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二）

第一次“四平街会战”

“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四平街是当时辽北省的省会，人口八万，位于中长、四洮、四梅铁路之交点，为东北交通枢纽，工业及军事之重镇。其东北郊山峦重叠，西南郊河流纵横，形势险要，又因其位处中长路上沈阳与长春之间，是南北满通衢的咽喉，历来为战略上必争之地。

共军自从出关以来，一直到“四平街会战”(中共称为“四平保卫战”)以前，其主要战略是“且战且退”，与国军交战采取游击战、运动战，避免与国军正面冲突，不作无谓牺牲。盖因共军初出关外，尚未建立根据地，群众基础不稳固，军队的装备亦不充足，面对美式机械装备的国军，军火及战斗力均占下风，因此山海关、锦州等役，共军皆主动弃守，且战且退。可是1946年3月18日共军进占四平街后，中共中央却一反往常，改变战略，决定保卫四平街，在四平街及本溪各结集十万大军，准备与国军主力一决胜负。毛泽东下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争”。161946年4月6日，毛泽东电林彪并东北局彭真，17对四平、本溪保卫战作了重要指示，认为：“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本溪方面，亦望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毛泽东认为：“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为了达成目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惜牺牲，孤注一掷，“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促使毛泽东下如此决心，不惜牺牲数万军队与国军在四平街摊牌一战，当然有其当时复杂背景原因。“四平街会战”前夕，共军已速增至三十万，兵力大为加强。苏军骤然撤退，共军得到暗助，纷纷顺利进占四平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因为四平之战略位置险要，欲保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必先固守四平。当时马歇尔正返美国洽商美援问题，毛泽东估计马氏回中国后，必加压力，逼使国共东北停战，毛打算在国共和谈前，在四平给予国军迎头痛击，保住长春、哈尔滨等重镇，以便在谈判中获取最大利益，因此倡言在和平前，保卫四平乃“最后一战”。同时毛泽东亦低估了国军的作战实力，他在同一电报中，对国军如此分析：“国民党现有之七个军，包括九十四军及姜鹏飞伪军在内，此两部或则不齐，或则无力；拟调各军，非半年以上不能到齐，且包括云南龙部及其他次等部队，大有文章可做。”可是毛泽东忽视了国军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以及青年军二○七师这些美式机械装备训练有素的军队坚强的战斗能力。4月28日，毛泽东电林彪：

“坚守四平的指战员、政工人员们：为和平民主，你们坚守四平，甚为英勇，特传令嘉奖。望你们再接再厉，坚守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会战开始时，毛泽东信心十足，意兴风发，满以为在四平能重创国军，使“四平保卫战”像西班牙内战共和军死守马德里一般，蜚声国际，令中外瞩目。

但东北战场上的共军将领并非全部赞同毛泽东保卫四平的乐观看法。首先，“东北民主联军”统帅林彪在会战前对死守四平便有疑虑，4月11日给中央电中，林彪对当前情势作了如此判断：

“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18

林彪此时的看法其实十分正确，一向老成持重直言敢谏的原新四军将领黄克诚在会战当中，还不断向中央呼吁，弃守四平、长春。5月12致中央电中，他首先向毛泽东陈述中共部队伤亡耗损的实情：“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黄克诚认为：“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毛泽东不理睬黄克诚，也不回电，却一直电令林彪“坚守四平”。4月18日，共军进占长春，林彪颇受鼓舞，林彪4月19日电中央，向毛泽东表示坚守四平的决心：“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19

林彪亲自统率黄克诚、李富春、万毅、周保中、吕正操各部共十四个师十万余人，广筑工事，以四平市区为中心，组成一条东西蜿蜒百余里的防线，决心“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中央军王牌尽出

国民党政府这一边对四平街亦是志在必得。国军自出关后，向北进展迟缓，虽然与共军冲突不断，但都是零星小仗，未曾打过主力大战。国军最初出关只有两个军，至“四平街会战”前夕，已增至七个军及青年军二○七师共二十八万人，兵力骤增，与共军人数相差不远。起先苏联红军占领东北，等于是共军的保护伞，国军有所顾忌，避免与共军大打出手，自3月中后，苏联红军开始逐渐撤退，而共军乃乘机进占各大城市，国共两军短兵相接，大战已不可避免。

当初马歇尔来华调停，于1月10日，达成了国共第一个停战协定，1月13日起，“国军及共产党领下之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但协定有一条重要的但书，停战令“对于政府军队之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其实第一次停战令国共双方都没有严格遵守，尤其是关外军事冲突一直没有停过，但4月18日，马歇尔回转中国的同一天，共军三万余攻入长春，与国军先遣部队保警第二、第四总队发生巷战，保警总队不支，被共军消灭一万余人20，长春市市长被俘。这对国军不啻公然挑衅，连美国政府亦不得不宣称，共军攻占长春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21，这就给了国军正当理由与共军正式开战了。本来国军出关后，便伺机与共军打一场主力战，一决胜负，共军集结大军死守四平，正好给了国军一个歼灭敌人主力的机会。

4月21日，蒋中正电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指示“四平街会战”要领：

“(一)四平街会战，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二)四平街会战后，视战果及甲军情况，趁势收复公主岭、长春、辽源，或在四平街方面暂取守势，抽出有力一部先击破张学思部，收复本溪湖。”22

蒋中正与毛泽东对四平街之攻守战下了一样大的决心，二人最后的目标都在长春。

4月23日，蒋中正召见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听取东北军事情况报告，并面授机宜，同日蒋氏电杜聿明，指示四平街会战应采陆空联合作战：

“此次前进应特重空军充分之准备与陆军之切实联系，为解决目前战局之唯一要旨，无论对南对北，各阵地皆应集中空军全力用于一点，俾我陆军奏效迅速也。”23

同日又电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东北作战，“我空军应全力以赴之”。

“四平街会战”，国军空军倾巢而出，发挥了巨大效果，在本溪重创共军。陆军方面，国军也可谓精锐尽出，七个军有五个军是美式机械装备，其中新一军、新六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中之两个主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事学院，为国军将领中受过最完整现代军事教育的将领之一，抗战期间，以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率新三十八师，于仁安羌一役以少击众，打败日军，解救被困英军，蜚声国际。魏德迈对孙立人推崇备至，认为孙立人是他所接触过的中国将领中，最杰出的军人，他称赞孙“有统御的特质，通晓现代军事战术与技巧”。24新一军在抗战期间，曾在印度蓝伽接受史迪威整训计划，受过严格之美军训练，武器装备全由美国供给，是中国一支最现代化之军队，反攻缅北诸役，战果辉煌。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毕业于黄埔六期，后又保送至法国圣赛尔军校深造，资历与孙立人相当，是国军中少数受过严格完整现代军事教育之将领，抗战期间参加“昆仑关大战”、反攻缅北等战役，战绩彪炳，曾获国民政府颁授青天白日勋章，所率新六军与新一军并驾齐驱，乃国民党中央军中两支“王牌军”，是“四平街会战”中的主力。另一支攻打四平的部队第七十一军亦非弱者，军长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骁勇善战，是国军中有名的猛将。陈明仁及所部第七十一军抗战期间反攻滇西，曾立大功，甚受盟军赞誉。而统率此三个军攻击四平街之主将杜聿明，毕业于黄埔一期，更属所谓“天子门生”，向为蒋中正所倚重。抗战时期杜聿明曾任第五军军长，第五军为当时国军唯一机械化之部队，杜氏以指挥“昆仑关大战”，奋勇克敌，而名重一时。后又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远征缅甸，战后蒋中正选拔杜聿明担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重任，亦可见对杜氏寄望之隆。

国军出关，多由美军军舰及飞机直接运输，并未像共军经过艰苦长途跋涉。初出关时，国军将士斗志高昂，由山海关向北挺进，一直是采取攻势，至“四平街会战”前后，这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东北国共战争中，国军士气最旺盛的时期。第一次“四平街会战”

“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四平街是当时辽北省的省会，人口八万，位于中长、四洮、四梅铁路之交点，为东北交通枢纽，工业及军事之重镇。其东北郊山峦重叠，西南郊河流纵横，形势险要，又因其位处中长路上沈阳与长春之间，是南北满通衢的咽喉，历来为战略上必争之地。

共军自从出关以来，一直到“四平街会战”(中共称为“四平保卫战”)以前，其主要战略是“且战且退”，与国军交战采取游击战、运动战，避免与国军正面冲突，不作无谓牺牲。盖因共军初出关外，尚未建立根据地，群众基础不稳固，军队的装备亦不充足，面对美式机械装备的国军，军火及战斗力均占下风，因此山海关、锦州等役，共军皆主动弃守，且战且退。可是1946年3月18日共军进占四平街后，中共中央却一反往常，改变战略，决定保卫四平街，在四平街及本溪各结集十万大军，准备与国军主力一决胜负。毛泽东下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争”。161946年4月6日，毛泽东电林彪并东北局彭真，17对四平、本溪保卫战作了重要指示，认为：“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本溪方面，亦望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毛泽东认为：“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为了达成目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惜牺牲，孤注一掷，“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促使毛泽东下如此决心，不惜牺牲数万军队与国军在四平街摊牌一战，当然有其当时复杂背景原因。“四平街会战”前夕，共军已速增至三十万，兵力大为加强。苏军骤然撤退，共军得到暗助，纷纷顺利进占四平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因为四平之战略位置险要，欲保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必先固守四平。当时马歇尔正返美国洽商美援问题，毛泽东估计马氏回中国后，必加压力，逼使国共东北停战，毛打算在国共和谈前，在四平给予国军迎头痛击，保住长春、哈尔滨等重镇，以便在谈判中获取最大利益，因此倡言在和平前，保卫四平乃“最后一战”。同时毛泽东亦低估了国军的作战实力，他在同一电报中，对国军如此分析：“国民党现有之七个军，包括九十四军及姜鹏飞伪军在内，此两部或则不齐，或则无力；拟调各军，非半年以上不能到齐，且包括云南龙部及其他次等部队，大有文章可做。”可是毛泽东忽视了国军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以及青年军二○七师这些美式机械装备训练有素的军队坚强的战斗能力。4月28日，毛泽东电林彪：

“坚守四平的指战员、政工人员们：为和平民主，你们坚守四平，甚为英勇，特传令嘉奖。望你们再接再厉，坚守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会战开始时，毛泽东信心十足，意兴风发，满以为在四平能重创国军，使“四平保卫战”像西班牙内战共和军死守马德里一般，蜚声国际，令中外瞩目。

但东北战场上的共军将领并非全部赞同毛泽东保卫四平的乐观看法。首先，“东北民主联军”统帅林彪在会战前对死守四平便有疑虑，4月11日给中央电中，林彪对当前情势作了如此判断：

“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18

林彪此时的看法其实十分正确，一向老成持重直言敢谏的原新四军将领黄克诚在会战当中，还不断向中央呼吁，弃守四平、长春。5月12致中央电中，他首先向毛泽东陈述中共部队伤亡耗损的实情：“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黄克诚认为：“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毛泽东不理睬黄克诚，也不回电，却一直电令林彪“坚守四平”。4月18日，共军进占长春，林彪颇受鼓舞，林彪4月19日电中央，向毛泽东表示坚守四平的决心：“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19

林彪亲自统率黄克诚、李富春、万毅、周保中、吕正操各部共十四个师十万余人，广筑工事，以四平市区为中心，组成一条东西蜿蜒百余里的防线，决心“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中央军王牌尽出

国民党政府这一边对四平街亦是志在必得。国军自出关后，向北进展迟缓，虽然与共军冲突不断，但都是零星小仗，未曾打过主力大战。国军最初出关只有两个军，至“四平街会战”前夕，已增至七个军及青年军二○七师共二十八万人，兵力骤增，与共军人数相差不远。起先苏联红军占领东北，等于是共军的保护伞，国军有所顾忌，避免与共军大打出手，自3月中后，苏联红军开始逐渐撤退，而共军乃乘机进占各大城市，国共两军短兵相接，大战已不可避免。

当初马歇尔来华调停，于1月10日，达成了国共第一个停战协定，1月13日起，“国军及共产党领下之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但协定有一条重要的但书，停战令“对于政府军队之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其实第一次停战令国共双方都没有严格遵守，尤其是关外军事冲突一直没有停过，但4月18日，马歇尔回转中国的同一天，共军三万余攻入长春，与国军先遣部队保警第二、第四总队发生巷战，保警总队不支，被共军消灭一万余人20，长春市市长被俘。这对国军不啻公然挑衅，连美国政府亦不得不宣称，共军攻占长春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21，这就给了国军正当理由与共军正式开战了。本来国军出关后，便伺机与共军打一场主力战，一决胜负，共军集结大军死守四平，正好给了国军一个歼灭敌人主力的机会。

4月21日，蒋中正电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指示“四平街会战”要领：

“(一)四平街会战，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二)四平街会战后，视战果及甲军情况，趁势收复公主岭、长春、辽源，或在四平街方面暂取守势，抽出有力一部先击破张学思部，收复本溪湖。”22

蒋中正与毛泽东对四平街之攻守战下了一样大的决心，二人最后的目标都在长春。

4月23日，蒋中正召见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听取东北军事情况报告，并面授机宜，同日蒋氏电杜聿明，指示四平街会战应采陆空联合作战：

“此次前进应特重空军充分之准备与陆军之切实联系，为解决目前战局之唯一要旨，无论对南对北，各阵地皆应集中空军全力用于一点，俾我陆军奏效迅速也。”23

同日又电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东北作战，“我空军应全力以赴之”。

“四平街会战”，国军空军倾巢而出，发挥了巨大效果，在本溪重创共军。陆军方面，国军也可谓精锐尽出，七个军有五个军是美式机械装备，其中新一军、新六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中之两个主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事学院，为国军将领中受过最完整现代军事教育的将领之一，抗战期间，以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率新三十八师，于仁安羌一役以少击众，打败日军，解救被困英军，蜚声国际。魏德迈对孙立人推崇备至，认为孙立人是他所接触过的中国将领中，最杰出的军人，他称赞孙“有统御的特质，通晓现代军事战术与技巧”。24新一军在抗战期间，曾在印度蓝伽接受史迪威整训计划，受过严格之美军训练，武器装备全由美国供给，是中国一支最现代化之军队，反攻缅北诸役，战果辉煌。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毕业于黄埔六期，后又保送至法国圣赛尔军校深造，资历与孙立人相当，是国军中少数受过严格完整现代军事教育之将领，抗战期间参加“昆仑关大战”、反攻缅北等战役，战绩彪炳，曾获国民政府颁授青天白日勋章，所率新六军与新一军并驾齐驱，乃国民党中央军中两支“王牌军”，是“四平街会战”中的主力。另一支攻打四平的部队第七十一军亦非弱者，军长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骁勇善战，是国军中有名的猛将。陈明仁及所部第七十一军抗战期间反攻滇西，曾立大功，甚受盟军赞誉。而统率此三个军攻击四平街之主将杜聿明，毕业于黄埔一期，更属所谓“天子门生”，向为蒋中正所倚重。抗战时期杜聿明曾任第五军军长，第五军为当时国军唯一机械化之部队，杜氏以指挥“昆仑关大战”，奋勇克敌，而名重一时。后又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远征缅甸，战后蒋中正选拔杜聿明担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重任，亦可见对杜氏寄望之隆。

国军出关，多由美军军舰及飞机直接运输，并未像共军经过艰苦长途跋涉。初出关时，国军将士斗志高昂，由山海关向北挺进，一直是采取攻势，至“四平街会战”前后，这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东北国共战争中，国军士气最旺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