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蒙古主义”幽灵:为何日本与达赖最感兴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5:30:52
文章摘自《南风窗》2008年第16期 作者:侯艾君
核心提示:一种前景令人担忧:西藏、新疆甚至内蒙古同时爆发类似骚乱,或各种潜伏的危机同时爆发,形成某种“联动”、“同步化”。内蒙古的佛教寺院向来与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员方面联系紧密;此外,一些破坏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来,许多外国组织和个人深入辽远的中国内地,其中一些人负有某种秘密使命:收集情报,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收买人心,挑动特定族群间的对立,制造事端。这些手法并无新意,但却会产生效果。类似前景在考验我们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一个幽灵,泛蒙古主义的幽灵,在西伯利亚地区徘徊。它的现实危害,虽不如泛突厥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害明显,但仍然有必要予以重视。历史上,“泛蒙”思潮往往在国家爆发革命、内战或外敌入侵的时候兴风作浪;同样,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都伴随着“泛蒙”幽灵的复活。而在政治事件之外,“泛蒙”思潮的日常催化剂——作为蒙古语族精神纽带的藏传佛教也发挥了不小的影响。2004年夏天,在俄罗斯三个佛教徒集中的共和国的一再申请下,俄外交部最终同意向达赖喇嘛签发入境签证,使后者得以于当年11月底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2006年8月,达赖喇嘛又访问了蒙古国最大的佛教寺院,这是他1979年以来第七次访问蒙古。可以想见,在2008年先后窜访过德英等国并计划8月访法之后,达赖还会谋求对俄罗斯的蒙古语地区再来一次回访,以扩大其所谓的国际影响,对北京方面施压。
泛蒙古主义作为一种弱势思潮,其之所以能为政治势力所利用,显然要追溯到它的前世。
“泛蒙古主义”的前世
在俄罗斯,最早提出并运用泛蒙古主义(панмонголизм)术语的,是著名哲学家弗·谢·索罗维约夫。索罗维约夫还写诗、关注时事,“客串”政论家进行预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索罗维约夫断言中国将战胜日本,而日本将宣布泛蒙古主义,并在攻占中国后,与中国一道占领欧洲。但日本的战胜几乎让他陷入绝望。1895年,索罗维约夫在芬兰疗养时写下名为《泛蒙古主义》的诗作(1905年才发表),他在诗中表达的历史哲学观念几乎等同于“黄祸论”,与后来出现的主张蒙古语族联合、并成立统一国家的思想几乎是两码事。当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公元13世纪鞑靼-蒙古入侵的历史记忆,始终与来自东方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因此,1960年代中苏交恶时,纪念库里科沃战役(1380年,罗斯人在库里科沃原野战胜鞑靼-蒙古统治者马麦汗)也就意味着防范“中国威胁”。
蒙古人自己发出“全世界蒙古人,联合起来”的口号,是在20世纪初中国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刻。当时,中国的内、外蒙古以及苏俄都是泛蒙思潮滥觞和实践的舞台。1911年,外蒙古(喀尔喀蒙古人)借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发起了分裂运动。1919年,布里亚特和中国内蒙古的“泛蒙”代表大会在赤塔召开,宣布成立“大蒙古国”,首都海拉尔,并得到日本的支持。随着日本对中国边疆和内地的渗透、侵略,“泛蒙”运动也开始在内蒙地区蔓延,如德穆楚克发起的“自治运动”等。当然,最终折戟沉沙。
苏联曾支持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但其本身也面临“泛蒙古主义”的威胁。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人在苏联远东、西伯利亚频繁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情报,试图开辟北进基地。为此,日本还利用“泛蒙古主义”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在中亚的影响。而当时的苏俄为了防范布里亚特边民与日本勾结,索性将东西伯利亚州一分为二:伊尔库茨克州和赤塔州。1937年,苏联政府将原属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给新建的一些州,成立了阿金边区和乌斯季-奥登民族边疆区,以便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发生战事时,苏联能保持后方稳定。二战期间,与日本达成临时和约的斯大林政府严厉镇压“泛蒙古主义”——在“泛蒙”重灾区布里亚特,千万当地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被消灭。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斯大林甚至釜底抽薪,将远东的几十万日本人和朝鲜族强迁到中亚。
当代俄罗斯的“泛蒙”现实
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激发了包括蒙古语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意识。图瓦共和国的反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1990年5月,该共和国曾发生反俄骚乱,导致88人死亡,当时的口号是:“俄罗斯人,留下来给我们当奴隶!”“给你们一周期限(搬走),否则消灭你们!”大批外地人拥入城市抢占住宅,后来,图瓦政府将既成事实加以合法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蒙古语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机遇,共有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和阿尔泰四个自治共和国,以及两个布里亚特族边区。然而,随着俄罗斯族人大规模撤离,与莫斯科的经贸联系削弱,图瓦等共和国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人们从农场和企业盗取一切值钱的东西变卖,或大肆抢劫,似乎回到了中世纪汗国。这期间,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族专业人员被排挤,离开图瓦,使图瓦族在政府中的比例逐渐达到90%以上;但图瓦政府从不承认该地区存在民族冲突,认为俄罗斯族离开只是因为经济不景气。
就如车臣的杜达耶夫一样,图瓦、布里亚特的政治精英们也试图获得更多经济、政治利益。1992年,图瓦的一些政治力量要求通过图瓦自治宪法、成立民族卫队。图瓦的议员还经常派代表参加泛突厥主义(与雅库特和阿尔泰边区代表一起)、“泛蒙”会议(与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的代表一起)。俄政府感到担忧:图瓦可能会成为第二个车臣。叶利钦曾赋予图瓦等地各种特权,使其成为“特别行政区”,直到几年前普京政府才收回了特权。
当然,图瓦、布里亚特等共和国疏远莫斯科的态度,也源于中央对其经济发展不够重视。幅员辽阔的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其重心在欧洲,而远东、西伯利亚地区是其边远的蛮荒之地,属于被遗忘的角落。因此,这些地区着眼于经济上的需要(例如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合作)而宣扬泛蒙古主义;一些地方精英的“泛蒙”主张和要求独立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只是激愤之语,他们甚至不惜夸大“泛蒙”激进派的严重程度,以引起俄政府的重视。
也有一些史学家、政论家和人权组织出于反俄情绪和政治需要,积极推动“泛蒙”思潮。例如,布里亚特著名的激进分子斯托马欣写道:“俄罗斯民族总是野蛮地征服其他民族,对他们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从精神上,也从肉体上。”他耸人听闻地称,“大屠杀、流放到西伯利亚送死、饥荒,完全剥夺他们的民族权利,掠夺其财富,消灭其古老文化……”这类“种族灭绝、恐怖和法西斯主义”措施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俄帝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依靠它而存在,这也是她对被征服民族(从波兰人到车臣人,从犹太人到楚科奇人)唯一的大方案,任何欧亚主义谎言都不能让经历过俄罗斯地狱的各民族忘记这一切。”
在俄罗斯蒙古语族地区,当地人毒打、残害俄罗斯族,已经成为日常的现实。2007年8月,50多名民族主义者手拿棍棒、螺丝刀等血洗了伊尔库茨克地区的一个俄罗斯族村庄,20多名村民被打伤。这本是有组织的、被挑动起来的民族冲突,然而当地报道说,这是流氓滋事,当地政府也将其作为普通纠纷淡化处理,一如莫斯科方面对待光头党肇事。
日本为“泛蒙”策划、助力
作为外部因素,日本对“泛蒙”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日本对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苏联解体前后,大批日本人来到远东、西伯利亚。
2000年,东京的田中明彦教授曾给布里亚特开出发展经济的“秘方”:将布里亚特共和国改名为“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立即就会吸引眼球和外资——首先是来自日本的投资。田中教授称:现在,日本人几乎不知道你们共和国,他们仅仅把布里亚特看作俄罗斯的一个地区而已。但是,我们与蒙古已经有了特殊关系,所以,你们也该正名,说母语,因为在东北亚,日本人与蒙古人的基因最近,“日本人永远都乐于帮助蒙语民族”。
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1923年)。1958年,赫鲁晓夫政府将其更名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当时,官方解释是:这样更符合共和国主体民族的实际。但更名其实另有原因:苏联有一个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而蒙古国是苏联的盟国,中国还有一个内蒙古自治区,苏联政府需要避免领土纠纷和民族挑唆;而且,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存在,一度成为二战后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障碍。
1990年代里,布里亚特发起了为共和国“正名”的政治运动,认为1958年的更名是“苏联对布里亚特民族镇压行动链条上的一环”,要求平反,首先是正名(也就是政治、法律上平反);再将布里亚特与乌斯季-奥登、阿金区合并(领土平反)。但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布里亚特的要求都不予支持。田中实际上是迎合、鼓动布里亚特的政治运动。
造访布里亚特的日本客人非常频繁,但谈判经年,却未迎来日本人的大笔投资。显然,日方的醉翁之意,不在于发展经济合作;到后来,这些情形也引起当地官员的怀疑。有一次,布里亚特总统列·波坦波夫曾说起:他曾直截了当地对日本领事说,对不起,我对于与您会晤不感兴趣:“你们来了,鞠躬,很客套地说话,但是,经济合作没有任何推进——尽管你们对布里亚特的矿业潜力非常了解。”
布里亚特采用双国语:布里亚特语和俄语。但是,田中教授公开宣扬:没理由“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国家中采用双语制”。日本出版的《布里亚特人的悲剧》被译成蒙语,在布里亚特官方报纸上发表,其中称:私有化导致蒙古人的土地被俄罗斯族占据,是对布里亚特人的毁灭性打击;布里亚特境内本来只有蒙古族居民,俄罗斯族都是外来人,但他们却在各方面都成为主人;俄罗斯人的到来还导致生态恶化,纯净的贝加尔湖现在处于灾难边缘。
田中在《蒙古民族与自由》一书中表示,谈及蒙古民族和语言的统一性,就必须将布里亚特人纳入视野:“内、外蒙古之间不存在任何自然边界,外蒙古和布里亚特之间也是如此”,就如发源于蒙古的鄂尔浑河一样,在补给了大量水量之后,下游变成色愣格河注入贝加尔湖。这样,贝加尔湖就成为蒙古民族的湖——确切说,是布里亚特-蒙古民族的湖。显然,这是宣扬了一种以布里亚特为核心的“泛蒙”地缘政治思想,涉及三个主权国家:中国、俄罗斯和蒙古。按照田中教授的设想,中、俄的领土将被肢解,在蒙古、中国、俄罗斯乃至中亚地区,就会出现一个包括所有蒙古语族的“大蒙古国”。这样一个大蒙古国,将成为日本和西方遏制中、俄的工具,承担其特定使命。
“泛蒙”与喇嘛世界
与蒙古国民、中国蒙古族一样,俄罗斯的蒙古语族也多信仰佛教;而从中、俄历史来看,泛蒙思潮往往与佛教徒的宗教、政治活动结合。除了历史、种族、语言之外,“泛蒙”的另一个思想纽带,就是藏传佛教。身处中、俄两大国夹缝中的蒙古国,1991年以来积极推行所谓“第三邻国”的外交思想。美国、日本等国是“第三邻国”,佛教的故乡印度也是“第三邻国”;同时,蒙古语族与同信仰的中国藏族感到亲近。中、俄、蒙三国的蒙古语族和中国藏族一起,形成一个喇嘛世界。
2006年12月,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访问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表示:我们等待阁下您已经等了400年,强调同属蒙古民族;并认为,是佛教将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联系在一起。
2006年8月,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蒙古政府对达赖来访高度重视。一些人称:这是独立的蒙古国的意志的体现,表明:蒙古国不畏惧中国的压力。当然,蒙古国主要希望借助达赖访问改善蒙古国的经济社会困境;此外,还有政治用意。恩赫巴亚尔表示:达赖来访让蒙古民族联合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从其分裂立场出发,达赖喇嘛寄希望于蒙古、俄罗斯的佛教徒。2007年11月,达赖称:藏族和蒙族是孪生兄弟,号召俄、蒙的佛教徒团结起来;并称:若他作为“政治难民”老死异乡而未见“西藏独立”,活佛可在印度、俄罗斯或蒙古转世,继承其衣钵。
俄罗斯的蒙古语族都对达赖喇嘛顶礼膜拜,而蒙古语族地区的政治精英也以接近达赖为时髦。1992年,达赖喇嘛访问图瓦,图瓦领导人与达赖打得火热;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几乎每年都要拜会达赖,私交甚笃。俄佛教领袖明显同情和支持“藏独”势力。
1991年以后,中国内蒙古也有一些组织和个人,煽动“泛蒙”思想和运动;现在,俄罗斯的“泛蒙”形势,也可能影响到中国。
2008年是“藏独”能量释放的高峰,而在内外压力作用下,“藏独”可能与“泛蒙”(与“东突”合流之事,已见诸报端)合流。3月14日的“藏独”暴乱后,3月16日,俄中央佛教管理局主席崔·道尔吉·布达耶夫迅即表态,放言“希望西藏发生的事件能促使中国民主化”。“藏独”骚乱事件,也在俄罗斯的佛教徒、蒙古语族中继续发酵。
3月14日“藏独”暴乱的一个教训是:骚乱蓄谋已久、组织良好,在国内各省“同步”、“齐动”,许多中国驻外使馆被袭击,也做到同步化。显然,没有来自外部的有力支持,这种组织程度是达不到的。
一种前景令人担忧:西藏、新疆甚至内蒙古同时爆发类似骚乱,或各种潜伏的危机同时爆发,形成某种“联动”、“同步化”。内蒙古的佛教寺院向来与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员方面联系紧密;此外,一些破坏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来,许多外国组织和个人深入辽远的中国内地,其中一些人负有某种秘密使命:收集情报,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收买人心,挑动特定族群间的对立,制造事端。这些手法并无新意,但却会产生效果。类似前景在考验我们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文章摘自《南风窗》2008年第16期 作者:侯艾君
核心提示:一种前景令人担忧:西藏、新疆甚至内蒙古同时爆发类似骚乱,或各种潜伏的危机同时爆发,形成某种“联动”、“同步化”。内蒙古的佛教寺院向来与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员方面联系紧密;此外,一些破坏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来,许多外国组织和个人深入辽远的中国内地,其中一些人负有某种秘密使命:收集情报,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收买人心,挑动特定族群间的对立,制造事端。这些手法并无新意,但却会产生效果。类似前景在考验我们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一个幽灵,泛蒙古主义的幽灵,在西伯利亚地区徘徊。它的现实危害,虽不如泛突厥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害明显,但仍然有必要予以重视。历史上,“泛蒙”思潮往往在国家爆发革命、内战或外敌入侵的时候兴风作浪;同样,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都伴随着“泛蒙”幽灵的复活。而在政治事件之外,“泛蒙”思潮的日常催化剂——作为蒙古语族精神纽带的藏传佛教也发挥了不小的影响。2004年夏天,在俄罗斯三个佛教徒集中的共和国的一再申请下,俄外交部最终同意向达赖喇嘛签发入境签证,使后者得以于当年11月底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2006年8月,达赖喇嘛又访问了蒙古国最大的佛教寺院,这是他1979年以来第七次访问蒙古。可以想见,在2008年先后窜访过德英等国并计划8月访法之后,达赖还会谋求对俄罗斯的蒙古语地区再来一次回访,以扩大其所谓的国际影响,对北京方面施压。
泛蒙古主义作为一种弱势思潮,其之所以能为政治势力所利用,显然要追溯到它的前世。
“泛蒙古主义”的前世
在俄罗斯,最早提出并运用泛蒙古主义(панмонголизм)术语的,是著名哲学家弗·谢·索罗维约夫。索罗维约夫还写诗、关注时事,“客串”政论家进行预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索罗维约夫断言中国将战胜日本,而日本将宣布泛蒙古主义,并在攻占中国后,与中国一道占领欧洲。但日本的战胜几乎让他陷入绝望。1895年,索罗维约夫在芬兰疗养时写下名为《泛蒙古主义》的诗作(1905年才发表),他在诗中表达的历史哲学观念几乎等同于“黄祸论”,与后来出现的主张蒙古语族联合、并成立统一国家的思想几乎是两码事。当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公元13世纪鞑靼-蒙古入侵的历史记忆,始终与来自东方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因此,1960年代中苏交恶时,纪念库里科沃战役(1380年,罗斯人在库里科沃原野战胜鞑靼-蒙古统治者马麦汗)也就意味着防范“中国威胁”。
蒙古人自己发出“全世界蒙古人,联合起来”的口号,是在20世纪初中国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刻。当时,中国的内、外蒙古以及苏俄都是泛蒙思潮滥觞和实践的舞台。1911年,外蒙古(喀尔喀蒙古人)借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发起了分裂运动。1919年,布里亚特和中国内蒙古的“泛蒙”代表大会在赤塔召开,宣布成立“大蒙古国”,首都海拉尔,并得到日本的支持。随着日本对中国边疆和内地的渗透、侵略,“泛蒙”运动也开始在内蒙地区蔓延,如德穆楚克发起的“自治运动”等。当然,最终折戟沉沙。
苏联曾支持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但其本身也面临“泛蒙古主义”的威胁。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人在苏联远东、西伯利亚频繁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情报,试图开辟北进基地。为此,日本还利用“泛蒙古主义”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在中亚的影响。而当时的苏俄为了防范布里亚特边民与日本勾结,索性将东西伯利亚州一分为二:伊尔库茨克州和赤塔州。1937年,苏联政府将原属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给新建的一些州,成立了阿金边区和乌斯季-奥登民族边疆区,以便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发生战事时,苏联能保持后方稳定。二战期间,与日本达成临时和约的斯大林政府严厉镇压“泛蒙古主义”——在“泛蒙”重灾区布里亚特,千万当地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被消灭。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斯大林甚至釜底抽薪,将远东的几十万日本人和朝鲜族强迁到中亚。
当代俄罗斯的“泛蒙”现实
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激发了包括蒙古语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意识。图瓦共和国的反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1990年5月,该共和国曾发生反俄骚乱,导致88人死亡,当时的口号是:“俄罗斯人,留下来给我们当奴隶!”“给你们一周期限(搬走),否则消灭你们!”大批外地人拥入城市抢占住宅,后来,图瓦政府将既成事实加以合法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蒙古语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机遇,共有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和阿尔泰四个自治共和国,以及两个布里亚特族边区。然而,随着俄罗斯族人大规模撤离,与莫斯科的经贸联系削弱,图瓦等共和国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人们从农场和企业盗取一切值钱的东西变卖,或大肆抢劫,似乎回到了中世纪汗国。这期间,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族专业人员被排挤,离开图瓦,使图瓦族在政府中的比例逐渐达到90%以上;但图瓦政府从不承认该地区存在民族冲突,认为俄罗斯族离开只是因为经济不景气。
就如车臣的杜达耶夫一样,图瓦、布里亚特的政治精英们也试图获得更多经济、政治利益。1992年,图瓦的一些政治力量要求通过图瓦自治宪法、成立民族卫队。图瓦的议员还经常派代表参加泛突厥主义(与雅库特和阿尔泰边区代表一起)、“泛蒙”会议(与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的代表一起)。俄政府感到担忧:图瓦可能会成为第二个车臣。叶利钦曾赋予图瓦等地各种特权,使其成为“特别行政区”,直到几年前普京政府才收回了特权。
当然,图瓦、布里亚特等共和国疏远莫斯科的态度,也源于中央对其经济发展不够重视。幅员辽阔的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其重心在欧洲,而远东、西伯利亚地区是其边远的蛮荒之地,属于被遗忘的角落。因此,这些地区着眼于经济上的需要(例如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合作)而宣扬泛蒙古主义;一些地方精英的“泛蒙”主张和要求独立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只是激愤之语,他们甚至不惜夸大“泛蒙”激进派的严重程度,以引起俄政府的重视。
也有一些史学家、政论家和人权组织出于反俄情绪和政治需要,积极推动“泛蒙”思潮。例如,布里亚特著名的激进分子斯托马欣写道:“俄罗斯民族总是野蛮地征服其他民族,对他们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从精神上,也从肉体上。”他耸人听闻地称,“大屠杀、流放到西伯利亚送死、饥荒,完全剥夺他们的民族权利,掠夺其财富,消灭其古老文化……”这类“种族灭绝、恐怖和法西斯主义”措施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俄帝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依靠它而存在,这也是她对被征服民族(从波兰人到车臣人,从犹太人到楚科奇人)唯一的大方案,任何欧亚主义谎言都不能让经历过俄罗斯地狱的各民族忘记这一切。”
在俄罗斯蒙古语族地区,当地人毒打、残害俄罗斯族,已经成为日常的现实。2007年8月,50多名民族主义者手拿棍棒、螺丝刀等血洗了伊尔库茨克地区的一个俄罗斯族村庄,20多名村民被打伤。这本是有组织的、被挑动起来的民族冲突,然而当地报道说,这是流氓滋事,当地政府也将其作为普通纠纷淡化处理,一如莫斯科方面对待光头党肇事。
日本为“泛蒙”策划、助力
作为外部因素,日本对“泛蒙”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日本对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苏联解体前后,大批日本人来到远东、西伯利亚。
2000年,东京的田中明彦教授曾给布里亚特开出发展经济的“秘方”:将布里亚特共和国改名为“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立即就会吸引眼球和外资——首先是来自日本的投资。田中教授称:现在,日本人几乎不知道你们共和国,他们仅仅把布里亚特看作俄罗斯的一个地区而已。但是,我们与蒙古已经有了特殊关系,所以,你们也该正名,说母语,因为在东北亚,日本人与蒙古人的基因最近,“日本人永远都乐于帮助蒙语民族”。
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1923年)。1958年,赫鲁晓夫政府将其更名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当时,官方解释是:这样更符合共和国主体民族的实际。但更名其实另有原因:苏联有一个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而蒙古国是苏联的盟国,中国还有一个内蒙古自治区,苏联政府需要避免领土纠纷和民族挑唆;而且,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存在,一度成为二战后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障碍。
1990年代里,布里亚特发起了为共和国“正名”的政治运动,认为1958年的更名是“苏联对布里亚特民族镇压行动链条上的一环”,要求平反,首先是正名(也就是政治、法律上平反);再将布里亚特与乌斯季-奥登、阿金区合并(领土平反)。但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布里亚特的要求都不予支持。田中实际上是迎合、鼓动布里亚特的政治运动。
造访布里亚特的日本客人非常频繁,但谈判经年,却未迎来日本人的大笔投资。显然,日方的醉翁之意,不在于发展经济合作;到后来,这些情形也引起当地官员的怀疑。有一次,布里亚特总统列·波坦波夫曾说起:他曾直截了当地对日本领事说,对不起,我对于与您会晤不感兴趣:“你们来了,鞠躬,很客套地说话,但是,经济合作没有任何推进——尽管你们对布里亚特的矿业潜力非常了解。”
布里亚特采用双国语:布里亚特语和俄语。但是,田中教授公开宣扬:没理由“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国家中采用双语制”。日本出版的《布里亚特人的悲剧》被译成蒙语,在布里亚特官方报纸上发表,其中称:私有化导致蒙古人的土地被俄罗斯族占据,是对布里亚特人的毁灭性打击;布里亚特境内本来只有蒙古族居民,俄罗斯族都是外来人,但他们却在各方面都成为主人;俄罗斯人的到来还导致生态恶化,纯净的贝加尔湖现在处于灾难边缘。
田中在《蒙古民族与自由》一书中表示,谈及蒙古民族和语言的统一性,就必须将布里亚特人纳入视野:“内、外蒙古之间不存在任何自然边界,外蒙古和布里亚特之间也是如此”,就如发源于蒙古的鄂尔浑河一样,在补给了大量水量之后,下游变成色愣格河注入贝加尔湖。这样,贝加尔湖就成为蒙古民族的湖——确切说,是布里亚特-蒙古民族的湖。显然,这是宣扬了一种以布里亚特为核心的“泛蒙”地缘政治思想,涉及三个主权国家:中国、俄罗斯和蒙古。按照田中教授的设想,中、俄的领土将被肢解,在蒙古、中国、俄罗斯乃至中亚地区,就会出现一个包括所有蒙古语族的“大蒙古国”。这样一个大蒙古国,将成为日本和西方遏制中、俄的工具,承担其特定使命。
“泛蒙”与喇嘛世界
与蒙古国民、中国蒙古族一样,俄罗斯的蒙古语族也多信仰佛教;而从中、俄历史来看,泛蒙思潮往往与佛教徒的宗教、政治活动结合。除了历史、种族、语言之外,“泛蒙”的另一个思想纽带,就是藏传佛教。身处中、俄两大国夹缝中的蒙古国,1991年以来积极推行所谓“第三邻国”的外交思想。美国、日本等国是“第三邻国”,佛教的故乡印度也是“第三邻国”;同时,蒙古语族与同信仰的中国藏族感到亲近。中、俄、蒙三国的蒙古语族和中国藏族一起,形成一个喇嘛世界。
2006年12月,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访问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表示:我们等待阁下您已经等了400年,强调同属蒙古民族;并认为,是佛教将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联系在一起。
2006年8月,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蒙古政府对达赖来访高度重视。一些人称:这是独立的蒙古国的意志的体现,表明:蒙古国不畏惧中国的压力。当然,蒙古国主要希望借助达赖访问改善蒙古国的经济社会困境;此外,还有政治用意。恩赫巴亚尔表示:达赖来访让蒙古民族联合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从其分裂立场出发,达赖喇嘛寄希望于蒙古、俄罗斯的佛教徒。2007年11月,达赖称:藏族和蒙族是孪生兄弟,号召俄、蒙的佛教徒团结起来;并称:若他作为“政治难民”老死异乡而未见“西藏独立”,活佛可在印度、俄罗斯或蒙古转世,继承其衣钵。
俄罗斯的蒙古语族都对达赖喇嘛顶礼膜拜,而蒙古语族地区的政治精英也以接近达赖为时髦。1992年,达赖喇嘛访问图瓦,图瓦领导人与达赖打得火热;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几乎每年都要拜会达赖,私交甚笃。俄佛教领袖明显同情和支持“藏独”势力。
1991年以后,中国内蒙古也有一些组织和个人,煽动“泛蒙”思想和运动;现在,俄罗斯的“泛蒙”形势,也可能影响到中国。
2008年是“藏独”能量释放的高峰,而在内外压力作用下,“藏独”可能与“泛蒙”(与“东突”合流之事,已见诸报端)合流。3月14日的“藏独”暴乱后,3月16日,俄中央佛教管理局主席崔·道尔吉·布达耶夫迅即表态,放言“希望西藏发生的事件能促使中国民主化”。“藏独”骚乱事件,也在俄罗斯的佛教徒、蒙古语族中继续发酵。
3月14日“藏独”暴乱的一个教训是:骚乱蓄谋已久、组织良好,在国内各省“同步”、“齐动”,许多中国驻外使馆被袭击,也做到同步化。显然,没有来自外部的有力支持,这种组织程度是达不到的。
一种前景令人担忧:西藏、新疆甚至内蒙古同时爆发类似骚乱,或各种潜伏的危机同时爆发,形成某种“联动”、“同步化”。内蒙古的佛教寺院向来与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员方面联系紧密;此外,一些破坏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来,许多外国组织和个人深入辽远的中国内地,其中一些人负有某种秘密使命:收集情报,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收买人心,挑动特定族群间的对立,制造事端。这些手法并无新意,但却会产生效果。类似前景在考验我们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
核心提示:一种前景令人担忧:西藏、新疆甚至内蒙古同时爆发类似骚乱,或各种潜伏的危机同时爆发,形成某种“联动”、“同步化”。内蒙古的佛教寺院向来与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员方面联系紧密;此外,一些破坏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来,许多外国组织和个人深入辽远的中国内地,其中一些人负有某种秘密使命:收集情报,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收买人心,挑动特定族群间的对立,制造事端。这些手法并无新意,但却会产生效果。类似前景在考验我们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一个幽灵,泛蒙古主义的幽灵,在西伯利亚地区徘徊。它的现实危害,虽不如泛突厥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害明显,但仍然有必要予以重视。历史上,“泛蒙”思潮往往在国家爆发革命、内战或外敌入侵的时候兴风作浪;同样,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都伴随着“泛蒙”幽灵的复活。而在政治事件之外,“泛蒙”思潮的日常催化剂——作为蒙古语族精神纽带的藏传佛教也发挥了不小的影响。2004年夏天,在俄罗斯三个佛教徒集中的共和国的一再申请下,俄外交部最终同意向达赖喇嘛签发入境签证,使后者得以于当年11月底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2006年8月,达赖喇嘛又访问了蒙古国最大的佛教寺院,这是他1979年以来第七次访问蒙古。可以想见,在2008年先后窜访过德英等国并计划8月访法之后,达赖还会谋求对俄罗斯的蒙古语地区再来一次回访,以扩大其所谓的国际影响,对北京方面施压。
泛蒙古主义作为一种弱势思潮,其之所以能为政治势力所利用,显然要追溯到它的前世。
“泛蒙古主义”的前世
在俄罗斯,最早提出并运用泛蒙古主义(панмонголизм)术语的,是著名哲学家弗·谢·索罗维约夫。索罗维约夫还写诗、关注时事,“客串”政论家进行预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索罗维约夫断言中国将战胜日本,而日本将宣布泛蒙古主义,并在攻占中国后,与中国一道占领欧洲。但日本的战胜几乎让他陷入绝望。1895年,索罗维约夫在芬兰疗养时写下名为《泛蒙古主义》的诗作(1905年才发表),他在诗中表达的历史哲学观念几乎等同于“黄祸论”,与后来出现的主张蒙古语族联合、并成立统一国家的思想几乎是两码事。当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公元13世纪鞑靼-蒙古入侵的历史记忆,始终与来自东方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因此,1960年代中苏交恶时,纪念库里科沃战役(1380年,罗斯人在库里科沃原野战胜鞑靼-蒙古统治者马麦汗)也就意味着防范“中国威胁”。
蒙古人自己发出“全世界蒙古人,联合起来”的口号,是在20世纪初中国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刻。当时,中国的内、外蒙古以及苏俄都是泛蒙思潮滥觞和实践的舞台。1911年,外蒙古(喀尔喀蒙古人)借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发起了分裂运动。1919年,布里亚特和中国内蒙古的“泛蒙”代表大会在赤塔召开,宣布成立“大蒙古国”,首都海拉尔,并得到日本的支持。随着日本对中国边疆和内地的渗透、侵略,“泛蒙”运动也开始在内蒙地区蔓延,如德穆楚克发起的“自治运动”等。当然,最终折戟沉沙。
苏联曾支持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但其本身也面临“泛蒙古主义”的威胁。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人在苏联远东、西伯利亚频繁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情报,试图开辟北进基地。为此,日本还利用“泛蒙古主义”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在中亚的影响。而当时的苏俄为了防范布里亚特边民与日本勾结,索性将东西伯利亚州一分为二:伊尔库茨克州和赤塔州。1937年,苏联政府将原属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给新建的一些州,成立了阿金边区和乌斯季-奥登民族边疆区,以便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发生战事时,苏联能保持后方稳定。二战期间,与日本达成临时和约的斯大林政府严厉镇压“泛蒙古主义”——在“泛蒙”重灾区布里亚特,千万当地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被消灭。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斯大林甚至釜底抽薪,将远东的几十万日本人和朝鲜族强迁到中亚。
当代俄罗斯的“泛蒙”现实
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激发了包括蒙古语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意识。图瓦共和国的反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1990年5月,该共和国曾发生反俄骚乱,导致88人死亡,当时的口号是:“俄罗斯人,留下来给我们当奴隶!”“给你们一周期限(搬走),否则消灭你们!”大批外地人拥入城市抢占住宅,后来,图瓦政府将既成事实加以合法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蒙古语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机遇,共有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和阿尔泰四个自治共和国,以及两个布里亚特族边区。然而,随着俄罗斯族人大规模撤离,与莫斯科的经贸联系削弱,图瓦等共和国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人们从农场和企业盗取一切值钱的东西变卖,或大肆抢劫,似乎回到了中世纪汗国。这期间,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族专业人员被排挤,离开图瓦,使图瓦族在政府中的比例逐渐达到90%以上;但图瓦政府从不承认该地区存在民族冲突,认为俄罗斯族离开只是因为经济不景气。
就如车臣的杜达耶夫一样,图瓦、布里亚特的政治精英们也试图获得更多经济、政治利益。1992年,图瓦的一些政治力量要求通过图瓦自治宪法、成立民族卫队。图瓦的议员还经常派代表参加泛突厥主义(与雅库特和阿尔泰边区代表一起)、“泛蒙”会议(与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的代表一起)。俄政府感到担忧:图瓦可能会成为第二个车臣。叶利钦曾赋予图瓦等地各种特权,使其成为“特别行政区”,直到几年前普京政府才收回了特权。
当然,图瓦、布里亚特等共和国疏远莫斯科的态度,也源于中央对其经济发展不够重视。幅员辽阔的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其重心在欧洲,而远东、西伯利亚地区是其边远的蛮荒之地,属于被遗忘的角落。因此,这些地区着眼于经济上的需要(例如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合作)而宣扬泛蒙古主义;一些地方精英的“泛蒙”主张和要求独立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只是激愤之语,他们甚至不惜夸大“泛蒙”激进派的严重程度,以引起俄政府的重视。
也有一些史学家、政论家和人权组织出于反俄情绪和政治需要,积极推动“泛蒙”思潮。例如,布里亚特著名的激进分子斯托马欣写道:“俄罗斯民族总是野蛮地征服其他民族,对他们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从精神上,也从肉体上。”他耸人听闻地称,“大屠杀、流放到西伯利亚送死、饥荒,完全剥夺他们的民族权利,掠夺其财富,消灭其古老文化……”这类“种族灭绝、恐怖和法西斯主义”措施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俄帝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依靠它而存在,这也是她对被征服民族(从波兰人到车臣人,从犹太人到楚科奇人)唯一的大方案,任何欧亚主义谎言都不能让经历过俄罗斯地狱的各民族忘记这一切。”
在俄罗斯蒙古语族地区,当地人毒打、残害俄罗斯族,已经成为日常的现实。2007年8月,50多名民族主义者手拿棍棒、螺丝刀等血洗了伊尔库茨克地区的一个俄罗斯族村庄,20多名村民被打伤。这本是有组织的、被挑动起来的民族冲突,然而当地报道说,这是流氓滋事,当地政府也将其作为普通纠纷淡化处理,一如莫斯科方面对待光头党肇事。
日本为“泛蒙”策划、助力
作为外部因素,日本对“泛蒙”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日本对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苏联解体前后,大批日本人来到远东、西伯利亚。
2000年,东京的田中明彦教授曾给布里亚特开出发展经济的“秘方”:将布里亚特共和国改名为“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立即就会吸引眼球和外资——首先是来自日本的投资。田中教授称:现在,日本人几乎不知道你们共和国,他们仅仅把布里亚特看作俄罗斯的一个地区而已。但是,我们与蒙古已经有了特殊关系,所以,你们也该正名,说母语,因为在东北亚,日本人与蒙古人的基因最近,“日本人永远都乐于帮助蒙语民族”。
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1923年)。1958年,赫鲁晓夫政府将其更名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当时,官方解释是:这样更符合共和国主体民族的实际。但更名其实另有原因:苏联有一个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而蒙古国是苏联的盟国,中国还有一个内蒙古自治区,苏联政府需要避免领土纠纷和民族挑唆;而且,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存在,一度成为二战后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障碍。
1990年代里,布里亚特发起了为共和国“正名”的政治运动,认为1958年的更名是“苏联对布里亚特民族镇压行动链条上的一环”,要求平反,首先是正名(也就是政治、法律上平反);再将布里亚特与乌斯季-奥登、阿金区合并(领土平反)。但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布里亚特的要求都不予支持。田中实际上是迎合、鼓动布里亚特的政治运动。
造访布里亚特的日本客人非常频繁,但谈判经年,却未迎来日本人的大笔投资。显然,日方的醉翁之意,不在于发展经济合作;到后来,这些情形也引起当地官员的怀疑。有一次,布里亚特总统列·波坦波夫曾说起:他曾直截了当地对日本领事说,对不起,我对于与您会晤不感兴趣:“你们来了,鞠躬,很客套地说话,但是,经济合作没有任何推进——尽管你们对布里亚特的矿业潜力非常了解。”
布里亚特采用双国语:布里亚特语和俄语。但是,田中教授公开宣扬:没理由“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国家中采用双语制”。日本出版的《布里亚特人的悲剧》被译成蒙语,在布里亚特官方报纸上发表,其中称:私有化导致蒙古人的土地被俄罗斯族占据,是对布里亚特人的毁灭性打击;布里亚特境内本来只有蒙古族居民,俄罗斯族都是外来人,但他们却在各方面都成为主人;俄罗斯人的到来还导致生态恶化,纯净的贝加尔湖现在处于灾难边缘。
田中在《蒙古民族与自由》一书中表示,谈及蒙古民族和语言的统一性,就必须将布里亚特人纳入视野:“内、外蒙古之间不存在任何自然边界,外蒙古和布里亚特之间也是如此”,就如发源于蒙古的鄂尔浑河一样,在补给了大量水量之后,下游变成色愣格河注入贝加尔湖。这样,贝加尔湖就成为蒙古民族的湖——确切说,是布里亚特-蒙古民族的湖。显然,这是宣扬了一种以布里亚特为核心的“泛蒙”地缘政治思想,涉及三个主权国家:中国、俄罗斯和蒙古。按照田中教授的设想,中、俄的领土将被肢解,在蒙古、中国、俄罗斯乃至中亚地区,就会出现一个包括所有蒙古语族的“大蒙古国”。这样一个大蒙古国,将成为日本和西方遏制中、俄的工具,承担其特定使命。
“泛蒙”与喇嘛世界
与蒙古国民、中国蒙古族一样,俄罗斯的蒙古语族也多信仰佛教;而从中、俄历史来看,泛蒙思潮往往与佛教徒的宗教、政治活动结合。除了历史、种族、语言之外,“泛蒙”的另一个思想纽带,就是藏传佛教。身处中、俄两大国夹缝中的蒙古国,1991年以来积极推行所谓“第三邻国”的外交思想。美国、日本等国是“第三邻国”,佛教的故乡印度也是“第三邻国”;同时,蒙古语族与同信仰的中国藏族感到亲近。中、俄、蒙三国的蒙古语族和中国藏族一起,形成一个喇嘛世界。
2006年12月,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访问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表示:我们等待阁下您已经等了400年,强调同属蒙古民族;并认为,是佛教将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联系在一起。
2006年8月,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蒙古政府对达赖来访高度重视。一些人称:这是独立的蒙古国的意志的体现,表明:蒙古国不畏惧中国的压力。当然,蒙古国主要希望借助达赖访问改善蒙古国的经济社会困境;此外,还有政治用意。恩赫巴亚尔表示:达赖来访让蒙古民族联合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从其分裂立场出发,达赖喇嘛寄希望于蒙古、俄罗斯的佛教徒。2007年11月,达赖称:藏族和蒙族是孪生兄弟,号召俄、蒙的佛教徒团结起来;并称:若他作为“政治难民”老死异乡而未见“西藏独立”,活佛可在印度、俄罗斯或蒙古转世,继承其衣钵。
俄罗斯的蒙古语族都对达赖喇嘛顶礼膜拜,而蒙古语族地区的政治精英也以接近达赖为时髦。1992年,达赖喇嘛访问图瓦,图瓦领导人与达赖打得火热;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几乎每年都要拜会达赖,私交甚笃。俄佛教领袖明显同情和支持“藏独”势力。
1991年以后,中国内蒙古也有一些组织和个人,煽动“泛蒙”思想和运动;现在,俄罗斯的“泛蒙”形势,也可能影响到中国。
2008年是“藏独”能量释放的高峰,而在内外压力作用下,“藏独”可能与“泛蒙”(与“东突”合流之事,已见诸报端)合流。3月14日的“藏独”暴乱后,3月16日,俄中央佛教管理局主席崔·道尔吉·布达耶夫迅即表态,放言“希望西藏发生的事件能促使中国民主化”。“藏独”骚乱事件,也在俄罗斯的佛教徒、蒙古语族中继续发酵。
3月14日“藏独”暴乱的一个教训是:骚乱蓄谋已久、组织良好,在国内各省“同步”、“齐动”,许多中国驻外使馆被袭击,也做到同步化。显然,没有来自外部的有力支持,这种组织程度是达不到的。
一种前景令人担忧:西藏、新疆甚至内蒙古同时爆发类似骚乱,或各种潜伏的危机同时爆发,形成某种“联动”、“同步化”。内蒙古的佛教寺院向来与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员方面联系紧密;此外,一些破坏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来,许多外国组织和个人深入辽远的中国内地,其中一些人负有某种秘密使命:收集情报,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收买人心,挑动特定族群间的对立,制造事端。这些手法并无新意,但却会产生效果。类似前景在考验我们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文章摘自《南风窗》2008年第16期 作者:侯艾君
核心提示:一种前景令人担忧:西藏、新疆甚至内蒙古同时爆发类似骚乱,或各种潜伏的危机同时爆发,形成某种“联动”、“同步化”。内蒙古的佛教寺院向来与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员方面联系紧密;此外,一些破坏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来,许多外国组织和个人深入辽远的中国内地,其中一些人负有某种秘密使命:收集情报,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收买人心,挑动特定族群间的对立,制造事端。这些手法并无新意,但却会产生效果。类似前景在考验我们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一个幽灵,泛蒙古主义的幽灵,在西伯利亚地区徘徊。它的现实危害,虽不如泛突厥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害明显,但仍然有必要予以重视。历史上,“泛蒙”思潮往往在国家爆发革命、内战或外敌入侵的时候兴风作浪;同样,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都伴随着“泛蒙”幽灵的复活。而在政治事件之外,“泛蒙”思潮的日常催化剂——作为蒙古语族精神纽带的藏传佛教也发挥了不小的影响。2004年夏天,在俄罗斯三个佛教徒集中的共和国的一再申请下,俄外交部最终同意向达赖喇嘛签发入境签证,使后者得以于当年11月底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2006年8月,达赖喇嘛又访问了蒙古国最大的佛教寺院,这是他1979年以来第七次访问蒙古。可以想见,在2008年先后窜访过德英等国并计划8月访法之后,达赖还会谋求对俄罗斯的蒙古语地区再来一次回访,以扩大其所谓的国际影响,对北京方面施压。
泛蒙古主义作为一种弱势思潮,其之所以能为政治势力所利用,显然要追溯到它的前世。
“泛蒙古主义”的前世
在俄罗斯,最早提出并运用泛蒙古主义(панмонголизм)术语的,是著名哲学家弗·谢·索罗维约夫。索罗维约夫还写诗、关注时事,“客串”政论家进行预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索罗维约夫断言中国将战胜日本,而日本将宣布泛蒙古主义,并在攻占中国后,与中国一道占领欧洲。但日本的战胜几乎让他陷入绝望。1895年,索罗维约夫在芬兰疗养时写下名为《泛蒙古主义》的诗作(1905年才发表),他在诗中表达的历史哲学观念几乎等同于“黄祸论”,与后来出现的主张蒙古语族联合、并成立统一国家的思想几乎是两码事。当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公元13世纪鞑靼-蒙古入侵的历史记忆,始终与来自东方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因此,1960年代中苏交恶时,纪念库里科沃战役(1380年,罗斯人在库里科沃原野战胜鞑靼-蒙古统治者马麦汗)也就意味着防范“中国威胁”。
蒙古人自己发出“全世界蒙古人,联合起来”的口号,是在20世纪初中国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刻。当时,中国的内、外蒙古以及苏俄都是泛蒙思潮滥觞和实践的舞台。1911年,外蒙古(喀尔喀蒙古人)借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发起了分裂运动。1919年,布里亚特和中国内蒙古的“泛蒙”代表大会在赤塔召开,宣布成立“大蒙古国”,首都海拉尔,并得到日本的支持。随着日本对中国边疆和内地的渗透、侵略,“泛蒙”运动也开始在内蒙地区蔓延,如德穆楚克发起的“自治运动”等。当然,最终折戟沉沙。
苏联曾支持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但其本身也面临“泛蒙古主义”的威胁。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人在苏联远东、西伯利亚频繁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情报,试图开辟北进基地。为此,日本还利用“泛蒙古主义”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在中亚的影响。而当时的苏俄为了防范布里亚特边民与日本勾结,索性将东西伯利亚州一分为二:伊尔库茨克州和赤塔州。1937年,苏联政府将原属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给新建的一些州,成立了阿金边区和乌斯季-奥登民族边疆区,以便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发生战事时,苏联能保持后方稳定。二战期间,与日本达成临时和约的斯大林政府严厉镇压“泛蒙古主义”——在“泛蒙”重灾区布里亚特,千万当地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被消灭。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斯大林甚至釜底抽薪,将远东的几十万日本人和朝鲜族强迁到中亚。
当代俄罗斯的“泛蒙”现实
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激发了包括蒙古语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意识。图瓦共和国的反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1990年5月,该共和国曾发生反俄骚乱,导致88人死亡,当时的口号是:“俄罗斯人,留下来给我们当奴隶!”“给你们一周期限(搬走),否则消灭你们!”大批外地人拥入城市抢占住宅,后来,图瓦政府将既成事实加以合法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蒙古语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机遇,共有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和阿尔泰四个自治共和国,以及两个布里亚特族边区。然而,随着俄罗斯族人大规模撤离,与莫斯科的经贸联系削弱,图瓦等共和国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人们从农场和企业盗取一切值钱的东西变卖,或大肆抢劫,似乎回到了中世纪汗国。这期间,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族专业人员被排挤,离开图瓦,使图瓦族在政府中的比例逐渐达到90%以上;但图瓦政府从不承认该地区存在民族冲突,认为俄罗斯族离开只是因为经济不景气。
就如车臣的杜达耶夫一样,图瓦、布里亚特的政治精英们也试图获得更多经济、政治利益。1992年,图瓦的一些政治力量要求通过图瓦自治宪法、成立民族卫队。图瓦的议员还经常派代表参加泛突厥主义(与雅库特和阿尔泰边区代表一起)、“泛蒙”会议(与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的代表一起)。俄政府感到担忧:图瓦可能会成为第二个车臣。叶利钦曾赋予图瓦等地各种特权,使其成为“特别行政区”,直到几年前普京政府才收回了特权。
当然,图瓦、布里亚特等共和国疏远莫斯科的态度,也源于中央对其经济发展不够重视。幅员辽阔的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其重心在欧洲,而远东、西伯利亚地区是其边远的蛮荒之地,属于被遗忘的角落。因此,这些地区着眼于经济上的需要(例如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合作)而宣扬泛蒙古主义;一些地方精英的“泛蒙”主张和要求独立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只是激愤之语,他们甚至不惜夸大“泛蒙”激进派的严重程度,以引起俄政府的重视。
也有一些史学家、政论家和人权组织出于反俄情绪和政治需要,积极推动“泛蒙”思潮。例如,布里亚特著名的激进分子斯托马欣写道:“俄罗斯民族总是野蛮地征服其他民族,对他们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从精神上,也从肉体上。”他耸人听闻地称,“大屠杀、流放到西伯利亚送死、饥荒,完全剥夺他们的民族权利,掠夺其财富,消灭其古老文化……”这类“种族灭绝、恐怖和法西斯主义”措施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俄帝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依靠它而存在,这也是她对被征服民族(从波兰人到车臣人,从犹太人到楚科奇人)唯一的大方案,任何欧亚主义谎言都不能让经历过俄罗斯地狱的各民族忘记这一切。”
在俄罗斯蒙古语族地区,当地人毒打、残害俄罗斯族,已经成为日常的现实。2007年8月,50多名民族主义者手拿棍棒、螺丝刀等血洗了伊尔库茨克地区的一个俄罗斯族村庄,20多名村民被打伤。这本是有组织的、被挑动起来的民族冲突,然而当地报道说,这是流氓滋事,当地政府也将其作为普通纠纷淡化处理,一如莫斯科方面对待光头党肇事。
日本为“泛蒙”策划、助力
作为外部因素,日本对“泛蒙”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日本对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苏联解体前后,大批日本人来到远东、西伯利亚。
2000年,东京的田中明彦教授曾给布里亚特开出发展经济的“秘方”:将布里亚特共和国改名为“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立即就会吸引眼球和外资——首先是来自日本的投资。田中教授称:现在,日本人几乎不知道你们共和国,他们仅仅把布里亚特看作俄罗斯的一个地区而已。但是,我们与蒙古已经有了特殊关系,所以,你们也该正名,说母语,因为在东北亚,日本人与蒙古人的基因最近,“日本人永远都乐于帮助蒙语民族”。
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1923年)。1958年,赫鲁晓夫政府将其更名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当时,官方解释是:这样更符合共和国主体民族的实际。但更名其实另有原因:苏联有一个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而蒙古国是苏联的盟国,中国还有一个内蒙古自治区,苏联政府需要避免领土纠纷和民族挑唆;而且,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存在,一度成为二战后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障碍。
1990年代里,布里亚特发起了为共和国“正名”的政治运动,认为1958年的更名是“苏联对布里亚特民族镇压行动链条上的一环”,要求平反,首先是正名(也就是政治、法律上平反);再将布里亚特与乌斯季-奥登、阿金区合并(领土平反)。但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布里亚特的要求都不予支持。田中实际上是迎合、鼓动布里亚特的政治运动。
造访布里亚特的日本客人非常频繁,但谈判经年,却未迎来日本人的大笔投资。显然,日方的醉翁之意,不在于发展经济合作;到后来,这些情形也引起当地官员的怀疑。有一次,布里亚特总统列·波坦波夫曾说起:他曾直截了当地对日本领事说,对不起,我对于与您会晤不感兴趣:“你们来了,鞠躬,很客套地说话,但是,经济合作没有任何推进——尽管你们对布里亚特的矿业潜力非常了解。”
布里亚特采用双国语:布里亚特语和俄语。但是,田中教授公开宣扬:没理由“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国家中采用双语制”。日本出版的《布里亚特人的悲剧》被译成蒙语,在布里亚特官方报纸上发表,其中称:私有化导致蒙古人的土地被俄罗斯族占据,是对布里亚特人的毁灭性打击;布里亚特境内本来只有蒙古族居民,俄罗斯族都是外来人,但他们却在各方面都成为主人;俄罗斯人的到来还导致生态恶化,纯净的贝加尔湖现在处于灾难边缘。
田中在《蒙古民族与自由》一书中表示,谈及蒙古民族和语言的统一性,就必须将布里亚特人纳入视野:“内、外蒙古之间不存在任何自然边界,外蒙古和布里亚特之间也是如此”,就如发源于蒙古的鄂尔浑河一样,在补给了大量水量之后,下游变成色愣格河注入贝加尔湖。这样,贝加尔湖就成为蒙古民族的湖——确切说,是布里亚特-蒙古民族的湖。显然,这是宣扬了一种以布里亚特为核心的“泛蒙”地缘政治思想,涉及三个主权国家:中国、俄罗斯和蒙古。按照田中教授的设想,中、俄的领土将被肢解,在蒙古、中国、俄罗斯乃至中亚地区,就会出现一个包括所有蒙古语族的“大蒙古国”。这样一个大蒙古国,将成为日本和西方遏制中、俄的工具,承担其特定使命。
“泛蒙”与喇嘛世界
与蒙古国民、中国蒙古族一样,俄罗斯的蒙古语族也多信仰佛教;而从中、俄历史来看,泛蒙思潮往往与佛教徒的宗教、政治活动结合。除了历史、种族、语言之外,“泛蒙”的另一个思想纽带,就是藏传佛教。身处中、俄两大国夹缝中的蒙古国,1991年以来积极推行所谓“第三邻国”的外交思想。美国、日本等国是“第三邻国”,佛教的故乡印度也是“第三邻国”;同时,蒙古语族与同信仰的中国藏族感到亲近。中、俄、蒙三国的蒙古语族和中国藏族一起,形成一个喇嘛世界。
2006年12月,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访问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表示:我们等待阁下您已经等了400年,强调同属蒙古民族;并认为,是佛教将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联系在一起。
2006年8月,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蒙古政府对达赖来访高度重视。一些人称:这是独立的蒙古国的意志的体现,表明:蒙古国不畏惧中国的压力。当然,蒙古国主要希望借助达赖访问改善蒙古国的经济社会困境;此外,还有政治用意。恩赫巴亚尔表示:达赖来访让蒙古民族联合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从其分裂立场出发,达赖喇嘛寄希望于蒙古、俄罗斯的佛教徒。2007年11月,达赖称:藏族和蒙族是孪生兄弟,号召俄、蒙的佛教徒团结起来;并称:若他作为“政治难民”老死异乡而未见“西藏独立”,活佛可在印度、俄罗斯或蒙古转世,继承其衣钵。
俄罗斯的蒙古语族都对达赖喇嘛顶礼膜拜,而蒙古语族地区的政治精英也以接近达赖为时髦。1992年,达赖喇嘛访问图瓦,图瓦领导人与达赖打得火热;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几乎每年都要拜会达赖,私交甚笃。俄佛教领袖明显同情和支持“藏独”势力。
1991年以后,中国内蒙古也有一些组织和个人,煽动“泛蒙”思想和运动;现在,俄罗斯的“泛蒙”形势,也可能影响到中国。
2008年是“藏独”能量释放的高峰,而在内外压力作用下,“藏独”可能与“泛蒙”(与“东突”合流之事,已见诸报端)合流。3月14日的“藏独”暴乱后,3月16日,俄中央佛教管理局主席崔·道尔吉·布达耶夫迅即表态,放言“希望西藏发生的事件能促使中国民主化”。“藏独”骚乱事件,也在俄罗斯的佛教徒、蒙古语族中继续发酵。
3月14日“藏独”暴乱的一个教训是:骚乱蓄谋已久、组织良好,在国内各省“同步”、“齐动”,许多中国驻外使馆被袭击,也做到同步化。显然,没有来自外部的有力支持,这种组织程度是达不到的。
一种前景令人担忧:西藏、新疆甚至内蒙古同时爆发类似骚乱,或各种潜伏的危机同时爆发,形成某种“联动”、“同步化”。内蒙古的佛教寺院向来与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员方面联系紧密;此外,一些破坏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来,许多外国组织和个人深入辽远的中国内地,其中一些人负有某种秘密使命:收集情报,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收买人心,挑动特定族群间的对立,制造事端。这些手法并无新意,但却会产生效果。类似前景在考验我们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
帖子太长 看不懂 不过这些都如果是业余爱好不错,真正每天去捣鼓这些就属于蛋疼了
最近无意中进入一些蒙族网站,发现事态是很严重啊。有的人不但在鼓吹分裂,还在鼓吹枪杆子里出政权。而且有的网站很隐蔽,不注册连文章都不能看.总之,感觉国家在这方面管的也太松了点
抽不起疯 发表于 2010-4-23 17:04
王千源这种汉奸都有人能给他洗白,内蒙的事算什么,我现在想着将来gcd倒了之后能保住内地十八省加东北就很开心了
王千源这种汉奸都有人能给他洗白,内蒙的事算什么,我现在想着将来gcd倒了之后能保住内地十八省加东北就很开心了
网上的事情你真相信了,会觉得土鳖明天就要崩溃了。。。
霏菲飞 发表于 2010-4-23 17:27
当年网上说新疆不稳我还不信呢,结果7.5没两年就出来了。
当年网上说新疆不稳我还不信呢,结果7.5没两年就出来了。
抽不起疯 发表于 2010-4-23 17:04
老第安啦!嘴炮谁不会打。
我当年上网的时候到某蒙族论坛,发现置顶精华高亮的一个帖子叫〈十年内,蒙古将有自己的出海口〉。主要内容是如何勾结日本东西夹击,会师于塘沽。。。。。。
当年应该是03~04年左右吧,还有三四年,京津塘地区的房价就可以降了,幸福啊!!!!!
老第安啦!嘴炮谁不会打。
我当年上网的时候到某蒙族论坛,发现置顶精华高亮的一个帖子叫〈十年内,蒙古将有自己的出海口〉。主要内容是如何勾结日本东西夹击,会师于塘沽。。。。。。
当年应该是03~04年左右吧,还有三四年,京津塘地区的房价就可以降了,幸福啊!!!!!
都想肢解中国,做梦去吧
看热闹的 发表于 2010-4-23 19:29
以前是虚无,现在谈的都很现实,而且还有帝国主义支持
以前是虚无,现在谈的都很现实,而且还有帝国主义支持
达赖一伙,能够得到政府级别公开并且“政治上正确”的支持的,只有蒙古,
蒙古当局支持达赖的目的,也有巩固自己并不稳固的统治的成分,大于跟中国过不去的
成分,但是达赖的目的,就是跳出空间和资源有限的达兰萨拉,在蒙古这块广阔的天地里,
仗着西方源源不断的赞助(这种赞助至少要有一个“项目”,而在蒙古的建立前进基地,
恰好是一个项目),可以掀开他们“新的一页”。于是,西方的掮客们,频频造访蒙古政府,
西方的推销员们,频频觐见蒙古总统和总理,更加频频去到乌兰巴托郊外,带着西藏的喇嘛,
与当地的蒙古喇嘛教的人一起,建立起巨大的寺庙(钱,由西方掮客去一些地方去化缘,这些
地方给钱最多的是哪里呢?据西方人讲,是台湾和南朝鲜)。这些寺庙快竣工了,据说有我们
山西等地的民工的贡献。
那么这个前进基地有什么作用呢,你要跟达兰萨拉相比,它可以容纳更多的藏人,对他们进行
“教育”,这个地方也比狭小的达兰萨拉更方便。此外,印度一直没有给这些藏人以有尊严的身份,
他们永远是“难民”,没有在印度生存下去的可能,只能窝在达拉萨拉靠吃达赖化来的剩饭过日子,
在蒙古,就不同了。
蒙古当局支持达赖的目的,也有巩固自己并不稳固的统治的成分,大于跟中国过不去的
成分,但是达赖的目的,就是跳出空间和资源有限的达兰萨拉,在蒙古这块广阔的天地里,
仗着西方源源不断的赞助(这种赞助至少要有一个“项目”,而在蒙古的建立前进基地,
恰好是一个项目),可以掀开他们“新的一页”。于是,西方的掮客们,频频造访蒙古政府,
西方的推销员们,频频觐见蒙古总统和总理,更加频频去到乌兰巴托郊外,带着西藏的喇嘛,
与当地的蒙古喇嘛教的人一起,建立起巨大的寺庙(钱,由西方掮客去一些地方去化缘,这些
地方给钱最多的是哪里呢?据西方人讲,是台湾和南朝鲜)。这些寺庙快竣工了,据说有我们
山西等地的民工的贡献。
那么这个前进基地有什么作用呢,你要跟达兰萨拉相比,它可以容纳更多的藏人,对他们进行
“教育”,这个地方也比狭小的达兰萨拉更方便。此外,印度一直没有给这些藏人以有尊严的身份,
他们永远是“难民”,没有在印度生存下去的可能,只能窝在达拉萨拉靠吃达赖化来的剩饭过日子,
在蒙古,就不同了。
蒙古人口就两百六十万,全民信藏密也不怕它
我以前说过几次这个问题,结果大家的反应都跟“看热闹的”兄一样,
我想提醒一下,这不仅仅是蒙古问题,这是西藏问题。
另外任何小的麻烦也不能“不怕”,现在是耍无赖的世界,小的有小的耍法,
你还不能把它怎么样,但是却很腻味人。
我想提醒一下,这不仅仅是蒙古问题,这是西藏问题。
另外任何小的麻烦也不能“不怕”,现在是耍无赖的世界,小的有小的耍法,
你还不能把它怎么样,但是却很腻味人。
造汽 发表于 2010-4-23 21:35
其实主要是欧美这些后台
其实主要是欧美这些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