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空军攻防兼备要论(作者刘亚洲 乔良 王湘穗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19: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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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转型的指针
一、江主席“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思想的提出，是空军成军以来建军思想的最具重要意义的转变，是空军划时代转型的开端，必将引发空军建设全方位、全纵深的变革。
二、“攻防兼备”突出了“攻”的思想指向，意味着我们将向昨天偏重于“防”的空军告别，同时也符合一条基本的军事原理——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无疑，“攻防兼备”思想将最终推动中国空军在使用方式、使用原则上产生质的飞跃，为我空军做好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奠定基础。
以观念突破为转型前导
三、观念的突破是创新的元点。我们的空军一直是“国土防空”型的支援空军，也是一支缺少独立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这其中既有时代的需要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首先在观念上有所突破。
四、突破“以防为主”的观念，确立“攻势作战”的思想。不论进攻作战还是防空作战都要贯彻“进攻”的原则。
五、突破以“空战”为主、把空军作战等同于“夺取制空权”的观念，确立以“空袭”——空中打击敌战略目标为主要任务及主导作战样式的思想。
六、突破以“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确立“独立作战——联合作战并重的思想”。同时还应明确，支援作战也要从主要支援陆军转向主要支援海军和二炮作战。
七、突破“战术空军”的水平，确立可实现的战役目标。
八、突破电子战依附于火力战的观念，确立“空电一体战”思想。增强未来战场特别是空中战场将始终并存或交叉火力与电子两个战场空间的意识。特别是今后的空中作战，其受制于电磁空间将甚于常规空间，因此对空军来说，具备电子攻防能力，几乎与具备空中攻防能力同样重要。
确立转型期的空军战略及发展战略
九、决定空军向攻防兼备型方向发展的基本依据有两条：
我情与敌情。我情，即我空军现状和国家安全战略对空军的总要求；敌情，则是我国当前对主要威胁、潜在威胁和对手的现状。只有弄清这两条，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装备、编制、训练、指挥及作战方式的改进，空军“攻”与“防”的任务，才能有的放矢，真正确立。
十、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潜在及可能动用空军的作战方向：
a)台海——与空军的磨擦和对峙，与美在台海的潜在对抗；
b)南海——与菲律宾等环绕南沙群岛诸国的潜在冲突；
c)印度——尽管目前与印度直接交战可能性尚小，但因印巴冲突克什米尔问题引起争端，导致中国卷入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d)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磨擦和摊牌；
e)美国在日、韩、南海（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
f)西部边疆民族分裂势力。
十一、在强敌虎视、弱敌染指的情势下，对我空军应付的能力的评估；除个别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战力和少量武器装备的水平差强人意外，总体实力尚嫌不足。
十二、在此前提下，我空军战略似应确定为：“局部威慑，有限打击”。
十三、战略决定发展战略。应摈弃与当前之敌拼装备的发展思路，确立“非均衡发展战略”。即着重在武器平台与弹药的跨代组合、部队的混合编组、战法的综合使用上下功夫。因为不论与台湾、日本甚至印度相比，我们在经费上并不占优势，只有另辟蹊径，才可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十四、空军发展在今后5-10年所要达到的目标：
1、近程打击能力；
2、争夺局部制空权能力；
3、全领域防空能力；
4、独立遂行空军战役能力；
5、对主要对手形成可信威慑力。
十五、目标的有限生经费的有限，使我们必须为空军制定确保可以实现的发展原则：相称，够用，胜任。即就规模面议，要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就实现作战目标的手段面议，要够用；就承担任务的能力面议，要胜任。
十六、空军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所能获得的编制与经费。安了“庙”才能留人，有了钱才能发展，而员额和经费取决于任务。国防安全对空军的倚重程度越高，空军可能获得的员额和经费就越多。因此，空军应勇于承担任务，也要乐于承担任务。“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空军有了首当其冲、全程用我，争当主战力量，军种的气魄，才能为空军的转型与发展争得必要的资源。
首期目标：建构战役空军
十七、从发展水平而言，“攻防兼备”的空军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战术空军、战役空军、战略空军。
十八、空军建军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成为具有独立作战和战略打击能力的战略空军。但这是中国空军一时做不到的事情。而仅有战术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无法完成我们面对的任务。那么，眼下及今后年10内，我们对“攻防兼备“的定位，就只能是建设一支具有战役打击能力的战役空军。
十九、所谓“战役空军”是指不仅可以与其他军种配合，而且能够独立遂行战役任务、具有战役主战能力的空军——这是一个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选择，是与我们的任务和能力相适应的目标。也是基本够用，经努力又可实现的目标。
二十、空军战役应同时包括四个方面：空袭、空战、空防和电子对抗。
二十一、战役空军的基本任务：
1、突击并摧毁战区内重要战略目标；
2、争夺并掌握战区制空权；
3、确保战时要地空防安全；
4、以战术或战役级手段谋求战略威慑；
5、支援作战。
二十二、战役空军的建设思想、作战指导、编制体制、装备、训练都必须根据特定的“攻防”任务做有针对性的设计。同时加强对从“6日战争”以来，各国组织空军战役的经验教训的研究，针对我们的具体任务，研究制定空军战役作战纲要，创造具有中国空军特点的战役战法。
二十三、要提高司令部和指挥员对空军战役的计划指挥能力，改变目前一线指挥员多为塔台飞行指挥的现状。
二十四、建立空军虚拟作战实验室，加强对空军战役虚拟作战的研究与软件开发。用实验验证思想和理论的创新成果。
主战方向与主战方式
二十五、对台作战是空军的主要作战方向。空军在对台作战中要确立“以我为主”的思想，因为非万不得已，我对台作战应不以谋求全面占领为目标。而应主要依靠空军和二炮、海军的空中打击和海上封锁。即使实施登陆作战，其合理方案不应是诺曼底式的渡海登陆，而宜采取“垂直登陆”方式。这就需要空军开辟“空中走廊”，组织机降、空降，对台作战肯定将更多地凸显空军的作用。
二十六、对台的主要打击方式应为空袭，而不是空战。对台作战，如按空中格斗式空战，我很可能会处于下风，因此只能换一思路：可像以色列在“6日战争”中那样，一举瘫痪对手于地面，从而获得局部制空权。
二十七、对台空袭应以摧毁其机场设施为主要目的，使其坚藏于地下的飞机无法升空作战。作战可依需要分为全面空袭和“外科手术式”空袭。
二十八、提高在敌防区外的摧毁打击能力，对台空军和其他军事目标应尽可能实行非接触作战。
二十九、把空降作战纳入空军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降兵参与对台作战，应把以伞降突击为主的模式，改变为以机降为主，伞降为辅。采用这种方式作战，更为隐蔽、快速、突然性强、损失小且进退自如，若与攻击直升机部队配合，将形成更加大的空降突击力。
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
三十、显然，对于一支以具备战役打击甚至战略打击能力为发展目标的空军，除必须加大轰炸机和其它辅助性支援飞机的比重外，还应把更适于空袭作战，而不是更适于空中格斗的战斗机定为主战飞机。
三十一、超视距空战已成为现代空战的主要样式，通过近距格斗制空的可能性已明显下降。这预示着未来空战中弹药将重于平台。
三十二、与其把有限的经费用在购买价格昂贵的新机上，不如把功夫下在改进机载设备、提高弹药性能上，因为这既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又是中近期内提高空军战斗力的捷径。从费效比的角度看，获得或改进设备和弹药，比获得新武器平台要简单也更便宜。大多数情况下，导弹的更新都比飞机的更新要廉价易得。同样性能的导弹，从B－2飞机上发射与从轰－6飞机上发射，杀伤效果不会有太大差别。对弹的质量考虑优于对机的质量考虑，这是质量建军必须有所侧重的一种思路。
三十三、提高弹药精确化程度是迅速提高攻击能力的关键，也是空军装备发展的关键。应对现存航空弹药进行全面的精确化改造，同时研制新弹药。弹药的发展也要符合“最小耗费”原则，对面状目标，可以发展面状毁伤弹药。总之一切从需要出发，要根据任务和目标组合搭配各种技术性能的弹药。
三十四、要提高飞机和弹药的“互通性”，做到一种机型，多种（导）弹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
三十五、武器的采买必须以主要任务为指导。如对台作战若以打击机场、军港为主，就不应花大钱购买空战飞机，甚至也不必把钱用于购买价格昂贵的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飞机上。因为对战役空军而言，导弹和精确弹药才是最关键的。这一点可从马岛战争阿根廷空军的表现中体现出来。
三十六、要大力发展对实施空军战役极端重要的预警机、电子对抗及侦察机、空中加油机。
关键在于组合
三十七、组建空军战役打击集群。平时就将战斗机、轰炸机、电子战飞机进行混合编组训练，以期获得经验和默契。每个编组应根据不同任务，编制不同比例的各型飞机，用搭积木的方式（模块化）灵活搭建与调整部队的构成，改变目前单一机种各自为训、长期停留在战术作战水平上的状况。“混编集群”是战役空军的基石，其出现本身就是对空军内部各兵种协同的加强。
三十八、根据混编集群的特点，需要将现有机场进行基地化改造，以提高对多机种的综合保障能力。
三十九、武器系统的跨代际组合，是一个蕴涵无限创造力的新思路。B－52加巡航导弹，使老机型再立新功，A－10利用外挂武器获得了它原本不足的夜战能力，就是富于启发的事例。如轰－6改装海鹰系列导弹用于空——舰，空——地攻击，均可成为我们的选择性思路.
四十、借鉴美空军与联邦航空局共同建立“联合监视系统”（JSS）做法，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军民合用、现代化的空中警戒系统，为防空作战提供技术支持。
四十一、重视美空军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以空中任务指令指挥空中战役的经验，在实施空中战役时，制订我们自己的空中任务指令，以实现联合作战。
四十二、空军是最易从中获益的军种。台湾、印度、日本的电子网络技术都比较先进，因此，眼下比提高空军空战能力更为紧迫的，应是如何优先提高我们的电子作战能力。可行步骤是，先在技侦所下设立“实验分队”，然后再组建师级规模的电子作战部队，主要遂行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侦察、“黑客”攻击、电脑病毒、网络破袭等任务。“信息——火力”平行并重，才是全面提高空军作战能力的基本途径。
变地域指挥为领域指挥
四十三、在空军编制体制上要打破划地设防的“军区空军”架构，建立与职能和功能相关联的部队和指挥司令部，如战役司令部、战术司令部、战略司令部、空天司令部、防空司令部、训练司令部、实验作战司令部等。其主要任务分别是：
战役司令部——负责重要作战方向的空军战役的组织指挥；
战术司令部——负责与其他军兵种联合作战及支援作战的组织指挥；
战略司令部——负责对敌实施战略打击和组织战略空运；
空天司令部——负责对航天作战力量的指挥并对航天部队与其它部队的联合作战进行协调；
防空司令部——负责全空域及要地防空作战；
训练司令部——负责组织全空军的空中和地面作战、勤务训练；
实验作战司令部——负责实兵和虚拟作战演练，编写作战条令条例。
四十四、成立空军二级职能司令部将彻底改变“国土防空”型空军的旧形象，也可摆脱使空军二级司令部的撤留完全依赖于陆军战区存废的被动局面。
四十五、职能司令部的建立，可通过对现有军区空军改制的方式完成，以减少“拆庙”、“建庙”引起的大震动，避免迟滞“战役空军”成型的步伐。具体可如下调整：
战役司令部——南空；
战术司令部——广空；
战略司令部——沈空；
空天司令部——兰空；
防空司令部——北空；
训练司令部——成空；
实验作战司令部——济空。
四十六、各司令部设大军营、大家眷区，作为后方基地。而所属部队则在相对集中、少量分散的原则下全国分布。
中远期发展目标前瞻
四十七、初步筹建航天作战部队，中近期主要为承担卫星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讯甚至卫星攻击的任务。下一步则为向空天一体打击能力方向发展。
四十八、现在即可着手组建师级直升机作战集团。为迅速形成规模，直升机的发展和配备应以性能单一、价格便宜的轻型机为主，中重型直升机和特种直升机为辅。
四十九、要大力研制空军战役作战软件系统，实现指挥计算机网络化。组建网络作战部队，负责网络防御和进攻作战。
五十、成为具备有战略打击能力、有确保国家安全的可靠威慑力、能够独立遂行战略任务的战略空军、是中国空军最终目标。http://kjxpb.hnu.cn/index.php?op ... =453&Itemid=108
划时代转型的指针
一、江主席“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思想的提出，是空军成军以来建军思想的最具重要意义的转变，是空军划时代转型的开端，必将引发空军建设全方位、全纵深的变革。
二、“攻防兼备”突出了“攻”的思想指向，意味着我们将向昨天偏重于“防”的空军告别，同时也符合一条基本的军事原理——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无疑，“攻防兼备”思想将最终推动中国空军在使用方式、使用原则上产生质的飞跃，为我空军做好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奠定基础。
以观念突破为转型前导
三、观念的突破是创新的元点。我们的空军一直是“国土防空”型的支援空军，也是一支缺少独立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这其中既有时代的需要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首先在观念上有所突破。
四、突破“以防为主”的观念，确立“攻势作战”的思想。不论进攻作战还是防空作战都要贯彻“进攻”的原则。
五、突破以“空战”为主、把空军作战等同于“夺取制空权”的观念，确立以“空袭”——空中打击敌战略目标为主要任务及主导作战样式的思想。
六、突破以“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确立“独立作战——联合作战并重的思想”。同时还应明确，支援作战也要从主要支援陆军转向主要支援海军和二炮作战。
七、突破“战术空军”的水平，确立可实现的战役目标。
八、突破电子战依附于火力战的观念，确立“空电一体战”思想。增强未来战场特别是空中战场将始终并存或交叉火力与电子两个战场空间的意识。特别是今后的空中作战，其受制于电磁空间将甚于常规空间，因此对空军来说，具备电子攻防能力，几乎与具备空中攻防能力同样重要。
确立转型期的空军战略及发展战略
九、决定空军向攻防兼备型方向发展的基本依据有两条：
我情与敌情。我情，即我空军现状和国家安全战略对空军的总要求；敌情，则是我国当前对主要威胁、潜在威胁和对手的现状。只有弄清这两条，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装备、编制、训练、指挥及作战方式的改进，空军“攻”与“防”的任务，才能有的放矢，真正确立。
十、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潜在及可能动用空军的作战方向：
a)台海——与空军的磨擦和对峙，与美在台海的潜在对抗；
b)南海——与菲律宾等环绕南沙群岛诸国的潜在冲突；
c)印度——尽管目前与印度直接交战可能性尚小，但因印巴冲突克什米尔问题引起争端，导致中国卷入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d)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磨擦和摊牌；
e)美国在日、韩、南海（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
f)西部边疆民族分裂势力。
十一、在强敌虎视、弱敌染指的情势下，对我空军应付的能力的评估；除个别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战力和少量武器装备的水平差强人意外，总体实力尚嫌不足。
十二、在此前提下，我空军战略似应确定为：“局部威慑，有限打击”。
十三、战略决定发展战略。应摈弃与当前之敌拼装备的发展思路，确立“非均衡发展战略”。即着重在武器平台与弹药的跨代组合、部队的混合编组、战法的综合使用上下功夫。因为不论与台湾、日本甚至印度相比，我们在经费上并不占优势，只有另辟蹊径，才可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十四、空军发展在今后5-10年所要达到的目标：
1、近程打击能力；
2、争夺局部制空权能力；
3、全领域防空能力；
4、独立遂行空军战役能力；
5、对主要对手形成可信威慑力。
十五、目标的有限生经费的有限，使我们必须为空军制定确保可以实现的发展原则：相称，够用，胜任。即就规模面议，要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就实现作战目标的手段面议，要够用；就承担任务的能力面议，要胜任。
十六、空军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所能获得的编制与经费。安了“庙”才能留人，有了钱才能发展，而员额和经费取决于任务。国防安全对空军的倚重程度越高，空军可能获得的员额和经费就越多。因此，空军应勇于承担任务，也要乐于承担任务。“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空军有了首当其冲、全程用我，争当主战力量，军种的气魄，才能为空军的转型与发展争得必要的资源。
首期目标：建构战役空军
十七、从发展水平而言，“攻防兼备”的空军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战术空军、战役空军、战略空军。
十八、空军建军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成为具有独立作战和战略打击能力的战略空军。但这是中国空军一时做不到的事情。而仅有战术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无法完成我们面对的任务。那么，眼下及今后年10内，我们对“攻防兼备“的定位，就只能是建设一支具有战役打击能力的战役空军。
十九、所谓“战役空军”是指不仅可以与其他军种配合，而且能够独立遂行战役任务、具有战役主战能力的空军——这是一个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选择，是与我们的任务和能力相适应的目标。也是基本够用，经努力又可实现的目标。
二十、空军战役应同时包括四个方面：空袭、空战、空防和电子对抗。
二十一、战役空军的基本任务：
1、突击并摧毁战区内重要战略目标；
2、争夺并掌握战区制空权；
3、确保战时要地空防安全；
4、以战术或战役级手段谋求战略威慑；
5、支援作战。
二十二、战役空军的建设思想、作战指导、编制体制、装备、训练都必须根据特定的“攻防”任务做有针对性的设计。同时加强对从“6日战争”以来，各国组织空军战役的经验教训的研究，针对我们的具体任务，研究制定空军战役作战纲要，创造具有中国空军特点的战役战法。
二十三、要提高司令部和指挥员对空军战役的计划指挥能力，改变目前一线指挥员多为塔台飞行指挥的现状。
二十四、建立空军虚拟作战实验室，加强对空军战役虚拟作战的研究与软件开发。用实验验证思想和理论的创新成果。
主战方向与主战方式
二十五、对台作战是空军的主要作战方向。空军在对台作战中要确立“以我为主”的思想，因为非万不得已，我对台作战应不以谋求全面占领为目标。而应主要依靠空军和二炮、海军的空中打击和海上封锁。即使实施登陆作战，其合理方案不应是诺曼底式的渡海登陆，而宜采取“垂直登陆”方式。这就需要空军开辟“空中走廊”，组织机降、空降，对台作战肯定将更多地凸显空军的作用。
二十六、对台的主要打击方式应为空袭，而不是空战。对台作战，如按空中格斗式空战，我很可能会处于下风，因此只能换一思路：可像以色列在“6日战争”中那样，一举瘫痪对手于地面，从而获得局部制空权。
二十七、对台空袭应以摧毁其机场设施为主要目的，使其坚藏于地下的飞机无法升空作战。作战可依需要分为全面空袭和“外科手术式”空袭。
二十八、提高在敌防区外的摧毁打击能力，对台空军和其他军事目标应尽可能实行非接触作战。
二十九、把空降作战纳入空军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降兵参与对台作战，应把以伞降突击为主的模式，改变为以机降为主，伞降为辅。采用这种方式作战，更为隐蔽、快速、突然性强、损失小且进退自如，若与攻击直升机部队配合，将形成更加大的空降突击力。
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
三十、显然，对于一支以具备战役打击甚至战略打击能力为发展目标的空军，除必须加大轰炸机和其它辅助性支援飞机的比重外，还应把更适于空袭作战，而不是更适于空中格斗的战斗机定为主战飞机。
三十一、超视距空战已成为现代空战的主要样式，通过近距格斗制空的可能性已明显下降。这预示着未来空战中弹药将重于平台。
三十二、与其把有限的经费用在购买价格昂贵的新机上，不如把功夫下在改进机载设备、提高弹药性能上，因为这既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又是中近期内提高空军战斗力的捷径。从费效比的角度看，获得或改进设备和弹药，比获得新武器平台要简单也更便宜。大多数情况下，导弹的更新都比飞机的更新要廉价易得。同样性能的导弹，从B－2飞机上发射与从轰－6飞机上发射，杀伤效果不会有太大差别。对弹的质量考虑优于对机的质量考虑，这是质量建军必须有所侧重的一种思路。
三十三、提高弹药精确化程度是迅速提高攻击能力的关键，也是空军装备发展的关键。应对现存航空弹药进行全面的精确化改造，同时研制新弹药。弹药的发展也要符合“最小耗费”原则，对面状目标，可以发展面状毁伤弹药。总之一切从需要出发，要根据任务和目标组合搭配各种技术性能的弹药。
三十四、要提高飞机和弹药的“互通性”，做到一种机型，多种（导）弹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
三十五、武器的采买必须以主要任务为指导。如对台作战若以打击机场、军港为主，就不应花大钱购买空战飞机，甚至也不必把钱用于购买价格昂贵的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飞机上。因为对战役空军而言，导弹和精确弹药才是最关键的。这一点可从马岛战争阿根廷空军的表现中体现出来。
三十六、要大力发展对实施空军战役极端重要的预警机、电子对抗及侦察机、空中加油机。
关键在于组合
三十七、组建空军战役打击集群。平时就将战斗机、轰炸机、电子战飞机进行混合编组训练，以期获得经验和默契。每个编组应根据不同任务，编制不同比例的各型飞机，用搭积木的方式（模块化）灵活搭建与调整部队的构成，改变目前单一机种各自为训、长期停留在战术作战水平上的状况。“混编集群”是战役空军的基石，其出现本身就是对空军内部各兵种协同的加强。
三十八、根据混编集群的特点，需要将现有机场进行基地化改造，以提高对多机种的综合保障能力。
三十九、武器系统的跨代际组合，是一个蕴涵无限创造力的新思路。B－52加巡航导弹，使老机型再立新功，A－10利用外挂武器获得了它原本不足的夜战能力，就是富于启发的事例。如轰－6改装海鹰系列导弹用于空——舰，空——地攻击，均可成为我们的选择性思路.
四十、借鉴美空军与联邦航空局共同建立“联合监视系统”（JSS）做法，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军民合用、现代化的空中警戒系统，为防空作战提供技术支持。
四十一、重视美空军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以空中任务指令指挥空中战役的经验，在实施空中战役时，制订我们自己的空中任务指令，以实现联合作战。
四十二、空军是最易从中获益的军种。台湾、印度、日本的电子网络技术都比较先进，因此，眼下比提高空军空战能力更为紧迫的，应是如何优先提高我们的电子作战能力。可行步骤是，先在技侦所下设立“实验分队”，然后再组建师级规模的电子作战部队，主要遂行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侦察、“黑客”攻击、电脑病毒、网络破袭等任务。“信息——火力”平行并重，才是全面提高空军作战能力的基本途径。
变地域指挥为领域指挥
四十三、在空军编制体制上要打破划地设防的“军区空军”架构，建立与职能和功能相关联的部队和指挥司令部，如战役司令部、战术司令部、战略司令部、空天司令部、防空司令部、训练司令部、实验作战司令部等。其主要任务分别是：
战役司令部——负责重要作战方向的空军战役的组织指挥；
战术司令部——负责与其他军兵种联合作战及支援作战的组织指挥；
战略司令部——负责对敌实施战略打击和组织战略空运；
空天司令部——负责对航天作战力量的指挥并对航天部队与其它部队的联合作战进行协调；
防空司令部——负责全空域及要地防空作战；
训练司令部——负责组织全空军的空中和地面作战、勤务训练；
实验作战司令部——负责实兵和虚拟作战演练，编写作战条令条例。
四十四、成立空军二级职能司令部将彻底改变“国土防空”型空军的旧形象，也可摆脱使空军二级司令部的撤留完全依赖于陆军战区存废的被动局面。
四十五、职能司令部的建立，可通过对现有军区空军改制的方式完成，以减少“拆庙”、“建庙”引起的大震动，避免迟滞“战役空军”成型的步伐。具体可如下调整：
战役司令部——南空；
战术司令部——广空；
战略司令部——沈空；
空天司令部——兰空；
防空司令部——北空；
训练司令部——成空；
实验作战司令部——济空。
四十六、各司令部设大军营、大家眷区，作为后方基地。而所属部队则在相对集中、少量分散的原则下全国分布。
中远期发展目标前瞻
四十七、初步筹建航天作战部队，中近期主要为承担卫星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讯甚至卫星攻击的任务。下一步则为向空天一体打击能力方向发展。
四十八、现在即可着手组建师级直升机作战集团。为迅速形成规模，直升机的发展和配备应以性能单一、价格便宜的轻型机为主，中重型直升机和特种直升机为辅。
四十九、要大力研制空军战役作战软件系统，实现指挥计算机网络化。组建网络作战部队，负责网络防御和进攻作战。
五十、成为具备有战略打击能力、有确保国家安全的可靠威慑力、能够独立遂行战略任务的战略空军、是中国空军最终目标。
划时代转型的指针
一、江主席“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思想的提出，是空军成军以来建军思想的最具重要意义的转变，是空军划时代转型的开端，必将引发空军建设全方位、全纵深的变革。
二、“攻防兼备”突出了“攻”的思想指向，意味着我们将向昨天偏重于“防”的空军告别，同时也符合一条基本的军事原理——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无疑，“攻防兼备”思想将最终推动中国空军在使用方式、使用原则上产生质的飞跃，为我空军做好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奠定基础。
以观念突破为转型前导
三、观念的突破是创新的元点。我们的空军一直是“国土防空”型的支援空军，也是一支缺少独立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这其中既有时代的需要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首先在观念上有所突破。
四、突破“以防为主”的观念，确立“攻势作战”的思想。不论进攻作战还是防空作战都要贯彻“进攻”的原则。
五、突破以“空战”为主、把空军作战等同于“夺取制空权”的观念，确立以“空袭”——空中打击敌战略目标为主要任务及主导作战样式的思想。
六、突破以“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确立“独立作战——联合作战并重的思想”。同时还应明确，支援作战也要从主要支援陆军转向主要支援海军和二炮作战。
七、突破“战术空军”的水平，确立可实现的战役目标。
八、突破电子战依附于火力战的观念，确立“空电一体战”思想。增强未来战场特别是空中战场将始终并存或交叉火力与电子两个战场空间的意识。特别是今后的空中作战，其受制于电磁空间将甚于常规空间，因此对空军来说，具备电子攻防能力，几乎与具备空中攻防能力同样重要。
确立转型期的空军战略及发展战略
九、决定空军向攻防兼备型方向发展的基本依据有两条：
我情与敌情。我情，即我空军现状和国家安全战略对空军的总要求；敌情，则是我国当前对主要威胁、潜在威胁和对手的现状。只有弄清这两条，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装备、编制、训练、指挥及作战方式的改进，空军“攻”与“防”的任务，才能有的放矢，真正确立。
十、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潜在及可能动用空军的作战方向：
a)台海——与空军的磨擦和对峙，与美在台海的潜在对抗；
b)南海——与菲律宾等环绕南沙群岛诸国的潜在冲突；
c)印度——尽管目前与印度直接交战可能性尚小，但因印巴冲突克什米尔问题引起争端，导致中国卷入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d)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磨擦和摊牌；
e)美国在日、韩、南海（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
f)西部边疆民族分裂势力。
十一、在强敌虎视、弱敌染指的情势下，对我空军应付的能力的评估；除个别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战力和少量武器装备的水平差强人意外，总体实力尚嫌不足。
十二、在此前提下，我空军战略似应确定为：“局部威慑，有限打击”。
十三、战略决定发展战略。应摈弃与当前之敌拼装备的发展思路，确立“非均衡发展战略”。即着重在武器平台与弹药的跨代组合、部队的混合编组、战法的综合使用上下功夫。因为不论与台湾、日本甚至印度相比，我们在经费上并不占优势，只有另辟蹊径，才可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十四、空军发展在今后5-10年所要达到的目标：
1、近程打击能力；
2、争夺局部制空权能力；
3、全领域防空能力；
4、独立遂行空军战役能力；
5、对主要对手形成可信威慑力。
十五、目标的有限生经费的有限，使我们必须为空军制定确保可以实现的发展原则：相称，够用，胜任。即就规模面议，要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就实现作战目标的手段面议，要够用；就承担任务的能力面议，要胜任。
十六、空军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所能获得的编制与经费。安了“庙”才能留人，有了钱才能发展，而员额和经费取决于任务。国防安全对空军的倚重程度越高，空军可能获得的员额和经费就越多。因此，空军应勇于承担任务，也要乐于承担任务。“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空军有了首当其冲、全程用我，争当主战力量，军种的气魄，才能为空军的转型与发展争得必要的资源。
首期目标：建构战役空军
十七、从发展水平而言，“攻防兼备”的空军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战术空军、战役空军、战略空军。
十八、空军建军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成为具有独立作战和战略打击能力的战略空军。但这是中国空军一时做不到的事情。而仅有战术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无法完成我们面对的任务。那么，眼下及今后年10内，我们对“攻防兼备“的定位，就只能是建设一支具有战役打击能力的战役空军。
十九、所谓“战役空军”是指不仅可以与其他军种配合，而且能够独立遂行战役任务、具有战役主战能力的空军——这是一个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选择，是与我们的任务和能力相适应的目标。也是基本够用，经努力又可实现的目标。
二十、空军战役应同时包括四个方面：空袭、空战、空防和电子对抗。
二十一、战役空军的基本任务：
1、突击并摧毁战区内重要战略目标；
2、争夺并掌握战区制空权；
3、确保战时要地空防安全；
4、以战术或战役级手段谋求战略威慑；
5、支援作战。
二十二、战役空军的建设思想、作战指导、编制体制、装备、训练都必须根据特定的“攻防”任务做有针对性的设计。同时加强对从“6日战争”以来，各国组织空军战役的经验教训的研究，针对我们的具体任务，研究制定空军战役作战纲要，创造具有中国空军特点的战役战法。
二十三、要提高司令部和指挥员对空军战役的计划指挥能力，改变目前一线指挥员多为塔台飞行指挥的现状。
二十四、建立空军虚拟作战实验室，加强对空军战役虚拟作战的研究与软件开发。用实验验证思想和理论的创新成果。
主战方向与主战方式
二十五、对台作战是空军的主要作战方向。空军在对台作战中要确立“以我为主”的思想，因为非万不得已，我对台作战应不以谋求全面占领为目标。而应主要依靠空军和二炮、海军的空中打击和海上封锁。即使实施登陆作战，其合理方案不应是诺曼底式的渡海登陆，而宜采取“垂直登陆”方式。这就需要空军开辟“空中走廊”，组织机降、空降，对台作战肯定将更多地凸显空军的作用。
二十六、对台的主要打击方式应为空袭，而不是空战。对台作战，如按空中格斗式空战，我很可能会处于下风，因此只能换一思路：可像以色列在“6日战争”中那样，一举瘫痪对手于地面，从而获得局部制空权。
二十七、对台空袭应以摧毁其机场设施为主要目的，使其坚藏于地下的飞机无法升空作战。作战可依需要分为全面空袭和“外科手术式”空袭。
二十八、提高在敌防区外的摧毁打击能力，对台空军和其他军事目标应尽可能实行非接触作战。
二十九、把空降作战纳入空军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降兵参与对台作战，应把以伞降突击为主的模式，改变为以机降为主，伞降为辅。采用这种方式作战，更为隐蔽、快速、突然性强、损失小且进退自如，若与攻击直升机部队配合，将形成更加大的空降突击力。
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
三十、显然，对于一支以具备战役打击甚至战略打击能力为发展目标的空军，除必须加大轰炸机和其它辅助性支援飞机的比重外，还应把更适于空袭作战，而不是更适于空中格斗的战斗机定为主战飞机。
三十一、超视距空战已成为现代空战的主要样式，通过近距格斗制空的可能性已明显下降。这预示着未来空战中弹药将重于平台。
三十二、与其把有限的经费用在购买价格昂贵的新机上，不如把功夫下在改进机载设备、提高弹药性能上，因为这既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又是中近期内提高空军战斗力的捷径。从费效比的角度看，获得或改进设备和弹药，比获得新武器平台要简单也更便宜。大多数情况下，导弹的更新都比飞机的更新要廉价易得。同样性能的导弹，从B－2飞机上发射与从轰－6飞机上发射，杀伤效果不会有太大差别。对弹的质量考虑优于对机的质量考虑，这是质量建军必须有所侧重的一种思路。
三十三、提高弹药精确化程度是迅速提高攻击能力的关键，也是空军装备发展的关键。应对现存航空弹药进行全面的精确化改造，同时研制新弹药。弹药的发展也要符合“最小耗费”原则，对面状目标，可以发展面状毁伤弹药。总之一切从需要出发，要根据任务和目标组合搭配各种技术性能的弹药。
三十四、要提高飞机和弹药的“互通性”，做到一种机型，多种（导）弹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
三十五、武器的采买必须以主要任务为指导。如对台作战若以打击机场、军港为主，就不应花大钱购买空战飞机，甚至也不必把钱用于购买价格昂贵的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飞机上。因为对战役空军而言，导弹和精确弹药才是最关键的。这一点可从马岛战争阿根廷空军的表现中体现出来。
三十六、要大力发展对实施空军战役极端重要的预警机、电子对抗及侦察机、空中加油机。
关键在于组合
三十七、组建空军战役打击集群。平时就将战斗机、轰炸机、电子战飞机进行混合编组训练，以期获得经验和默契。每个编组应根据不同任务，编制不同比例的各型飞机，用搭积木的方式（模块化）灵活搭建与调整部队的构成，改变目前单一机种各自为训、长期停留在战术作战水平上的状况。“混编集群”是战役空军的基石，其出现本身就是对空军内部各兵种协同的加强。
三十八、根据混编集群的特点，需要将现有机场进行基地化改造，以提高对多机种的综合保障能力。
三十九、武器系统的跨代际组合，是一个蕴涵无限创造力的新思路。B－52加巡航导弹，使老机型再立新功，A－10利用外挂武器获得了它原本不足的夜战能力，就是富于启发的事例。如轰－6改装海鹰系列导弹用于空——舰，空——地攻击，均可成为我们的选择性思路.
四十、借鉴美空军与联邦航空局共同建立“联合监视系统”（JSS）做法，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军民合用、现代化的空中警戒系统，为防空作战提供技术支持。
四十一、重视美空军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以空中任务指令指挥空中战役的经验，在实施空中战役时，制订我们自己的空中任务指令，以实现联合作战。
四十二、空军是最易从中获益的军种。台湾、印度、日本的电子网络技术都比较先进，因此，眼下比提高空军空战能力更为紧迫的，应是如何优先提高我们的电子作战能力。可行步骤是，先在技侦所下设立“实验分队”，然后再组建师级规模的电子作战部队，主要遂行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侦察、“黑客”攻击、电脑病毒、网络破袭等任务。“信息——火力”平行并重，才是全面提高空军作战能力的基本途径。
变地域指挥为领域指挥
四十三、在空军编制体制上要打破划地设防的“军区空军”架构，建立与职能和功能相关联的部队和指挥司令部，如战役司令部、战术司令部、战略司令部、空天司令部、防空司令部、训练司令部、实验作战司令部等。其主要任务分别是：
战役司令部——负责重要作战方向的空军战役的组织指挥；
战术司令部——负责与其他军兵种联合作战及支援作战的组织指挥；
战略司令部——负责对敌实施战略打击和组织战略空运；
空天司令部——负责对航天作战力量的指挥并对航天部队与其它部队的联合作战进行协调；
防空司令部——负责全空域及要地防空作战；
训练司令部——负责组织全空军的空中和地面作战、勤务训练；
实验作战司令部——负责实兵和虚拟作战演练，编写作战条令条例。
四十四、成立空军二级职能司令部将彻底改变“国土防空”型空军的旧形象，也可摆脱使空军二级司令部的撤留完全依赖于陆军战区存废的被动局面。
四十五、职能司令部的建立，可通过对现有军区空军改制的方式完成，以减少“拆庙”、“建庙”引起的大震动，避免迟滞“战役空军”成型的步伐。具体可如下调整：
战役司令部——南空；
战术司令部——广空；
战略司令部——沈空；
空天司令部——兰空；
防空司令部——北空；
训练司令部——成空；
实验作战司令部——济空。
四十六、各司令部设大军营、大家眷区，作为后方基地。而所属部队则在相对集中、少量分散的原则下全国分布。
中远期发展目标前瞻
四十七、初步筹建航天作战部队，中近期主要为承担卫星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讯甚至卫星攻击的任务。下一步则为向空天一体打击能力方向发展。
四十八、现在即可着手组建师级直升机作战集团。为迅速形成规模，直升机的发展和配备应以性能单一、价格便宜的轻型机为主，中重型直升机和特种直升机为辅。
四十九、要大力研制空军战役作战软件系统，实现指挥计算机网络化。组建网络作战部队，负责网络防御和进攻作战。
五十、成为具备有战略打击能力、有确保国家安全的可靠威慑力、能够独立遂行战略任务的战略空军、是中国空军最终目标。http://kjxpb.hnu.cn/index.php?op ... =453&Itemid=108
划时代转型的指针
一、江主席“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思想的提出，是空军成军以来建军思想的最具重要意义的转变，是空军划时代转型的开端，必将引发空军建设全方位、全纵深的变革。
二、“攻防兼备”突出了“攻”的思想指向，意味着我们将向昨天偏重于“防”的空军告别，同时也符合一条基本的军事原理——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无疑，“攻防兼备”思想将最终推动中国空军在使用方式、使用原则上产生质的飞跃，为我空军做好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奠定基础。
以观念突破为转型前导
三、观念的突破是创新的元点。我们的空军一直是“国土防空”型的支援空军，也是一支缺少独立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这其中既有时代的需要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首先在观念上有所突破。
四、突破“以防为主”的观念，确立“攻势作战”的思想。不论进攻作战还是防空作战都要贯彻“进攻”的原则。
五、突破以“空战”为主、把空军作战等同于“夺取制空权”的观念，确立以“空袭”——空中打击敌战略目标为主要任务及主导作战样式的思想。
六、突破以“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确立“独立作战——联合作战并重的思想”。同时还应明确，支援作战也要从主要支援陆军转向主要支援海军和二炮作战。
七、突破“战术空军”的水平，确立可实现的战役目标。
八、突破电子战依附于火力战的观念，确立“空电一体战”思想。增强未来战场特别是空中战场将始终并存或交叉火力与电子两个战场空间的意识。特别是今后的空中作战，其受制于电磁空间将甚于常规空间，因此对空军来说，具备电子攻防能力，几乎与具备空中攻防能力同样重要。
确立转型期的空军战略及发展战略
九、决定空军向攻防兼备型方向发展的基本依据有两条：
我情与敌情。我情，即我空军现状和国家安全战略对空军的总要求；敌情，则是我国当前对主要威胁、潜在威胁和对手的现状。只有弄清这两条，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装备、编制、训练、指挥及作战方式的改进，空军“攻”与“防”的任务，才能有的放矢，真正确立。
十、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潜在及可能动用空军的作战方向：
a)台海——与空军的磨擦和对峙，与美在台海的潜在对抗；
b)南海——与菲律宾等环绕南沙群岛诸国的潜在冲突；
c)印度——尽管目前与印度直接交战可能性尚小，但因印巴冲突克什米尔问题引起争端，导致中国卷入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d)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磨擦和摊牌；
e)美国在日、韩、南海（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
f)西部边疆民族分裂势力。
十一、在强敌虎视、弱敌染指的情势下，对我空军应付的能力的评估；除个别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战力和少量武器装备的水平差强人意外，总体实力尚嫌不足。
十二、在此前提下，我空军战略似应确定为：“局部威慑，有限打击”。
十三、战略决定发展战略。应摈弃与当前之敌拼装备的发展思路，确立“非均衡发展战略”。即着重在武器平台与弹药的跨代组合、部队的混合编组、战法的综合使用上下功夫。因为不论与台湾、日本甚至印度相比，我们在经费上并不占优势，只有另辟蹊径，才可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十四、空军发展在今后5-10年所要达到的目标：
1、近程打击能力；
2、争夺局部制空权能力；
3、全领域防空能力；
4、独立遂行空军战役能力；
5、对主要对手形成可信威慑力。
十五、目标的有限生经费的有限，使我们必须为空军制定确保可以实现的发展原则：相称，够用，胜任。即就规模面议，要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就实现作战目标的手段面议，要够用；就承担任务的能力面议，要胜任。
十六、空军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所能获得的编制与经费。安了“庙”才能留人，有了钱才能发展，而员额和经费取决于任务。国防安全对空军的倚重程度越高，空军可能获得的员额和经费就越多。因此，空军应勇于承担任务，也要乐于承担任务。“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空军有了首当其冲、全程用我，争当主战力量，军种的气魄，才能为空军的转型与发展争得必要的资源。
首期目标：建构战役空军
十七、从发展水平而言，“攻防兼备”的空军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战术空军、战役空军、战略空军。
十八、空军建军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成为具有独立作战和战略打击能力的战略空军。但这是中国空军一时做不到的事情。而仅有战术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无法完成我们面对的任务。那么，眼下及今后年10内，我们对“攻防兼备“的定位，就只能是建设一支具有战役打击能力的战役空军。
十九、所谓“战役空军”是指不仅可以与其他军种配合，而且能够独立遂行战役任务、具有战役主战能力的空军——这是一个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选择，是与我们的任务和能力相适应的目标。也是基本够用，经努力又可实现的目标。
二十、空军战役应同时包括四个方面：空袭、空战、空防和电子对抗。
二十一、战役空军的基本任务：
1、突击并摧毁战区内重要战略目标；
2、争夺并掌握战区制空权；
3、确保战时要地空防安全；
4、以战术或战役级手段谋求战略威慑；
5、支援作战。
二十二、战役空军的建设思想、作战指导、编制体制、装备、训练都必须根据特定的“攻防”任务做有针对性的设计。同时加强对从“6日战争”以来，各国组织空军战役的经验教训的研究，针对我们的具体任务，研究制定空军战役作战纲要，创造具有中国空军特点的战役战法。
二十三、要提高司令部和指挥员对空军战役的计划指挥能力，改变目前一线指挥员多为塔台飞行指挥的现状。
二十四、建立空军虚拟作战实验室，加强对空军战役虚拟作战的研究与软件开发。用实验验证思想和理论的创新成果。
主战方向与主战方式
二十五、对台作战是空军的主要作战方向。空军在对台作战中要确立“以我为主”的思想，因为非万不得已，我对台作战应不以谋求全面占领为目标。而应主要依靠空军和二炮、海军的空中打击和海上封锁。即使实施登陆作战，其合理方案不应是诺曼底式的渡海登陆，而宜采取“垂直登陆”方式。这就需要空军开辟“空中走廊”，组织机降、空降，对台作战肯定将更多地凸显空军的作用。
二十六、对台的主要打击方式应为空袭，而不是空战。对台作战，如按空中格斗式空战，我很可能会处于下风，因此只能换一思路：可像以色列在“6日战争”中那样，一举瘫痪对手于地面，从而获得局部制空权。
二十七、对台空袭应以摧毁其机场设施为主要目的，使其坚藏于地下的飞机无法升空作战。作战可依需要分为全面空袭和“外科手术式”空袭。
二十八、提高在敌防区外的摧毁打击能力，对台空军和其他军事目标应尽可能实行非接触作战。
二十九、把空降作战纳入空军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降兵参与对台作战，应把以伞降突击为主的模式，改变为以机降为主，伞降为辅。采用这种方式作战，更为隐蔽、快速、突然性强、损失小且进退自如，若与攻击直升机部队配合，将形成更加大的空降突击力。
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
三十、显然，对于一支以具备战役打击甚至战略打击能力为发展目标的空军，除必须加大轰炸机和其它辅助性支援飞机的比重外，还应把更适于空袭作战，而不是更适于空中格斗的战斗机定为主战飞机。
三十一、超视距空战已成为现代空战的主要样式，通过近距格斗制空的可能性已明显下降。这预示着未来空战中弹药将重于平台。
三十二、与其把有限的经费用在购买价格昂贵的新机上，不如把功夫下在改进机载设备、提高弹药性能上，因为这既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又是中近期内提高空军战斗力的捷径。从费效比的角度看，获得或改进设备和弹药，比获得新武器平台要简单也更便宜。大多数情况下，导弹的更新都比飞机的更新要廉价易得。同样性能的导弹，从B－2飞机上发射与从轰－6飞机上发射，杀伤效果不会有太大差别。对弹的质量考虑优于对机的质量考虑，这是质量建军必须有所侧重的一种思路。
三十三、提高弹药精确化程度是迅速提高攻击能力的关键，也是空军装备发展的关键。应对现存航空弹药进行全面的精确化改造，同时研制新弹药。弹药的发展也要符合“最小耗费”原则，对面状目标，可以发展面状毁伤弹药。总之一切从需要出发，要根据任务和目标组合搭配各种技术性能的弹药。
三十四、要提高飞机和弹药的“互通性”，做到一种机型，多种（导）弹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
三十五、武器的采买必须以主要任务为指导。如对台作战若以打击机场、军港为主，就不应花大钱购买空战飞机，甚至也不必把钱用于购买价格昂贵的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飞机上。因为对战役空军而言，导弹和精确弹药才是最关键的。这一点可从马岛战争阿根廷空军的表现中体现出来。
三十六、要大力发展对实施空军战役极端重要的预警机、电子对抗及侦察机、空中加油机。
关键在于组合
三十七、组建空军战役打击集群。平时就将战斗机、轰炸机、电子战飞机进行混合编组训练，以期获得经验和默契。每个编组应根据不同任务，编制不同比例的各型飞机，用搭积木的方式（模块化）灵活搭建与调整部队的构成，改变目前单一机种各自为训、长期停留在战术作战水平上的状况。“混编集群”是战役空军的基石，其出现本身就是对空军内部各兵种协同的加强。
三十八、根据混编集群的特点，需要将现有机场进行基地化改造，以提高对多机种的综合保障能力。
三十九、武器系统的跨代际组合，是一个蕴涵无限创造力的新思路。B－52加巡航导弹，使老机型再立新功，A－10利用外挂武器获得了它原本不足的夜战能力，就是富于启发的事例。如轰－6改装海鹰系列导弹用于空——舰，空——地攻击，均可成为我们的选择性思路.
四十、借鉴美空军与联邦航空局共同建立“联合监视系统”（JSS）做法，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军民合用、现代化的空中警戒系统，为防空作战提供技术支持。
四十一、重视美空军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以空中任务指令指挥空中战役的经验，在实施空中战役时，制订我们自己的空中任务指令，以实现联合作战。
四十二、空军是最易从中获益的军种。台湾、印度、日本的电子网络技术都比较先进，因此，眼下比提高空军空战能力更为紧迫的，应是如何优先提高我们的电子作战能力。可行步骤是，先在技侦所下设立“实验分队”，然后再组建师级规模的电子作战部队，主要遂行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侦察、“黑客”攻击、电脑病毒、网络破袭等任务。“信息——火力”平行并重，才是全面提高空军作战能力的基本途径。
变地域指挥为领域指挥
四十三、在空军编制体制上要打破划地设防的“军区空军”架构，建立与职能和功能相关联的部队和指挥司令部，如战役司令部、战术司令部、战略司令部、空天司令部、防空司令部、训练司令部、实验作战司令部等。其主要任务分别是：
战役司令部——负责重要作战方向的空军战役的组织指挥；
战术司令部——负责与其他军兵种联合作战及支援作战的组织指挥；
战略司令部——负责对敌实施战略打击和组织战略空运；
空天司令部——负责对航天作战力量的指挥并对航天部队与其它部队的联合作战进行协调；
防空司令部——负责全空域及要地防空作战；
训练司令部——负责组织全空军的空中和地面作战、勤务训练；
实验作战司令部——负责实兵和虚拟作战演练，编写作战条令条例。
四十四、成立空军二级职能司令部将彻底改变“国土防空”型空军的旧形象，也可摆脱使空军二级司令部的撤留完全依赖于陆军战区存废的被动局面。
四十五、职能司令部的建立，可通过对现有军区空军改制的方式完成，以减少“拆庙”、“建庙”引起的大震动，避免迟滞“战役空军”成型的步伐。具体可如下调整：
战役司令部——南空；
战术司令部——广空；
战略司令部——沈空；
空天司令部——兰空；
防空司令部——北空；
训练司令部——成空；
实验作战司令部——济空。
四十六、各司令部设大军营、大家眷区，作为后方基地。而所属部队则在相对集中、少量分散的原则下全国分布。
中远期发展目标前瞻
四十七、初步筹建航天作战部队，中近期主要为承担卫星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讯甚至卫星攻击的任务。下一步则为向空天一体打击能力方向发展。
四十八、现在即可着手组建师级直升机作战集团。为迅速形成规模，直升机的发展和配备应以性能单一、价格便宜的轻型机为主，中重型直升机和特种直升机为辅。
四十九、要大力研制空军战役作战软件系统，实现指挥计算机网络化。组建网络作战部队，负责网络防御和进攻作战。
五十、成为具备有战略打击能力、有确保国家安全的可靠威慑力、能够独立遂行战略任务的战略空军、是中国空军最终目标。
第二部分 阐 释
关于“划时代转型的指针
在整整半个世纪里，中国空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与我陆、海军并肩作战，参加了自抗美援朝以来历次保卫国家领土、领海、领空安全的局部战争，长年累月地承担着“国土防空”的任务，成为国家领空安全可倚重、对潜在敌人有威慑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近10年来，孕育已久的世界军事革命拉开序幕，海湾战争连续38天的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从头到尾的空中战役，把空军推到了这一革命的最前沿。两场战争从战法上看极为相似，都是一边倒的攻防作战。一方进攻，另一方防御，结果是防御的一方均遭败绩。同样的结局，给现代攻防作战提出了令人深思的严峻课题。德国国防部在评价海湾战争的意义时，认为其证明了“防御性防御”的理论已经失去了生命力。而俄罗斯军方则认为，多国部队在海湾地区的表现为俄军反对“防御主义”的辩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消除了长期萦绕在人们头脑中的‘防御卓越’的观念”。虽然这些看法不无偏颇，但我们透过西方的观点，仍可以看出，这两场世纪末的重要战争，使西方军队从装备技术到作战思想得到了全面更新，也一下子拉大了我与世界强国空军的差距。特别是冷战结束，两霸对峙之势消失，我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与美国及西方的矛盾日渐凸显，周边安全形势亦变得更为严峻。台湾问题、南沙问题、钓鱼岛问题、西藏问题等等，构成了我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的内忧外患。这一切都对空军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我空军的现状看，应该说一时还难以胜任。
显然，变革势在必行。
军委江主席站在国家大战略的高度，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这一指示既赋予空军以新的使命，也指明了空军发展的方向；既顺应了世界军事革命的潮流，也与我现实的国情、国力相适应。相对于我们几十年奉行重点在“防”字上的空军而言，这一变革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要真正落实江主席新世纪空军建军思想，我空军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主战方式、体制编制、指挥体系、武器装备、人员训练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和创新。
关于“以观念突破为转型前导”
观念的突破是变革的前提，空军的战略转型亦如此。只有观念上的改弦更张，才能使我们获得与世界空军发展接轨的端口，从而摆脱那种只想从技术和装备层面上寻找突破口的改革。这一点，应成为我空军上下的共识和自觉。 u蔔碚P匀-?
时至今日，有哪些观念仍在桎梏着我们，使我们翅膀沉重，难以向现代化的空军跃升？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突破什么，确立什么，才能成为一支胜任国家安全需要的现代化空军？
首先，应突破“以防为主”的观念，确立“攻势作战”思想。
自6日战争以来，几乎所有的局部战争，采取防御的一方都处于劣势。即使在十月战争之初坚守巴列夫防线的以色列，也未能抵御埃及人的进攻，只是在伺机转入反攻后，才稍稍扳回战场劣势。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看更是如此，再坚固的防御阵地、再严密的防空体系，只要是采取单纯的防御作战，就无法抵御进攻一方连续不断的打击。因为当代的特别是美军的空袭，已不同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的狂轰滥炸，而是依赖高新技术兵器的多批次、全方位、长时间、高强度、周密计划、用清晰的战役行动实现战略目标的空中打击。如多国部队空军在“沙漠风暴”中战斗出动6.9万架次，北约飞机在“联盟力量”行动中战斗出动2.1万架次，尤其是普遍采用了圆概率误差小于10米的精确弹药，使每一架次的出动都有所收获，空袭成功率大提高。这种技战术级别的成功，最终奠定了进攻者的空中优势，确保在有效压制伊拉克和南联盟的防空体系后，根本用不着与其空防力量纠缠，而是全力打击两国战略目标和有生力量，摧毁其战争潜力，瓦解其抵抗意志，使战争行动从一开始就直指最高目标，无须循序渐进。这一崭新特点，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方针的我军，必须充分予以警惕和把握的。
整体的防御态势，决定了我空军在未来战争中必须在“攻”与“防”两个方向上，完成遂行战役的准备。在现有条件下，实施空中进攻战役，是我眼下尚难做到但必须努力达成的目标；而实施防空战役，则是我现阶段起码应具备的能力。为此，有针对性的研究破解美军及北约空军的空袭战法，就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伊拉克和南联盟被动挨打的事实告诉我们，对西方强国空军的防空作战，要害不应在“防”字上，而应在如何“攻”上下功夫，也就是如何实现江主席提倡的“攻势防空”思想。说到底，还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攻我此，我攻你彼。对付空中进攻的最好办法，仍然是空中进攻而不是地面防御。
从武器发展的周期看，眼下我们正处于“矛”胜于“盾”的时代，而空军则正是这支“矛”的矛尖。它速度快，火力猛，机动性强，天然适合攻势作战，本质上就是进攻性力量。全世界对空军力量的使用，一开始就充满了进攻意识。从杜黑的“进攻的行动而不是防守的行动，是最适合于空中力量的行动”，到美国空军AFMI－1条令中强调的“进攻是空军人员在作战中的第一选择”，无不把进攻作为空军作战的第一要义。但这还不是我们主张“攻势作战”的全部理由。 }
对中国空军来说，确立“攻势作战”思想，主要是被变化的敌情和任务所决定的。如对台作战，无疑将主要是攻势作战；又如，在南沙回敬敌意国家的军事挑衅，有时就必须在自卫的前提下进行攻势作战。即使是在总体防御的态势下，如发现敌国针对我的战争意图已很明显，且其它手段已无力阻止事态发生，我除果断出手、先机制敌外，别无选择，就应毫不犹豫的对敌进行预防性打击。对空军而言，就是将敌航空航天兵器提前摧毁于“起飞发射”之前。显然，这种在战略防御态势下主动的战役战术进攻行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积极防御。认同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把“后发制人”的原则绝对化。
此外，从费效比的角度衡量，为达成同样的战略目标，防御投入的力量要远高于进攻。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以巡航导弹为例，指出建立防御巡航导弹体系的费用是发展巡航导弹的8－14倍。况且进攻与防御的作战效果指标不一，防御要求的是“天衣无缝”，而进攻却并不要求“弹无虚发”。显然，前者的难度大大高于后者。这也使进攻与防御两者间产生明显的费效比剪刀差。选择“攻势作战”，不仅更易于实现既定目标，而且也可以减少花费，这对经费严重短缺的中国空军来说，应是更明智也更合理的选择。
不过必须明确，我们所说的“攻势作战”是“攻防兼备”的“攻”，不是一味无条件、无前提的进攻，更不是被动挨打后再还手的“攻”，同时也不是进攻与防御力量的平分秋色，而是要强调攻势作战，以进攻实现防御。即使是战略防御，也需要进攻性作战。陆战如此，海战如此，空战更是如此。杜黑为空军制订的信条是“用进攻来防御”，此话可作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一战争规律的空军版。
二是突破以“空战”为主的观念，确立以“空袭”为主导作战样式的思想。
二战以来，世界空军的主战样式臻于成熟，战术级的骑士式空战基本让位于战役战略级的大规模空袭。时至今日，更发展为以精确弹药为打击手段的空中联合战役。如果说，已经高度空中战争化的海湾战争还需要以100小时的地面战斗作为必要煞尾的话，从空中开始又从空中结束的科索沃战争则已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空中战争。这场战争起码表明了以下两点：1，独立的空中战争已经出现。空中战争的目的是打击敌人的整体国家力量和意志；2，夺取制空权仍然是空中战争的重要目标，但已不是首要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
多年来，我空军一直沿袭以空战为主的作战方式，基本战术仍是形成于抗美援朝、成熟于国土防空、至今依然被广泛使用的“一域多层四四制”。其技术基础是在目视条件下的航炮战，并用勇敢＋协同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这种主战方式从技术到战术基本符合抗美援朝、国土防空时期空军承担的任务以及特定的战场条件，因而收效良好。但这一成功经验，已不适应超视距条件下的空中格斗，更不适应防区外打击的空袭作战。因为今天我空军的任务早已不仅是保持一条“米格走廊”，也不再是打几架敌侦察机或“擦边机”，而是要承担对敌战略目标进行空中打击或对敌打击我战略目标的行动进行反制。其间虽然仍可能会与敌进行空战，但目的已主要不是夺取制空权，而是削弱进而瓦解敌对我的战略进攻。夺取制空权的行动，只有在配合陆海军作战时才凸显其意义。独立的空军战役或战争，应是在空袭敌地面目标，打击敌防空体系，摧毁敌整体战争力量和抵抗意志的进程中，使制空权自然而然的成为我囊中之物，而不是去刻意的争夺。马岛之战后，阿根廷空军总结的教训之一，应是如果他们始终以打击英舰为目标，而不是中途转为与“海鹞”空战争夺制空权，将可能因击沉更多的舰只而迫使英远征军撤离战场。
因此，不论进攻作战或是防御作战，空袭都应成为中国空军首先的主战方式。
三是突破“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确立“独立作战－联合作战并重”的思想。
“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使空军的使用处于其他军兵种的从属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空军的发展，同时也就限制了对空军的使用。
独立作战能力是空军作为军种存在的立身之本。由于技术装备和作战思想的局限，至今仍未成为我空军自觉追求的目标。要完成从支援作战到联合作战，再到独立作战的三级跳，我空军在各方面都明显准备不足。但这不应成为迟滞我朝此方向转型的理由。在精确武器系统极大提高了空军作战效能，使独立遂行战略打击、独立完成作战任务，成为当今世界先进国家空军发展趋势的今天，我空军在作战思想、指挥体系、兵器配置、编制架构等等方面的除旧布新，已变得刻不容缓。
二次大战后，战胜国迫使战败国“无条件投降”或占领敌国领土的战争已基本绝迹。现代战争大多为局部战争，以全面战争谋求无限目标的方式，已让位于以有限武力实现有限目标。这种对政治目标的程度性分解和对战争规模的可控性操作，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理念之上的。同时也对实现这种新型战争的手段和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既要减少伤亡、降低战争的政治及经济成本，也要最大限度地迫使敌国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为此，西方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实验了远战或“非接触作战”的办法，把其原本就居于优势的空中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具有强大信息化火力的空军，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突出作用得到举世公认，也使空军的独立作战由可能变为现实。这样说并不是要重谈“空军制胜论”的老调，只不过是想指出一个事实：拥有独立作战能力的空军，可以为国家动用军事力量实现政治目标，提供更有力也更有效的支持。
大力提升空军独立作战能力并不是我空军今后发展的唯一目标，但这却是实现其它目标的前提：只有具备了独立作战能力的空军，才能真正实现与陆军、海军、二炮等军兵种的联合作战或支援作战。未来作战将主要是联合作战，这已是现代战争的基本定式。就此意义上说，独立作战和联合作战应成为我空军未来作战的两种基本样式。不可否认，支援作战——无论是支援陆军还是支援海军，仍会是今后空军作战的任务之一。但从今后可以预见的主要作战方向来看，空军支援作战的对象将可能从主要支援陆军，转为主要支援海军或二炮作战。而对三者的支援由于各具技术和战术特点，对空军的要求会明显不同。对此，我应预有准备。
四是突破“战术空军”水平，确立可实现的“战役空军”目标。
我空军长期担负国土防空任务，主要作战对象是侵入领空侦察和袭扰的小批量敌机。除在抗美援朝、入闽作战初期有过大规模空战外，其它多数情况均属战术级别的空中格斗，由此逐渐形成我独有的空战特征和传统，同时也把自己定格在了战术空军的水准线上。这是历史的遗产，也是历史的局限。
一支大国空军不具备战役打击能力，甚至没有成型的空中战役思想，是令人堪忧的，尤其是在战略打击能力已成为衡量世界强国空军标尺的今天。只擅长空中格斗、缺少战役空袭能力和战略打击手段的战术空军，不仅无法与美国这样的强敌一争高下，即使对台作战，也未必能稳操胜券。对我空军在这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设法改变。
马岛之战，处于世界二流地位的英国空军，尚能以老式“火神”轰炸机，万里奔袭，对阿根廷守军实施有力的空中打击。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军动用其所有作战飞机，仅用半天时间，便将实力强于自身的埃及空军全部瘫痪于地面。相形之下，对于近在肘腋的台湾、南沙、钓鱼岛等随时可能出现危机的地域，我如果不拥有足够的空中打击能力，如何应付事端？尤其是对台斗争，一旦开战，势必就是战役规模，远非一两场空战所能解决，甚至极有可能由空中战役演化为一场空中战争。届时，很可能就是二炮与空军挑大梁，还有可能出现空军唱独角戏的局面。对这一前景，如果我们事先不做好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在关键时刻就将难以承担历史重任。
依现有基础和条件，我空军在短时期内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成为一支战略空军。但通过努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攻防兼备”的转型，建设起一支具有“独立遂行战役打击”能力的战役空军，应该是可能也可行的，属于只要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目标。
五是突破电子战依附于火力战的观念，确立“空电一体战”思想。
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证明，电子战场是空军作战的第二空间，电子战场的重要性不仅不亚于空中战场，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决定性战场的趋向。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贝卡谷地空战”，就是电子战胜负决定空战胜负的经典战例。越是先进国家的空军，对电子战就越重视，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中，明令禁止一切不带电子吊舱的飞机升空作战。在科索沃战争中，电子作战飞机更成了“低密度、高需求”的紧缺资源，需要量极大。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科索沃航空兵与导弹战役的经验教训》认为：“电子战飞机的缺乏，仍然是现代空战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尽管电子战飞机的出动率已经达到总出动率的40%，美空军将领还是认为在这次空中战役里“电子战出了问题”。但是，他们也精明的指出，提高电子战能力，并不一定要增加新的电子战平台，完全可以通过改进现有作战飞机电子装备的质量来解决。可以说，已经试图从技术装备角度把空中战场与电子战场组合在一起的美军，在这方面又一次走在了各国空军的前头。
与空中战场的作战能力相比，电子战更是我空军的弱项，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与现代战争的要求都存在巨大差距。电子战场上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空中战场上我与先进国家空军的距离，使我们在两个战场的全面对抗中均处于下风。由于至今我们都对电子战场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一差距尚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扭转这一趋势的关键，首先是把电子战场与空中战场的关系，提高前者的强弱决定后者胜负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增强把两个战场组合为一体的自觉性，并在资金和技术投入两方面向电子战场建设最大限度的倾斜。
关于“确立转型期的空军战略及发展战略”
空军战略的制定必须明确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对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和形势做出评估，对我空军在其中担负的角色及完成这一角色的能力有正确的认识。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一超多强”将继续是世界的基本格局。作为处于上升态势的地区性强国，我国尚无谋求全球利益的紧迫需要，我与周边国家及相关国家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将是局部的，因此能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和力量也将基本是局部性的。就是说，除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我构成全面威胁，或有全面威胁我的战略需要。而美国在其未完成全球布势之前，也会力图避免出现与我全面对抗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在我空军的转型期，我将主要面临的是局部的军事威胁和军事冲突。即使是在最具爆炸性的台湾问题上出现美军直接干预这种最坏情况，我与美的军事对抗也应是有限度的局部冲突，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此外，不论是南沙和钓鱼岛，还是西藏和新疆这些存在或隐或显安全威胁的地区，一旦爆发事端，撇开其影响的大小不谈，单就其范围和烈度而言，无疑都将是局部的、有限的。哪怕在所有这些事端的背后都有美国的插手，也多属捣乱或制造麻烦，远没到中美全面摊牌的时候。正是在这一大战略背景下，国家赋予了我军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任务。军事力量的有限程度决定了使用空军的有限程度，这一切构成了我制定空军战略的前提。
任何战略的提出，只有与制订战略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及其自身实力相一致，才是可行的。美国谋求的是全球霸权、全球利益，其军事战略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设定的，美空军的“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则是其分支战略。从技术层面上看，这是与美空军实力大致相称的战略设计。对于国家战略目标与美国截然不同的中国来说，军事战略的制订也必然与美军完全不同。作为分支战略的我空军战略，就必须既与我大战略目标相一致，也与我自身实力相适应.
在以上种种考虑之后，我们认为，空军战略似应确定为“局部威慑－有限打击”（简称“威慑——打击战略”）。在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切近我空军现状的“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战略。
威慑，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态势。所谓“局部威慑”，是指我空军应有能力对威胁我国周边安全和利益的敌对势力保持足够的阻遏态势，使其明白任何危害我国安全和利益的举动，必将付出高昂代价，从而知难而退，不敢轻易冒犯。作为一支能够迅速挥出重拳对敌实施打击的军种，空军比其它军兵种更适合用做国家的威慑力量。威慑而不是作战，是国家使用空军的另一种方式，而且是比作战更经常使用的方式。对今日空军来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古训已经过时。威慑也是一种用兵，并且是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用兵。
要使威慑可信，仅有威慑是不够的。必须实实在在地拥有惩戒打击的手段和实力。以我现有的国力、军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空军拥有的空中打击能力将十分有限；这一点与我国所追求的有限的安全和利益目标可算是一种时代的契合，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空军战略，显然只是“有限打击”。这里面既包含了能力的有限，也包含打击目标、打击范围、打击深度的有限，还包含了集中使用力量于某一局部和方向的考虑。即把有限的打击能力投放在重点作战方向和重点作战对象上，并对打击范围、打击深度等方面都进行程度控制，使其不致失控，不致滑向全面战争的境地，从而使空军力量的运用与国家现实的政治目标相吻合。
需要强调的是，“有限打击”，并不意味着打击手段、方式和力度层面上的残缺。恰恰相反，对于必须打击的目标，我应尽可能地具备完备的打击手段、多样的打击方式和充分的打击力度。我空军实施空中打击的手段越多，越能对不同的威胁作恰当的反应，对威胁进行慑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效果也就越好。如陈水扁上台后，台军针对我的基本战略意图是所谓“境外决战”，意在使军事冲突远离台湾本岛。若我空军拥有直接摧毁台本岛要害目标的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能力，即可使台军意图不攻自破，或一攻即破。此一能力还可使我必要时单独或与二炮联合遂行空中战役甚至空中战争，在不进行登陆或封锁作战的情况下即足以慑止台独。 _
再如为应付外国分裂势力对我西部的威胁，采用囤重兵于西部的方式显然不足取。空军“腿长”行动快，若编训几个以对地突击为主的空军混编集群，就能较便捷的控制西部广阔地域，也可对周边国家形成威慑。
“威慑－打击”战略是总体防御态势下的进攻性战略，但褡不意味着我们一遇到威胁就会诉诸战争。面对局部威胁，应先通过威慑去慑止对我的侵犯，然后才考虑打一场局部战争。
一般说来，威慑的强弱与实战能力大小成正比。英军在马岛之战中表现出的实际战力，在其特混舰队离开后，依然能使阿根廷长期怀有恐惧，这就是威慑的作用。拥有力量，只是形成威慑的前提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恰当的使用力量，坚定而巧妙的展示使用力量的决心，才可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我若将苏－27部队放在内地，周边一旦有事，部队向前一推本身就是威慑，并且是时下正在流行的新安全理论所强调的“紧急威慑”。而将其事先部署在前沿地带，就完全丧失了此各功效。对力量并不充盈的我空军而言，使用力量的谋略和拥有力量同样重要。
我国幅员广袤，分兵把口式的空防体系既浪费也无效。采取“威慑－打击”战略可以有效抵御侵略，也符合我空军资源紧缺、大部分部队装备落后的现状，在不必过多增加对空军军费的投入、拖累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情况下，集中财力、精力于眼下紧迫的战略转型。同时还为空军今后的发展留出了余地。
空军战略是空军发展战略的依据。与“威慑－反击”战略所内涵的局部性和有限性特征相应，我们在整体实力上一时无法全面赶超世界强国空军，但又确需有几手克敌制胜的“撒手锏”武器和本领，这就使得我们应把空军的发展战略，确定为能长则长、该短就短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由于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充分显示出了远高于敌手的作战效能，使得许多国家的空军自觉不自觉地跟在美国后面，采取了“尾随”式发展战略。这条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可能是现成的大道，对中国空军却行不通。除国力所限——经费短缺、技术落后外，主要还是美国对我在军火采购和关键技术方面实行重点封锁。这些都是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人能在技术上采用尾随方式超越对手。对俄罗斯空军我们也同样不能尾随。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应该尽可能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先进空军国家引进现代化武器，但前提是必须承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一支现代化空军是不能采购来的。对别国武器系统的过度依赖，本身就是危及国家安全的隐患。马岛之战中的阿根廷空军就是前车之鉴。相反，中东小国以色列在极度恶劣的战略环境中生存，拥有一支强大空军是至关重要的保障。这里当然有美国鼎力支持的因素，但以色列空军自主而明智的发展战略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
抗美援朝时期，我空军一面学习苏联空军的作战经验，一面认真总结自己的独特战术，采取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方针和“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使我在短时期内便被美军惊呼为“世界第三空军强国”。今天看来，其中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在空军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我们就只能“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别人的长处我能学就学，能借就借，学不来借不来的，就发展我们自己的。
要让发展这个硬道理不沦为一句空话，就必须选择好发展的方式。江主席多次强调，军队发展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非均衡发展战略”正体现了这一思想，非均衡发展就是要在发展中有所侧重，也就是在对外明确作战对手、对内分清轻重缓急的前提下，提出发展的重点和顺序。具体说来，在有利于现实还是有利于长远的发展中，偏重于现实；在提升空战与空袭能力的权衡上，侧重于空袭；对改进飞机还是改进弹药，向改进弹药倾斜；在空中战场和电子战场的建设上，着力于电子战场；在技术装备全面更新还是跨代组合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后者……。一句话，采取有针对性的非均衡发展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扬我之长，击敌之短，达到非对称作战的效果。 ?稟脟艆?
需要明确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是一个动态系统，它所确定的侧重点会根据国家战略目标的调整而变化，也会随着空军自身的发展而调整。“非均衡发展战略”作为一种思路，即把有限资源不论是经费、装备还是注意力都向最需要同时又最薄弱的环节投放的思路，应成为我空军在整个赶超阶段为实现超越式发展的基本选择。氍
关于“划时代转型的指针
在整整半个世纪里，中国空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与我陆、海军并肩作战，参加了自抗美援朝以来历次保卫国家领土、领海、领空安全的局部战争，长年累月地承担着“国土防空”的任务，成为国家领空安全可倚重、对潜在敌人有威慑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近10年来，孕育已久的世界军事革命拉开序幕，海湾战争连续38天的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从头到尾的空中战役，把空军推到了这一革命的最前沿。两场战争从战法上看极为相似，都是一边倒的攻防作战。一方进攻，另一方防御，结果是防御的一方均遭败绩。同样的结局，给现代攻防作战提出了令人深思的严峻课题。德国国防部在评价海湾战争的意义时，认为其证明了“防御性防御”的理论已经失去了生命力。而俄罗斯军方则认为，多国部队在海湾地区的表现为俄军反对“防御主义”的辩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消除了长期萦绕在人们头脑中的‘防御卓越’的观念”。虽然这些看法不无偏颇，但我们透过西方的观点，仍可以看出，这两场世纪末的重要战争，使西方军队从装备技术到作战思想得到了全面更新，也一下子拉大了我与世界强国空军的差距。特别是冷战结束，两霸对峙之势消失，我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与美国及西方的矛盾日渐凸显，周边安全形势亦变得更为严峻。台湾问题、南沙问题、钓鱼岛问题、西藏问题等等，构成了我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的内忧外患。这一切都对空军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我空军的现状看，应该说一时还难以胜任。
显然，变革势在必行。
军委江主席站在国家大战略的高度，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这一指示既赋予空军以新的使命，也指明了空军发展的方向；既顺应了世界军事革命的潮流，也与我现实的国情、国力相适应。相对于我们几十年奉行重点在“防”字上的空军而言，这一变革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要真正落实江主席新世纪空军建军思想，我空军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主战方式、体制编制、指挥体系、武器装备、人员训练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和创新。
关于“以观念突破为转型前导”
观念的突破是变革的前提，空军的战略转型亦如此。只有观念上的改弦更张，才能使我们获得与世界空军发展接轨的端口，从而摆脱那种只想从技术和装备层面上寻找突破口的改革。这一点，应成为我空军上下的共识和自觉。 u蔔碚P匀-?
时至今日，有哪些观念仍在桎梏着我们，使我们翅膀沉重，难以向现代化的空军跃升？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突破什么，确立什么，才能成为一支胜任国家安全需要的现代化空军？
首先，应突破“以防为主”的观念，确立“攻势作战”思想。
自6日战争以来，几乎所有的局部战争，采取防御的一方都处于劣势。即使在十月战争之初坚守巴列夫防线的以色列，也未能抵御埃及人的进攻，只是在伺机转入反攻后，才稍稍扳回战场劣势。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看更是如此，再坚固的防御阵地、再严密的防空体系，只要是采取单纯的防御作战，就无法抵御进攻一方连续不断的打击。因为当代的特别是美军的空袭，已不同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的狂轰滥炸，而是依赖高新技术兵器的多批次、全方位、长时间、高强度、周密计划、用清晰的战役行动实现战略目标的空中打击。如多国部队空军在“沙漠风暴”中战斗出动6.9万架次，北约飞机在“联盟力量”行动中战斗出动2.1万架次，尤其是普遍采用了圆概率误差小于10米的精确弹药，使每一架次的出动都有所收获，空袭成功率大提高。这种技战术级别的成功，最终奠定了进攻者的空中优势，确保在有效压制伊拉克和南联盟的防空体系后，根本用不着与其空防力量纠缠，而是全力打击两国战略目标和有生力量，摧毁其战争潜力，瓦解其抵抗意志，使战争行动从一开始就直指最高目标，无须循序渐进。这一崭新特点，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方针的我军，必须充分予以警惕和把握的。
整体的防御态势，决定了我空军在未来战争中必须在“攻”与“防”两个方向上，完成遂行战役的准备。在现有条件下，实施空中进攻战役，是我眼下尚难做到但必须努力达成的目标；而实施防空战役，则是我现阶段起码应具备的能力。为此，有针对性的研究破解美军及北约空军的空袭战法，就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伊拉克和南联盟被动挨打的事实告诉我们，对西方强国空军的防空作战，要害不应在“防”字上，而应在如何“攻”上下功夫，也就是如何实现江主席提倡的“攻势防空”思想。说到底，还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攻我此，我攻你彼。对付空中进攻的最好办法，仍然是空中进攻而不是地面防御。
从武器发展的周期看，眼下我们正处于“矛”胜于“盾”的时代，而空军则正是这支“矛”的矛尖。它速度快，火力猛，机动性强，天然适合攻势作战，本质上就是进攻性力量。全世界对空军力量的使用，一开始就充满了进攻意识。从杜黑的“进攻的行动而不是防守的行动，是最适合于空中力量的行动”，到美国空军AFMI－1条令中强调的“进攻是空军人员在作战中的第一选择”，无不把进攻作为空军作战的第一要义。但这还不是我们主张“攻势作战”的全部理由。 }
对中国空军来说，确立“攻势作战”思想，主要是被变化的敌情和任务所决定的。如对台作战，无疑将主要是攻势作战；又如，在南沙回敬敌意国家的军事挑衅，有时就必须在自卫的前提下进行攻势作战。即使是在总体防御的态势下，如发现敌国针对我的战争意图已很明显，且其它手段已无力阻止事态发生，我除果断出手、先机制敌外，别无选择，就应毫不犹豫的对敌进行预防性打击。对空军而言，就是将敌航空航天兵器提前摧毁于“起飞发射”之前。显然，这种在战略防御态势下主动的战役战术进攻行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积极防御。认同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把“后发制人”的原则绝对化。
此外，从费效比的角度衡量，为达成同样的战略目标，防御投入的力量要远高于进攻。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以巡航导弹为例，指出建立防御巡航导弹体系的费用是发展巡航导弹的8－14倍。况且进攻与防御的作战效果指标不一，防御要求的是“天衣无缝”，而进攻却并不要求“弹无虚发”。显然，前者的难度大大高于后者。这也使进攻与防御两者间产生明显的费效比剪刀差。选择“攻势作战”，不仅更易于实现既定目标，而且也可以减少花费，这对经费严重短缺的中国空军来说，应是更明智也更合理的选择。
不过必须明确，我们所说的“攻势作战”是“攻防兼备”的“攻”，不是一味无条件、无前提的进攻，更不是被动挨打后再还手的“攻”，同时也不是进攻与防御力量的平分秋色，而是要强调攻势作战，以进攻实现防御。即使是战略防御，也需要进攻性作战。陆战如此，海战如此，空战更是如此。杜黑为空军制订的信条是“用进攻来防御”，此话可作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一战争规律的空军版。
二是突破以“空战”为主的观念，确立以“空袭”为主导作战样式的思想。
二战以来，世界空军的主战样式臻于成熟，战术级的骑士式空战基本让位于战役战略级的大规模空袭。时至今日，更发展为以精确弹药为打击手段的空中联合战役。如果说，已经高度空中战争化的海湾战争还需要以100小时的地面战斗作为必要煞尾的话，从空中开始又从空中结束的科索沃战争则已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空中战争。这场战争起码表明了以下两点：1，独立的空中战争已经出现。空中战争的目的是打击敌人的整体国家力量和意志；2，夺取制空权仍然是空中战争的重要目标，但已不是首要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
多年来，我空军一直沿袭以空战为主的作战方式，基本战术仍是形成于抗美援朝、成熟于国土防空、至今依然被广泛使用的“一域多层四四制”。其技术基础是在目视条件下的航炮战，并用勇敢＋协同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这种主战方式从技术到战术基本符合抗美援朝、国土防空时期空军承担的任务以及特定的战场条件，因而收效良好。但这一成功经验，已不适应超视距条件下的空中格斗，更不适应防区外打击的空袭作战。因为今天我空军的任务早已不仅是保持一条“米格走廊”，也不再是打几架敌侦察机或“擦边机”，而是要承担对敌战略目标进行空中打击或对敌打击我战略目标的行动进行反制。其间虽然仍可能会与敌进行空战，但目的已主要不是夺取制空权，而是削弱进而瓦解敌对我的战略进攻。夺取制空权的行动，只有在配合陆海军作战时才凸显其意义。独立的空军战役或战争，应是在空袭敌地面目标，打击敌防空体系，摧毁敌整体战争力量和抵抗意志的进程中，使制空权自然而然的成为我囊中之物，而不是去刻意的争夺。马岛之战后，阿根廷空军总结的教训之一，应是如果他们始终以打击英舰为目标，而不是中途转为与“海鹞”空战争夺制空权，将可能因击沉更多的舰只而迫使英远征军撤离战场。
因此，不论进攻作战或是防御作战，空袭都应成为中国空军首先的主战方式。
三是突破“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确立“独立作战－联合作战并重”的思想。
“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使空军的使用处于其他军兵种的从属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空军的发展，同时也就限制了对空军的使用。
独立作战能力是空军作为军种存在的立身之本。由于技术装备和作战思想的局限，至今仍未成为我空军自觉追求的目标。要完成从支援作战到联合作战，再到独立作战的三级跳，我空军在各方面都明显准备不足。但这不应成为迟滞我朝此方向转型的理由。在精确武器系统极大提高了空军作战效能，使独立遂行战略打击、独立完成作战任务，成为当今世界先进国家空军发展趋势的今天，我空军在作战思想、指挥体系、兵器配置、编制架构等等方面的除旧布新，已变得刻不容缓。
二次大战后，战胜国迫使战败国“无条件投降”或占领敌国领土的战争已基本绝迹。现代战争大多为局部战争，以全面战争谋求无限目标的方式，已让位于以有限武力实现有限目标。这种对政治目标的程度性分解和对战争规模的可控性操作，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理念之上的。同时也对实现这种新型战争的手段和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既要减少伤亡、降低战争的政治及经济成本，也要最大限度地迫使敌国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为此，西方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实验了远战或“非接触作战”的办法，把其原本就居于优势的空中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具有强大信息化火力的空军，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突出作用得到举世公认，也使空军的独立作战由可能变为现实。这样说并不是要重谈“空军制胜论”的老调，只不过是想指出一个事实：拥有独立作战能力的空军，可以为国家动用军事力量实现政治目标，提供更有力也更有效的支持。
大力提升空军独立作战能力并不是我空军今后发展的唯一目标，但这却是实现其它目标的前提：只有具备了独立作战能力的空军，才能真正实现与陆军、海军、二炮等军兵种的联合作战或支援作战。未来作战将主要是联合作战，这已是现代战争的基本定式。就此意义上说，独立作战和联合作战应成为我空军未来作战的两种基本样式。不可否认，支援作战——无论是支援陆军还是支援海军，仍会是今后空军作战的任务之一。但从今后可以预见的主要作战方向来看，空军支援作战的对象将可能从主要支援陆军，转为主要支援海军或二炮作战。而对三者的支援由于各具技术和战术特点，对空军的要求会明显不同。对此，我应预有准备。
四是突破“战术空军”水平，确立可实现的“战役空军”目标。
我空军长期担负国土防空任务，主要作战对象是侵入领空侦察和袭扰的小批量敌机。除在抗美援朝、入闽作战初期有过大规模空战外，其它多数情况均属战术级别的空中格斗，由此逐渐形成我独有的空战特征和传统，同时也把自己定格在了战术空军的水准线上。这是历史的遗产，也是历史的局限。
一支大国空军不具备战役打击能力，甚至没有成型的空中战役思想，是令人堪忧的，尤其是在战略打击能力已成为衡量世界强国空军标尺的今天。只擅长空中格斗、缺少战役空袭能力和战略打击手段的战术空军，不仅无法与美国这样的强敌一争高下，即使对台作战，也未必能稳操胜券。对我空军在这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设法改变。
马岛之战，处于世界二流地位的英国空军，尚能以老式“火神”轰炸机，万里奔袭，对阿根廷守军实施有力的空中打击。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军动用其所有作战飞机，仅用半天时间，便将实力强于自身的埃及空军全部瘫痪于地面。相形之下，对于近在肘腋的台湾、南沙、钓鱼岛等随时可能出现危机的地域，我如果不拥有足够的空中打击能力，如何应付事端？尤其是对台斗争，一旦开战，势必就是战役规模，远非一两场空战所能解决，甚至极有可能由空中战役演化为一场空中战争。届时，很可能就是二炮与空军挑大梁，还有可能出现空军唱独角戏的局面。对这一前景，如果我们事先不做好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在关键时刻就将难以承担历史重任。
依现有基础和条件，我空军在短时期内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成为一支战略空军。但通过努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攻防兼备”的转型，建设起一支具有“独立遂行战役打击”能力的战役空军，应该是可能也可行的，属于只要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目标。
五是突破电子战依附于火力战的观念，确立“空电一体战”思想。
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证明，电子战场是空军作战的第二空间，电子战场的重要性不仅不亚于空中战场，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决定性战场的趋向。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贝卡谷地空战”，就是电子战胜负决定空战胜负的经典战例。越是先进国家的空军，对电子战就越重视，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中，明令禁止一切不带电子吊舱的飞机升空作战。在科索沃战争中，电子作战飞机更成了“低密度、高需求”的紧缺资源，需要量极大。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科索沃航空兵与导弹战役的经验教训》认为：“电子战飞机的缺乏，仍然是现代空战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尽管电子战飞机的出动率已经达到总出动率的40%，美空军将领还是认为在这次空中战役里“电子战出了问题”。但是，他们也精明的指出，提高电子战能力，并不一定要增加新的电子战平台，完全可以通过改进现有作战飞机电子装备的质量来解决。可以说，已经试图从技术装备角度把空中战场与电子战场组合在一起的美军，在这方面又一次走在了各国空军的前头。
与空中战场的作战能力相比，电子战更是我空军的弱项，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与现代战争的要求都存在巨大差距。电子战场上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空中战场上我与先进国家空军的距离，使我们在两个战场的全面对抗中均处于下风。由于至今我们都对电子战场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一差距尚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扭转这一趋势的关键，首先是把电子战场与空中战场的关系，提高前者的强弱决定后者胜负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增强把两个战场组合为一体的自觉性，并在资金和技术投入两方面向电子战场建设最大限度的倾斜。
关于“确立转型期的空军战略及发展战略”
空军战略的制定必须明确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对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和形势做出评估，对我空军在其中担负的角色及完成这一角色的能力有正确的认识。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一超多强”将继续是世界的基本格局。作为处于上升态势的地区性强国，我国尚无谋求全球利益的紧迫需要，我与周边国家及相关国家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将是局部的，因此能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和力量也将基本是局部性的。就是说，除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我构成全面威胁，或有全面威胁我的战略需要。而美国在其未完成全球布势之前，也会力图避免出现与我全面对抗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在我空军的转型期，我将主要面临的是局部的军事威胁和军事冲突。即使是在最具爆炸性的台湾问题上出现美军直接干预这种最坏情况，我与美的军事对抗也应是有限度的局部冲突，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此外，不论是南沙和钓鱼岛，还是西藏和新疆这些存在或隐或显安全威胁的地区，一旦爆发事端，撇开其影响的大小不谈，单就其范围和烈度而言，无疑都将是局部的、有限的。哪怕在所有这些事端的背后都有美国的插手，也多属捣乱或制造麻烦，远没到中美全面摊牌的时候。正是在这一大战略背景下，国家赋予了我军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任务。军事力量的有限程度决定了使用空军的有限程度，这一切构成了我制定空军战略的前提。
任何战略的提出，只有与制订战略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及其自身实力相一致，才是可行的。美国谋求的是全球霸权、全球利益，其军事战略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设定的，美空军的“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则是其分支战略。从技术层面上看，这是与美空军实力大致相称的战略设计。对于国家战略目标与美国截然不同的中国来说，军事战略的制订也必然与美军完全不同。作为分支战略的我空军战略，就必须既与我大战略目标相一致，也与我自身实力相适应.
在以上种种考虑之后，我们认为，空军战略似应确定为“局部威慑－有限打击”（简称“威慑——打击战略”）。在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切近我空军现状的“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战略。
威慑，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态势。所谓“局部威慑”，是指我空军应有能力对威胁我国周边安全和利益的敌对势力保持足够的阻遏态势，使其明白任何危害我国安全和利益的举动，必将付出高昂代价，从而知难而退，不敢轻易冒犯。作为一支能够迅速挥出重拳对敌实施打击的军种，空军比其它军兵种更适合用做国家的威慑力量。威慑而不是作战，是国家使用空军的另一种方式，而且是比作战更经常使用的方式。对今日空军来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古训已经过时。威慑也是一种用兵，并且是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用兵。
要使威慑可信，仅有威慑是不够的。必须实实在在地拥有惩戒打击的手段和实力。以我现有的国力、军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空军拥有的空中打击能力将十分有限；这一点与我国所追求的有限的安全和利益目标可算是一种时代的契合，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空军战略，显然只是“有限打击”。这里面既包含了能力的有限，也包含打击目标、打击范围、打击深度的有限，还包含了集中使用力量于某一局部和方向的考虑。即把有限的打击能力投放在重点作战方向和重点作战对象上，并对打击范围、打击深度等方面都进行程度控制，使其不致失控，不致滑向全面战争的境地，从而使空军力量的运用与国家现实的政治目标相吻合。
需要强调的是，“有限打击”，并不意味着打击手段、方式和力度层面上的残缺。恰恰相反，对于必须打击的目标，我应尽可能地具备完备的打击手段、多样的打击方式和充分的打击力度。我空军实施空中打击的手段越多，越能对不同的威胁作恰当的反应，对威胁进行慑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效果也就越好。如陈水扁上台后，台军针对我的基本战略意图是所谓“境外决战”，意在使军事冲突远离台湾本岛。若我空军拥有直接摧毁台本岛要害目标的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能力，即可使台军意图不攻自破，或一攻即破。此一能力还可使我必要时单独或与二炮联合遂行空中战役甚至空中战争，在不进行登陆或封锁作战的情况下即足以慑止台独。 _
再如为应付外国分裂势力对我西部的威胁，采用囤重兵于西部的方式显然不足取。空军“腿长”行动快，若编训几个以对地突击为主的空军混编集群，就能较便捷的控制西部广阔地域，也可对周边国家形成威慑。
“威慑－打击”战略是总体防御态势下的进攻性战略，但褡不意味着我们一遇到威胁就会诉诸战争。面对局部威胁，应先通过威慑去慑止对我的侵犯，然后才考虑打一场局部战争。
一般说来，威慑的强弱与实战能力大小成正比。英军在马岛之战中表现出的实际战力，在其特混舰队离开后，依然能使阿根廷长期怀有恐惧，这就是威慑的作用。拥有力量，只是形成威慑的前提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恰当的使用力量，坚定而巧妙的展示使用力量的决心，才可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我若将苏－27部队放在内地，周边一旦有事，部队向前一推本身就是威慑，并且是时下正在流行的新安全理论所强调的“紧急威慑”。而将其事先部署在前沿地带，就完全丧失了此各功效。对力量并不充盈的我空军而言，使用力量的谋略和拥有力量同样重要。
我国幅员广袤，分兵把口式的空防体系既浪费也无效。采取“威慑－打击”战略可以有效抵御侵略，也符合我空军资源紧缺、大部分部队装备落后的现状，在不必过多增加对空军军费的投入、拖累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情况下，集中财力、精力于眼下紧迫的战略转型。同时还为空军今后的发展留出了余地。
空军战略是空军发展战略的依据。与“威慑－反击”战略所内涵的局部性和有限性特征相应，我们在整体实力上一时无法全面赶超世界强国空军，但又确需有几手克敌制胜的“撒手锏”武器和本领，这就使得我们应把空军的发展战略，确定为能长则长、该短就短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由于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充分显示出了远高于敌手的作战效能，使得许多国家的空军自觉不自觉地跟在美国后面，采取了“尾随”式发展战略。这条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可能是现成的大道，对中国空军却行不通。除国力所限——经费短缺、技术落后外，主要还是美国对我在军火采购和关键技术方面实行重点封锁。这些都是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人能在技术上采用尾随方式超越对手。对俄罗斯空军我们也同样不能尾随。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应该尽可能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先进空军国家引进现代化武器，但前提是必须承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一支现代化空军是不能采购来的。对别国武器系统的过度依赖，本身就是危及国家安全的隐患。马岛之战中的阿根廷空军就是前车之鉴。相反，中东小国以色列在极度恶劣的战略环境中生存，拥有一支强大空军是至关重要的保障。这里当然有美国鼎力支持的因素，但以色列空军自主而明智的发展战略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
抗美援朝时期，我空军一面学习苏联空军的作战经验，一面认真总结自己的独特战术，采取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方针和“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使我在短时期内便被美军惊呼为“世界第三空军强国”。今天看来，其中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在空军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我们就只能“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别人的长处我能学就学，能借就借，学不来借不来的，就发展我们自己的。
要让发展这个硬道理不沦为一句空话，就必须选择好发展的方式。江主席多次强调，军队发展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非均衡发展战略”正体现了这一思想，非均衡发展就是要在发展中有所侧重，也就是在对外明确作战对手、对内分清轻重缓急的前提下，提出发展的重点和顺序。具体说来，在有利于现实还是有利于长远的发展中，偏重于现实；在提升空战与空袭能力的权衡上，侧重于空袭；对改进飞机还是改进弹药，向改进弹药倾斜；在空中战场和电子战场的建设上，着力于电子战场；在技术装备全面更新还是跨代组合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后者……。一句话，采取有针对性的非均衡发展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扬我之长，击敌之短，达到非对称作战的效果。 ?稟脟艆?
需要明确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是一个动态系统，它所确定的侧重点会根据国家战略目标的调整而变化，也会随着空军自身的发展而调整。“非均衡发展战略”作为一种思路，即把有限资源不论是经费、装备还是注意力都向最需要同时又最薄弱的环节投放的思路，应成为我空军在整个赶超阶段为实现超越式发展的基本选择。氍
关于“首期目标：建构战役空军”
必须承认，现实中的中国空军，从作战思想到实战能力，都只是一支适于空——空和地——空防卫作战的战术空军。就此意义上说，数十年无大战，对国家是一件幸事，对空军的发展则可能是一种不幸。因为它固化了我以防为主的战术空军型态，把一支空军变成了事实上的防空军，且时至今日都未能跳出这一窠臼。我们理解，江主席对空军提出的向“攻防兼备”转型的要求，所要转的就是这个“型”。告别战术空军，是我们走向转型的起点。而转型是为了建设一支符合中国国家战略、拥有战略打击能力、能独立或联合进行空中作战的现代化大国空军。这一目标对于空军是一种战略级的要求，而从战术空军向战略空军的转变，不可能在一夜间完成，这中间有一个无法越过的过渡带，那就是——战役空军。在我们还不能马上拥有空中战略打击能力的情况下，具备一定规模的空中战役打击能力，当可应付我国目前正在面临的紧迫威胁。因此，建设一支综合战力暂低于战略空军却远高于战术空军的战役空军，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是我战略转型的首期目标。
一支规模虽大但作战能力只停留在战术水平的空军，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空中战役，这是战史给我们的教诲。在名声上虽不及米切尔那么显赫，对现代空军作战的见解却更胜一筹的塞尔维斯基，在其所著《空军力量制胜论》一书中，对这一点进行了充分论证。他的论据是，德国空军发动不列颠战役时，已是一支规模不小的独立军种，但其装备和作战思想都只适用于战术支援作战，因此“在对敌方空军和众多地面目标进行一场地地道道的空中突击时，变得毫无用处”。结果，众所周知，德国人输掉了不列颠战役。
衡量战役空军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具备控制战区和影响战局的整体作战能力，这种能力同时也就是非战时期对潜在敌国的局部威慑力。战役空军在作战规模上，以实施空中战役为上限；在作战目标上，以战区内敌战略重点为对象；在作战样式上，以更带进攻色彩的空袭和电子战为主项；在作战手段上，则更注重现有手段的多样化组合。尽管战役空军所承担的基本任务是局部的和有限的，但它追求的效果是以局部左右全局，以战役（包括战斗）对整个战争产生战略性影响。与战术空军相比，战役空军显然更符合“攻防兼备”的发展方向，也更适应“威慑－打击”的战略需要。
我们以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战役空军，应从以下8个方面着手：
1、重构理论：
由于没有直接参战，我们应拿出比当事国更认真的态度，去总结别国空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马岛战争、海湾战争、拉索沃战争和美军空袭格林纳达、利比亚的行动，从理论上给以深层探索。因为在这方面，包括美国在内都没有非常成型的空军战役理论总结出来（只有沃登上校《空中战役》一书，勾画出了美式空军战役的雏型，并在海湾战争进行了成功尝试）。旁观者清，它山之石恰可以成为我们更新自身理论的镜鉴。眼下，世界空战样式的迅速演变，现实威胁对我提出的严峻课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创新，精确设计，尽快拿出适合我空军作战使用的“空中战役理论”。使空军的战略转型，真正获得理论上的支撑。
2、汰选装备：
对装备的汰换遴选，必须以空军所承担的具体作战任务为基准，以提高“威慑－打击”能力为尺度，增优补新，裁冗删废。目前我空军以歼击机为主战平台，已不能满足战役空军作战行动的需要。若要组织实施以空袭为主的空中战役，空军就须以空袭兵器为主战装备。为此，应加大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在总体编制中的比重，并在人员与资源配置上对轰炸机部队给以较大幅度的倾斜，使之在达到一定规模的同时，装备质量亦有显著提升，应主要是能投射巡航导弹和精确弹药、具有电子对抗能力、全天候作战的飞行平台。
3、整合编制：
空军的编制体制，应从上至下都根据空军战略的要求和战役空军的格局，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首先，将比照陆军战区划分的军区空军体制，转变为以职能划分的空军二级司令部（此点将在后面详加论述）；第二，改变以歼击航空兵师为主干的现行编制，将部分歼击师改装成战斗轰炸机部队，尽快提高空袭兵力的编配比例；第三，参照美空军“远征部队”做法，尝试编成若干个不同机种混编的作战部队，摸索出空中突击集群的合理编配结构。
4、变革指挥：
我空军目前的作战，师以下基本上是塔台指挥，指挥所的作用也主要是引导空战，这样的指挥方式不可能超出战术战斗级别。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情况看，组织实施现代空中战役的要害，已经主要不是考验司令官个人的战场指挥艺术，而是要看整个的计划、协调和控制系统，怎样有效地按程序使用兵力，去实现“空中任务指令”。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对空战指挥的传统理解，学会按程序控制作战和协调部队，培养出一代真正懂得空中战役的指挥官。
5、更新训练：
空中格斗训练是空军航空兵最基本的作战养成方式，但它却不是提高作战能力的唯一方式。根据空军已经和即将承担的任务，显然，我们更需要的是加强空袭训练和联合作战训练。而所有这些训练，都必须以实施空中战役为背景，并且还要特别强调夜战训练。因为最近的几次局部战争表明，随着技术条件的成熟，美空军越来越偏爱夜间进攻，意在利用技术优势，对不具备夜战能力的敌军实施一边倒的打击。敌之强项，恰是我之弱项。应对之策，别无它法，除尽可能在武器装备上缩小差距外，恐怕更多的是要想方设法，改进我们目前已然过时的训练模式，建立起一套崭新的适应未来空战特别是空中战役的训练体系。
6、集约保障：
未来空中作战是体系的对抗，未来的作战保障也就是体系的保障。因此，必须把与空中作战相关的情报、通信、领航、气象、电子对抗、工程维护和抢修等诸方面的保障，变成一个被信息技术充分处理过的集约化系统，以提高其整体效能。而这个系统，应该在场站基地化的基础上实现。
7、强化兵演：
从“空地一体战”理论开始，美军的许多新战法都出自“作战实验室”。现代虚拟和仿真技术，可以在相当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训练培养部队的作战能力。虽然实兵演习的功能仍然培养不可替代，但作战实验室的作用已愈见优势。与以往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同，现在将可能在作战实验室中学习到战争。与实践出真知并行的口号是：实验出新知。不仅自然科学如此，军事科学也开始如此。在和平时期，一个作战实验室的功用绝不亚于建立一支实兵的“蓝军”部队，但肯定事半功倍。这方面同样是我空军的弱项，甚至可说是空白。为迅速提高我空军的战役作战水平，起码在可能实施的对台作战之前，组建起一个由空军主管作战首长挂帅的综合性“空军作战实验中心”，是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
8、改进战法：
将“空军作战实验室”中获得的成果，直接转化为既适合我空军现状、又有利未来作战的新战法，使我从久已习惯的战术空战和战术空袭的套路中跳出来，自觉进入战役空战和战役空袭的层面。最终使战役空军从编制体制、武器装备、人员训练到作战思想全面成型。
关于“主战方向与主战方式”
如不出现其它意外突发性事件，对台军事行动，无疑将是空军近未来作战的主要方向。 灯赢罂′
但兵者国之大事，对台斗争动用武力的门槛，肯定不会像局外人所理解的那么低。即使开战，其目标也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不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胜利。为统一而动武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所以，对台作战注定要遵循政治高于军事，军事服从政治的大前提、大原则。
我们必须明白，对台作战是有限目标的作战，即以军事手段打击台独势力，目的是以打求变，迫使台当局歧路而返，回到政治解决统一问题的道路上来。同时，还要精心控制战局的发展，尽量不给美国及西方势力借口干预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得师出有名、短促迅猛、收放自如，也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很显然，要收到如此上佳的作战效果，除了采用美、以空军在中东上空屡试不爽的“外科手术式空中打击”，其它方式都很难奏效。因为这是唯一不拖泥带水，又能反复使用的手段；也是诸种对台方案中，于我损失最小、收效最大、使台军防不胜防因而威慑效果最好的作战样式。此法如在对台作战中移用，也恰能展我空军之所长。
因此，即使单从作战效果考虑，我空军也必须力争成为对台作战的主战军种。
根据台岛内三军部署情况，美日海空军近在咫尺的现实，以及我“以打求变”的战略目标等因素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对台作战如采用海上封锁、攻打外岛、渡海登陆等方案和样式均不理想。
理由如下：
海上封锁——其本意应是在避战的前提下达成使台屈服的目的，但依我现有实力，很难将事态控制在此目标区内。一旦美舰队（极有可能是美日澳海军联手）以施行“人道主义援助”之名介入，就将使我陷入既不能打又封不住的困境，除非我不惜与美一战，而这显然又违背了封锁的初衷；
攻打外岛——此举既背上了对台动武之名，又未必能收震撼“台独”之效，反可能促使台当局进一步与大陆脱离近距地缘接触（台军从太平岛撤防即已有此迹象），亦使美国有借口有时间正式插手台独，成为加速台独的催生素；
渡海登陆——此为实施难度最大的作战样式。面对经营了数十年反登陆准备的台军，即或不考虑美日海空军介入的因素，如采用陈旧过时的“诺曼底方式”登陆作战，其代价必将极其高昂。因为，1、我现有之跨海投送能力尚不及二战时的盟军；2、台面对我方向之防御能力强于德军的“大西洋壁垒”；3、台湾海峡宽于英吉利海峡。仅以上三个因素就足以使渡海登陆作战很难奏效。
单从效果看，如确需进行登陆作战，也不必非“诺曼底”一种思路。采用更为先进也更为有效的“布拉格方式”或“格林纳达方式”，对台实施垂直登陆，应比前者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代价也更小。但从我现有装备及投送能力来看，尚不完全具备此类型作战的实力。
但这些还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渡海攻台，主要不是能不能打下的问题，而是打下后怎么办？打下台湾并不等于解决了台湾问题，而只应看作是问题的开始。让数十万大军在有着2000多万人口的陌生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下长期驻守，风险难测，搞不好就会深陷泥沼。况且，美军极有可能在我实施登陆之时或成功登岛之后，派出数支航母特混编队，以其优势海空力量遮断海峡，断我登岛部队后路，重演一幕更大规模的“金门战役”。对这一可能前景，我必须预有顾虑。
以上分析只是对几种热门方案的可行性做出评估，而不是要否定对台作战在军事上的可行性。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选择恰当的对台作战方式，在军事上取胜台军是完全做得到的。必须看到，我取胜台军的因素主要不是双方在军事实力对比上孰优孰劣，而在于对手本身无法改变的致使缺陷，即在地缘上与大陆过于接近、在地理站缺少战略纵深，这两点决定了台湾与大陆在军事上根本没有可比性，也决定了不管他买多少架第三代战机，多少艘“宙斯盾”战舰，都无法真正成为大陆的对手。因为在现实的地缘地理态势中，台军基本不可能有效地抵御我对其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其在飞机质量上所占的有限优势也就无从发挥，无法从我手中夺走局部制空权。
该打击方式是集中使用导弹、飞机、潜艇、直升机（必要时包括特种部队登岛破袭）同时突击台所有机场、军港及主要指挥、通讯、防空系统等军事目标及全岛电力系统，务求一战瘫痪台空、海军力量（可参照以色列空军在“六日战争”中对埃及空军的打击方式），使之与我的军事对抗失其所恃。打击时间应控制在数小时至数天以内，并尽可能减少台民众伤亡，一俟目标达成，即行停止攻击。此战法在军事上较为可行，在心理上亦可造成震撼，在政治目的未达时还可反复使用，并能在两次打击的间隙给台当局及民众留出转变态度的余地。
如我空军选择这一方式对台作战，就必须在主战方式上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把空袭——大规模的空对地打击，而不是空战――无论何种规模的空中格斗，变成战役空军的基本作战样式。这应被视作我由战术空军向战役空军转变的开端。即转变那种将空中格斗夺取制空权当作第一要义的信条，把空对地打击，以削弱削减敌战略力量作为空军作战的首要目标。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空军有100余架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只有6架在空中被击落，而且都是被中距导弹在视距外击落。美国空军认为，夺取制空权最有效的办法是实施空中进攻战役。显然，美国人所说的空中进攻战役，不会指的是那6架被超视距导弹击落的米格战机。
这一见解并不是要以制地权取代制空权，而是要强调一切制空权都始于地面，因为所有的飞机都要依赖起飞平台——无论是机场还是航空母舰。特别是台岛内机场少，又主要分布于靠近大陆一线，这就使杜黑攻击鸟巢比打鸟更有效的主张得以成立。这也正是我们主张对台空军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而不是与其进行一对一空战的出发点。对这一点，美国人看得也很清楚。兰德公司在向台湾方面献计献策时，第一条就是提醒台空军保护好他们的空军基地，使其“始终保持作战能力”。这反过来也向我们提示了什么部位是台湾的软肋，有助于我对攻击目标的选择。在这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时时保持清醒的战略意识，包括科索沃战争中的盟军司令克拉克，在选择空中打击的目标时，以其陆军式的外行和短视，把目光盯在了如何消灭南联盟军队的装甲车上；倒是其空军司令肖特将军深谙空军作战的战略价值，他不屑于把北约的空中力量分散到无足轻重的小目标上。而是集中于打击“对敌人有着极其重要影响的基本的战略、经济甚至情感资源，……严重瓦解敌人的意志和战斗力。”这对我们来说不无启示意义。
国家战略决定主战方向，作战目标决定主战方式，主战方式决定主战军种。在一场从手段、从效果、从代价上看，“非接触作战”都大大优于接触性作战的战争中，空军的强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为自己提出的“首战用我、全程用我”的口号，也只有在这一强项被充分发挥时，才开始具有实质意义。
关于“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
在武器的选择上，合理比节约更重要。浪费固不可取，但盲目地削减开支同样不是省钱办法。合理的选择武器，都是用较少经费谋求较好装备的最佳途径。所谓合理，就是先要弄清楚对什么样的敌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打什么样的仗。知道了这些，就等于知道了需要什么武器。
世纪末无大战，世纪初似乎也不大可能有大战。尤其是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这使我们有机会有可能把主要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应付局部的、紧迫的威胁上来。对于军费并不宽裕的我军，这是所能指望到的最有利的外部条件了，剩下的，就要看我们在“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方面，是否能显示出足够的精明。因为即使是每年军费近3000亿美元的美军，也同样不敢没来由的大把花钱，而是力图根据敌人性质与威胁特征来决定武器的发展和采购。只是由于其树敌太多，对武器系统适应性的要求随着敌人的增加而扩大，结果丧失了武器性能的指向性，不得不以普适的要求去发展价格昂贵的“全频谱”武器。
总想突出重点却又总是分散力量，不是美军独有的尴尬。在总体装备规模上贪大，在单件武器性能上求全，为有备无患而不计成本，几乎是各国军队的共性。在技术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这一趋势已日益成为各国军费开支的难以承受之重。台空军从美法购入200架第三代战机，既超出了本岛防卫的需要，又不足以构成对大陆空军的优势，反使其在军费使用上背起了沉重的包袱。这就是武器装备选择不当的典型事例。
对我空军来说，装备什么武器应以满足主战需要为原则。如果我们确定以空中打击战役为主战方式，那就应该集中力量装备空袭兵器，而不能同时还想在空战或防空武器方面有过多的兼顾。那种在每一只碗里都撒胡椒面的做法，是优化装备的大忌。
作战是最没有模式可循的行动。因此对不同类型的空袭作战，我们只能区别把握。美空军的空袭是全球到达式的战略性打击，所以它对飞行平台的航程和隐身性能有很高的要求；而我们的空袭基本上是局部范围的战役打击，如对台作战，不过200来公里的战役纵深，对飞行平台的性能要求显然不及美军，但在对弹药性能的要求上，却应努力向美军看齐。因为在现代空袭作战中，与拥有精良的作战飞机相比，更重要的是拥有足够的精确弹药和投掷精确弹药的能力。B－2飞机无疑比B－52要先进得多，但它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战略空防上。若从目前两者均用于战役轰炸的效果看，B－2与加装了新电子设备的B－52相比，未见有两者身价那么悬殊的优势。能够佐证这一点的另一论据是，弹药技术的研发周期比飞机的周期要短，弹药作战效能的提高也比飞机要快，从经费的投入上还更节约。据有关专家测算，武器精度提高1，杀伤力就提高8，其与普通弹药的费效比是1：12。既如此，何乐而不为？
这个道理决定了眼下我快速提高战役打击能力的途径，主要应靠发展和改进弹药而不是靠引进和制造新型飞机来实现。这样说，绝没有贬低飞行平台在作战中重要性的意思，如果既有性能良好的飞机，又有性能同样优良的弹药，当然能使我空军如虎添翼，但任何性能的增加都意味成本的增加，优良性能的叠加，就可能使这只“飞虎”的身价，高到我目前无法承受的程度。两相比较，我们只能说，对经费有限的中国空军的现状而言，弹比机更重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无论是对机还是对弹的选择，应该依据何种标准？是求“够用”，还是求“最好”？这个总是一点不比“弹——机之争”更简单。在马岛战争前，英国军方已就出售它老掉牙的“火神”轰炸机与博物馆谈价钱。战事一起，“火神”重上战场，经改装弹仓和空中受油管后，竟化腐朽为神奇，一下子变成了整个战役重要突击力量。曾被我空军击落过多架的U－2飞机，也算得上是老态龙钟了。但美国人为它加装了新的电子设备后，老树再绽新花，直到最近的科索沃战争中，仍能够继续扮演良好的情报、监视与侦察平台的角色。通过加装设备以提高和改变武器性能的做法，不仅对性能复杂的飞机有成效，而且对结构单一的弹药也同样有效。美国在科索沃使用的部分由卫星系统制导“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防区外攻击弹药”，只是在常规航空炸弹上加装一个2万美元左右的全球定位器，便使它成为可接受全球定位卫星引导的高精度炸弹。现在，尝到甜头的美国人，又准备投资24亿美元，再改造9万枚炸弹以充实其精确弹药库。据说法国人也已开始学习这一做法，着手对其老旧的普通炸弹进行精确化改造。这些例子说明，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已经过时、起码算不上“最好”的武器，只要经过合理化改装，就能“够用”于现代空中作战的最新需要。
有鉴于此，我宜马上着手，加速对现存航空弹药进行精确化改造，其中也包括对老式飞机的用途改造。如可考虑将海军的“海鹰”系列导弹，改进加装在轰－6飞机上，使其具备原本没有的中近程空对舰、空对地打击能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武器和战法的创新使用不光是要考虑一个新字，还应考虑费效比。如用第三代战机打巡航导弹是一种大胆创新，但成本似乎太高，且当数百枚巡航导弹像蝗虫般飞来时，以我数量有限的现代战机，很难避免一密而百疏的结果。在这方面，似应借鉴美军用波音747－400加装激光炮作为反导平台的思路，研制留空时间更长且相对造价便宜的飞艇或改装现有运输机，充当打巡航导弹的武器平台。类似思路也许是一条使我空军在较短时间内，低成本，高效能地提升战役打击能力的捷径。
当然，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绝不仅只是个改进旧弹药的事。只要条件具备，经费允许，更应注重也更应鼓励的，是研制开发更合需要的新武器。如海湾战争中美军为摧毁伊军地下坚固目标专门制造的深钻炸弹，又如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为减少攻击目标时附带杀伤而使用的石墨炸弹，再如专为突破严密空防而设计的“防区外联合攻击弹药”，对这些同样适合于对台作战的战争“新宠”，包括其它能满足特定战场需要的武器，均可采用“订单式设计”的办法，提前向有关部门订制。
趋势表明，主要是武器弹药的改进，而不是飞机性能的改进，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导弹对航炮的取代，是空战史上弹药使用的飞跃，也使空中格斗式的空战变得越来越罕见，越来越古典，越来越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结论已一再被近20年来的现代空战所证实。在马岛战争中，英军“海鹞”式飞机击落的31架阿根廷飞机中，除有24架被“响尾蛇”导弹击落外，尚有7架被航炮击落。而到海湾战争时，伊拉克被击落的38架飞机中，只有2架毁于航炮，其它36架均为导弹所击落，并且70%是被“麻雀”AIM－7M导弹在超视距情况下摧毁。超视距空战正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空战样式，这一趋势已日益如晴空般明朗。倘若此时还要把我有限的空中资源，投放到提高歼击机格斗的性能上去，显然不明智。
必须承认，现实中的中国空军，从作战思想到实战能力，都只是一支适于空——空和地——空防卫作战的战术空军。就此意义上说，数十年无大战，对国家是一件幸事，对空军的发展则可能是一种不幸。因为它固化了我以防为主的战术空军型态，把一支空军变成了事实上的防空军，且时至今日都未能跳出这一窠臼。我们理解，江主席对空军提出的向“攻防兼备”转型的要求，所要转的就是这个“型”。告别战术空军，是我们走向转型的起点。而转型是为了建设一支符合中国国家战略、拥有战略打击能力、能独立或联合进行空中作战的现代化大国空军。这一目标对于空军是一种战略级的要求，而从战术空军向战略空军的转变，不可能在一夜间完成，这中间有一个无法越过的过渡带，那就是——战役空军。在我们还不能马上拥有空中战略打击能力的情况下，具备一定规模的空中战役打击能力，当可应付我国目前正在面临的紧迫威胁。因此，建设一支综合战力暂低于战略空军却远高于战术空军的战役空军，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是我战略转型的首期目标。
一支规模虽大但作战能力只停留在战术水平的空军，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空中战役，这是战史给我们的教诲。在名声上虽不及米切尔那么显赫，对现代空军作战的见解却更胜一筹的塞尔维斯基，在其所著《空军力量制胜论》一书中，对这一点进行了充分论证。他的论据是，德国空军发动不列颠战役时，已是一支规模不小的独立军种，但其装备和作战思想都只适用于战术支援作战，因此“在对敌方空军和众多地面目标进行一场地地道道的空中突击时，变得毫无用处”。结果，众所周知，德国人输掉了不列颠战役。
衡量战役空军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具备控制战区和影响战局的整体作战能力，这种能力同时也就是非战时期对潜在敌国的局部威慑力。战役空军在作战规模上，以实施空中战役为上限；在作战目标上，以战区内敌战略重点为对象；在作战样式上，以更带进攻色彩的空袭和电子战为主项；在作战手段上，则更注重现有手段的多样化组合。尽管战役空军所承担的基本任务是局部的和有限的，但它追求的效果是以局部左右全局，以战役（包括战斗）对整个战争产生战略性影响。与战术空军相比，战役空军显然更符合“攻防兼备”的发展方向，也更适应“威慑－打击”的战略需要。
我们以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战役空军，应从以下8个方面着手：
1、重构理论：
由于没有直接参战，我们应拿出比当事国更认真的态度，去总结别国空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马岛战争、海湾战争、拉索沃战争和美军空袭格林纳达、利比亚的行动，从理论上给以深层探索。因为在这方面，包括美国在内都没有非常成型的空军战役理论总结出来（只有沃登上校《空中战役》一书，勾画出了美式空军战役的雏型，并在海湾战争进行了成功尝试）。旁观者清，它山之石恰可以成为我们更新自身理论的镜鉴。眼下，世界空战样式的迅速演变，现实威胁对我提出的严峻课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创新，精确设计，尽快拿出适合我空军作战使用的“空中战役理论”。使空军的战略转型，真正获得理论上的支撑。
2、汰选装备：
对装备的汰换遴选，必须以空军所承担的具体作战任务为基准，以提高“威慑－打击”能力为尺度，增优补新，裁冗删废。目前我空军以歼击机为主战平台，已不能满足战役空军作战行动的需要。若要组织实施以空袭为主的空中战役，空军就须以空袭兵器为主战装备。为此，应加大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在总体编制中的比重，并在人员与资源配置上对轰炸机部队给以较大幅度的倾斜，使之在达到一定规模的同时，装备质量亦有显著提升，应主要是能投射巡航导弹和精确弹药、具有电子对抗能力、全天候作战的飞行平台。
3、整合编制：
空军的编制体制，应从上至下都根据空军战略的要求和战役空军的格局，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首先，将比照陆军战区划分的军区空军体制，转变为以职能划分的空军二级司令部（此点将在后面详加论述）；第二，改变以歼击航空兵师为主干的现行编制，将部分歼击师改装成战斗轰炸机部队，尽快提高空袭兵力的编配比例；第三，参照美空军“远征部队”做法，尝试编成若干个不同机种混编的作战部队，摸索出空中突击集群的合理编配结构。
4、变革指挥：
我空军目前的作战，师以下基本上是塔台指挥，指挥所的作用也主要是引导空战，这样的指挥方式不可能超出战术战斗级别。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情况看，组织实施现代空中战役的要害，已经主要不是考验司令官个人的战场指挥艺术，而是要看整个的计划、协调和控制系统，怎样有效地按程序使用兵力，去实现“空中任务指令”。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对空战指挥的传统理解，学会按程序控制作战和协调部队，培养出一代真正懂得空中战役的指挥官。
5、更新训练：
空中格斗训练是空军航空兵最基本的作战养成方式，但它却不是提高作战能力的唯一方式。根据空军已经和即将承担的任务，显然，我们更需要的是加强空袭训练和联合作战训练。而所有这些训练，都必须以实施空中战役为背景，并且还要特别强调夜战训练。因为最近的几次局部战争表明，随着技术条件的成熟，美空军越来越偏爱夜间进攻，意在利用技术优势，对不具备夜战能力的敌军实施一边倒的打击。敌之强项，恰是我之弱项。应对之策，别无它法，除尽可能在武器装备上缩小差距外，恐怕更多的是要想方设法，改进我们目前已然过时的训练模式，建立起一套崭新的适应未来空战特别是空中战役的训练体系。
6、集约保障：
未来空中作战是体系的对抗，未来的作战保障也就是体系的保障。因此，必须把与空中作战相关的情报、通信、领航、气象、电子对抗、工程维护和抢修等诸方面的保障，变成一个被信息技术充分处理过的集约化系统，以提高其整体效能。而这个系统，应该在场站基地化的基础上实现。
7、强化兵演：
从“空地一体战”理论开始，美军的许多新战法都出自“作战实验室”。现代虚拟和仿真技术，可以在相当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训练培养部队的作战能力。虽然实兵演习的功能仍然培养不可替代，但作战实验室的作用已愈见优势。与以往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同，现在将可能在作战实验室中学习到战争。与实践出真知并行的口号是：实验出新知。不仅自然科学如此，军事科学也开始如此。在和平时期，一个作战实验室的功用绝不亚于建立一支实兵的“蓝军”部队，但肯定事半功倍。这方面同样是我空军的弱项，甚至可说是空白。为迅速提高我空军的战役作战水平，起码在可能实施的对台作战之前，组建起一个由空军主管作战首长挂帅的综合性“空军作战实验中心”，是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
8、改进战法：
将“空军作战实验室”中获得的成果，直接转化为既适合我空军现状、又有利未来作战的新战法，使我从久已习惯的战术空战和战术空袭的套路中跳出来，自觉进入战役空战和战役空袭的层面。最终使战役空军从编制体制、武器装备、人员训练到作战思想全面成型。
关于“主战方向与主战方式”
如不出现其它意外突发性事件，对台军事行动，无疑将是空军近未来作战的主要方向。 灯赢罂′
但兵者国之大事，对台斗争动用武力的门槛，肯定不会像局外人所理解的那么低。即使开战，其目标也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不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胜利。为统一而动武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所以，对台作战注定要遵循政治高于军事，军事服从政治的大前提、大原则。
我们必须明白，对台作战是有限目标的作战，即以军事手段打击台独势力，目的是以打求变，迫使台当局歧路而返，回到政治解决统一问题的道路上来。同时，还要精心控制战局的发展，尽量不给美国及西方势力借口干预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得师出有名、短促迅猛、收放自如，也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很显然，要收到如此上佳的作战效果，除了采用美、以空军在中东上空屡试不爽的“外科手术式空中打击”，其它方式都很难奏效。因为这是唯一不拖泥带水，又能反复使用的手段；也是诸种对台方案中，于我损失最小、收效最大、使台军防不胜防因而威慑效果最好的作战样式。此法如在对台作战中移用，也恰能展我空军之所长。
因此，即使单从作战效果考虑，我空军也必须力争成为对台作战的主战军种。
根据台岛内三军部署情况，美日海空军近在咫尺的现实，以及我“以打求变”的战略目标等因素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对台作战如采用海上封锁、攻打外岛、渡海登陆等方案和样式均不理想。
理由如下：
海上封锁——其本意应是在避战的前提下达成使台屈服的目的，但依我现有实力，很难将事态控制在此目标区内。一旦美舰队（极有可能是美日澳海军联手）以施行“人道主义援助”之名介入，就将使我陷入既不能打又封不住的困境，除非我不惜与美一战，而这显然又违背了封锁的初衷；
攻打外岛——此举既背上了对台动武之名，又未必能收震撼“台独”之效，反可能促使台当局进一步与大陆脱离近距地缘接触（台军从太平岛撤防即已有此迹象），亦使美国有借口有时间正式插手台独，成为加速台独的催生素；
渡海登陆——此为实施难度最大的作战样式。面对经营了数十年反登陆准备的台军，即或不考虑美日海空军介入的因素，如采用陈旧过时的“诺曼底方式”登陆作战，其代价必将极其高昂。因为，1、我现有之跨海投送能力尚不及二战时的盟军；2、台面对我方向之防御能力强于德军的“大西洋壁垒”；3、台湾海峡宽于英吉利海峡。仅以上三个因素就足以使渡海登陆作战很难奏效。
单从效果看，如确需进行登陆作战，也不必非“诺曼底”一种思路。采用更为先进也更为有效的“布拉格方式”或“格林纳达方式”，对台实施垂直登陆，应比前者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代价也更小。但从我现有装备及投送能力来看，尚不完全具备此类型作战的实力。
但这些还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渡海攻台，主要不是能不能打下的问题，而是打下后怎么办？打下台湾并不等于解决了台湾问题，而只应看作是问题的开始。让数十万大军在有着2000多万人口的陌生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下长期驻守，风险难测，搞不好就会深陷泥沼。况且，美军极有可能在我实施登陆之时或成功登岛之后，派出数支航母特混编队，以其优势海空力量遮断海峡，断我登岛部队后路，重演一幕更大规模的“金门战役”。对这一可能前景，我必须预有顾虑。
以上分析只是对几种热门方案的可行性做出评估，而不是要否定对台作战在军事上的可行性。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选择恰当的对台作战方式，在军事上取胜台军是完全做得到的。必须看到，我取胜台军的因素主要不是双方在军事实力对比上孰优孰劣，而在于对手本身无法改变的致使缺陷，即在地缘上与大陆过于接近、在地理站缺少战略纵深，这两点决定了台湾与大陆在军事上根本没有可比性，也决定了不管他买多少架第三代战机，多少艘“宙斯盾”战舰，都无法真正成为大陆的对手。因为在现实的地缘地理态势中，台军基本不可能有效地抵御我对其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其在飞机质量上所占的有限优势也就无从发挥，无法从我手中夺走局部制空权。
该打击方式是集中使用导弹、飞机、潜艇、直升机（必要时包括特种部队登岛破袭）同时突击台所有机场、军港及主要指挥、通讯、防空系统等军事目标及全岛电力系统，务求一战瘫痪台空、海军力量（可参照以色列空军在“六日战争”中对埃及空军的打击方式），使之与我的军事对抗失其所恃。打击时间应控制在数小时至数天以内，并尽可能减少台民众伤亡，一俟目标达成，即行停止攻击。此战法在军事上较为可行，在心理上亦可造成震撼，在政治目的未达时还可反复使用，并能在两次打击的间隙给台当局及民众留出转变态度的余地。
如我空军选择这一方式对台作战，就必须在主战方式上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把空袭——大规模的空对地打击，而不是空战――无论何种规模的空中格斗，变成战役空军的基本作战样式。这应被视作我由战术空军向战役空军转变的开端。即转变那种将空中格斗夺取制空权当作第一要义的信条，把空对地打击，以削弱削减敌战略力量作为空军作战的首要目标。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空军有100余架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只有6架在空中被击落，而且都是被中距导弹在视距外击落。美国空军认为，夺取制空权最有效的办法是实施空中进攻战役。显然，美国人所说的空中进攻战役，不会指的是那6架被超视距导弹击落的米格战机。
这一见解并不是要以制地权取代制空权，而是要强调一切制空权都始于地面，因为所有的飞机都要依赖起飞平台——无论是机场还是航空母舰。特别是台岛内机场少，又主要分布于靠近大陆一线，这就使杜黑攻击鸟巢比打鸟更有效的主张得以成立。这也正是我们主张对台空军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而不是与其进行一对一空战的出发点。对这一点，美国人看得也很清楚。兰德公司在向台湾方面献计献策时，第一条就是提醒台空军保护好他们的空军基地，使其“始终保持作战能力”。这反过来也向我们提示了什么部位是台湾的软肋，有助于我对攻击目标的选择。在这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时时保持清醒的战略意识，包括科索沃战争中的盟军司令克拉克，在选择空中打击的目标时，以其陆军式的外行和短视，把目光盯在了如何消灭南联盟军队的装甲车上；倒是其空军司令肖特将军深谙空军作战的战略价值，他不屑于把北约的空中力量分散到无足轻重的小目标上。而是集中于打击“对敌人有着极其重要影响的基本的战略、经济甚至情感资源，……严重瓦解敌人的意志和战斗力。”这对我们来说不无启示意义。
国家战略决定主战方向，作战目标决定主战方式，主战方式决定主战军种。在一场从手段、从效果、从代价上看，“非接触作战”都大大优于接触性作战的战争中，空军的强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为自己提出的“首战用我、全程用我”的口号，也只有在这一强项被充分发挥时，才开始具有实质意义。
关于“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
在武器的选择上，合理比节约更重要。浪费固不可取，但盲目地削减开支同样不是省钱办法。合理的选择武器，都是用较少经费谋求较好装备的最佳途径。所谓合理，就是先要弄清楚对什么样的敌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打什么样的仗。知道了这些，就等于知道了需要什么武器。
世纪末无大战，世纪初似乎也不大可能有大战。尤其是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这使我们有机会有可能把主要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应付局部的、紧迫的威胁上来。对于军费并不宽裕的我军，这是所能指望到的最有利的外部条件了，剩下的，就要看我们在“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方面，是否能显示出足够的精明。因为即使是每年军费近3000亿美元的美军，也同样不敢没来由的大把花钱，而是力图根据敌人性质与威胁特征来决定武器的发展和采购。只是由于其树敌太多，对武器系统适应性的要求随着敌人的增加而扩大，结果丧失了武器性能的指向性，不得不以普适的要求去发展价格昂贵的“全频谱”武器。
总想突出重点却又总是分散力量，不是美军独有的尴尬。在总体装备规模上贪大，在单件武器性能上求全，为有备无患而不计成本，几乎是各国军队的共性。在技术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这一趋势已日益成为各国军费开支的难以承受之重。台空军从美法购入200架第三代战机，既超出了本岛防卫的需要，又不足以构成对大陆空军的优势，反使其在军费使用上背起了沉重的包袱。这就是武器装备选择不当的典型事例。
对我空军来说，装备什么武器应以满足主战需要为原则。如果我们确定以空中打击战役为主战方式，那就应该集中力量装备空袭兵器，而不能同时还想在空战或防空武器方面有过多的兼顾。那种在每一只碗里都撒胡椒面的做法，是优化装备的大忌。
作战是最没有模式可循的行动。因此对不同类型的空袭作战，我们只能区别把握。美空军的空袭是全球到达式的战略性打击，所以它对飞行平台的航程和隐身性能有很高的要求；而我们的空袭基本上是局部范围的战役打击，如对台作战，不过200来公里的战役纵深，对飞行平台的性能要求显然不及美军，但在对弹药性能的要求上，却应努力向美军看齐。因为在现代空袭作战中，与拥有精良的作战飞机相比，更重要的是拥有足够的精确弹药和投掷精确弹药的能力。B－2飞机无疑比B－52要先进得多，但它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战略空防上。若从目前两者均用于战役轰炸的效果看，B－2与加装了新电子设备的B－52相比，未见有两者身价那么悬殊的优势。能够佐证这一点的另一论据是，弹药技术的研发周期比飞机的周期要短，弹药作战效能的提高也比飞机要快，从经费的投入上还更节约。据有关专家测算，武器精度提高1，杀伤力就提高8，其与普通弹药的费效比是1：12。既如此，何乐而不为？
这个道理决定了眼下我快速提高战役打击能力的途径，主要应靠发展和改进弹药而不是靠引进和制造新型飞机来实现。这样说，绝没有贬低飞行平台在作战中重要性的意思，如果既有性能良好的飞机，又有性能同样优良的弹药，当然能使我空军如虎添翼，但任何性能的增加都意味成本的增加，优良性能的叠加，就可能使这只“飞虎”的身价，高到我目前无法承受的程度。两相比较，我们只能说，对经费有限的中国空军的现状而言，弹比机更重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无论是对机还是对弹的选择，应该依据何种标准？是求“够用”，还是求“最好”？这个总是一点不比“弹——机之争”更简单。在马岛战争前，英国军方已就出售它老掉牙的“火神”轰炸机与博物馆谈价钱。战事一起，“火神”重上战场，经改装弹仓和空中受油管后，竟化腐朽为神奇，一下子变成了整个战役重要突击力量。曾被我空军击落过多架的U－2飞机，也算得上是老态龙钟了。但美国人为它加装了新的电子设备后，老树再绽新花，直到最近的科索沃战争中，仍能够继续扮演良好的情报、监视与侦察平台的角色。通过加装设备以提高和改变武器性能的做法，不仅对性能复杂的飞机有成效，而且对结构单一的弹药也同样有效。美国在科索沃使用的部分由卫星系统制导“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防区外攻击弹药”，只是在常规航空炸弹上加装一个2万美元左右的全球定位器，便使它成为可接受全球定位卫星引导的高精度炸弹。现在，尝到甜头的美国人，又准备投资24亿美元，再改造9万枚炸弹以充实其精确弹药库。据说法国人也已开始学习这一做法，着手对其老旧的普通炸弹进行精确化改造。这些例子说明，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已经过时、起码算不上“最好”的武器，只要经过合理化改装，就能“够用”于现代空中作战的最新需要。
有鉴于此，我宜马上着手，加速对现存航空弹药进行精确化改造，其中也包括对老式飞机的用途改造。如可考虑将海军的“海鹰”系列导弹，改进加装在轰－6飞机上，使其具备原本没有的中近程空对舰、空对地打击能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武器和战法的创新使用不光是要考虑一个新字，还应考虑费效比。如用第三代战机打巡航导弹是一种大胆创新，但成本似乎太高，且当数百枚巡航导弹像蝗虫般飞来时，以我数量有限的现代战机，很难避免一密而百疏的结果。在这方面，似应借鉴美军用波音747－400加装激光炮作为反导平台的思路，研制留空时间更长且相对造价便宜的飞艇或改装现有运输机，充当打巡航导弹的武器平台。类似思路也许是一条使我空军在较短时间内，低成本，高效能地提升战役打击能力的捷径。
当然，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绝不仅只是个改进旧弹药的事。只要条件具备，经费允许，更应注重也更应鼓励的，是研制开发更合需要的新武器。如海湾战争中美军为摧毁伊军地下坚固目标专门制造的深钻炸弹，又如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为减少攻击目标时附带杀伤而使用的石墨炸弹，再如专为突破严密空防而设计的“防区外联合攻击弹药”，对这些同样适合于对台作战的战争“新宠”，包括其它能满足特定战场需要的武器，均可采用“订单式设计”的办法，提前向有关部门订制。
趋势表明，主要是武器弹药的改进，而不是飞机性能的改进，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导弹对航炮的取代，是空战史上弹药使用的飞跃，也使空中格斗式的空战变得越来越罕见，越来越古典，越来越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结论已一再被近20年来的现代空战所证实。在马岛战争中，英军“海鹞”式飞机击落的31架阿根廷飞机中，除有24架被“响尾蛇”导弹击落外，尚有7架被航炮击落。而到海湾战争时，伊拉克被击落的38架飞机中，只有2架毁于航炮，其它36架均为导弹所击落，并且70%是被“麻雀”AIM－7M导弹在超视距情况下摧毁。超视距空战正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空战样式，这一趋势已日益如晴空般明朗。倘若此时还要把我有限的空中资源，投放到提高歼击机格斗的性能上去，显然不明智。
绝好文章，即有冷静的思考，也有完善的应对；既有现实的不足，也有发展的思路。
刘亚州童子不是已经是副司令了吗？怎么还像以前一样？
很久之前的东西了吧，不过对我们了解人民空军有很大帮助的，谢谢lz
刘亚洲[1]，男，汉族，1952年10月19日生，安徽宿县人，浙江宁波出生，197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参加工作，武汉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空军中将军衔。
196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陆军第63师步兵187团8连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团报道组报道员。
1972年在武汉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在民航北京管理局（首都机场）宣传处工作。
1979年任空军政治部联络部1处干事。
1984年底任中国作协理事。
1986年任空军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创作室副团职创作员。
1986年5月－1987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1987年回国后立3等功，任正团职创作员。
1988年8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政治部副师职干事。
1990年8月任总参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政委、党委书记。
1993年l月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1997年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2002年1月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
2003年12月任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2009年12月任国防大学政委[2]。
在中共十七大大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88年8月被授予空军上校军衔。1993年晋升为空军大校军衔。1996年6月晋升为空军少将军衔。2003年晋升为空军中将军衔。
196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陆军第63师步兵187团8连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团报道组报道员。
1972年在武汉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在民航北京管理局（首都机场）宣传处工作。
1979年任空军政治部联络部1处干事。
1984年底任中国作协理事。
1986年任空军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创作室副团职创作员。
1986年5月－1987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1987年回国后立3等功，任正团职创作员。
1988年8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政治部副师职干事。
1990年8月任总参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政委、党委书记。
1993年l月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1997年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2002年1月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
2003年12月任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2009年12月任国防大学政委[2]。
在中共十七大大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88年8月被授予空军上校军衔。1993年晋升为空军大校军衔。1996年6月晋升为空军少将军衔。2003年晋升为空军中将军衔。
原中国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履任新职，日内走马上任中国国防大学政委。
可以想见，作为一名长期在军中却又超越纯粹军事视野的“文胆”，长期在“空军” 却又超越狭义防空布局的具全球谋略的军事战略家，刘亚洲出掌中国最高军事学府，这对国防大学，对刘亚洲本人，都非常值得期待。
空军本质的“四个最”
12月15日，刚读完刘亚洲以空军副政委身份撰就的最后一篇雄文，名为《百岁空军：中国需要建立一支进攻型空军》，文章引经据典从历史着手，更着眼于实战，探讨百年空军发展史中中国空军的定位。这篇文章在诸多空军战略思考中，可谓份量沉甸甸。
我对此文有兴趣，却不止在此。
兴趣盎然所在，即是他从更高层面探讨“空军的本质”。
很少有人探讨这个话题。实战中的诸多将领，或是身有体会，未有思考行文。军中的文胆，或又多从实战中的战略出发，甚少从哲学的层面，思考这个最简单、又最复杂、最理论、又最实战的问题。
这四个最，一直萦绕我心。
当今世界，以美丽的“地球村”形容，但面对的现实仍如此残酷，茫茫大海未相连，海军难捭阖;全球大陆各一片，陆军难纵横。就是我最关注的钓鱼岛，海军、陆军的震慑性投射也非易事。200年前，沈复随使琉球目击钓岛祭祀妈祖，写下“见钓鱼台，形如笔架……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
200年后，记载此情此景的《浮生六记》佚文《海国记》浮出水面，钓鱼岛再添归属中国的一条新史实，而钓鱼岛1岛、9屿、172礁岩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未减，中国的海燕还是那存在在历史中的家燕，觊觎者已然在冲击着中国的咽喉门户，他们不惧怕历史（道德与历史面对的现实的国际社会如此残酷），不惧怕陆军，甚至海军，但我知道，他们惧怕能协同陆海两域的空军，我期待中的投射震慑力量的雄鹰尚未起飞。
期待雄鹰起飞
今年正值空军建军六十周年，通过参观空军六十年武器装备静态展、新扩建的中国航空博物馆、专访中航工业总经理林左鸣、空军装备部魏钢将军，让我对空军的实力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有了更深的感慨与感悟。
我的理解中，中航工业的本质，不是制造飞机，而是在主权战略资源范畴内制造综合国力。它的本质是主权范畴内的综合国力提供商。
中国空军的本质，不是驾驶战机，而是在国际主权冲撞的范畴中投射综合国力。它的本质是在各大国主权版块的冲撞中，投射中国主权的震慑力量。
这个在国际冲撞中的中国最高震慑力量，是综合国力的最高体现。
当我读到中国国防报上刊载的刘亚洲这篇文章，他对空军本质的思考，廖廖几笔，却已是点出空军军魂、空军的要旨所在。这在哲学层面上的思考，更引人入胜。
刘亚洲在文章中说：“从长远看，只有建立一支进攻型空军，才能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适应，也才可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和平发展。这不仅是对空军本质的认识，也是对国家本质的认识。”
超越杜黑的梦想
关注刘亚洲已久。尤其是数年前，结识军中年青的战略学者、空军校官戴旭，相谈中戴旭开门见山对刘亚洲战略思想的介绍，令我深深领略了新一代领将的国际韬略，更让我这两年持续跟踪刘亚洲将军的各类文章。
我有时在想，他就是中国空军的杜黑，甚至是军中的杜黑。
这是我的期待。
杜黑，由于历史的局限，由于其志向所囿，由于军中地位，更由于当时国家层面某个时段的局限与不公，令杜黑，只能成为杜黑，空军中的杜黑。
而更多的将帅之才，站在杜黑哲学思考的底基上，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站在军事发展新技术的前沿，处在全球空天实战中，超越着杜黑，越超着空军，他们有着更深层的思考。
刘亚洲将军，就是其中一位。空军60周年前后，我原想采访他，聆闻其国际战略视野中的空军战略布局的意见，遗憾未成事。我虽从未谋面，国防大学亦未曾造访过，但他却在中国空军的历史、中国军队的历史，全球军事大格局大潮流中，发出了不可磨灭的声音，在已经开启的中国军事最高学府新征程中，必将发出更震撼的强音。
因为这是本质之声。
空军的本质，国家的本质。我想，这就是空军副政委、国防大学政委---这简单履历难以彰显的刘亚洲，终极的思考与追求。
可以想见，作为一名长期在军中却又超越纯粹军事视野的“文胆”，长期在“空军” 却又超越狭义防空布局的具全球谋略的军事战略家，刘亚洲出掌中国最高军事学府，这对国防大学，对刘亚洲本人，都非常值得期待。
空军本质的“四个最”
12月15日，刚读完刘亚洲以空军副政委身份撰就的最后一篇雄文，名为《百岁空军：中国需要建立一支进攻型空军》，文章引经据典从历史着手，更着眼于实战，探讨百年空军发展史中中国空军的定位。这篇文章在诸多空军战略思考中，可谓份量沉甸甸。
我对此文有兴趣，却不止在此。
兴趣盎然所在，即是他从更高层面探讨“空军的本质”。
很少有人探讨这个话题。实战中的诸多将领，或是身有体会，未有思考行文。军中的文胆，或又多从实战中的战略出发，甚少从哲学的层面，思考这个最简单、又最复杂、最理论、又最实战的问题。
这四个最，一直萦绕我心。
当今世界，以美丽的“地球村”形容，但面对的现实仍如此残酷，茫茫大海未相连，海军难捭阖;全球大陆各一片，陆军难纵横。就是我最关注的钓鱼岛，海军、陆军的震慑性投射也非易事。200年前，沈复随使琉球目击钓岛祭祀妈祖，写下“见钓鱼台，形如笔架……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
200年后，记载此情此景的《浮生六记》佚文《海国记》浮出水面，钓鱼岛再添归属中国的一条新史实，而钓鱼岛1岛、9屿、172礁岩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未减，中国的海燕还是那存在在历史中的家燕，觊觎者已然在冲击着中国的咽喉门户，他们不惧怕历史（道德与历史面对的现实的国际社会如此残酷），不惧怕陆军，甚至海军，但我知道，他们惧怕能协同陆海两域的空军，我期待中的投射震慑力量的雄鹰尚未起飞。
期待雄鹰起飞
今年正值空军建军六十周年，通过参观空军六十年武器装备静态展、新扩建的中国航空博物馆、专访中航工业总经理林左鸣、空军装备部魏钢将军，让我对空军的实力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有了更深的感慨与感悟。
我的理解中，中航工业的本质，不是制造飞机，而是在主权战略资源范畴内制造综合国力。它的本质是主权范畴内的综合国力提供商。
中国空军的本质，不是驾驶战机，而是在国际主权冲撞的范畴中投射综合国力。它的本质是在各大国主权版块的冲撞中，投射中国主权的震慑力量。
这个在国际冲撞中的中国最高震慑力量，是综合国力的最高体现。
当我读到中国国防报上刊载的刘亚洲这篇文章，他对空军本质的思考，廖廖几笔，却已是点出空军军魂、空军的要旨所在。这在哲学层面上的思考，更引人入胜。
刘亚洲在文章中说：“从长远看，只有建立一支进攻型空军，才能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适应，也才可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和平发展。这不仅是对空军本质的认识，也是对国家本质的认识。”
超越杜黑的梦想
关注刘亚洲已久。尤其是数年前，结识军中年青的战略学者、空军校官戴旭，相谈中戴旭开门见山对刘亚洲战略思想的介绍，令我深深领略了新一代领将的国际韬略，更让我这两年持续跟踪刘亚洲将军的各类文章。
我有时在想，他就是中国空军的杜黑，甚至是军中的杜黑。
这是我的期待。
杜黑，由于历史的局限，由于其志向所囿，由于军中地位，更由于当时国家层面某个时段的局限与不公，令杜黑，只能成为杜黑，空军中的杜黑。
而更多的将帅之才，站在杜黑哲学思考的底基上，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站在军事发展新技术的前沿，处在全球空天实战中，超越着杜黑，越超着空军，他们有着更深层的思考。
刘亚洲将军，就是其中一位。空军60周年前后，我原想采访他，聆闻其国际战略视野中的空军战略布局的意见，遗憾未成事。我虽从未谋面，国防大学亦未曾造访过，但他却在中国空军的历史、中国军队的历史，全球军事大格局大潮流中，发出了不可磨灭的声音，在已经开启的中国军事最高学府新征程中，必将发出更震撼的强音。
因为这是本质之声。
空军的本质，国家的本质。我想，这就是空军副政委、国防大学政委---这简单履历难以彰显的刘亚洲，终极的思考与追求。
說的好，但好無意義，先把太行弄成熟了吧
实现任何战略都需要人和资源，空军战略和空军发展战略的实现同样如此。我们在根据这两个战略架构转型期空军体制和寻求所需经费时，应充分考虑实现这两个战略 最低限度需要，这是空军必须争取的使自己在平时足具威慑，战时首当其冲的基本条件，也是空军作为军种存在的基本利益所在。
关于“首期目标：建构战役空军”
必须承认，现实中的中国空军，从作战思想到实战能力，都只是一支适于空——空和地——空防卫作战的战术空军。就此意义上说，数十年无大战，对国家是一件幸事，对空军的发展则可能是一种不幸。因为它固化了我以防为主的战术空军型态，把一支空军变成了事实上的防空军，且时至今日都未能跳出这一窠臼。我们理解，江主席对空军提出的向“攻防兼备”转型的要求，所要转的就是这个“型”。告别战术空军，是我们走向转型的起点。而转型是为了建设一支符合中国国家战略、拥有战略打击能力、能独立或联合进行空中作战的现代化大国空军。这一目标对于空军是一种战略级的要求，而从战术空军向战略空军的转变，不可能在一夜间完成，这中间有一个无法越过的过渡带，那就是——战役空军。在我们还不能马上拥有空中战略打击能力的情况下，具备一定规模的空中战役打击能力，当可应付我国目前正在面临的紧迫威胁。因此，建设一支综合战力暂低于战略空军却远高于战术空军的战役空军，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是我战略转型的首期目标。
一支规模虽大但作战能力只停留在战术水平的空军，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空中战役，这是战史给我们的教诲。在名声上虽不及米切尔那么显赫，对现代空军作战的见解却更胜一筹的塞尔维斯基，在其所著《空军力量制胜论》一书中，对这一点进行了充分论证。他的论据是，德国空军发动不列颠战役时，已是一支规模不小的独立军种，但其装备和作战思想都只适用于战术支援作战，因此“在对敌方空军和众多地面目标进行一场地地道道的空中突击时，变得毫无用处”。结果，众所周知，德国人输掉了不列颠战役。
衡量战役空军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具备控制战区和影响战局的整体作战能力，这种能力同时也就是非战时期对潜在敌国的局部威慑力。战役空军在作战规模上，以实施空中战役为上限；在作战目标上，以战区内敌战略重点为对象；在作战样式上，以更带进攻色彩的空袭和电子战为主项；在作战手段上，则更注重现有手段的多样化组合。尽管战役空军所承担的基本任务是局部的和有限的，但它追求的效果是以局部左右全局，以战役（包括战斗）对整个战争产生战略性影响。与战术空军相比，战役空军显然更符合“攻防兼备”的发展方向，也更适应“威慑－打击”的战略需要。
我们以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战役空军，应从以下8个方面着手：
1、重构理论：
由于没有直接参战，我们应拿出比当事国更认真的态度，去总结别国空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马岛战争、海湾战争、拉索沃战争和美军空袭格林纳达、利比亚的行动，从理论上给以深层探索。因为在这方面，包括美国在内都没有非常成型的空军战役理论总结出来（只有沃登上校《空中战役》一书，勾画出了美式空军战役的雏型，并在海湾战争进行了成功尝试）。旁观者清，它山之石恰可以成为我们更新自身理论的镜鉴。眼下，世界空战样式的迅速演变，现实威胁对我提出的严峻课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创新，精确设计，尽快拿出适合我空军作战使用的“空中战役理论”。使空军的战略转型，真正获得理论上的支撑。
2、汰选装备：
对装备的汰换遴选，必须以空军所承担的具体作战任务为基准，以提高“威慑－打击”能力为尺度，增优补新，裁冗删废。目前我空军以歼击机为主战平台，已不能满足战役空军作战行动的需要。若要组织实施以空袭为主的空中战役，空军就须以空袭兵器为主战装备。为此，应加大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在总体编制中的比重，并在人员与资源配置上对轰炸机部队给以较大幅度的倾斜，使之在达到一定规模的同时，装备质量亦有显著提升，应主要是能投射巡航导弹和精确弹药、具有电子对抗能力、全天候作战的飞行平台。
3、整合编制：
空军的编制体制，应从上至下都根据空军战略的要求和战役空军的格局，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首先，将比照陆军战区划分的军区空军体制，转变为以职能划分的空军二级司令部（此点将在后面详加论述）；第二，改变以歼击航空兵师为主干的现行编制，将部分歼击师改装成战斗轰炸机部队，尽快提高空袭兵力的编配比例；第三，参照美空军“远征部队”做法，尝试编成若干个不同机种混编的作战部队，摸索出空中突击集群的合理编配结构。
4、变革指挥：
我空军目前的作战，师以下基本上是塔台指挥，指挥所的作用也主要是引导空战，这样的指挥方式不可能超出战术战斗级别。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情况看，组织实施现代空中战役的要害，已经主要不是考验司令官个人的战场指挥艺术，而是要看整个的计划、协调和控制系统，怎样有效地按程序使用兵力，去实现“空中任务指令”。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对空战指挥的传统理解，学会按程序控制作战和协调部队，培养出一代真正懂得空中战役的指挥官。
5、更新训练：
空中格斗训练是空军航空兵最基本的作战养成方式，但它却不是提高作战能力的唯一方式。根据空军已经和即将承担的任务，显然，我们更需要的是加强空袭训练和联合作战训练。而所有这些训练，都必须以实施空中战役为背景，并且还要特别强调夜战训练。因为最近的几次局部战争表明，随着技术条件的成熟，美空军越来越偏爱夜间进攻，意在利用技术优势，对不具备夜战能力的敌军实施一边倒的打击。敌之强项，恰是我之弱项。应对之策，别无它法，除尽可能在武器装备上缩小差距外，恐怕更多的是要想方设法，改进我们目前已然过时的训练模式，建立起一套崭新的适应未来空战特别是空中战役的训练体系。
6、集约保障：
未来空中作战是体系的对抗，未来的作战保障也就是体系的保障。因此，必须把与空中作战相关的情报、通信、领航、气象、电子对抗、工程维护和抢修等诸方面的保障，变成一个被信息技术充分处理过的集约化系统，以提高其整体效能。而这个系统，应该在场站基地化的基础上实现。
7、强化兵演：
从“空地一体战”理论开始，美军的许多新战法都出自“作战实验室”。现代虚拟和仿真技术，可以在相当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训练培养部队的作战能力。虽然实兵演习的功能仍然培养不可替代，但作战实验室的作用已愈见优势。与以往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同，现在将可能在作战实验室中学习到战争。与实践出真知并行的口号是：实验出新知。不仅自然科学如此，军事科学也开始如此。在和平时期，一个作战实验室的功用绝不亚于建立一支实兵的“蓝军”部队，但肯定事半功倍。这方面同样是我空军的弱项，甚至可说是空白。为迅速提高我空军的战役作战水平，起码在可能实施的对台作战之前，组建起一个由空军主管作战首长挂帅的综合性“空军作战实验中心”，是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
8、改进战法：
将“空军作战实验室”中获得的成果，直接转化为既适合我空军现状、又有利未来作战的新战法，使我从久已习惯的战术空战和战术空袭的套路中跳出来，自觉进入战役空战和战役空袭的层面。最终使战役空军从编制体制、武器装备、人员训练到作战思想全面成型。
关于“主战方向与主战方式”
如不出现其它意外突发性事件，对台军事行动，无疑将是空军近未来作战的主要方向。 灯赢罂′
但兵者国之大事，对台斗争动用武力的门槛，肯定不会像局外人所理解的那么低。即使开战，其目标也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不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胜利。为统一而动武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所以，对台作战注定要遵循政治高于军事，军事服从政治的大前提、大原则。
我们必须明白，对台作战是有限目标的作战，即以军事手段打击台独势力，目的是以打求变，迫使台当局歧路而返，回到政治解决统一问题的道路上来。同时，还要精心控制战局的发展，尽量不给美国及西方势力借口干预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得师出有名、短促迅猛、收放自如，也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很显然，要收到如此上佳的作战效果，除了采用美、以空军在中东上空屡试不爽的“外科手术式空中打击”，其它方式都很难奏效。因为这是唯一不拖泥带水，又能反复使用的手段；也是诸种对台方案中，于我损失最小、收效最大、使台军防不胜防因而威慑效果最好的作战样式。此法如在对台作战中移用，也恰能展我空军之所长。
因此，即使单从作战效果考虑，我空军也必须力争成为对台作战的主战军种。
根据台岛内三军部署情况，美日海空军近在咫尺的现实，以及我“以打求变”的战略目标等因素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对台作战如采用海上封锁、攻打外岛、渡海登陆等方案和样式均不理想。
理由如下：
海上封锁——其本意应是在避战的前提下达成使台屈服的目的，但依我现有实力，很难将事态控制在此目标区内。一旦美舰队（极有可能是美日澳海军联手）以施行“人道主义援助”之名介入，就将使我陷入既不能打又封不住的困境，除非我不惜与美一战，而这显然又违背了封锁的初衷；
攻打外岛——此举既背上了对台动武之名，又未必能收震撼“台独”之效，反可能促使台当局进一步与大陆脱离近距地缘接触（台军从太平岛撤防即已有此迹象），亦使美国有借口有时间正式插手台独，成为加速台独的催生素；
渡海登陆——此为实施难度最大的作战样式。面对经营了数十年反登陆准备的台军，即或不考虑美日海空军介入的因素，如采用陈旧过时的“诺曼底方式”登陆作战，其代价必将极其高昂。因为，1、我现有之跨海投送能力尚不及二战时的盟军；2、台面对我方向之防御能力强于德军的“大西洋壁垒”；3、台湾海峡宽于英吉利海峡。仅以上三个因素就足以使渡海登陆作战很难奏效。
单从效果看，如确需进行登陆作战，也不必非“诺曼底”一种思路。采用更为先进也更为有效的“布拉格方式”或“格林纳达方式”，对台实施垂直登陆，应比前者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代价也更小。但从我现有装备及投送能力来看，尚不完全具备此类型作战的实力。
但这些还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渡海攻台，主要不是能不能打下的问题，而是打下后怎么办？打下台湾并不等于解决了台湾问题，而只应看作是问题的开始。让数十万大军在有着2000多万人口的陌生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下长期驻守，风险难测，搞不好就会深陷泥沼。况且，美军极有可能在我实施登陆之时或成功登岛之后，派出数支航母特混编队，以其优势海空力量遮断海峡，断我登岛部队后路，重演一幕更大规模的“金门战役”。对这一可能前景，我必须预有顾虑。
以上分析只是对几种热门方案的可行性做出评估，而不是要否定对台作战在军事上的可行性。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选择恰当的对台作战方式，在军事上取胜台军是完全做得到的。必须看到，我取胜台军的因素主要不是双方在军事实力对比上孰优孰劣，而在于对手本身无法改变的致使缺陷，即在地缘上与大陆过于接近、在地理站缺少战略纵深，这两点决定了台湾与大陆在军事上根本没有可比性，也决定了不管他买多少架第三代战机，多少艘“宙斯盾”战舰，都无法真正成为大陆的对手。因为在现实的地缘地理态势中，台军基本不可能有效地抵御我对其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其在飞机质量上所占的有限优势也就无从发挥，无法从我手中夺走局部制空权。
该打击方式是集中使用导弹、飞机、潜艇、直升机（必要时包括特种部队登岛破袭）同时突击台所有机场、军港及主要指挥、通讯、防空系统等军事目标及全岛电力系统，务求一战瘫痪台空、海军力量（可参照以色列空军在“六日战争”中对埃及空军的打击方式），使之与我的军事对抗失其所恃。打击时间应控制在数小时至数天以内，并尽可能减少台民众伤亡，一俟目标达成，即行停止攻击。此战法在军事上较为可行，在心理上亦可造成震撼，在政治目的未达时还可反复使用，并能在两次打击的间隙给台当局及民众留出转变态度的余地。
如我空军选择这一方式对台作战，就必须在主战方式上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把空袭——大规模的空对地打击，而不是空战――无论何种规模的空中格斗，变成战役空军的基本作战样式。这应被视作我由战术空军向战役空军转变的开端。即转变那种将空中格斗夺取制空权当作第一要义的信条，把空对地打击，以削弱削减敌战略力量作为空军作战的首要目标。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空军有100余架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只有6架在空中被击落，而且都是被中距导弹在视距外击落。美国空军认为，夺取制空权最有效的办法是实施空中进攻战役。显然，美国人所说的空中进攻战役，不会指的是那6架被超视距导弹击落的米格战机。
这一见解并不是要以制地权取代制空权，而是要强调一切制空权都始于地面，因为所有的飞机都要依赖起飞平台——无论是机场还是航空母舰。特别是台岛内机场少，又主要分布于靠近大陆一线，这就使杜黑攻击鸟巢比打鸟更有效的主张得以成立。这也正是我们主张对台空军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而不是与其进行一对一空战的出发点。对这一点，美国人看得也很清楚。兰德公司在向台湾方面献计献策时，第一条就是提醒台空军保护好他们的空军基地，使其“始终保持作战能力”。这反过来也向我们提示了什么部位是台湾的软肋，有助于我对攻击目标的选择。在这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时时保持清醒的战略意识，包括科索沃战争中的盟军司令克拉克，在选择空中打击的目标时，以其陆军式的外行和短视，把目光盯在了如何消灭南联盟军队的装甲车上；倒是其空军司令肖特将军深谙空军作战的战略价值，他不屑于把北约的空中力量分散到无足轻重的小目标上。而是集中于打击“对敌人有着极其重要影响的基本的战略、经济甚至情感资源，……严重瓦解敌人的意志和战斗力。”这对我们来说不无启示意义。
国家战略决定主战方向，作战目标决定主战方式，主战方式决定主战军种。在一场从手段、从效果、从代价上看，“非接触作战”都大大优于接触性作战的战争中，空军的强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为自己提出的“首战用我、全程用我”的口号，也只有在这一强项被充分发挥时，才开始具有实质意义。
关于“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
在武器的选择上，合理比节约更重要。浪费固不可取，但盲目地削减开支同样不是省钱办法。合理的选择武器，都是用较少经费谋求较好装备的最佳途径。所谓合理，就是先要弄清楚对什么样的敌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打什么样的仗。知道了这些，就等于知道了需要什么武器。
世纪末无大战，世纪初似乎也不大可能有大战。尤其是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这使我们有机会有可能把主要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应付局部的、紧迫的威胁上来。对于军费并不宽裕的我军，这是所能指望到的最有利的外部条件了，剩下的，就要看我们在“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方面，是否能显示出足够的精明。因为即使是每年军费近3000亿美元的美军，也同样不敢没来由的大把花钱，而是力图根据敌人性质与威胁特征来决定武器的发展和采购。只是由于其树敌太多，对武器系统适应性的要求随着敌人的增加而扩大，结果丧失了武器性能的指向性，不得不以普适的要求去发展价格昂贵的“全频谱”武器。
总想突出重点却又总是分散力量，不是美军独有的尴尬。在总体装备规模上贪大，在单件武器性能上求全，为有备无患而不计成本，几乎是各国军队的共性。在技术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这一趋势已日益成为各国军费开支的难以承受之重。台空军从美法购入200架第三代战机，既超出了本岛防卫的需要，又不足以构成对大陆空军的优势，反使其在军费使用上背起了沉重的包袱。这就是武器装备选择不当的典型事例。
对我空军来说，装备什么武器应以满足主战需要为原则。如果我们确定以空中打击战役为主战方式，那就应该集中力量装备空袭兵器，而不能同时还想在空战或防空武器方面有过多的兼顾。那种在每一只碗里都撒胡椒面的做法，是优化装备的大忌。
作战是最没有模式可循的行动。因此对不同类型的空袭作战，我们只能区别把握。美空军的空袭是全球到达式的战略性打击，所以它对飞行平台的航程和隐身性能有很高的要求；而我们的空袭基本上是局部范围的战役打击，如对台作战，不过200来公里的战役纵深，对飞行平台的性能要求显然不及美军，但在对弹药性能的要求上，却应努力向美军看齐。因为在现代空袭作战中，与拥有精良的作战飞机相比，更重要的是拥有足够的精确弹药和投掷精确弹药的能力。B－2飞机无疑比B－52要先进得多，但它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战略空防上。若从目前两者均用于战役轰炸的效果看，B－2与加装了新电子设备的B－52相比，未见有两者身价那么悬殊的优势。能够佐证这一点的另一论据是，弹药技术的研发周期比飞机的周期要短，弹药作战效能的提高也比飞机要快，从经费的投入上还更节约。据有关专家测算，武器精度提高1，杀伤力就提高8，其与普通弹药的费效比是1：12。既如此，何乐而不为？
这个道理决定了眼下我快速提高战役打击能力的途径，主要应靠发展和改进弹药而不是靠引进和制造新型飞机来实现。这样说，绝没有贬低飞行平台在作战中重要性的意思，如果既有性能良好的飞机，又有性能同样优良的弹药，当然能使我空军如虎添翼，但任何性能的增加都意味成本的增加，优良性能的叠加，就可能使这只“飞虎”的身价，高到我目前无法承受的程度。两相比较，我们只能说，对经费有限的中国空军的现状而言，弹比机更重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无论是对机还是对弹的选择，应该依据何种标准？是求“够用”，还是求“最好”？这个总是一点不比“弹——机之争”更简单。在马岛战争前，英国军方已就出售它老掉牙的“火神”轰炸机与博物馆谈价钱。战事一起，“火神”重上战场，经改装弹仓和空中受油管后，竟化腐朽为神奇，一下子变成了整个战役重要突击力量。曾被我空军击落过多架的U－2飞机，也算得上是老态龙钟了。但美国人为它加装了新的电子设备后，老树再绽新花，直到最近的科索沃战争中，仍能够继续扮演良好的情报、监视与侦察平台的角色。通过加装设备以提高和改变武器性能的做法，不仅对性能复杂的飞机有成效，而且对结构单一的弹药也同样有效。美国在科索沃使用的部分由卫星系统制导“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防区外攻击弹药”，只是在常规航空炸弹上加装一个2万美元左右的全球定位器，便使它成为可接受全球定位卫星引导的高精度炸弹。现在，尝到甜头的美国人，又准备投资24亿美元，再改造9万枚炸弹以充实其精确弹药库。据说法国人也已开始学习这一做法，着手对其老旧的普通炸弹进行精确化改造。这些例子说明，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已经过时、起码算不上“最好”的武器，只要经过合理化改装，就能“够用”于现代空中作战的最新需要。
有鉴于此，我宜马上着手，加速对现存航空弹药进行精确化改造，其中也包括对老式飞机的用途改造。如可考虑将海军的“海鹰”系列导弹，改进加装在轰－6飞机上，使其具备原本没有的中近程空对舰、空对地打击能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武器和战法的创新使用不光是要考虑一个新字，还应考虑费效比。如用第三代战机打巡航导弹是一种大胆创新，但成本似乎太高，且当数百枚巡航导弹像蝗虫般飞来时，以我数量有限的现代战机，很难避免一密而百疏的结果。在这方面，似应借鉴美军用波音747－400加装激光炮作为反导平台的思路，研制留空时间更长且相对造价便宜的飞艇或改装现有运输机，充当打巡航导弹的武器平台。类似思路也许是一条使我空军在较短时间内，低成本，高效能地提升战役打击能力的捷径。
当然，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绝不仅只是个改进旧弹药的事。只要条件具备，经费允许，更应注重也更应鼓励的，是研制开发更合需要的新武器。如海湾战争中美军为摧毁伊军地下坚固目标专门制造的深钻炸弹，又如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为减少攻击目标时附带杀伤而使用的石墨炸弹，再如专为突破严密空防而设计的“防区外联合攻击弹药”，对这些同样适合于对台作战的战争“新宠”，包括其它能满足特定战场需要的武器，均可采用“订单式设计”的办法，提前向有关部门订制。
趋势表明，主要是武器弹药的改进，而不是飞机性能的改进，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导弹对航炮的取代，是空战史上弹药使用的飞跃，也使空中格斗式的空战变得越来越罕见，越来越古典，越来越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结论已一再被近20年来的现代空战所证实。在马岛战争中，英军“海鹞”式飞机击落的31架阿根廷飞机中，除有24架被“响尾蛇”导弹击落外，尚有7架被航炮击落。而到海湾战争时，伊拉克被击落的38架飞机中，只有2架毁于航炮，其它36架均为导弹所击落，并且70%是被“麻雀”AIM－7M导弹在超视距情况下摧毁。超视距空战正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空战样式，这一趋势已日益如晴空般明朗。倘若此时还要把我有限的空中资源，投放到提高歼击机格斗的性能上去，显然不明智。
关于“关键在于组合”
未来的空军作战，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与其他军兵种联合作战，二是独立遂行空中打击。两种方式，都需要空军具备超出现有作战能力的实力。这一要求在眼下听上去颇有建空中楼阁的味道，但却并非通过努力特别是开动脑筋后无法做到。
超出现有实力，如何超？拿不出办法来，空喊一百遍超越也无补于事。为赶超世界先进空军，我们想过的办法不可谓不多，但大多收效甚微。许多人把原因归结于国力贫弱、经费短缺。其实空军的发展，并非全在一个“钱”字。没有钱又没有思路当然不行，有了钱没有思路同样也不行。对于处在发展阶段的我国来说，给到空军手里的“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可能充足。所以，与其在要钱上动脑子，不如在思路上下功夫。
我们做一件事情，如果能全面创新，当然最好。但最好往往最难做到。不得已而为之，只能求次好。组合，就是最能实现次好目标的手段。创新空军，别的不谈，仅装备一项，就需要充足的经费、领先的技术、雄厚的工业基础。美国人可以做到，前苏联也想做到，结果把一个超级大国拼了个倾家荡产。我们无须掂量自己的家底，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我们只能立足中国空军的现实：经费有限，装备老旧，技术落后，外加少量彼此间不配套但尚属先进的武器平台及弹药。在这样的基础上谈创新，就不如谈组合来得更实际，更有可操作性。
以组合求次好，虽不能实现我超越世界先进空军的目标，但却是缩小同他们的差距，使我尽快获得与之抗衡能力的首选途径。空军是一个技术综合性很强的军种，它就像一架飞机一样，从里到外都充满了与各种技术、各种系统、各种方法进行组合的接口，同时也就充满了实现各种组合的可能。尽管我们几乎没有一种手段是明显的强项，但组合可以使我们以强补弱、接短为长，把许多弱项中的点滴优势集合起来，变成一个整体的强。也就是集众短为一长，集众弱为一强。
西方先进的空军武器系统，其特点是集各种高新技术于一个平台，这是典型的以质量求效果的做法。长处是一机多能，优势集中；短处是代价高昂，风险也集中。在日渐严苛的战场条件下，把优势和风险集中于一个平台之上，意味着各自的机会参半，赢会赢得痛快，输也输得惨重。科索沃战争中，F－117风头甚健，集各种优势于一身，用于空中打击确有威力，但一旦被击落，损失之巨，影响之大，至今让美国人隐痛难消。这种富豪式的研发和使用武器的做法，我们学不起，也不该学。但既然要以这样敌人为对手，就要找出适合自己，又能克敌的办法。这个办法只能是针对西方思路的反思路：要集中优势，也要分散风险。
说具体些，就是充分依托信息技术，对若干造价低廉的武器平台和弹药进行功能组合，以其功能的集中形成集束优势，因其部署的分散而降低风险。从而获得一种以集约化低（技术）平台对抗集优化高（技术）平台的能力，彻底摆脱低平台＋弱弹药的次优化兵器台阶，缩小与西方空军高平台＋强弹药的最优化兵器之间的差距。实现以落后的武器打一场先进的战争。
集约化后的低平台＋强弹药，这应是以劣胜优的武器发展思路。立足现实，我也只能据此思路来奠定以劣胜优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一基础，以劣胜优就是一句空话。但仅有基础还不够。中国空军的以劣胜优，必须通过在所有方向、所有层面上的扬长避短、优化组合去实现。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支组合式空军。
关于“首期目标：建构战役空军”
必须承认，现实中的中国空军，从作战思想到实战能力，都只是一支适于空——空和地——空防卫作战的战术空军。就此意义上说，数十年无大战，对国家是一件幸事，对空军的发展则可能是一种不幸。因为它固化了我以防为主的战术空军型态，把一支空军变成了事实上的防空军，且时至今日都未能跳出这一窠臼。我们理解，江主席对空军提出的向“攻防兼备”转型的要求，所要转的就是这个“型”。告别战术空军，是我们走向转型的起点。而转型是为了建设一支符合中国国家战略、拥有战略打击能力、能独立或联合进行空中作战的现代化大国空军。这一目标对于空军是一种战略级的要求，而从战术空军向战略空军的转变，不可能在一夜间完成，这中间有一个无法越过的过渡带，那就是——战役空军。在我们还不能马上拥有空中战略打击能力的情况下，具备一定规模的空中战役打击能力，当可应付我国目前正在面临的紧迫威胁。因此，建设一支综合战力暂低于战略空军却远高于战术空军的战役空军，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是我战略转型的首期目标。
一支规模虽大但作战能力只停留在战术水平的空军，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空中战役，这是战史给我们的教诲。在名声上虽不及米切尔那么显赫，对现代空军作战的见解却更胜一筹的塞尔维斯基，在其所著《空军力量制胜论》一书中，对这一点进行了充分论证。他的论据是，德国空军发动不列颠战役时，已是一支规模不小的独立军种，但其装备和作战思想都只适用于战术支援作战，因此“在对敌方空军和众多地面目标进行一场地地道道的空中突击时，变得毫无用处”。结果，众所周知，德国人输掉了不列颠战役。
衡量战役空军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具备控制战区和影响战局的整体作战能力，这种能力同时也就是非战时期对潜在敌国的局部威慑力。战役空军在作战规模上，以实施空中战役为上限；在作战目标上，以战区内敌战略重点为对象；在作战样式上，以更带进攻色彩的空袭和电子战为主项；在作战手段上，则更注重现有手段的多样化组合。尽管战役空军所承担的基本任务是局部的和有限的，但它追求的效果是以局部左右全局，以战役（包括战斗）对整个战争产生战略性影响。与战术空军相比，战役空军显然更符合“攻防兼备”的发展方向，也更适应“威慑－打击”的战略需要。
我们以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战役空军，应从以下8个方面着手：
1、重构理论：
由于没有直接参战，我们应拿出比当事国更认真的态度，去总结别国空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马岛战争、海湾战争、拉索沃战争和美军空袭格林纳达、利比亚的行动，从理论上给以深层探索。因为在这方面，包括美国在内都没有非常成型的空军战役理论总结出来（只有沃登上校《空中战役》一书，勾画出了美式空军战役的雏型，并在海湾战争进行了成功尝试）。旁观者清，它山之石恰可以成为我们更新自身理论的镜鉴。眼下，世界空战样式的迅速演变，现实威胁对我提出的严峻课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创新，精确设计，尽快拿出适合我空军作战使用的“空中战役理论”。使空军的战略转型，真正获得理论上的支撑。
2、汰选装备：
对装备的汰换遴选，必须以空军所承担的具体作战任务为基准，以提高“威慑－打击”能力为尺度，增优补新，裁冗删废。目前我空军以歼击机为主战平台，已不能满足战役空军作战行动的需要。若要组织实施以空袭为主的空中战役，空军就须以空袭兵器为主战装备。为此，应加大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在总体编制中的比重，并在人员与资源配置上对轰炸机部队给以较大幅度的倾斜，使之在达到一定规模的同时，装备质量亦有显著提升，应主要是能投射巡航导弹和精确弹药、具有电子对抗能力、全天候作战的飞行平台。
3、整合编制：
空军的编制体制，应从上至下都根据空军战略的要求和战役空军的格局，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首先，将比照陆军战区划分的军区空军体制，转变为以职能划分的空军二级司令部（此点将在后面详加论述）；第二，改变以歼击航空兵师为主干的现行编制，将部分歼击师改装成战斗轰炸机部队，尽快提高空袭兵力的编配比例；第三，参照美空军“远征部队”做法，尝试编成若干个不同机种混编的作战部队，摸索出空中突击集群的合理编配结构。
4、变革指挥：
我空军目前的作战，师以下基本上是塔台指挥，指挥所的作用也主要是引导空战，这样的指挥方式不可能超出战术战斗级别。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情况看，组织实施现代空中战役的要害，已经主要不是考验司令官个人的战场指挥艺术，而是要看整个的计划、协调和控制系统，怎样有效地按程序使用兵力，去实现“空中任务指令”。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对空战指挥的传统理解，学会按程序控制作战和协调部队，培养出一代真正懂得空中战役的指挥官。
5、更新训练：
空中格斗训练是空军航空兵最基本的作战养成方式，但它却不是提高作战能力的唯一方式。根据空军已经和即将承担的任务，显然，我们更需要的是加强空袭训练和联合作战训练。而所有这些训练，都必须以实施空中战役为背景，并且还要特别强调夜战训练。因为最近的几次局部战争表明，随着技术条件的成熟，美空军越来越偏爱夜间进攻，意在利用技术优势，对不具备夜战能力的敌军实施一边倒的打击。敌之强项，恰是我之弱项。应对之策，别无它法，除尽可能在武器装备上缩小差距外，恐怕更多的是要想方设法，改进我们目前已然过时的训练模式，建立起一套崭新的适应未来空战特别是空中战役的训练体系。
6、集约保障：
未来空中作战是体系的对抗，未来的作战保障也就是体系的保障。因此，必须把与空中作战相关的情报、通信、领航、气象、电子对抗、工程维护和抢修等诸方面的保障，变成一个被信息技术充分处理过的集约化系统，以提高其整体效能。而这个系统，应该在场站基地化的基础上实现。
7、强化兵演：
从“空地一体战”理论开始，美军的许多新战法都出自“作战实验室”。现代虚拟和仿真技术，可以在相当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训练培养部队的作战能力。虽然实兵演习的功能仍然培养不可替代，但作战实验室的作用已愈见优势。与以往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同，现在将可能在作战实验室中学习到战争。与实践出真知并行的口号是：实验出新知。不仅自然科学如此，军事科学也开始如此。在和平时期，一个作战实验室的功用绝不亚于建立一支实兵的“蓝军”部队，但肯定事半功倍。这方面同样是我空军的弱项，甚至可说是空白。为迅速提高我空军的战役作战水平，起码在可能实施的对台作战之前，组建起一个由空军主管作战首长挂帅的综合性“空军作战实验中心”，是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
8、改进战法：
将“空军作战实验室”中获得的成果，直接转化为既适合我空军现状、又有利未来作战的新战法，使我从久已习惯的战术空战和战术空袭的套路中跳出来，自觉进入战役空战和战役空袭的层面。最终使战役空军从编制体制、武器装备、人员训练到作战思想全面成型。
关于“主战方向与主战方式”
如不出现其它意外突发性事件，对台军事行动，无疑将是空军近未来作战的主要方向。 灯赢罂′
但兵者国之大事，对台斗争动用武力的门槛，肯定不会像局外人所理解的那么低。即使开战，其目标也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不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胜利。为统一而动武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所以，对台作战注定要遵循政治高于军事，军事服从政治的大前提、大原则。
我们必须明白，对台作战是有限目标的作战，即以军事手段打击台独势力，目的是以打求变，迫使台当局歧路而返，回到政治解决统一问题的道路上来。同时，还要精心控制战局的发展，尽量不给美国及西方势力借口干预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得师出有名、短促迅猛、收放自如，也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很显然，要收到如此上佳的作战效果，除了采用美、以空军在中东上空屡试不爽的“外科手术式空中打击”，其它方式都很难奏效。因为这是唯一不拖泥带水，又能反复使用的手段；也是诸种对台方案中，于我损失最小、收效最大、使台军防不胜防因而威慑效果最好的作战样式。此法如在对台作战中移用，也恰能展我空军之所长。
因此，即使单从作战效果考虑，我空军也必须力争成为对台作战的主战军种。
根据台岛内三军部署情况，美日海空军近在咫尺的现实，以及我“以打求变”的战略目标等因素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对台作战如采用海上封锁、攻打外岛、渡海登陆等方案和样式均不理想。
理由如下：
海上封锁——其本意应是在避战的前提下达成使台屈服的目的，但依我现有实力，很难将事态控制在此目标区内。一旦美舰队（极有可能是美日澳海军联手）以施行“人道主义援助”之名介入，就将使我陷入既不能打又封不住的困境，除非我不惜与美一战，而这显然又违背了封锁的初衷；
攻打外岛——此举既背上了对台动武之名，又未必能收震撼“台独”之效，反可能促使台当局进一步与大陆脱离近距地缘接触（台军从太平岛撤防即已有此迹象），亦使美国有借口有时间正式插手台独，成为加速台独的催生素；
渡海登陆——此为实施难度最大的作战样式。面对经营了数十年反登陆准备的台军，即或不考虑美日海空军介入的因素，如采用陈旧过时的“诺曼底方式”登陆作战，其代价必将极其高昂。因为，1、我现有之跨海投送能力尚不及二战时的盟军；2、台面对我方向之防御能力强于德军的“大西洋壁垒”；3、台湾海峡宽于英吉利海峡。仅以上三个因素就足以使渡海登陆作战很难奏效。
单从效果看，如确需进行登陆作战，也不必非“诺曼底”一种思路。采用更为先进也更为有效的“布拉格方式”或“格林纳达方式”，对台实施垂直登陆，应比前者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代价也更小。但从我现有装备及投送能力来看，尚不完全具备此类型作战的实力。
但这些还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渡海攻台，主要不是能不能打下的问题，而是打下后怎么办？打下台湾并不等于解决了台湾问题，而只应看作是问题的开始。让数十万大军在有着2000多万人口的陌生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下长期驻守，风险难测，搞不好就会深陷泥沼。况且，美军极有可能在我实施登陆之时或成功登岛之后，派出数支航母特混编队，以其优势海空力量遮断海峡，断我登岛部队后路，重演一幕更大规模的“金门战役”。对这一可能前景，我必须预有顾虑。
以上分析只是对几种热门方案的可行性做出评估，而不是要否定对台作战在军事上的可行性。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选择恰当的对台作战方式，在军事上取胜台军是完全做得到的。必须看到，我取胜台军的因素主要不是双方在军事实力对比上孰优孰劣，而在于对手本身无法改变的致使缺陷，即在地缘上与大陆过于接近、在地理站缺少战略纵深，这两点决定了台湾与大陆在军事上根本没有可比性，也决定了不管他买多少架第三代战机，多少艘“宙斯盾”战舰，都无法真正成为大陆的对手。因为在现实的地缘地理态势中，台军基本不可能有效地抵御我对其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其在飞机质量上所占的有限优势也就无从发挥，无法从我手中夺走局部制空权。
该打击方式是集中使用导弹、飞机、潜艇、直升机（必要时包括特种部队登岛破袭）同时突击台所有机场、军港及主要指挥、通讯、防空系统等军事目标及全岛电力系统，务求一战瘫痪台空、海军力量（可参照以色列空军在“六日战争”中对埃及空军的打击方式），使之与我的军事对抗失其所恃。打击时间应控制在数小时至数天以内，并尽可能减少台民众伤亡，一俟目标达成，即行停止攻击。此战法在军事上较为可行，在心理上亦可造成震撼，在政治目的未达时还可反复使用，并能在两次打击的间隙给台当局及民众留出转变态度的余地。
如我空军选择这一方式对台作战，就必须在主战方式上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把空袭——大规模的空对地打击，而不是空战――无论何种规模的空中格斗，变成战役空军的基本作战样式。这应被视作我由战术空军向战役空军转变的开端。即转变那种将空中格斗夺取制空权当作第一要义的信条，把空对地打击，以削弱削减敌战略力量作为空军作战的首要目标。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空军有100余架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只有6架在空中被击落，而且都是被中距导弹在视距外击落。美国空军认为，夺取制空权最有效的办法是实施空中进攻战役。显然，美国人所说的空中进攻战役，不会指的是那6架被超视距导弹击落的米格战机。
这一见解并不是要以制地权取代制空权，而是要强调一切制空权都始于地面，因为所有的飞机都要依赖起飞平台——无论是机场还是航空母舰。特别是台岛内机场少，又主要分布于靠近大陆一线，这就使杜黑攻击鸟巢比打鸟更有效的主张得以成立。这也正是我们主张对台空军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而不是与其进行一对一空战的出发点。对这一点，美国人看得也很清楚。兰德公司在向台湾方面献计献策时，第一条就是提醒台空军保护好他们的空军基地，使其“始终保持作战能力”。这反过来也向我们提示了什么部位是台湾的软肋，有助于我对攻击目标的选择。在这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时时保持清醒的战略意识，包括科索沃战争中的盟军司令克拉克，在选择空中打击的目标时，以其陆军式的外行和短视，把目光盯在了如何消灭南联盟军队的装甲车上；倒是其空军司令肖特将军深谙空军作战的战略价值，他不屑于把北约的空中力量分散到无足轻重的小目标上。而是集中于打击“对敌人有着极其重要影响的基本的战略、经济甚至情感资源，……严重瓦解敌人的意志和战斗力。”这对我们来说不无启示意义。
国家战略决定主战方向，作战目标决定主战方式，主战方式决定主战军种。在一场从手段、从效果、从代价上看，“非接触作战”都大大优于接触性作战的战争中，空军的强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为自己提出的“首战用我、全程用我”的口号，也只有在这一强项被充分发挥时，才开始具有实质意义。
关于“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
在武器的选择上，合理比节约更重要。浪费固不可取，但盲目地削减开支同样不是省钱办法。合理的选择武器，都是用较少经费谋求较好装备的最佳途径。所谓合理，就是先要弄清楚对什么样的敌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打什么样的仗。知道了这些，就等于知道了需要什么武器。
世纪末无大战，世纪初似乎也不大可能有大战。尤其是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这使我们有机会有可能把主要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应付局部的、紧迫的威胁上来。对于军费并不宽裕的我军，这是所能指望到的最有利的外部条件了，剩下的，就要看我们在“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方面，是否能显示出足够的精明。因为即使是每年军费近3000亿美元的美军，也同样不敢没来由的大把花钱，而是力图根据敌人性质与威胁特征来决定武器的发展和采购。只是由于其树敌太多，对武器系统适应性的要求随着敌人的增加而扩大，结果丧失了武器性能的指向性，不得不以普适的要求去发展价格昂贵的“全频谱”武器。
总想突出重点却又总是分散力量，不是美军独有的尴尬。在总体装备规模上贪大，在单件武器性能上求全，为有备无患而不计成本，几乎是各国军队的共性。在技术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这一趋势已日益成为各国军费开支的难以承受之重。台空军从美法购入200架第三代战机，既超出了本岛防卫的需要，又不足以构成对大陆空军的优势，反使其在军费使用上背起了沉重的包袱。这就是武器装备选择不当的典型事例。
对我空军来说，装备什么武器应以满足主战需要为原则。如果我们确定以空中打击战役为主战方式，那就应该集中力量装备空袭兵器，而不能同时还想在空战或防空武器方面有过多的兼顾。那种在每一只碗里都撒胡椒面的做法，是优化装备的大忌。
作战是最没有模式可循的行动。因此对不同类型的空袭作战，我们只能区别把握。美空军的空袭是全球到达式的战略性打击，所以它对飞行平台的航程和隐身性能有很高的要求；而我们的空袭基本上是局部范围的战役打击，如对台作战，不过200来公里的战役纵深，对飞行平台的性能要求显然不及美军，但在对弹药性能的要求上，却应努力向美军看齐。因为在现代空袭作战中，与拥有精良的作战飞机相比，更重要的是拥有足够的精确弹药和投掷精确弹药的能力。B－2飞机无疑比B－52要先进得多，但它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战略空防上。若从目前两者均用于战役轰炸的效果看，B－2与加装了新电子设备的B－52相比，未见有两者身价那么悬殊的优势。能够佐证这一点的另一论据是，弹药技术的研发周期比飞机的周期要短，弹药作战效能的提高也比飞机要快，从经费的投入上还更节约。据有关专家测算，武器精度提高1，杀伤力就提高8，其与普通弹药的费效比是1：12。既如此，何乐而不为？
这个道理决定了眼下我快速提高战役打击能力的途径，主要应靠发展和改进弹药而不是靠引进和制造新型飞机来实现。这样说，绝没有贬低飞行平台在作战中重要性的意思，如果既有性能良好的飞机，又有性能同样优良的弹药，当然能使我空军如虎添翼，但任何性能的增加都意味成本的增加，优良性能的叠加，就可能使这只“飞虎”的身价，高到我目前无法承受的程度。两相比较，我们只能说，对经费有限的中国空军的现状而言，弹比机更重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无论是对机还是对弹的选择，应该依据何种标准？是求“够用”，还是求“最好”？这个总是一点不比“弹——机之争”更简单。在马岛战争前，英国军方已就出售它老掉牙的“火神”轰炸机与博物馆谈价钱。战事一起，“火神”重上战场，经改装弹仓和空中受油管后，竟化腐朽为神奇，一下子变成了整个战役重要突击力量。曾被我空军击落过多架的U－2飞机，也算得上是老态龙钟了。但美国人为它加装了新的电子设备后，老树再绽新花，直到最近的科索沃战争中，仍能够继续扮演良好的情报、监视与侦察平台的角色。通过加装设备以提高和改变武器性能的做法，不仅对性能复杂的飞机有成效，而且对结构单一的弹药也同样有效。美国在科索沃使用的部分由卫星系统制导“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防区外攻击弹药”，只是在常规航空炸弹上加装一个2万美元左右的全球定位器，便使它成为可接受全球定位卫星引导的高精度炸弹。现在，尝到甜头的美国人，又准备投资24亿美元，再改造9万枚炸弹以充实其精确弹药库。据说法国人也已开始学习这一做法，着手对其老旧的普通炸弹进行精确化改造。这些例子说明，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已经过时、起码算不上“最好”的武器，只要经过合理化改装，就能“够用”于现代空中作战的最新需要。
有鉴于此，我宜马上着手，加速对现存航空弹药进行精确化改造，其中也包括对老式飞机的用途改造。如可考虑将海军的“海鹰”系列导弹，改进加装在轰－6飞机上，使其具备原本没有的中近程空对舰、空对地打击能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武器和战法的创新使用不光是要考虑一个新字，还应考虑费效比。如用第三代战机打巡航导弹是一种大胆创新，但成本似乎太高，且当数百枚巡航导弹像蝗虫般飞来时，以我数量有限的现代战机，很难避免一密而百疏的结果。在这方面，似应借鉴美军用波音747－400加装激光炮作为反导平台的思路，研制留空时间更长且相对造价便宜的飞艇或改装现有运输机，充当打巡航导弹的武器平台。类似思路也许是一条使我空军在较短时间内，低成本，高效能地提升战役打击能力的捷径。
当然，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绝不仅只是个改进旧弹药的事。只要条件具备，经费允许，更应注重也更应鼓励的，是研制开发更合需要的新武器。如海湾战争中美军为摧毁伊军地下坚固目标专门制造的深钻炸弹，又如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为减少攻击目标时附带杀伤而使用的石墨炸弹，再如专为突破严密空防而设计的“防区外联合攻击弹药”，对这些同样适合于对台作战的战争“新宠”，包括其它能满足特定战场需要的武器，均可采用“订单式设计”的办法，提前向有关部门订制。
趋势表明，主要是武器弹药的改进，而不是飞机性能的改进，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导弹对航炮的取代，是空战史上弹药使用的飞跃，也使空中格斗式的空战变得越来越罕见，越来越古典，越来越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结论已一再被近20年来的现代空战所证实。在马岛战争中，英军“海鹞”式飞机击落的31架阿根廷飞机中，除有24架被“响尾蛇”导弹击落外，尚有7架被航炮击落。而到海湾战争时，伊拉克被击落的38架飞机中，只有2架毁于航炮，其它36架均为导弹所击落，并且70%是被“麻雀”AIM－7M导弹在超视距情况下摧毁。超视距空战正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空战样式，这一趋势已日益如晴空般明朗。倘若此时还要把我有限的空中资源，投放到提高歼击机格斗的性能上去，显然不明智。
关于“关键在于组合”
未来的空军作战，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与其他军兵种联合作战，二是独立遂行空中打击。两种方式，都需要空军具备超出现有作战能力的实力。这一要求在眼下听上去颇有建空中楼阁的味道，但却并非通过努力特别是开动脑筋后无法做到。
超出现有实力，如何超？拿不出办法来，空喊一百遍超越也无补于事。为赶超世界先进空军，我们想过的办法不可谓不多，但大多收效甚微。许多人把原因归结于国力贫弱、经费短缺。其实空军的发展，并非全在一个“钱”字。没有钱又没有思路当然不行，有了钱没有思路同样也不行。对于处在发展阶段的我国来说，给到空军手里的“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可能充足。所以，与其在要钱上动脑子，不如在思路上下功夫。
我们做一件事情，如果能全面创新，当然最好。但最好往往最难做到。不得已而为之，只能求次好。组合，就是最能实现次好目标的手段。创新空军，别的不谈，仅装备一项，就需要充足的经费、领先的技术、雄厚的工业基础。美国人可以做到，前苏联也想做到，结果把一个超级大国拼了个倾家荡产。我们无须掂量自己的家底，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我们只能立足中国空军的现实：经费有限，装备老旧，技术落后，外加少量彼此间不配套但尚属先进的武器平台及弹药。在这样的基础上谈创新，就不如谈组合来得更实际，更有可操作性。
以组合求次好，虽不能实现我超越世界先进空军的目标，但却是缩小同他们的差距，使我尽快获得与之抗衡能力的首选途径。空军是一个技术综合性很强的军种，它就像一架飞机一样，从里到外都充满了与各种技术、各种系统、各种方法进行组合的接口，同时也就充满了实现各种组合的可能。尽管我们几乎没有一种手段是明显的强项，但组合可以使我们以强补弱、接短为长，把许多弱项中的点滴优势集合起来，变成一个整体的强。也就是集众短为一长，集众弱为一强。
西方先进的空军武器系统，其特点是集各种高新技术于一个平台，这是典型的以质量求效果的做法。长处是一机多能，优势集中；短处是代价高昂，风险也集中。在日渐严苛的战场条件下，把优势和风险集中于一个平台之上，意味着各自的机会参半，赢会赢得痛快，输也输得惨重。科索沃战争中，F－117风头甚健，集各种优势于一身，用于空中打击确有威力，但一旦被击落，损失之巨，影响之大，至今让美国人隐痛难消。这种富豪式的研发和使用武器的做法，我们学不起，也不该学。但既然要以这样敌人为对手，就要找出适合自己，又能克敌的办法。这个办法只能是针对西方思路的反思路：要集中优势，也要分散风险。
说具体些，就是充分依托信息技术，对若干造价低廉的武器平台和弹药进行功能组合，以其功能的集中形成集束优势，因其部署的分散而降低风险。从而获得一种以集约化低（技术）平台对抗集优化高（技术）平台的能力，彻底摆脱低平台＋弱弹药的次优化兵器台阶，缩小与西方空军高平台＋强弹药的最优化兵器之间的差距。实现以落后的武器打一场先进的战争。
集约化后的低平台＋强弹药，这应是以劣胜优的武器发展思路。立足现实，我也只能据此思路来奠定以劣胜优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一基础，以劣胜优就是一句空话。但仅有基础还不够。中国空军的以劣胜优，必须通过在所有方向、所有层面上的扬长避短、优化组合去实现。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支组合式空军。
例如：
改变军区空军的地域指挥模式，实现全空疆内的功能组合式指挥；
改变航空兵部队清一色的单机种建制，组建几支能应付突发事件、完成多种任务的多机种混编集群；在混编集群中，也可实行跨代次飞机的组合，如苏－30与歼－7混编，利用前者优良的指挥引导能力，老鹰带小鹰，形成有威胁的空中突击编队，增强整体战斗力；
改变电子战部队与作战部队各自分属、电子战与火力战分段实施的做法，实现全电磁环境下统一指挥的火力——电子一体战。
改变以歼击机为主战机种、以空中格斗为主战样式的定势，在战役空袭理论主导下，重组轰炸、歼击、强击航空兵的复合战力；
改变航空兵与空降兵作战脱节的现状，把空中打击与空降突击融为一体，形成军种内联合作战；
改变既有的战勤和后勤保障格局，将机务、场务、工程等进行组合，实现基地化保障；
改变以往作战缺少程序调控的状况，运用空中任务指令统辖所有参战部队的行动。
以上种种，或始于、或归于“组合”二字，其目的不外乎为了使一支弱势空军，尽可能地克服它的每一块短板，最充分地获得被组合所放大的战斗力。在与西方强国空军不可避免的对垒中以低抗高，以弱击强，力求化劣为优，直至以劣胜优。
关于“变地域指挥为领域指挥”
一举一动都受到地形地物限制的陆军，实行带地域性色彩的大军区或战区体制，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本质上不为地表所限的空军，也沿袭典型的陆军体制，却不是仅用空军脱胎于陆军和空军的任务是“国土防空”这样的理由就言之成理的。对于历史，也许还说得过去。而在今天，却无论如何必须改变。
对空军来说，战区的概念是指战时的作战空域，而不是平时的行政区划。即使是国土防空，空防的方式也基本不是阵地、要塞和防线式的，如我地空导弹部队采用跨战区流动的方式狩猎U－2即是证明。与这一特征相应的空军作战指挥，在根本上与陆军的作战指挥完全不同。当然也就不应在地域区划的概念下，照“大军区”的葫芦，画“军区空军”的瓢。把自己的翅膀、视线乃至思维，都统统束缚在被地幅所限的空间内。
空军是所有军兵种中，作战自由度最大的军种。它的一切，编制、装备、作战、指挥，都应最大限度的符合这一特点。这也是现代空军的基本特点。我空军向“攻防兼备”转型，就是为了在整体作战能力上全面具备并充分发挥这一特点，实现脱胎换骨，初步完成从近代型空军向现代化空军的转变。
这不是简单的在形式上与世界强国空军接轨的问题，而是被空军作战指挥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必然步骤。从世界空军的情况看，美空军采取的是以职能司令部为主导的混合指挥体制，其9大司令部中有7个是设在本土的职能性司令部，即空中作战司令部、空中机动司令部、空军航天司令部、空军装备司令部、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空军*与训练司令部、空军后备队司令部。2个地域性司令部设在海外，即太平洋空军司令部、驻欧洲空军司令部；法国空军的指挥体制与美军相似，也是职能和地域混合的指挥体制，即4个职能司令部加3个地区司令部；从1917年就按“斯穆茨报告”，以独立作战为目标建立的英国空军，在其空军参谋部下只设作战司令部，支援司令部和训练司令部三个机构，是纯粹的职能性指挥体制；德国空军的指挥体制与英军如出一辙；即使是与我体制相似的俄罗斯空军，除空防职能归属防空军外，其主要指挥体制也是职能性的，如远程航空兵司令部、前线航空兵司令部、运输航空兵司令部。这些例子说明，单纯的区域性空军司令部，恰恰不符合空军作战指挥的特性。
“军区空军体制”非改不可的另一条理由是，近年来，大军区的“存废”本身，已经成为军队改革的热门话题。依附于这一体制下的军区空军，其裁撤更是几成定局。这就提醒我们，不管是从空军应该更像空军的道理出发，还是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前景去看，我们都必须尽快把改变军区空军体制这一对空军全局至关重要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与其把军区空军的撤留跟大军区的存废被动地栓在一起，不如我们自己下手去改来得更主动。这样，就需要先给此举确定一个原则：即它必须既能使空军的二级指挥体制一劳永逸地与大军区脱钩，又有利于我空军部队向“攻防兼备”方向转型，同时还应具有能够立即付诸实施的可行性。我们认为，在充分顾及空军现状，又合理借鉴外军经验的基础上，鱼和熊掌完全可能兼得。这就是把地域指挥型的军区空军体制，改变为职能性的、按领域实施指挥的空军二级司令部。
具体思路如下：
战役司令部——在南空基础上改建。空军当前的主战方向是对台、主战方式是空中战役，由南空改建空军战役司令部，既有地利之便，又与目前所担负的战区任务相契合；
战术司令部——在广空基础上改建。联合作战及支援作战，是空军作战的基本样式。南沙是空军支援作战的重要方向，对台作战则需要空军参加联合作战，广空与南空在地域上接近，可对战役当面起策应作用。由广空改建担负支援作战与联合作战任务的空军战术司令部，较利于多方兼顾；
战略司令部——在沈空基础上改建。东北地区机场多，机种全，部队作战能力强。如进一步充实其战略打击能力，从地缘上更易于威慑驻日韩美军，并在我对台作战时起到牵制美军行动的作用；
空天司令部——在兰空基础上改建。西北是我航天工业重镇，从长远计，依托此背景，由兰空改建空天作战司令部，及早着手建立我天军部队，可加速形成我空军空天一体化作战的能力；
防空司令部——在北空基础上改建。首都是空防要地，也是空防部队集中部署的地区。北空在要地防空方面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由北空改建防空作战司令部，有利于空军的防空作战指挥；
训练司令部——在成空基础上改建。统一组织实施全空军范围的空中、地面和院校训练；
实验作战司令部——在济空基础上改建。负责组织实兵和虚拟作战实验，组建信息战部队，开发和定型新战法，编写和制订空军的作战条令条例。
用职能性的空军二级司令部取代现有军区空军，从名称到实质都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它将彻底理顺空军部队的指挥关系，突出空军天然具有的不受地域限制的优势，使空军的作战和指挥在全领空一盘棋的格局下充分施展。以7个职能司令部对应7个军区空军，也许不是对二级司令部的最佳设计，但却可避免因“拆庙”或“建庙”引起震动。成功的改革，不光取决于目标的正确，还取决于如何减少改革的阻力。从策略考虑，次好方案也许比最好方案更可靠。鉴于我军现行的战区体制，军区空军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目前还是采取“双轨制”为宜，即以领域指挥为主、地域指挥为辅。各司令部在领域指挥的范围面向全空军，而在地域指挥的范围则面向本战区。使其既能对全空军部队行使领域指挥权，又能保留原先担负的地域防空和对战区作战的支援任务，并有权节制本区内的空军各部队。二级司令部的编制，可在保留现有级别前提下，努力减小整体加构，所属部队则依相对集中、少量分散的原则全国分布。
中国人做事讲究名正言顺，言顺则事成。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先把名字变过来。使我们获得开始做这件事的理由。当然，如此重大举措，不可能只靠换个名字就解决问题。全新的空军作战指挥体制，有赖于我们拿出更加具体、更切实际、更有实效的步骤去完成。
关于“中远期发展目标前瞻”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空军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实现近期目标以快速提高空军作战能力的同时，还要通盘谋划好在更高层面上推进空军作战水平的中远期目标。
作为一个需要全方位提升自身质量的军种，要选做中远期目标的项目很多。但非做不可，不做就无法使我在力量对比上赢得优势的项目，却屈指可数。组建具有实际打击能力的航天作战部队、可在空袭中用做低空突击力量的直升战机部队、能够承担空军战役网络防御和进攻的网络作战部队，开发对组织实施空军战役至关重要的指挥软件系统（包括目标分析系统），这些都是我们在向现代战略空军的总目标迈进时，必须一一跨上的台阶。
以天制地、制海、制空，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一种设想，而是我们的对手已经具备并有可能对我构成威胁的实际能力。建立我们自己的航天作战部队，进行空天一体化作战，虽非眼下所必需，却宜及早列入我中长期发展目标。我们应以对台作战需要为推动，借重我现已具备的航天能力，积极开发其在情报、通讯、导航等方面助我空军作战的潜力，把这一领域中我对台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战场优势，并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对我的太空优势。因此，空军对航天技术应用于空中作战的前景，要从战略高度给予足够重视，并从现在起就向这一方向陆续投入必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在“一树之高”的第五空间上作战，固定翼飞机明显不尽人意，直升机却可有效地填补这一空档。它低空机动性强，隐蔽性好，极易达成作战突然性，是实施低空打击跨海突击的理想武器平台。从我准备对台作战的实际需要出发，先着手建立一支师规模的直升机攻击部队，将武装直升机、运兵直升机、通讯指挥机、支援保障机等各型直升机合理搭配，组建直升机作战集群，逐步摸索出一套完整可行的大规模使用直升机战法，创造我军独有的直升机战役模式，对增强我空中战役的突击能力十分必要。一经成军，即可张我空军之势，强化对台战略威慑，并在根本上解决我跨海作战手段不足的难题。同时，直升机集群可加快作战节奏，一百多公里的海峡阻隔几乎对它构不成障碍，从而使台数十年防我渡海的各种努力基本白废，也让美在我得手之前来不及做出反应，早期干预的可能性大为降低。由此，如我能在战前充分向世人展示这一点，甚至可能产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另外，直升机部队用于应付国内紧急事态及抢险救灾也会更便捷有效。剼
作为电子信息作战的一部分，网络战已日渐成为现实的作战样式。科索沃战争中，北约与南联盟军队在网络上攻防对抗，互有得失。与在战场上一边倒的空中优势不同，北约特别是美军由于网络化程度高，在受到对方网上攻击后，反而损失更大、影响更明显。这说明在未来作战中，总体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完全可能在更多依靠智能而不是强力的领域中拥有优势。这一点在网络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美国人对此也了解的很透彻。根据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分工，美国本土网络防御，包括美军网络防御和网络进攻的任务，都归美空军航天司令部负责，并将专为网络攻防组建的联合特遣部队纳入航天司令部编制。敌人或潜在对手的任何强项和优势，都可能最终对我构成威慑，从这个角度考虑，建立我网络作战部队，已不是中远期目标，而是刻不容缓。只是从着手组建到初具规模，最后形成战斗力，尚需时日。台湾是电脑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世界电脑病毒的集中产地，我如对台作战，就必然会面对其向我发起的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据CIH病毒的发明者宣称，CIH已经证明了Windows操作系统的脆弱性和可攻击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因我军目前使用的计算机大多采用Windows系统，其在安全上的不可靠性是令人担忧的。正因如此，我们也许应把预防网络攻击摆到与反空袭作战同等重要级别甚至还要更高的程度去重视。这决定了我们所要建立的网络作战部队，首先是一支防御性部队，在防好的基础上再考虑进攻。
面对成千批次、上万架次出动的飞机，现代空军的作战指挥，已不可能仅靠几个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去进行战场控制，而必须依赖建立在电脑桌面上的庞大指挥系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现代空战理解为是被芯片和软件左右的战争。而对空战指挥来说，根据什么样的作战思想和方针去指导作战，是比调动什么部队、使用什么武器更重要的事情。因为，作战思想和方针都是战场的灵魂。所不同的是，这一在过往战争中，需要被指挥员用大脑去体现的东西，现在却被程序员编制压缩在了一片小小的硬盘上。软件，便成了现代作战包括空军作战系统的核心。软件编程的好坏高下，对作战指挥特别是空军的作战指挥，开始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重视我空军作战指挥主要是战役指挥软件的开发，在今天已变得尤为重要。现代战争是体系的对抗，如果我们一时无法改变在硬体系对抗中的劣势状况，起码可以通过努力在软体系的对抗中折回几分。试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不使我们还未开始对抗，就先在“器”上处于下风，格外强调的是，在空军作战软件的编写中，务必使用开放源代码操作系统（OSS），而不宜采用极易受到攻击和泄密的“微软”操作系统。如可采用中国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红旗Linux操作系统。该系统具有高可靠性、稳定性、扩展性，同时又有在相对小型化系统上运行的能力，便于野战和机载。通过子系统间的磨合，最终形成我空军独有的作战指挥软件系统。
结 语：
近百年来，世界空军从零起步、振翅雄飞，终于独立成军，变为一支与历史悠久的陆、海军比肩的重要军事力量。但20世纪没能像空军早期的理论奠基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成为空中力量的黄金世纪。这不是理论的失误，而是技术的局限。在本世纪行将结束时，情况有了变化。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由此直接导致的以精确弹药为代表的航空高新技术的大量涌现，使我们可以预期，近在眼前的21世纪初期乃至它的上半叶，空中力量使用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
中国空军的发展，必须跟上时代和我们国家前进的步伐，其标志就是拥有与时代相称、能完成保卫国家空中安全、维护国家统一使命的强大实力。应该说，这种实力眼下我们尚不完全具备。缩小使命与实力之间的差距，就成了下世纪初叶中国空军必须全力以赴去实现的目标。
完成向“攻防兼备”的转型，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赋予空军的历史任务，也是我们缩小差距、增强实力的正确途径。以我空军，这是50年一次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不容错失。光荣与责任同在。我全体将士，唯有上下齐心，励精图治，真正把我空军建成一支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大国空军，方能不辱使命。
改变军区空军的地域指挥模式，实现全空疆内的功能组合式指挥；
改变航空兵部队清一色的单机种建制，组建几支能应付突发事件、完成多种任务的多机种混编集群；在混编集群中，也可实行跨代次飞机的组合，如苏－30与歼－7混编，利用前者优良的指挥引导能力，老鹰带小鹰，形成有威胁的空中突击编队，增强整体战斗力；
改变电子战部队与作战部队各自分属、电子战与火力战分段实施的做法，实现全电磁环境下统一指挥的火力——电子一体战。
改变以歼击机为主战机种、以空中格斗为主战样式的定势，在战役空袭理论主导下，重组轰炸、歼击、强击航空兵的复合战力；
改变航空兵与空降兵作战脱节的现状，把空中打击与空降突击融为一体，形成军种内联合作战；
改变既有的战勤和后勤保障格局，将机务、场务、工程等进行组合，实现基地化保障；
改变以往作战缺少程序调控的状况，运用空中任务指令统辖所有参战部队的行动。
以上种种，或始于、或归于“组合”二字，其目的不外乎为了使一支弱势空军，尽可能地克服它的每一块短板，最充分地获得被组合所放大的战斗力。在与西方强国空军不可避免的对垒中以低抗高，以弱击强，力求化劣为优，直至以劣胜优。
关于“变地域指挥为领域指挥”
一举一动都受到地形地物限制的陆军，实行带地域性色彩的大军区或战区体制，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本质上不为地表所限的空军，也沿袭典型的陆军体制，却不是仅用空军脱胎于陆军和空军的任务是“国土防空”这样的理由就言之成理的。对于历史，也许还说得过去。而在今天，却无论如何必须改变。
对空军来说，战区的概念是指战时的作战空域，而不是平时的行政区划。即使是国土防空，空防的方式也基本不是阵地、要塞和防线式的，如我地空导弹部队采用跨战区流动的方式狩猎U－2即是证明。与这一特征相应的空军作战指挥，在根本上与陆军的作战指挥完全不同。当然也就不应在地域区划的概念下，照“大军区”的葫芦，画“军区空军”的瓢。把自己的翅膀、视线乃至思维，都统统束缚在被地幅所限的空间内。
空军是所有军兵种中，作战自由度最大的军种。它的一切，编制、装备、作战、指挥，都应最大限度的符合这一特点。这也是现代空军的基本特点。我空军向“攻防兼备”转型，就是为了在整体作战能力上全面具备并充分发挥这一特点，实现脱胎换骨，初步完成从近代型空军向现代化空军的转变。
这不是简单的在形式上与世界强国空军接轨的问题，而是被空军作战指挥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必然步骤。从世界空军的情况看，美空军采取的是以职能司令部为主导的混合指挥体制，其9大司令部中有7个是设在本土的职能性司令部，即空中作战司令部、空中机动司令部、空军航天司令部、空军装备司令部、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空军*与训练司令部、空军后备队司令部。2个地域性司令部设在海外，即太平洋空军司令部、驻欧洲空军司令部；法国空军的指挥体制与美军相似，也是职能和地域混合的指挥体制，即4个职能司令部加3个地区司令部；从1917年就按“斯穆茨报告”，以独立作战为目标建立的英国空军，在其空军参谋部下只设作战司令部，支援司令部和训练司令部三个机构，是纯粹的职能性指挥体制；德国空军的指挥体制与英军如出一辙；即使是与我体制相似的俄罗斯空军，除空防职能归属防空军外，其主要指挥体制也是职能性的，如远程航空兵司令部、前线航空兵司令部、运输航空兵司令部。这些例子说明，单纯的区域性空军司令部，恰恰不符合空军作战指挥的特性。
“军区空军体制”非改不可的另一条理由是，近年来，大军区的“存废”本身，已经成为军队改革的热门话题。依附于这一体制下的军区空军，其裁撤更是几成定局。这就提醒我们，不管是从空军应该更像空军的道理出发，还是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前景去看，我们都必须尽快把改变军区空军体制这一对空军全局至关重要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与其把军区空军的撤留跟大军区的存废被动地栓在一起，不如我们自己下手去改来得更主动。这样，就需要先给此举确定一个原则：即它必须既能使空军的二级指挥体制一劳永逸地与大军区脱钩，又有利于我空军部队向“攻防兼备”方向转型，同时还应具有能够立即付诸实施的可行性。我们认为，在充分顾及空军现状，又合理借鉴外军经验的基础上，鱼和熊掌完全可能兼得。这就是把地域指挥型的军区空军体制，改变为职能性的、按领域实施指挥的空军二级司令部。
具体思路如下：
战役司令部——在南空基础上改建。空军当前的主战方向是对台、主战方式是空中战役，由南空改建空军战役司令部，既有地利之便，又与目前所担负的战区任务相契合；
战术司令部——在广空基础上改建。联合作战及支援作战，是空军作战的基本样式。南沙是空军支援作战的重要方向，对台作战则需要空军参加联合作战，广空与南空在地域上接近，可对战役当面起策应作用。由广空改建担负支援作战与联合作战任务的空军战术司令部，较利于多方兼顾；
战略司令部——在沈空基础上改建。东北地区机场多，机种全，部队作战能力强。如进一步充实其战略打击能力，从地缘上更易于威慑驻日韩美军，并在我对台作战时起到牵制美军行动的作用；
空天司令部——在兰空基础上改建。西北是我航天工业重镇，从长远计，依托此背景，由兰空改建空天作战司令部，及早着手建立我天军部队，可加速形成我空军空天一体化作战的能力；
防空司令部——在北空基础上改建。首都是空防要地，也是空防部队集中部署的地区。北空在要地防空方面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由北空改建防空作战司令部，有利于空军的防空作战指挥；
训练司令部——在成空基础上改建。统一组织实施全空军范围的空中、地面和院校训练；
实验作战司令部——在济空基础上改建。负责组织实兵和虚拟作战实验，组建信息战部队，开发和定型新战法，编写和制订空军的作战条令条例。
用职能性的空军二级司令部取代现有军区空军，从名称到实质都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它将彻底理顺空军部队的指挥关系，突出空军天然具有的不受地域限制的优势，使空军的作战和指挥在全领空一盘棋的格局下充分施展。以7个职能司令部对应7个军区空军，也许不是对二级司令部的最佳设计，但却可避免因“拆庙”或“建庙”引起震动。成功的改革，不光取决于目标的正确，还取决于如何减少改革的阻力。从策略考虑，次好方案也许比最好方案更可靠。鉴于我军现行的战区体制，军区空军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目前还是采取“双轨制”为宜，即以领域指挥为主、地域指挥为辅。各司令部在领域指挥的范围面向全空军，而在地域指挥的范围则面向本战区。使其既能对全空军部队行使领域指挥权，又能保留原先担负的地域防空和对战区作战的支援任务，并有权节制本区内的空军各部队。二级司令部的编制，可在保留现有级别前提下，努力减小整体加构，所属部队则依相对集中、少量分散的原则全国分布。
中国人做事讲究名正言顺，言顺则事成。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先把名字变过来。使我们获得开始做这件事的理由。当然，如此重大举措，不可能只靠换个名字就解决问题。全新的空军作战指挥体制，有赖于我们拿出更加具体、更切实际、更有实效的步骤去完成。
关于“中远期发展目标前瞻”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空军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实现近期目标以快速提高空军作战能力的同时，还要通盘谋划好在更高层面上推进空军作战水平的中远期目标。
作为一个需要全方位提升自身质量的军种，要选做中远期目标的项目很多。但非做不可，不做就无法使我在力量对比上赢得优势的项目，却屈指可数。组建具有实际打击能力的航天作战部队、可在空袭中用做低空突击力量的直升战机部队、能够承担空军战役网络防御和进攻的网络作战部队，开发对组织实施空军战役至关重要的指挥软件系统（包括目标分析系统），这些都是我们在向现代战略空军的总目标迈进时，必须一一跨上的台阶。
以天制地、制海、制空，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一种设想，而是我们的对手已经具备并有可能对我构成威胁的实际能力。建立我们自己的航天作战部队，进行空天一体化作战，虽非眼下所必需，却宜及早列入我中长期发展目标。我们应以对台作战需要为推动，借重我现已具备的航天能力，积极开发其在情报、通讯、导航等方面助我空军作战的潜力，把这一领域中我对台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战场优势，并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对我的太空优势。因此，空军对航天技术应用于空中作战的前景，要从战略高度给予足够重视，并从现在起就向这一方向陆续投入必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在“一树之高”的第五空间上作战，固定翼飞机明显不尽人意，直升机却可有效地填补这一空档。它低空机动性强，隐蔽性好，极易达成作战突然性，是实施低空打击跨海突击的理想武器平台。从我准备对台作战的实际需要出发，先着手建立一支师规模的直升机攻击部队，将武装直升机、运兵直升机、通讯指挥机、支援保障机等各型直升机合理搭配，组建直升机作战集群，逐步摸索出一套完整可行的大规模使用直升机战法，创造我军独有的直升机战役模式，对增强我空中战役的突击能力十分必要。一经成军，即可张我空军之势，强化对台战略威慑，并在根本上解决我跨海作战手段不足的难题。同时，直升机集群可加快作战节奏，一百多公里的海峡阻隔几乎对它构不成障碍，从而使台数十年防我渡海的各种努力基本白废，也让美在我得手之前来不及做出反应，早期干预的可能性大为降低。由此，如我能在战前充分向世人展示这一点，甚至可能产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另外，直升机部队用于应付国内紧急事态及抢险救灾也会更便捷有效。剼
作为电子信息作战的一部分，网络战已日渐成为现实的作战样式。科索沃战争中，北约与南联盟军队在网络上攻防对抗，互有得失。与在战场上一边倒的空中优势不同，北约特别是美军由于网络化程度高，在受到对方网上攻击后，反而损失更大、影响更明显。这说明在未来作战中，总体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完全可能在更多依靠智能而不是强力的领域中拥有优势。这一点在网络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美国人对此也了解的很透彻。根据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分工，美国本土网络防御，包括美军网络防御和网络进攻的任务，都归美空军航天司令部负责，并将专为网络攻防组建的联合特遣部队纳入航天司令部编制。敌人或潜在对手的任何强项和优势，都可能最终对我构成威慑，从这个角度考虑，建立我网络作战部队，已不是中远期目标，而是刻不容缓。只是从着手组建到初具规模，最后形成战斗力，尚需时日。台湾是电脑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世界电脑病毒的集中产地，我如对台作战，就必然会面对其向我发起的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据CIH病毒的发明者宣称，CIH已经证明了Windows操作系统的脆弱性和可攻击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因我军目前使用的计算机大多采用Windows系统，其在安全上的不可靠性是令人担忧的。正因如此，我们也许应把预防网络攻击摆到与反空袭作战同等重要级别甚至还要更高的程度去重视。这决定了我们所要建立的网络作战部队，首先是一支防御性部队，在防好的基础上再考虑进攻。
面对成千批次、上万架次出动的飞机，现代空军的作战指挥，已不可能仅靠几个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去进行战场控制，而必须依赖建立在电脑桌面上的庞大指挥系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现代空战理解为是被芯片和软件左右的战争。而对空战指挥来说，根据什么样的作战思想和方针去指导作战，是比调动什么部队、使用什么武器更重要的事情。因为，作战思想和方针都是战场的灵魂。所不同的是，这一在过往战争中，需要被指挥员用大脑去体现的东西，现在却被程序员编制压缩在了一片小小的硬盘上。软件，便成了现代作战包括空军作战系统的核心。软件编程的好坏高下，对作战指挥特别是空军的作战指挥，开始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重视我空军作战指挥主要是战役指挥软件的开发，在今天已变得尤为重要。现代战争是体系的对抗，如果我们一时无法改变在硬体系对抗中的劣势状况，起码可以通过努力在软体系的对抗中折回几分。试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不使我们还未开始对抗，就先在“器”上处于下风，格外强调的是，在空军作战软件的编写中，务必使用开放源代码操作系统（OSS），而不宜采用极易受到攻击和泄密的“微软”操作系统。如可采用中国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红旗Linux操作系统。该系统具有高可靠性、稳定性、扩展性，同时又有在相对小型化系统上运行的能力，便于野战和机载。通过子系统间的磨合，最终形成我空军独有的作战指挥软件系统。
结 语：
近百年来，世界空军从零起步、振翅雄飞，终于独立成军，变为一支与历史悠久的陆、海军比肩的重要军事力量。但20世纪没能像空军早期的理论奠基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成为空中力量的黄金世纪。这不是理论的失误，而是技术的局限。在本世纪行将结束时，情况有了变化。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由此直接导致的以精确弹药为代表的航空高新技术的大量涌现，使我们可以预期，近在眼前的21世纪初期乃至它的上半叶，空中力量使用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
中国空军的发展，必须跟上时代和我们国家前进的步伐，其标志就是拥有与时代相称、能完成保卫国家空中安全、维护国家统一使命的强大实力。应该说，这种实力眼下我们尚不完全具备。缩小使命与实力之间的差距，就成了下世纪初叶中国空军必须全力以赴去实现的目标。
完成向“攻防兼备”的转型，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赋予空军的历史任务，也是我们缩小差距、增强实力的正确途径。以我空军，这是50年一次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不容错失。光荣与责任同在。我全体将士，唯有上下齐心，励精图治，真正把我空军建成一支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大国空军，方能不辱使命。
先顶刘亚洲再看。
有人骂他，我不鸟之。我顶他、支持他刘将军。
有人骂他，我不鸟之。我顶他、支持他刘将军。
讲的都是江主席，N久的东西了
亚洲同志的动静还是那么大
2000年11月的老文了
南海把菲律宾排第一个，明显的藐视猴子的存在么。
没办法，对猴子，走过去就行了，菲律宾，咱得游泳
我们就又要这写有超前思维的人，不然被打了才找原因，那就太晚了。很好这是10多年前的思想了。顶，人才都出在空军！
此“女婿”兼小说家目前在大学谋差~
这是哪年的？还是江主席····
亚洲哥貌似靠边站了？
没看完，眼花了，果断留名，后面继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