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为什么发动战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3:37:45
■经济观察报主笔 许知远／文 2003-4-7 9:50:44
“非常、非常欢迎您，先生。”裕仁天皇在1945年9月18日由衷地对麦克阿瑟说。而在此仅仅19天前，麦克阿瑟——这位好大喜功的天才将军——刚刚完成了一个壮举，他决定不带武器飞赴横滨建立临时司令部，而目的地附近仍有一些拒绝投降的神风队队员和25万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太平洋战斗才停止两个星期，一切仍充满不确定。对于美国人而言，日本人仍像个谜，在太平洋诸多岛屿上进行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战斗中，处于劣势的日本士兵常常战斗到最后仍拒绝投降。英国的一位高级将领分享了这种情感，在日军受降仪式上，他联想起他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我对眼前的投降的日本人没有一种兵对兵的同情，而我对曾在战争中遇到的投降的德国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却有这种感觉。我太了解这些日本人和他们的部下对俘虏所做的一切。坐在我面前的是些没有人性的家伙。”
麦克阿瑟最终改变日本了吗？在1951年这位桀傲不驯的将军被解职时，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评价说：“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的混乱凋敝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是他使民主在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
回顾历史对于我们了解眼前伊拉克的混乱有所裨益吗？身处卡塔尔的军事指挥部的弗兰克斯将军或许喜欢麦克阿瑟的故事，却不能确定自己在巴格达到底将遭遇什么。不过当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指出，美军而非联合国将独自承担接管巴格达的任务时，弗兰克斯越来越不可能成为另一个麦克阿瑟。而伴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与痛苦的加剧，萨达姆却有可能获得越来越大的合法性，美军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成为了某种前车之鉴。作为当时索马里最大的战争贩子，阿帝德一直干扰联合国对于难民的援助，而这些难民在最初都是以微笑来迎接维和部队的。但当美国人试图捉住阿帝德时，形势扭转了，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开始自觉地保卫残暴的阿帝德而与美国士兵作战，这次行动最终在美国人付出18条生命后草草结束。
不要指望战场记者在每天或每周的截稿日期前，给你带来什么准确判断。一直到纳西里耶的激战开始前，大多数人还相信，这是一场将迅速结束的战争，而伴随巴士拉战役的僵持、英美联军伤亡率的不断攀升，我们又开始倒向另一边——战争将是艰苦与漫长的。不错，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但在更多时刻，战争会演变成一头怪兽，它将扭曲与吞噬它的初衷，伟大的领导者必须不断赋予战争以政治意义，以控制这头怪兽。身处战争年代的人们，也必须不断地将目光投向历史与未来，以避免被眼前的迷惘完全牵制。
我承认，眼前的景象令我困扰，因为对于事物的判断常常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在几天前正确的结论，在几天后会招致嘲笑。这种变化同样适合于更长的历史波段。1991年海湾战争中未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作“节制”，12年后却变成了新灾难的缘起。而今天，甚至有人在争论英国人是否应该在1914年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英国最终失去了世界领先的角色。当时间来到20世纪末时，令1914年的英国担心的德国，已获得了它想在20世纪初想获得的一切——它已成为欧洲大陆的支配性的力量。身在历史中的人们的行动直接地决定历史通往的方向，在很多时刻，人们面临的现实环境的变化与压迫，很可能使人们将历史导向一个与设想不同的方向。最初，人们可能仅仅走错了一步，但随后人们就发现自己无法抛弃掉这个错误带来的遗产，人们陷入了路径依赖。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越南战争中都得到了验证。
对于法国大革命，周恩来的判断是：“对此做出评价仍为时过早。”同样，我们的确不知道眼前的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没人否认战争是场悲剧，但将和平这一概念过分的意识形态化也同样是不负责任的。还记得丘吉尔在1938年的下院的话吗？“战争一直被认为只有该进疯人院的人才会对我们使用，而现在我们已不再处于这种地位了。”布什政府发动的战争或许无法解决伊拉克的问题，但那些人体盾牌、群情激昂的反战抗议可能也于事无补，他们对于世界的过分简单的看法与1968年抗议越南战争在街头游行的学生并无两样。
身为非参战国的民众，我试图保持观察的客观性，却发现这种努力常常滑向可笑。我们总是无法得到充分的信息，或者我们既有的思维方式总是让我们过滤眼前的信息。新闻业的传统发源于西方，它的通用准则是由《泰晤士报》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确立的，而我们能够接触的最主要的信息是由英文描述的，我们已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在战争中，我们又本能地同情弱者，这种同情往往会影响理智判断。在过去的一周中，那张伊拉克小男孩哭泣的脸庞触动了整个世界的神经，它仅仅是美国丑陋的侵略罪行的后果吗？但在我们愤怒的同时，却忘记了在萨达姆统治期间，上演了多少这样的惨剧，他对于个人权力的追逐很可能夺去了1000万伊拉克人的生命。你会说战争都是残暴的，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觉得这是一场不无奇怪的战争，尽管力量如此不均衡，占优的一方仍有所顾忌。
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常常陷入种种矛盾之中，情感的好恶左右了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我们常常做出想当然的判断，却最终发现，其实我们可能根本不了解真相。就像我们常常混淆美国政府与美国的差异，萨达姆政权与伊拉克的区别。在战争进行到今天时，作为这场战争的旁观者，我们可能还是搞不清为什么发动了战争？是为了石油吗？这是个流行却错误的解释。而德国、法国与俄罗斯真的是为了战争的合法性来反对美、英吗？它们真的关心伊拉克的人道主义危机吗？就连它们自己可能都对此无法确信。对了，有人再次抬出了“利益至高论”这样的论调——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可是，只要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他就不可能仅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一系列需要不断被探讨却没有答案的命题是，美国正在变成一种新型的帝国吗？它与历史中的对照的帝国有何不同？它推行的民主政治的全球化能够奏效吗？阿拉伯世界该如何完成自身的现代化？美国又该在这种现代化中扮演什么角色……
一场巨大的赌博？
“他们没经过9·11，不理解美国人感到的危险感。”白宫新闻发言人弗莱舍这样看待俄罗斯的反战态度。请回忆一下布什内阁在9月11日前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吧：他说不清楚巴基斯坦总统的名字——穆沙拉夫是一位将军；他也没有耐心关注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他普遍被视作一个思维狭窄的保守主义者，没有威尔逊主义者改造世界的热情；在竞选过程中，他一直批评克林顿政府过多地卷入非美国事务。但仅仅一年后，布什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外交总统。是的，“9·11”是最直接的转变原因，美国人在为自己的强大骄傲多年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尽管在悲剧刚刚发生时，很多人本能地说出“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但伴随着震惊的散去，双子塔的倒塌仍被视作一桩彻头彻尾的“美国事件”，它不再是全球资本主义与文明世界遭受的挑战，它只是美国人的战争。
在追溯美国并不漫长的历史时，两种表面不同却有着内在联系的情感左右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信奉孤立主义，乔治·华盛顿曾这样告诫美国远离欧洲的纷争：“以人为的关系使我们涉入欧洲政治常见的变动中，或盟国与敌对间的分分合合‘非明智之举’。美国距离欧洲遥远，采取偶而介入的态度，使我们得以走不同的方向。”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传教士精神，他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政体与价值观自豪，并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种价值观——它发源于托马斯·杰斐逊的启蒙主义的普世观念，并在西奥多·罗斯福口中变成拯救世界的意识形态：“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且相互依赖，使所有文明上轨道的强国愈来愈有义务坚持对世界作适当的警察行为。”但在更深处，这两种观念却是相互纠缠的。美国人被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左右着，他们或者因远离他人，或者试图将别人变得与自己一样，来获得这种安全感。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给予美国人巨大的震惊，它打破了美国人因远离欧洲而持续了150年的安全感，它使美国人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孤立主义，将自己的小伙子送往欧洲、亚洲与非洲。也从此，美国不可逆转地卷入了国际事务之中。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美国人在尽可能漫长的前线与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寻求代理人完成战争；如果不行，他们至少希望战争发生在遥远的领土上……
“9·11”对于美国人心理的改变，仍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来理解。但毋庸置疑，在这种新情绪的推动下，美国的外交战略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进攻伊拉克只是这种外交调整的结果中的第一个步骤。乔治·Ｗ·布什2002年9月17日所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过去13年中最重要的战略报告，并很可能是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战略调整。因为“9·11”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在美国历史上实在少见，只有1941年的珍珠港与1814年白宫被英军烧毁这两桩事件可以相比。在这份报告中，布什宣称，在对付恐怖主义敌人时，“尽管美国将坚持努力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我们在必要时将毫不迟疑地独自采取行动行使自卫权，先发制人地打击此类恐怖分子，以防他们危害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并说服或强迫各国承担起它们的主权责任，不再援助或庇护恐怖分子。”这份报告扩展了布什在2002年6月1日的西点军校演讲的要点：“我们必须对敌人发起进攻，破坏他的计划并防患于未然地消灭最严重的威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获得安全。”
在阿富汗战争刚刚开始时，一位记者询问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战争是否会增加预算，使经济变得更糟？他得到的答案是：“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对于现任布什政府而言，对伊战争最重要的目的是捍卫国家安全。在短期内，萨达姆政权的倒台，意味着一位充满着危险、一心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暴徒的消失；在长远看来，这一步很可能导向这样一个未来，它包括：伊拉克人将获得某种变化；伊拉克新政权将促使其它处于腐败状态下的中东政权采取更多的经济与政治改革，融入全球化潮流；萨达姆的下台将有效地威慑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而一个更开放的中东则更可能减少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伊拉克的正常化，将增加中东石油产量，并打破石油卡特尔组织，降低的石油价格将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长远看来，石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萨达姆的担心除去他自身的威胁性外，同样因为萨达姆政权地处中东最重要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之间，而且伊拉克本身拥有世界第二大的石油储备量。但短期看来，石油绝非战争的真正目的，就像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所说：“如果石油是一个问题，伊拉克并非答案。”在产油量上，伊拉克不过是全球总产量的3％。而中东的地缘政治早已与30年前大不相同，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亲西方态度将确保这种世界油价的稳定性。两个更清晰的反问是，如果美国试图控制中东的石油的话，它在包括1991年等时机时，更有机会得到这种控制权；第二，丹尼尔·耶金所说的“根本没有什么美国石油安全，只有全球石油安全”同样适合于其它国家。在很大程度，一个不那么富有攻击性的伊拉克政权更有利于中东的石油安全。
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战略，是丛林法则的再现吗？牛津大学的历史教授迈克·霍华德相信：“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耐心地致力于让各国遵守法治原则，这一切的努力将毁于一旦，地球将重新盛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存在一种完全相反的解释，美国将更直接地抑制“邪恶力量”。
身为《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却对理论抱有极大的怀疑，理论只能解释已发生的历史，却不能对正在发生的事件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就像耶鲁大学的国家战略权威约翰·刘易斯·加迪士承认的，没人知道布什的新战略将把世界引向何处。它的确像是某种赌博，如果赢了，它可能通向一个更为光明与安全的未来；如果失败了，其悲惨景象已有很多反战人士描述过了。
当然，这就开始触及一个困扰我们多年的命题——我们该如何看待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不管是罗马帝国、西班牙或是英国霸权，它们的影响力从未达到今天的美国的水准。而在很多时刻，美国又是如此与众不同，它与其说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种信念与价值观。于是，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二个命题，美国的帝国与政治的全球化。接下来，我们还要探讨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未完待续）■经济观察报主笔 许知远／文 2003-4-7 9:50:44
“非常、非常欢迎您，先生。”裕仁天皇在1945年9月18日由衷地对麦克阿瑟说。而在此仅仅19天前，麦克阿瑟——这位好大喜功的天才将军——刚刚完成了一个壮举，他决定不带武器飞赴横滨建立临时司令部，而目的地附近仍有一些拒绝投降的神风队队员和25万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太平洋战斗才停止两个星期，一切仍充满不确定。对于美国人而言，日本人仍像个谜，在太平洋诸多岛屿上进行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战斗中，处于劣势的日本士兵常常战斗到最后仍拒绝投降。英国的一位高级将领分享了这种情感，在日军受降仪式上，他联想起他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我对眼前的投降的日本人没有一种兵对兵的同情，而我对曾在战争中遇到的投降的德国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却有这种感觉。我太了解这些日本人和他们的部下对俘虏所做的一切。坐在我面前的是些没有人性的家伙。”
麦克阿瑟最终改变日本了吗？在1951年这位桀傲不驯的将军被解职时，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评价说：“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的混乱凋敝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是他使民主在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
回顾历史对于我们了解眼前伊拉克的混乱有所裨益吗？身处卡塔尔的军事指挥部的弗兰克斯将军或许喜欢麦克阿瑟的故事，却不能确定自己在巴格达到底将遭遇什么。不过当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指出，美军而非联合国将独自承担接管巴格达的任务时，弗兰克斯越来越不可能成为另一个麦克阿瑟。而伴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与痛苦的加剧，萨达姆却有可能获得越来越大的合法性，美军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成为了某种前车之鉴。作为当时索马里最大的战争贩子，阿帝德一直干扰联合国对于难民的援助，而这些难民在最初都是以微笑来迎接维和部队的。但当美国人试图捉住阿帝德时，形势扭转了，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开始自觉地保卫残暴的阿帝德而与美国士兵作战，这次行动最终在美国人付出18条生命后草草结束。
不要指望战场记者在每天或每周的截稿日期前，给你带来什么准确判断。一直到纳西里耶的激战开始前，大多数人还相信，这是一场将迅速结束的战争，而伴随巴士拉战役的僵持、英美联军伤亡率的不断攀升，我们又开始倒向另一边——战争将是艰苦与漫长的。不错，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但在更多时刻，战争会演变成一头怪兽，它将扭曲与吞噬它的初衷，伟大的领导者必须不断赋予战争以政治意义，以控制这头怪兽。身处战争年代的人们，也必须不断地将目光投向历史与未来，以避免被眼前的迷惘完全牵制。
我承认，眼前的景象令我困扰，因为对于事物的判断常常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在几天前正确的结论，在几天后会招致嘲笑。这种变化同样适合于更长的历史波段。1991年海湾战争中未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作“节制”，12年后却变成了新灾难的缘起。而今天，甚至有人在争论英国人是否应该在1914年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英国最终失去了世界领先的角色。当时间来到20世纪末时，令1914年的英国担心的德国，已获得了它想在20世纪初想获得的一切——它已成为欧洲大陆的支配性的力量。身在历史中的人们的行动直接地决定历史通往的方向，在很多时刻，人们面临的现实环境的变化与压迫，很可能使人们将历史导向一个与设想不同的方向。最初，人们可能仅仅走错了一步，但随后人们就发现自己无法抛弃掉这个错误带来的遗产，人们陷入了路径依赖。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越南战争中都得到了验证。
对于法国大革命，周恩来的判断是：“对此做出评价仍为时过早。”同样，我们的确不知道眼前的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没人否认战争是场悲剧，但将和平这一概念过分的意识形态化也同样是不负责任的。还记得丘吉尔在1938年的下院的话吗？“战争一直被认为只有该进疯人院的人才会对我们使用，而现在我们已不再处于这种地位了。”布什政府发动的战争或许无法解决伊拉克的问题，但那些人体盾牌、群情激昂的反战抗议可能也于事无补，他们对于世界的过分简单的看法与1968年抗议越南战争在街头游行的学生并无两样。
身为非参战国的民众，我试图保持观察的客观性，却发现这种努力常常滑向可笑。我们总是无法得到充分的信息，或者我们既有的思维方式总是让我们过滤眼前的信息。新闻业的传统发源于西方，它的通用准则是由《泰晤士报》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确立的，而我们能够接触的最主要的信息是由英文描述的，我们已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在战争中，我们又本能地同情弱者，这种同情往往会影响理智判断。在过去的一周中，那张伊拉克小男孩哭泣的脸庞触动了整个世界的神经，它仅仅是美国丑陋的侵略罪行的后果吗？但在我们愤怒的同时，却忘记了在萨达姆统治期间，上演了多少这样的惨剧，他对于个人权力的追逐很可能夺去了1000万伊拉克人的生命。你会说战争都是残暴的，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觉得这是一场不无奇怪的战争，尽管力量如此不均衡，占优的一方仍有所顾忌。
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常常陷入种种矛盾之中，情感的好恶左右了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我们常常做出想当然的判断，却最终发现，其实我们可能根本不了解真相。就像我们常常混淆美国政府与美国的差异，萨达姆政权与伊拉克的区别。在战争进行到今天时，作为这场战争的旁观者，我们可能还是搞不清为什么发动了战争？是为了石油吗？这是个流行却错误的解释。而德国、法国与俄罗斯真的是为了战争的合法性来反对美、英吗？它们真的关心伊拉克的人道主义危机吗？就连它们自己可能都对此无法确信。对了，有人再次抬出了“利益至高论”这样的论调——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可是，只要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他就不可能仅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一系列需要不断被探讨却没有答案的命题是，美国正在变成一种新型的帝国吗？它与历史中的对照的帝国有何不同？它推行的民主政治的全球化能够奏效吗？阿拉伯世界该如何完成自身的现代化？美国又该在这种现代化中扮演什么角色……
一场巨大的赌博？
“他们没经过9·11，不理解美国人感到的危险感。”白宫新闻发言人弗莱舍这样看待俄罗斯的反战态度。请回忆一下布什内阁在9月11日前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吧：他说不清楚巴基斯坦总统的名字——穆沙拉夫是一位将军；他也没有耐心关注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他普遍被视作一个思维狭窄的保守主义者，没有威尔逊主义者改造世界的热情；在竞选过程中，他一直批评克林顿政府过多地卷入非美国事务。但仅仅一年后，布什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外交总统。是的，“9·11”是最直接的转变原因，美国人在为自己的强大骄傲多年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尽管在悲剧刚刚发生时，很多人本能地说出“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但伴随着震惊的散去，双子塔的倒塌仍被视作一桩彻头彻尾的“美国事件”，它不再是全球资本主义与文明世界遭受的挑战，它只是美国人的战争。
在追溯美国并不漫长的历史时，两种表面不同却有着内在联系的情感左右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信奉孤立主义，乔治·华盛顿曾这样告诫美国远离欧洲的纷争：“以人为的关系使我们涉入欧洲政治常见的变动中，或盟国与敌对间的分分合合‘非明智之举’。美国距离欧洲遥远，采取偶而介入的态度，使我们得以走不同的方向。”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传教士精神，他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政体与价值观自豪，并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种价值观——它发源于托马斯·杰斐逊的启蒙主义的普世观念，并在西奥多·罗斯福口中变成拯救世界的意识形态：“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且相互依赖，使所有文明上轨道的强国愈来愈有义务坚持对世界作适当的警察行为。”但在更深处，这两种观念却是相互纠缠的。美国人被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左右着，他们或者因远离他人，或者试图将别人变得与自己一样，来获得这种安全感。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给予美国人巨大的震惊，它打破了美国人因远离欧洲而持续了150年的安全感，它使美国人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孤立主义，将自己的小伙子送往欧洲、亚洲与非洲。也从此，美国不可逆转地卷入了国际事务之中。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美国人在尽可能漫长的前线与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寻求代理人完成战争；如果不行，他们至少希望战争发生在遥远的领土上……
“9·11”对于美国人心理的改变，仍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来理解。但毋庸置疑，在这种新情绪的推动下，美国的外交战略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进攻伊拉克只是这种外交调整的结果中的第一个步骤。乔治·Ｗ·布什2002年9月17日所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过去13年中最重要的战略报告，并很可能是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战略调整。因为“9·11”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在美国历史上实在少见，只有1941年的珍珠港与1814年白宫被英军烧毁这两桩事件可以相比。在这份报告中，布什宣称，在对付恐怖主义敌人时，“尽管美国将坚持努力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我们在必要时将毫不迟疑地独自采取行动行使自卫权，先发制人地打击此类恐怖分子，以防他们危害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并说服或强迫各国承担起它们的主权责任，不再援助或庇护恐怖分子。”这份报告扩展了布什在2002年6月1日的西点军校演讲的要点：“我们必须对敌人发起进攻，破坏他的计划并防患于未然地消灭最严重的威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获得安全。”
在阿富汗战争刚刚开始时，一位记者询问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战争是否会增加预算，使经济变得更糟？他得到的答案是：“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对于现任布什政府而言，对伊战争最重要的目的是捍卫国家安全。在短期内，萨达姆政权的倒台，意味着一位充满着危险、一心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暴徒的消失；在长远看来，这一步很可能导向这样一个未来，它包括：伊拉克人将获得某种变化；伊拉克新政权将促使其它处于腐败状态下的中东政权采取更多的经济与政治改革，融入全球化潮流；萨达姆的下台将有效地威慑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而一个更开放的中东则更可能减少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伊拉克的正常化，将增加中东石油产量，并打破石油卡特尔组织，降低的石油价格将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长远看来，石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萨达姆的担心除去他自身的威胁性外，同样因为萨达姆政权地处中东最重要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之间，而且伊拉克本身拥有世界第二大的石油储备量。但短期看来，石油绝非战争的真正目的，就像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所说：“如果石油是一个问题，伊拉克并非答案。”在产油量上，伊拉克不过是全球总产量的3％。而中东的地缘政治早已与30年前大不相同，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亲西方态度将确保这种世界油价的稳定性。两个更清晰的反问是，如果美国试图控制中东的石油的话，它在包括1991年等时机时，更有机会得到这种控制权；第二，丹尼尔·耶金所说的“根本没有什么美国石油安全，只有全球石油安全”同样适合于其它国家。在很大程度，一个不那么富有攻击性的伊拉克政权更有利于中东的石油安全。
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战略，是丛林法则的再现吗？牛津大学的历史教授迈克·霍华德相信：“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耐心地致力于让各国遵守法治原则，这一切的努力将毁于一旦，地球将重新盛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存在一种完全相反的解释，美国将更直接地抑制“邪恶力量”。
身为《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却对理论抱有极大的怀疑，理论只能解释已发生的历史，却不能对正在发生的事件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就像耶鲁大学的国家战略权威约翰·刘易斯·加迪士承认的，没人知道布什的新战略将把世界引向何处。它的确像是某种赌博，如果赢了，它可能通向一个更为光明与安全的未来；如果失败了，其悲惨景象已有很多反战人士描述过了。
当然，这就开始触及一个困扰我们多年的命题——我们该如何看待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不管是罗马帝国、西班牙或是英国霸权，它们的影响力从未达到今天的美国的水准。而在很多时刻，美国又是如此与众不同，它与其说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种信念与价值观。于是，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二个命题，美国的帝国与政治的全球化。接下来，我们还要探讨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未完待续）
“非常、非常欢迎您，先生。”裕仁天皇在1945年9月18日由衷地对麦克阿瑟说。而在此仅仅19天前，麦克阿瑟——这位好大喜功的天才将军——刚刚完成了一个壮举，他决定不带武器飞赴横滨建立临时司令部，而目的地附近仍有一些拒绝投降的神风队队员和25万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太平洋战斗才停止两个星期，一切仍充满不确定。对于美国人而言，日本人仍像个谜，在太平洋诸多岛屿上进行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战斗中，处于劣势的日本士兵常常战斗到最后仍拒绝投降。英国的一位高级将领分享了这种情感，在日军受降仪式上，他联想起他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我对眼前的投降的日本人没有一种兵对兵的同情，而我对曾在战争中遇到的投降的德国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却有这种感觉。我太了解这些日本人和他们的部下对俘虏所做的一切。坐在我面前的是些没有人性的家伙。”
麦克阿瑟最终改变日本了吗？在1951年这位桀傲不驯的将军被解职时，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评价说：“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的混乱凋敝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是他使民主在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
回顾历史对于我们了解眼前伊拉克的混乱有所裨益吗？身处卡塔尔的军事指挥部的弗兰克斯将军或许喜欢麦克阿瑟的故事，却不能确定自己在巴格达到底将遭遇什么。不过当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指出，美军而非联合国将独自承担接管巴格达的任务时，弗兰克斯越来越不可能成为另一个麦克阿瑟。而伴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与痛苦的加剧，萨达姆却有可能获得越来越大的合法性，美军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成为了某种前车之鉴。作为当时索马里最大的战争贩子，阿帝德一直干扰联合国对于难民的援助，而这些难民在最初都是以微笑来迎接维和部队的。但当美国人试图捉住阿帝德时，形势扭转了，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开始自觉地保卫残暴的阿帝德而与美国士兵作战，这次行动最终在美国人付出18条生命后草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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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眼前的景象令我困扰，因为对于事物的判断常常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在几天前正确的结论，在几天后会招致嘲笑。这种变化同样适合于更长的历史波段。1991年海湾战争中未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作“节制”，12年后却变成了新灾难的缘起。而今天，甚至有人在争论英国人是否应该在1914年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英国最终失去了世界领先的角色。当时间来到20世纪末时，令1914年的英国担心的德国，已获得了它想在20世纪初想获得的一切——它已成为欧洲大陆的支配性的力量。身在历史中的人们的行动直接地决定历史通往的方向，在很多时刻，人们面临的现实环境的变化与压迫，很可能使人们将历史导向一个与设想不同的方向。最初，人们可能仅仅走错了一步，但随后人们就发现自己无法抛弃掉这个错误带来的遗产，人们陷入了路径依赖。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越南战争中都得到了验证。
对于法国大革命，周恩来的判断是：“对此做出评价仍为时过早。”同样，我们的确不知道眼前的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没人否认战争是场悲剧，但将和平这一概念过分的意识形态化也同样是不负责任的。还记得丘吉尔在1938年的下院的话吗？“战争一直被认为只有该进疯人院的人才会对我们使用，而现在我们已不再处于这种地位了。”布什政府发动的战争或许无法解决伊拉克的问题，但那些人体盾牌、群情激昂的反战抗议可能也于事无补，他们对于世界的过分简单的看法与1968年抗议越南战争在街头游行的学生并无两样。
身为非参战国的民众，我试图保持观察的客观性，却发现这种努力常常滑向可笑。我们总是无法得到充分的信息，或者我们既有的思维方式总是让我们过滤眼前的信息。新闻业的传统发源于西方，它的通用准则是由《泰晤士报》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确立的，而我们能够接触的最主要的信息是由英文描述的，我们已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在战争中，我们又本能地同情弱者，这种同情往往会影响理智判断。在过去的一周中，那张伊拉克小男孩哭泣的脸庞触动了整个世界的神经，它仅仅是美国丑陋的侵略罪行的后果吗？但在我们愤怒的同时，却忘记了在萨达姆统治期间，上演了多少这样的惨剧，他对于个人权力的追逐很可能夺去了1000万伊拉克人的生命。你会说战争都是残暴的，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觉得这是一场不无奇怪的战争，尽管力量如此不均衡，占优的一方仍有所顾忌。
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常常陷入种种矛盾之中，情感的好恶左右了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我们常常做出想当然的判断，却最终发现，其实我们可能根本不了解真相。就像我们常常混淆美国政府与美国的差异，萨达姆政权与伊拉克的区别。在战争进行到今天时，作为这场战争的旁观者，我们可能还是搞不清为什么发动了战争？是为了石油吗？这是个流行却错误的解释。而德国、法国与俄罗斯真的是为了战争的合法性来反对美、英吗？它们真的关心伊拉克的人道主义危机吗？就连它们自己可能都对此无法确信。对了，有人再次抬出了“利益至高论”这样的论调——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可是，只要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他就不可能仅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一系列需要不断被探讨却没有答案的命题是，美国正在变成一种新型的帝国吗？它与历史中的对照的帝国有何不同？它推行的民主政治的全球化能够奏效吗？阿拉伯世界该如何完成自身的现代化？美国又该在这种现代化中扮演什么角色……
一场巨大的赌博？
“他们没经过9·11，不理解美国人感到的危险感。”白宫新闻发言人弗莱舍这样看待俄罗斯的反战态度。请回忆一下布什内阁在9月11日前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吧：他说不清楚巴基斯坦总统的名字——穆沙拉夫是一位将军；他也没有耐心关注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他普遍被视作一个思维狭窄的保守主义者，没有威尔逊主义者改造世界的热情；在竞选过程中，他一直批评克林顿政府过多地卷入非美国事务。但仅仅一年后，布什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外交总统。是的，“9·11”是最直接的转变原因，美国人在为自己的强大骄傲多年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尽管在悲剧刚刚发生时，很多人本能地说出“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但伴随着震惊的散去，双子塔的倒塌仍被视作一桩彻头彻尾的“美国事件”，它不再是全球资本主义与文明世界遭受的挑战，它只是美国人的战争。
在追溯美国并不漫长的历史时，两种表面不同却有着内在联系的情感左右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信奉孤立主义，乔治·华盛顿曾这样告诫美国远离欧洲的纷争：“以人为的关系使我们涉入欧洲政治常见的变动中，或盟国与敌对间的分分合合‘非明智之举’。美国距离欧洲遥远，采取偶而介入的态度，使我们得以走不同的方向。”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传教士精神，他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政体与价值观自豪，并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种价值观——它发源于托马斯·杰斐逊的启蒙主义的普世观念，并在西奥多·罗斯福口中变成拯救世界的意识形态：“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且相互依赖，使所有文明上轨道的强国愈来愈有义务坚持对世界作适当的警察行为。”但在更深处，这两种观念却是相互纠缠的。美国人被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左右着，他们或者因远离他人，或者试图将别人变得与自己一样，来获得这种安全感。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给予美国人巨大的震惊，它打破了美国人因远离欧洲而持续了150年的安全感，它使美国人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孤立主义，将自己的小伙子送往欧洲、亚洲与非洲。也从此，美国不可逆转地卷入了国际事务之中。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美国人在尽可能漫长的前线与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寻求代理人完成战争；如果不行，他们至少希望战争发生在遥远的领土上……
“9·11”对于美国人心理的改变，仍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来理解。但毋庸置疑，在这种新情绪的推动下，美国的外交战略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进攻伊拉克只是这种外交调整的结果中的第一个步骤。乔治·Ｗ·布什2002年9月17日所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过去13年中最重要的战略报告，并很可能是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战略调整。因为“9·11”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在美国历史上实在少见，只有1941年的珍珠港与1814年白宫被英军烧毁这两桩事件可以相比。在这份报告中，布什宣称，在对付恐怖主义敌人时，“尽管美国将坚持努力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我们在必要时将毫不迟疑地独自采取行动行使自卫权，先发制人地打击此类恐怖分子，以防他们危害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并说服或强迫各国承担起它们的主权责任，不再援助或庇护恐怖分子。”这份报告扩展了布什在2002年6月1日的西点军校演讲的要点：“我们必须对敌人发起进攻，破坏他的计划并防患于未然地消灭最严重的威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获得安全。”
在阿富汗战争刚刚开始时，一位记者询问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战争是否会增加预算，使经济变得更糟？他得到的答案是：“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对于现任布什政府而言，对伊战争最重要的目的是捍卫国家安全。在短期内，萨达姆政权的倒台，意味着一位充满着危险、一心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暴徒的消失；在长远看来，这一步很可能导向这样一个未来，它包括：伊拉克人将获得某种变化；伊拉克新政权将促使其它处于腐败状态下的中东政权采取更多的经济与政治改革，融入全球化潮流；萨达姆的下台将有效地威慑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而一个更开放的中东则更可能减少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伊拉克的正常化，将增加中东石油产量，并打破石油卡特尔组织，降低的石油价格将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长远看来，石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萨达姆的担心除去他自身的威胁性外，同样因为萨达姆政权地处中东最重要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之间，而且伊拉克本身拥有世界第二大的石油储备量。但短期看来，石油绝非战争的真正目的，就像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所说：“如果石油是一个问题，伊拉克并非答案。”在产油量上，伊拉克不过是全球总产量的3％。而中东的地缘政治早已与30年前大不相同，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亲西方态度将确保这种世界油价的稳定性。两个更清晰的反问是，如果美国试图控制中东的石油的话，它在包括1991年等时机时，更有机会得到这种控制权；第二，丹尼尔·耶金所说的“根本没有什么美国石油安全，只有全球石油安全”同样适合于其它国家。在很大程度，一个不那么富有攻击性的伊拉克政权更有利于中东的石油安全。
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战略，是丛林法则的再现吗？牛津大学的历史教授迈克·霍华德相信：“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耐心地致力于让各国遵守法治原则，这一切的努力将毁于一旦，地球将重新盛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存在一种完全相反的解释，美国将更直接地抑制“邪恶力量”。
身为《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却对理论抱有极大的怀疑，理论只能解释已发生的历史，却不能对正在发生的事件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就像耶鲁大学的国家战略权威约翰·刘易斯·加迪士承认的，没人知道布什的新战略将把世界引向何处。它的确像是某种赌博，如果赢了，它可能通向一个更为光明与安全的未来；如果失败了，其悲惨景象已有很多反战人士描述过了。
当然，这就开始触及一个困扰我们多年的命题——我们该如何看待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不管是罗马帝国、西班牙或是英国霸权，它们的影响力从未达到今天的美国的水准。而在很多时刻，美国又是如此与众不同，它与其说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种信念与价值观。于是，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二个命题，美国的帝国与政治的全球化。接下来，我们还要探讨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未完待续）■经济观察报主笔 许知远／文 2003-4-7 9:50:44
“非常、非常欢迎您，先生。”裕仁天皇在1945年9月18日由衷地对麦克阿瑟说。而在此仅仅19天前，麦克阿瑟——这位好大喜功的天才将军——刚刚完成了一个壮举，他决定不带武器飞赴横滨建立临时司令部，而目的地附近仍有一些拒绝投降的神风队队员和25万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太平洋战斗才停止两个星期，一切仍充满不确定。对于美国人而言，日本人仍像个谜，在太平洋诸多岛屿上进行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战斗中，处于劣势的日本士兵常常战斗到最后仍拒绝投降。英国的一位高级将领分享了这种情感，在日军受降仪式上，他联想起他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我对眼前的投降的日本人没有一种兵对兵的同情，而我对曾在战争中遇到的投降的德国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却有这种感觉。我太了解这些日本人和他们的部下对俘虏所做的一切。坐在我面前的是些没有人性的家伙。”
麦克阿瑟最终改变日本了吗？在1951年这位桀傲不驯的将军被解职时，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评价说：“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的混乱凋敝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是他使民主在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
回顾历史对于我们了解眼前伊拉克的混乱有所裨益吗？身处卡塔尔的军事指挥部的弗兰克斯将军或许喜欢麦克阿瑟的故事，却不能确定自己在巴格达到底将遭遇什么。不过当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指出，美军而非联合国将独自承担接管巴格达的任务时，弗兰克斯越来越不可能成为另一个麦克阿瑟。而伴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与痛苦的加剧，萨达姆却有可能获得越来越大的合法性，美军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成为了某种前车之鉴。作为当时索马里最大的战争贩子，阿帝德一直干扰联合国对于难民的援助，而这些难民在最初都是以微笑来迎接维和部队的。但当美国人试图捉住阿帝德时，形势扭转了，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开始自觉地保卫残暴的阿帝德而与美国士兵作战，这次行动最终在美国人付出18条生命后草草结束。
不要指望战场记者在每天或每周的截稿日期前，给你带来什么准确判断。一直到纳西里耶的激战开始前，大多数人还相信，这是一场将迅速结束的战争，而伴随巴士拉战役的僵持、英美联军伤亡率的不断攀升，我们又开始倒向另一边——战争将是艰苦与漫长的。不错，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但在更多时刻，战争会演变成一头怪兽，它将扭曲与吞噬它的初衷，伟大的领导者必须不断赋予战争以政治意义，以控制这头怪兽。身处战争年代的人们，也必须不断地将目光投向历史与未来，以避免被眼前的迷惘完全牵制。
我承认，眼前的景象令我困扰，因为对于事物的判断常常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在几天前正确的结论，在几天后会招致嘲笑。这种变化同样适合于更长的历史波段。1991年海湾战争中未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作“节制”，12年后却变成了新灾难的缘起。而今天，甚至有人在争论英国人是否应该在1914年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英国最终失去了世界领先的角色。当时间来到20世纪末时，令1914年的英国担心的德国，已获得了它想在20世纪初想获得的一切——它已成为欧洲大陆的支配性的力量。身在历史中的人们的行动直接地决定历史通往的方向，在很多时刻，人们面临的现实环境的变化与压迫，很可能使人们将历史导向一个与设想不同的方向。最初，人们可能仅仅走错了一步，但随后人们就发现自己无法抛弃掉这个错误带来的遗产，人们陷入了路径依赖。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越南战争中都得到了验证。
对于法国大革命，周恩来的判断是：“对此做出评价仍为时过早。”同样，我们的确不知道眼前的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没人否认战争是场悲剧，但将和平这一概念过分的意识形态化也同样是不负责任的。还记得丘吉尔在1938年的下院的话吗？“战争一直被认为只有该进疯人院的人才会对我们使用，而现在我们已不再处于这种地位了。”布什政府发动的战争或许无法解决伊拉克的问题，但那些人体盾牌、群情激昂的反战抗议可能也于事无补，他们对于世界的过分简单的看法与1968年抗议越南战争在街头游行的学生并无两样。
身为非参战国的民众，我试图保持观察的客观性，却发现这种努力常常滑向可笑。我们总是无法得到充分的信息，或者我们既有的思维方式总是让我们过滤眼前的信息。新闻业的传统发源于西方，它的通用准则是由《泰晤士报》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确立的，而我们能够接触的最主要的信息是由英文描述的，我们已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在战争中，我们又本能地同情弱者，这种同情往往会影响理智判断。在过去的一周中，那张伊拉克小男孩哭泣的脸庞触动了整个世界的神经，它仅仅是美国丑陋的侵略罪行的后果吗？但在我们愤怒的同时，却忘记了在萨达姆统治期间，上演了多少这样的惨剧，他对于个人权力的追逐很可能夺去了1000万伊拉克人的生命。你会说战争都是残暴的，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觉得这是一场不无奇怪的战争，尽管力量如此不均衡，占优的一方仍有所顾忌。
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常常陷入种种矛盾之中，情感的好恶左右了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我们常常做出想当然的判断，却最终发现，其实我们可能根本不了解真相。就像我们常常混淆美国政府与美国的差异，萨达姆政权与伊拉克的区别。在战争进行到今天时，作为这场战争的旁观者，我们可能还是搞不清为什么发动了战争？是为了石油吗？这是个流行却错误的解释。而德国、法国与俄罗斯真的是为了战争的合法性来反对美、英吗？它们真的关心伊拉克的人道主义危机吗？就连它们自己可能都对此无法确信。对了，有人再次抬出了“利益至高论”这样的论调——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可是，只要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他就不可能仅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一系列需要不断被探讨却没有答案的命题是，美国正在变成一种新型的帝国吗？它与历史中的对照的帝国有何不同？它推行的民主政治的全球化能够奏效吗？阿拉伯世界该如何完成自身的现代化？美国又该在这种现代化中扮演什么角色……
一场巨大的赌博？
“他们没经过9·11，不理解美国人感到的危险感。”白宫新闻发言人弗莱舍这样看待俄罗斯的反战态度。请回忆一下布什内阁在9月11日前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吧：他说不清楚巴基斯坦总统的名字——穆沙拉夫是一位将军；他也没有耐心关注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他普遍被视作一个思维狭窄的保守主义者，没有威尔逊主义者改造世界的热情；在竞选过程中，他一直批评克林顿政府过多地卷入非美国事务。但仅仅一年后，布什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外交总统。是的，“9·11”是最直接的转变原因，美国人在为自己的强大骄傲多年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尽管在悲剧刚刚发生时，很多人本能地说出“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但伴随着震惊的散去，双子塔的倒塌仍被视作一桩彻头彻尾的“美国事件”，它不再是全球资本主义与文明世界遭受的挑战，它只是美国人的战争。
在追溯美国并不漫长的历史时，两种表面不同却有着内在联系的情感左右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信奉孤立主义，乔治·华盛顿曾这样告诫美国远离欧洲的纷争：“以人为的关系使我们涉入欧洲政治常见的变动中，或盟国与敌对间的分分合合‘非明智之举’。美国距离欧洲遥远，采取偶而介入的态度，使我们得以走不同的方向。”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传教士精神，他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政体与价值观自豪，并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种价值观——它发源于托马斯·杰斐逊的启蒙主义的普世观念，并在西奥多·罗斯福口中变成拯救世界的意识形态：“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且相互依赖，使所有文明上轨道的强国愈来愈有义务坚持对世界作适当的警察行为。”但在更深处，这两种观念却是相互纠缠的。美国人被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左右着，他们或者因远离他人，或者试图将别人变得与自己一样，来获得这种安全感。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给予美国人巨大的震惊，它打破了美国人因远离欧洲而持续了150年的安全感，它使美国人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孤立主义，将自己的小伙子送往欧洲、亚洲与非洲。也从此，美国不可逆转地卷入了国际事务之中。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美国人在尽可能漫长的前线与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寻求代理人完成战争；如果不行，他们至少希望战争发生在遥远的领土上……
“9·11”对于美国人心理的改变，仍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来理解。但毋庸置疑，在这种新情绪的推动下，美国的外交战略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进攻伊拉克只是这种外交调整的结果中的第一个步骤。乔治·Ｗ·布什2002年9月17日所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过去13年中最重要的战略报告，并很可能是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战略调整。因为“9·11”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在美国历史上实在少见，只有1941年的珍珠港与1814年白宫被英军烧毁这两桩事件可以相比。在这份报告中，布什宣称，在对付恐怖主义敌人时，“尽管美国将坚持努力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我们在必要时将毫不迟疑地独自采取行动行使自卫权，先发制人地打击此类恐怖分子，以防他们危害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并说服或强迫各国承担起它们的主权责任，不再援助或庇护恐怖分子。”这份报告扩展了布什在2002年6月1日的西点军校演讲的要点：“我们必须对敌人发起进攻，破坏他的计划并防患于未然地消灭最严重的威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获得安全。”
在阿富汗战争刚刚开始时，一位记者询问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战争是否会增加预算，使经济变得更糟？他得到的答案是：“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对于现任布什政府而言，对伊战争最重要的目的是捍卫国家安全。在短期内，萨达姆政权的倒台，意味着一位充满着危险、一心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暴徒的消失；在长远看来，这一步很可能导向这样一个未来，它包括：伊拉克人将获得某种变化；伊拉克新政权将促使其它处于腐败状态下的中东政权采取更多的经济与政治改革，融入全球化潮流；萨达姆的下台将有效地威慑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而一个更开放的中东则更可能减少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伊拉克的正常化，将增加中东石油产量，并打破石油卡特尔组织，降低的石油价格将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长远看来，石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萨达姆的担心除去他自身的威胁性外，同样因为萨达姆政权地处中东最重要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之间，而且伊拉克本身拥有世界第二大的石油储备量。但短期看来，石油绝非战争的真正目的，就像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所说：“如果石油是一个问题，伊拉克并非答案。”在产油量上，伊拉克不过是全球总产量的3％。而中东的地缘政治早已与30年前大不相同，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亲西方态度将确保这种世界油价的稳定性。两个更清晰的反问是，如果美国试图控制中东的石油的话，它在包括1991年等时机时，更有机会得到这种控制权；第二，丹尼尔·耶金所说的“根本没有什么美国石油安全，只有全球石油安全”同样适合于其它国家。在很大程度，一个不那么富有攻击性的伊拉克政权更有利于中东的石油安全。
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战略，是丛林法则的再现吗？牛津大学的历史教授迈克·霍华德相信：“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耐心地致力于让各国遵守法治原则，这一切的努力将毁于一旦，地球将重新盛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存在一种完全相反的解释，美国将更直接地抑制“邪恶力量”。
身为《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却对理论抱有极大的怀疑，理论只能解释已发生的历史，却不能对正在发生的事件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就像耶鲁大学的国家战略权威约翰·刘易斯·加迪士承认的，没人知道布什的新战略将把世界引向何处。它的确像是某种赌博，如果赢了，它可能通向一个更为光明与安全的未来；如果失败了，其悲惨景象已有很多反战人士描述过了。
当然，这就开始触及一个困扰我们多年的命题——我们该如何看待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不管是罗马帝国、西班牙或是英国霸权，它们的影响力从未达到今天的美国的水准。而在很多时刻，美国又是如此与众不同，它与其说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种信念与价值观。于是，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二个命题，美国的帝国与政治的全球化。接下来，我们还要探讨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