据实上报人口,因为报得愈多,税就得缴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因为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
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满鞑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赋税不均,富者勾结营私,虽坐拥千亩田产而不需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有劳动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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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耳盗铃的“永不加赋”
镝非
所谓“清朝的赋税”是历代最轻的,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自清初以来便有“永不加赋”之说,而且表面看来赋额较明朝为轻,但实际这仅是一种“掩耳盗铃。
第一,众所周知,清代汉民族百姓必须养活史上最庞大之白吃群体----旗人。
第二,“减赋”实为掩耳盗铃。从康熙到乾隆,满清政府一再宣扬减赋,而雍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按理说假如田地数目不变,那么田赋数目应该较之康熙初年有减无增才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以占全国税赋七分之一的苏南地区为例,乾隆31年和康熙26年相比,田地减少了15000余顷,赋银也减收了42万余两,但征粮却增加了200万石之多,如果按银价折合,即使按照最低的银价计算,也增加了150万两,这就是说,从康熙26年到乾隆31年,清政府数次宣称“减赋”,赋银也的确减少了一些,但实际上苏南的税赋却净增110万两白银,而这还是最低估算----因为大体上看,有清一代的银价一直在上涨,金田起义前某些地方的银价已经上涨为康熙中叶的三倍,如果我们取折中即1.5倍银价计算,那么仅苏南税赋就净增250万两,而这还是在田地减少15000余顷的情况下征收的!清王朝的“减赋”“永不加赋”,纯属掩耳盗铃,愚弄百姓!
第三 4浮收折勒严重
江南诸省每年从田粮中抽出若干漕运京师,漕粮转运数干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这就是所谓“浮收”。所有额征田粮,几乎无不浮收。又每年征收赋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时当地银价很多,这就是所谓“勒折”。由于“折勒”自康熙年间便屡禁不能,百姓仅仅因此一项,实际交纳的赋额就可达正额的二~四倍。而在雍正推行“火耗归公”之前情况更糟。
第四 阶级压迫极为残酷。
按照“摊丁入亩”的规定,应该是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交赋数额是根据势力大小决定的,往往是拥有田地越多的人越不用交赋或只交很少的赋税,而税赋全由小户和贫民承担。所谓“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果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从记载看,大地主和一般农民每亩所交的赋额往往可以相差数倍,甚至拥有几千顷乃至上万顷田地的地主竟可不交赋税,全部转嫁到小户,自耕农乃至根本没有土地的贫农身上。
赋税又有“长价”与“短价”之分,大户人家减价交纳,小户则必须数倍加价,以弥补大户的亏欠,具记载,有些地方,大户只交原额的千分之三,余额全由小户补齐,小户所交赋额,竟可高达大户的20倍以上!
此外,很多富豪人家利用这一点引诱小户将田地挂在他们名下,借此达到兼并土地之目的,造成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这些基本上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情况,至于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和鸦片倾销造成白银大两外流,银价飞涨,以铜钱为日常生活花费单位的老百姓在交纳钱折银时所承担的负担自然也飞涨,这是不必详谈的了。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辖区内实行“照旧完粮纳税”,赋额通常减为原来的一半,但由于剔除了清朝赋税制度中的以上弊端,中小户的实际负担仅为原先数分之一,而且1860年以前没有明确保护过地主的收租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其经济政策能在皖赣鄂苏浙等地区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
本文并没有系统统计有清以来各代税赋的演化,因此无法给出一个定量的结论,以上定量统计仅为参考。而本文指出这种种现象,目的也不在于定量讨论,只在从各个方面指出“清朝税赋较轻”为何是种“假象”,除了很多地区因为爆发了抗租抗赋起澹俑黄榷愿持浦械谋锥松约佣糁梗跚崃艘恍┤嗣窀旱M猓星逡岳蠢习傩盏母旱J导室恢倍荚凇坝啦患痈场钡幕献酉虏欢霞又兀又兀偌又亍?
清朝是唯一这样还被说成是“盛世”的朝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可不是这样的。所谓“赋税重”的明朝,在其相应阶段百姓实际负担也不必清朝相应阶段更重多少。我并非认为唯清朝如此,只想指出所谓“永不见赋”“太平盛世”“百姓负担比历代大大减轻”纯属扯谈而已。清朝时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族百姓的经济权力不过尔尔,却还要多受一层民族压迫,哪里谈得上什么“历史上生活最好的朝代”!
无耻的《尼布楚条约》
根据《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记载,《尼布楚东约》把属于中国的广大领土割让给了俄国,这一点,稍研究过《尼布楚条约》的人都一致公认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就是从康熙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丧权辱国的,通过签订《条约》,虽然把东边的雅克萨城收回来了,又把西边的尼布楚城割给了俄国。此外,还把额尔古讷河以西的广大领土(包括茂明安、昊喇忒两个牧地)全割给俄国了。《尼布楚条约》完全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当时,签订《条约》以前,清军两千多人包围了雅克萨城很久,侵占雅克萨城的俄军,战死,饿死的就有六、七百人,只剩下60多人了,康熙还下令清军不准夺取城池,也不切断俄军后勤供应。这都充分说明,康熙不想抵抗侵略,只想求和了。康熙为了求和,不惜割让中国广大领土,就是犯下了滔天罪行,不论用什么借口搪塞,都难逃罪责。再看,所谓《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之说,也有问题。兹把《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满文、俄文三种文本的第一条汉译如下:
(1)拉丁文:“以流入黑龙江之淖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两国之界。格尔毕奇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为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弟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划分,今尚未决,或遗使、或文牍,始能定之”。
(2)满文:将由此流入黑龙江之淖尔纳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界,沿此河源之石大兴安岭至海;凡岭阳流入黑龙江之河溪尽属中国,其岭阴溪河属俄罗斯。唯乌弟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俟各自回国查明后,或谴使,或行文,再行议定。
(3)俄文:“将在淖尔纳河附近之向下流入石勒河左岸之格尔毕奇河定为两国边界。经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阿尔穆纳河(黑龙江)为之大小河流,均属大清国。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罗斯。俄国所属乌弟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两国皇帝愿意划分之时,或谴使,或行文书,再行划定”。
按上述三种文本的第一条内容来看,所用名词虽有些不同,但其内容基本一致,前面都说以石头山(即大兴安岭)为界,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但是,后面又都说“俄国所属乌弟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河(即黑龙江)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土地,应暂行存放”。也基本一致。这样,就把本来属于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变成未定界了。还有,《条约》中说的兴安岭至于海的具体位置在何处?也未说明,其位置到底在何处?至今还是个迹。这些都说明,中俄东段边界并没有完全确定。据历史记载,签订未定界的要求是俄国使臣提出来的,明明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康熙都同意了。因此,《尼布楚条约》不仅没有遏止沙俄侵略,而且,未定边界的规定,为沙俄大举侵占中国领土大开了方便之门。鸦片战争后,沙俄进军东北占领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广大领土60万平方公里。由于康熙开创了对于侵略者不坚决抵,却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出卖中国领土来保皇帝宝座的例子,雍正也学康熙,不坚持抵抗侵略,1728年,也签订了不平等的《恰克国条约》,到清朝晚期与侵略国家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等,都是清朝皇帝们不抵抗侵略,以割地赔款来保全皇帝宝座为心安理得的铁证。在康熙等清朝皇帝们看来,外国侵略的目的主要占领一些土地,并不推翻其皇帝宝座,而国内的各民族起义军就严重地威胁其皇帝宝座了。所以,康熙等清朝皇帝坚决镇压国内起义军,自己力量不够时,就出卖中国领土达到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起义者的目的。清朝宫廷内部有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就说明问题了。
转自北大史学论坛
康熙康熙
吃糠喝稀
吃糠喝稀
杯具啊!奴酋很聪明,所以很危险
死去几百年的人了
不说他了。
学习了
楼主再说,也抹杀不了康熙的巨大贡献
回复 7# 小刺猬
糠麻子有个屁的贡献!
糠麻子有个屁的贡献!
丧权辱国的奴酋,中国的衰落正是始于满清!它们罪无可恕。
jackykwok314 发表于 2010-11-12 18:03
1千多万国土
你敢否认吗》
1千多万国土
你敢否认吗》
回复 10# 小刺猬
不敢否认!今日版图在明朝时成形!
不敢否认!今日版图在明朝时成形!
要大炮不要黄油 发表于 2010-11-12 19:39
明朝有这么大吗》
明朝有这么大吗》
清代对现代国土的贡献应该在于他是唯一一个实际控制了西藏,蒙古的朝代,新疆不知道算不算……
康熙是两千年里最好的帝王 比今天的都强
jackykwok314 发表于 2010-11-12 18:04
“衰落正是始于满清”,这点我同意,但你有什么好埋怨的呢,谁叫当年被征服了呢?不服的都被杀了,现在的人都是那些服了的人的后代。
换了别的政权,一样是要衰落的。
“衰落正是始于满清”,这点我同意,但你有什么好埋怨的呢,谁叫当年被征服了呢?不服的都被杀了,现在的人都是那些服了的人的后代。
换了别的政权,一样是要衰落的。
戍卫部队 发表于 2010-11-13 00:40
应该算,收复新疆是左宗棠干的。当时要是没有左宗棠,估计就是走加强海防,收缩塞防的路线,那么新疆、西藏、青海估计都悬了。
应该算,收复新疆是左宗棠干的。当时要是没有左宗棠,估计就是走加强海防,收缩塞防的路线,那么新疆、西藏、青海估计都悬了。
回复 16# cwnd
这就是我的问题了……这个应该算是奠定近代领土的功绩,但是汉唐时期的西域都护不知道算不算是直接由中央控制……虽说设置了都护府,但是却是由N多个国家组成……
这就是我的问题了……这个应该算是奠定近代领土的功绩,但是汉唐时期的西域都护不知道算不算是直接由中央控制……虽说设置了都护府,但是却是由N多个国家组成……
有个屁的贡献,西藏还不是解放军打下来的,满鞑子不知羞耻
野蛮的满清人,不但自己不生产坐享其成,还疯狂欺压其他民族的人:@
戍卫部队 发表于 2010-11-13 13:47
唐朝的安西北庭节度使是干嘛的你不知道么?
唐朝对西域(仅指安西北庭)国家的控制一点都不比清朝弱
唐朝的安西北庭节度使是干嘛的你不知道么?
唐朝对西域(仅指安西北庭)国家的控制一点都不比清朝弱
回复 20# 双子星座
就是这点有疑问撒,控制力再强和直接纳入中央行政区域进行直接统治还是有区别的吧
就是这点有疑问撒,控制力再强和直接纳入中央行政区域进行直接统治还是有区别的吧
汉网味道很浓的帖子
戍卫部队 发表于 2010-11-25 00:48
安西四镇的军事政事都是唐朝官吏在掌管
原来的国王权力不大了
北庭的伊州西州庭州已经完全州县化了
安西四镇的军事政事都是唐朝官吏在掌管
原来的国王权力不大了
北庭的伊州西州庭州已经完全州县化了
孙文及蒋公论能力又比得上哪个清帝?
以下摘自顾城《南明史》第六章的第二节
第二节 清兵的滥杀无辜百姓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盷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①。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经一度有所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自元年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今将六年矣,无故而屠戮者为谁?民肯从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释。”②几天之后,他就“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人等曰:姜瓖自造叛逆大罪,摇惑众人,诱陷无辜,尔等被围城中,无所逃避。止因姜瓖一人作恶,遂致无罪众人同陷死地。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③。同年二月,“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④。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顺治八年福临亲政以后,把各地屠戮无辜的责任全部推到多尔衮身上,说:“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①实际上,清兵的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多尔衮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在清廷上同多尔衮争夺权利的“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师出征时表现出同样的野蛮,就是一个证据。只是因为这种疯狂的屠杀政策不仅没有吓倒汉族人民,反而激起更加顽强的抵抗,清廷在屡遭覆师失将之后,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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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纪■《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滦阳续录》三。
②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③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④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顺治十三年元月癸巳日条,又见同卷七月庚午日条。
第二节 清兵的滥杀无辜百姓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盷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①。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经一度有所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自元年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今将六年矣,无故而屠戮者为谁?民肯从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释。”②几天之后,他就“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人等曰:姜瓖自造叛逆大罪,摇惑众人,诱陷无辜,尔等被围城中,无所逃避。止因姜瓖一人作恶,遂致无罪众人同陷死地。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③。同年二月,“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④。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顺治八年福临亲政以后,把各地屠戮无辜的责任全部推到多尔衮身上,说:“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①实际上,清兵的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多尔衮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在清廷上同多尔衮争夺权利的“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师出征时表现出同样的野蛮,就是一个证据。只是因为这种疯狂的屠杀政策不仅没有吓倒汉族人民,反而激起更加顽强的抵抗,清廷在屡遭覆师失将之后,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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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纪■《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滦阳续录》三。
②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③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④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顺治十三年元月癸巳日条,又见同卷七月庚午日条。
第三节 强迫汉民剃头改用满族衣制
第三节 强迫汉民剃头改用满族衣制
山海关战役后,多尔衮曾下令沿途各州县官民剃头留辫。进入北京以后,遭到汉族居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的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等最无耻的几个人②。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①次年五月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相继被摧毁后,多尔衮认为天下大定了,六月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初五日,即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即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②。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③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④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本身也是由多种民族融合而成的。汉族人士可以当皇帝,少数民族人士当然也可以君临天下。无论是哪一个民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央政权都决不应该强行改变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是一个起码的立国原则。多尔衮等满洲贵族陶醉于眼前的胜利当中,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他所说的“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完全是强辞夺理,一派胡言。他自己的祖辈和父亲努尔哈赤在反叛明朝以前,世世代代都是明帝国的臣属,以接受明朝廷的封号、官职、敕书为荣;明朝的汉族皇帝从来没有强迫女真族蓄发戴网巾,遵从汉制,难道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清廷统治者把不肯放弃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束发、服制等风俗习惯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这种凶残暴行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本来,清廷统治者特别是处于最高决策地位的多尔衮如果聪明一点(按:多尔衮的封号为睿亲王,睿即满文聪明的汉译,顺治元年清廷文献中还有译为“颖王”①的,意思都是“聪明之王”),1645年(顺治二年)五月弘光朝廷和大顺政权覆亡之际,曾经出现过一个对清廷(也包括整个中国)以较少代价实现统一的机会。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清廷凭借其优势兵力接管南明各府县没有遇到多大的反抗,而且连大顺军余部也以不剃头为条件有意归附清廷②。实现统一以后,也没有必要强行勒令剃发改制。满洲贵族当权稍久,仿效者必多,移风易俗,贵在自然。明清之际,中国仍处于封建性农业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官绅地主居住于乡村,他们同朝廷、官府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照章输赋服役,一辈子没有进过城的农民多得很,中央朝廷的更迭对他们来说是天高皇帝远。只要不被朝廷、官府逼急了,就是所谓“承平之世”。一旦严令剃头,“朝廷”的威严直接加到自己的脑袋上,其后果可想而知。剃发令一下,不仅原先准备降清的人立即改弦易辙,连已经归附的州县百姓也纷纷揭竿而起,树帜反清。满洲贵族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手段强迫汉族百姓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记述在史籍中多如牛毛,由此引起的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江阴人民壮烈的据城抗清就是在清朝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①的情况下爆发的。
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时人陈确记:“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②顺治二年十月,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奏言:
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孔子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①
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为孔家抵挡一阵,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②。同年十一月,多尔衮往京东地区打猎,有人报告丰润县生员张苏之子张东海“不行剃发”。多尔衮当即派人将张东海斩首,其父杖责五十,革去生员名色,庄头和邻里四人分别受杖。③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④。陕西紫阳县因地处偏僻,重山叠嶂,“向化者稀,人皆带发”。清军击败该处抗清义师后,下令“一寨凡有男子十名者,即著该县收头发三十两解验,方准免剿,编里输纳国课”①。顺治五年,黄州府广济县民胡俊甫因居住乡村,一度患病卧床,没有剃发。知府牛铨(原大顺政权襄阳府尹,丞相牛金星之子)下乡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清朝法度厉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诉说灾荒困苦。深得“时中之道”的牛铨一眼瞥见这个蓄发违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广总督罗绣锦处请功。结果“胡俊甫立正典刑,乡保张赞宇、邻佑张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该县知县郝光辅也以失察罚俸示惩②。顺治十年,刑部擒获了两个没有剃发的人,“供系唱旦戏子,故此留发;在外戏子似此尚多”。顺治皇帝立即颁诏:“剃头之令,不遵者斩,颁行已久,并无戏子准与留发之例。今二犯敢于违禁,好生可恶。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传饬,如有借前项戏子名色留发者限文到十日内即行剃发;若过限仍敢违禁,许诸人即为拿获,在内送刑部审明处斩,在外送该管地方官奏请正法。如见者不行举首,勿论官民从重治罪。”③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发生的陈名夏案很值得注意。陈名夏自顺治元年冬降清后,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多尔衮、福临的信任,官居吏部尚书、内院大学士。大学士宁完我劾奏他“结党怀奸”疏中说:“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①接着列举陈名夏结党营私罪状多款。顺治帝命群臣会勘,“名夏辩诸款皆虚,惟留发、复衣冠所言属实”②。最后以“诸款俱实”定罪,陈名夏被从宽处以绞刑。很明显,宁完我歪曲了陈名夏的观点。陈名夏并没有要求“变清为明”,叫满洲八旗兵也换上不便于骑射的宽衣博带;他只是出于对爱新觉罗皇室的一片忠心,建议不要改变汉民族的风俗习惯而已。这点连顺治皇帝也心里有数,过了半年对冯铨说:“陈名夏终好!”③1658年(顺治十五年)清军占领四川垫江县,总督李国英派李先品任该县知县。先品拒绝了派兵护送上任,只要求准许他便宜行事,得到李国英的同意。他“以一仆一骑之官,始至则吏民皆蓄发褒衣博带来迎,而伪副将陈瑞云拥卒千人戎服执兵伺道旁,意叵测。先品咸慰劳之,居二日,出示一切冠服听民自便。民皆欢呼。李公闻,大怒,檄问状,立限三日去发,不去即引兵进剿。先品匿其檄,为文以报,略曰:‘职以孑身入不测之地,百无可恃,所恃者人心尔。愚民久乱,闻蓄发则喜,闻剃发则惊,发短心长,为乱必速。故辄奉便宜之令,少缓其期。顷者忽下严檄,谓职养寇,骤议加兵,职一身生死何足言,特虑走险之民旦夕生变,重为幕府忧也。惟公图之。’李公大悟,为缓期,民得无动。”①中国有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社会集团当权,都必须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违反了这一原则肯定要引发社会的大动荡。清初满洲贵族的倒行逆施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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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孙之獬在明朝天启年间投靠太监魏忠贤,成为阉党。崇祯初销毁《三朝要典》时,他抱《要典》哭告太庙,为世人所不齿。清兵占领北京后,他宦兴大发,向多尔衮等人摇尾乞怜,上疏说:“臣妻放足独先,阖家剃发效满制”,得以录用。有的书记载他入朝时想挤入满洲官员班列,满官认为他是汉人不予接受;转入汉班,汉族官员又因为他已经剃发改制加以拒绝。弄得孙之獬进退失据,狼狈不堪。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五。
②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③ 同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八十五页,记六月十四日“大学士洪承畴为京城汉人剃发事,启皇叔父摄政王曰:今者剃发,应先令官员剃发,民人稍缓。王谕:予为此事思之期年,今思,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予非不仁,惟念新旧宜一体故也。”次日(即十五日)下达剃发令。
④ 《清世祖实录》卷十九。
① 顺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摄政郑王吉儿哈朗奏本中即称多尔衮为“摄政颖王”,影印件见《明清档案》第一册,A1—3号。
② 参见顺治二年十一月梅勒章京屯代“为申报地方情形仰祈圣鉴事”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五一二页。
① 许重熙《江阴城守记》。
② 陈确《告先府君文》,见《陈确集》卷十三。
① 顺治二年十月初三日孔闻謤揭帖,原件藏第一档案馆。《清世祖实录》所载文字已作改易删削。
②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
③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八六页。
④ 顺治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江宁巡抚周伯达“为缉获留发奸民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69号。
① 顺治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陕西巡抚黄尔性塘报,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② 顺治五年二月湖北巡按曹叶卜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139号。
③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三三一五三四页《列款上闻残本》。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八。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二。
②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陈名夏传》。
③ 谈迁《北游录》,记闻下《陈名夏》条。
① 乾隆《新繁县志》卷九,流寓。
第三节 强迫汉民剃头改用满族衣制
山海关战役后,多尔衮曾下令沿途各州县官民剃头留辫。进入北京以后,遭到汉族居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的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等最无耻的几个人②。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①次年五月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相继被摧毁后,多尔衮认为天下大定了,六月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初五日,即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即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②。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③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④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本身也是由多种民族融合而成的。汉族人士可以当皇帝,少数民族人士当然也可以君临天下。无论是哪一个民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央政权都决不应该强行改变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是一个起码的立国原则。多尔衮等满洲贵族陶醉于眼前的胜利当中,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他所说的“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完全是强辞夺理,一派胡言。他自己的祖辈和父亲努尔哈赤在反叛明朝以前,世世代代都是明帝国的臣属,以接受明朝廷的封号、官职、敕书为荣;明朝的汉族皇帝从来没有强迫女真族蓄发戴网巾,遵从汉制,难道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清廷统治者把不肯放弃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束发、服制等风俗习惯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这种凶残暴行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本来,清廷统治者特别是处于最高决策地位的多尔衮如果聪明一点(按:多尔衮的封号为睿亲王,睿即满文聪明的汉译,顺治元年清廷文献中还有译为“颖王”①的,意思都是“聪明之王”),1645年(顺治二年)五月弘光朝廷和大顺政权覆亡之际,曾经出现过一个对清廷(也包括整个中国)以较少代价实现统一的机会。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清廷凭借其优势兵力接管南明各府县没有遇到多大的反抗,而且连大顺军余部也以不剃头为条件有意归附清廷②。实现统一以后,也没有必要强行勒令剃发改制。满洲贵族当权稍久,仿效者必多,移风易俗,贵在自然。明清之际,中国仍处于封建性农业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官绅地主居住于乡村,他们同朝廷、官府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照章输赋服役,一辈子没有进过城的农民多得很,中央朝廷的更迭对他们来说是天高皇帝远。只要不被朝廷、官府逼急了,就是所谓“承平之世”。一旦严令剃头,“朝廷”的威严直接加到自己的脑袋上,其后果可想而知。剃发令一下,不仅原先准备降清的人立即改弦易辙,连已经归附的州县百姓也纷纷揭竿而起,树帜反清。满洲贵族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手段强迫汉族百姓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记述在史籍中多如牛毛,由此引起的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江阴人民壮烈的据城抗清就是在清朝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①的情况下爆发的。
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时人陈确记:“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②顺治二年十月,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奏言:
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孔子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①
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为孔家抵挡一阵,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②。同年十一月,多尔衮往京东地区打猎,有人报告丰润县生员张苏之子张东海“不行剃发”。多尔衮当即派人将张东海斩首,其父杖责五十,革去生员名色,庄头和邻里四人分别受杖。③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④。陕西紫阳县因地处偏僻,重山叠嶂,“向化者稀,人皆带发”。清军击败该处抗清义师后,下令“一寨凡有男子十名者,即著该县收头发三十两解验,方准免剿,编里输纳国课”①。顺治五年,黄州府广济县民胡俊甫因居住乡村,一度患病卧床,没有剃发。知府牛铨(原大顺政权襄阳府尹,丞相牛金星之子)下乡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清朝法度厉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诉说灾荒困苦。深得“时中之道”的牛铨一眼瞥见这个蓄发违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广总督罗绣锦处请功。结果“胡俊甫立正典刑,乡保张赞宇、邻佑张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该县知县郝光辅也以失察罚俸示惩②。顺治十年,刑部擒获了两个没有剃发的人,“供系唱旦戏子,故此留发;在外戏子似此尚多”。顺治皇帝立即颁诏:“剃头之令,不遵者斩,颁行已久,并无戏子准与留发之例。今二犯敢于违禁,好生可恶。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传饬,如有借前项戏子名色留发者限文到十日内即行剃发;若过限仍敢违禁,许诸人即为拿获,在内送刑部审明处斩,在外送该管地方官奏请正法。如见者不行举首,勿论官民从重治罪。”③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发生的陈名夏案很值得注意。陈名夏自顺治元年冬降清后,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多尔衮、福临的信任,官居吏部尚书、内院大学士。大学士宁完我劾奏他“结党怀奸”疏中说:“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①接着列举陈名夏结党营私罪状多款。顺治帝命群臣会勘,“名夏辩诸款皆虚,惟留发、复衣冠所言属实”②。最后以“诸款俱实”定罪,陈名夏被从宽处以绞刑。很明显,宁完我歪曲了陈名夏的观点。陈名夏并没有要求“变清为明”,叫满洲八旗兵也换上不便于骑射的宽衣博带;他只是出于对爱新觉罗皇室的一片忠心,建议不要改变汉民族的风俗习惯而已。这点连顺治皇帝也心里有数,过了半年对冯铨说:“陈名夏终好!”③1658年(顺治十五年)清军占领四川垫江县,总督李国英派李先品任该县知县。先品拒绝了派兵护送上任,只要求准许他便宜行事,得到李国英的同意。他“以一仆一骑之官,始至则吏民皆蓄发褒衣博带来迎,而伪副将陈瑞云拥卒千人戎服执兵伺道旁,意叵测。先品咸慰劳之,居二日,出示一切冠服听民自便。民皆欢呼。李公闻,大怒,檄问状,立限三日去发,不去即引兵进剿。先品匿其檄,为文以报,略曰:‘职以孑身入不测之地,百无可恃,所恃者人心尔。愚民久乱,闻蓄发则喜,闻剃发则惊,发短心长,为乱必速。故辄奉便宜之令,少缓其期。顷者忽下严檄,谓职养寇,骤议加兵,职一身生死何足言,特虑走险之民旦夕生变,重为幕府忧也。惟公图之。’李公大悟,为缓期,民得无动。”①中国有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社会集团当权,都必须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违反了这一原则肯定要引发社会的大动荡。清初满洲贵族的倒行逆施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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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孙之獬在明朝天启年间投靠太监魏忠贤,成为阉党。崇祯初销毁《三朝要典》时,他抱《要典》哭告太庙,为世人所不齿。清兵占领北京后,他宦兴大发,向多尔衮等人摇尾乞怜,上疏说:“臣妻放足独先,阖家剃发效满制”,得以录用。有的书记载他入朝时想挤入满洲官员班列,满官认为他是汉人不予接受;转入汉班,汉族官员又因为他已经剃发改制加以拒绝。弄得孙之獬进退失据,狼狈不堪。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五。
②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③ 同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八十五页,记六月十四日“大学士洪承畴为京城汉人剃发事,启皇叔父摄政王曰:今者剃发,应先令官员剃发,民人稍缓。王谕:予为此事思之期年,今思,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予非不仁,惟念新旧宜一体故也。”次日(即十五日)下达剃发令。
④ 《清世祖实录》卷十九。
① 顺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摄政郑王吉儿哈朗奏本中即称多尔衮为“摄政颖王”,影印件见《明清档案》第一册,A1—3号。
② 参见顺治二年十一月梅勒章京屯代“为申报地方情形仰祈圣鉴事”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五一二页。
① 许重熙《江阴城守记》。
② 陈确《告先府君文》,见《陈确集》卷十三。
① 顺治二年十月初三日孔闻謤揭帖,原件藏第一档案馆。《清世祖实录》所载文字已作改易删削。
②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
③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八六页。
④ 顺治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江宁巡抚周伯达“为缉获留发奸民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69号。
① 顺治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陕西巡抚黄尔性塘报,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② 顺治五年二月湖北巡按曹叶卜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139号。
③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三三一五三四页《列款上闻残本》。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八。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二。
②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陈名夏传》。
③ 谈迁《北游录》,记闻下《陈名夏》条。
① 乾隆《新繁县志》卷九,流寓。
哈揖 发表于 2010-11-25 14:21
嗯 大同不但杀光了人 连城墙也削低了 曰"斩城" 不过这和康熙没啥关系
大同城可惜啊 数十年间 拆得乱七八糟 就剩一些土围了
据说现在正搞修复 好歹明白一点文物价值了
嗯 大同不但杀光了人 连城墙也削低了 曰"斩城" 不过这和康熙没啥关系
大同城可惜啊 数十年间 拆得乱七八糟 就剩一些土围了
据说现在正搞修复 好歹明白一点文物价值了
jackykwok314 发表于 2010-11-12 18:04
分明始于明朝~~
分明始于明朝~~
少胡扯,中国的衰落当然的始于清朝,本来明代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当时的西欧一样。清朝的屠杀和征服把当时的中国打回到了黑暗年代。
怎么骂老毛子的时候作爱国状,一到涉及清朝的时候就不能面对历史。
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清朝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比希特勒还坏
分明始于明朝~~
猎鸆者 发表于 2010-11-25 17:38
少胡扯,中国的衰落当然的始于清朝,本来明代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当时的西欧一样。清朝的屠杀和征服把当时的中国打回到了黑暗年代。
怎么骂老毛子的时候作爱国状,一到涉及清朝的时候就不能面对历史。
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清朝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比希特勒还坏
资本注意萌芽也只是那么说说,由于朱元璋的原因,明朝的专制是空前的,在那种环境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外来文化不是没来过,可是最后驱逐传教士与学者,禁止西学也是在明朝,闭关也始于明朝,文字狱也始于明朝,空前甚至可能绝后的特务机构在明朝出现,中国的体制不可能走成西欧那样,当时的环境也完全和西欧不一样~如果一定要说资本主义,给宋朝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也许还可以,毕竟他已有了权利分割的原型,但是在专制的明朝是不可能的~没面对历史的恰是阁下~~
少胡扯,中国的衰落当然的始于清朝,本来明代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当时的西欧一样。清朝的屠 ...
bighouse 发表于 2010-11-25 21:06
资本注意萌芽也只是那么说说,由于朱元璋的原因,明朝的专制是空前的,在那种环境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外来文化不是没来过,可是最后驱逐传教士与学者,禁止西学也是在明朝,闭关也始于明朝,文字狱也始于明朝,空前甚至可能绝后的特务机构在明朝出现,中国的体制不可能走成西欧那样,当时的环境也完全和西欧不一样~如果一定要说资本主义,给宋朝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也许还可以,毕竟他已有了权利分割的原型,但是在专制的明朝是不可能的~没面对历史的恰是阁下~~
专制和发展资本主义什么关系?资本主义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不是民主还是专制之类,你以为克伦威尔不专制?你以为拿破仑不专制?
明朝晚期已经实际开放海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产生,虽然还没有取代封建生产关系,可是只要持续发展,中国产生资本主义是肯定无疑的。
明朝晚期已经实际开放海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产生,虽然还没有取代封建生产关系,可是只要持续发展,中国产生资本主义是肯定无疑的。
怎么会有人把资本主义和民主捆绑在一起??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先驱国家如英国法国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都是封建最为专制的时期,英国的伊莉莎白女王和法国的路易十四都是封建专制集大成者,但资本主义最终还是先产生在他们身上。
资本主义在初期都出现过专制,英国有护国主时期,法国有雅阁宾的专制,就如同社会主义在初期有斯大林和文革一样。不要再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绑一块了!
再次向阁下重申,明朝和西欧完全不一样,西欧没有中央集权,即便到了后期权利还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非中央政权手中,你提到英皇,他也得看周围环境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她的权利其实是靠贵族的认可才能维系的~~
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要使传统经济分崩离析,这就动摇了传统的利益阶层和统治核心,这恰恰是统治者(明朝皇帝)不能容忍的,必然会全力将其扼杀~同时期日本的政治状态可能出现资本主义,但明朝不可能;所以说出现资本主义比较可能在宋朝,毕竟那时皇帝权利没有明清那么大,中央集权没那么严重
从阁下发帖状态来看阁下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理智状态,又怎么可以“分毫不差”地评论多尔衮亲王、康熙帝呢?况且阁下的比较也比较幼稚,明显的二元论,在你眼里大概不能被你的价值观所接受的就是“坏的”吧,而阁下的评价标准大概只有“好”和“不好”吧…;很多政治人物对第三帝国的评价可不是只有“好”和“坏”这么简单的~
阁下应该还是孩子吧,嗯~生活中应该是给人感觉一身正气的小正太的感觉吧{:Bingo:}以后的路还长,世界的明天需要你们创造,洗洗睡吧~~
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要使传统经济分崩离析,这就动摇了传统的利益阶层和统治核心,这恰恰是统治者(明朝皇帝)不能容忍的,必然会全力将其扼杀~同时期日本的政治状态可能出现资本主义,但明朝不可能;所以说出现资本主义比较可能在宋朝,毕竟那时皇帝权利没有明清那么大,中央集权没那么严重
从阁下发帖状态来看阁下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理智状态,又怎么可以“分毫不差”地评论多尔衮亲王、康熙帝呢?况且阁下的比较也比较幼稚,明显的二元论,在你眼里大概不能被你的价值观所接受的就是“坏的”吧,而阁下的评价标准大概只有“好”和“不好”吧…;很多政治人物对第三帝国的评价可不是只有“好”和“坏”这么简单的~
阁下应该还是孩子吧,嗯~生活中应该是给人感觉一身正气的小正太的感觉吧{:Bingo:}以后的路还长,世界的明天需要你们创造,洗洗睡吧~~
回复 34# 猎鸆者
我的小满洲同胞
和你的想当然正好相反,首先我肯定比你大,这点别怀疑。你的孩子气恰好表现在一边称呼我为"阁下",一边以为我是“小正太”。你的思想观让人怀疑你是看歌剧院幽灵的战争史研究长大的,以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天作之合。
其次,西欧的资本主义偏偏是出现在中央集权最强的国家——英国和法国。英国的中央集权起始于亨利8,到伊莉莎白正是巅峰,法国的中央集权起始于路易11,到路易14称太阳王。而非中央势力最强的波兰和奥地利(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偏偏是农奴制度最强大的地方,进入资本主义很晚。对,历史就是这么特别,资产阶级借助中央集权来夺取政权。
第三,所有的封建君王都不能容忍资本主义,不是明朝例外。所以才会有资本主义革命,才会有克伦威尔和波拿巴。而清朝不仅是封建制度不容许资本主义,其自身的民族压迫也无法承受资本主义的变法图强,这也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没有推翻清朝,8国联军没有,一变法就出革命然后满洲统治玩完的原因。
PS:你的不学无术和装老真让人喷饭。
回复 34# 猎鸆者
我的小满洲同胞
和你的想当然正好相反,首先我肯定比你大,这点别怀疑。你的孩子气恰好表现在一边称呼我为"阁下",一边以为我是“小正太”。你的思想观让人怀疑你是看歌剧院幽灵的战争史研究长大的,以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天作之合。
其次,西欧的资本主义偏偏是出现在中央集权最强的国家——英国和法国。英国的中央集权起始于亨利8,到伊莉莎白正是巅峰,法国的中央集权起始于路易11,到路易14称太阳王。而非中央势力最强的波兰和奥地利(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偏偏是农奴制度最强大的地方,进入资本主义很晚。对,历史就是这么特别,资产阶级借助中央集权来夺取政权。
第三,所有的封建君王都不能容忍资本主义,不是明朝例外。所以才会有资本主义革命,才会有克伦威尔和波拿巴。而清朝不仅是封建制度不容许资本主义,其自身的民族压迫也无法承受资本主义的变法图强,这也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没有推翻清朝,8国联军没有,一变法就出革命然后满洲统治玩完的原因。
PS:你的不学无术和装老真让人喷饭。
不能为我的价值观所认同的当然就是坏的,不过评价标准不是好或坏。
多尔衮和康熙开历史的倒车,所以我否定他们,但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他们愚昧,这点我的满洲小同胞不太能理解
不能为我的价值观所认同的当然就是坏的,不过评价标准不是好或坏。
多尔衮和康熙开历史的倒车,所以我否定他们,但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他们愚昧,这点我的满洲小同胞不太能理解
猎鸆者 发表于 2010-11-25 17:38
盛极必衰 谈不上开始
盛极必衰 谈不上开始
欧洲的资本主义 我认为始于威尼斯、尼德兰这样的商业小邦
生存是第一动力 对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 很难有这样的条件
回复 猎鸆者
我的小满洲同胞
和你的想当然正好相反,首先我肯定比你大,这点别怀疑。你的孩子气恰 ...
bighouse 发表于 2010-11-25 23:35
欧洲的资本主义 我认为始于威尼斯、尼德兰这样的商业小邦
生存是第一动力 对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 很难有这样的条件
本来明代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当时的西欧一样。-------苍天啊,黄土啊。
Arthurian 发表于 2010-11-26 09:59
有萌芽不假 能量太弱 整体上国家对工商业的依存程度低 那点资产阶级的萌芽属于社会末流
还是宋朝比较靠谱
偏安一隅 军事压力大 没有天朝的自大倾向 对外部动向比较敏感
财政紧张 依赖商业贸易的税收和盈余 非农业人口多 流动管制少 社会上不以经商为耻
政治上比较温和 不容易掉脑袋 说话方便 男女比较平等 废除了大部分酷刑 人权在中国古代最好
有萌芽不假 能量太弱 整体上国家对工商业的依存程度低 那点资产阶级的萌芽属于社会末流
还是宋朝比较靠谱
偏安一隅 军事压力大 没有天朝的自大倾向 对外部动向比较敏感
财政紧张 依赖商业贸易的税收和盈余 非农业人口多 流动管制少 社会上不以经商为耻
政治上比较温和 不容易掉脑袋 说话方便 男女比较平等 废除了大部分酷刑 人权在中国古代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