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苏联族群政治之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4 07:52:54
苏联经验已经在涉及民族的诸多领域被中国本土化。由此导致在民族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不协调，始终困扰着中国社会
书名: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
作者: 瓦利里·季什科夫 著
出版时间: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01-01 第一版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局之一。对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问题的作用与影响，国内外学界众说纷纭。季什科夫所著《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提供了分析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
季什科夫曾任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部部长，现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他亲身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并参与了其中许多重大事件的处理，对这段时期苏联境内各民族单位的变化形态、动员机制与博弈过程 “参与观察”，颇有“局内人”的洞见。
苏联民族理论之误区
在季什科夫看来，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出现的困境，首先来自理论层面。
苏联的民族理论，脱胎于斯大林“四个共同”民族定义的刻板教条，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其理论实质是将民族本质化，突出历史与血缘之于民族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使“民族”具有生物学意义，从而为“民族至上”提供了“科学”依据。苏联按照这种原生论理论，实施“族体构建工程”，自上而下地建构“族性”(ethnicity)，并采取生硬的赋名方式，区分“民族”和“部族”，创造出各族群的层级，使民族分类方法与政治权力分配挂钩，造成“哪里需要就在哪里杜撰民族”。
同时，基于高度政治化的学术环境，苏联民族研究“直接表现为行使权力”，以官僚意志为核心，将“民族过程”解释为“合并与集成”，人为控制“民族”和“部族”的数量，通过人口普查、对民族志进行加工等方式，“把族性制度化为民族”，并为每个民族创造出邦国地位，做出区隔化的制度安排。吊诡的是，苏联政府一方面在理论上将“民族”概念本质化，在制度上承认“民族主权”，同时还试图创建“单一的苏联民族”这种理论学说。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尽管苏联的国家建设卓有成效，“绝大多数苏联公民都有相同(或者非常相似)的社会、政治甚至文化方面的价值观”，但是，这种同质化的“苏联民族”在社会层面却是一个脆弱的神话。
当社会转型发生之际，在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冲击之下，特别是面对暴力的族群冲突，“苏联民族”的神话不堪一击，苏联的国家实体随之崩溃。更重要的是，苏联民族政策的两面性为各种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性机会，从而为政治精英在社会转型期操弄族群政治留下了空间。
苏联解体引发族际冲突
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最强大的政治对手就是叶利钦，而后者则以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武器。为打击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试图促成签署新的《联邦条约》，以图削弱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权力。而叶利钦的反击手段是利用民主化的机会，向俄罗斯各民族自治单位宣称“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给你们多少”，因而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戈尔巴乔夫。但是，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却又不得不扮演类似戈尔巴乔夫的角色，遏制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之后继续分裂下去的可能性。
其实，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独立之后的民族政治博弈，始终是围绕着领土、资源、政治权力以及文化展开的，“族性不过是被当做是巩固团结和进行动员的政治工具”。各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一方面适应局势，操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又也受到民族主义所导致的民粹主义的冲击，在冲突与争端之中身不由己地成为赢家或输家。季什科夫指出，如果1994年底之前叶利钦肯与杜达耶夫见面谈一下，哪怕仅仅是直接通个电话，车臣问题就可能最终不会发展到那么糟糕的地步。
中亚地区的五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实际上是苏联政府根据其民族理论所建构的政治实体，它们“意外地且准备不充分地”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里的2500万俄罗斯族和数百万其他民族很多是17、18世纪就在此定居，在苏联解体后却突然 “成为自己国家的局外人”，由此导致了规模浩大的移民潮，大量俄罗斯族人士离开中亚五国。
1990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州，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之间爆发了“暴乱型冲突”。季什科夫将这类冲突定义为“还不是在老谋深算的情境下，或还未组构成武装力量，或还不是前线清晰的有组织长期战斗的暴乱型或大屠杀型冲突”。这场冲突起源于“社会偏执狂”的恐惧社会心理。“吉尔吉斯族害怕乌兹别克族的程度，与吉尔吉斯族对乌兹别克族的惊吓一样严重”。
季什科夫强调，“在极权主义失效之后的社会中，温顺的大众受到操纵而卷入族际冲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精英的动员。在俄罗斯联邦下属的北奥塞梯共和国，领土争端、斯大林主义统治时期造成的“被遗弃人民”的情结、族群精英的政治动员以及奥塞梯族对当地印古什族的刻板印象(“懒惰、阴险、不诚实”等)与戒备心理，都为奥塞梯人针对印古什人的种族清洗埋下了火种，并在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政府的策动下最终发生。
在季什科夫看来，“族性”之所以成为社会冲突的原因，换言之，“民族”之所以能成为“问题”，原因在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泛滥。要遏制民族主义，必须建设多元化社会。
建设多元化社会，首先要消除俄国是一个俄罗斯族为主导的中央帝国的传统观念，转而强调俄国并非俄罗斯族的“民族国家”，它的任何部分也不是任何族群的独占财产。要建立双重忠诚，一个人既可以是本民族的一员，也可以是俄国人的一员，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在实践上，新的民族政策必须“在非暴力阶段调节族性”，为族群冲突提供预防性干预。具体做法是要通过联邦制分权、加强地方自治等手段促进文化平等，缩小族群之间结构性差异，避免贫富悬殊，惟此，方能令俄国摆脱族际冲突。
对中国的启示
季什科夫的这部著作对于中国读者的吸引力，无疑更多来自一种比较的视野。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民族定义依旧在重复斯大林主义话语，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优惠政策等制度安排也显示出明显的苏联印记。当然，在实践层面，由于历史传统与国情的不同，中国并没有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实际上，中国民族政策的内在逻辑，不仅包含了苏联民族政策的某些基因，也始终不缺少对数千年统一多民族帝国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除了一些藏族自治单位之外，绝大多数的民族自治单位在人口结构上都是汉族占多数，而并未像苏联的制度安排那样，将“民族”与地域的边界同一化。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理论传播与制度实践，苏联经验已经在涉及民族的诸多领域被中国本土化。由此导致在民族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不协调，始终困扰着中国社会。
在族群冲突上，季什科夫所讨论的精英动员结构是社会冲突事件构成之必然要素，但在中国却属学术禁忌，鲜见公开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诚如季什科夫所言，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在于多元化社会的构建，而中国处理民族问题仍然高度依赖自上而下的单一路径。苏联族群政治的前车之鉴，早已说明了这种单一路径的风险。
族群政治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研究领域。季什科夫特别劝告不应流连于陈旧的民族主义立场，乃至建构民族主义。但是，在当今中国，仍然有大量知识分子，或者站在主流群体的立场，或者站在少数群体的立场，执着于各种或隐或显的民族主义观念，令人担忧。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4582苏联经验已经在涉及民族的诸多领域被中国本土化。由此导致在民族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不协调，始终困扰着中国社会
书名: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
作者: 瓦利里·季什科夫 著
出版时间: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01-01 第一版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局之一。对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问题的作用与影响，国内外学界众说纷纭。季什科夫所著《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提供了分析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
季什科夫曾任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部部长，现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他亲身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并参与了其中许多重大事件的处理，对这段时期苏联境内各民族单位的变化形态、动员机制与博弈过程 “参与观察”，颇有“局内人”的洞见。
苏联民族理论之误区
在季什科夫看来，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出现的困境，首先来自理论层面。
苏联的民族理论，脱胎于斯大林“四个共同”民族定义的刻板教条，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其理论实质是将民族本质化，突出历史与血缘之于民族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使“民族”具有生物学意义，从而为“民族至上”提供了“科学”依据。苏联按照这种原生论理论，实施“族体构建工程”，自上而下地建构“族性”(ethnicity)，并采取生硬的赋名方式，区分“民族”和“部族”，创造出各族群的层级，使民族分类方法与政治权力分配挂钩，造成“哪里需要就在哪里杜撰民族”。
同时，基于高度政治化的学术环境，苏联民族研究“直接表现为行使权力”，以官僚意志为核心，将“民族过程”解释为“合并与集成”，人为控制“民族”和“部族”的数量，通过人口普查、对民族志进行加工等方式，“把族性制度化为民族”，并为每个民族创造出邦国地位，做出区隔化的制度安排。吊诡的是，苏联政府一方面在理论上将“民族”概念本质化，在制度上承认“民族主权”，同时还试图创建“单一的苏联民族”这种理论学说。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尽管苏联的国家建设卓有成效，“绝大多数苏联公民都有相同(或者非常相似)的社会、政治甚至文化方面的价值观”，但是，这种同质化的“苏联民族”在社会层面却是一个脆弱的神话。
当社会转型发生之际，在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冲击之下，特别是面对暴力的族群冲突，“苏联民族”的神话不堪一击，苏联的国家实体随之崩溃。更重要的是，苏联民族政策的两面性为各种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性机会，从而为政治精英在社会转型期操弄族群政治留下了空间。
苏联解体引发族际冲突
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最强大的政治对手就是叶利钦，而后者则以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武器。为打击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试图促成签署新的《联邦条约》，以图削弱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权力。而叶利钦的反击手段是利用民主化的机会，向俄罗斯各民族自治单位宣称“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给你们多少”，因而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戈尔巴乔夫。但是，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却又不得不扮演类似戈尔巴乔夫的角色，遏制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之后继续分裂下去的可能性。
其实，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独立之后的民族政治博弈，始终是围绕着领土、资源、政治权力以及文化展开的，“族性不过是被当做是巩固团结和进行动员的政治工具”。各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一方面适应局势，操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又也受到民族主义所导致的民粹主义的冲击，在冲突与争端之中身不由己地成为赢家或输家。季什科夫指出，如果1994年底之前叶利钦肯与杜达耶夫见面谈一下，哪怕仅仅是直接通个电话，车臣问题就可能最终不会发展到那么糟糕的地步。
中亚地区的五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实际上是苏联政府根据其民族理论所建构的政治实体，它们“意外地且准备不充分地”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里的2500万俄罗斯族和数百万其他民族很多是17、18世纪就在此定居，在苏联解体后却突然 “成为自己国家的局外人”，由此导致了规模浩大的移民潮，大量俄罗斯族人士离开中亚五国。
1990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州，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之间爆发了“暴乱型冲突”。季什科夫将这类冲突定义为“还不是在老谋深算的情境下，或还未组构成武装力量，或还不是前线清晰的有组织长期战斗的暴乱型或大屠杀型冲突”。这场冲突起源于“社会偏执狂”的恐惧社会心理。“吉尔吉斯族害怕乌兹别克族的程度，与吉尔吉斯族对乌兹别克族的惊吓一样严重”。
季什科夫强调，“在极权主义失效之后的社会中，温顺的大众受到操纵而卷入族际冲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精英的动员。在俄罗斯联邦下属的北奥塞梯共和国，领土争端、斯大林主义统治时期造成的“被遗弃人民”的情结、族群精英的政治动员以及奥塞梯族对当地印古什族的刻板印象(“懒惰、阴险、不诚实”等)与戒备心理，都为奥塞梯人针对印古什人的种族清洗埋下了火种，并在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政府的策动下最终发生。
在季什科夫看来，“族性”之所以成为社会冲突的原因，换言之，“民族”之所以能成为“问题”，原因在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泛滥。要遏制民族主义，必须建设多元化社会。
建设多元化社会，首先要消除俄国是一个俄罗斯族为主导的中央帝国的传统观念，转而强调俄国并非俄罗斯族的“民族国家”，它的任何部分也不是任何族群的独占财产。要建立双重忠诚，一个人既可以是本民族的一员，也可以是俄国人的一员，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在实践上，新的民族政策必须“在非暴力阶段调节族性”，为族群冲突提供预防性干预。具体做法是要通过联邦制分权、加强地方自治等手段促进文化平等，缩小族群之间结构性差异，避免贫富悬殊，惟此，方能令俄国摆脱族际冲突。
对中国的启示
季什科夫的这部著作对于中国读者的吸引力，无疑更多来自一种比较的视野。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民族定义依旧在重复斯大林主义话语，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优惠政策等制度安排也显示出明显的苏联印记。当然，在实践层面，由于历史传统与国情的不同，中国并没有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实际上，中国民族政策的内在逻辑，不仅包含了苏联民族政策的某些基因，也始终不缺少对数千年统一多民族帝国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除了一些藏族自治单位之外，绝大多数的民族自治单位在人口结构上都是汉族占多数，而并未像苏联的制度安排那样，将“民族”与地域的边界同一化。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理论传播与制度实践，苏联经验已经在涉及民族的诸多领域被中国本土化。由此导致在民族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不协调，始终困扰着中国社会。
在族群冲突上，季什科夫所讨论的精英动员结构是社会冲突事件构成之必然要素，但在中国却属学术禁忌，鲜见公开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诚如季什科夫所言，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在于多元化社会的构建，而中国处理民族问题仍然高度依赖自上而下的单一路径。苏联族群政治的前车之鉴，早已说明了这种单一路径的风险。
族群政治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研究领域。季什科夫特别劝告不应流连于陈旧的民族主义立场，乃至建构民族主义。但是，在当今中国，仍然有大量知识分子，或者站在主流群体的立场，或者站在少数群体的立场，执着于各种或隐或显的民族主义观念，令人担忧。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4582
书名: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
作者: 瓦利里·季什科夫 著
出版时间: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01-01 第一版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局之一。对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问题的作用与影响，国内外学界众说纷纭。季什科夫所著《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提供了分析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
季什科夫曾任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部部长，现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他亲身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并参与了其中许多重大事件的处理，对这段时期苏联境内各民族单位的变化形态、动员机制与博弈过程 “参与观察”，颇有“局内人”的洞见。
苏联民族理论之误区
在季什科夫看来，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出现的困境，首先来自理论层面。
苏联的民族理论，脱胎于斯大林“四个共同”民族定义的刻板教条，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其理论实质是将民族本质化，突出历史与血缘之于民族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使“民族”具有生物学意义，从而为“民族至上”提供了“科学”依据。苏联按照这种原生论理论，实施“族体构建工程”，自上而下地建构“族性”(ethnicity)，并采取生硬的赋名方式，区分“民族”和“部族”，创造出各族群的层级，使民族分类方法与政治权力分配挂钩，造成“哪里需要就在哪里杜撰民族”。
同时，基于高度政治化的学术环境，苏联民族研究“直接表现为行使权力”，以官僚意志为核心，将“民族过程”解释为“合并与集成”，人为控制“民族”和“部族”的数量，通过人口普查、对民族志进行加工等方式，“把族性制度化为民族”，并为每个民族创造出邦国地位，做出区隔化的制度安排。吊诡的是，苏联政府一方面在理论上将“民族”概念本质化，在制度上承认“民族主权”，同时还试图创建“单一的苏联民族”这种理论学说。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尽管苏联的国家建设卓有成效，“绝大多数苏联公民都有相同(或者非常相似)的社会、政治甚至文化方面的价值观”，但是，这种同质化的“苏联民族”在社会层面却是一个脆弱的神话。
当社会转型发生之际，在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冲击之下，特别是面对暴力的族群冲突，“苏联民族”的神话不堪一击，苏联的国家实体随之崩溃。更重要的是，苏联民族政策的两面性为各种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性机会，从而为政治精英在社会转型期操弄族群政治留下了空间。
苏联解体引发族际冲突
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最强大的政治对手就是叶利钦，而后者则以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武器。为打击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试图促成签署新的《联邦条约》，以图削弱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权力。而叶利钦的反击手段是利用民主化的机会，向俄罗斯各民族自治单位宣称“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给你们多少”，因而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戈尔巴乔夫。但是，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却又不得不扮演类似戈尔巴乔夫的角色，遏制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之后继续分裂下去的可能性。
其实，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独立之后的民族政治博弈，始终是围绕着领土、资源、政治权力以及文化展开的，“族性不过是被当做是巩固团结和进行动员的政治工具”。各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一方面适应局势，操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又也受到民族主义所导致的民粹主义的冲击，在冲突与争端之中身不由己地成为赢家或输家。季什科夫指出，如果1994年底之前叶利钦肯与杜达耶夫见面谈一下，哪怕仅仅是直接通个电话，车臣问题就可能最终不会发展到那么糟糕的地步。
中亚地区的五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实际上是苏联政府根据其民族理论所建构的政治实体，它们“意外地且准备不充分地”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里的2500万俄罗斯族和数百万其他民族很多是17、18世纪就在此定居，在苏联解体后却突然 “成为自己国家的局外人”，由此导致了规模浩大的移民潮，大量俄罗斯族人士离开中亚五国。
1990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州，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之间爆发了“暴乱型冲突”。季什科夫将这类冲突定义为“还不是在老谋深算的情境下，或还未组构成武装力量，或还不是前线清晰的有组织长期战斗的暴乱型或大屠杀型冲突”。这场冲突起源于“社会偏执狂”的恐惧社会心理。“吉尔吉斯族害怕乌兹别克族的程度，与吉尔吉斯族对乌兹别克族的惊吓一样严重”。
季什科夫强调，“在极权主义失效之后的社会中，温顺的大众受到操纵而卷入族际冲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精英的动员。在俄罗斯联邦下属的北奥塞梯共和国，领土争端、斯大林主义统治时期造成的“被遗弃人民”的情结、族群精英的政治动员以及奥塞梯族对当地印古什族的刻板印象(“懒惰、阴险、不诚实”等)与戒备心理，都为奥塞梯人针对印古什人的种族清洗埋下了火种，并在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政府的策动下最终发生。
在季什科夫看来，“族性”之所以成为社会冲突的原因，换言之，“民族”之所以能成为“问题”，原因在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泛滥。要遏制民族主义，必须建设多元化社会。
建设多元化社会，首先要消除俄国是一个俄罗斯族为主导的中央帝国的传统观念，转而强调俄国并非俄罗斯族的“民族国家”，它的任何部分也不是任何族群的独占财产。要建立双重忠诚，一个人既可以是本民族的一员，也可以是俄国人的一员，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在实践上，新的民族政策必须“在非暴力阶段调节族性”，为族群冲突提供预防性干预。具体做法是要通过联邦制分权、加强地方自治等手段促进文化平等，缩小族群之间结构性差异，避免贫富悬殊，惟此，方能令俄国摆脱族际冲突。
对中国的启示
季什科夫的这部著作对于中国读者的吸引力，无疑更多来自一种比较的视野。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民族定义依旧在重复斯大林主义话语，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优惠政策等制度安排也显示出明显的苏联印记。当然，在实践层面，由于历史传统与国情的不同，中国并没有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实际上，中国民族政策的内在逻辑，不仅包含了苏联民族政策的某些基因，也始终不缺少对数千年统一多民族帝国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除了一些藏族自治单位之外，绝大多数的民族自治单位在人口结构上都是汉族占多数，而并未像苏联的制度安排那样，将“民族”与地域的边界同一化。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理论传播与制度实践，苏联经验已经在涉及民族的诸多领域被中国本土化。由此导致在民族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不协调，始终困扰着中国社会。
在族群冲突上，季什科夫所讨论的精英动员结构是社会冲突事件构成之必然要素，但在中国却属学术禁忌，鲜见公开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诚如季什科夫所言，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在于多元化社会的构建，而中国处理民族问题仍然高度依赖自上而下的单一路径。苏联族群政治的前车之鉴，早已说明了这种单一路径的风险。
族群政治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研究领域。季什科夫特别劝告不应流连于陈旧的民族主义立场，乃至建构民族主义。但是，在当今中国，仍然有大量知识分子，或者站在主流群体的立场，或者站在少数群体的立场，执着于各种或隐或显的民族主义观念，令人担忧。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4582苏联经验已经在涉及民族的诸多领域被中国本土化。由此导致在民族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不协调，始终困扰着中国社会
书名: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
作者: 瓦利里·季什科夫 著
出版时间: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01-01 第一版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局之一。对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问题的作用与影响，国内外学界众说纷纭。季什科夫所著《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提供了分析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
季什科夫曾任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部部长，现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他亲身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并参与了其中许多重大事件的处理，对这段时期苏联境内各民族单位的变化形态、动员机制与博弈过程 “参与观察”，颇有“局内人”的洞见。
苏联民族理论之误区
在季什科夫看来，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出现的困境，首先来自理论层面。
苏联的民族理论，脱胎于斯大林“四个共同”民族定义的刻板教条，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其理论实质是将民族本质化，突出历史与血缘之于民族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使“民族”具有生物学意义，从而为“民族至上”提供了“科学”依据。苏联按照这种原生论理论，实施“族体构建工程”，自上而下地建构“族性”(ethnicity)，并采取生硬的赋名方式，区分“民族”和“部族”，创造出各族群的层级，使民族分类方法与政治权力分配挂钩，造成“哪里需要就在哪里杜撰民族”。
同时，基于高度政治化的学术环境，苏联民族研究“直接表现为行使权力”，以官僚意志为核心，将“民族过程”解释为“合并与集成”，人为控制“民族”和“部族”的数量，通过人口普查、对民族志进行加工等方式，“把族性制度化为民族”，并为每个民族创造出邦国地位，做出区隔化的制度安排。吊诡的是，苏联政府一方面在理论上将“民族”概念本质化，在制度上承认“民族主权”，同时还试图创建“单一的苏联民族”这种理论学说。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尽管苏联的国家建设卓有成效，“绝大多数苏联公民都有相同(或者非常相似)的社会、政治甚至文化方面的价值观”，但是，这种同质化的“苏联民族”在社会层面却是一个脆弱的神话。
当社会转型发生之际，在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冲击之下，特别是面对暴力的族群冲突，“苏联民族”的神话不堪一击，苏联的国家实体随之崩溃。更重要的是，苏联民族政策的两面性为各种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性机会，从而为政治精英在社会转型期操弄族群政治留下了空间。
苏联解体引发族际冲突
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最强大的政治对手就是叶利钦，而后者则以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武器。为打击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试图促成签署新的《联邦条约》，以图削弱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权力。而叶利钦的反击手段是利用民主化的机会，向俄罗斯各民族自治单位宣称“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给你们多少”，因而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戈尔巴乔夫。但是，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却又不得不扮演类似戈尔巴乔夫的角色，遏制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之后继续分裂下去的可能性。
其实，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独立之后的民族政治博弈，始终是围绕着领土、资源、政治权力以及文化展开的，“族性不过是被当做是巩固团结和进行动员的政治工具”。各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一方面适应局势，操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又也受到民族主义所导致的民粹主义的冲击，在冲突与争端之中身不由己地成为赢家或输家。季什科夫指出，如果1994年底之前叶利钦肯与杜达耶夫见面谈一下，哪怕仅仅是直接通个电话，车臣问题就可能最终不会发展到那么糟糕的地步。
中亚地区的五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实际上是苏联政府根据其民族理论所建构的政治实体，它们“意外地且准备不充分地”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里的2500万俄罗斯族和数百万其他民族很多是17、18世纪就在此定居，在苏联解体后却突然 “成为自己国家的局外人”，由此导致了规模浩大的移民潮，大量俄罗斯族人士离开中亚五国。
1990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州，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之间爆发了“暴乱型冲突”。季什科夫将这类冲突定义为“还不是在老谋深算的情境下，或还未组构成武装力量，或还不是前线清晰的有组织长期战斗的暴乱型或大屠杀型冲突”。这场冲突起源于“社会偏执狂”的恐惧社会心理。“吉尔吉斯族害怕乌兹别克族的程度，与吉尔吉斯族对乌兹别克族的惊吓一样严重”。
季什科夫强调，“在极权主义失效之后的社会中，温顺的大众受到操纵而卷入族际冲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精英的动员。在俄罗斯联邦下属的北奥塞梯共和国，领土争端、斯大林主义统治时期造成的“被遗弃人民”的情结、族群精英的政治动员以及奥塞梯族对当地印古什族的刻板印象(“懒惰、阴险、不诚实”等)与戒备心理，都为奥塞梯人针对印古什人的种族清洗埋下了火种，并在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政府的策动下最终发生。
在季什科夫看来，“族性”之所以成为社会冲突的原因，换言之，“民族”之所以能成为“问题”，原因在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泛滥。要遏制民族主义，必须建设多元化社会。
建设多元化社会，首先要消除俄国是一个俄罗斯族为主导的中央帝国的传统观念，转而强调俄国并非俄罗斯族的“民族国家”，它的任何部分也不是任何族群的独占财产。要建立双重忠诚，一个人既可以是本民族的一员，也可以是俄国人的一员，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在实践上，新的民族政策必须“在非暴力阶段调节族性”，为族群冲突提供预防性干预。具体做法是要通过联邦制分权、加强地方自治等手段促进文化平等，缩小族群之间结构性差异，避免贫富悬殊，惟此，方能令俄国摆脱族际冲突。
对中国的启示
季什科夫的这部著作对于中国读者的吸引力，无疑更多来自一种比较的视野。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民族定义依旧在重复斯大林主义话语，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优惠政策等制度安排也显示出明显的苏联印记。当然，在实践层面，由于历史传统与国情的不同，中国并没有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实际上，中国民族政策的内在逻辑，不仅包含了苏联民族政策的某些基因，也始终不缺少对数千年统一多民族帝国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除了一些藏族自治单位之外，绝大多数的民族自治单位在人口结构上都是汉族占多数，而并未像苏联的制度安排那样，将“民族”与地域的边界同一化。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理论传播与制度实践，苏联经验已经在涉及民族的诸多领域被中国本土化。由此导致在民族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不协调，始终困扰着中国社会。
在族群冲突上，季什科夫所讨论的精英动员结构是社会冲突事件构成之必然要素，但在中国却属学术禁忌，鲜见公开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诚如季什科夫所言，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在于多元化社会的构建，而中国处理民族问题仍然高度依赖自上而下的单一路径。苏联族群政治的前车之鉴，早已说明了这种单一路径的风险。
族群政治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研究领域。季什科夫特别劝告不应流连于陈旧的民族主义立场，乃至建构民族主义。但是，在当今中国，仍然有大量知识分子，或者站在主流群体的立场，或者站在少数群体的立场，执着于各种或隐或显的民族主义观念，令人担忧。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4582
中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汉族的极端计划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