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第一劫案

　津浦铁路大绑票

　　1923年5月6日凌晨，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第 2次特别快车沿着津浦铁路向北飞驶。当列车运行到山东省的临城与沙沟之间时，列车司机突然发现前面的铁轨被拆除了一段，司机急忙刹车。

　　列车刚刚停下，四周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成群的持枪匪徒朝列车蜂拥包抄过来。随车路警持枪抵抗一阵之后，一个个逃之夭夭，连他们手里的两挺机枪都成了匪徒们的“战利品”。紧接着，匪徒们强行爬上列车，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并且，还绑架了车上的300多名乘客，以及列车长和乘务员。被绑架的人员成了匪徒手中的“肉票”。

　　由于被绑架的乘客中有30多位欧美人士，其中有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妻妹、《密勒氏报》主笔鲍威尔、《上海远东评论》周报记者以及外国军官，因而，各国驻华使馆当天都接到报告，准备向中国北洋政府提出交涉。北洋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惊恐，交通总长吴毓麟当天中午急电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江苏督军齐燮元以及鲁皖当局：火速发兵会剿。劫车匪徒纯属乌合之众，他们怎么能够拦劫列车呢? 据当地目击者说，5月5日这天，是驻于韩庆的津浦路警务处长张文通的生日，附近各站的站长和警务队长等头面人物都于当天前往祝贺。匪徒掌握了这一情况，乘虚而入，持枪胁迫铁道工人拆除了一段铁轨，然后潜伏在铁路两旁伺机拦劫列车。

　　匪徒拦截列车抢劫乘客财物还能理解，但他们为什么要绑架如此众多的乘客呢?关于这个问题，匪首后来直言不讳地说：“因为我们小寨豹子谷正遭官军围攻，所以要绑架这批人来作为制抵。”

　　当时是军阀纷争的动乱年代，山东匪患成灾，滋扰地方。拦劫列车的匪首叫孙美瑶，绰号孙老五，是毛思忠、毛思义的拜把兄弟。孙美瑶身材矮小，但特别精悍，在苏鲁境内做了多年的土匪。直奉战争的时候，孙美瑶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奉军旅长冯占元曾许诺孙美瑶，将其正式改编为奉军部下，并叮嘱孙美瑶在苏鲁交界处扰乱。

　　以孙美瑶为首的这伙匪徒，原是在北洋军阀群中东投西靠、到处卖命的兵痞，介乎于兵与匪之间。他们在军阀的相互倾轧中被遣散后，吃饷没有来源，于是，转而持械行劫，殃及百姓，成为了纯粹的土匪。这次，他们悍然拦劫列车，除了劫掠钱财物品之外，更想攫取一些向北洋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孙美瑶劫车所获得的“肉票”由于包括30多名欧美人士，因而，此案迅速成为中外瞩目的大事件。

　　一场颇具戏剧色彩的官匪对话

　　劫车事件发生后，北洋政府以“外人在鲁境被绑架”，“此事关系重大”为由，火速电令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负责查办。吴佩孚转而敦促山东督军田中玉“应负全责”，命令他“赶紧设法营救，务将架去外人一律救回，以免外交棘手。”至于被绑架的中国人，在军阀眼中当然是微不足道的。

　　5月6日，田中玉又以“万急”密电，命令兖州镇守使何锋珏：“应即亲往查看，并速派军队追剿。”何锋珏当然不敢半点怠慢，第二天就接连两次复电，向田中玉汇报了“奉令追匪”的情况。

　　就这样，一天之内，从北洋政府到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再到山东督军田中玉，直到兖州镇守使何锋珏，层层下达了武力剿匪的指令，不能不说是雷厉风行、声势浩大。

　　然而，孙美瑶一伙深知田中玉等人是虚张声势，哪里愿意就此束手被擒。因此，当何锋珏率部前来追剿时，他们干脆把“肉票”推上前端，当作“护身符”。这样一来，北洋军谁敢贸然开枪，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伙匪徒押着“肉票”自由自在地转移。

　　北洋政府无法剿杀孙美瑶为首的这伙匪徒，营救外人，十分着急。这时，孙美瑶公开放出话来，如果再继续追剿，就立即撕票。同时还提出，应由双方指定地点，进行谈判。接着，孙美瑶放出一名“肉票”，让他向北洋政府当局转达了三项谈判条件：

　　1.不得派军队前往剿捕；2.必须担负给饷一年；3.以被掳外人为抵押品。

　　这难道不等于是要挟政府“招安”，承认这伙土匪为正规军吗? 当上述三项条件在《京报》披露后，舆论哗然。尤其是第三条，更加引起了列强驻京公使团的愤怒，他们纷纷指斥这是中国“庚子后二次之变”，并且，强硬要求北洋政府积极设法营救旅客出险。有的甚至提出，由外国武装组成“护路队”，开往津浦沿线进行干预。

　　5月7日，驻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用书面形式向北洋政府提出以下条款：1.限期将被掳外人完全救出；2.死亡的外人从优抚恤；3.惩戒肇事的地方文武官吏；4.将来外人的生命财产必须给予安全保障。

　　列强在通过外交途径抗议的同时，驻扎上海的各国军舰于5月8日纷纷溯江西上开往南京，准备登陆进行武装干涉。当日，公使团经过策划，又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强硬“宣言”：“使团因中国政府营救被掳外人立时出险所取办法之结果急不能待，特再为声明，所有现在匪徒手中之外人生命，贵国政府当负其责，并决定以本月12日夜12时为限，须将被掳外人全数救出。如逾时限，每24小时，当要求按时增加巨额赔偿。”

　　“洋大人”发话限期全数救出外人，北洋政府更加胆战心惊，即将上述“宣言”如实电告田中玉，且再三敦促：时机万分紧迫，希望务必迅速办妥此事，届时全数救出外人，以免滋生重大交涉。

　　田中玉又有多大能耐呢? 为了开脱责任，他在复电中首先诉上一段苦衷，然后借口匪徒早已“分股逃窜”，表示断难于5月12日夜12时以前完全救出外人。接着，他又献上一计：建议先同匪徒和谈，无论匪徒有什么要求，不妨尽量满足，徒救出洋人后再议剿抚。

　　在这万分紧急又措手无策的情况下，田中玉的建议也确实算是一条不得已的办法。北洋政府为了平息洋人的不满情绪，由大总统黎元洪出面发表了一则惩办有关人员的命令，宣布将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交部“议处”；所有肇事地点的文武官吏，全部立即撤任，听候查办。但又话锋一转，责成田中玉和熊炳琦，迅速将被掳人员先行设法营救，安全出险。

　　为了尽快营救被掳的外国旅客，北洋政府决定对孙美瑶一伙进行“招抚”。于是，临城、枣庄一带中外要人云集，展开了一场颇具戏剧色彩的官匪对话。

　　最初，孙美瑶并无过高奢望，只是要求北洋政府停止武装追剿，发给一定饷械，就立即释放“肉票”。后来，看见官方急于营救洋人，遂以为奇货，把筹码不断加重，要求委任孙美瑶为司令，把他手下的所有土匪全部改编为国军，按规定发给饷械。

　　5 月12日，田中玉亲赴枣庄，委派专人进山与孙美瑶谈判，答应当天撤军解围，保证孙美瑶及其部下的人身安全，并可由北洋政府进行改编或遣散，但孙美瑶必须全数释放被掳旅客。

　　孙美瑶见政府退让，表示同意和谈，但又担心田中玉玩弄诡计，于是声称，不愿与官厅人员接洽，须由外国人或地方绅士居间调停，才可以谈判。

　　田中玉无可奈何，只好同意由中外人士组成代表团，再次进山与孙美瑶接洽。这次，孙美瑶答应第二天先放出一二名“肉票”，至于具体招抚条件尚待进一步协商。

　　5 月14日，田中玉再次派人进山和谈。孙美瑶的要价又上抬一层，要求政府将这次参加劫车的各股兄弟一律招抚，编成两个混成旅，并且就以现驻各处为改编后防地。这就是说，孙美瑶只同意就地招抚，把霸占一方的土匪变为盘踞当地的正规“国军”，不同意政府任意改编。

　　官军主动解了围，但是洋人并没有被释放。北洋政府于5月15日为此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制定对策。会议决定，一方面恳请外交使团放宽救人期限，一方面派专人作为“总理代表”前往山东，会同地方办理善后事宜。

　　当日，由中外要员组成的代表团再次前往孙美瑶指定的地点会谈。孙美瑶的代表声称，有部众8000人，愿编为两个混成旅，并要求参与谈判的外国代表担保中央政府遵守其所依允的条件。不许政府有半点还价。

　　5 月17日，意想不到又发生了节外生枝的事。苏鲁交界地区的许多匪帮见孙美瑶劫车得逞，纷纷投靠孙美瑶，也想乘机编为“国军”。孙美瑶见大批土匪前来投靠，更加趾高气扬。这大大增加了谈判的难度。5月18日，孙美瑶以“建国自治军”名义致函田中玉，提出在商定招抚条件之前，得首先委任他为“建国自治军司令”。田中玉只得暂时低头，以北洋政府名义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

　　北洋政府见“招抚”和谈如此缓慢，非常着急。为此， 于5月19日再次召开内阁会议，商量对策。内阁大员们在会上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既然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主张再委曲求全；有的认为匪徒得寸进尺，主张出兵围剿。北洋政府左右为难，表示等视一二日再定为佳。

　　就这样，官匪对话了 100多天，仍然打不开僵局，形成了一个非剿非抚的尴尬局面。在这个尴尬局面里，孙美瑶自恃奇货在手，又把和谈筹码加高一层。他不但要求田中玉退兵济南，而且要求把土匪改编为3个师，政府先将军械交付后，才把洋“肉票”放还。这个条件太苛刻了，山东督军田中玉和交通总长吴毓麟不敢拍板，只好连夜赶回北京密商对策。结果，在洋大人的监督下，决定采取“武装调停”，“以剿为抚”的办法。

　　北洋政府终于与匪首达成协议

　　6月初，田中玉坐镇山东，从邻省借调大批军队，又从曹锟处调来3架飞机，部署妥贴后，公开下达10条“围剿命令”，摆出非剿清匪徒，救出被掳旅客不可的架势。

　　就在田中玉下达“围剿命令”的同时，列强又演出一场各国武官团视察临枣防务的活剧。6月2日中午，以美国驻华北司令官康纳尔少将为首的武官团抵达枣庄。当地官员除帮办山东事务郑士琦外，全部到车站恭迎，并设宴洗尘。列车到站，康纳尔见郑士琦没来迎接，顿时勃然大怒，点名要郑士琦先来拜候。郑士琦军衔为中将，康纳尔军衔为少将，因此，郑士琦原认为亲自到车站迎接有失体面。现在，见“洋大人”发怒，郑士琦也顾不得体不体面了，立即赶到车厢里向这位少将请安。当天晚上，又安排各个旅长逐一向康纳尔一行详细汇报各旅的人员、装备以及部署情况。第二天，康纳尔一行又实地视察了各旅的防线，亲眼目睹了北洋军对匪徒设置的层层包围圈，方才大怒平息。

　　在列强武官团的严密监督下，北洋政府打着“以剿为抚”的旗号，与匪徒又展开了对话。经过再三的讨价还价，终于在7月上旬，与孙美瑶一伙达成了以下协议：

　　匪徒们在放出中外被掳旅客后全部加以改编；孙美瑶所部编为山东新编旅，委任孙美瑶为旅长，其手下的大小头目也按职封官。

　　终于，北洋政府赎回了匪徒们手中的“肉票”，众匪徒也摇身一变，成了吃政府饷银的国军。

　　孙美瑶等匪徒在超额实现了劫车目的之后，兴高采烈地发表了“就抚释票”通电，表示他们从此一定感恩图报，为国效忠，赴汤蹈火，誓无反顾。

　　孙美瑶尽管“就抚释票”，但是，这一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并未就此了结。

　　孙美瑶终究难逃厄运

　　列强为了从此案中攫取更多权益，又借端发难，于1923年8月向北洋政府递交了“16国赔偿通牒”，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赔偿被掳外籍旅客的经济损失，每人高达8500银元；中国政府必须严惩国内一切排外行动，给在华洋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提供安全保障；惩办山东督军田中玉为首的有关官吏和铁路人员。

　　北洋政府收到“16国赔偿通牒”十分恐慌，不敢说一个“不”字，最后只得煞费苦心地于9月24日发出一份复牒，委婉曲折地向列强表示歉意，原则上接受了列强的要求。但是，列强仍不满意，10月4日又以更加强硬的口气，再次复牒，要求北洋政府将上次牒文所列各项，一一见诸实行，不得有半点折扣。

　　这时，北洋政府正值黎元洪下野，曹锟任总统之际。贿选总统曹锟为了求得列强对他的支持，特地令人草拟了第二次复牒，并经列强外交使团审阅才最后定稿，满足了列强的要求。

　　北洋政府为了挽回临城劫车案中丢尽的脸面，只得伺机在孙美瑶一伙头上出气。孙美瑶一伙就地改编后，虽然驻防枣庄一带，专为剿匪护路事宜，而且也尽职尽责。但是，半年之后，孙美瑶终究难逃厄运，被北洋兖州镇守使兼四省剿匪副司令张培荣以“匪心未泯”为由，用计诱获，就地正法。其所属部下也随之遣散。

　　至此，震惊中外的中华民国第一案——山东临城劫车案终于了结。津浦铁路大绑票

　　1923年5月6日凌晨，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第 2次特别快车沿着津浦铁路向北飞驶。当列车运行到山东省的临城与沙沟之间时，列车司机突然发现前面的铁轨被拆除了一段，司机急忙刹车。

　　列车刚刚停下，四周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成群的持枪匪徒朝列车蜂拥包抄过来。随车路警持枪抵抗一阵之后，一个个逃之夭夭，连他们手里的两挺机枪都成了匪徒们的“战利品”。紧接着，匪徒们强行爬上列车，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并且，还绑架了车上的300多名乘客，以及列车长和乘务员。被绑架的人员成了匪徒手中的“肉票”。

　　由于被绑架的乘客中有30多位欧美人士，其中有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妻妹、《密勒氏报》主笔鲍威尔、《上海远东评论》周报记者以及外国军官，因而，各国驻华使馆当天都接到报告，准备向中国北洋政府提出交涉。北洋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惊恐，交通总长吴毓麟当天中午急电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江苏督军齐燮元以及鲁皖当局：火速发兵会剿。劫车匪徒纯属乌合之众，他们怎么能够拦劫列车呢? 据当地目击者说，5月5日这天，是驻于韩庆的津浦路警务处长张文通的生日，附近各站的站长和警务队长等头面人物都于当天前往祝贺。匪徒掌握了这一情况，乘虚而入，持枪胁迫铁道工人拆除了一段铁轨，然后潜伏在铁路两旁伺机拦劫列车。

　　匪徒拦截列车抢劫乘客财物还能理解，但他们为什么要绑架如此众多的乘客呢?关于这个问题，匪首后来直言不讳地说：“因为我们小寨豹子谷正遭官军围攻，所以要绑架这批人来作为制抵。”

　　当时是军阀纷争的动乱年代，山东匪患成灾，滋扰地方。拦劫列车的匪首叫孙美瑶，绰号孙老五，是毛思忠、毛思义的拜把兄弟。孙美瑶身材矮小，但特别精悍，在苏鲁境内做了多年的土匪。直奉战争的时候，孙美瑶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奉军旅长冯占元曾许诺孙美瑶，将其正式改编为奉军部下，并叮嘱孙美瑶在苏鲁交界处扰乱。

　　以孙美瑶为首的这伙匪徒，原是在北洋军阀群中东投西靠、到处卖命的兵痞，介乎于兵与匪之间。他们在军阀的相互倾轧中被遣散后，吃饷没有来源，于是，转而持械行劫，殃及百姓，成为了纯粹的土匪。这次，他们悍然拦劫列车，除了劫掠钱财物品之外，更想攫取一些向北洋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孙美瑶劫车所获得的“肉票”由于包括30多名欧美人士，因而，此案迅速成为中外瞩目的大事件。

　　一场颇具戏剧色彩的官匪对话

　　劫车事件发生后，北洋政府以“外人在鲁境被绑架”，“此事关系重大”为由，火速电令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负责查办。吴佩孚转而敦促山东督军田中玉“应负全责”，命令他“赶紧设法营救，务将架去外人一律救回，以免外交棘手。”至于被绑架的中国人，在军阀眼中当然是微不足道的。

　　5月6日，田中玉又以“万急”密电，命令兖州镇守使何锋珏：“应即亲往查看，并速派军队追剿。”何锋珏当然不敢半点怠慢，第二天就接连两次复电，向田中玉汇报了“奉令追匪”的情况。

　　就这样，一天之内，从北洋政府到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再到山东督军田中玉，直到兖州镇守使何锋珏，层层下达了武力剿匪的指令，不能不说是雷厉风行、声势浩大。

　　然而，孙美瑶一伙深知田中玉等人是虚张声势，哪里愿意就此束手被擒。因此，当何锋珏率部前来追剿时，他们干脆把“肉票”推上前端，当作“护身符”。这样一来，北洋军谁敢贸然开枪，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伙匪徒押着“肉票”自由自在地转移。

　　北洋政府无法剿杀孙美瑶为首的这伙匪徒，营救外人，十分着急。这时，孙美瑶公开放出话来，如果再继续追剿，就立即撕票。同时还提出，应由双方指定地点，进行谈判。接着，孙美瑶放出一名“肉票”，让他向北洋政府当局转达了三项谈判条件：

　　1.不得派军队前往剿捕；2.必须担负给饷一年；3.以被掳外人为抵押品。

　　这难道不等于是要挟政府“招安”，承认这伙土匪为正规军吗? 当上述三项条件在《京报》披露后，舆论哗然。尤其是第三条，更加引起了列强驻京公使团的愤怒，他们纷纷指斥这是中国“庚子后二次之变”，并且，强硬要求北洋政府积极设法营救旅客出险。有的甚至提出，由外国武装组成“护路队”，开往津浦沿线进行干预。

　　5月7日，驻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用书面形式向北洋政府提出以下条款：1.限期将被掳外人完全救出；2.死亡的外人从优抚恤；3.惩戒肇事的地方文武官吏；4.将来外人的生命财产必须给予安全保障。

　　列强在通过外交途径抗议的同时，驻扎上海的各国军舰于5月8日纷纷溯江西上开往南京，准备登陆进行武装干涉。当日，公使团经过策划，又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强硬“宣言”：“使团因中国政府营救被掳外人立时出险所取办法之结果急不能待，特再为声明，所有现在匪徒手中之外人生命，贵国政府当负其责，并决定以本月12日夜12时为限，须将被掳外人全数救出。如逾时限，每24小时，当要求按时增加巨额赔偿。”

　　“洋大人”发话限期全数救出外人，北洋政府更加胆战心惊，即将上述“宣言”如实电告田中玉，且再三敦促：时机万分紧迫，希望务必迅速办妥此事，届时全数救出外人，以免滋生重大交涉。

　　田中玉又有多大能耐呢? 为了开脱责任，他在复电中首先诉上一段苦衷，然后借口匪徒早已“分股逃窜”，表示断难于5月12日夜12时以前完全救出外人。接着，他又献上一计：建议先同匪徒和谈，无论匪徒有什么要求，不妨尽量满足，徒救出洋人后再议剿抚。

　　在这万分紧急又措手无策的情况下，田中玉的建议也确实算是一条不得已的办法。北洋政府为了平息洋人的不满情绪，由大总统黎元洪出面发表了一则惩办有关人员的命令，宣布将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交部“议处”；所有肇事地点的文武官吏，全部立即撤任，听候查办。但又话锋一转，责成田中玉和熊炳琦，迅速将被掳人员先行设法营救，安全出险。

　　为了尽快营救被掳的外国旅客，北洋政府决定对孙美瑶一伙进行“招抚”。于是，临城、枣庄一带中外要人云集，展开了一场颇具戏剧色彩的官匪对话。

　　最初，孙美瑶并无过高奢望，只是要求北洋政府停止武装追剿，发给一定饷械，就立即释放“肉票”。后来，看见官方急于营救洋人，遂以为奇货，把筹码不断加重，要求委任孙美瑶为司令，把他手下的所有土匪全部改编为国军，按规定发给饷械。

　　5 月12日，田中玉亲赴枣庄，委派专人进山与孙美瑶谈判，答应当天撤军解围，保证孙美瑶及其部下的人身安全，并可由北洋政府进行改编或遣散，但孙美瑶必须全数释放被掳旅客。

　　孙美瑶见政府退让，表示同意和谈，但又担心田中玉玩弄诡计，于是声称，不愿与官厅人员接洽，须由外国人或地方绅士居间调停，才可以谈判。

　　田中玉无可奈何，只好同意由中外人士组成代表团，再次进山与孙美瑶接洽。这次，孙美瑶答应第二天先放出一二名“肉票”，至于具体招抚条件尚待进一步协商。

　　5 月14日，田中玉再次派人进山和谈。孙美瑶的要价又上抬一层，要求政府将这次参加劫车的各股兄弟一律招抚，编成两个混成旅，并且就以现驻各处为改编后防地。这就是说，孙美瑶只同意就地招抚，把霸占一方的土匪变为盘踞当地的正规“国军”，不同意政府任意改编。

　　官军主动解了围，但是洋人并没有被释放。北洋政府于5月15日为此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制定对策。会议决定，一方面恳请外交使团放宽救人期限，一方面派专人作为“总理代表”前往山东，会同地方办理善后事宜。

　　当日，由中外要员组成的代表团再次前往孙美瑶指定的地点会谈。孙美瑶的代表声称，有部众8000人，愿编为两个混成旅，并要求参与谈判的外国代表担保中央政府遵守其所依允的条件。不许政府有半点还价。

　　5 月17日，意想不到又发生了节外生枝的事。苏鲁交界地区的许多匪帮见孙美瑶劫车得逞，纷纷投靠孙美瑶，也想乘机编为“国军”。孙美瑶见大批土匪前来投靠，更加趾高气扬。这大大增加了谈判的难度。5月18日，孙美瑶以“建国自治军”名义致函田中玉，提出在商定招抚条件之前，得首先委任他为“建国自治军司令”。田中玉只得暂时低头，以北洋政府名义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

　　北洋政府见“招抚”和谈如此缓慢，非常着急。为此， 于5月19日再次召开内阁会议，商量对策。内阁大员们在会上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既然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主张再委曲求全；有的认为匪徒得寸进尺，主张出兵围剿。北洋政府左右为难，表示等视一二日再定为佳。

　　就这样，官匪对话了 100多天，仍然打不开僵局，形成了一个非剿非抚的尴尬局面。在这个尴尬局面里，孙美瑶自恃奇货在手，又把和谈筹码加高一层。他不但要求田中玉退兵济南，而且要求把土匪改编为3个师，政府先将军械交付后，才把洋“肉票”放还。这个条件太苛刻了，山东督军田中玉和交通总长吴毓麟不敢拍板，只好连夜赶回北京密商对策。结果，在洋大人的监督下，决定采取“武装调停”，“以剿为抚”的办法。

　　北洋政府终于与匪首达成协议

　　6月初，田中玉坐镇山东，从邻省借调大批军队，又从曹锟处调来3架飞机，部署妥贴后，公开下达10条“围剿命令”，摆出非剿清匪徒，救出被掳旅客不可的架势。

　　就在田中玉下达“围剿命令”的同时，列强又演出一场各国武官团视察临枣防务的活剧。6月2日中午，以美国驻华北司令官康纳尔少将为首的武官团抵达枣庄。当地官员除帮办山东事务郑士琦外，全部到车站恭迎，并设宴洗尘。列车到站，康纳尔见郑士琦没来迎接，顿时勃然大怒，点名要郑士琦先来拜候。郑士琦军衔为中将，康纳尔军衔为少将，因此，郑士琦原认为亲自到车站迎接有失体面。现在，见“洋大人”发怒，郑士琦也顾不得体不体面了，立即赶到车厢里向这位少将请安。当天晚上，又安排各个旅长逐一向康纳尔一行详细汇报各旅的人员、装备以及部署情况。第二天，康纳尔一行又实地视察了各旅的防线，亲眼目睹了北洋军对匪徒设置的层层包围圈，方才大怒平息。

　　在列强武官团的严密监督下，北洋政府打着“以剿为抚”的旗号，与匪徒又展开了对话。经过再三的讨价还价，终于在7月上旬，与孙美瑶一伙达成了以下协议：

　　匪徒们在放出中外被掳旅客后全部加以改编；孙美瑶所部编为山东新编旅，委任孙美瑶为旅长，其手下的大小头目也按职封官。

　　终于，北洋政府赎回了匪徒们手中的“肉票”，众匪徒也摇身一变，成了吃政府饷银的国军。

　　孙美瑶等匪徒在超额实现了劫车目的之后，兴高采烈地发表了“就抚释票”通电，表示他们从此一定感恩图报，为国效忠，赴汤蹈火，誓无反顾。

　　孙美瑶尽管“就抚释票”，但是，这一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并未就此了结。

　　孙美瑶终究难逃厄运

　　列强为了从此案中攫取更多权益，又借端发难，于1923年8月向北洋政府递交了“16国赔偿通牒”，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赔偿被掳外籍旅客的经济损失，每人高达8500银元；中国政府必须严惩国内一切排外行动，给在华洋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提供安全保障；惩办山东督军田中玉为首的有关官吏和铁路人员。

　　北洋政府收到“16国赔偿通牒”十分恐慌，不敢说一个“不”字，最后只得煞费苦心地于9月24日发出一份复牒，委婉曲折地向列强表示歉意，原则上接受了列强的要求。但是，列强仍不满意，10月4日又以更加强硬的口气，再次复牒，要求北洋政府将上次牒文所列各项，一一见诸实行，不得有半点折扣。

　　这时，北洋政府正值黎元洪下野，曹锟任总统之际。贿选总统曹锟为了求得列强对他的支持，特地令人草拟了第二次复牒，并经列强外交使团审阅才最后定稿，满足了列强的要求。

　　北洋政府为了挽回临城劫车案中丢尽的脸面，只得伺机在孙美瑶一伙头上出气。孙美瑶一伙就地改编后，虽然驻防枣庄一带，专为剿匪护路事宜，而且也尽职尽责。但是，半年之后，孙美瑶终究难逃厄运，被北洋兖州镇守使兼四省剿匪副司令张培荣以“匪心未泯”为由，用计诱获，就地正法。其所属部下也随之遣散。

　　至此，震惊中外的中华民国第一案——山东临城劫车案终于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