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中国模式 看人民币滙率政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9:32:06
（信报）2010/05/27
人民币升值的话题一向是全球焦点，近几个月更加愈演愈烈。不仅欧美多国向中国政府施压，内地一些学者亦为人民币升值吹风。虽然升值的传言甚嚣尘上，专家、学者们都在猜测人民币升值的时间以及方式，然而至今仍是只闻楼梯响。
事实上，一国之币值必随其经济环境及外贸状况有所升贬，与其说人民币升值，不如从更广义的角度看：人民币滙率政策的改革。笔者认为人民币滙率政策改革方式及时间，可以透过「中国模式」的特征窥探一二。
所谓「中国模式」，即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这概念虽在中外学界仍存在一些争议，然其所概括的鲜明特征却可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人制订及推行政策的根本方针。模式的部分特征包括强调政府的主导性、强调政策的实践性及强调以人为本的施政等等。
国外批评视作干预内政
中国领导人素来强调走自己的路，着重政府的主导以及控制权，其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使政府可以调控市场机制。所以，对于国外对其政策的批评，会视作视为「干预中国内政」。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紧盯美元政策，原为稳定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环境。
然而，近年亚洲经济迅速复苏，面对复苏缓慢的欧美国家，不少亚洲货币兑欧罗及美元皆已升值至贴近金融海啸前的水平，中国作为亚洲经济火车头，被要求把人民币升值可说是合理预期。可是，面对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对币值议题不断施压，要求大幅升值，更被美国国会提出列入「滙率操纵国」的言论刺激，即使中国有意把人民币升值，也不愿给人一个受到外国干预而升值的错觉。
此外，在一党制的政治制度下，共产党、政府及国家的概念被混为一体。这种强调政府主导性的特质被放到国际议题上，往往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现时所谓「大国崛起」的形势下更见上扬，继而牵制中国领导层的决策，反使中国政府在升值议题上更难有回旋余地。这些由强调政府主导性衍生出来的因素，致使中国政府未能找到推行滙改的合适时机。
滙改以内地民生发展为本
在强调政策的实践性方面，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原创性，所以很多政策的推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再作微调。金融政策如发行人民币债券、人民币结算试点等，皆循此方针。倘人民币升幅过急，可能会加剧外资的炒作活动，为内地经济带来更大冲击。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都是控经济、保就业的手段，所以在着重实践的方针下，人民币滙率政策的改革的推出步伐必是稳建而缓慢的。
再者是强调以人为本的主张。以人为本是国家主席胡 锦 涛所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有别于邓小平时期「发展是硬道理」的粗放式经济发展，在已有部分人富起来的情况下，以人为本的政策着重收窄城乡贫富差距、完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及发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弥补过往粗放式发展对环境及民生做成的伤害）。
政府透过对农村补贴、加快国企产业转型以求发展内需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然而，人民币若大幅升值，必使占国内三分一劳动力的农民生活得更困窘，贫富悬殊加剧。所以，人民币滙率改革必会是一个以内地民生发展为本、渐进而长期的改革。
总括来说，以总结中国过往六十年发展经验的「中国模式」特质观之，人民币滙改必然是一种根据经济发展作出调节，以央行引导市场，且具有弹性的渐进方式改革。渐进升值不但合符国情，亦有助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虽有舆论认为人民币若要国际化应加快升值步伐，然而，从中央政府力求于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来看，中国已为人民币滙改及国际化订下了初步的时间表。人民币国际化会于2020年初步达成，滙率政策到其时应极具弹性，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决不是完全自由浮动。
最快7月上旬开始升值
就短期的滙改而言，轻微升值及扩大弹性可说是合理预期。金融危机最坏时刻已过，人民币滙改的第一步应是与美元脱钩，并改行对一篮子货币的爬行钉住滙率制度（Crawling Peg）。笔者认为升值幅度可为每年2%-3%，若经济环境稳定，幅度可按年再调高1%-2%。这种汇率制度及升值幅度既可扩大人民币的弹性，有利于应付规模愈来愈大的人民币计价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亦使内地经济免受剧烈冲击。
笔者预期升值时机应在7月上旬，主因是将于本月底举行的第二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6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第四次峰会等会议，应可为中国及国际社会就环球金融的发展及人民币议题上厘清疑虑，达成部分共识。此外，欧美各国似乎明白向中国施压不但无助升值诉求，更可能触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打乱中国政府的部署。从美国财长盖特纳一改口风，认为人民币升值与否应由中国决定，并决定推迟发布认定中国是否「滙率操纵国」的政策报告，以及欧盟公开支持人民币逐步升值等举措观之，欧美正刻意营造重视中国滙改自主性的形象，为人民币早日升值开路。
另外，近期美元持续走强以及欧罗势弱，既轻微缓和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亦为人民币轻微升值提供条件。 所以，在有利升值的外在环境下，中央政府可于6月尾与国际社会充分沟通，若一切没有节外生枝，人民币最快可于7月上旬开始升值。（信报）2010/05/27
人民币升值的话题一向是全球焦点，近几个月更加愈演愈烈。不仅欧美多国向中国政府施压，内地一些学者亦为人民币升值吹风。虽然升值的传言甚嚣尘上，专家、学者们都在猜测人民币升值的时间以及方式，然而至今仍是只闻楼梯响。
事实上，一国之币值必随其经济环境及外贸状况有所升贬，与其说人民币升值，不如从更广义的角度看：人民币滙率政策的改革。笔者认为人民币滙率政策改革方式及时间，可以透过「中国模式」的特征窥探一二。
所谓「中国模式」，即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这概念虽在中外学界仍存在一些争议，然其所概括的鲜明特征却可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人制订及推行政策的根本方针。模式的部分特征包括强调政府的主导性、强调政策的实践性及强调以人为本的施政等等。
国外批评视作干预内政
中国领导人素来强调走自己的路，着重政府的主导以及控制权，其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使政府可以调控市场机制。所以，对于国外对其政策的批评，会视作视为「干预中国内政」。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紧盯美元政策，原为稳定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环境。
然而，近年亚洲经济迅速复苏，面对复苏缓慢的欧美国家，不少亚洲货币兑欧罗及美元皆已升值至贴近金融海啸前的水平，中国作为亚洲经济火车头，被要求把人民币升值可说是合理预期。可是，面对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对币值议题不断施压，要求大幅升值，更被美国国会提出列入「滙率操纵国」的言论刺激，即使中国有意把人民币升值，也不愿给人一个受到外国干预而升值的错觉。
此外，在一党制的政治制度下，共产党、政府及国家的概念被混为一体。这种强调政府主导性的特质被放到国际议题上，往往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现时所谓「大国崛起」的形势下更见上扬，继而牵制中国领导层的决策，反使中国政府在升值议题上更难有回旋余地。这些由强调政府主导性衍生出来的因素，致使中国政府未能找到推行滙改的合适时机。
滙改以内地民生发展为本
在强调政策的实践性方面，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原创性，所以很多政策的推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再作微调。金融政策如发行人民币债券、人民币结算试点等，皆循此方针。倘人民币升幅过急，可能会加剧外资的炒作活动，为内地经济带来更大冲击。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都是控经济、保就业的手段，所以在着重实践的方针下，人民币滙率政策的改革的推出步伐必是稳建而缓慢的。
再者是强调以人为本的主张。以人为本是国家主席胡 锦 涛所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有别于邓小平时期「发展是硬道理」的粗放式经济发展，在已有部分人富起来的情况下，以人为本的政策着重收窄城乡贫富差距、完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及发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弥补过往粗放式发展对环境及民生做成的伤害）。
政府透过对农村补贴、加快国企产业转型以求发展内需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然而，人民币若大幅升值，必使占国内三分一劳动力的农民生活得更困窘，贫富悬殊加剧。所以，人民币滙率改革必会是一个以内地民生发展为本、渐进而长期的改革。
总括来说，以总结中国过往六十年发展经验的「中国模式」特质观之，人民币滙改必然是一种根据经济发展作出调节，以央行引导市场，且具有弹性的渐进方式改革。渐进升值不但合符国情，亦有助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虽有舆论认为人民币若要国际化应加快升值步伐，然而，从中央政府力求于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来看，中国已为人民币滙改及国际化订下了初步的时间表。人民币国际化会于2020年初步达成，滙率政策到其时应极具弹性，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决不是完全自由浮动。
最快7月上旬开始升值
就短期的滙改而言，轻微升值及扩大弹性可说是合理预期。金融危机最坏时刻已过，人民币滙改的第一步应是与美元脱钩，并改行对一篮子货币的爬行钉住滙率制度（Crawling Peg）。笔者认为升值幅度可为每年2%-3%，若经济环境稳定，幅度可按年再调高1%-2%。这种汇率制度及升值幅度既可扩大人民币的弹性，有利于应付规模愈来愈大的人民币计价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亦使内地经济免受剧烈冲击。
笔者预期升值时机应在7月上旬，主因是将于本月底举行的第二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6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第四次峰会等会议，应可为中国及国际社会就环球金融的发展及人民币议题上厘清疑虑，达成部分共识。此外，欧美各国似乎明白向中国施压不但无助升值诉求，更可能触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打乱中国政府的部署。从美国财长盖特纳一改口风，认为人民币升值与否应由中国决定，并决定推迟发布认定中国是否「滙率操纵国」的政策报告，以及欧盟公开支持人民币逐步升值等举措观之，欧美正刻意营造重视中国滙改自主性的形象，为人民币早日升值开路。
另外，近期美元持续走强以及欧罗势弱，既轻微缓和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亦为人民币轻微升值提供条件。 所以，在有利升值的外在环境下，中央政府可于6月尾与国际社会充分沟通，若一切没有节外生枝，人民币最快可于7月上旬开始升值。
人民币升值的话题一向是全球焦点，近几个月更加愈演愈烈。不仅欧美多国向中国政府施压，内地一些学者亦为人民币升值吹风。虽然升值的传言甚嚣尘上，专家、学者们都在猜测人民币升值的时间以及方式，然而至今仍是只闻楼梯响。
事实上，一国之币值必随其经济环境及外贸状况有所升贬，与其说人民币升值，不如从更广义的角度看：人民币滙率政策的改革。笔者认为人民币滙率政策改革方式及时间，可以透过「中国模式」的特征窥探一二。
所谓「中国模式」，即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这概念虽在中外学界仍存在一些争议，然其所概括的鲜明特征却可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人制订及推行政策的根本方针。模式的部分特征包括强调政府的主导性、强调政策的实践性及强调以人为本的施政等等。
国外批评视作干预内政
中国领导人素来强调走自己的路，着重政府的主导以及控制权，其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使政府可以调控市场机制。所以，对于国外对其政策的批评，会视作视为「干预中国内政」。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紧盯美元政策，原为稳定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环境。
然而，近年亚洲经济迅速复苏，面对复苏缓慢的欧美国家，不少亚洲货币兑欧罗及美元皆已升值至贴近金融海啸前的水平，中国作为亚洲经济火车头，被要求把人民币升值可说是合理预期。可是，面对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对币值议题不断施压，要求大幅升值，更被美国国会提出列入「滙率操纵国」的言论刺激，即使中国有意把人民币升值，也不愿给人一个受到外国干预而升值的错觉。
此外，在一党制的政治制度下，共产党、政府及国家的概念被混为一体。这种强调政府主导性的特质被放到国际议题上，往往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现时所谓「大国崛起」的形势下更见上扬，继而牵制中国领导层的决策，反使中国政府在升值议题上更难有回旋余地。这些由强调政府主导性衍生出来的因素，致使中国政府未能找到推行滙改的合适时机。
滙改以内地民生发展为本
在强调政策的实践性方面，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原创性，所以很多政策的推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再作微调。金融政策如发行人民币债券、人民币结算试点等，皆循此方针。倘人民币升幅过急，可能会加剧外资的炒作活动，为内地经济带来更大冲击。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都是控经济、保就业的手段，所以在着重实践的方针下，人民币滙率政策的改革的推出步伐必是稳建而缓慢的。
再者是强调以人为本的主张。以人为本是国家主席胡 锦 涛所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有别于邓小平时期「发展是硬道理」的粗放式经济发展，在已有部分人富起来的情况下，以人为本的政策着重收窄城乡贫富差距、完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及发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弥补过往粗放式发展对环境及民生做成的伤害）。
政府透过对农村补贴、加快国企产业转型以求发展内需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然而，人民币若大幅升值，必使占国内三分一劳动力的农民生活得更困窘，贫富悬殊加剧。所以，人民币滙率改革必会是一个以内地民生发展为本、渐进而长期的改革。
总括来说，以总结中国过往六十年发展经验的「中国模式」特质观之，人民币滙改必然是一种根据经济发展作出调节，以央行引导市场，且具有弹性的渐进方式改革。渐进升值不但合符国情，亦有助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虽有舆论认为人民币若要国际化应加快升值步伐，然而，从中央政府力求于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来看，中国已为人民币滙改及国际化订下了初步的时间表。人民币国际化会于2020年初步达成，滙率政策到其时应极具弹性，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决不是完全自由浮动。
最快7月上旬开始升值
就短期的滙改而言，轻微升值及扩大弹性可说是合理预期。金融危机最坏时刻已过，人民币滙改的第一步应是与美元脱钩，并改行对一篮子货币的爬行钉住滙率制度（Crawling Peg）。笔者认为升值幅度可为每年2%-3%，若经济环境稳定，幅度可按年再调高1%-2%。这种汇率制度及升值幅度既可扩大人民币的弹性，有利于应付规模愈来愈大的人民币计价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亦使内地经济免受剧烈冲击。
笔者预期升值时机应在7月上旬，主因是将于本月底举行的第二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6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第四次峰会等会议，应可为中国及国际社会就环球金融的发展及人民币议题上厘清疑虑，达成部分共识。此外，欧美各国似乎明白向中国施压不但无助升值诉求，更可能触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打乱中国政府的部署。从美国财长盖特纳一改口风，认为人民币升值与否应由中国决定，并决定推迟发布认定中国是否「滙率操纵国」的政策报告，以及欧盟公开支持人民币逐步升值等举措观之，欧美正刻意营造重视中国滙改自主性的形象，为人民币早日升值开路。
另外，近期美元持续走强以及欧罗势弱，既轻微缓和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亦为人民币轻微升值提供条件。 所以，在有利升值的外在环境下，中央政府可于6月尾与国际社会充分沟通，若一切没有节外生枝，人民币最快可于7月上旬开始升值。（信报）2010/05/27
人民币升值的话题一向是全球焦点，近几个月更加愈演愈烈。不仅欧美多国向中国政府施压，内地一些学者亦为人民币升值吹风。虽然升值的传言甚嚣尘上，专家、学者们都在猜测人民币升值的时间以及方式，然而至今仍是只闻楼梯响。
事实上，一国之币值必随其经济环境及外贸状况有所升贬，与其说人民币升值，不如从更广义的角度看：人民币滙率政策的改革。笔者认为人民币滙率政策改革方式及时间，可以透过「中国模式」的特征窥探一二。
所谓「中国模式」，即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这概念虽在中外学界仍存在一些争议，然其所概括的鲜明特征却可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人制订及推行政策的根本方针。模式的部分特征包括强调政府的主导性、强调政策的实践性及强调以人为本的施政等等。
国外批评视作干预内政
中国领导人素来强调走自己的路，着重政府的主导以及控制权，其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使政府可以调控市场机制。所以，对于国外对其政策的批评，会视作视为「干预中国内政」。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紧盯美元政策，原为稳定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环境。
然而，近年亚洲经济迅速复苏，面对复苏缓慢的欧美国家，不少亚洲货币兑欧罗及美元皆已升值至贴近金融海啸前的水平，中国作为亚洲经济火车头，被要求把人民币升值可说是合理预期。可是，面对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对币值议题不断施压，要求大幅升值，更被美国国会提出列入「滙率操纵国」的言论刺激，即使中国有意把人民币升值，也不愿给人一个受到外国干预而升值的错觉。
此外，在一党制的政治制度下，共产党、政府及国家的概念被混为一体。这种强调政府主导性的特质被放到国际议题上，往往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现时所谓「大国崛起」的形势下更见上扬，继而牵制中国领导层的决策，反使中国政府在升值议题上更难有回旋余地。这些由强调政府主导性衍生出来的因素，致使中国政府未能找到推行滙改的合适时机。
滙改以内地民生发展为本
在强调政策的实践性方面，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原创性，所以很多政策的推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再作微调。金融政策如发行人民币债券、人民币结算试点等，皆循此方针。倘人民币升幅过急，可能会加剧外资的炒作活动，为内地经济带来更大冲击。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都是控经济、保就业的手段，所以在着重实践的方针下，人民币滙率政策的改革的推出步伐必是稳建而缓慢的。
再者是强调以人为本的主张。以人为本是国家主席胡 锦 涛所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有别于邓小平时期「发展是硬道理」的粗放式经济发展，在已有部分人富起来的情况下，以人为本的政策着重收窄城乡贫富差距、完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及发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弥补过往粗放式发展对环境及民生做成的伤害）。
政府透过对农村补贴、加快国企产业转型以求发展内需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然而，人民币若大幅升值，必使占国内三分一劳动力的农民生活得更困窘，贫富悬殊加剧。所以，人民币滙率改革必会是一个以内地民生发展为本、渐进而长期的改革。
总括来说，以总结中国过往六十年发展经验的「中国模式」特质观之，人民币滙改必然是一种根据经济发展作出调节，以央行引导市场，且具有弹性的渐进方式改革。渐进升值不但合符国情，亦有助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虽有舆论认为人民币若要国际化应加快升值步伐，然而，从中央政府力求于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来看，中国已为人民币滙改及国际化订下了初步的时间表。人民币国际化会于2020年初步达成，滙率政策到其时应极具弹性，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决不是完全自由浮动。
最快7月上旬开始升值
就短期的滙改而言，轻微升值及扩大弹性可说是合理预期。金融危机最坏时刻已过，人民币滙改的第一步应是与美元脱钩，并改行对一篮子货币的爬行钉住滙率制度（Crawling Peg）。笔者认为升值幅度可为每年2%-3%，若经济环境稳定，幅度可按年再调高1%-2%。这种汇率制度及升值幅度既可扩大人民币的弹性，有利于应付规模愈来愈大的人民币计价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亦使内地经济免受剧烈冲击。
笔者预期升值时机应在7月上旬，主因是将于本月底举行的第二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6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第四次峰会等会议，应可为中国及国际社会就环球金融的发展及人民币议题上厘清疑虑，达成部分共识。此外，欧美各国似乎明白向中国施压不但无助升值诉求，更可能触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打乱中国政府的部署。从美国财长盖特纳一改口风，认为人民币升值与否应由中国决定，并决定推迟发布认定中国是否「滙率操纵国」的政策报告，以及欧盟公开支持人民币逐步升值等举措观之，欧美正刻意营造重视中国滙改自主性的形象，为人民币早日升值开路。
另外，近期美元持续走强以及欧罗势弱，既轻微缓和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亦为人民币轻微升值提供条件。 所以，在有利升值的外在环境下，中央政府可于6月尾与国际社会充分沟通，若一切没有节外生枝，人民币最快可于7月上旬开始升值。
每年2%左右的升值幅度有可能，是不是于最快7月上旬开始只有走着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