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4名少年半夜翻墙离校 街头围殴女精神病人致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3:09:46
在男孩们兴奋的怒骂与嘻笑中，那些让师生和亲友记挂的人性一面全部遁入黑暗。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农村校园的拥挤之甚，以及如同看守所一样密布在高墙上的铁丝网。
玉树地震哀悼日的凌晨，4个翻出学校围墙的初三男生无所事事，为了寻找乐趣，对街头一名20岁的女精神病人进行了近2小时的围殴。当太阳升起，他们向半降的国旗低头表达哀思时，女精神病人因重伤正在死去。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学生屡屡翻墙的背后动因是什么？
“疯婆娘”
4月21日凌晨2点惨剧发生之前，这个名叫钱金芬的女精神病人流浪在云南省陆良县三岔河镇街头已经3天了。她家就在镇上，但3天来她只在亲戚家蹲在一旁吃过一顿饭，而且这天凌晨在小广场，还被一个刚从网吧出来的家伙用皮带抽打过。
这一幕被同样刚出网吧的陆良三中初三男生谢刚和王海飞看到。他们翻越围墙来到校外上网，却发现不能像往日那样打游戏，因为这天是玉树地震哀悼日，政府已经指令网络游戏商关闭了他们的服务器。他们在网吧转悠了一会，就被老板赶了出来。
钱金芬今年20岁，曾是他们的三中校友。家人说，她从小学习优秀，个头较高，长得也挺白净、漂亮，但读初一时被街头一名“疯婆娘”殴打后，就患上精神分裂症，从此辍学在家。不发病时与正常人无异，在家和母亲一起做家务，会礼貌地和亲戚、邻居打招呼。发病时会离家出走，自说自话，有时骂人，但不打人。前两年尚能注意仪表，现在因常流落街头，身上总是脏兮兮的。
谢刚的一名同学告诉他，一天他在网吧上网，这个“疯婆娘”进来拉着他，说自己刚在小广场被打了。他把她骂走，她就一直等在网吧外；他回学校，她也跟到学校。弱小的她也许以为这些“师弟”能给她安全，但她显然错了——尤其是在这个哀悼日的凌晨。
小广场
小广场是三岔河镇的中心，相当于两个篮球场大，当地政府近年来对它修葺一新，正中央立着一座两层楼高的烈士纪念碑。半个月前的清明节，当地数百名学生代表还举着红旗来这里缅怀英烈。驻足张望，可见远处山腰上半世纪前用石头拼成的“共产党万岁”5个大字。这是一座具有历史感的城镇，安静的云南传统民居混杂在钢筋水泥建筑群里，“得得”的马车声与汽车的喇叭声相映成趣。白天的小广场，是加速度的城镇化梦想的中心，但夜深时往往是睡不着觉的中学生们的天下。
网络用语“翻墙”在陆良三中是真实普遍的存在，学生们白天被约束在拥挤的校园，夜深时就成群结队翻过密布着铁丝网和碎玻璃的围墙，来到小广场周边的网吧和烧烤摊寻找乐趣。在谢刚和王海飞之前，他们的同班同学何思和谢明育也翻墙出来，买了两串烤洋芋、两包烟，在一个走读生的房子里打了会扑克。
途中，他们也见过钱金芬，“头发很短，像个男的，穿双拖鞋，两只手紧紧扣在一起，放在胸前，低着头走路。”看她“样子奇怪”，谢明育还逗弄了她几句，才发现她是个“疯婆娘”。
凌晨2点，4个少年聚在小广场的网吧门口，一时不知去哪里。谢刚提议“去打那个疯婆娘”，得到了谢明育的首先附和，他身材矮小，平日里爱制造乐子，是大家的“开心果”。何思本想回去睡觉，但他不敢独自翻墙，因为听说那里以前死过人。于是，各人抓起一块石子去找钱金芬。
钱金芬就呆在小广场上镇文化服务中心门口一对大石狮后面的暗处，也许黑暗更让她觉得安全。4男生发现了她，因太暗不敢靠近，只往她身上扔石子，喊她“出来！”何思拿出从打火机上卸下的小电筒照了照，大伙又扔石子，但她没有反应。
谢明育跑到小广场另一侧的建筑用公分石堆处，用上衣兜着小石子，来回跑了三四趟。他们把石子纷纷砸向钱金芬，大喊“你还不出来？！”对方连声叫着：“不要打，不要打……”终于从暗处走出来，头上流着血。王海飞又扔出石子，打中她的头。她又缩回到石狮后面。
“你家是哪的？我们不打你，你快出来回家吧。”有人哄道，钱金芬又出来了。“你要钱吗？我给你！”
要。”“还敢要？！”说着便打过去，让她跪下。有人又扔了一个小石子，钱金芬骂着躲开了。一个男生折下墙上一根大拇指粗带刺的叶子花枝条，大伙轮流抽打在她身上。她哀求：“老表，莫打我！”“我有你这种表妹就不活了，一头撞死去！”谢刚说。他接着逗她：“你想不想嫁给他？”说着指着何思。她点头说：“嫁。”众人大笑，何思有点生气，上前接过枝条又打。他的右手小时候摔伤过，不能弯曲，提不起重东西，但这并不影响他今天的表现。他后来回忆说：“我看他们越打越重，把枝条都打断了，就有点害怕，但她说要嫁给我，我不打，他们就会笑话我。”
谢刚又问钱金芬：“那你想不想嫁给他？”指指瘦小的谢明育。“不嫁。”“我老表一表人才你还敢不嫁！”几人又打，并禁止她喊叫，“再喊就打死你！”钱金芬忍不住，好几次叫出来，立刻就被威胁吓得闭嘴了。
趁人不注意，钱金芬忙跑到旁边的纪念碑捐款名单碑后，跑的时候，掉了一只拖鞋，被男生捡到。4人走到石碑前，谢明育骗她说：“你的鞋在烈士纪念碑那里，快出来找，穿鞋回去睡觉了。”一会儿，钱金芬果然向烈士纪念碑走去。身高1.80米的王海飞一脚从背后踢过去，她在地上滚了两滚，爬起来默默坐在纪念碑雕像下，头靠在碑上。谢明育爬上纪念碑，用脚向下踩她的头。她只哭着喊：“别打啦别打啦！”
这时，另两个男生各拿一只拖鞋去扇她的脸。钱金芬受不住，爬起来光着脚就跑。众人笑着追过去。
少年
4名男生何以如此残酷无情？事发后两周多，我们来到陆良县看守所。他们穿着橙色的马甲囚衣，安静地坐在院子里的靠背椅上，并没有叛逆少年那般暴戾的眼神或是“拽拽”的表情。
提议“打疯婆娘去”的谢刚一直低着头，缩着肩，边说话边用左手指抠着右手掌，小苍蝇嗡嗡地停在他身上也懒得去管。他为自己辩解说：“当时我就觉得很残忍，我打得很轻。他们拿石头打、用脚踢她的头时，我就喊莫打她的头，因为怕把她打坏了。”
他也否认自己冷漠寡情。汶川地震后，他给灾区捐过5元钱、2本书和几件衣服。前段时期大旱，女生宿舍限水，他会帮女生打水。回家途中，他看到老人骑三轮车上坡会上前推一把。在家也会帮忙收豆子，喂猪，有时候也煮饭做菜，觉得自己做的炒洋芋挺好吃。
他有个同年级的双胞胎弟弟，成绩优秀，说起哥哥就哭起来了：“每次上学、放学，我们兄弟俩同骑一辆自行车，他什么事都让着我，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
同班女生王琴对他的印象是：平时爱说笑话，有时会去逗女生。比如跟女生借镜子玩，女生不借，他会趁别人不在的时候把镜子拿去玩，不过很快就还回来了。
何思不太喜欢谢刚，原因是“他被班主任骂一下，就把我们的事情全供出来”。所谓“事情”，就是在学校里偷摘花、翻墙、抽烟等等。“他还霸道”，何思说，有一次他要吃药，谢刚却要来抢他的矿泉水。他一气之下把水扔下楼。谢刚就来掐他的脖子，打了几下他的头。但除此之外，谢刚没有更坏的口碑。
积极响应“打疯婆娘”的谢明育，因为“相当好动，爱闹”而不招老师喜欢，但同学们都把他当“开心果”。“他的标准动作是喝水作咂吧状，就像婴儿吃奶嘴，故意装嫩、撒娇，逗得大家都笑。他太好玩了，心地很好，跟女生关系特别好。”王琴说，谢明育长得又瘦又矮，但很机灵、嘴甜，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小卖部的阿姨很喜欢他，认他做了干儿子。
周末回到家中，他感到的却只有冷清。在这座饱经风雨的瓦屋，因为没钱交有线电视费，那台二手小彩电很少开启。父亲带着大他3岁的哥哥外出打工，3年没有回来过年，母亲则似乎永远在田间地头忙碌。家里只有83岁的奶奶，小裹脚走起来虽颤颤巍巍，但仍把自己当成一个重要劳力。我们见到她时，她正坐在小矮凳上，使劲地刷洗木盆里的脏衣服。
谢明育有时睡在婶婶开办的村诊所里，因为这里有电视看，“也可能他觉得自己的家又黑又脏，”婶婶猜测。他从小被婶婶家接济长大，这家人都认为他的心比较正，“诊所的钱就放在抽屉里，他从来不偷。”
一起长大的堂姐也说他“有情有意”，几年前他养的一只小白狗被车撞死，他抱着哭了很久，然后葬在山上，立了一块纸板做碑，上面写着“小白之墓”。
那个疯狂挥动带刺枝条的何思，其实也是个像谢明育一样喜爱小动物的小男生。“他喜欢养鸽子和狗。”他父亲说。一次，他养的两只鸽子死了，他吃不下饭，把鸽子放家里半天才不得不丢掉。1个多月前，他养的“小黄”生了4只小狗，他非常高兴，周末一回家，饭都不吃，就打2个鸡蛋喂给小狗吃。
父母都想不出这个儿子有什么坏毛病，如果胆小、害羞也算的话。“他就像个小姑娘，”面容憔悴的何妈妈说，“有时他爸爸骂他两句，他就躲在房里哭，从不顶嘴。有时他爸爸的工友来家里，他躲在屋里不出来，吃饭都是端屋里吃。”
何爸爸说，“晚上他想吃零食，自己不敢去买，还喊我领他去买，其实小卖部就在我们房子后面。他喜欢吃着零食，带着隔壁5岁的男孩一起在家看电视，叫他去玩他都不去。”
坐在我们面前的何思，面容清秀、白皙，说话时常低下头，长长的睫毛将眼睛盖住。偶尔一笑，露出两个小酒窝。
何妈妈一直心疼于孩子的“懂事”。“他爸爸半年前去香格里拉打工，他姐姐外嫁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体弱多病，他经常帮着到田里干活，栽芋头、浇水、施肥都干过。周末回家就煮好饭等着我回来吃。我病了，他会主动去买药，有时陪我去卫生院看病，自己病了却不让家里操心。”
“4个人里面他最老实了。”同学王琴说，“他也不和男生拉帮结派，独来独往的时候多。”他所在的171班班主任杨茂昆也挑不出他的不好来，只为他的学习成绩下滑而惋惜，读初一时他曾是班上的前十名，现在退居至中游。
相比之下，身高1.80米、黝黑健壮的王海飞，最能与那个往钱金芬背后一脚，把她踹在地上打滚的王海飞对接起来。他神情严肃，回答简洁，眉头一直拧成一个“川”字，流露出与他16岁年纪不符的戒备和心事重重。但在他的同学和老师眼里，除了“篮球打得好”、“有点闷，不爱说话”之外，也没有更多评价。
时间回到那天凌晨，在男孩们兴奋的怒骂与嬉笑中，以上这些让师生和亲友记挂的人性一面全部遁入黑暗。他们穿过小广场，追赶着赤脚奔跑的钱金芬。在东北角一条小胡同，他们堵住了她。
她躲进一辆微型客货两用车的底部，有人哄她：“出来找你的拖鞋。”她答道：“我要睡觉了。”于是，每人从附近一堆编箩筐用的竹竿里抽出一支，来捅她的身体，她哇哇叫着，又跑回小广场，坐在烈士纪念碑下。
4人一齐乱棍打下，打累了，就“逗”她。“把衣服脱了！”一人喊道。“不脱！”她用两手护着胸部。谢刚打了她两棍子，然后让她跪下。“喊他一声爹！”他指指别人命令道。“爹！”“喊我爷爷！”“爷爷！”她言听计从。大家都笑起来。
随后，有人用竹竿去戳她的下半身。“强奸！”她大叫。“闭嘴！”竹竿又打下来。直到把好几根竹竿打烂，有人就提议每人轮流打20秒钟。一个人看着表，每当有人打完，他就叫着：“下一个！”
校园
从看守所出来，我们下一个探访地就是县城东面15公里的三岔河镇陆良三中。校长金福林早早等候在那，他带领我们参观他的办公室，2天前，钱金芬愤怒的哥哥把这里砸得一片狼藉，连门都卸下来了。但真正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个农村校园的拥挤之甚，和像看守所一样密布在高墙上的铁丝网。
我们尝试从这里寻找答案。
陆良县是云南最大的坝子，而三岔河镇人口近14万，是全省人口最多的乡镇。1996年为了普九，把各村所有初中学生聚集到镇上的两所中学，其中陆良三中成为全县在校生最多的学校，现有学生4300多人，平均每个班75人，人数最多的班达114人，而全校的科学招生数只有2200人，属于超负荷运转。
陆良三中有3个校区，大部分学生在南区就读和寄宿。这里甚至没有一块完整的操场，每天做课间操时，4300多人都是见缝插针般分布在校园的道路和绿化带旁。为了防止同时下课引发的踩踏事故，初中部每次下课都要打两次铃，前后间隔5分钟，一三五层楼先下，二四六层楼后下。学校人满为患，只好把实验室和阅览室都改成教室。需要做实验时，老师就把器具带到教室去。
按8人标准设计的宿舍，平均要住到16－18人，其中3个宿舍住了26人，谢刚、何思、王海飞住的411就是这样的，里面塞进了13张上下铺铁床，只留一条狭窄的过道。为了住进更多的学生，宿舍楼只在一楼设有厕所。各楼道虽有“禁止小便”的标示，但依然弥漫着明显的尿骚味。
金福林校长说，人口密度大，攻击和伤害别人的行为和欲望就大，同学间常常会为一些小事发生口角，从小事情转化成较大的矛盾。
像很多寄宿学校一样，陆良三中实行半封闭式教学，寄宿生每周五下午回家，周日傍晚到校，除此之外，如果没有班主任批准的假条，学生不能外出。12个摄像头、6个保安24小时严密监控着校园的每个主要角落。
4年前，校方开始在3米多高的围墙上架设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并插上尖锐的玻璃片，但女生王琴说，“半夜翻墙出去早不是什么秘密”，“很多女生都会从那里翻出去上网。”她听同学说，墙外有人搭梯子，下去一个1块钱，全校可能有一半学生翻过墙。
在校长带领下，我们来到一座女厕前。“瞧，案发当天他们就是从这里爬出去的。”校长用手指着女厕旁边的围墙，上面有踩踏的小豁口。顺着围墙过去，一段铁丝网不知何时被剪开一个大口子。大家在这里议论纷纷，为学生们高难度的攀爬而惊叹，“如果换成是我们自己，恐怕没有谁可以在夜色里从这里爬出去，还能从外面爬回来。”人群里有人自嘲了一番。
实际上，学生们要翻越的还包括大门紧锁的宿舍楼。这也充满着危险：先要跨出二楼栏杆，顺着防盗网的铁条下滑，才能到达一楼地面。附近恰好有个摄像头，但它只在白天有用，老师们也只在零点之前巡查宿舍。现在，为了彻底杜绝翻墙行为，校方用防盗网把宿舍楼各楼层封了个严严实实。
墙内墙外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初三
“一些男生抱怨读书像坐牢，一些女生也说整天无聊得很，连偷偷带进来的娱乐杂志都被老师收了去。”王琴说。她唯一的减压方式是打羽毛球。
“上上课，吃吃饭，睡睡觉，一天就过去了。”谢刚这样描述围墙内的生活。除了打打篮球，男生们爱在晚自习后聚在逼仄的宿舍，借别人的手机上网，和认识的本校女生聊天。
但在王琴眼里，这些男生总要装作对女生不屑一顾的样子，“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比如，搬椅子、抱矿泉水、倒垃圾等重活都是女生干，男生像是形成了统一意见，手都不搭一把。他们会觉得做这些事情不好意思。大家去大扫除，他们从来不拿铁铲，否则会被人笑话。轮到男生值日那天，教室多半是脏的，就算他们认真扫干净了，也会故意再把教室弄脏，故意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好像认真做事、学习，在他们看来会‘没名气’，不是男生该干的事情。”
另外，她注意到班上的男生越来越少，明显的“阴盛阳衰”。班主任杨茂昆说，很多都是因为家庭情况不好，又觉得读书无望，考取技校或者大学也没有工作，还不如现在就出去打工赚钱，积累点经验。有些才来几天就不读了，初二下学期走了几个，初三又走了几个。很多是家长逼着来，来了以后也是混日子，混不下去就走了。
“全校、全县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班的情况还算是好的。其实他们中很多都能考上高中，但他们自暴自弃，非常惋惜。”
校长提供了几个数据，全校有初三班18个，全是农村学生，能考上高中的只有53%，其余的要么读中专，要么外出打工，在家务农的极少。“很多成绩在中下水平的学生觉得前途渺茫，产生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观点。”
跟何思一样，谢刚进入初三以后成绩也下滑较快，虽然他“想考高中，不愿以后打工”，但王海飞一喊他外出上网，他就“管不住自己”，觉得“拒绝别人不好”，但他分明是抵挡不了围墙外的诱惑。
王海飞那时认为自己已经看清了前面的道路，他只想读技校，因为他身边的亲友没有一个读大学的。他是班上翻墙最多的学生之一，健壮的他喜欢在格斗游戏里寻找力量。
谢刚和何思则经常光顾小广场上的一家网吧。这里的楼道上张贴着巨大的警匪对决图画，饮料瓶堆了满满一堵墙高，卖给像他们这样通宵上网的学生。他们常玩的游戏是QQ飞车和QQ炫舞。游戏里，他们体会校园不能给予的紧张刺激，或是变身成优雅、时尚、浪漫的舞者，一切命运均掌握在华美的舞步中。
对他们农村初三学生来说，校园并不是避世的象牙塔，反而是决定人生走向的分水岭。进入初三，谢刚变得自卑起来，跟骑同一辆自行车但学习优异的弟弟“没得比”，他渴望早点毕业，离开这个校园。何思因为右手有伤，自觉接受父母“努力读书，以后去城里上班”的训导，他的理想曾是做一名“研究地理”的人，可是地理课到初三就消失了，而且他“反感学校的氛围”，于是变得越来越不爱学习。
深受同学们喜爱的谢明育，却是老师们眼中的“小丑”，这也是他的绰号。一天他喊着一名老师的小名，被老师听到，命令他站到讲台上将他父亲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老师念一遍，他就必须跟着读一遍。在农村，直呼父辈名字是对人的一种侮辱。一名同学说，谢明育看起来非常痛苦。
他很久没有见到那个流着汗在外做建筑苦力的父亲了。在陆良三中，单亲家庭和留守儿童占到全校的33%，校长金福林说，他们占到了违纪学生中的80%-85%，他们要么相当孤僻，不愿沟通；要么过分外向，手脚不安分。
“他们通常缺少亲情和父母关爱，有些人对同学间的友爱、生命的价值认识不到位，有时小矛盾酿成大祸，很多打架就是在玩笑中升级的。他们经常出入网吧，在寻找彼此认同中还容易形成小的帮派或者团体。”
近几年，陆良校园治安恶性案件不断，更有多名学生丧生。陆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梁长庆面对我们，提出几个疑问：为什么校园生活没有外面的精彩？小城镇里现在什么都有，灯红酒绿的，为什么唯独缺少一座吸引学生的少年宫？
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但也许处于叛逆期的少年本身就有难以控制的心头之恶，只不过外部环境催发了它。侦办这起案件的一名刑警说，4个少年的疯狂行径让他感到害怕，他的小孩正在长大，但自己作为刑警却没有信心保护好他。
哀悼日
对钱金芬的殴打持续到凌晨近4点。她躺在地上，喘着气。
“该回去了。”男生们离开了。没走多远，有人提议，“再回去看看吧，别出什么问题。”
她还躺在那，大口喘气，“跟她说话她也不答，我们有点害怕了”。何思回忆说。有人拿打火机烧她的手指，她手指缩了缩，说：“我要睡觉。”有人烧她的裤子，再用竹竿把火戳灭，有人往她身上吐唾沫。然后，大伙就心满意足地走了，一路上还在议论打人的过程，“觉得很好玩。”
钱金芬也曾像他们一样，喜欢买一些歌碟，对着屏幕边唱边跳，喜欢穿牛仔裤和粉色的T恤，喜欢天热时去河里游泳。她渴望爱情，嫁给过邻村一户人家，但没几天因为发病就被对方送了回来。仅仅因为她是个精神病人，她不但失去了这一切美好的东西，还这样被毫无尊严地欺打。小广场四周的很多住户听到了她的哭号与哀求，但无人相救。
太阳升起来，人们发现了她，通知她家人过来。她全身青紫，已经坐不起来，喊口渴。身旁是核桃般大的公分石、打碎了的竹片和打断了的枝条，紫色的叶子花散落一地，已经枯萎。
她被抬回家，身躯渐渐冰凉。父亲把她放进棺材，依照风俗把她的遗物全部烧掉，包括7张她微笑着的照片。
大约与此同时，陆良三中降下半旗，4300名学生低头为玉树地震死难者默哀。这是一个全民哀悼日。
◎后记：4月22日，4名学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法医认定，钱金芬属于创伤性休克死亡。
警方在排查中，有人反映听到一名男生跟同学吹嘘说“昨晚打一个疯婆娘，可过瘾了！”4人因此被锁定。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案发经过的残酷，警方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以上报道是在警方披露事实基础上，对4名学生进行访谈并交叉印证而写作，并不作为警方定案依据。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记者 曹红蕾 汪艳霞 南方都市报记者 袁小兵(云南信息报)
http://news.sina.com.cn/s/2010-05-19/115320303979.shtml在男孩们兴奋的怒骂与嘻笑中，那些让师生和亲友记挂的人性一面全部遁入黑暗。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农村校园的拥挤之甚，以及如同看守所一样密布在高墙上的铁丝网。
玉树地震哀悼日的凌晨，4个翻出学校围墙的初三男生无所事事，为了寻找乐趣，对街头一名20岁的女精神病人进行了近2小时的围殴。当太阳升起，他们向半降的国旗低头表达哀思时，女精神病人因重伤正在死去。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学生屡屡翻墙的背后动因是什么？
“疯婆娘”
4月21日凌晨2点惨剧发生之前，这个名叫钱金芬的女精神病人流浪在云南省陆良县三岔河镇街头已经3天了。她家就在镇上，但3天来她只在亲戚家蹲在一旁吃过一顿饭，而且这天凌晨在小广场，还被一个刚从网吧出来的家伙用皮带抽打过。
这一幕被同样刚出网吧的陆良三中初三男生谢刚和王海飞看到。他们翻越围墙来到校外上网，却发现不能像往日那样打游戏，因为这天是玉树地震哀悼日，政府已经指令网络游戏商关闭了他们的服务器。他们在网吧转悠了一会，就被老板赶了出来。
钱金芬今年20岁，曾是他们的三中校友。家人说，她从小学习优秀，个头较高，长得也挺白净、漂亮，但读初一时被街头一名“疯婆娘”殴打后，就患上精神分裂症，从此辍学在家。不发病时与正常人无异，在家和母亲一起做家务，会礼貌地和亲戚、邻居打招呼。发病时会离家出走，自说自话，有时骂人，但不打人。前两年尚能注意仪表，现在因常流落街头，身上总是脏兮兮的。
谢刚的一名同学告诉他，一天他在网吧上网，这个“疯婆娘”进来拉着他，说自己刚在小广场被打了。他把她骂走，她就一直等在网吧外；他回学校，她也跟到学校。弱小的她也许以为这些“师弟”能给她安全，但她显然错了——尤其是在这个哀悼日的凌晨。
小广场
小广场是三岔河镇的中心，相当于两个篮球场大，当地政府近年来对它修葺一新，正中央立着一座两层楼高的烈士纪念碑。半个月前的清明节，当地数百名学生代表还举着红旗来这里缅怀英烈。驻足张望，可见远处山腰上半世纪前用石头拼成的“共产党万岁”5个大字。这是一座具有历史感的城镇，安静的云南传统民居混杂在钢筋水泥建筑群里，“得得”的马车声与汽车的喇叭声相映成趣。白天的小广场，是加速度的城镇化梦想的中心，但夜深时往往是睡不着觉的中学生们的天下。
网络用语“翻墙”在陆良三中是真实普遍的存在，学生们白天被约束在拥挤的校园，夜深时就成群结队翻过密布着铁丝网和碎玻璃的围墙，来到小广场周边的网吧和烧烤摊寻找乐趣。在谢刚和王海飞之前，他们的同班同学何思和谢明育也翻墙出来，买了两串烤洋芋、两包烟，在一个走读生的房子里打了会扑克。
途中，他们也见过钱金芬，“头发很短，像个男的，穿双拖鞋，两只手紧紧扣在一起，放在胸前，低着头走路。”看她“样子奇怪”，谢明育还逗弄了她几句，才发现她是个“疯婆娘”。
凌晨2点，4个少年聚在小广场的网吧门口，一时不知去哪里。谢刚提议“去打那个疯婆娘”，得到了谢明育的首先附和，他身材矮小，平日里爱制造乐子，是大家的“开心果”。何思本想回去睡觉，但他不敢独自翻墙，因为听说那里以前死过人。于是，各人抓起一块石子去找钱金芬。
钱金芬就呆在小广场上镇文化服务中心门口一对大石狮后面的暗处，也许黑暗更让她觉得安全。4男生发现了她，因太暗不敢靠近，只往她身上扔石子，喊她“出来！”何思拿出从打火机上卸下的小电筒照了照，大伙又扔石子，但她没有反应。
谢明育跑到小广场另一侧的建筑用公分石堆处，用上衣兜着小石子，来回跑了三四趟。他们把石子纷纷砸向钱金芬，大喊“你还不出来？！”对方连声叫着：“不要打，不要打……”终于从暗处走出来，头上流着血。王海飞又扔出石子，打中她的头。她又缩回到石狮后面。
“你家是哪的？我们不打你，你快出来回家吧。”有人哄道，钱金芬又出来了。“你要钱吗？我给你！”
要。”“还敢要？！”说着便打过去，让她跪下。有人又扔了一个小石子，钱金芬骂着躲开了。一个男生折下墙上一根大拇指粗带刺的叶子花枝条，大伙轮流抽打在她身上。她哀求：“老表，莫打我！”“我有你这种表妹就不活了，一头撞死去！”谢刚说。他接着逗她：“你想不想嫁给他？”说着指着何思。她点头说：“嫁。”众人大笑，何思有点生气，上前接过枝条又打。他的右手小时候摔伤过，不能弯曲，提不起重东西，但这并不影响他今天的表现。他后来回忆说：“我看他们越打越重，把枝条都打断了，就有点害怕，但她说要嫁给我，我不打，他们就会笑话我。”
谢刚又问钱金芬：“那你想不想嫁给他？”指指瘦小的谢明育。“不嫁。”“我老表一表人才你还敢不嫁！”几人又打，并禁止她喊叫，“再喊就打死你！”钱金芬忍不住，好几次叫出来，立刻就被威胁吓得闭嘴了。
趁人不注意，钱金芬忙跑到旁边的纪念碑捐款名单碑后，跑的时候，掉了一只拖鞋，被男生捡到。4人走到石碑前，谢明育骗她说：“你的鞋在烈士纪念碑那里，快出来找，穿鞋回去睡觉了。”一会儿，钱金芬果然向烈士纪念碑走去。身高1.80米的王海飞一脚从背后踢过去，她在地上滚了两滚，爬起来默默坐在纪念碑雕像下，头靠在碑上。谢明育爬上纪念碑，用脚向下踩她的头。她只哭着喊：“别打啦别打啦！”
这时，另两个男生各拿一只拖鞋去扇她的脸。钱金芬受不住，爬起来光着脚就跑。众人笑着追过去。
少年
4名男生何以如此残酷无情？事发后两周多，我们来到陆良县看守所。他们穿着橙色的马甲囚衣，安静地坐在院子里的靠背椅上，并没有叛逆少年那般暴戾的眼神或是“拽拽”的表情。
提议“打疯婆娘去”的谢刚一直低着头，缩着肩，边说话边用左手指抠着右手掌，小苍蝇嗡嗡地停在他身上也懒得去管。他为自己辩解说：“当时我就觉得很残忍，我打得很轻。他们拿石头打、用脚踢她的头时，我就喊莫打她的头，因为怕把她打坏了。”
他也否认自己冷漠寡情。汶川地震后，他给灾区捐过5元钱、2本书和几件衣服。前段时期大旱，女生宿舍限水，他会帮女生打水。回家途中，他看到老人骑三轮车上坡会上前推一把。在家也会帮忙收豆子，喂猪，有时候也煮饭做菜，觉得自己做的炒洋芋挺好吃。
他有个同年级的双胞胎弟弟，成绩优秀，说起哥哥就哭起来了：“每次上学、放学，我们兄弟俩同骑一辆自行车，他什么事都让着我，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
同班女生王琴对他的印象是：平时爱说笑话，有时会去逗女生。比如跟女生借镜子玩，女生不借，他会趁别人不在的时候把镜子拿去玩，不过很快就还回来了。
何思不太喜欢谢刚，原因是“他被班主任骂一下，就把我们的事情全供出来”。所谓“事情”，就是在学校里偷摘花、翻墙、抽烟等等。“他还霸道”，何思说，有一次他要吃药，谢刚却要来抢他的矿泉水。他一气之下把水扔下楼。谢刚就来掐他的脖子，打了几下他的头。但除此之外，谢刚没有更坏的口碑。
积极响应“打疯婆娘”的谢明育，因为“相当好动，爱闹”而不招老师喜欢，但同学们都把他当“开心果”。“他的标准动作是喝水作咂吧状，就像婴儿吃奶嘴，故意装嫩、撒娇，逗得大家都笑。他太好玩了，心地很好，跟女生关系特别好。”王琴说，谢明育长得又瘦又矮，但很机灵、嘴甜，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小卖部的阿姨很喜欢他，认他做了干儿子。
周末回到家中，他感到的却只有冷清。在这座饱经风雨的瓦屋，因为没钱交有线电视费，那台二手小彩电很少开启。父亲带着大他3岁的哥哥外出打工，3年没有回来过年，母亲则似乎永远在田间地头忙碌。家里只有83岁的奶奶，小裹脚走起来虽颤颤巍巍，但仍把自己当成一个重要劳力。我们见到她时，她正坐在小矮凳上，使劲地刷洗木盆里的脏衣服。
谢明育有时睡在婶婶开办的村诊所里，因为这里有电视看，“也可能他觉得自己的家又黑又脏，”婶婶猜测。他从小被婶婶家接济长大，这家人都认为他的心比较正，“诊所的钱就放在抽屉里，他从来不偷。”
一起长大的堂姐也说他“有情有意”，几年前他养的一只小白狗被车撞死，他抱着哭了很久，然后葬在山上，立了一块纸板做碑，上面写着“小白之墓”。
那个疯狂挥动带刺枝条的何思，其实也是个像谢明育一样喜爱小动物的小男生。“他喜欢养鸽子和狗。”他父亲说。一次，他养的两只鸽子死了，他吃不下饭，把鸽子放家里半天才不得不丢掉。1个多月前，他养的“小黄”生了4只小狗，他非常高兴，周末一回家，饭都不吃，就打2个鸡蛋喂给小狗吃。
父母都想不出这个儿子有什么坏毛病，如果胆小、害羞也算的话。“他就像个小姑娘，”面容憔悴的何妈妈说，“有时他爸爸骂他两句，他就躲在房里哭，从不顶嘴。有时他爸爸的工友来家里，他躲在屋里不出来，吃饭都是端屋里吃。”
何爸爸说，“晚上他想吃零食，自己不敢去买，还喊我领他去买，其实小卖部就在我们房子后面。他喜欢吃着零食，带着隔壁5岁的男孩一起在家看电视，叫他去玩他都不去。”
坐在我们面前的何思，面容清秀、白皙，说话时常低下头，长长的睫毛将眼睛盖住。偶尔一笑，露出两个小酒窝。
何妈妈一直心疼于孩子的“懂事”。“他爸爸半年前去香格里拉打工，他姐姐外嫁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体弱多病，他经常帮着到田里干活，栽芋头、浇水、施肥都干过。周末回家就煮好饭等着我回来吃。我病了，他会主动去买药，有时陪我去卫生院看病，自己病了却不让家里操心。”
“4个人里面他最老实了。”同学王琴说，“他也不和男生拉帮结派，独来独往的时候多。”他所在的171班班主任杨茂昆也挑不出他的不好来，只为他的学习成绩下滑而惋惜，读初一时他曾是班上的前十名，现在退居至中游。
相比之下，身高1.80米、黝黑健壮的王海飞，最能与那个往钱金芬背后一脚，把她踹在地上打滚的王海飞对接起来。他神情严肃，回答简洁，眉头一直拧成一个“川”字，流露出与他16岁年纪不符的戒备和心事重重。但在他的同学和老师眼里，除了“篮球打得好”、“有点闷，不爱说话”之外，也没有更多评价。
时间回到那天凌晨，在男孩们兴奋的怒骂与嬉笑中，以上这些让师生和亲友记挂的人性一面全部遁入黑暗。他们穿过小广场，追赶着赤脚奔跑的钱金芬。在东北角一条小胡同，他们堵住了她。
她躲进一辆微型客货两用车的底部，有人哄她：“出来找你的拖鞋。”她答道：“我要睡觉了。”于是，每人从附近一堆编箩筐用的竹竿里抽出一支，来捅她的身体，她哇哇叫着，又跑回小广场，坐在烈士纪念碑下。
4人一齐乱棍打下，打累了，就“逗”她。“把衣服脱了！”一人喊道。“不脱！”她用两手护着胸部。谢刚打了她两棍子，然后让她跪下。“喊他一声爹！”他指指别人命令道。“爹！”“喊我爷爷！”“爷爷！”她言听计从。大家都笑起来。
随后，有人用竹竿去戳她的下半身。“强奸！”她大叫。“闭嘴！”竹竿又打下来。直到把好几根竹竿打烂，有人就提议每人轮流打20秒钟。一个人看着表，每当有人打完，他就叫着：“下一个！”
校园
从看守所出来，我们下一个探访地就是县城东面15公里的三岔河镇陆良三中。校长金福林早早等候在那，他带领我们参观他的办公室，2天前，钱金芬愤怒的哥哥把这里砸得一片狼藉，连门都卸下来了。但真正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个农村校园的拥挤之甚，和像看守所一样密布在高墙上的铁丝网。
我们尝试从这里寻找答案。
陆良县是云南最大的坝子，而三岔河镇人口近14万，是全省人口最多的乡镇。1996年为了普九，把各村所有初中学生聚集到镇上的两所中学，其中陆良三中成为全县在校生最多的学校，现有学生4300多人，平均每个班75人，人数最多的班达114人，而全校的科学招生数只有2200人，属于超负荷运转。
陆良三中有3个校区，大部分学生在南区就读和寄宿。这里甚至没有一块完整的操场，每天做课间操时，4300多人都是见缝插针般分布在校园的道路和绿化带旁。为了防止同时下课引发的踩踏事故，初中部每次下课都要打两次铃，前后间隔5分钟，一三五层楼先下，二四六层楼后下。学校人满为患，只好把实验室和阅览室都改成教室。需要做实验时，老师就把器具带到教室去。
按8人标准设计的宿舍，平均要住到16－18人，其中3个宿舍住了26人，谢刚、何思、王海飞住的411就是这样的，里面塞进了13张上下铺铁床，只留一条狭窄的过道。为了住进更多的学生，宿舍楼只在一楼设有厕所。各楼道虽有“禁止小便”的标示，但依然弥漫着明显的尿骚味。
金福林校长说，人口密度大，攻击和伤害别人的行为和欲望就大，同学间常常会为一些小事发生口角，从小事情转化成较大的矛盾。
像很多寄宿学校一样，陆良三中实行半封闭式教学，寄宿生每周五下午回家，周日傍晚到校，除此之外，如果没有班主任批准的假条，学生不能外出。12个摄像头、6个保安24小时严密监控着校园的每个主要角落。
4年前，校方开始在3米多高的围墙上架设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并插上尖锐的玻璃片，但女生王琴说，“半夜翻墙出去早不是什么秘密”，“很多女生都会从那里翻出去上网。”她听同学说，墙外有人搭梯子，下去一个1块钱，全校可能有一半学生翻过墙。
在校长带领下，我们来到一座女厕前。“瞧，案发当天他们就是从这里爬出去的。”校长用手指着女厕旁边的围墙，上面有踩踏的小豁口。顺着围墙过去，一段铁丝网不知何时被剪开一个大口子。大家在这里议论纷纷，为学生们高难度的攀爬而惊叹，“如果换成是我们自己，恐怕没有谁可以在夜色里从这里爬出去，还能从外面爬回来。”人群里有人自嘲了一番。
实际上，学生们要翻越的还包括大门紧锁的宿舍楼。这也充满着危险：先要跨出二楼栏杆，顺着防盗网的铁条下滑，才能到达一楼地面。附近恰好有个摄像头，但它只在白天有用，老师们也只在零点之前巡查宿舍。现在，为了彻底杜绝翻墙行为，校方用防盗网把宿舍楼各楼层封了个严严实实。
墙内墙外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初三
“一些男生抱怨读书像坐牢，一些女生也说整天无聊得很，连偷偷带进来的娱乐杂志都被老师收了去。”王琴说。她唯一的减压方式是打羽毛球。
“上上课，吃吃饭，睡睡觉，一天就过去了。”谢刚这样描述围墙内的生活。除了打打篮球，男生们爱在晚自习后聚在逼仄的宿舍，借别人的手机上网，和认识的本校女生聊天。
但在王琴眼里，这些男生总要装作对女生不屑一顾的样子，“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比如，搬椅子、抱矿泉水、倒垃圾等重活都是女生干，男生像是形成了统一意见，手都不搭一把。他们会觉得做这些事情不好意思。大家去大扫除，他们从来不拿铁铲，否则会被人笑话。轮到男生值日那天，教室多半是脏的，就算他们认真扫干净了，也会故意再把教室弄脏，故意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好像认真做事、学习，在他们看来会‘没名气’，不是男生该干的事情。”
另外，她注意到班上的男生越来越少，明显的“阴盛阳衰”。班主任杨茂昆说，很多都是因为家庭情况不好，又觉得读书无望，考取技校或者大学也没有工作，还不如现在就出去打工赚钱，积累点经验。有些才来几天就不读了，初二下学期走了几个，初三又走了几个。很多是家长逼着来，来了以后也是混日子，混不下去就走了。
“全校、全县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班的情况还算是好的。其实他们中很多都能考上高中，但他们自暴自弃，非常惋惜。”
校长提供了几个数据，全校有初三班18个，全是农村学生，能考上高中的只有53%，其余的要么读中专，要么外出打工，在家务农的极少。“很多成绩在中下水平的学生觉得前途渺茫，产生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观点。”
跟何思一样，谢刚进入初三以后成绩也下滑较快，虽然他“想考高中，不愿以后打工”，但王海飞一喊他外出上网，他就“管不住自己”，觉得“拒绝别人不好”，但他分明是抵挡不了围墙外的诱惑。
王海飞那时认为自己已经看清了前面的道路，他只想读技校，因为他身边的亲友没有一个读大学的。他是班上翻墙最多的学生之一，健壮的他喜欢在格斗游戏里寻找力量。
谢刚和何思则经常光顾小广场上的一家网吧。这里的楼道上张贴着巨大的警匪对决图画，饮料瓶堆了满满一堵墙高，卖给像他们这样通宵上网的学生。他们常玩的游戏是QQ飞车和QQ炫舞。游戏里，他们体会校园不能给予的紧张刺激，或是变身成优雅、时尚、浪漫的舞者，一切命运均掌握在华美的舞步中。
对他们农村初三学生来说，校园并不是避世的象牙塔，反而是决定人生走向的分水岭。进入初三，谢刚变得自卑起来，跟骑同一辆自行车但学习优异的弟弟“没得比”，他渴望早点毕业，离开这个校园。何思因为右手有伤，自觉接受父母“努力读书，以后去城里上班”的训导，他的理想曾是做一名“研究地理”的人，可是地理课到初三就消失了，而且他“反感学校的氛围”，于是变得越来越不爱学习。
深受同学们喜爱的谢明育，却是老师们眼中的“小丑”，这也是他的绰号。一天他喊着一名老师的小名，被老师听到，命令他站到讲台上将他父亲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老师念一遍，他就必须跟着读一遍。在农村，直呼父辈名字是对人的一种侮辱。一名同学说，谢明育看起来非常痛苦。
他很久没有见到那个流着汗在外做建筑苦力的父亲了。在陆良三中，单亲家庭和留守儿童占到全校的33%，校长金福林说，他们占到了违纪学生中的80%-85%，他们要么相当孤僻，不愿沟通；要么过分外向，手脚不安分。
“他们通常缺少亲情和父母关爱，有些人对同学间的友爱、生命的价值认识不到位，有时小矛盾酿成大祸，很多打架就是在玩笑中升级的。他们经常出入网吧，在寻找彼此认同中还容易形成小的帮派或者团体。”
近几年，陆良校园治安恶性案件不断，更有多名学生丧生。陆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梁长庆面对我们，提出几个疑问：为什么校园生活没有外面的精彩？小城镇里现在什么都有，灯红酒绿的，为什么唯独缺少一座吸引学生的少年宫？
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但也许处于叛逆期的少年本身就有难以控制的心头之恶，只不过外部环境催发了它。侦办这起案件的一名刑警说，4个少年的疯狂行径让他感到害怕，他的小孩正在长大，但自己作为刑警却没有信心保护好他。
哀悼日
对钱金芬的殴打持续到凌晨近4点。她躺在地上，喘着气。
“该回去了。”男生们离开了。没走多远，有人提议，“再回去看看吧，别出什么问题。”
她还躺在那，大口喘气，“跟她说话她也不答，我们有点害怕了”。何思回忆说。有人拿打火机烧她的手指，她手指缩了缩，说：“我要睡觉。”有人烧她的裤子，再用竹竿把火戳灭，有人往她身上吐唾沫。然后，大伙就心满意足地走了，一路上还在议论打人的过程，“觉得很好玩。”
钱金芬也曾像他们一样，喜欢买一些歌碟，对着屏幕边唱边跳，喜欢穿牛仔裤和粉色的T恤，喜欢天热时去河里游泳。她渴望爱情，嫁给过邻村一户人家，但没几天因为发病就被对方送了回来。仅仅因为她是个精神病人，她不但失去了这一切美好的东西，还这样被毫无尊严地欺打。小广场四周的很多住户听到了她的哭号与哀求，但无人相救。
太阳升起来，人们发现了她，通知她家人过来。她全身青紫，已经坐不起来，喊口渴。身旁是核桃般大的公分石、打碎了的竹片和打断了的枝条，紫色的叶子花散落一地，已经枯萎。
她被抬回家，身躯渐渐冰凉。父亲把她放进棺材，依照风俗把她的遗物全部烧掉，包括7张她微笑着的照片。
大约与此同时，陆良三中降下半旗，4300名学生低头为玉树地震死难者默哀。这是一个全民哀悼日。
◎后记：4月22日，4名学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法医认定，钱金芬属于创伤性休克死亡。
警方在排查中，有人反映听到一名男生跟同学吹嘘说“昨晚打一个疯婆娘，可过瘾了！”4人因此被锁定。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案发经过的残酷，警方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以上报道是在警方披露事实基础上，对4名学生进行访谈并交叉印证而写作，并不作为警方定案依据。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记者 曹红蕾 汪艳霞 南方都市报记者 袁小兵(云南信息报)
http://news.sina.com.cn/s/2010-05-19/115320303979.shtml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农村校园的拥挤之甚，以及如同看守所一样密布在高墙上的铁丝网。
玉树地震哀悼日的凌晨，4个翻出学校围墙的初三男生无所事事，为了寻找乐趣，对街头一名20岁的女精神病人进行了近2小时的围殴。当太阳升起，他们向半降的国旗低头表达哀思时，女精神病人因重伤正在死去。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学生屡屡翻墙的背后动因是什么？
“疯婆娘”
4月21日凌晨2点惨剧发生之前，这个名叫钱金芬的女精神病人流浪在云南省陆良县三岔河镇街头已经3天了。她家就在镇上，但3天来她只在亲戚家蹲在一旁吃过一顿饭，而且这天凌晨在小广场，还被一个刚从网吧出来的家伙用皮带抽打过。
这一幕被同样刚出网吧的陆良三中初三男生谢刚和王海飞看到。他们翻越围墙来到校外上网，却发现不能像往日那样打游戏，因为这天是玉树地震哀悼日，政府已经指令网络游戏商关闭了他们的服务器。他们在网吧转悠了一会，就被老板赶了出来。
钱金芬今年20岁，曾是他们的三中校友。家人说，她从小学习优秀，个头较高，长得也挺白净、漂亮，但读初一时被街头一名“疯婆娘”殴打后，就患上精神分裂症，从此辍学在家。不发病时与正常人无异，在家和母亲一起做家务，会礼貌地和亲戚、邻居打招呼。发病时会离家出走，自说自话，有时骂人，但不打人。前两年尚能注意仪表，现在因常流落街头，身上总是脏兮兮的。
谢刚的一名同学告诉他，一天他在网吧上网，这个“疯婆娘”进来拉着他，说自己刚在小广场被打了。他把她骂走，她就一直等在网吧外；他回学校，她也跟到学校。弱小的她也许以为这些“师弟”能给她安全，但她显然错了——尤其是在这个哀悼日的凌晨。
小广场
小广场是三岔河镇的中心，相当于两个篮球场大，当地政府近年来对它修葺一新，正中央立着一座两层楼高的烈士纪念碑。半个月前的清明节，当地数百名学生代表还举着红旗来这里缅怀英烈。驻足张望，可见远处山腰上半世纪前用石头拼成的“共产党万岁”5个大字。这是一座具有历史感的城镇，安静的云南传统民居混杂在钢筋水泥建筑群里，“得得”的马车声与汽车的喇叭声相映成趣。白天的小广场，是加速度的城镇化梦想的中心，但夜深时往往是睡不着觉的中学生们的天下。
网络用语“翻墙”在陆良三中是真实普遍的存在，学生们白天被约束在拥挤的校园，夜深时就成群结队翻过密布着铁丝网和碎玻璃的围墙，来到小广场周边的网吧和烧烤摊寻找乐趣。在谢刚和王海飞之前，他们的同班同学何思和谢明育也翻墙出来，买了两串烤洋芋、两包烟，在一个走读生的房子里打了会扑克。
途中，他们也见过钱金芬，“头发很短，像个男的，穿双拖鞋，两只手紧紧扣在一起，放在胸前，低着头走路。”看她“样子奇怪”，谢明育还逗弄了她几句，才发现她是个“疯婆娘”。
凌晨2点，4个少年聚在小广场的网吧门口，一时不知去哪里。谢刚提议“去打那个疯婆娘”，得到了谢明育的首先附和，他身材矮小，平日里爱制造乐子，是大家的“开心果”。何思本想回去睡觉，但他不敢独自翻墙，因为听说那里以前死过人。于是，各人抓起一块石子去找钱金芬。
钱金芬就呆在小广场上镇文化服务中心门口一对大石狮后面的暗处，也许黑暗更让她觉得安全。4男生发现了她，因太暗不敢靠近，只往她身上扔石子，喊她“出来！”何思拿出从打火机上卸下的小电筒照了照，大伙又扔石子，但她没有反应。
谢明育跑到小广场另一侧的建筑用公分石堆处，用上衣兜着小石子，来回跑了三四趟。他们把石子纷纷砸向钱金芬，大喊“你还不出来？！”对方连声叫着：“不要打，不要打……”终于从暗处走出来，头上流着血。王海飞又扔出石子，打中她的头。她又缩回到石狮后面。
“你家是哪的？我们不打你，你快出来回家吧。”有人哄道，钱金芬又出来了。“你要钱吗？我给你！”
要。”“还敢要？！”说着便打过去，让她跪下。有人又扔了一个小石子，钱金芬骂着躲开了。一个男生折下墙上一根大拇指粗带刺的叶子花枝条，大伙轮流抽打在她身上。她哀求：“老表，莫打我！”“我有你这种表妹就不活了，一头撞死去！”谢刚说。他接着逗她：“你想不想嫁给他？”说着指着何思。她点头说：“嫁。”众人大笑，何思有点生气，上前接过枝条又打。他的右手小时候摔伤过，不能弯曲，提不起重东西，但这并不影响他今天的表现。他后来回忆说：“我看他们越打越重，把枝条都打断了，就有点害怕，但她说要嫁给我，我不打，他们就会笑话我。”
谢刚又问钱金芬：“那你想不想嫁给他？”指指瘦小的谢明育。“不嫁。”“我老表一表人才你还敢不嫁！”几人又打，并禁止她喊叫，“再喊就打死你！”钱金芬忍不住，好几次叫出来，立刻就被威胁吓得闭嘴了。
趁人不注意，钱金芬忙跑到旁边的纪念碑捐款名单碑后，跑的时候，掉了一只拖鞋，被男生捡到。4人走到石碑前，谢明育骗她说：“你的鞋在烈士纪念碑那里，快出来找，穿鞋回去睡觉了。”一会儿，钱金芬果然向烈士纪念碑走去。身高1.80米的王海飞一脚从背后踢过去，她在地上滚了两滚，爬起来默默坐在纪念碑雕像下，头靠在碑上。谢明育爬上纪念碑，用脚向下踩她的头。她只哭着喊：“别打啦别打啦！”
这时，另两个男生各拿一只拖鞋去扇她的脸。钱金芬受不住，爬起来光着脚就跑。众人笑着追过去。
少年
4名男生何以如此残酷无情？事发后两周多，我们来到陆良县看守所。他们穿着橙色的马甲囚衣，安静地坐在院子里的靠背椅上，并没有叛逆少年那般暴戾的眼神或是“拽拽”的表情。
提议“打疯婆娘去”的谢刚一直低着头，缩着肩，边说话边用左手指抠着右手掌，小苍蝇嗡嗡地停在他身上也懒得去管。他为自己辩解说：“当时我就觉得很残忍，我打得很轻。他们拿石头打、用脚踢她的头时，我就喊莫打她的头，因为怕把她打坏了。”
他也否认自己冷漠寡情。汶川地震后，他给灾区捐过5元钱、2本书和几件衣服。前段时期大旱，女生宿舍限水，他会帮女生打水。回家途中，他看到老人骑三轮车上坡会上前推一把。在家也会帮忙收豆子，喂猪，有时候也煮饭做菜，觉得自己做的炒洋芋挺好吃。
他有个同年级的双胞胎弟弟，成绩优秀，说起哥哥就哭起来了：“每次上学、放学，我们兄弟俩同骑一辆自行车，他什么事都让着我，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
同班女生王琴对他的印象是：平时爱说笑话，有时会去逗女生。比如跟女生借镜子玩，女生不借，他会趁别人不在的时候把镜子拿去玩，不过很快就还回来了。
何思不太喜欢谢刚，原因是“他被班主任骂一下，就把我们的事情全供出来”。所谓“事情”，就是在学校里偷摘花、翻墙、抽烟等等。“他还霸道”，何思说，有一次他要吃药，谢刚却要来抢他的矿泉水。他一气之下把水扔下楼。谢刚就来掐他的脖子，打了几下他的头。但除此之外，谢刚没有更坏的口碑。
积极响应“打疯婆娘”的谢明育，因为“相当好动，爱闹”而不招老师喜欢，但同学们都把他当“开心果”。“他的标准动作是喝水作咂吧状，就像婴儿吃奶嘴，故意装嫩、撒娇，逗得大家都笑。他太好玩了，心地很好，跟女生关系特别好。”王琴说，谢明育长得又瘦又矮，但很机灵、嘴甜，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小卖部的阿姨很喜欢他，认他做了干儿子。
周末回到家中，他感到的却只有冷清。在这座饱经风雨的瓦屋，因为没钱交有线电视费，那台二手小彩电很少开启。父亲带着大他3岁的哥哥外出打工，3年没有回来过年，母亲则似乎永远在田间地头忙碌。家里只有83岁的奶奶，小裹脚走起来虽颤颤巍巍，但仍把自己当成一个重要劳力。我们见到她时，她正坐在小矮凳上，使劲地刷洗木盆里的脏衣服。
谢明育有时睡在婶婶开办的村诊所里，因为这里有电视看，“也可能他觉得自己的家又黑又脏，”婶婶猜测。他从小被婶婶家接济长大，这家人都认为他的心比较正，“诊所的钱就放在抽屉里，他从来不偷。”
一起长大的堂姐也说他“有情有意”，几年前他养的一只小白狗被车撞死，他抱着哭了很久，然后葬在山上，立了一块纸板做碑，上面写着“小白之墓”。
那个疯狂挥动带刺枝条的何思，其实也是个像谢明育一样喜爱小动物的小男生。“他喜欢养鸽子和狗。”他父亲说。一次，他养的两只鸽子死了，他吃不下饭，把鸽子放家里半天才不得不丢掉。1个多月前，他养的“小黄”生了4只小狗，他非常高兴，周末一回家，饭都不吃，就打2个鸡蛋喂给小狗吃。
父母都想不出这个儿子有什么坏毛病，如果胆小、害羞也算的话。“他就像个小姑娘，”面容憔悴的何妈妈说，“有时他爸爸骂他两句，他就躲在房里哭，从不顶嘴。有时他爸爸的工友来家里，他躲在屋里不出来，吃饭都是端屋里吃。”
何爸爸说，“晚上他想吃零食，自己不敢去买，还喊我领他去买，其实小卖部就在我们房子后面。他喜欢吃着零食，带着隔壁5岁的男孩一起在家看电视，叫他去玩他都不去。”
坐在我们面前的何思，面容清秀、白皙，说话时常低下头，长长的睫毛将眼睛盖住。偶尔一笑，露出两个小酒窝。
何妈妈一直心疼于孩子的“懂事”。“他爸爸半年前去香格里拉打工，他姐姐外嫁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体弱多病，他经常帮着到田里干活，栽芋头、浇水、施肥都干过。周末回家就煮好饭等着我回来吃。我病了，他会主动去买药，有时陪我去卫生院看病，自己病了却不让家里操心。”
“4个人里面他最老实了。”同学王琴说，“他也不和男生拉帮结派，独来独往的时候多。”他所在的171班班主任杨茂昆也挑不出他的不好来，只为他的学习成绩下滑而惋惜，读初一时他曾是班上的前十名，现在退居至中游。
相比之下，身高1.80米、黝黑健壮的王海飞，最能与那个往钱金芬背后一脚，把她踹在地上打滚的王海飞对接起来。他神情严肃，回答简洁，眉头一直拧成一个“川”字，流露出与他16岁年纪不符的戒备和心事重重。但在他的同学和老师眼里，除了“篮球打得好”、“有点闷，不爱说话”之外，也没有更多评价。
时间回到那天凌晨，在男孩们兴奋的怒骂与嬉笑中，以上这些让师生和亲友记挂的人性一面全部遁入黑暗。他们穿过小广场，追赶着赤脚奔跑的钱金芬。在东北角一条小胡同，他们堵住了她。
她躲进一辆微型客货两用车的底部，有人哄她：“出来找你的拖鞋。”她答道：“我要睡觉了。”于是，每人从附近一堆编箩筐用的竹竿里抽出一支，来捅她的身体，她哇哇叫着，又跑回小广场，坐在烈士纪念碑下。
4人一齐乱棍打下，打累了，就“逗”她。“把衣服脱了！”一人喊道。“不脱！”她用两手护着胸部。谢刚打了她两棍子，然后让她跪下。“喊他一声爹！”他指指别人命令道。“爹！”“喊我爷爷！”“爷爷！”她言听计从。大家都笑起来。
随后，有人用竹竿去戳她的下半身。“强奸！”她大叫。“闭嘴！”竹竿又打下来。直到把好几根竹竿打烂，有人就提议每人轮流打20秒钟。一个人看着表，每当有人打完，他就叫着：“下一个！”
校园
从看守所出来，我们下一个探访地就是县城东面15公里的三岔河镇陆良三中。校长金福林早早等候在那，他带领我们参观他的办公室，2天前，钱金芬愤怒的哥哥把这里砸得一片狼藉，连门都卸下来了。但真正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个农村校园的拥挤之甚，和像看守所一样密布在高墙上的铁丝网。
我们尝试从这里寻找答案。
陆良县是云南最大的坝子，而三岔河镇人口近14万，是全省人口最多的乡镇。1996年为了普九，把各村所有初中学生聚集到镇上的两所中学，其中陆良三中成为全县在校生最多的学校，现有学生4300多人，平均每个班75人，人数最多的班达114人，而全校的科学招生数只有2200人，属于超负荷运转。
陆良三中有3个校区，大部分学生在南区就读和寄宿。这里甚至没有一块完整的操场，每天做课间操时，4300多人都是见缝插针般分布在校园的道路和绿化带旁。为了防止同时下课引发的踩踏事故，初中部每次下课都要打两次铃，前后间隔5分钟，一三五层楼先下，二四六层楼后下。学校人满为患，只好把实验室和阅览室都改成教室。需要做实验时，老师就把器具带到教室去。
按8人标准设计的宿舍，平均要住到16－18人，其中3个宿舍住了26人，谢刚、何思、王海飞住的411就是这样的，里面塞进了13张上下铺铁床，只留一条狭窄的过道。为了住进更多的学生，宿舍楼只在一楼设有厕所。各楼道虽有“禁止小便”的标示，但依然弥漫着明显的尿骚味。
金福林校长说，人口密度大，攻击和伤害别人的行为和欲望就大，同学间常常会为一些小事发生口角，从小事情转化成较大的矛盾。
像很多寄宿学校一样，陆良三中实行半封闭式教学，寄宿生每周五下午回家，周日傍晚到校，除此之外，如果没有班主任批准的假条，学生不能外出。12个摄像头、6个保安24小时严密监控着校园的每个主要角落。
4年前，校方开始在3米多高的围墙上架设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并插上尖锐的玻璃片，但女生王琴说，“半夜翻墙出去早不是什么秘密”，“很多女生都会从那里翻出去上网。”她听同学说，墙外有人搭梯子，下去一个1块钱，全校可能有一半学生翻过墙。
在校长带领下，我们来到一座女厕前。“瞧，案发当天他们就是从这里爬出去的。”校长用手指着女厕旁边的围墙，上面有踩踏的小豁口。顺着围墙过去，一段铁丝网不知何时被剪开一个大口子。大家在这里议论纷纷，为学生们高难度的攀爬而惊叹，“如果换成是我们自己，恐怕没有谁可以在夜色里从这里爬出去，还能从外面爬回来。”人群里有人自嘲了一番。
实际上，学生们要翻越的还包括大门紧锁的宿舍楼。这也充满着危险：先要跨出二楼栏杆，顺着防盗网的铁条下滑，才能到达一楼地面。附近恰好有个摄像头，但它只在白天有用，老师们也只在零点之前巡查宿舍。现在，为了彻底杜绝翻墙行为，校方用防盗网把宿舍楼各楼层封了个严严实实。
墙内墙外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初三
“一些男生抱怨读书像坐牢，一些女生也说整天无聊得很，连偷偷带进来的娱乐杂志都被老师收了去。”王琴说。她唯一的减压方式是打羽毛球。
“上上课，吃吃饭，睡睡觉，一天就过去了。”谢刚这样描述围墙内的生活。除了打打篮球，男生们爱在晚自习后聚在逼仄的宿舍，借别人的手机上网，和认识的本校女生聊天。
但在王琴眼里，这些男生总要装作对女生不屑一顾的样子，“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比如，搬椅子、抱矿泉水、倒垃圾等重活都是女生干，男生像是形成了统一意见，手都不搭一把。他们会觉得做这些事情不好意思。大家去大扫除，他们从来不拿铁铲，否则会被人笑话。轮到男生值日那天，教室多半是脏的，就算他们认真扫干净了，也会故意再把教室弄脏，故意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好像认真做事、学习，在他们看来会‘没名气’，不是男生该干的事情。”
另外，她注意到班上的男生越来越少，明显的“阴盛阳衰”。班主任杨茂昆说，很多都是因为家庭情况不好，又觉得读书无望，考取技校或者大学也没有工作，还不如现在就出去打工赚钱，积累点经验。有些才来几天就不读了，初二下学期走了几个，初三又走了几个。很多是家长逼着来，来了以后也是混日子，混不下去就走了。
“全校、全县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班的情况还算是好的。其实他们中很多都能考上高中，但他们自暴自弃，非常惋惜。”
校长提供了几个数据，全校有初三班18个，全是农村学生，能考上高中的只有53%，其余的要么读中专，要么外出打工，在家务农的极少。“很多成绩在中下水平的学生觉得前途渺茫，产生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观点。”
跟何思一样，谢刚进入初三以后成绩也下滑较快，虽然他“想考高中，不愿以后打工”，但王海飞一喊他外出上网，他就“管不住自己”，觉得“拒绝别人不好”，但他分明是抵挡不了围墙外的诱惑。
王海飞那时认为自己已经看清了前面的道路，他只想读技校，因为他身边的亲友没有一个读大学的。他是班上翻墙最多的学生之一，健壮的他喜欢在格斗游戏里寻找力量。
谢刚和何思则经常光顾小广场上的一家网吧。这里的楼道上张贴着巨大的警匪对决图画，饮料瓶堆了满满一堵墙高，卖给像他们这样通宵上网的学生。他们常玩的游戏是QQ飞车和QQ炫舞。游戏里，他们体会校园不能给予的紧张刺激，或是变身成优雅、时尚、浪漫的舞者，一切命运均掌握在华美的舞步中。
对他们农村初三学生来说，校园并不是避世的象牙塔，反而是决定人生走向的分水岭。进入初三，谢刚变得自卑起来，跟骑同一辆自行车但学习优异的弟弟“没得比”，他渴望早点毕业，离开这个校园。何思因为右手有伤，自觉接受父母“努力读书，以后去城里上班”的训导，他的理想曾是做一名“研究地理”的人，可是地理课到初三就消失了，而且他“反感学校的氛围”，于是变得越来越不爱学习。
深受同学们喜爱的谢明育，却是老师们眼中的“小丑”，这也是他的绰号。一天他喊着一名老师的小名，被老师听到，命令他站到讲台上将他父亲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老师念一遍，他就必须跟着读一遍。在农村，直呼父辈名字是对人的一种侮辱。一名同学说，谢明育看起来非常痛苦。
他很久没有见到那个流着汗在外做建筑苦力的父亲了。在陆良三中，单亲家庭和留守儿童占到全校的33%，校长金福林说，他们占到了违纪学生中的80%-85%，他们要么相当孤僻，不愿沟通；要么过分外向，手脚不安分。
“他们通常缺少亲情和父母关爱，有些人对同学间的友爱、生命的价值认识不到位，有时小矛盾酿成大祸，很多打架就是在玩笑中升级的。他们经常出入网吧，在寻找彼此认同中还容易形成小的帮派或者团体。”
近几年，陆良校园治安恶性案件不断，更有多名学生丧生。陆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梁长庆面对我们，提出几个疑问：为什么校园生活没有外面的精彩？小城镇里现在什么都有，灯红酒绿的，为什么唯独缺少一座吸引学生的少年宫？
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但也许处于叛逆期的少年本身就有难以控制的心头之恶，只不过外部环境催发了它。侦办这起案件的一名刑警说，4个少年的疯狂行径让他感到害怕，他的小孩正在长大，但自己作为刑警却没有信心保护好他。
哀悼日
对钱金芬的殴打持续到凌晨近4点。她躺在地上，喘着气。
“该回去了。”男生们离开了。没走多远，有人提议，“再回去看看吧，别出什么问题。”
她还躺在那，大口喘气，“跟她说话她也不答，我们有点害怕了”。何思回忆说。有人拿打火机烧她的手指，她手指缩了缩，说：“我要睡觉。”有人烧她的裤子，再用竹竿把火戳灭，有人往她身上吐唾沫。然后，大伙就心满意足地走了，一路上还在议论打人的过程，“觉得很好玩。”
钱金芬也曾像他们一样，喜欢买一些歌碟，对着屏幕边唱边跳，喜欢穿牛仔裤和粉色的T恤，喜欢天热时去河里游泳。她渴望爱情，嫁给过邻村一户人家，但没几天因为发病就被对方送了回来。仅仅因为她是个精神病人，她不但失去了这一切美好的东西，还这样被毫无尊严地欺打。小广场四周的很多住户听到了她的哭号与哀求，但无人相救。
太阳升起来，人们发现了她，通知她家人过来。她全身青紫，已经坐不起来，喊口渴。身旁是核桃般大的公分石、打碎了的竹片和打断了的枝条，紫色的叶子花散落一地，已经枯萎。
她被抬回家，身躯渐渐冰凉。父亲把她放进棺材，依照风俗把她的遗物全部烧掉，包括7张她微笑着的照片。
大约与此同时，陆良三中降下半旗，4300名学生低头为玉树地震死难者默哀。这是一个全民哀悼日。
◎后记：4月22日，4名学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法医认定，钱金芬属于创伤性休克死亡。
警方在排查中，有人反映听到一名男生跟同学吹嘘说“昨晚打一个疯婆娘，可过瘾了！”4人因此被锁定。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案发经过的残酷，警方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以上报道是在警方披露事实基础上，对4名学生进行访谈并交叉印证而写作，并不作为警方定案依据。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记者 曹红蕾 汪艳霞 南方都市报记者 袁小兵(云南信息报)
http://news.sina.com.cn/s/2010-05-19/115320303979.shtml在男孩们兴奋的怒骂与嘻笑中，那些让师生和亲友记挂的人性一面全部遁入黑暗。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农村校园的拥挤之甚，以及如同看守所一样密布在高墙上的铁丝网。
玉树地震哀悼日的凌晨，4个翻出学校围墙的初三男生无所事事，为了寻找乐趣，对街头一名20岁的女精神病人进行了近2小时的围殴。当太阳升起，他们向半降的国旗低头表达哀思时，女精神病人因重伤正在死去。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学生屡屡翻墙的背后动因是什么？
“疯婆娘”
4月21日凌晨2点惨剧发生之前，这个名叫钱金芬的女精神病人流浪在云南省陆良县三岔河镇街头已经3天了。她家就在镇上，但3天来她只在亲戚家蹲在一旁吃过一顿饭，而且这天凌晨在小广场，还被一个刚从网吧出来的家伙用皮带抽打过。
这一幕被同样刚出网吧的陆良三中初三男生谢刚和王海飞看到。他们翻越围墙来到校外上网，却发现不能像往日那样打游戏，因为这天是玉树地震哀悼日，政府已经指令网络游戏商关闭了他们的服务器。他们在网吧转悠了一会，就被老板赶了出来。
钱金芬今年20岁，曾是他们的三中校友。家人说，她从小学习优秀，个头较高，长得也挺白净、漂亮，但读初一时被街头一名“疯婆娘”殴打后，就患上精神分裂症，从此辍学在家。不发病时与正常人无异，在家和母亲一起做家务，会礼貌地和亲戚、邻居打招呼。发病时会离家出走，自说自话，有时骂人，但不打人。前两年尚能注意仪表，现在因常流落街头，身上总是脏兮兮的。
谢刚的一名同学告诉他，一天他在网吧上网，这个“疯婆娘”进来拉着他，说自己刚在小广场被打了。他把她骂走，她就一直等在网吧外；他回学校，她也跟到学校。弱小的她也许以为这些“师弟”能给她安全，但她显然错了——尤其是在这个哀悼日的凌晨。
小广场
小广场是三岔河镇的中心，相当于两个篮球场大，当地政府近年来对它修葺一新，正中央立着一座两层楼高的烈士纪念碑。半个月前的清明节，当地数百名学生代表还举着红旗来这里缅怀英烈。驻足张望，可见远处山腰上半世纪前用石头拼成的“共产党万岁”5个大字。这是一座具有历史感的城镇，安静的云南传统民居混杂在钢筋水泥建筑群里，“得得”的马车声与汽车的喇叭声相映成趣。白天的小广场，是加速度的城镇化梦想的中心，但夜深时往往是睡不着觉的中学生们的天下。
网络用语“翻墙”在陆良三中是真实普遍的存在，学生们白天被约束在拥挤的校园，夜深时就成群结队翻过密布着铁丝网和碎玻璃的围墙，来到小广场周边的网吧和烧烤摊寻找乐趣。在谢刚和王海飞之前，他们的同班同学何思和谢明育也翻墙出来，买了两串烤洋芋、两包烟，在一个走读生的房子里打了会扑克。
途中，他们也见过钱金芬，“头发很短，像个男的，穿双拖鞋，两只手紧紧扣在一起，放在胸前，低着头走路。”看她“样子奇怪”，谢明育还逗弄了她几句，才发现她是个“疯婆娘”。
凌晨2点，4个少年聚在小广场的网吧门口，一时不知去哪里。谢刚提议“去打那个疯婆娘”，得到了谢明育的首先附和，他身材矮小，平日里爱制造乐子，是大家的“开心果”。何思本想回去睡觉，但他不敢独自翻墙，因为听说那里以前死过人。于是，各人抓起一块石子去找钱金芬。
钱金芬就呆在小广场上镇文化服务中心门口一对大石狮后面的暗处，也许黑暗更让她觉得安全。4男生发现了她，因太暗不敢靠近，只往她身上扔石子，喊她“出来！”何思拿出从打火机上卸下的小电筒照了照，大伙又扔石子，但她没有反应。
谢明育跑到小广场另一侧的建筑用公分石堆处，用上衣兜着小石子，来回跑了三四趟。他们把石子纷纷砸向钱金芬，大喊“你还不出来？！”对方连声叫着：“不要打，不要打……”终于从暗处走出来，头上流着血。王海飞又扔出石子，打中她的头。她又缩回到石狮后面。
“你家是哪的？我们不打你，你快出来回家吧。”有人哄道，钱金芬又出来了。“你要钱吗？我给你！”
要。”“还敢要？！”说着便打过去，让她跪下。有人又扔了一个小石子，钱金芬骂着躲开了。一个男生折下墙上一根大拇指粗带刺的叶子花枝条，大伙轮流抽打在她身上。她哀求：“老表，莫打我！”“我有你这种表妹就不活了，一头撞死去！”谢刚说。他接着逗她：“你想不想嫁给他？”说着指着何思。她点头说：“嫁。”众人大笑，何思有点生气，上前接过枝条又打。他的右手小时候摔伤过，不能弯曲，提不起重东西，但这并不影响他今天的表现。他后来回忆说：“我看他们越打越重，把枝条都打断了，就有点害怕，但她说要嫁给我，我不打，他们就会笑话我。”
谢刚又问钱金芬：“那你想不想嫁给他？”指指瘦小的谢明育。“不嫁。”“我老表一表人才你还敢不嫁！”几人又打，并禁止她喊叫，“再喊就打死你！”钱金芬忍不住，好几次叫出来，立刻就被威胁吓得闭嘴了。
趁人不注意，钱金芬忙跑到旁边的纪念碑捐款名单碑后，跑的时候，掉了一只拖鞋，被男生捡到。4人走到石碑前，谢明育骗她说：“你的鞋在烈士纪念碑那里，快出来找，穿鞋回去睡觉了。”一会儿，钱金芬果然向烈士纪念碑走去。身高1.80米的王海飞一脚从背后踢过去，她在地上滚了两滚，爬起来默默坐在纪念碑雕像下，头靠在碑上。谢明育爬上纪念碑，用脚向下踩她的头。她只哭着喊：“别打啦别打啦！”
这时，另两个男生各拿一只拖鞋去扇她的脸。钱金芬受不住，爬起来光着脚就跑。众人笑着追过去。
少年
4名男生何以如此残酷无情？事发后两周多，我们来到陆良县看守所。他们穿着橙色的马甲囚衣，安静地坐在院子里的靠背椅上，并没有叛逆少年那般暴戾的眼神或是“拽拽”的表情。
提议“打疯婆娘去”的谢刚一直低着头，缩着肩，边说话边用左手指抠着右手掌，小苍蝇嗡嗡地停在他身上也懒得去管。他为自己辩解说：“当时我就觉得很残忍，我打得很轻。他们拿石头打、用脚踢她的头时，我就喊莫打她的头，因为怕把她打坏了。”
他也否认自己冷漠寡情。汶川地震后，他给灾区捐过5元钱、2本书和几件衣服。前段时期大旱，女生宿舍限水，他会帮女生打水。回家途中，他看到老人骑三轮车上坡会上前推一把。在家也会帮忙收豆子，喂猪，有时候也煮饭做菜，觉得自己做的炒洋芋挺好吃。
他有个同年级的双胞胎弟弟，成绩优秀，说起哥哥就哭起来了：“每次上学、放学，我们兄弟俩同骑一辆自行车，他什么事都让着我，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
同班女生王琴对他的印象是：平时爱说笑话，有时会去逗女生。比如跟女生借镜子玩，女生不借，他会趁别人不在的时候把镜子拿去玩，不过很快就还回来了。
何思不太喜欢谢刚，原因是“他被班主任骂一下，就把我们的事情全供出来”。所谓“事情”，就是在学校里偷摘花、翻墙、抽烟等等。“他还霸道”，何思说，有一次他要吃药，谢刚却要来抢他的矿泉水。他一气之下把水扔下楼。谢刚就来掐他的脖子，打了几下他的头。但除此之外，谢刚没有更坏的口碑。
积极响应“打疯婆娘”的谢明育，因为“相当好动，爱闹”而不招老师喜欢，但同学们都把他当“开心果”。“他的标准动作是喝水作咂吧状，就像婴儿吃奶嘴，故意装嫩、撒娇，逗得大家都笑。他太好玩了，心地很好，跟女生关系特别好。”王琴说，谢明育长得又瘦又矮，但很机灵、嘴甜，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小卖部的阿姨很喜欢他，认他做了干儿子。
周末回到家中，他感到的却只有冷清。在这座饱经风雨的瓦屋，因为没钱交有线电视费，那台二手小彩电很少开启。父亲带着大他3岁的哥哥外出打工，3年没有回来过年，母亲则似乎永远在田间地头忙碌。家里只有83岁的奶奶，小裹脚走起来虽颤颤巍巍，但仍把自己当成一个重要劳力。我们见到她时，她正坐在小矮凳上，使劲地刷洗木盆里的脏衣服。
谢明育有时睡在婶婶开办的村诊所里，因为这里有电视看，“也可能他觉得自己的家又黑又脏，”婶婶猜测。他从小被婶婶家接济长大，这家人都认为他的心比较正，“诊所的钱就放在抽屉里，他从来不偷。”
一起长大的堂姐也说他“有情有意”，几年前他养的一只小白狗被车撞死，他抱着哭了很久，然后葬在山上，立了一块纸板做碑，上面写着“小白之墓”。
那个疯狂挥动带刺枝条的何思，其实也是个像谢明育一样喜爱小动物的小男生。“他喜欢养鸽子和狗。”他父亲说。一次，他养的两只鸽子死了，他吃不下饭，把鸽子放家里半天才不得不丢掉。1个多月前，他养的“小黄”生了4只小狗，他非常高兴，周末一回家，饭都不吃，就打2个鸡蛋喂给小狗吃。
父母都想不出这个儿子有什么坏毛病，如果胆小、害羞也算的话。“他就像个小姑娘，”面容憔悴的何妈妈说，“有时他爸爸骂他两句，他就躲在房里哭，从不顶嘴。有时他爸爸的工友来家里，他躲在屋里不出来，吃饭都是端屋里吃。”
何爸爸说，“晚上他想吃零食，自己不敢去买，还喊我领他去买，其实小卖部就在我们房子后面。他喜欢吃着零食，带着隔壁5岁的男孩一起在家看电视，叫他去玩他都不去。”
坐在我们面前的何思，面容清秀、白皙，说话时常低下头，长长的睫毛将眼睛盖住。偶尔一笑，露出两个小酒窝。
何妈妈一直心疼于孩子的“懂事”。“他爸爸半年前去香格里拉打工，他姐姐外嫁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体弱多病，他经常帮着到田里干活，栽芋头、浇水、施肥都干过。周末回家就煮好饭等着我回来吃。我病了，他会主动去买药，有时陪我去卫生院看病，自己病了却不让家里操心。”
“4个人里面他最老实了。”同学王琴说，“他也不和男生拉帮结派，独来独往的时候多。”他所在的171班班主任杨茂昆也挑不出他的不好来，只为他的学习成绩下滑而惋惜，读初一时他曾是班上的前十名，现在退居至中游。
相比之下，身高1.80米、黝黑健壮的王海飞，最能与那个往钱金芬背后一脚，把她踹在地上打滚的王海飞对接起来。他神情严肃，回答简洁，眉头一直拧成一个“川”字，流露出与他16岁年纪不符的戒备和心事重重。但在他的同学和老师眼里，除了“篮球打得好”、“有点闷，不爱说话”之外，也没有更多评价。
时间回到那天凌晨，在男孩们兴奋的怒骂与嬉笑中，以上这些让师生和亲友记挂的人性一面全部遁入黑暗。他们穿过小广场，追赶着赤脚奔跑的钱金芬。在东北角一条小胡同，他们堵住了她。
她躲进一辆微型客货两用车的底部，有人哄她：“出来找你的拖鞋。”她答道：“我要睡觉了。”于是，每人从附近一堆编箩筐用的竹竿里抽出一支，来捅她的身体，她哇哇叫着，又跑回小广场，坐在烈士纪念碑下。
4人一齐乱棍打下，打累了，就“逗”她。“把衣服脱了！”一人喊道。“不脱！”她用两手护着胸部。谢刚打了她两棍子，然后让她跪下。“喊他一声爹！”他指指别人命令道。“爹！”“喊我爷爷！”“爷爷！”她言听计从。大家都笑起来。
随后，有人用竹竿去戳她的下半身。“强奸！”她大叫。“闭嘴！”竹竿又打下来。直到把好几根竹竿打烂，有人就提议每人轮流打20秒钟。一个人看着表，每当有人打完，他就叫着：“下一个！”
校园
从看守所出来，我们下一个探访地就是县城东面15公里的三岔河镇陆良三中。校长金福林早早等候在那，他带领我们参观他的办公室，2天前，钱金芬愤怒的哥哥把这里砸得一片狼藉，连门都卸下来了。但真正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个农村校园的拥挤之甚，和像看守所一样密布在高墙上的铁丝网。
我们尝试从这里寻找答案。
陆良县是云南最大的坝子，而三岔河镇人口近14万，是全省人口最多的乡镇。1996年为了普九，把各村所有初中学生聚集到镇上的两所中学，其中陆良三中成为全县在校生最多的学校，现有学生4300多人，平均每个班75人，人数最多的班达114人，而全校的科学招生数只有2200人，属于超负荷运转。
陆良三中有3个校区，大部分学生在南区就读和寄宿。这里甚至没有一块完整的操场，每天做课间操时，4300多人都是见缝插针般分布在校园的道路和绿化带旁。为了防止同时下课引发的踩踏事故，初中部每次下课都要打两次铃，前后间隔5分钟，一三五层楼先下，二四六层楼后下。学校人满为患，只好把实验室和阅览室都改成教室。需要做实验时，老师就把器具带到教室去。
按8人标准设计的宿舍，平均要住到16－18人，其中3个宿舍住了26人，谢刚、何思、王海飞住的411就是这样的，里面塞进了13张上下铺铁床，只留一条狭窄的过道。为了住进更多的学生，宿舍楼只在一楼设有厕所。各楼道虽有“禁止小便”的标示，但依然弥漫着明显的尿骚味。
金福林校长说，人口密度大，攻击和伤害别人的行为和欲望就大，同学间常常会为一些小事发生口角，从小事情转化成较大的矛盾。
像很多寄宿学校一样，陆良三中实行半封闭式教学，寄宿生每周五下午回家，周日傍晚到校，除此之外，如果没有班主任批准的假条，学生不能外出。12个摄像头、6个保安24小时严密监控着校园的每个主要角落。
4年前，校方开始在3米多高的围墙上架设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并插上尖锐的玻璃片，但女生王琴说，“半夜翻墙出去早不是什么秘密”，“很多女生都会从那里翻出去上网。”她听同学说，墙外有人搭梯子，下去一个1块钱，全校可能有一半学生翻过墙。
在校长带领下，我们来到一座女厕前。“瞧，案发当天他们就是从这里爬出去的。”校长用手指着女厕旁边的围墙，上面有踩踏的小豁口。顺着围墙过去，一段铁丝网不知何时被剪开一个大口子。大家在这里议论纷纷，为学生们高难度的攀爬而惊叹，“如果换成是我们自己，恐怕没有谁可以在夜色里从这里爬出去，还能从外面爬回来。”人群里有人自嘲了一番。
实际上，学生们要翻越的还包括大门紧锁的宿舍楼。这也充满着危险：先要跨出二楼栏杆，顺着防盗网的铁条下滑，才能到达一楼地面。附近恰好有个摄像头，但它只在白天有用，老师们也只在零点之前巡查宿舍。现在，为了彻底杜绝翻墙行为，校方用防盗网把宿舍楼各楼层封了个严严实实。
墙内墙外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初三
“一些男生抱怨读书像坐牢，一些女生也说整天无聊得很，连偷偷带进来的娱乐杂志都被老师收了去。”王琴说。她唯一的减压方式是打羽毛球。
“上上课，吃吃饭，睡睡觉，一天就过去了。”谢刚这样描述围墙内的生活。除了打打篮球，男生们爱在晚自习后聚在逼仄的宿舍，借别人的手机上网，和认识的本校女生聊天。
但在王琴眼里，这些男生总要装作对女生不屑一顾的样子，“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比如，搬椅子、抱矿泉水、倒垃圾等重活都是女生干，男生像是形成了统一意见，手都不搭一把。他们会觉得做这些事情不好意思。大家去大扫除，他们从来不拿铁铲，否则会被人笑话。轮到男生值日那天，教室多半是脏的，就算他们认真扫干净了，也会故意再把教室弄脏，故意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好像认真做事、学习，在他们看来会‘没名气’，不是男生该干的事情。”
另外，她注意到班上的男生越来越少，明显的“阴盛阳衰”。班主任杨茂昆说，很多都是因为家庭情况不好，又觉得读书无望，考取技校或者大学也没有工作，还不如现在就出去打工赚钱，积累点经验。有些才来几天就不读了，初二下学期走了几个，初三又走了几个。很多是家长逼着来，来了以后也是混日子，混不下去就走了。
“全校、全县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班的情况还算是好的。其实他们中很多都能考上高中，但他们自暴自弃，非常惋惜。”
校长提供了几个数据，全校有初三班18个，全是农村学生，能考上高中的只有53%，其余的要么读中专，要么外出打工，在家务农的极少。“很多成绩在中下水平的学生觉得前途渺茫，产生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观点。”
跟何思一样，谢刚进入初三以后成绩也下滑较快，虽然他“想考高中，不愿以后打工”，但王海飞一喊他外出上网，他就“管不住自己”，觉得“拒绝别人不好”，但他分明是抵挡不了围墙外的诱惑。
王海飞那时认为自己已经看清了前面的道路，他只想读技校，因为他身边的亲友没有一个读大学的。他是班上翻墙最多的学生之一，健壮的他喜欢在格斗游戏里寻找力量。
谢刚和何思则经常光顾小广场上的一家网吧。这里的楼道上张贴着巨大的警匪对决图画，饮料瓶堆了满满一堵墙高，卖给像他们这样通宵上网的学生。他们常玩的游戏是QQ飞车和QQ炫舞。游戏里，他们体会校园不能给予的紧张刺激，或是变身成优雅、时尚、浪漫的舞者，一切命运均掌握在华美的舞步中。
对他们农村初三学生来说，校园并不是避世的象牙塔，反而是决定人生走向的分水岭。进入初三，谢刚变得自卑起来，跟骑同一辆自行车但学习优异的弟弟“没得比”，他渴望早点毕业，离开这个校园。何思因为右手有伤，自觉接受父母“努力读书，以后去城里上班”的训导，他的理想曾是做一名“研究地理”的人，可是地理课到初三就消失了，而且他“反感学校的氛围”，于是变得越来越不爱学习。
深受同学们喜爱的谢明育，却是老师们眼中的“小丑”，这也是他的绰号。一天他喊着一名老师的小名，被老师听到，命令他站到讲台上将他父亲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老师念一遍，他就必须跟着读一遍。在农村，直呼父辈名字是对人的一种侮辱。一名同学说，谢明育看起来非常痛苦。
他很久没有见到那个流着汗在外做建筑苦力的父亲了。在陆良三中，单亲家庭和留守儿童占到全校的33%，校长金福林说，他们占到了违纪学生中的80%-85%，他们要么相当孤僻，不愿沟通；要么过分外向，手脚不安分。
“他们通常缺少亲情和父母关爱，有些人对同学间的友爱、生命的价值认识不到位，有时小矛盾酿成大祸，很多打架就是在玩笑中升级的。他们经常出入网吧，在寻找彼此认同中还容易形成小的帮派或者团体。”
近几年，陆良校园治安恶性案件不断，更有多名学生丧生。陆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梁长庆面对我们，提出几个疑问：为什么校园生活没有外面的精彩？小城镇里现在什么都有，灯红酒绿的，为什么唯独缺少一座吸引学生的少年宫？
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但也许处于叛逆期的少年本身就有难以控制的心头之恶，只不过外部环境催发了它。侦办这起案件的一名刑警说，4个少年的疯狂行径让他感到害怕，他的小孩正在长大，但自己作为刑警却没有信心保护好他。
哀悼日
对钱金芬的殴打持续到凌晨近4点。她躺在地上，喘着气。
“该回去了。”男生们离开了。没走多远，有人提议，“再回去看看吧，别出什么问题。”
她还躺在那，大口喘气，“跟她说话她也不答，我们有点害怕了”。何思回忆说。有人拿打火机烧她的手指，她手指缩了缩，说：“我要睡觉。”有人烧她的裤子，再用竹竿把火戳灭，有人往她身上吐唾沫。然后，大伙就心满意足地走了，一路上还在议论打人的过程，“觉得很好玩。”
钱金芬也曾像他们一样，喜欢买一些歌碟，对着屏幕边唱边跳，喜欢穿牛仔裤和粉色的T恤，喜欢天热时去河里游泳。她渴望爱情，嫁给过邻村一户人家，但没几天因为发病就被对方送了回来。仅仅因为她是个精神病人，她不但失去了这一切美好的东西，还这样被毫无尊严地欺打。小广场四周的很多住户听到了她的哭号与哀求，但无人相救。
太阳升起来，人们发现了她，通知她家人过来。她全身青紫，已经坐不起来，喊口渴。身旁是核桃般大的公分石、打碎了的竹片和打断了的枝条，紫色的叶子花散落一地，已经枯萎。
她被抬回家，身躯渐渐冰凉。父亲把她放进棺材，依照风俗把她的遗物全部烧掉，包括7张她微笑着的照片。
大约与此同时，陆良三中降下半旗，4300名学生低头为玉树地震死难者默哀。这是一个全民哀悼日。
◎后记：4月22日，4名学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法医认定，钱金芬属于创伤性休克死亡。
警方在排查中，有人反映听到一名男生跟同学吹嘘说“昨晚打一个疯婆娘，可过瘾了！”4人因此被锁定。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案发经过的残酷，警方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以上报道是在警方披露事实基础上，对4名学生进行访谈并交叉印证而写作，并不作为警方定案依据。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记者 曹红蕾 汪艳霞 南方都市报记者 袁小兵(云南信息报)
http://news.sina.com.cn/s/2010-05-19/11532030397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