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息抗战功绩国共之争

一个甲子过去了，日本人还在嘴硬，韩国人依旧抗争，中国人却起了内讧。3500万人的性命，他们的鲜血可以让黄河流两天！这样的牺牲换取的那么点的功绩，却被人争来争去。中国人喜欢内耗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民族的劣根性必须被每个人意识到并加以铲除。写点东西，希望能使大家停止争吵，共同奋斗。

一  第三者插足
长久以来，提到抗日战争的贡献，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GCD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这是受了多年片面教育所致。随着咨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国民党摇旗呐喊，他们认为抗日的主要贡献来自于蒋介石领导的军队。目前的争论也就集中于此。
但这样的分类是否合理呢？我们大家是否忽略了两大党派外的力量？
我个人的意见：抗日力量应分为三股。其一，GCD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其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主要是指那些德械师和后来的美式装备部队；其三，地方实力派，或者说是地方军阀的武装力量。
现在为国民党叫阵的人，他们的论据诸如太原会战，台儿庄战役等正面战场的战绩。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把这些功劳归于蒋介石合适么？比如太原会战，我们投入的主要兵力来自于阎锡山的晋绥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国共的力量也有，当相比之下其实力损失功绩都要逊色于前者。把这些武装力量统统归在蒋介石的名下恐怕有失偏颇吧。
首先，从统领关系来看。虽然这些地方实力派都名义上归顺国民政府，但其自由度相当大。地方政权，赋税权利，武装领导等都是大军阀自己掌握，“委员长”的称呼近似于礼貌。如果硬要说这些势力都服从于国民政府，都算蒋的力量，那么GCD的军队呢？当时不也是被收编了么？八路军只是简称，全名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新四军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这样说来GCD的军队岂不只有少量装备极差的游击队？显然是不合理的。
以阎锡山为例，他有一个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三十年代，阎锡山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到抗日战争开始时大部结束。1938年2月重新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用以团结干部和保证自己政令的推行。1939年“十二月事变”以后，他强化组织领导：把组织放在“组政军教经”各个部门之上；在所有基层单位都建立同志会的分会；要求军政干部和中学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同志会；各地都建立组政军教经统一领导委员会（统委会），由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会担任主任；而他自己则以同志会会长的名义进行领导，开大会必呼“会长万岁”、“忠贞会长’等口号，以树立组织（政党）和领袖的绝对权威；同时规定严酷的纪律（最高处分为自裁即自杀），来约束和统一部下的行动。此外，还建立了“铁军”、“文人组织”、“青帮”和“洪帮”等外围组织。
有一套政治理论——物劳主张。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借用了马克思主义中他可以接受的理论，创立了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学说，简称物劳主张。他反对金代值，即反对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主张发行物产证券，收多少货发多少物产证券；反对资私有，反对资产生息，主张资由公给，实行按劳分配。他用这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来团结干部和群众。
有一支军队——晋绥军。少则10余万人，多则达到20余万的晋绥军，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但它基本上是由阎锡山指挥的，是为保卫山西和阎锡山和利益而存在的。
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公营”事业。二十年代阎氏建成可以制造步枪、手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掷弹、迫击炮、山炮、野炮、重山炮及其所用弹药的太原兵工厂。三十年代又修筑了同蒲铁路；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了二亿银元。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物价稳定，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使他得以再度在山西立足。特别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太原兵工厂是他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之一。
有培养人才的机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正规学校除山西大学外，还有工专、农专、商专、法专、医专和外国文言学校（今之外语专科学校）等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以及许多中学和师范。此外，还有培养军官和行政干部的军校和训练机关，这些机构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二十年代中后期以至四十年代，就成了阎锡山军政干部的骨干。他们大部分忠于阎并能按阎的意图办事，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派来的干部，阎锡山是拒绝接受的。
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这两个特务组织先后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务都是“肃伪”，即肃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同情革命的人。他们掌握着生杀大权，被他们杀害的“伪装分子”都是数以百计的（不包括“三自传训”中所处死的）。[这部分资料来自华夏文化网]
这样的阎锡山能算蒋介石的部下么？蒋在山西插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山西省主席罢了。其他诸如杨虎城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山东军阀韩复渠的力量等等，虽然不如阎锡山这样的“土皇帝”，但他们与蒋也都是貌合神离，称不上现实的统领关系。这点也可从几次会战中地方军阀总是不听指挥看出。
其次，从蒋介石对非己力量的排挤来看。这些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战的原因很复杂，有些是形势所迫，比如阎锡山，日军要沿铁路打进山西，他当然要抗日；有些是为了摆脱外界压力，比如韩复渠，他口头上抗日，但一见日军就跑，目的只不过为了应付国人的谴责；有些是真心抗日，比如张学良，不抵抗政策让他丢了老家，中下层军官极力要求抗日，张也有此愿，所以才会拼死兵谏。但不管怎样，当时国家危难的局势，民众群情激愤的呼声，使每股势力主动也好，被动也好，都要抗日。这是蒋求之不得的机会。从北伐开始，如何扫清地方势力，真正一统中国就是蒋介石最大的渴求。利用抗日尽可能的消耗甚至消灭这些势力既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为自己赢得了全力抗日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这也就是为什么台儿庄战役时蒋介石要舍近求远搬川军来抵挡日军精锐。
在这里我们暂不谈蒋介石是否有抗日的决心，先来讨论一下他是否有借机消灭政敌的野心。比较一下抗战前后中国主要武装力量。战前，除蒋介石的军队以及GCD的红军外，还有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冯玉祥，韩复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军队，可以说还处于军阀会战的阶段。蒋介石虽然也曾试图各个击破，但还是很困难。比如和冯玉祥的中原大战，没有一个简单的胜负结局，各有损失。可是到了战后，除了像李宗仁，白崇禧等这些完全被蒋介石收编的力量外，其他的军阀武装基本不存在了，或者只剩了个空壳。差不多都是在抗战开始阶段拼光了。这些地方实力派当然知道蒋的算盘，有些人消极参战，甚至投降逃跑。但这正好授蒋介石以口实，韩复渠就是很好的例子，他被枪毙了。但大部分官兵算得上堂堂正正的中国汉子，他们在自知难以打胜的情况下拼死报国。川军可歌可泣的战斗让人动容，这支平时看起来病歪歪的“双枪部队”硬是和日本鬼子舍身肉搏，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展现了这个民族的力量。
所以说，这些军队不能笼统地归在国民党军队的名下，他们有自己的群体，他们属于抗日的第三支力量。一个甲子过去了，日本人还在嘴硬，韩国人依旧抗争，中国人却起了内讧。3500万人的性命，他们的鲜血可以让黄河流两天！这样的牺牲换取的那么点的功绩，却被人争来争去。中国人喜欢内耗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民族的劣根性必须被每个人意识到并加以铲除。写点东西，希望能使大家停止争吵，共同奋斗。

一  第三者插足
长久以来，提到抗日战争的贡献，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GCD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这是受了多年片面教育所致。随着咨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国民党摇旗呐喊，他们认为抗日的主要贡献来自于蒋介石领导的军队。目前的争论也就集中于此。
但这样的分类是否合理呢？我们大家是否忽略了两大党派外的力量？
我个人的意见：抗日力量应分为三股。其一，GCD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其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主要是指那些德械师和后来的美式装备部队；其三，地方实力派，或者说是地方军阀的武装力量。
现在为国民党叫阵的人，他们的论据诸如太原会战，台儿庄战役等正面战场的战绩。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把这些功劳归于蒋介石合适么？比如太原会战，我们投入的主要兵力来自于阎锡山的晋绥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国共的力量也有，当相比之下其实力损失功绩都要逊色于前者。把这些武装力量统统归在蒋介石的名下恐怕有失偏颇吧。
首先，从统领关系来看。虽然这些地方实力派都名义上归顺国民政府，但其自由度相当大。地方政权，赋税权利，武装领导等都是大军阀自己掌握，“委员长”的称呼近似于礼貌。如果硬要说这些势力都服从于国民政府，都算蒋的力量，那么GCD的军队呢？当时不也是被收编了么？八路军只是简称，全名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新四军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这样说来GCD的军队岂不只有少量装备极差的游击队？显然是不合理的。
以阎锡山为例，他有一个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三十年代，阎锡山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到抗日战争开始时大部结束。1938年2月重新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用以团结干部和保证自己政令的推行。1939年“十二月事变”以后，他强化组织领导：把组织放在“组政军教经”各个部门之上；在所有基层单位都建立同志会的分会；要求军政干部和中学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同志会；各地都建立组政军教经统一领导委员会（统委会），由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会担任主任；而他自己则以同志会会长的名义进行领导，开大会必呼“会长万岁”、“忠贞会长’等口号，以树立组织（政党）和领袖的绝对权威；同时规定严酷的纪律（最高处分为自裁即自杀），来约束和统一部下的行动。此外，还建立了“铁军”、“文人组织”、“青帮”和“洪帮”等外围组织。
有一套政治理论——物劳主张。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借用了马克思主义中他可以接受的理论，创立了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学说，简称物劳主张。他反对金代值，即反对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主张发行物产证券，收多少货发多少物产证券；反对资私有，反对资产生息，主张资由公给，实行按劳分配。他用这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来团结干部和群众。
有一支军队——晋绥军。少则10余万人，多则达到20余万的晋绥军，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但它基本上是由阎锡山指挥的，是为保卫山西和阎锡山和利益而存在的。
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公营”事业。二十年代阎氏建成可以制造步枪、手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掷弹、迫击炮、山炮、野炮、重山炮及其所用弹药的太原兵工厂。三十年代又修筑了同蒲铁路；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了二亿银元。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物价稳定，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使他得以再度在山西立足。特别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太原兵工厂是他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之一。
有培养人才的机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正规学校除山西大学外，还有工专、农专、商专、法专、医专和外国文言学校（今之外语专科学校）等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以及许多中学和师范。此外，还有培养军官和行政干部的军校和训练机关，这些机构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二十年代中后期以至四十年代，就成了阎锡山军政干部的骨干。他们大部分忠于阎并能按阎的意图办事，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派来的干部，阎锡山是拒绝接受的。
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这两个特务组织先后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务都是“肃伪”，即肃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同情革命的人。他们掌握着生杀大权，被他们杀害的“伪装分子”都是数以百计的（不包括“三自传训”中所处死的）。[这部分资料来自华夏文化网]
这样的阎锡山能算蒋介石的部下么？蒋在山西插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山西省主席罢了。其他诸如杨虎城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山东军阀韩复渠的力量等等，虽然不如阎锡山这样的“土皇帝”，但他们与蒋也都是貌合神离，称不上现实的统领关系。这点也可从几次会战中地方军阀总是不听指挥看出。
其次，从蒋介石对非己力量的排挤来看。这些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战的原因很复杂，有些是形势所迫，比如阎锡山，日军要沿铁路打进山西，他当然要抗日；有些是为了摆脱外界压力，比如韩复渠，他口头上抗日，但一见日军就跑，目的只不过为了应付国人的谴责；有些是真心抗日，比如张学良，不抵抗政策让他丢了老家，中下层军官极力要求抗日，张也有此愿，所以才会拼死兵谏。但不管怎样，当时国家危难的局势，民众群情激愤的呼声，使每股势力主动也好，被动也好，都要抗日。这是蒋求之不得的机会。从北伐开始，如何扫清地方势力，真正一统中国就是蒋介石最大的渴求。利用抗日尽可能的消耗甚至消灭这些势力既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为自己赢得了全力抗日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这也就是为什么台儿庄战役时蒋介石要舍近求远搬川军来抵挡日军精锐。
在这里我们暂不谈蒋介石是否有抗日的决心，先来讨论一下他是否有借机消灭政敌的野心。比较一下抗战前后中国主要武装力量。战前，除蒋介石的军队以及GCD的红军外，还有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冯玉祥，韩复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军队，可以说还处于军阀会战的阶段。蒋介石虽然也曾试图各个击破，但还是很困难。比如和冯玉祥的中原大战，没有一个简单的胜负结局，各有损失。可是到了战后，除了像李宗仁，白崇禧等这些完全被蒋介石收编的力量外，其他的军阀武装基本不存在了，或者只剩了个空壳。差不多都是在抗战开始阶段拼光了。这些地方实力派当然知道蒋的算盘，有些人消极参战，甚至投降逃跑。但这正好授蒋介石以口实，韩复渠就是很好的例子，他被枪毙了。但大部分官兵算得上堂堂正正的中国汉子，他们在自知难以打胜的情况下拼死报国。川军可歌可泣的战斗让人动容，这支平时看起来病歪歪的“双枪部队”硬是和日本鬼子舍身肉搏，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展现了这个民族的力量。
所以说，这些军队不能笼统地归在国民党军队的名下，他们有自己的群体，他们属于抗日的第三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