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清朝嘉庆时代国家战略简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2:44:45
经过清初统治阶级的不懈努力，至乾隆初期，国力可谓强盛一时。但是纵观世界，随着工业革Ｍ的到来和资本Ｚ義制度的日趋完善，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新月异。由此对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显然已经不可避免。在这种大环境下，清帝国统治阶级所捍卫并为此津津乐道而俯视别国的封建制度，正犹如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一样，迅速步入黄昏。很遗憾统治者并未因此审时度势，重新考虑国家的宏观战略走向和世界发展形式。眼中所注意的，仍然是“天朝上国”统治疆域下的文人百姓是否忠心，国库税收是否充盈。胸中没有大格局，一味墨守陈规，这大概就是极端Ｚ義和封建独裁统治最大的弊病。
大凡人类社会发展中每一个新时代的出现乃至成型都与统治阶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封建社会下，作为统治阶级形式上的最高代表，皇帝本人的意志显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顺应历史潮流而为之可称为先进，逆之便是反动了。嘉庆时代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时代。说它特殊，主要是因为在其所处的时代，资本Ｚ義制度这头雄狮，已经不再满足于自己过去所占有的疆域并由此向世界范围内伸出了其潜能巨大的利爪。而另一方面，封建制度依旧在为捍卫自己过去的辉煌而步履蹒跚的前进。两种制度的碰撞由此产生，巨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会摆在世界各国统治阶级和人民面前。而在遥远的东方，清帝国的统治者们由此产生的困惑使得他们更加握紧了手中的权力，去捍卫他们伟大祖宗的基业。
基于清朝宗室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嘉庆帝颙琰自幼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教育，深谙儒家思想精髓和封建礼法，并且在自负颇深的父亲乾隆帝影响和干预下，对治国之道颇有见解。不过乾隆帝青年登基，历经数十载将清帝国带入国力的顶峰，由此产生的自负心理不仅对臣子，即便是最为亲近的皇子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乾隆帝诸子中，真正在政治上或者其他方面大有作为的皇子寥寥无几。而继乾隆帝登基的嘉庆帝更是由此养成了温和儒雅的性格。嘉庆帝其人，空有治国理想，却无相应对等的能力，可谓有心无力。在他继位之时，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积聚已久，且愈演愈烈。而广大深受压迫的黎民百姓，纷纷走上了反抗朝廷的道路，各地起义大潮此起彼伏。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嘉庆帝对内铲除和珅集团，对外坚决武力Ｚ压人民起义，希望借此换来朝政的安稳过度。遗憾的是，如果不是西方殖民Ｚ義的出现，嘉庆帝也确实会扮演这样一个过渡型角色。
现在再来看清朝统治阶级在嘉庆帝主政时代执行的国家基本战略。这里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很难通过统治阶级代表的更替而迅速发生质的变化，这里主要的基准点是政局的稳定和权力的牢固，没有这些国家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大前提。当然统治阶级自身的素质和勇气如何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虽然当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这块早已不再符合国家发展趋势的绊脚石终于被历史的车轮碾过之时，嘉庆帝和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对的却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艰险的环境。表面上，吏治废弛，朝纲不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之风日甚是统治阶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然而真正危险的，却是隐藏在暗处正欲磨拳擦掌的外患，而在这其中，新老两种制度的冲撞点迅速增多才是根本。嘉庆帝主政后不久便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而这其中铲除权臣和珅及其死党则占去很大一部分内容。阎崇年先生认为，和珅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在它的背后，制度问题才是根本。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皇帝于制度上做丝毫更张是绝无可能的，这也是社会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而面对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一方面大举围剿Ｚ压各地农民大起义。更易统兵大员，严惩Ｚ压不力的将吏，严密军事部署。另一方面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分化瓦解起义军。实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企图割断起义军与人民的联系。嘉庆十年(1805年)，川、楚、陕农民起义被Ｚ压，同时清朝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嘉庆十五年(1810年)，Ｚ压了爆发于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军。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嘉庆帝下诏罪已，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无一幸免，并捕杀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天理教起义被Ｚ压。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和对农民起义的大力Ｚ压，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在对外问题上，嘉庆帝力主严禁鸦片，对英国侵略者在沿海的骚扰活动保持高度警惕性，对英国提出的如帮助清朝Ｚ压起义军，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的要求，明智地严词拒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又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的要求。但同时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也使其对外来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帝在内乱频仍、外患渐逼中，倾力企图维护清王朝的稳定巩固，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使清王朝的败落于嘉庆末年已完全表面化，并从此逐渐走向衰亡。
由此我们可以将嘉庆时代的国家战略一分为二。一则对内，再则对外。在简要阐述对内对外国家战略的同时，我们再对这其中所带来的问题尽量加以细致的分析。对内，统治阶级采取的显然是一种缝缝补补，以图尽量保持政局平稳的保守战略。采取这种战略，固然有嘉庆帝保守，没有魄力，害怕冒险的原因存在。但同时这也正是多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的结果。嘉庆帝所代表的统治阶级虽然享有这样和那样的特权，但是如无其他政治势力的合作，显然无法在政治上能够保持长久。而其他政治势力，如封建地主阶级对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极度追求显然也不会允许统治阶级选择丝毫可能对自己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战略。问题如此尖锐，回旋余地实在有限。
但是这是就避免同其他政治势力矛盾过于扩大化而说的。事实上，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在国家战略上可以选择三种道路。第一种我们称之为突进战略，即大刀阔斧的在制度上进行部分改革，例如雍正朝，虽然其大力改革是否真正触及制度层面还有待商榷，但是就其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实际效果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样通过触动其他政治势力（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利益来尽量保持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平衡底线，从而达到了稳定政局的目的。第二种是纵深战略，仍旧是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同时依旧是通过触动统治阶级和其他政治势力的部分利益以保持政局稳定。但是这里更加强调的是时间和环境，没有这两点这种战略就完全是不可行的了。最后一种则是固守战略。并不触及制度层面上的东西，仅就社会现实做有限的弥补，通过被动的改变来尽力延缓统治阶级在政治生命上的衰败。
下面来说说这三种道路的可行性。说到可行性就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实际。第一种道路主要的推动力在于统治阶级自身。前面已经说过，嘉庆帝本人性格多仁弱，没有祖父那种敢于冒险的勇气。他害怕农民起义，同时也害怕统治阶级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越加扩大化。另外就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情况而言，各种社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当你面对一个身患重病身体柔弱的病人时，贸然进行一场甚至几场大手术不仅不能挽救病人本就脆弱的生命，反而只能加速其自身的灭亡。因此第一种道路绝不是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应该采取的。第二种道路的着重点前面已经说过，是时间和环境。吏治废弛、朝纲不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些都是摆在统治阶级眼前的现实问题。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世界形势的变化。资本Ｚ義、资本积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殖民Ｚ義的兴起......表面上看，这些都似乎预示着强力有效地社会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即便是内忧外患的晚清，仍旧历经道、咸、同、光、宣五朝九十一年，近乎一个世纪的时间。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统治阶级完全可以通过一步一步有限度的社会改革来使清帝国的发展轨道重新缓慢的步入正轨，且来自于其他政治势力的阻力也会相应的减少许多。最后第三种，这也是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最终采用的道路，即在不触动制度变革的根本前提下寄希望于通过整顿吏治，广开言路和力行节俭等办法重振朝纲。这其实走的还是老路子，以往的经验表明，这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即便是身为封建社会下权力最高代表的嘉庆帝本人思想再有局限性，也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个问题。但是当那些国家统治者们缺乏必要的决心和远见时，采取这样一种思路治理国家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来看对外战略。嘉庆帝基本继承了先辈的政策方针，即闭关锁国，盲目排外。同乾隆朝一样，嘉庆帝在同西方的外交斗争中依旧保持了不卑不亢的方针，既有理，又有节。在鸦片和割让领土的问题上丝毫没有让步，同时对于西方殖民Ｚ義的渗透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性，这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盲目的闭关锁国显然更多的属于一种极左的国家战略。盛唐时代之所以对外采取开放政策，一方面是因为她确实有着领先于世界的实力，但同时统治者对于各国文化和由此产生的先进独到之处所采取的包容乃至吸纳的态度确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清朝由于自身是少数民族而一统华夏，因而对于各种可能会触及自身政治利益的问题显然较之历朝历代都会更为敏感。同时康乾盛世所带来的极度心理优越感，也为中国近代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由此联想到了我们的近邻——一个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国度——日本。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极度匮乏，这些先天的不理因素都注定了它的生存必须建立在走出去的战略之上。这是它对于制度改革的动力的内因，同时也是主要因素。至于后来西方殖民Ｚ義者对于日本的初次试探也不过是更加坚定了日本实施一定的开放政策的信心而已。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外部因素始终不是影响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主导因素。那些认为日本之所以明治维新，完全有赖于西方坚船利炮和统治阶级自身的开明所带来的影响显然是错误的。那么在对外战略上，对于嘉庆一朝当时的情况而言，选择何种战略才是最为合适且有效的呢？显然，中间战略才是统治阶级最佳的选择。所谓“中间”，意即不左不右，具体说来，对于西方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当然要严词拒绝，但是也应该建立一种可供双方相互交往联系的机制。这样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却可以使统治阶级或多或少看到世界的发展趋势。虽然这还无法对国家战略的影响起到足够的作用，但是以清朝嘉庆时代的态势看来，基于稳定清朝政治长久这一点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嘉庆时代处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期，同时也是清朝自我“拯救”的最佳时期。有人说“同光中兴”期间，也就是洋务运动所处时代的社会客观环境才是清朝对于自身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期。理由主要是在经历了西方列强多次入侵和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后，统治阶级已经充分认识到清朝国力的孱弱。在政治经济利益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先前那种保守自大的思想必定要发生转变，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加大并加速改革进程。如果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来对国家进行一定的改革，对后来的局面，还是很有希望改变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已经彻底看清了中国国力的虚实，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又极大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政治经济利益，财政困难，灾荒不断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扩大，而太平天国这样的近乎全国规模的起义更是耗尽了国力。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采取战略上的强力改革，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何况西方列强也绝不会坐视中国的重新崛起而不管，即便是其内部之间也有各种各样复杂的矛盾，但是将中国变为资本Ｚ義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也就是殖民地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反观嘉庆时代，虽然朝政败坏，农民起义不断，但是终究不似道光、咸丰两朝以后国内国外环境如此之险恶。且从嘉庆帝主政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中间的四十一年近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治阶级如果能够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出发，审时度势，未尝不会使国况出现很大的改观。只是历史的脚步并未因此走向一条康庄大道，反而向着泥潭沼泽步步前进，则是令人非常遗憾和痛心的。至于嘉庆时代统治阶级之所以选择前面说过的固守战略的原因则是我们下面要加以分析的。
改变国家战略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下之所以格外困难，还在于它同前代之间的联系。其实终乾隆一朝所贯穿的国家战略与康熙、雍正两朝相比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以尽一切可能提高封建农业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固守战略为主导思想。对于清朝统治阶级而言，幸运的是，在封建自给自足经济已经逐渐不再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背景之下又相继出现了三位英明的封建统治者。他们在封建制度的大框架之内，尽一切可能挖掘这种行将过时的制度的最后一点点潜能，并极力渲染它们。事实上，所谓盛世之下的各种隐患始终伴随着康、雍、乾三朝，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隐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康乾盛世本身就是封建制度行将就木前的回光返照。它的出现除去确实增加的封建农业生产力和对政治环境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以外，剩下的几乎都是负面影响。比如盛世之下各种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就几乎被并不可靠的隐藏掉了，同时统治阶级自上而下产生的自足自大心理更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到了乾隆中后期，先前统治阶级奋发进取并且自我警戒的一些政策已经徒有虚表，相应的先前被隐藏在盛世之下的各种逐渐积聚起来的社会矛盾迅速凸显出来。由此使继承者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在国家战略选择问题面前颇有措手不及的感觉。问题既多，范围又广，嘉庆时代处在康乾盛世那“高大”身影之下，却又不得不去收拾这样一个事实上已经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那么选择固守战略，在继承前朝战略思想的总体前提下，进行有效但又极为有限的更张似乎很容易的出现在统治阶级的国策里。事实上，嘉庆时代的国家战略完全可以理解为康乾盛世时代下战略的延伸。既然已经有前面三位英明君主的运筹帷幄，那么到了嘉庆时代，这种战略的发挥余地实在有限，更何况统治阶级自身的政治素养也在急剧下滑，种种不利似乎昭示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已经在所难免。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嘉庆时代的战略对其后世的影响。在简述其同前代联系的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属于一种传承关系，前面我已经说过，嘉庆时代是清朝对于自身战略做出重大改革的最佳时机，但是当统治阶级失去改革的锐意和勇气之后，一切的选择和努力就都是徒劳的了。到了道光朝，形势更为严重了，这时不仅仅是内部问题，外患也彻底走向了表面化。在对内方面，道光朝统治阶级只能继续前朝战略方针，对各种社会问题缝缝补补。另一方面，在同西方列强的较量中处于下风也使本就绷紧了神经的统治阶级更加惧怕向世界敞开一切，并由此转而采取了一种顺从的外交战略，其目的是通过在不危害国本的前提下尽量满足西方列强的各种要求而换取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以保证其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从这一刻始，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开始逐步向弃国索权的投降Ｚ義和傀儡政治过渡，中国也终于迅速转型成为了西方列强间接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不能据此完全责难于嘉庆时代的国家战略选择，但是由因而果，一个没有战略眼光同时也不能对社会现实和国家长久发展做出正确判断的统治阶级对后世的种种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战略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需要结合实际，又需要考虑到瞬息万变的各种复杂环境。不同的统治阶级的背后，代表的都是相应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当一种战略选择会动摇其背后所代表的制度时，即便这种战略思想是最佳的选择，最终也很难被肯定，这大概是每一个统治阶级都要面对的课题。
后记：嘉庆一朝虽然历经25年，较之雍正一朝（13年）要远远长之，但是在整个清朝268年的历史中似乎是最被人们所遗忘的一段岁月。这里面的原因是很多的。在它的前面，康乾盛世这一不世伟业的光辉太过绚丽，使得嘉庆一朝的统治阶级只能去默默处理实际上已经不可能解决的盛世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危机。而在他后面，数次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也将人们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这虽然有历史的原因，然而在这样一段历史过程面前，尤其是在国家发展战略选择这个大问题上，统治阶级尤其是皇帝本人过于保守、平庸的政治决断力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战略选择这个课题可以更好的研究嘉庆一朝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而对于清朝历史和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经过清初统治阶级的不懈努力，至乾隆初期，国力可谓强盛一时。但是纵观世界，随着工业革Ｍ的到来和资本Ｚ義制度的日趋完善，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新月异。由此对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显然已经不可避免。在这种大环境下，清帝国统治阶级所捍卫并为此津津乐道而俯视别国的封建制度，正犹如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一样，迅速步入黄昏。很遗憾统治者并未因此审时度势，重新考虑国家的宏观战略走向和世界发展形式。眼中所注意的，仍然是“天朝上国”统治疆域下的文人百姓是否忠心，国库税收是否充盈。胸中没有大格局，一味墨守陈规，这大概就是极端Ｚ義和封建独裁统治最大的弊病。
大凡人类社会发展中每一个新时代的出现乃至成型都与统治阶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封建社会下，作为统治阶级形式上的最高代表，皇帝本人的意志显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顺应历史潮流而为之可称为先进，逆之便是反动了。嘉庆时代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时代。说它特殊，主要是因为在其所处的时代，资本Ｚ義制度这头雄狮，已经不再满足于自己过去所占有的疆域并由此向世界范围内伸出了其潜能巨大的利爪。而另一方面，封建制度依旧在为捍卫自己过去的辉煌而步履蹒跚的前进。两种制度的碰撞由此产生，巨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会摆在世界各国统治阶级和人民面前。而在遥远的东方，清帝国的统治者们由此产生的困惑使得他们更加握紧了手中的权力，去捍卫他们伟大祖宗的基业。
基于清朝宗室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嘉庆帝颙琰自幼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教育，深谙儒家思想精髓和封建礼法，并且在自负颇深的父亲乾隆帝影响和干预下，对治国之道颇有见解。不过乾隆帝青年登基，历经数十载将清帝国带入国力的顶峰，由此产生的自负心理不仅对臣子，即便是最为亲近的皇子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乾隆帝诸子中，真正在政治上或者其他方面大有作为的皇子寥寥无几。而继乾隆帝登基的嘉庆帝更是由此养成了温和儒雅的性格。嘉庆帝其人，空有治国理想，却无相应对等的能力，可谓有心无力。在他继位之时，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积聚已久，且愈演愈烈。而广大深受压迫的黎民百姓，纷纷走上了反抗朝廷的道路，各地起义大潮此起彼伏。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嘉庆帝对内铲除和珅集团，对外坚决武力Ｚ压人民起义，希望借此换来朝政的安稳过度。遗憾的是，如果不是西方殖民Ｚ義的出现，嘉庆帝也确实会扮演这样一个过渡型角色。
现在再来看清朝统治阶级在嘉庆帝主政时代执行的国家基本战略。这里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很难通过统治阶级代表的更替而迅速发生质的变化，这里主要的基准点是政局的稳定和权力的牢固，没有这些国家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大前提。当然统治阶级自身的素质和勇气如何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虽然当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这块早已不再符合国家发展趋势的绊脚石终于被历史的车轮碾过之时，嘉庆帝和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对的却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艰险的环境。表面上，吏治废弛，朝纲不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之风日甚是统治阶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然而真正危险的，却是隐藏在暗处正欲磨拳擦掌的外患，而在这其中，新老两种制度的冲撞点迅速增多才是根本。嘉庆帝主政后不久便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而这其中铲除权臣和珅及其死党则占去很大一部分内容。阎崇年先生认为，和珅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在它的背后，制度问题才是根本。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皇帝于制度上做丝毫更张是绝无可能的，这也是社会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而面对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一方面大举围剿Ｚ压各地农民大起义。更易统兵大员，严惩Ｚ压不力的将吏，严密军事部署。另一方面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分化瓦解起义军。实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企图割断起义军与人民的联系。嘉庆十年(1805年)，川、楚、陕农民起义被Ｚ压，同时清朝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嘉庆十五年(1810年)，Ｚ压了爆发于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军。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嘉庆帝下诏罪已，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无一幸免，并捕杀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天理教起义被Ｚ压。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和对农民起义的大力Ｚ压，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在对外问题上，嘉庆帝力主严禁鸦片，对英国侵略者在沿海的骚扰活动保持高度警惕性，对英国提出的如帮助清朝Ｚ压起义军，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的要求，明智地严词拒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又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的要求。但同时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也使其对外来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帝在内乱频仍、外患渐逼中，倾力企图维护清王朝的稳定巩固，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使清王朝的败落于嘉庆末年已完全表面化，并从此逐渐走向衰亡。
由此我们可以将嘉庆时代的国家战略一分为二。一则对内，再则对外。在简要阐述对内对外国家战略的同时，我们再对这其中所带来的问题尽量加以细致的分析。对内，统治阶级采取的显然是一种缝缝补补，以图尽量保持政局平稳的保守战略。采取这种战略，固然有嘉庆帝保守，没有魄力，害怕冒险的原因存在。但同时这也正是多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的结果。嘉庆帝所代表的统治阶级虽然享有这样和那样的特权，但是如无其他政治势力的合作，显然无法在政治上能够保持长久。而其他政治势力，如封建地主阶级对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极度追求显然也不会允许统治阶级选择丝毫可能对自己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战略。问题如此尖锐，回旋余地实在有限。
但是这是就避免同其他政治势力矛盾过于扩大化而说的。事实上，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在国家战略上可以选择三种道路。第一种我们称之为突进战略，即大刀阔斧的在制度上进行部分改革，例如雍正朝，虽然其大力改革是否真正触及制度层面还有待商榷，但是就其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实际效果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样通过触动其他政治势力（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利益来尽量保持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平衡底线，从而达到了稳定政局的目的。第二种是纵深战略，仍旧是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同时依旧是通过触动统治阶级和其他政治势力的部分利益以保持政局稳定。但是这里更加强调的是时间和环境，没有这两点这种战略就完全是不可行的了。最后一种则是固守战略。并不触及制度层面上的东西，仅就社会现实做有限的弥补，通过被动的改变来尽力延缓统治阶级在政治生命上的衰败。
下面来说说这三种道路的可行性。说到可行性就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实际。第一种道路主要的推动力在于统治阶级自身。前面已经说过，嘉庆帝本人性格多仁弱，没有祖父那种敢于冒险的勇气。他害怕农民起义，同时也害怕统治阶级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越加扩大化。另外就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情况而言，各种社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当你面对一个身患重病身体柔弱的病人时，贸然进行一场甚至几场大手术不仅不能挽救病人本就脆弱的生命，反而只能加速其自身的灭亡。因此第一种道路绝不是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应该采取的。第二种道路的着重点前面已经说过，是时间和环境。吏治废弛、朝纲不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些都是摆在统治阶级眼前的现实问题。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世界形势的变化。资本Ｚ義、资本积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殖民Ｚ義的兴起......表面上看，这些都似乎预示着强力有效地社会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即便是内忧外患的晚清，仍旧历经道、咸、同、光、宣五朝九十一年，近乎一个世纪的时间。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统治阶级完全可以通过一步一步有限度的社会改革来使清帝国的发展轨道重新缓慢的步入正轨，且来自于其他政治势力的阻力也会相应的减少许多。最后第三种，这也是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最终采用的道路，即在不触动制度变革的根本前提下寄希望于通过整顿吏治，广开言路和力行节俭等办法重振朝纲。这其实走的还是老路子，以往的经验表明，这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即便是身为封建社会下权力最高代表的嘉庆帝本人思想再有局限性，也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个问题。但是当那些国家统治者们缺乏必要的决心和远见时，采取这样一种思路治理国家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来看对外战略。嘉庆帝基本继承了先辈的政策方针，即闭关锁国，盲目排外。同乾隆朝一样，嘉庆帝在同西方的外交斗争中依旧保持了不卑不亢的方针，既有理，又有节。在鸦片和割让领土的问题上丝毫没有让步，同时对于西方殖民Ｚ義的渗透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性，这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盲目的闭关锁国显然更多的属于一种极左的国家战略。盛唐时代之所以对外采取开放政策，一方面是因为她确实有着领先于世界的实力，但同时统治者对于各国文化和由此产生的先进独到之处所采取的包容乃至吸纳的态度确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清朝由于自身是少数民族而一统华夏，因而对于各种可能会触及自身政治利益的问题显然较之历朝历代都会更为敏感。同时康乾盛世所带来的极度心理优越感，也为中国近代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由此联想到了我们的近邻——一个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国度——日本。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极度匮乏，这些先天的不理因素都注定了它的生存必须建立在走出去的战略之上。这是它对于制度改革的动力的内因，同时也是主要因素。至于后来西方殖民Ｚ義者对于日本的初次试探也不过是更加坚定了日本实施一定的开放政策的信心而已。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外部因素始终不是影响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主导因素。那些认为日本之所以明治维新，完全有赖于西方坚船利炮和统治阶级自身的开明所带来的影响显然是错误的。那么在对外战略上，对于嘉庆一朝当时的情况而言，选择何种战略才是最为合适且有效的呢？显然，中间战略才是统治阶级最佳的选择。所谓“中间”，意即不左不右，具体说来，对于西方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当然要严词拒绝，但是也应该建立一种可供双方相互交往联系的机制。这样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却可以使统治阶级或多或少看到世界的发展趋势。虽然这还无法对国家战略的影响起到足够的作用，但是以清朝嘉庆时代的态势看来，基于稳定清朝政治长久这一点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嘉庆时代处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期，同时也是清朝自我“拯救”的最佳时期。有人说“同光中兴”期间，也就是洋务运动所处时代的社会客观环境才是清朝对于自身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期。理由主要是在经历了西方列强多次入侵和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后，统治阶级已经充分认识到清朝国力的孱弱。在政治经济利益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先前那种保守自大的思想必定要发生转变，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加大并加速改革进程。如果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来对国家进行一定的改革，对后来的局面，还是很有希望改变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已经彻底看清了中国国力的虚实，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又极大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政治经济利益，财政困难，灾荒不断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扩大，而太平天国这样的近乎全国规模的起义更是耗尽了国力。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采取战略上的强力改革，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何况西方列强也绝不会坐视中国的重新崛起而不管，即便是其内部之间也有各种各样复杂的矛盾，但是将中国变为资本Ｚ義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也就是殖民地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反观嘉庆时代，虽然朝政败坏，农民起义不断，但是终究不似道光、咸丰两朝以后国内国外环境如此之险恶。且从嘉庆帝主政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中间的四十一年近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治阶级如果能够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出发，审时度势，未尝不会使国况出现很大的改观。只是历史的脚步并未因此走向一条康庄大道，反而向着泥潭沼泽步步前进，则是令人非常遗憾和痛心的。至于嘉庆时代统治阶级之所以选择前面说过的固守战略的原因则是我们下面要加以分析的。
改变国家战略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下之所以格外困难，还在于它同前代之间的联系。其实终乾隆一朝所贯穿的国家战略与康熙、雍正两朝相比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以尽一切可能提高封建农业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固守战略为主导思想。对于清朝统治阶级而言，幸运的是，在封建自给自足经济已经逐渐不再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背景之下又相继出现了三位英明的封建统治者。他们在封建制度的大框架之内，尽一切可能挖掘这种行将过时的制度的最后一点点潜能，并极力渲染它们。事实上，所谓盛世之下的各种隐患始终伴随着康、雍、乾三朝，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隐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康乾盛世本身就是封建制度行将就木前的回光返照。它的出现除去确实增加的封建农业生产力和对政治环境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以外，剩下的几乎都是负面影响。比如盛世之下各种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就几乎被并不可靠的隐藏掉了，同时统治阶级自上而下产生的自足自大心理更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到了乾隆中后期，先前统治阶级奋发进取并且自我警戒的一些政策已经徒有虚表，相应的先前被隐藏在盛世之下的各种逐渐积聚起来的社会矛盾迅速凸显出来。由此使继承者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在国家战略选择问题面前颇有措手不及的感觉。问题既多，范围又广，嘉庆时代处在康乾盛世那“高大”身影之下，却又不得不去收拾这样一个事实上已经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那么选择固守战略，在继承前朝战略思想的总体前提下，进行有效但又极为有限的更张似乎很容易的出现在统治阶级的国策里。事实上，嘉庆时代的国家战略完全可以理解为康乾盛世时代下战略的延伸。既然已经有前面三位英明君主的运筹帷幄，那么到了嘉庆时代，这种战略的发挥余地实在有限，更何况统治阶级自身的政治素养也在急剧下滑，种种不利似乎昭示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已经在所难免。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嘉庆时代的战略对其后世的影响。在简述其同前代联系的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属于一种传承关系，前面我已经说过，嘉庆时代是清朝对于自身战略做出重大改革的最佳时机，但是当统治阶级失去改革的锐意和勇气之后，一切的选择和努力就都是徒劳的了。到了道光朝，形势更为严重了，这时不仅仅是内部问题，外患也彻底走向了表面化。在对内方面，道光朝统治阶级只能继续前朝战略方针，对各种社会问题缝缝补补。另一方面，在同西方列强的较量中处于下风也使本就绷紧了神经的统治阶级更加惧怕向世界敞开一切，并由此转而采取了一种顺从的外交战略，其目的是通过在不危害国本的前提下尽量满足西方列强的各种要求而换取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以保证其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从这一刻始，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开始逐步向弃国索权的投降Ｚ義和傀儡政治过渡，中国也终于迅速转型成为了西方列强间接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不能据此完全责难于嘉庆时代的国家战略选择，但是由因而果，一个没有战略眼光同时也不能对社会现实和国家长久发展做出正确判断的统治阶级对后世的种种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战略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需要结合实际，又需要考虑到瞬息万变的各种复杂环境。不同的统治阶级的背后，代表的都是相应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当一种战略选择会动摇其背后所代表的制度时，即便这种战略思想是最佳的选择，最终也很难被肯定，这大概是每一个统治阶级都要面对的课题。
后记：嘉庆一朝虽然历经25年，较之雍正一朝（13年）要远远长之，但是在整个清朝268年的历史中似乎是最被人们所遗忘的一段岁月。这里面的原因是很多的。在它的前面，康乾盛世这一不世伟业的光辉太过绚丽，使得嘉庆一朝的统治阶级只能去默默处理实际上已经不可能解决的盛世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危机。而在他后面，数次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也将人们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这虽然有历史的原因，然而在这样一段历史过程面前，尤其是在国家发展战略选择这个大问题上，统治阶级尤其是皇帝本人过于保守、平庸的政治决断力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战略选择这个课题可以更好的研究嘉庆一朝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而对于清朝历史和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
大凡人类社会发展中每一个新时代的出现乃至成型都与统治阶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封建社会下，作为统治阶级形式上的最高代表，皇帝本人的意志显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顺应历史潮流而为之可称为先进，逆之便是反动了。嘉庆时代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时代。说它特殊，主要是因为在其所处的时代，资本Ｚ義制度这头雄狮，已经不再满足于自己过去所占有的疆域并由此向世界范围内伸出了其潜能巨大的利爪。而另一方面，封建制度依旧在为捍卫自己过去的辉煌而步履蹒跚的前进。两种制度的碰撞由此产生，巨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会摆在世界各国统治阶级和人民面前。而在遥远的东方，清帝国的统治者们由此产生的困惑使得他们更加握紧了手中的权力，去捍卫他们伟大祖宗的基业。
基于清朝宗室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嘉庆帝颙琰自幼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教育，深谙儒家思想精髓和封建礼法，并且在自负颇深的父亲乾隆帝影响和干预下，对治国之道颇有见解。不过乾隆帝青年登基，历经数十载将清帝国带入国力的顶峰，由此产生的自负心理不仅对臣子，即便是最为亲近的皇子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乾隆帝诸子中，真正在政治上或者其他方面大有作为的皇子寥寥无几。而继乾隆帝登基的嘉庆帝更是由此养成了温和儒雅的性格。嘉庆帝其人，空有治国理想，却无相应对等的能力，可谓有心无力。在他继位之时，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积聚已久，且愈演愈烈。而广大深受压迫的黎民百姓，纷纷走上了反抗朝廷的道路，各地起义大潮此起彼伏。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嘉庆帝对内铲除和珅集团，对外坚决武力Ｚ压人民起义，希望借此换来朝政的安稳过度。遗憾的是，如果不是西方殖民Ｚ義的出现，嘉庆帝也确实会扮演这样一个过渡型角色。
现在再来看清朝统治阶级在嘉庆帝主政时代执行的国家基本战略。这里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很难通过统治阶级代表的更替而迅速发生质的变化，这里主要的基准点是政局的稳定和权力的牢固，没有这些国家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大前提。当然统治阶级自身的素质和勇气如何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虽然当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这块早已不再符合国家发展趋势的绊脚石终于被历史的车轮碾过之时，嘉庆帝和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对的却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艰险的环境。表面上，吏治废弛，朝纲不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之风日甚是统治阶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然而真正危险的，却是隐藏在暗处正欲磨拳擦掌的外患，而在这其中，新老两种制度的冲撞点迅速增多才是根本。嘉庆帝主政后不久便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而这其中铲除权臣和珅及其死党则占去很大一部分内容。阎崇年先生认为，和珅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在它的背后，制度问题才是根本。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皇帝于制度上做丝毫更张是绝无可能的，这也是社会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而面对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一方面大举围剿Ｚ压各地农民大起义。更易统兵大员，严惩Ｚ压不力的将吏，严密军事部署。另一方面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分化瓦解起义军。实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企图割断起义军与人民的联系。嘉庆十年(1805年)，川、楚、陕农民起义被Ｚ压，同时清朝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嘉庆十五年(1810年)，Ｚ压了爆发于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军。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嘉庆帝下诏罪已，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无一幸免，并捕杀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天理教起义被Ｚ压。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和对农民起义的大力Ｚ压，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在对外问题上，嘉庆帝力主严禁鸦片，对英国侵略者在沿海的骚扰活动保持高度警惕性，对英国提出的如帮助清朝Ｚ压起义军，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的要求，明智地严词拒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又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的要求。但同时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也使其对外来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帝在内乱频仍、外患渐逼中，倾力企图维护清王朝的稳定巩固，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使清王朝的败落于嘉庆末年已完全表面化，并从此逐渐走向衰亡。
由此我们可以将嘉庆时代的国家战略一分为二。一则对内，再则对外。在简要阐述对内对外国家战略的同时，我们再对这其中所带来的问题尽量加以细致的分析。对内，统治阶级采取的显然是一种缝缝补补，以图尽量保持政局平稳的保守战略。采取这种战略，固然有嘉庆帝保守，没有魄力，害怕冒险的原因存在。但同时这也正是多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的结果。嘉庆帝所代表的统治阶级虽然享有这样和那样的特权，但是如无其他政治势力的合作，显然无法在政治上能够保持长久。而其他政治势力，如封建地主阶级对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极度追求显然也不会允许统治阶级选择丝毫可能对自己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战略。问题如此尖锐，回旋余地实在有限。
但是这是就避免同其他政治势力矛盾过于扩大化而说的。事实上，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在国家战略上可以选择三种道路。第一种我们称之为突进战略，即大刀阔斧的在制度上进行部分改革，例如雍正朝，虽然其大力改革是否真正触及制度层面还有待商榷，但是就其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实际效果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样通过触动其他政治势力（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利益来尽量保持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平衡底线，从而达到了稳定政局的目的。第二种是纵深战略，仍旧是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同时依旧是通过触动统治阶级和其他政治势力的部分利益以保持政局稳定。但是这里更加强调的是时间和环境，没有这两点这种战略就完全是不可行的了。最后一种则是固守战略。并不触及制度层面上的东西，仅就社会现实做有限的弥补，通过被动的改变来尽力延缓统治阶级在政治生命上的衰败。
下面来说说这三种道路的可行性。说到可行性就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实际。第一种道路主要的推动力在于统治阶级自身。前面已经说过，嘉庆帝本人性格多仁弱，没有祖父那种敢于冒险的勇气。他害怕农民起义，同时也害怕统治阶级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越加扩大化。另外就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情况而言，各种社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当你面对一个身患重病身体柔弱的病人时，贸然进行一场甚至几场大手术不仅不能挽救病人本就脆弱的生命，反而只能加速其自身的灭亡。因此第一种道路绝不是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应该采取的。第二种道路的着重点前面已经说过，是时间和环境。吏治废弛、朝纲不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些都是摆在统治阶级眼前的现实问题。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世界形势的变化。资本Ｚ義、资本积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殖民Ｚ義的兴起......表面上看，这些都似乎预示着强力有效地社会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即便是内忧外患的晚清，仍旧历经道、咸、同、光、宣五朝九十一年，近乎一个世纪的时间。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统治阶级完全可以通过一步一步有限度的社会改革来使清帝国的发展轨道重新缓慢的步入正轨，且来自于其他政治势力的阻力也会相应的减少许多。最后第三种，这也是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最终采用的道路，即在不触动制度变革的根本前提下寄希望于通过整顿吏治，广开言路和力行节俭等办法重振朝纲。这其实走的还是老路子，以往的经验表明，这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即便是身为封建社会下权力最高代表的嘉庆帝本人思想再有局限性，也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个问题。但是当那些国家统治者们缺乏必要的决心和远见时，采取这样一种思路治理国家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来看对外战略。嘉庆帝基本继承了先辈的政策方针，即闭关锁国，盲目排外。同乾隆朝一样，嘉庆帝在同西方的外交斗争中依旧保持了不卑不亢的方针，既有理，又有节。在鸦片和割让领土的问题上丝毫没有让步，同时对于西方殖民Ｚ義的渗透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性，这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盲目的闭关锁国显然更多的属于一种极左的国家战略。盛唐时代之所以对外采取开放政策，一方面是因为她确实有着领先于世界的实力，但同时统治者对于各国文化和由此产生的先进独到之处所采取的包容乃至吸纳的态度确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清朝由于自身是少数民族而一统华夏，因而对于各种可能会触及自身政治利益的问题显然较之历朝历代都会更为敏感。同时康乾盛世所带来的极度心理优越感，也为中国近代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由此联想到了我们的近邻——一个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国度——日本。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极度匮乏，这些先天的不理因素都注定了它的生存必须建立在走出去的战略之上。这是它对于制度改革的动力的内因，同时也是主要因素。至于后来西方殖民Ｚ義者对于日本的初次试探也不过是更加坚定了日本实施一定的开放政策的信心而已。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外部因素始终不是影响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主导因素。那些认为日本之所以明治维新，完全有赖于西方坚船利炮和统治阶级自身的开明所带来的影响显然是错误的。那么在对外战略上，对于嘉庆一朝当时的情况而言，选择何种战略才是最为合适且有效的呢？显然，中间战略才是统治阶级最佳的选择。所谓“中间”，意即不左不右，具体说来，对于西方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当然要严词拒绝，但是也应该建立一种可供双方相互交往联系的机制。这样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却可以使统治阶级或多或少看到世界的发展趋势。虽然这还无法对国家战略的影响起到足够的作用，但是以清朝嘉庆时代的态势看来，基于稳定清朝政治长久这一点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嘉庆时代处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期，同时也是清朝自我“拯救”的最佳时期。有人说“同光中兴”期间，也就是洋务运动所处时代的社会客观环境才是清朝对于自身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期。理由主要是在经历了西方列强多次入侵和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后，统治阶级已经充分认识到清朝国力的孱弱。在政治经济利益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先前那种保守自大的思想必定要发生转变，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加大并加速改革进程。如果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来对国家进行一定的改革，对后来的局面，还是很有希望改变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已经彻底看清了中国国力的虚实，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又极大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政治经济利益，财政困难，灾荒不断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扩大，而太平天国这样的近乎全国规模的起义更是耗尽了国力。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采取战略上的强力改革，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何况西方列强也绝不会坐视中国的重新崛起而不管，即便是其内部之间也有各种各样复杂的矛盾，但是将中国变为资本Ｚ義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也就是殖民地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反观嘉庆时代，虽然朝政败坏，农民起义不断，但是终究不似道光、咸丰两朝以后国内国外环境如此之险恶。且从嘉庆帝主政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中间的四十一年近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治阶级如果能够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出发，审时度势，未尝不会使国况出现很大的改观。只是历史的脚步并未因此走向一条康庄大道，反而向着泥潭沼泽步步前进，则是令人非常遗憾和痛心的。至于嘉庆时代统治阶级之所以选择前面说过的固守战略的原因则是我们下面要加以分析的。
改变国家战略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下之所以格外困难，还在于它同前代之间的联系。其实终乾隆一朝所贯穿的国家战略与康熙、雍正两朝相比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以尽一切可能提高封建农业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固守战略为主导思想。对于清朝统治阶级而言，幸运的是，在封建自给自足经济已经逐渐不再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背景之下又相继出现了三位英明的封建统治者。他们在封建制度的大框架之内，尽一切可能挖掘这种行将过时的制度的最后一点点潜能，并极力渲染它们。事实上，所谓盛世之下的各种隐患始终伴随着康、雍、乾三朝，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隐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康乾盛世本身就是封建制度行将就木前的回光返照。它的出现除去确实增加的封建农业生产力和对政治环境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以外，剩下的几乎都是负面影响。比如盛世之下各种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就几乎被并不可靠的隐藏掉了，同时统治阶级自上而下产生的自足自大心理更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到了乾隆中后期，先前统治阶级奋发进取并且自我警戒的一些政策已经徒有虚表，相应的先前被隐藏在盛世之下的各种逐渐积聚起来的社会矛盾迅速凸显出来。由此使继承者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在国家战略选择问题面前颇有措手不及的感觉。问题既多，范围又广，嘉庆时代处在康乾盛世那“高大”身影之下，却又不得不去收拾这样一个事实上已经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那么选择固守战略，在继承前朝战略思想的总体前提下，进行有效但又极为有限的更张似乎很容易的出现在统治阶级的国策里。事实上，嘉庆时代的国家战略完全可以理解为康乾盛世时代下战略的延伸。既然已经有前面三位英明君主的运筹帷幄，那么到了嘉庆时代，这种战略的发挥余地实在有限，更何况统治阶级自身的政治素养也在急剧下滑，种种不利似乎昭示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已经在所难免。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嘉庆时代的战略对其后世的影响。在简述其同前代联系的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属于一种传承关系，前面我已经说过，嘉庆时代是清朝对于自身战略做出重大改革的最佳时机，但是当统治阶级失去改革的锐意和勇气之后，一切的选择和努力就都是徒劳的了。到了道光朝，形势更为严重了，这时不仅仅是内部问题，外患也彻底走向了表面化。在对内方面，道光朝统治阶级只能继续前朝战略方针，对各种社会问题缝缝补补。另一方面，在同西方列强的较量中处于下风也使本就绷紧了神经的统治阶级更加惧怕向世界敞开一切，并由此转而采取了一种顺从的外交战略，其目的是通过在不危害国本的前提下尽量满足西方列强的各种要求而换取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以保证其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从这一刻始，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开始逐步向弃国索权的投降Ｚ義和傀儡政治过渡，中国也终于迅速转型成为了西方列强间接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不能据此完全责难于嘉庆时代的国家战略选择，但是由因而果，一个没有战略眼光同时也不能对社会现实和国家长久发展做出正确判断的统治阶级对后世的种种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战略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需要结合实际，又需要考虑到瞬息万变的各种复杂环境。不同的统治阶级的背后，代表的都是相应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当一种战略选择会动摇其背后所代表的制度时，即便这种战略思想是最佳的选择，最终也很难被肯定，这大概是每一个统治阶级都要面对的课题。
后记：嘉庆一朝虽然历经25年，较之雍正一朝（13年）要远远长之，但是在整个清朝268年的历史中似乎是最被人们所遗忘的一段岁月。这里面的原因是很多的。在它的前面，康乾盛世这一不世伟业的光辉太过绚丽，使得嘉庆一朝的统治阶级只能去默默处理实际上已经不可能解决的盛世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危机。而在他后面，数次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也将人们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这虽然有历史的原因，然而在这样一段历史过程面前，尤其是在国家发展战略选择这个大问题上，统治阶级尤其是皇帝本人过于保守、平庸的政治决断力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战略选择这个课题可以更好的研究嘉庆一朝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而对于清朝历史和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经过清初统治阶级的不懈努力，至乾隆初期，国力可谓强盛一时。但是纵观世界，随着工业革Ｍ的到来和资本Ｚ義制度的日趋完善，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新月异。由此对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显然已经不可避免。在这种大环境下，清帝国统治阶级所捍卫并为此津津乐道而俯视别国的封建制度，正犹如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一样，迅速步入黄昏。很遗憾统治者并未因此审时度势，重新考虑国家的宏观战略走向和世界发展形式。眼中所注意的，仍然是“天朝上国”统治疆域下的文人百姓是否忠心，国库税收是否充盈。胸中没有大格局，一味墨守陈规，这大概就是极端Ｚ義和封建独裁统治最大的弊病。
大凡人类社会发展中每一个新时代的出现乃至成型都与统治阶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封建社会下，作为统治阶级形式上的最高代表，皇帝本人的意志显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顺应历史潮流而为之可称为先进，逆之便是反动了。嘉庆时代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时代。说它特殊，主要是因为在其所处的时代，资本Ｚ義制度这头雄狮，已经不再满足于自己过去所占有的疆域并由此向世界范围内伸出了其潜能巨大的利爪。而另一方面，封建制度依旧在为捍卫自己过去的辉煌而步履蹒跚的前进。两种制度的碰撞由此产生，巨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会摆在世界各国统治阶级和人民面前。而在遥远的东方，清帝国的统治者们由此产生的困惑使得他们更加握紧了手中的权力，去捍卫他们伟大祖宗的基业。
基于清朝宗室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嘉庆帝颙琰自幼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教育，深谙儒家思想精髓和封建礼法，并且在自负颇深的父亲乾隆帝影响和干预下，对治国之道颇有见解。不过乾隆帝青年登基，历经数十载将清帝国带入国力的顶峰，由此产生的自负心理不仅对臣子，即便是最为亲近的皇子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乾隆帝诸子中，真正在政治上或者其他方面大有作为的皇子寥寥无几。而继乾隆帝登基的嘉庆帝更是由此养成了温和儒雅的性格。嘉庆帝其人，空有治国理想，却无相应对等的能力，可谓有心无力。在他继位之时，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积聚已久，且愈演愈烈。而广大深受压迫的黎民百姓，纷纷走上了反抗朝廷的道路，各地起义大潮此起彼伏。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嘉庆帝对内铲除和珅集团，对外坚决武力Ｚ压人民起义，希望借此换来朝政的安稳过度。遗憾的是，如果不是西方殖民Ｚ義的出现，嘉庆帝也确实会扮演这样一个过渡型角色。
现在再来看清朝统治阶级在嘉庆帝主政时代执行的国家基本战略。这里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很难通过统治阶级代表的更替而迅速发生质的变化，这里主要的基准点是政局的稳定和权力的牢固，没有这些国家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大前提。当然统治阶级自身的素质和勇气如何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虽然当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这块早已不再符合国家发展趋势的绊脚石终于被历史的车轮碾过之时，嘉庆帝和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对的却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艰险的环境。表面上，吏治废弛，朝纲不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之风日甚是统治阶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然而真正危险的，却是隐藏在暗处正欲磨拳擦掌的外患，而在这其中，新老两种制度的冲撞点迅速增多才是根本。嘉庆帝主政后不久便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而这其中铲除权臣和珅及其死党则占去很大一部分内容。阎崇年先生认为，和珅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在它的背后，制度问题才是根本。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皇帝于制度上做丝毫更张是绝无可能的，这也是社会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而面对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一方面大举围剿Ｚ压各地农民大起义。更易统兵大员，严惩Ｚ压不力的将吏，严密军事部署。另一方面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分化瓦解起义军。实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企图割断起义军与人民的联系。嘉庆十年(1805年)，川、楚、陕农民起义被Ｚ压，同时清朝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嘉庆十五年(1810年)，Ｚ压了爆发于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军。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嘉庆帝下诏罪已，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无一幸免，并捕杀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天理教起义被Ｚ压。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和对农民起义的大力Ｚ压，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在对外问题上，嘉庆帝力主严禁鸦片，对英国侵略者在沿海的骚扰活动保持高度警惕性，对英国提出的如帮助清朝Ｚ压起义军，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的要求，明智地严词拒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又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的要求。但同时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也使其对外来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帝在内乱频仍、外患渐逼中，倾力企图维护清王朝的稳定巩固，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使清王朝的败落于嘉庆末年已完全表面化，并从此逐渐走向衰亡。
由此我们可以将嘉庆时代的国家战略一分为二。一则对内，再则对外。在简要阐述对内对外国家战略的同时，我们再对这其中所带来的问题尽量加以细致的分析。对内，统治阶级采取的显然是一种缝缝补补，以图尽量保持政局平稳的保守战略。采取这种战略，固然有嘉庆帝保守，没有魄力，害怕冒险的原因存在。但同时这也正是多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的结果。嘉庆帝所代表的统治阶级虽然享有这样和那样的特权，但是如无其他政治势力的合作，显然无法在政治上能够保持长久。而其他政治势力，如封建地主阶级对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极度追求显然也不会允许统治阶级选择丝毫可能对自己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战略。问题如此尖锐，回旋余地实在有限。
但是这是就避免同其他政治势力矛盾过于扩大化而说的。事实上，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在国家战略上可以选择三种道路。第一种我们称之为突进战略，即大刀阔斧的在制度上进行部分改革，例如雍正朝，虽然其大力改革是否真正触及制度层面还有待商榷，但是就其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实际效果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样通过触动其他政治势力（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利益来尽量保持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平衡底线，从而达到了稳定政局的目的。第二种是纵深战略，仍旧是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同时依旧是通过触动统治阶级和其他政治势力的部分利益以保持政局稳定。但是这里更加强调的是时间和环境，没有这两点这种战略就完全是不可行的了。最后一种则是固守战略。并不触及制度层面上的东西，仅就社会现实做有限的弥补，通过被动的改变来尽力延缓统治阶级在政治生命上的衰败。
下面来说说这三种道路的可行性。说到可行性就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实际。第一种道路主要的推动力在于统治阶级自身。前面已经说过，嘉庆帝本人性格多仁弱，没有祖父那种敢于冒险的勇气。他害怕农民起义，同时也害怕统治阶级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越加扩大化。另外就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情况而言，各种社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当你面对一个身患重病身体柔弱的病人时，贸然进行一场甚至几场大手术不仅不能挽救病人本就脆弱的生命，反而只能加速其自身的灭亡。因此第一种道路绝不是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应该采取的。第二种道路的着重点前面已经说过，是时间和环境。吏治废弛、朝纲不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些都是摆在统治阶级眼前的现实问题。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世界形势的变化。资本Ｚ義、资本积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殖民Ｚ義的兴起......表面上看，这些都似乎预示着强力有效地社会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即便是内忧外患的晚清，仍旧历经道、咸、同、光、宣五朝九十一年，近乎一个世纪的时间。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统治阶级完全可以通过一步一步有限度的社会改革来使清帝国的发展轨道重新缓慢的步入正轨，且来自于其他政治势力的阻力也会相应的减少许多。最后第三种，这也是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最终采用的道路，即在不触动制度变革的根本前提下寄希望于通过整顿吏治，广开言路和力行节俭等办法重振朝纲。这其实走的还是老路子，以往的经验表明，这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即便是身为封建社会下权力最高代表的嘉庆帝本人思想再有局限性，也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个问题。但是当那些国家统治者们缺乏必要的决心和远见时，采取这样一种思路治理国家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来看对外战略。嘉庆帝基本继承了先辈的政策方针，即闭关锁国，盲目排外。同乾隆朝一样，嘉庆帝在同西方的外交斗争中依旧保持了不卑不亢的方针，既有理，又有节。在鸦片和割让领土的问题上丝毫没有让步，同时对于西方殖民Ｚ義的渗透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性，这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盲目的闭关锁国显然更多的属于一种极左的国家战略。盛唐时代之所以对外采取开放政策，一方面是因为她确实有着领先于世界的实力，但同时统治者对于各国文化和由此产生的先进独到之处所采取的包容乃至吸纳的态度确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清朝由于自身是少数民族而一统华夏，因而对于各种可能会触及自身政治利益的问题显然较之历朝历代都会更为敏感。同时康乾盛世所带来的极度心理优越感，也为中国近代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由此联想到了我们的近邻——一个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国度——日本。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极度匮乏，这些先天的不理因素都注定了它的生存必须建立在走出去的战略之上。这是它对于制度改革的动力的内因，同时也是主要因素。至于后来西方殖民Ｚ義者对于日本的初次试探也不过是更加坚定了日本实施一定的开放政策的信心而已。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外部因素始终不是影响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主导因素。那些认为日本之所以明治维新，完全有赖于西方坚船利炮和统治阶级自身的开明所带来的影响显然是错误的。那么在对外战略上，对于嘉庆一朝当时的情况而言，选择何种战略才是最为合适且有效的呢？显然，中间战略才是统治阶级最佳的选择。所谓“中间”，意即不左不右，具体说来，对于西方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当然要严词拒绝，但是也应该建立一种可供双方相互交往联系的机制。这样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却可以使统治阶级或多或少看到世界的发展趋势。虽然这还无法对国家战略的影响起到足够的作用，但是以清朝嘉庆时代的态势看来，基于稳定清朝政治长久这一点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嘉庆时代处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期，同时也是清朝自我“拯救”的最佳时期。有人说“同光中兴”期间，也就是洋务运动所处时代的社会客观环境才是清朝对于自身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期。理由主要是在经历了西方列强多次入侵和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后，统治阶级已经充分认识到清朝国力的孱弱。在政治经济利益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先前那种保守自大的思想必定要发生转变，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加大并加速改革进程。如果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来对国家进行一定的改革，对后来的局面，还是很有希望改变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已经彻底看清了中国国力的虚实，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又极大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政治经济利益，财政困难，灾荒不断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扩大，而太平天国这样的近乎全国规模的起义更是耗尽了国力。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采取战略上的强力改革，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何况西方列强也绝不会坐视中国的重新崛起而不管，即便是其内部之间也有各种各样复杂的矛盾，但是将中国变为资本Ｚ義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也就是殖民地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反观嘉庆时代，虽然朝政败坏，农民起义不断，但是终究不似道光、咸丰两朝以后国内国外环境如此之险恶。且从嘉庆帝主政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中间的四十一年近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治阶级如果能够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出发，审时度势，未尝不会使国况出现很大的改观。只是历史的脚步并未因此走向一条康庄大道，反而向着泥潭沼泽步步前进，则是令人非常遗憾和痛心的。至于嘉庆时代统治阶级之所以选择前面说过的固守战略的原因则是我们下面要加以分析的。
改变国家战略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下之所以格外困难，还在于它同前代之间的联系。其实终乾隆一朝所贯穿的国家战略与康熙、雍正两朝相比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以尽一切可能提高封建农业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固守战略为主导思想。对于清朝统治阶级而言，幸运的是，在封建自给自足经济已经逐渐不再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背景之下又相继出现了三位英明的封建统治者。他们在封建制度的大框架之内，尽一切可能挖掘这种行将过时的制度的最后一点点潜能，并极力渲染它们。事实上，所谓盛世之下的各种隐患始终伴随着康、雍、乾三朝，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隐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康乾盛世本身就是封建制度行将就木前的回光返照。它的出现除去确实增加的封建农业生产力和对政治环境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以外，剩下的几乎都是负面影响。比如盛世之下各种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就几乎被并不可靠的隐藏掉了，同时统治阶级自上而下产生的自足自大心理更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到了乾隆中后期，先前统治阶级奋发进取并且自我警戒的一些政策已经徒有虚表，相应的先前被隐藏在盛世之下的各种逐渐积聚起来的社会矛盾迅速凸显出来。由此使继承者嘉庆帝及其统治阶级在国家战略选择问题面前颇有措手不及的感觉。问题既多，范围又广，嘉庆时代处在康乾盛世那“高大”身影之下，却又不得不去收拾这样一个事实上已经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那么选择固守战略，在继承前朝战略思想的总体前提下，进行有效但又极为有限的更张似乎很容易的出现在统治阶级的国策里。事实上，嘉庆时代的国家战略完全可以理解为康乾盛世时代下战略的延伸。既然已经有前面三位英明君主的运筹帷幄，那么到了嘉庆时代，这种战略的发挥余地实在有限，更何况统治阶级自身的政治素养也在急剧下滑，种种不利似乎昭示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已经在所难免。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嘉庆时代的战略对其后世的影响。在简述其同前代联系的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属于一种传承关系，前面我已经说过，嘉庆时代是清朝对于自身战略做出重大改革的最佳时机，但是当统治阶级失去改革的锐意和勇气之后，一切的选择和努力就都是徒劳的了。到了道光朝，形势更为严重了，这时不仅仅是内部问题，外患也彻底走向了表面化。在对内方面，道光朝统治阶级只能继续前朝战略方针，对各种社会问题缝缝补补。另一方面，在同西方列强的较量中处于下风也使本就绷紧了神经的统治阶级更加惧怕向世界敞开一切，并由此转而采取了一种顺从的外交战略，其目的是通过在不危害国本的前提下尽量满足西方列强的各种要求而换取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以保证其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从这一刻始，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开始逐步向弃国索权的投降Ｚ義和傀儡政治过渡，中国也终于迅速转型成为了西方列强间接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不能据此完全责难于嘉庆时代的国家战略选择，但是由因而果，一个没有战略眼光同时也不能对社会现实和国家长久发展做出正确判断的统治阶级对后世的种种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战略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需要结合实际，又需要考虑到瞬息万变的各种复杂环境。不同的统治阶级的背后，代表的都是相应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当一种战略选择会动摇其背后所代表的制度时，即便这种战略思想是最佳的选择，最终也很难被肯定，这大概是每一个统治阶级都要面对的课题。
后记：嘉庆一朝虽然历经25年，较之雍正一朝（13年）要远远长之，但是在整个清朝268年的历史中似乎是最被人们所遗忘的一段岁月。这里面的原因是很多的。在它的前面，康乾盛世这一不世伟业的光辉太过绚丽，使得嘉庆一朝的统治阶级只能去默默处理实际上已经不可能解决的盛世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危机。而在他后面，数次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也将人们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这虽然有历史的原因，然而在这样一段历史过程面前，尤其是在国家发展战略选择这个大问题上，统治阶级尤其是皇帝本人过于保守、平庸的政治决断力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战略选择这个课题可以更好的研究嘉庆一朝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而对于清朝历史和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