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民族政策]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美国教授看壮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9:02:04
Katekaup教授中文名为白荷婷，今年43岁，1989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1992年在佛吉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民族问题专家。她曾两次到中国壮族聚居的广南县考察壮族政治、经济、教育、历史及发展现状，于2000年12月出版了《创造壮族》(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一书。
这是近些年来国外为数不多的壮族研究的重要专著之一，作者白荷婷曾来中国留学，并赴壮族地区考察。在这部220多页的著作中，有几段话明确地表达了她的观点。她说：
1.“在共产党之前，没有一个制度承认壮族是一个民族。其实，甚至共产党自己在建立少数民族政策的最初17年中也没有提及壮族。中国共产党在统治壮族聚居的广西和云南省东部的最初2年中，没有采取措施去为壮族成立自治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广西的大多数人否认其壮族身份，而称自己为汉族。壮族之间缺乏互动，缺乏统一的民族意识。如今被确认为壮族的绝大多数人民具有浓郁的区域性，或分属一些小群体，共产党认为，这些群体不是分立的民族，只是壮族中的支系。而后，在1953年，共产党突然自豪地宣布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已‘站起来’，并成立了桂西壮族自治州。” （3-4页）
2.在共产党执政前，壮族并没有融入更广阔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也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事实上，那些今天归类为‘壮族’的，主要是根据他们的位置相邻、语言一致而进行分类的。通过创造壮族范畴，中央政府希望弱化这些地方纽带，并开始建立对更大集体的忠诚。一旦小地方群体接受他们共同的利益，并且这些利益受到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保护，中国共产党就希望壮族能够与更广大的民族—国家直接相连。” （25页）
3.“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许多现在被认为是壮族的人并未认为自己是壮族。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的人用各种与他们小族群相称的名称去描述自己，而今天政府宣布这些族群是壮族中的一部分。壮族与其他民族一样，是许多世纪以来一个创造再创造的复杂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人第一次被要求登记其民族身份。在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下，现在名为壮族的人被置于特定的、不重复的分类中。” （26页）
4.“党在中国西南部执政后，承认壮族是一个独特民族，并承认广西是中国五个自治省中的一个。这似乎是把南部分散的民族融入统一的中华民族体系中的最好办法，也许唯一的办法。党认为，给予壮族自治，既能使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忠诚，又能在统一的国家内帮助提高其政治、文化、经济地位。创造壮族是党中央及政府进行中华民族融合的权威政策的一种产物。” （171页）
5.“经过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的统治后，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人民的政治认同彻底地发生了改变。1949年在遥远和孤立的山村以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村民现已开始参与统一市场经济。住在被石山环绕的山村的村民大部分人以前从未听说过‘壮族’这个词，现在却为自己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中的一员而欢呼。” （171页）
白荷婷言下之意，是要说壮族原既无共同文化和历史来源，亦无彼此间的认同，壮族纯粹是共产党的创造。她的这种观点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民族主义研究的一种观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认为，真理充满多元性、主体性、文化相对性和建构性。
在族群和民族主义研究上，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否定民族原生论（该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或民族性来自于具有共同世系或共同文化的根基性情感联系），认为族群和民族在本质上都是场景性的存在，具有政治上的工具性。所以，20世纪70年代之后，族群认同理论中的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或工具论(Instumentalist)取代了族群原生论（Primordialist），成为主导理论。该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或民族性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中为了群体利益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白荷婷的“共产党创造壮族”的观点可以说是族群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或工具论在壮族研究的反映。
类似白荷婷这种对中国民族研究的思路或观点，不仅在国外较有流行，在国内也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就曾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和一系列制度化措施与政策，实际上继承了晚清革命党把族群‘政治化’的思路，把“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都看作是政治实体的表现形式，前者以国境线为边界，后者以‘自治地方’为边界，两者虽然层次不同，但是理解它们的基本思路相似。在对这些‘民族’进行‘识别’并确定各自的‘自治地域’之后，就开始有意或无意有选择地搜集和利用各种‘史料’来构建‘民族’话语，包括在对史料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历史’。”这种观点在学术界，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有相当多的追随者。
共产党“创造”了这些民族，通过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把民族边界清晰化，提升了民族意识，所以酿成了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果，中国民族政策是作茧自缚。Katekaup教授中文名为白荷婷，今年43岁，1989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1992年在佛吉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民族问题专家。她曾两次到中国壮族聚居的广南县考察壮族政治、经济、教育、历史及发展现状，于2000年12月出版了《创造壮族》(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一书。
这是近些年来国外为数不多的壮族研究的重要专著之一，作者白荷婷曾来中国留学，并赴壮族地区考察。在这部220多页的著作中，有几段话明确地表达了她的观点。她说：
1.“在共产党之前，没有一个制度承认壮族是一个民族。其实，甚至共产党自己在建立少数民族政策的最初17年中也没有提及壮族。中国共产党在统治壮族聚居的广西和云南省东部的最初2年中，没有采取措施去为壮族成立自治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广西的大多数人否认其壮族身份，而称自己为汉族。壮族之间缺乏互动，缺乏统一的民族意识。如今被确认为壮族的绝大多数人民具有浓郁的区域性，或分属一些小群体，共产党认为，这些群体不是分立的民族，只是壮族中的支系。而后，在1953年，共产党突然自豪地宣布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已‘站起来’，并成立了桂西壮族自治州。” （3-4页）
2.在共产党执政前，壮族并没有融入更广阔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也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事实上，那些今天归类为‘壮族’的，主要是根据他们的位置相邻、语言一致而进行分类的。通过创造壮族范畴，中央政府希望弱化这些地方纽带，并开始建立对更大集体的忠诚。一旦小地方群体接受他们共同的利益，并且这些利益受到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保护，中国共产党就希望壮族能够与更广大的民族—国家直接相连。” （25页）
3.“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许多现在被认为是壮族的人并未认为自己是壮族。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的人用各种与他们小族群相称的名称去描述自己，而今天政府宣布这些族群是壮族中的一部分。壮族与其他民族一样，是许多世纪以来一个创造再创造的复杂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人第一次被要求登记其民族身份。在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下，现在名为壮族的人被置于特定的、不重复的分类中。” （26页）
4.“党在中国西南部执政后，承认壮族是一个独特民族，并承认广西是中国五个自治省中的一个。这似乎是把南部分散的民族融入统一的中华民族体系中的最好办法，也许唯一的办法。党认为，给予壮族自治，既能使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忠诚，又能在统一的国家内帮助提高其政治、文化、经济地位。创造壮族是党中央及政府进行中华民族融合的权威政策的一种产物。” （171页）
5.“经过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的统治后，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人民的政治认同彻底地发生了改变。1949年在遥远和孤立的山村以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村民现已开始参与统一市场经济。住在被石山环绕的山村的村民大部分人以前从未听说过‘壮族’这个词，现在却为自己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中的一员而欢呼。” （171页）
白荷婷言下之意，是要说壮族原既无共同文化和历史来源，亦无彼此间的认同，壮族纯粹是共产党的创造。她的这种观点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民族主义研究的一种观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认为，真理充满多元性、主体性、文化相对性和建构性。
在族群和民族主义研究上，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否定民族原生论（该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或民族性来自于具有共同世系或共同文化的根基性情感联系），认为族群和民族在本质上都是场景性的存在，具有政治上的工具性。所以，20世纪70年代之后，族群认同理论中的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或工具论(Instumentalist)取代了族群原生论（Primordialist），成为主导理论。该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或民族性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中为了群体利益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白荷婷的“共产党创造壮族”的观点可以说是族群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或工具论在壮族研究的反映。
类似白荷婷这种对中国民族研究的思路或观点，不仅在国外较有流行，在国内也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就曾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和一系列制度化措施与政策，实际上继承了晚清革命党把族群‘政治化’的思路，把“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都看作是政治实体的表现形式，前者以国境线为边界，后者以‘自治地方’为边界，两者虽然层次不同，但是理解它们的基本思路相似。在对这些‘民族’进行‘识别’并确定各自的‘自治地域’之后，就开始有意或无意有选择地搜集和利用各种‘史料’来构建‘民族’话语，包括在对史料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历史’。”这种观点在学术界，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有相当多的追随者。
共产党“创造”了这些民族，通过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把民族边界清晰化，提升了民族意识，所以酿成了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果，中国民族政策是作茧自缚。
这是近些年来国外为数不多的壮族研究的重要专著之一，作者白荷婷曾来中国留学，并赴壮族地区考察。在这部220多页的著作中，有几段话明确地表达了她的观点。她说：
1.“在共产党之前，没有一个制度承认壮族是一个民族。其实，甚至共产党自己在建立少数民族政策的最初17年中也没有提及壮族。中国共产党在统治壮族聚居的广西和云南省东部的最初2年中，没有采取措施去为壮族成立自治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广西的大多数人否认其壮族身份，而称自己为汉族。壮族之间缺乏互动，缺乏统一的民族意识。如今被确认为壮族的绝大多数人民具有浓郁的区域性，或分属一些小群体，共产党认为，这些群体不是分立的民族，只是壮族中的支系。而后，在1953年，共产党突然自豪地宣布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已‘站起来’，并成立了桂西壮族自治州。” （3-4页）
2.在共产党执政前，壮族并没有融入更广阔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也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事实上，那些今天归类为‘壮族’的，主要是根据他们的位置相邻、语言一致而进行分类的。通过创造壮族范畴，中央政府希望弱化这些地方纽带，并开始建立对更大集体的忠诚。一旦小地方群体接受他们共同的利益，并且这些利益受到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保护，中国共产党就希望壮族能够与更广大的民族—国家直接相连。” （25页）
3.“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许多现在被认为是壮族的人并未认为自己是壮族。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的人用各种与他们小族群相称的名称去描述自己，而今天政府宣布这些族群是壮族中的一部分。壮族与其他民族一样，是许多世纪以来一个创造再创造的复杂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人第一次被要求登记其民族身份。在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下，现在名为壮族的人被置于特定的、不重复的分类中。” （26页）
4.“党在中国西南部执政后，承认壮族是一个独特民族，并承认广西是中国五个自治省中的一个。这似乎是把南部分散的民族融入统一的中华民族体系中的最好办法，也许唯一的办法。党认为，给予壮族自治，既能使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忠诚，又能在统一的国家内帮助提高其政治、文化、经济地位。创造壮族是党中央及政府进行中华民族融合的权威政策的一种产物。” （171页）
5.“经过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的统治后，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人民的政治认同彻底地发生了改变。1949年在遥远和孤立的山村以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村民现已开始参与统一市场经济。住在被石山环绕的山村的村民大部分人以前从未听说过‘壮族’这个词，现在却为自己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中的一员而欢呼。” （171页）
白荷婷言下之意，是要说壮族原既无共同文化和历史来源，亦无彼此间的认同，壮族纯粹是共产党的创造。她的这种观点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民族主义研究的一种观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认为，真理充满多元性、主体性、文化相对性和建构性。
在族群和民族主义研究上，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否定民族原生论（该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或民族性来自于具有共同世系或共同文化的根基性情感联系），认为族群和民族在本质上都是场景性的存在，具有政治上的工具性。所以，20世纪70年代之后，族群认同理论中的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或工具论(Instumentalist)取代了族群原生论（Primordialist），成为主导理论。该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或民族性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中为了群体利益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白荷婷的“共产党创造壮族”的观点可以说是族群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或工具论在壮族研究的反映。
类似白荷婷这种对中国民族研究的思路或观点，不仅在国外较有流行，在国内也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就曾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和一系列制度化措施与政策，实际上继承了晚清革命党把族群‘政治化’的思路，把“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都看作是政治实体的表现形式，前者以国境线为边界，后者以‘自治地方’为边界，两者虽然层次不同，但是理解它们的基本思路相似。在对这些‘民族’进行‘识别’并确定各自的‘自治地域’之后，就开始有意或无意有选择地搜集和利用各种‘史料’来构建‘民族’话语，包括在对史料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历史’。”这种观点在学术界，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有相当多的追随者。
共产党“创造”了这些民族，通过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把民族边界清晰化，提升了民族意识，所以酿成了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果，中国民族政策是作茧自缚。Katekaup教授中文名为白荷婷，今年43岁，1989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1992年在佛吉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民族问题专家。她曾两次到中国壮族聚居的广南县考察壮族政治、经济、教育、历史及发展现状，于2000年12月出版了《创造壮族》(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一书。
这是近些年来国外为数不多的壮族研究的重要专著之一，作者白荷婷曾来中国留学，并赴壮族地区考察。在这部220多页的著作中，有几段话明确地表达了她的观点。她说：
1.“在共产党之前，没有一个制度承认壮族是一个民族。其实，甚至共产党自己在建立少数民族政策的最初17年中也没有提及壮族。中国共产党在统治壮族聚居的广西和云南省东部的最初2年中，没有采取措施去为壮族成立自治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广西的大多数人否认其壮族身份，而称自己为汉族。壮族之间缺乏互动，缺乏统一的民族意识。如今被确认为壮族的绝大多数人民具有浓郁的区域性，或分属一些小群体，共产党认为，这些群体不是分立的民族，只是壮族中的支系。而后，在1953年，共产党突然自豪地宣布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已‘站起来’，并成立了桂西壮族自治州。” （3-4页）
2.在共产党执政前，壮族并没有融入更广阔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也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事实上，那些今天归类为‘壮族’的，主要是根据他们的位置相邻、语言一致而进行分类的。通过创造壮族范畴，中央政府希望弱化这些地方纽带，并开始建立对更大集体的忠诚。一旦小地方群体接受他们共同的利益，并且这些利益受到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保护，中国共产党就希望壮族能够与更广大的民族—国家直接相连。” （25页）
3.“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许多现在被认为是壮族的人并未认为自己是壮族。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的人用各种与他们小族群相称的名称去描述自己，而今天政府宣布这些族群是壮族中的一部分。壮族与其他民族一样，是许多世纪以来一个创造再创造的复杂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人第一次被要求登记其民族身份。在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下，现在名为壮族的人被置于特定的、不重复的分类中。” （26页）
4.“党在中国西南部执政后，承认壮族是一个独特民族，并承认广西是中国五个自治省中的一个。这似乎是把南部分散的民族融入统一的中华民族体系中的最好办法，也许唯一的办法。党认为，给予壮族自治，既能使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忠诚，又能在统一的国家内帮助提高其政治、文化、经济地位。创造壮族是党中央及政府进行中华民族融合的权威政策的一种产物。” （171页）
5.“经过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的统治后，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人民的政治认同彻底地发生了改变。1949年在遥远和孤立的山村以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村民现已开始参与统一市场经济。住在被石山环绕的山村的村民大部分人以前从未听说过‘壮族’这个词，现在却为自己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中的一员而欢呼。” （171页）
白荷婷言下之意，是要说壮族原既无共同文化和历史来源，亦无彼此间的认同，壮族纯粹是共产党的创造。她的这种观点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民族主义研究的一种观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认为，真理充满多元性、主体性、文化相对性和建构性。
在族群和民族主义研究上，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否定民族原生论（该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或民族性来自于具有共同世系或共同文化的根基性情感联系），认为族群和民族在本质上都是场景性的存在，具有政治上的工具性。所以，20世纪70年代之后，族群认同理论中的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或工具论(Instumentalist)取代了族群原生论（Primordialist），成为主导理论。该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或民族性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中为了群体利益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白荷婷的“共产党创造壮族”的观点可以说是族群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或工具论在壮族研究的反映。
类似白荷婷这种对中国民族研究的思路或观点，不仅在国外较有流行，在国内也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就曾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和一系列制度化措施与政策，实际上继承了晚清革命党把族群‘政治化’的思路，把“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都看作是政治实体的表现形式，前者以国境线为边界，后者以‘自治地方’为边界，两者虽然层次不同，但是理解它们的基本思路相似。在对这些‘民族’进行‘识别’并确定各自的‘自治地域’之后，就开始有意或无意有选择地搜集和利用各种‘史料’来构建‘民族’话语，包括在对史料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历史’。”这种观点在学术界，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有相当多的追随者。
共产党“创造”了这些民族，通过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把民族边界清晰化，提升了民族意识，所以酿成了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果，中国民族政策是作茧自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