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个人崇拜贴：扬云飞论时事（节选，打脸党权威教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6:49:14
原始链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46102.shtml
2009年过去了，即使不是大发一番感慨，2009年也是重要的一年。不是因为60年国庆，不是因为保八，不是因为阿克毛，不是因为风起云涌的“自认屁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不是因为拜春哥教的兴盛。
所有上述事件，以及其他可以找到的国内的各种情况，无论好坏，只不过2008的一种延续，2008又是2007的延续.....都不具备某种标志性的意义。但是把历史拉长，往前推，推到1919，进而推到1895，或者往后推，推到10年，20年，50年后，人们会发现，2009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历史上是转折性的一年。
3月份的时候去北京办事，路上3个多小时，正好把《中国不高兴》一书重新温习了一下。书中大量提到“美国”，“美国人”，“外国”，“外国人”等等的字眼。下了飞机后，到达市内已经是8点多了，在二环东直门附近游荡，准备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后来在一家街边饭店门口站了半天，因为装修很差，和一般的大车店有的一拼，还不如很多高速服务点的饭店，不过看起来人气很旺，吃饭人很多，想了一下，就这吃吧，免得晚上到处跑。
饭店面积中等，一个厅里，可以摆下十几张四人座的桌子，里面应该有包房，菜的价码比较便宜，分量又足，很经济实惠。当然这些不是最主要的，我吃饭的40多分钟时间里，来来走走，前后七批金发碧眼的老外在这里吃饭。烧茄子，拌黄瓜，北京烤鸭，各个筷子运转如飞，还有几个会说“京片子”的。旁边吃饭的中国人表情平淡，服务员神态自若，不时还和其中的“常客”开开玩笑。
可能感到少见多怪的，只有我一个人吧。外国人--不稀罕，路边店--很常见。但是两者如此的“和谐”相处，就很让人惊讶了，或许北京这种事情比较多一些，其他城市则不太多，最少我是第一次见到。尤其在看了几个小时的《中国不高兴》之后，这种对比尤为强烈。那天我离开饭店后，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世界有了一个大的改变，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奔腾的历史大潮，不止一次被改变方向，也就是说，转折性的年头，不仅仅是2009.那么之前的转折性的年头，是什么时候呢？有人会说是1979，有人会说是1949. 不过，这两个年头其实都是1919的后续，那年美国人杜威激动的指着街头的人潮说：“他们会改变这个国家”。这种改变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这种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无论那时的杜威，还是他那个缺乏灵性的学生，乃至在街头涌动的人群自己，都还无法想象。
秋风起于萍末，1919之前还有过一个更加重要的年头，就是1895.
虽然近代以来的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但是这是一种后人的主观想象，两次鸦片战争对当时的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这种等级的败仗在历史上也经常发生。当然导致了一些暗流涌动，但是不是主流。1895则不同，甲午战败的伤痛以及后果，远远大于之前两次战争。这在最直接的体现是政治上的风险，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让中国成为后人理解的那种殖民地，有五口通商，有法外治权，有租界，但还不是殖民地。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也是一种接近“正常”的“邦交国”。甲午战败之后则不同，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幻象”被撕破了面纱，近代首屈一指的卖拐大师折戟沉沙，被人看穿了老底。这个趋势有个很好的佐证：1895年之后，欧美各国在中国的大使们，过去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们，被殖民地来的“殖民官”所代替了，5年后的1900，也不仅仅是慈禧发疯了要和全世界开战，实际上中国已经陷入了“小白羊和狼”的故事当中，打也是那个结果，不打也好不到哪里去。
与政治上的挫败威胁相比，其实更大问题还在内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乃至受他们影响的商人--士绅阶层们在震惊中茫然了，旧的世界观崩塌，新的没有建立，“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如何做？”“我们会怎么样？”，一个个问题让人们迷茫了，疑惑了，乃至癫狂了.....最后的结局是普遍性的癫狂了。
作为国家“大脑”的知识分子们如此，又能指望其他人如何？
“西方”作为一个概念，突然如此清晰明确起来了。他即如同沙漠当中喷火的烈日，会带来死亡和毁灭；又如同沙漠当中的甘泉，是拯救世人脱离毁灭的唯一良方。这种二重性的冲击下，世界观严重振荡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进一步迷茫了。人们讨论西方，模仿西方，研究西方，赞美西方，诅咒西方。甚至都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反思一下，这个时髦话题的主角，“西方”，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一个幻影。所以后来东亚国家日本，也被很多人算为西方了。就像这次处决阿克毛，国外媒体普遍以“五十年来第一次在中国被处死的欧洲人”来煽情，有的中国学者出来答记者问讲：没有啊，前几年不是还处死一个日本毒贩子吗？
欧美学界，对“中国学”的研究，统称为“汉学”，只要是和中国有关的专门研究，都叫汉学。后来欧美学者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对）中国（的）想象”，国内有些人翻译为“中国想象”，其实是一种傻瓜翻译方式。这种“（对）中国（的）想象”其实指的是相当长的时间里，欧美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是极少的，都是根据只鳞片爪的资料进行一种“想象”，就是说，想象出来一个中国的样子，然后再自己对着这个幻象进行膜拜，赞美，批判，鄙视和恐惧。因为进行这种幻想的时间很长，长达四五百年，参与的人很多，从知识分子到普罗大众，传教士到政客们，所以欧美人眼中的中国，只会比哈哈镜当中的倒影更加古怪，而且形式多种多样。
根据这个概念，我总结了一个类似的现象，即中国人当中的“（对）西方（的）想象”，某种程度而言，这是笼罩在中国思想领域长达一百多年的“魔咒”。我们同样在对着这个幻象进行膜拜，赞美，批判，鄙视和恐惧。当然，不是说不能对着西方进行膜拜，赞美，批判，鄙视和恐惧，而是说，要还原事物的真正面目，而不是自己脑子里面的臆想到处瞎套。当然，会有人无病呻吟的蹦出来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事实上，这是一种有病呻吟了，因为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人们眼中的千差万别那是人们主观原因造成的，如知识，教育，咨询，逻辑结构，世界观，情绪等等方面的影响。其实道理很简单，谁认为有无数个事实，可以拿上10块钱到商场里面当100块钱花，然后告诉售货员说这就是你眼中的100块钱......之后很快就会体会到什么叫耳光响亮和了解花朵为什么这样红。
“（对）西方（的）想象”的危害就在于，让人们很难分清10块钱和100块钱的区别，乃至更大的区别，这对日常生活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对国际交往，以及政治当中更加危险。“不知己不知彼”
不过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即使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也很难完全解决。即使都生活在中国，对同样一个“中国”的认识和判断，也是千差万别的，只能说，可以有一些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认知，那么这种认识有多大程度符合实际，是个困难的判断，或者说，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系统。但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认知系统，总是要比一个僵化死板的认知系统要好得多。对中国的认识如此，对世界的认识同样如此。
所以2009年开始，我非常喜欢引用19世纪东亚伟大的哲学家，炼铁爱好者岛津齐杉的一句话：“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原始链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46102.shtml
2009年过去了，即使不是大发一番感慨，2009年也是重要的一年。不是因为60年国庆，不是因为保八，不是因为阿克毛，不是因为风起云涌的“自认屁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不是因为拜春哥教的兴盛。
所有上述事件，以及其他可以找到的国内的各种情况，无论好坏，只不过2008的一种延续，2008又是2007的延续.....都不具备某种标志性的意义。但是把历史拉长，往前推，推到1919，进而推到1895，或者往后推，推到10年，20年，50年后，人们会发现，2009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历史上是转折性的一年。
3月份的时候去北京办事，路上3个多小时，正好把《中国不高兴》一书重新温习了一下。书中大量提到“美国”，“美国人”，“外国”，“外国人”等等的字眼。下了飞机后，到达市内已经是8点多了，在二环东直门附近游荡，准备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后来在一家街边饭店门口站了半天，因为装修很差，和一般的大车店有的一拼，还不如很多高速服务点的饭店，不过看起来人气很旺，吃饭人很多，想了一下，就这吃吧，免得晚上到处跑。
饭店面积中等，一个厅里，可以摆下十几张四人座的桌子，里面应该有包房，菜的价码比较便宜，分量又足，很经济实惠。当然这些不是最主要的，我吃饭的40多分钟时间里，来来走走，前后七批金发碧眼的老外在这里吃饭。烧茄子，拌黄瓜，北京烤鸭，各个筷子运转如飞，还有几个会说“京片子”的。旁边吃饭的中国人表情平淡，服务员神态自若，不时还和其中的“常客”开开玩笑。
可能感到少见多怪的，只有我一个人吧。外国人--不稀罕，路边店--很常见。但是两者如此的“和谐”相处，就很让人惊讶了，或许北京这种事情比较多一些，其他城市则不太多，最少我是第一次见到。尤其在看了几个小时的《中国不高兴》之后，这种对比尤为强烈。那天我离开饭店后，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世界有了一个大的改变，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奔腾的历史大潮，不止一次被改变方向，也就是说，转折性的年头，不仅仅是2009.那么之前的转折性的年头，是什么时候呢？有人会说是1979，有人会说是1949. 不过，这两个年头其实都是1919的后续，那年美国人杜威激动的指着街头的人潮说：“他们会改变这个国家”。这种改变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这种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无论那时的杜威，还是他那个缺乏灵性的学生，乃至在街头涌动的人群自己，都还无法想象。
秋风起于萍末，1919之前还有过一个更加重要的年头，就是1895.
虽然近代以来的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但是这是一种后人的主观想象，两次鸦片战争对当时的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这种等级的败仗在历史上也经常发生。当然导致了一些暗流涌动，但是不是主流。1895则不同，甲午战败的伤痛以及后果，远远大于之前两次战争。这在最直接的体现是政治上的风险，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让中国成为后人理解的那种殖民地，有五口通商，有法外治权，有租界，但还不是殖民地。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也是一种接近“正常”的“邦交国”。甲午战败之后则不同，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幻象”被撕破了面纱，近代首屈一指的卖拐大师折戟沉沙，被人看穿了老底。这个趋势有个很好的佐证：1895年之后，欧美各国在中国的大使们，过去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们，被殖民地来的“殖民官”所代替了，5年后的1900，也不仅仅是慈禧发疯了要和全世界开战，实际上中国已经陷入了“小白羊和狼”的故事当中，打也是那个结果，不打也好不到哪里去。
与政治上的挫败威胁相比，其实更大问题还在内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乃至受他们影响的商人--士绅阶层们在震惊中茫然了，旧的世界观崩塌，新的没有建立，“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如何做？”“我们会怎么样？”，一个个问题让人们迷茫了，疑惑了，乃至癫狂了.....最后的结局是普遍性的癫狂了。
作为国家“大脑”的知识分子们如此，又能指望其他人如何？
“西方”作为一个概念，突然如此清晰明确起来了。他即如同沙漠当中喷火的烈日，会带来死亡和毁灭；又如同沙漠当中的甘泉，是拯救世人脱离毁灭的唯一良方。这种二重性的冲击下，世界观严重振荡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进一步迷茫了。人们讨论西方，模仿西方，研究西方，赞美西方，诅咒西方。甚至都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反思一下，这个时髦话题的主角，“西方”，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一个幻影。所以后来东亚国家日本，也被很多人算为西方了。就像这次处决阿克毛，国外媒体普遍以“五十年来第一次在中国被处死的欧洲人”来煽情，有的中国学者出来答记者问讲：没有啊，前几年不是还处死一个日本毒贩子吗？
欧美学界，对“中国学”的研究，统称为“汉学”，只要是和中国有关的专门研究，都叫汉学。后来欧美学者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对）中国（的）想象”，国内有些人翻译为“中国想象”，其实是一种傻瓜翻译方式。这种“（对）中国（的）想象”其实指的是相当长的时间里，欧美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是极少的，都是根据只鳞片爪的资料进行一种“想象”，就是说，想象出来一个中国的样子，然后再自己对着这个幻象进行膜拜，赞美，批判，鄙视和恐惧。因为进行这种幻想的时间很长，长达四五百年，参与的人很多，从知识分子到普罗大众，传教士到政客们，所以欧美人眼中的中国，只会比哈哈镜当中的倒影更加古怪，而且形式多种多样。
根据这个概念，我总结了一个类似的现象，即中国人当中的“（对）西方（的）想象”，某种程度而言，这是笼罩在中国思想领域长达一百多年的“魔咒”。我们同样在对着这个幻象进行膜拜，赞美，批判，鄙视和恐惧。当然，不是说不能对着西方进行膜拜，赞美，批判，鄙视和恐惧，而是说，要还原事物的真正面目，而不是自己脑子里面的臆想到处瞎套。当然，会有人无病呻吟的蹦出来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事实上，这是一种有病呻吟了，因为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人们眼中的千差万别那是人们主观原因造成的，如知识，教育，咨询，逻辑结构，世界观，情绪等等方面的影响。其实道理很简单，谁认为有无数个事实，可以拿上10块钱到商场里面当100块钱花，然后告诉售货员说这就是你眼中的100块钱......之后很快就会体会到什么叫耳光响亮和了解花朵为什么这样红。
“（对）西方（的）想象”的危害就在于，让人们很难分清10块钱和100块钱的区别，乃至更大的区别，这对日常生活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对国际交往，以及政治当中更加危险。“不知己不知彼”
不过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即使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也很难完全解决。即使都生活在中国，对同样一个“中国”的认识和判断，也是千差万别的，只能说，可以有一些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认知，那么这种认识有多大程度符合实际，是个困难的判断，或者说，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系统。但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认知系统，总是要比一个僵化死板的认知系统要好得多。对中国的认识如此，对世界的认识同样如此。
所以2009年开始，我非常喜欢引用19世纪东亚伟大的哲学家，炼铁爱好者岛津齐杉的一句话：“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
2009年过去了，即使不是大发一番感慨，2009年也是重要的一年。不是因为60年国庆，不是因为保八，不是因为阿克毛，不是因为风起云涌的“自认屁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不是因为拜春哥教的兴盛。
所有上述事件，以及其他可以找到的国内的各种情况，无论好坏，只不过2008的一种延续，2008又是2007的延续.....都不具备某种标志性的意义。但是把历史拉长，往前推，推到1919，进而推到1895，或者往后推，推到10年，20年，50年后，人们会发现，2009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历史上是转折性的一年。
3月份的时候去北京办事，路上3个多小时，正好把《中国不高兴》一书重新温习了一下。书中大量提到“美国”，“美国人”，“外国”，“外国人”等等的字眼。下了飞机后，到达市内已经是8点多了，在二环东直门附近游荡，准备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后来在一家街边饭店门口站了半天，因为装修很差，和一般的大车店有的一拼，还不如很多高速服务点的饭店，不过看起来人气很旺，吃饭人很多，想了一下，就这吃吧，免得晚上到处跑。
饭店面积中等，一个厅里，可以摆下十几张四人座的桌子，里面应该有包房，菜的价码比较便宜，分量又足，很经济实惠。当然这些不是最主要的，我吃饭的40多分钟时间里，来来走走，前后七批金发碧眼的老外在这里吃饭。烧茄子，拌黄瓜，北京烤鸭，各个筷子运转如飞，还有几个会说“京片子”的。旁边吃饭的中国人表情平淡，服务员神态自若，不时还和其中的“常客”开开玩笑。
可能感到少见多怪的，只有我一个人吧。外国人--不稀罕，路边店--很常见。但是两者如此的“和谐”相处，就很让人惊讶了，或许北京这种事情比较多一些，其他城市则不太多，最少我是第一次见到。尤其在看了几个小时的《中国不高兴》之后，这种对比尤为强烈。那天我离开饭店后，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世界有了一个大的改变，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奔腾的历史大潮，不止一次被改变方向，也就是说，转折性的年头，不仅仅是2009.那么之前的转折性的年头，是什么时候呢？有人会说是1979，有人会说是1949. 不过，这两个年头其实都是1919的后续，那年美国人杜威激动的指着街头的人潮说：“他们会改变这个国家”。这种改变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这种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无论那时的杜威，还是他那个缺乏灵性的学生，乃至在街头涌动的人群自己，都还无法想象。
秋风起于萍末，1919之前还有过一个更加重要的年头，就是1895.
虽然近代以来的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但是这是一种后人的主观想象，两次鸦片战争对当时的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这种等级的败仗在历史上也经常发生。当然导致了一些暗流涌动，但是不是主流。1895则不同，甲午战败的伤痛以及后果，远远大于之前两次战争。这在最直接的体现是政治上的风险，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让中国成为后人理解的那种殖民地，有五口通商，有法外治权，有租界，但还不是殖民地。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也是一种接近“正常”的“邦交国”。甲午战败之后则不同，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幻象”被撕破了面纱，近代首屈一指的卖拐大师折戟沉沙，被人看穿了老底。这个趋势有个很好的佐证：1895年之后，欧美各国在中国的大使们，过去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们，被殖民地来的“殖民官”所代替了，5年后的1900，也不仅仅是慈禧发疯了要和全世界开战，实际上中国已经陷入了“小白羊和狼”的故事当中，打也是那个结果，不打也好不到哪里去。
与政治上的挫败威胁相比，其实更大问题还在内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乃至受他们影响的商人--士绅阶层们在震惊中茫然了，旧的世界观崩塌，新的没有建立，“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如何做？”“我们会怎么样？”，一个个问题让人们迷茫了，疑惑了，乃至癫狂了.....最后的结局是普遍性的癫狂了。
作为国家“大脑”的知识分子们如此，又能指望其他人如何？
“西方”作为一个概念，突然如此清晰明确起来了。他即如同沙漠当中喷火的烈日，会带来死亡和毁灭；又如同沙漠当中的甘泉，是拯救世人脱离毁灭的唯一良方。这种二重性的冲击下，世界观严重振荡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进一步迷茫了。人们讨论西方，模仿西方，研究西方，赞美西方，诅咒西方。甚至都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反思一下，这个时髦话题的主角，“西方”，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一个幻影。所以后来东亚国家日本，也被很多人算为西方了。就像这次处决阿克毛，国外媒体普遍以“五十年来第一次在中国被处死的欧洲人”来煽情，有的中国学者出来答记者问讲：没有啊，前几年不是还处死一个日本毒贩子吗？
欧美学界，对“中国学”的研究，统称为“汉学”，只要是和中国有关的专门研究，都叫汉学。后来欧美学者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对）中国（的）想象”，国内有些人翻译为“中国想象”，其实是一种傻瓜翻译方式。这种“（对）中国（的）想象”其实指的是相当长的时间里，欧美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是极少的，都是根据只鳞片爪的资料进行一种“想象”，就是说，想象出来一个中国的样子，然后再自己对着这个幻象进行膜拜，赞美，批判，鄙视和恐惧。因为进行这种幻想的时间很长，长达四五百年，参与的人很多，从知识分子到普罗大众，传教士到政客们，所以欧美人眼中的中国，只会比哈哈镜当中的倒影更加古怪，而且形式多种多样。
根据这个概念，我总结了一个类似的现象，即中国人当中的“（对）西方（的）想象”，某种程度而言，这是笼罩在中国思想领域长达一百多年的“魔咒”。我们同样在对着这个幻象进行膜拜，赞美，批判，鄙视和恐惧。当然，不是说不能对着西方进行膜拜，赞美，批判，鄙视和恐惧，而是说，要还原事物的真正面目，而不是自己脑子里面的臆想到处瞎套。当然，会有人无病呻吟的蹦出来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事实上，这是一种有病呻吟了，因为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人们眼中的千差万别那是人们主观原因造成的，如知识，教育，咨询，逻辑结构，世界观，情绪等等方面的影响。其实道理很简单，谁认为有无数个事实，可以拿上10块钱到商场里面当100块钱花，然后告诉售货员说这就是你眼中的100块钱......之后很快就会体会到什么叫耳光响亮和了解花朵为什么这样红。
“（对）西方（的）想象”的危害就在于，让人们很难分清10块钱和100块钱的区别，乃至更大的区别，这对日常生活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对国际交往，以及政治当中更加危险。“不知己不知彼”
不过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即使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也很难完全解决。即使都生活在中国，对同样一个“中国”的认识和判断，也是千差万别的，只能说，可以有一些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认知，那么这种认识有多大程度符合实际，是个困难的判断，或者说，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系统。但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认知系统，总是要比一个僵化死板的认知系统要好得多。对中国的认识如此，对世界的认识同样如此。
所以2009年开始，我非常喜欢引用19世纪东亚伟大的哲学家，炼铁爱好者岛津齐杉的一句话：“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原始链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46102.shtml
2009年过去了，即使不是大发一番感慨，2009年也是重要的一年。不是因为60年国庆，不是因为保八，不是因为阿克毛，不是因为风起云涌的“自认屁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不是因为拜春哥教的兴盛。
所有上述事件，以及其他可以找到的国内的各种情况，无论好坏，只不过2008的一种延续，2008又是2007的延续.....都不具备某种标志性的意义。但是把历史拉长，往前推，推到1919，进而推到1895，或者往后推，推到10年，20年，50年后，人们会发现，2009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历史上是转折性的一年。
3月份的时候去北京办事，路上3个多小时，正好把《中国不高兴》一书重新温习了一下。书中大量提到“美国”，“美国人”，“外国”，“外国人”等等的字眼。下了飞机后，到达市内已经是8点多了，在二环东直门附近游荡，准备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后来在一家街边饭店门口站了半天，因为装修很差，和一般的大车店有的一拼，还不如很多高速服务点的饭店，不过看起来人气很旺，吃饭人很多，想了一下，就这吃吧，免得晚上到处跑。
饭店面积中等，一个厅里，可以摆下十几张四人座的桌子，里面应该有包房，菜的价码比较便宜，分量又足，很经济实惠。当然这些不是最主要的，我吃饭的40多分钟时间里，来来走走，前后七批金发碧眼的老外在这里吃饭。烧茄子，拌黄瓜，北京烤鸭，各个筷子运转如飞，还有几个会说“京片子”的。旁边吃饭的中国人表情平淡，服务员神态自若，不时还和其中的“常客”开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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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的历史大潮，不止一次被改变方向，也就是说，转折性的年头，不仅仅是2009.那么之前的转折性的年头，是什么时候呢？有人会说是1979，有人会说是1949. 不过，这两个年头其实都是1919的后续，那年美国人杜威激动的指着街头的人潮说：“他们会改变这个国家”。这种改变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这种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无论那时的杜威，还是他那个缺乏灵性的学生，乃至在街头涌动的人群自己，都还无法想象。
秋风起于萍末，1919之前还有过一个更加重要的年头，就是1895.
虽然近代以来的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但是这是一种后人的主观想象，两次鸦片战争对当时的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这种等级的败仗在历史上也经常发生。当然导致了一些暗流涌动，但是不是主流。1895则不同，甲午战败的伤痛以及后果，远远大于之前两次战争。这在最直接的体现是政治上的风险，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让中国成为后人理解的那种殖民地，有五口通商，有法外治权，有租界，但还不是殖民地。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也是一种接近“正常”的“邦交国”。甲午战败之后则不同，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幻象”被撕破了面纱，近代首屈一指的卖拐大师折戟沉沙，被人看穿了老底。这个趋势有个很好的佐证：1895年之后，欧美各国在中国的大使们，过去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们，被殖民地来的“殖民官”所代替了，5年后的1900，也不仅仅是慈禧发疯了要和全世界开战，实际上中国已经陷入了“小白羊和狼”的故事当中，打也是那个结果，不打也好不到哪里去。
与政治上的挫败威胁相比，其实更大问题还在内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乃至受他们影响的商人--士绅阶层们在震惊中茫然了，旧的世界观崩塌，新的没有建立，“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如何做？”“我们会怎么样？”，一个个问题让人们迷茫了，疑惑了，乃至癫狂了.....最后的结局是普遍性的癫狂了。
作为国家“大脑”的知识分子们如此，又能指望其他人如何？
“西方”作为一个概念，突然如此清晰明确起来了。他即如同沙漠当中喷火的烈日，会带来死亡和毁灭；又如同沙漠当中的甘泉，是拯救世人脱离毁灭的唯一良方。这种二重性的冲击下，世界观严重振荡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进一步迷茫了。人们讨论西方，模仿西方，研究西方，赞美西方，诅咒西方。甚至都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反思一下，这个时髦话题的主角，“西方”，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一个幻影。所以后来东亚国家日本，也被很多人算为西方了。就像这次处决阿克毛，国外媒体普遍以“五十年来第一次在中国被处死的欧洲人”来煽情，有的中国学者出来答记者问讲：没有啊，前几年不是还处死一个日本毒贩子吗？
欧美学界，对“中国学”的研究，统称为“汉学”，只要是和中国有关的专门研究，都叫汉学。后来欧美学者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对）中国（的）想象”，国内有些人翻译为“中国想象”，其实是一种傻瓜翻译方式。这种“（对）中国（的）想象”其实指的是相当长的时间里，欧美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是极少的，都是根据只鳞片爪的资料进行一种“想象”，就是说，想象出来一个中国的样子，然后再自己对着这个幻象进行膜拜，赞美，批判，鄙视和恐惧。因为进行这种幻想的时间很长，长达四五百年，参与的人很多，从知识分子到普罗大众，传教士到政客们，所以欧美人眼中的中国，只会比哈哈镜当中的倒影更加古怪，而且形式多种多样。
根据这个概念，我总结了一个类似的现象，即中国人当中的“（对）西方（的）想象”，某种程度而言，这是笼罩在中国思想领域长达一百多年的“魔咒”。我们同样在对着这个幻象进行膜拜，赞美，批判，鄙视和恐惧。当然，不是说不能对着西方进行膜拜，赞美，批判，鄙视和恐惧，而是说，要还原事物的真正面目，而不是自己脑子里面的臆想到处瞎套。当然，会有人无病呻吟的蹦出来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事实上，这是一种有病呻吟了，因为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人们眼中的千差万别那是人们主观原因造成的，如知识，教育，咨询，逻辑结构，世界观，情绪等等方面的影响。其实道理很简单，谁认为有无数个事实，可以拿上10块钱到商场里面当100块钱花，然后告诉售货员说这就是你眼中的100块钱......之后很快就会体会到什么叫耳光响亮和了解花朵为什么这样红。
“（对）西方（的）想象”的危害就在于，让人们很难分清10块钱和100块钱的区别，乃至更大的区别，这对日常生活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对国际交往，以及政治当中更加危险。“不知己不知彼”
不过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即使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也很难完全解决。即使都生活在中国，对同样一个“中国”的认识和判断，也是千差万别的，只能说，可以有一些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认知，那么这种认识有多大程度符合实际，是个困难的判断，或者说，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系统。但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认知系统，总是要比一个僵化死板的认知系统要好得多。对中国的认识如此，对世界的认识同样如此。
所以2009年开始，我非常喜欢引用19世纪东亚伟大的哲学家，炼铁爱好者岛津齐杉的一句话：“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
前些天有人追着声讨我的世界观腐朽，认为普罗大众是群氓。其实我是真的不认为普罗大众必然是群氓，知识分子们群氓起来，比普罗大众极端多了，也危险多了，群氓的知识分子们，比会武术的流氓还可怕。事实上，群氓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有群氓的可能性，这和教育，收入程度未必成正比，更多是来自不可名状的焦虑感与恐惧感。比如当一群“公公知识分子们”凑在一起大骂老百姓是群氓的时候，实际这些人自己就陷入“群氓困境”了。虽然就国际普遍的研究而言，认为中小市民阶层最容易陷入群氓，但是具体当中国的情况，“公公知识分子们”群氓的几率和次数大多了，因为他们普遍对地球居然不围着他们转圈一事感到愤愤不平，这比中小市民们想吃肉，涨工资和买房子的愿望难以实现多了。
秋风起于萍末，一切的事情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在19世纪末，大多数中国人还按照传统惯性悠闲的生活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都陷入了群氓状态。这种群氓的体现，就是“（对）西方（的）想象”，当然有中国内部因素的影响，但是更多的是外来因素的影响，最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觉得的。
“群氓就是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只简单地选择两个极端，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
上面是百度百科关于群氓的定义，我认为还好。不过看起来“复杂的思考”，“全盘接受”，有这种指标一衡量，知识分子们，乃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会是群氓吗？答案是会的。
复杂的思考，不但复杂，而且痛苦，就算是知识分子，花的多数时间也是寻找资料，来证明自己已经认可的观点，而不是证否自己；全盘这个全，究竟有多全，也是个问题，选择性失明的现象，在人类身上是通病，或者说是普遍现象。这点上知识分子与否，丝毫没有区别，区别只是在于事后的自我反省，而这种自我反省也较少真正的反省自我，而是把针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比如七十年代之前独立自主喊得震天响的那伙人，进了八十年代开始反思，一下子给反思出来一个“三百年殖民地论”，貌似这厮鸟最近终于给抓进去了。同样，19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最少是后来掌握了话语权的那批人），震惊迷茫当中，一改之前的“中华文明至上论”，变为“洋大人文明至上论”，而反过来往过去的中国文明身上泼污水和痛恨的态度，与在那之前鄙视蛮夷番邦毫无二致。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群氓，然后这种群氓精神，一直延续百年，在知识界，就是自封的“公公知识分子们”；在网上，就是今年又掀起的“自认屁民”风潮。
除了对“西方幻象”的膜拜，其实骨子里还是有一些过去的习惯性思维，没有那么容易改变的。“人们总是用自己熟悉的事物，去解释碰到的新事物”。
我一个朋友的父亲讲过一件事情，当年他们下乡去，住在老乡家里，一次他们从城里带了一个西瓜给老乡做礼物。第二天那个老乡来了，说：“西瓜不好吃，太硬咬不动”
我朋友的父亲很惊讶的问：“你怎么吃的，西瓜怎么会硬”？
老乡回答：“把瓤扔了，皮煮着吃”。
原来是那里人就没见过西瓜，以为西瓜西瓜，估计和南瓜一个吃法，把瓤扔了煮皮吃。
19世纪末那批自认为睁眼望洋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们，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比这些老农好到哪里去，惯性思维同样换了一层新皮后闪亮登场了。比如能在国际关系中，想象出来一种“师生关系”，又或者想象一种“兄弟之邦”。
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师生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几乎可以与父子之间的关系等同。那么同样的，学生对老师一生敬仰尊重，老师对学生传道解惑授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两者之间的关系，感情互相之间的责任义务，都是很亲密的。兄弟也与此类似，尤其是离乡在外，异姓兄弟的作用更大，换帖拜把子的大有人在。从清末开始的望洋看世界，对缺乏外交观念的中国人来说，也是煮了100年的西瓜皮，然后边吃边吐：呸，呸，不好吃，换一个。
最早的对象，就是日本。和我们后世的想法不同，甲午之后中日并没有立刻成为生死仇人，民间也没有那种仇恨，庙堂之上也没有。相反，1895之后，中国赴日的留学生人数暴增，嗯，应该说是从无到有吧。朝廷大佬张居正也主张青年多去日本留学，从1896年的13人增加到1904年的1000人，一年后的1905年，因为日俄战争胜利的影响，激增至8000人。不仅如此，光绪也有段时间认真考虑，任用伊藤博文为相，以便改革。
这时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种今天看起来非常诡异和难以理解的气氛：兄弟之邦；东亚一家，中日提携。中国和日本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坐在一起高唱这些口号，当然，后来随着局势的演变，这种行为在中国被称为卖国了。所以当年唱歌的青年们，在他们日后功成名就后都对此保持沉默，而给他们立书做传的人们，也继续维持着“为尊者讳”的习惯，继续对此沉默。导致今日大量人煞有其事的讨论：为什么汪精卫从爱国青年蜕变为卖国汉奸了？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汪精卫以及那一批支持他的团伙，并非突然异想天开去卖国了，只是“重操旧业”罢了。
那是一种很独特的气氛和关系，日后恐怕再也不会重演了，准确的说，那是一种“师兄弟之邦”的感觉。虽然今天大量中国的傻瓜们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归功于“全盘西化”，但是实际情况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最少也差五万四千里。幕府时代的武士们，都是接受中国的四书五经的教育，幕末维新志士们又多受日本化的儒学“水户学”的影响；倒幕主力之一的萨摩藩，实际掌握藩政的是下层武士团体“精忠组”，维新三杰之二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都是这个组织出身。这个组织受“阳明学”影响颇深，倒幕成功后的维新时代，阳明学继续传播，很多日后有名的日本企业家都受此影响。
当然，可千万别蹦出来一群人说日本明治维新是中国儒学的功劳，又或者蹦出另外一群人说这完全是YY，大久保利通读的是凯恩斯，而西乡隆盛则精通哈耶克，否则没法解释日本明治维新为何成功。这两种人同样是傻瓜，又或者是群氓。
实际的情况是当时固然西学在日本形成了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学习和实践这些西学的人，大都是深受“汉学”教育出身的人，同时具备了两种背景，所以才能在实践当中渐渐的形成“和魂西才”，传统与引进的恰当嫁接，才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秘诀。不过至今国内还有大把傻瓜把“和魂西才”当做全盘西化的有利证据，可见选择性失明已经让人癫狂到汉字含义都分不清的地步了。同样，西学的传播和人们的接受有一个过程，而这时日本推行的普及教育，教师大都是过去的武士们担任，课堂上同时传授来自中国的汉学，来自西方的西学和日本武士道的一些内容。
在那个时候，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态度和后来还是不一样的。中国留学生到来的时候，双方还普遍有一种“过去你学我，现在我学你”的想法，而且在黄种人同时面临白种人的压力之下，更有一种同仇敌忾的心理。即使是后来1900年日本也参与了八国联军，也没有影响这种关系，最少没有看到具体的证据。或许和日本那次罕见的约束了军纪，没有扰民有关，只是运走了户部的白银了事；也或许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与现在的知识分子一样，自己是群氓不知道，但是看普罗大众是群氓则很清楚，睁眼向洋看世界的人们，也对义和团嗤之以鼻。把攻打清廷，攻打暴民和攻打中国之间分的很清楚，至今还有公公知识分子们在孜孜不倦的教育渔民们，分清政府与国家的区别，想来当时也差不多。
秋风起于萍末，一切的事情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在19世纪末，大多数中国人还按照传统惯性悠闲的生活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都陷入了群氓状态。这种群氓的体现，就是“（对）西方（的）想象”，当然有中国内部因素的影响，但是更多的是外来因素的影响，最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觉得的。
“群氓就是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只简单地选择两个极端，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
上面是百度百科关于群氓的定义，我认为还好。不过看起来“复杂的思考”，“全盘接受”，有这种指标一衡量，知识分子们，乃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会是群氓吗？答案是会的。
复杂的思考，不但复杂，而且痛苦，就算是知识分子，花的多数时间也是寻找资料，来证明自己已经认可的观点，而不是证否自己；全盘这个全，究竟有多全，也是个问题，选择性失明的现象，在人类身上是通病，或者说是普遍现象。这点上知识分子与否，丝毫没有区别，区别只是在于事后的自我反省，而这种自我反省也较少真正的反省自我，而是把针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比如七十年代之前独立自主喊得震天响的那伙人，进了八十年代开始反思，一下子给反思出来一个“三百年殖民地论”，貌似这厮鸟最近终于给抓进去了。同样，19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最少是后来掌握了话语权的那批人），震惊迷茫当中，一改之前的“中华文明至上论”，变为“洋大人文明至上论”，而反过来往过去的中国文明身上泼污水和痛恨的态度，与在那之前鄙视蛮夷番邦毫无二致。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群氓，然后这种群氓精神，一直延续百年，在知识界，就是自封的“公公知识分子们”；在网上，就是今年又掀起的“自认屁民”风潮。
除了对“西方幻象”的膜拜，其实骨子里还是有一些过去的习惯性思维，没有那么容易改变的。“人们总是用自己熟悉的事物，去解释碰到的新事物”。
我一个朋友的父亲讲过一件事情，当年他们下乡去，住在老乡家里，一次他们从城里带了一个西瓜给老乡做礼物。第二天那个老乡来了，说：“西瓜不好吃，太硬咬不动”
我朋友的父亲很惊讶的问：“你怎么吃的，西瓜怎么会硬”？
老乡回答：“把瓤扔了，皮煮着吃”。
原来是那里人就没见过西瓜，以为西瓜西瓜，估计和南瓜一个吃法，把瓤扔了煮皮吃。
19世纪末那批自认为睁眼望洋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们，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比这些老农好到哪里去，惯性思维同样换了一层新皮后闪亮登场了。比如能在国际关系中，想象出来一种“师生关系”，又或者想象一种“兄弟之邦”。
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师生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几乎可以与父子之间的关系等同。那么同样的，学生对老师一生敬仰尊重，老师对学生传道解惑授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两者之间的关系，感情互相之间的责任义务，都是很亲密的。兄弟也与此类似，尤其是离乡在外，异姓兄弟的作用更大，换帖拜把子的大有人在。从清末开始的望洋看世界，对缺乏外交观念的中国人来说，也是煮了100年的西瓜皮，然后边吃边吐：呸，呸，不好吃，换一个。
最早的对象，就是日本。和我们后世的想法不同，甲午之后中日并没有立刻成为生死仇人，民间也没有那种仇恨，庙堂之上也没有。相反，1895之后，中国赴日的留学生人数暴增，嗯，应该说是从无到有吧。朝廷大佬张居正也主张青年多去日本留学，从1896年的13人增加到1904年的1000人，一年后的1905年，因为日俄战争胜利的影响，激增至8000人。不仅如此，光绪也有段时间认真考虑，任用伊藤博文为相，以便改革。
这时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种今天看起来非常诡异和难以理解的气氛：兄弟之邦；东亚一家，中日提携。中国和日本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坐在一起高唱这些口号，当然，后来随着局势的演变，这种行为在中国被称为卖国了。所以当年唱歌的青年们，在他们日后功成名就后都对此保持沉默，而给他们立书做传的人们，也继续维持着“为尊者讳”的习惯，继续对此沉默。导致今日大量人煞有其事的讨论：为什么汪精卫从爱国青年蜕变为卖国汉奸了？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汪精卫以及那一批支持他的团伙，并非突然异想天开去卖国了，只是“重操旧业”罢了。
那是一种很独特的气氛和关系，日后恐怕再也不会重演了，准确的说，那是一种“师兄弟之邦”的感觉。虽然今天大量中国的傻瓜们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归功于“全盘西化”，但是实际情况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最少也差五万四千里。幕府时代的武士们，都是接受中国的四书五经的教育，幕末维新志士们又多受日本化的儒学“水户学”的影响；倒幕主力之一的萨摩藩，实际掌握藩政的是下层武士团体“精忠组”，维新三杰之二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都是这个组织出身。这个组织受“阳明学”影响颇深，倒幕成功后的维新时代，阳明学继续传播，很多日后有名的日本企业家都受此影响。
当然，可千万别蹦出来一群人说日本明治维新是中国儒学的功劳，又或者蹦出另外一群人说这完全是YY，大久保利通读的是凯恩斯，而西乡隆盛则精通哈耶克，否则没法解释日本明治维新为何成功。这两种人同样是傻瓜，又或者是群氓。
实际的情况是当时固然西学在日本形成了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学习和实践这些西学的人，大都是深受“汉学”教育出身的人，同时具备了两种背景，所以才能在实践当中渐渐的形成“和魂西才”，传统与引进的恰当嫁接，才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秘诀。不过至今国内还有大把傻瓜把“和魂西才”当做全盘西化的有利证据，可见选择性失明已经让人癫狂到汉字含义都分不清的地步了。同样，西学的传播和人们的接受有一个过程，而这时日本推行的普及教育，教师大都是过去的武士们担任，课堂上同时传授来自中国的汉学，来自西方的西学和日本武士道的一些内容。
在那个时候，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态度和后来还是不一样的。中国留学生到来的时候，双方还普遍有一种“过去你学我，现在我学你”的想法，而且在黄种人同时面临白种人的压力之下，更有一种同仇敌忾的心理。即使是后来1900年日本也参与了八国联军，也没有影响这种关系，最少没有看到具体的证据。或许和日本那次罕见的约束了军纪，没有扰民有关，只是运走了户部的白银了事；也或许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与现在的知识分子一样，自己是群氓不知道，但是看普罗大众是群氓则很清楚，睁眼向洋看世界的人们，也对义和团嗤之以鼻。把攻打清廷，攻打暴民和攻打中国之间分的很清楚，至今还有公公知识分子们在孜孜不倦的教育渔民们，分清政府与国家的区别，想来当时也差不多。
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海外华人团体，还有国内的“开明士绅”们，异口同声的咬定：日俄战争的结果是“立宪国对专制君主的胜利”。这种傻话被群氓状态的知识分子们广为传播，因为上下都是一个声音，忽悠的慈禧都信了。以目前公公知识分子们流行的翻案方式，早晚慈禧得当上“宪政先行者”不可。
过去我曾经写过“很多时候，创造历史的都是穷疯了活不下去的人们”，其实，陷入群氓的精英集团，也经常创造历史。1911的辛亥革命，就是一个由相信傻话的群氓精英们创造的历史。一位日本的特工人员如此描述辛亥革命之后的情况：中国的“立宪派党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则胡乱相信，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能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政误国的岁月就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就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所受的民族耻辱将被扫除，国家威信则广被世界。”
事实上，日俄战争当中日本的胜利，和明治宪法之间的关系，基本也就是一瓶酱油钱的关系。道理很简单，按照这种“立宪决定论”，33年后的日本仍旧是立宪国家，而且国力应该更加强大，而俄国那时不但和立宪一点关系都不沾，甚至还是在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强权人物，钢铁沙皇的治下。按说日本应该轻松地打败俄国，而事实的情况是钢铁沙皇伸伸了小手指头，就打的日本满地找牙。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1905年的中国人知道1938-39年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做很不厚道。但是如果2009年还有中国人和1905年一样傻，那么仅仅用“蠢货”一词来形容都是对其的褒奖。
1905年对中国的影响，还不仅仅是傻话横飞，同样规模也在扩大。从1904年到1905年，赴日留学人数从1000人激增至8000人就能看出。赴日人数增加，意味着中日两国的实际“接触面”在加大。可惜的是，赶上转折点的这批时髦留学生们，遇到的已经是另外一个日本了，变了嘴脸的日本了。
日本的改变，主要有几个方面：
1. 对外日本开始与各个列强签署外交协定，如日本与俄国交换文书，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日本承认俄国对外蒙的控制；日本与法国签署协议，法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日本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日本与美国约定，美国承认日本占领朝鲜，日本对美国占领菲律宾表示认同；日本与英国约定，英国保障日本占领朝鲜的利益，日本承认印度是大不列颠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事情，乍看让人一愣，欧美各国的殖民地，已经占领好多年了，为什么要日本认可？原因很清楚，就是日本成为“列强”之一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很久都以为列强就是坏蛋的意思，其实列强的意思就是“对非列强国家拥有半主权”。就是说，在非列强国家当中合情合理的，大家商量着如何划分利益地盘。所以列强之间的平等条约，就是互相承认对方碗里那块肉归对方所有，而自己不会跑去咬一口。如何成为列强也很清楚，就是在战场上打败另外一个列强，只要胜利了，就是新的列强。虽然日本是给英国当炮灰出身的列强，但英雄不怕出身低，就算是欧洲的骑士，也是给别的骑士当侍童起家的。
2. 日本国内，战时动员的时候，说了很多鬼话，比如海军陆军从此之后跳大神的风气极盛，并且认为只要不怕死，碰到强敌敢冲锋，就一定会获胜，因为这样做就会有大仙附体保佑了。日后日本的战术战役制定，颇受此影响，一直发展到企图在平原上拿步兵硬撼钢铁沙皇的钢铁骑兵，结果撞了个头破血流。从这个角度来说，1905年还真是个群氓泛滥的年代。日本国内也是如此，辛苦50年，一夜之间成了列强子民的感觉，冲晕了很多普通日本人的头脑。什么兄弟之邦，一衣带水，都完蛋去吧。老子富了，不认识穷亲戚了。进而认为，这个攀亲戚的傻瓜，又穷又笨，还占那么大地方，真是浪费，我们早晚拿下来。这种想法反映在普通日本人的言行当中，而正是这种普通日本人与跑来赶时髦的中国留学生之间，发生了碰撞，然后又碰撞出了火花。
3. 人们总是用已知的知识结构，对新事物进行认知和预测。辛勤培育大树的五十多年，其实从种种子下去那天开始，幕末的大小武士们，无论他们是否和志士们有关系，都是为了财政问题伤透了脑筋。从某种角度来讲，即使没有外部因素，日本的德川幕府也距离垮台不远了，因为大大小小的藩国，以及武士家庭中，都已经破产了。岛津齐杉这些炼铁爱好者们，更是为此焦头烂额，因为炼铁这种爱好，和烧钱差不多。曾经看过某架空小说，里面主角穿越到了民国，当上了一省的督军，把全省士绅们召集起来开会：“本人要发展本省经济，造钢铁厂，造设备，造纺织厂，总而言之，什么“赚钱”就造什么”。看到这里我一阵狂笑就把页面关了，这作者对工业化其实毫无认识，不过或许代表了很多人同样的想法吧。
事实上，工业化从来就是一个漫长，痛苦而复杂过程，最主要的是，他这个积累过程还很昂贵。所以日本最早开始炼铁活动的藩，都为筹钱而绞尽脑汁，著名的口号“富国强兵”，就是这么出来的。意思是做点副业赚钱，赚了钱投入到工业上去。后来被赶时髦的中国留学生们学回了国，进而演化为“富强”二字，大概时间隔得太久了，公公知识分子们开始望文生义，解释为“民富国强”，这其实都是瞎扯淡。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指导方针的明治新政府，从建立第一天起就面临财政危机，明治元年，政府收入360万，支出3000万。之后财政就没有好过，为了筹钱，只能在日本国内刮骨熬油，农民们缴纳比幕府时代还要高昂的税金，武士们大多被扫地出门，一贫如洗，从零开始。为此全国爆发过无数次农民起义（一揆），以及多次大规模的武士集团抗争。都先后被镇压了，连作为倒幕主力的四大雄藩：萨摩，长洲和佐贺都分别被镇压过一次，土佐武士们本来打算造反，但是看萨摩被镇压后吓得不敢轻举妄动了。而国内讲到明治维新历史的时候，持续十年的，陆续爆发的农民起义基本闭口不谈，而造反的武士们一律归纳为反潮流的封建余孽。总是试图展现一幅诗情画意，清茶樱花的明治维新群景图，仿佛立宪开议，全盘西化两大法宝一旦祭起，就“横扫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了。至于如何解释樱花武士们突然之间变为了食人藤，那就哑口无言了，或者把一切过错归咎为“半现代国家”的德国，害人虫俾斯麦毒害了老伊藤，否则.....
那么这个事情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和1905有什么关系？有的，因为漫长的忍耐与苦熬之后，在1895年日本曾经获得过一次“补偿”，即甲午战争后的中国赔款，明治政府高官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一下子财政就宽裕了，同样对本国人的剥削压迫也就减轻了。那次日本普通人同样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为了让自己的国家获胜而努力”，之后也立刻获得了回报，诸如：便宜的台湾朝鲜大米，外销市场扩张带来的产业繁荣，减轻的赋税等等，还有就是国家获得大笔赔款后立刻进行的大规模国内投资带来的好处。所以同样的道理，他们也在等着日俄战争后，在付出了更大的牺牲与代价（仅陆军阵亡就八万）之后获得更多的赔偿，就是说，更多的利益。
结果等来的消息是，日俄和谈，日本放弃索赔要求。当天东京市民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城市暴动，后来也被镇压了下去。之前引用的报纸投稿的全文是这样的“我唯一的弟弟，于昨年战死，至闻此次之屈辱议和，每思弟枉为犬死，实愤慨难忍，国民信任政府当局，子死夫亡，竭尽牺牲，为的是在战争中取胜，孰料国民之牺牲，竟被置于不顾。”主持和谈的那几个外交官员和军方高层，立刻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为了安抚国内这种情绪，日本必须找到补偿方式。柿子都得挑软的捏，明治高官还不像后来昭和官员们那样脑残，不会四处拿脑袋撞铁板，狮子和老虎的战斗只是为了争夺地盘，要想维生，那得去狩猎驯鹿，而不能指望互相咬。这个倒霉蛋只可能是离的最近当中最虚弱的那个，也就是中国了，结果中国成为了日俄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当然，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情况也许更加糟糕，但是历史不能假设。
也就是说，大量的中国赴日留学生们（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当中最活跃的一批人），满怀希望，好奇，迷茫和惊讶之心到了日本后，等待他们的是鄙视，敌意，侮辱，被视为待屠杀的羔羊。这种感觉，大概和一个人在冬天里被剥光了衣服，丢到雪地里面，浇上一罐冷水，又挨了一顿皮鞭子一样吧，或许可能更加难受。从这个不经意的时间开始，埋下了中日日后分道扬镳，乃至一衣带血的关系。当然，这也构成了日后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即对某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国家观感与国民态度，很大程度上由前往该国后又回归的留学生群体所影响乃至支配。
透过留学生们的眼睛，日本不再是师兄弟，不再是好邻居，而是一个禽兽了。但是，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群氓们明白，个人之间交往的伦理典范，不能应用到国际外交上去，还要很久很久的时间。
所以群氓们认为，日本不是好师兄，不是好邻居，但是世界上还是有好老师，好邻居，好心国的。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人们的反思，往往不是反思自己的逻辑结构的错误，那很痛苦，而比较容易的是反思这种逻辑结构的指向。所以一夜之间独立自主能跳跃为三百年殖民地，一夜之间日本能从兄弟跳跃为禽兽，但是一百年也跳不出“拿个人交往的关系比附国际交往关系”这种蠢事。
当然，指责前人总是廉价而且容易的。历史很多时候都很吊诡，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因素构成的。虽然有些人会念叨偶然都是必然的结果，不过他人身上的偶然要很久才能必然到自己身上，人们对偶然现象的认识太少了。
其实19世纪的时候，日本和中国一样，对西方世界缺乏了解，但是后来一个偶然因素改变了这点，或者说大大的加快了改变进程。“岩仓使节团环绕地球一周之旅”
近代的中国，不但对西方充满了各种奇怪的胡乱想象，对近在咫尺的日本同样也是如此。把日本的明治维新史，其实是比附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想象当中写了一遍。当然，始作俑者就是康某人，戊戌变法之前就在瞎写日本明治维新史，以此作为自己变法的依据。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对明治维新历史的叙述，以及这种“叙述”的方法，却深深的影响了后世的中国学人。简单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一帮进步的，要求西化的，代表正义的底层武士们，推翻了腐朽的，保守的，落后的德川幕府，从此日本走上了充满光明的康庄大道。根本就是一场日本版的戊戌变法，“只不过”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这其实是纯粹的胡诌八扯。
而后来中国的对日研究，普遍都是建立在这种胡诌八扯的基础之上。不但养活了大量靠比较“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来混饭吃的砖家叫兽，还经常煞有其事的弄一些新发明出来：兰学的作用啦，三百藩国试错体系啦，什么伊藤博文其实是穿越众，拿着公公知识分子们炮制的“农业-轻工-重工”的正确经济发展顺序原理，把日本振兴了起来。
日本幕末的政治，其实是呈现一种与戊戌变法的政治格局相反的状态。幕府才是主张开国学习西方的一派，而倒幕的主力军，萨摩和长洲藩，其实都是攘夷的急先锋，换句话说，维新志士们其实不是狗奶众，而是喝了狼奶长大的日本义和团。伊藤博文年轻的时候，伙同他人一把火烧了英国使馆的工地，还准备砍杀英国公使，后来被藩主阻止。至于他去英国留学一事，其实一共才去了一年，而且是为了完成他老师的遗愿，去当间谍，而不是朝圣去了。之后他出身的长洲藩，在马关架起大炮，无差别轰炸外国过往船只，导致多国联合舰队报复，将长洲炮台炸平了，而他的同门师兄弟，如高杉晋作，山县有朋等，都是炮击事件的参战者，后来被从炮台废墟的死人堆当中背了出去。萨摩藩同样离谱，代藩主岛津家久带队1000人，当街砍翻了几个英国人，一死两重伤，史称“生麦事件”。后来此事引发了英国军舰的报复，萨摩藩的炮台与城市，工厂等均被摧毁。
当然，那之后确实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战下来，萨摩和英国居然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当时更加亲法的幕府。两藩瞎整给各国带来的损失，却要由拼命阻止他们瞎搞的幕府承担，幕府为这事气不过去，直接气死了一个将军，真是一箩筐的杯具。当然，这里有一些日本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对英国来说，萨英战争是失败了，因为本来的作战目的是用武力威胁，但是不用真正动武就能获得赔偿，这是“恐吓外交”，“舰炮外交”的本质，但是作战目标没有达成，还死了分舰队司令（那老哥真点背，一共没有几个英国人被打死，一排乱炮把他和副手打死了）。但是对萨摩藩来说，和如此难以匹敌的对手硬抗，纯粹是“无谋”，而应该遵循战国武家的处事原则：抵挡不了的敌人，就要想办法成为他的盟军，这样才能牟取利益，积蓄力量。
结果两家是一拍即合。英国本来以为“战胜”的萨摩藩会提出什么难以接受的条件，而萨摩却小心翼翼的表达了善意，即答应赔款，不过赔款找幕府要（十四代幕府将军吐血路过...），心怀鬼胎的两家一拍即合。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未来的新生明治政府的外交第一课。
过去我曾经写过“很多时候，创造历史的都是穷疯了活不下去的人们”，其实，陷入群氓的精英集团，也经常创造历史。1911的辛亥革命，就是一个由相信傻话的群氓精英们创造的历史。一位日本的特工人员如此描述辛亥革命之后的情况：中国的“立宪派党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则胡乱相信，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能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政误国的岁月就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就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所受的民族耻辱将被扫除，国家威信则广被世界。”
事实上，日俄战争当中日本的胜利，和明治宪法之间的关系，基本也就是一瓶酱油钱的关系。道理很简单，按照这种“立宪决定论”，33年后的日本仍旧是立宪国家，而且国力应该更加强大，而俄国那时不但和立宪一点关系都不沾，甚至还是在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强权人物，钢铁沙皇的治下。按说日本应该轻松地打败俄国，而事实的情况是钢铁沙皇伸伸了小手指头，就打的日本满地找牙。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1905年的中国人知道1938-39年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做很不厚道。但是如果2009年还有中国人和1905年一样傻，那么仅仅用“蠢货”一词来形容都是对其的褒奖。
1905年对中国的影响，还不仅仅是傻话横飞，同样规模也在扩大。从1904年到1905年，赴日留学人数从1000人激增至8000人就能看出。赴日人数增加，意味着中日两国的实际“接触面”在加大。可惜的是，赶上转折点的这批时髦留学生们，遇到的已经是另外一个日本了，变了嘴脸的日本了。
日本的改变，主要有几个方面：
1. 对外日本开始与各个列强签署外交协定，如日本与俄国交换文书，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日本承认俄国对外蒙的控制；日本与法国签署协议，法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日本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日本与美国约定，美国承认日本占领朝鲜，日本对美国占领菲律宾表示认同；日本与英国约定，英国保障日本占领朝鲜的利益，日本承认印度是大不列颠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事情，乍看让人一愣，欧美各国的殖民地，已经占领好多年了，为什么要日本认可？原因很清楚，就是日本成为“列强”之一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很久都以为列强就是坏蛋的意思，其实列强的意思就是“对非列强国家拥有半主权”。就是说，在非列强国家当中合情合理的，大家商量着如何划分利益地盘。所以列强之间的平等条约，就是互相承认对方碗里那块肉归对方所有，而自己不会跑去咬一口。如何成为列强也很清楚，就是在战场上打败另外一个列强，只要胜利了，就是新的列强。虽然日本是给英国当炮灰出身的列强，但英雄不怕出身低，就算是欧洲的骑士，也是给别的骑士当侍童起家的。
2. 日本国内，战时动员的时候，说了很多鬼话，比如海军陆军从此之后跳大神的风气极盛，并且认为只要不怕死，碰到强敌敢冲锋，就一定会获胜，因为这样做就会有大仙附体保佑了。日后日本的战术战役制定，颇受此影响，一直发展到企图在平原上拿步兵硬撼钢铁沙皇的钢铁骑兵，结果撞了个头破血流。从这个角度来说，1905年还真是个群氓泛滥的年代。日本国内也是如此，辛苦50年，一夜之间成了列强子民的感觉，冲晕了很多普通日本人的头脑。什么兄弟之邦，一衣带水，都完蛋去吧。老子富了，不认识穷亲戚了。进而认为，这个攀亲戚的傻瓜，又穷又笨，还占那么大地方，真是浪费，我们早晚拿下来。这种想法反映在普通日本人的言行当中，而正是这种普通日本人与跑来赶时髦的中国留学生之间，发生了碰撞，然后又碰撞出了火花。
3. 人们总是用已知的知识结构，对新事物进行认知和预测。辛勤培育大树的五十多年，其实从种种子下去那天开始，幕末的大小武士们，无论他们是否和志士们有关系，都是为了财政问题伤透了脑筋。从某种角度来讲，即使没有外部因素，日本的德川幕府也距离垮台不远了，因为大大小小的藩国，以及武士家庭中，都已经破产了。岛津齐杉这些炼铁爱好者们，更是为此焦头烂额，因为炼铁这种爱好，和烧钱差不多。曾经看过某架空小说，里面主角穿越到了民国，当上了一省的督军，把全省士绅们召集起来开会：“本人要发展本省经济，造钢铁厂，造设备，造纺织厂，总而言之，什么“赚钱”就造什么”。看到这里我一阵狂笑就把页面关了，这作者对工业化其实毫无认识，不过或许代表了很多人同样的想法吧。
事实上，工业化从来就是一个漫长，痛苦而复杂过程，最主要的是，他这个积累过程还很昂贵。所以日本最早开始炼铁活动的藩，都为筹钱而绞尽脑汁，著名的口号“富国强兵”，就是这么出来的。意思是做点副业赚钱，赚了钱投入到工业上去。后来被赶时髦的中国留学生们学回了国，进而演化为“富强”二字，大概时间隔得太久了，公公知识分子们开始望文生义，解释为“民富国强”，这其实都是瞎扯淡。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指导方针的明治新政府，从建立第一天起就面临财政危机，明治元年，政府收入360万，支出3000万。之后财政就没有好过，为了筹钱，只能在日本国内刮骨熬油，农民们缴纳比幕府时代还要高昂的税金，武士们大多被扫地出门，一贫如洗，从零开始。为此全国爆发过无数次农民起义（一揆），以及多次大规模的武士集团抗争。都先后被镇压了，连作为倒幕主力的四大雄藩：萨摩，长洲和佐贺都分别被镇压过一次，土佐武士们本来打算造反，但是看萨摩被镇压后吓得不敢轻举妄动了。而国内讲到明治维新历史的时候，持续十年的，陆续爆发的农民起义基本闭口不谈，而造反的武士们一律归纳为反潮流的封建余孽。总是试图展现一幅诗情画意，清茶樱花的明治维新群景图，仿佛立宪开议，全盘西化两大法宝一旦祭起，就“横扫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了。至于如何解释樱花武士们突然之间变为了食人藤，那就哑口无言了，或者把一切过错归咎为“半现代国家”的德国，害人虫俾斯麦毒害了老伊藤，否则.....
那么这个事情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和1905有什么关系？有的，因为漫长的忍耐与苦熬之后，在1895年日本曾经获得过一次“补偿”，即甲午战争后的中国赔款，明治政府高官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一下子财政就宽裕了，同样对本国人的剥削压迫也就减轻了。那次日本普通人同样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为了让自己的国家获胜而努力”，之后也立刻获得了回报，诸如：便宜的台湾朝鲜大米，外销市场扩张带来的产业繁荣，减轻的赋税等等，还有就是国家获得大笔赔款后立刻进行的大规模国内投资带来的好处。所以同样的道理，他们也在等着日俄战争后，在付出了更大的牺牲与代价（仅陆军阵亡就八万）之后获得更多的赔偿，就是说，更多的利益。
结果等来的消息是，日俄和谈，日本放弃索赔要求。当天东京市民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城市暴动，后来也被镇压了下去。之前引用的报纸投稿的全文是这样的“我唯一的弟弟，于昨年战死，至闻此次之屈辱议和，每思弟枉为犬死，实愤慨难忍，国民信任政府当局，子死夫亡，竭尽牺牲，为的是在战争中取胜，孰料国民之牺牲，竟被置于不顾。”主持和谈的那几个外交官员和军方高层，立刻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为了安抚国内这种情绪，日本必须找到补偿方式。柿子都得挑软的捏，明治高官还不像后来昭和官员们那样脑残，不会四处拿脑袋撞铁板，狮子和老虎的战斗只是为了争夺地盘，要想维生，那得去狩猎驯鹿，而不能指望互相咬。这个倒霉蛋只可能是离的最近当中最虚弱的那个，也就是中国了，结果中国成为了日俄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当然，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情况也许更加糟糕，但是历史不能假设。
也就是说，大量的中国赴日留学生们（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当中最活跃的一批人），满怀希望，好奇，迷茫和惊讶之心到了日本后，等待他们的是鄙视，敌意，侮辱，被视为待屠杀的羔羊。这种感觉，大概和一个人在冬天里被剥光了衣服，丢到雪地里面，浇上一罐冷水，又挨了一顿皮鞭子一样吧，或许可能更加难受。从这个不经意的时间开始，埋下了中日日后分道扬镳，乃至一衣带血的关系。当然，这也构成了日后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即对某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国家观感与国民态度，很大程度上由前往该国后又回归的留学生群体所影响乃至支配。
透过留学生们的眼睛，日本不再是师兄弟，不再是好邻居，而是一个禽兽了。但是，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群氓们明白，个人之间交往的伦理典范，不能应用到国际外交上去，还要很久很久的时间。
所以群氓们认为，日本不是好师兄，不是好邻居，但是世界上还是有好老师，好邻居，好心国的。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人们的反思，往往不是反思自己的逻辑结构的错误，那很痛苦，而比较容易的是反思这种逻辑结构的指向。所以一夜之间独立自主能跳跃为三百年殖民地，一夜之间日本能从兄弟跳跃为禽兽，但是一百年也跳不出“拿个人交往的关系比附国际交往关系”这种蠢事。
当然，指责前人总是廉价而且容易的。历史很多时候都很吊诡，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因素构成的。虽然有些人会念叨偶然都是必然的结果，不过他人身上的偶然要很久才能必然到自己身上，人们对偶然现象的认识太少了。
其实19世纪的时候，日本和中国一样，对西方世界缺乏了解，但是后来一个偶然因素改变了这点，或者说大大的加快了改变进程。“岩仓使节团环绕地球一周之旅”
近代的中国，不但对西方充满了各种奇怪的胡乱想象，对近在咫尺的日本同样也是如此。把日本的明治维新史，其实是比附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想象当中写了一遍。当然，始作俑者就是康某人，戊戌变法之前就在瞎写日本明治维新史，以此作为自己变法的依据。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对明治维新历史的叙述，以及这种“叙述”的方法，却深深的影响了后世的中国学人。简单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一帮进步的，要求西化的，代表正义的底层武士们，推翻了腐朽的，保守的，落后的德川幕府，从此日本走上了充满光明的康庄大道。根本就是一场日本版的戊戌变法，“只不过”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这其实是纯粹的胡诌八扯。
而后来中国的对日研究，普遍都是建立在这种胡诌八扯的基础之上。不但养活了大量靠比较“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来混饭吃的砖家叫兽，还经常煞有其事的弄一些新发明出来：兰学的作用啦，三百藩国试错体系啦，什么伊藤博文其实是穿越众，拿着公公知识分子们炮制的“农业-轻工-重工”的正确经济发展顺序原理，把日本振兴了起来。
日本幕末的政治，其实是呈现一种与戊戌变法的政治格局相反的状态。幕府才是主张开国学习西方的一派，而倒幕的主力军，萨摩和长洲藩，其实都是攘夷的急先锋，换句话说，维新志士们其实不是狗奶众，而是喝了狼奶长大的日本义和团。伊藤博文年轻的时候，伙同他人一把火烧了英国使馆的工地，还准备砍杀英国公使，后来被藩主阻止。至于他去英国留学一事，其实一共才去了一年，而且是为了完成他老师的遗愿，去当间谍，而不是朝圣去了。之后他出身的长洲藩，在马关架起大炮，无差别轰炸外国过往船只，导致多国联合舰队报复，将长洲炮台炸平了，而他的同门师兄弟，如高杉晋作，山县有朋等，都是炮击事件的参战者，后来被从炮台废墟的死人堆当中背了出去。萨摩藩同样离谱，代藩主岛津家久带队1000人，当街砍翻了几个英国人，一死两重伤，史称“生麦事件”。后来此事引发了英国军舰的报复，萨摩藩的炮台与城市，工厂等均被摧毁。
当然，那之后确实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战下来，萨摩和英国居然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当时更加亲法的幕府。两藩瞎整给各国带来的损失，却要由拼命阻止他们瞎搞的幕府承担，幕府为这事气不过去，直接气死了一个将军，真是一箩筐的杯具。当然，这里有一些日本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对英国来说，萨英战争是失败了，因为本来的作战目的是用武力威胁，但是不用真正动武就能获得赔偿，这是“恐吓外交”，“舰炮外交”的本质，但是作战目标没有达成，还死了分舰队司令（那老哥真点背，一共没有几个英国人被打死，一排乱炮把他和副手打死了）。但是对萨摩藩来说，和如此难以匹敌的对手硬抗，纯粹是“无谋”，而应该遵循战国武家的处事原则：抵挡不了的敌人，就要想办法成为他的盟军，这样才能牟取利益，积蓄力量。
结果两家是一拍即合。英国本来以为“战胜”的萨摩藩会提出什么难以接受的条件，而萨摩却小心翼翼的表达了善意，即答应赔款，不过赔款找幕府要（十四代幕府将军吐血路过...），心怀鬼胎的两家一拍即合。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未来的新生明治政府的外交第一课。
倒幕的过程，顺利的一塌糊涂。固然部分原因是因为萨长联盟被中国的公公知识分子们加持了“全盘西化”的神光，但是原因并不那么简单，幕府方面其实并没有激烈抵抗就放弃了。明治维新的鲜血，都是在日后的十年多的时间里，逐渐流出的。突然成功的西南乡巴佬们进了江户（东京），应该如何治国是一片茫然的，倒是陆续把幕府过去制定的各种“开国”政策，拿出来执行。而当时真正懂和西方交往相处之道的，是原幕府方面的翻译们，作为幕臣，他们大多对明治新政府很看不上眼。要么拒绝为新政府服务，要么干活的过程中给下点绊子，恶心一下这些乡巴佬。这时在倒幕当中没起到多少作用的伊藤博文时来运转了，因为外国政府要求日本新政府必须提拔一些可以直接交流的高级官员，而新政府方面可信任的人极少，冒牌西洋通伊藤就粉墨登场了，获得了信任和重用。当然，作为一个有天赋的人，日后伊藤成为了货真价实的西洋通，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明治四年十一月，岩仓使节团出发。名义上是向各个国家递交国书，顺便表达友好交流的愿望，当然其实心里的想法是幕府与各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快到期了，急切的希望签署新的平等条约。为什么急切？因为根据这些条约，日本没有关税自主权，而明治政府是个穷光蛋政府，想改约后以便收取关税充实财政。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明治新政府在国内刚刚干了一件大蠢事，就是“撤藩置县”，后来史学家们当然说这是日本扫荡地方割据，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必然之道。不过当时也是因为财政问题，明治新政府没钱，惦记着各地藩主们应该有钱，所以对藩主们说：给你们点养老金，到东京当寓公吧，地方上我们负责了。结果除了岛津藩代藩主岛津家久外，大家都一声不吭的收拾行李上路了，本来明治政府还很得意，以为自己很聪明。实际一调查才发现，靠，各地藩库里面老鼠都要饿死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欠武士们的俸禄，欠商人们的贷款。因此导致了明治政府内部的大内讧，互相斗争很厉害，正好有需要派人去国外改约，顺便打发走一半的阁员，让他们以考察的名义离开，等一年后事情消停了在回来。
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日本因此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最少是极大的加速了步伐，也多少甩掉了一些迷茫。
团长是岩仓具视，因此日后被称为“岩仓使节团”，成员43人，平均年龄32岁，正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均在其中。国内对日本的研究，一般而言，也对此次使节团的意义高度评价，羡慕之情，跃然于纸上。“始惊，次醉，终狂”，渲染也很多。不过一如既往的是选择性失明，就是说，继续把自己找出来的西方神器，扣在日本人头上，并且在想象当中把日本人的成功，当成自己未来的成功。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日本人自己对此的评论。比如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央视拍摄的《大国撅起》系列当中，谈到日本的时候也邀请了他，然后煞费苦心的剪裁，仿佛此人说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得益于全盘西化，当然我也认为有可能央视里面懂日语的不多，所以被该老鬼子骗了。
但是这人在日本本国拍摄的纪录片当中，谈到明治维新强调了一点，就是“武士的本质”，武士的本质就是官僚，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国家，所以到了西方之后，看到类似的治国方法，他们会“恍然大悟”的说“原来如此”。就是说，本来就做类似的东西，碰到了更好的东西之后，不是一无所知的茫然，而是突然捅破了脑子当中的窗户纸。所以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并不是如同很多中国人描写的“朝圣”，而是“学习”，如果不能分清这两者的区别，公公知识分子们会继续群氓下去。
再有日本NHK拍摄的专门关于岩仓使节团的纪录片，也与中国的“日本”砖家们的视角不同，特意选取了如下场景：
1. 在美国使节团碰到的是国际外交的“残酷洗礼”，也就是说，期待改约的妄想彻底破灭了，改约要留待很久以后，大概30年以后了。
2. 在大英帝国，看到的是“工业大国的光与影”，就是说英国的强大建立在英国是“世界工厂”的基础上，而世界工厂的含义就是进口便宜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赚取差价。但是即使如此，英国社会贫富差距严重，普通工人生活很差，社会治安恶化，不仅如此，使节团还碰上了金融诈骗犯，被骗了25000英镑（这事怎么看怎么像14代幕府将军死不瞑目，把萨摩藩该赔给英国人的钱又花了出去）；
3. 在小国比利时，嗯嗯，就是那个基本被中国的日本砖家们忽略掉的小国比利时。当时比利时为了换取国家独立，国民们上下一心，努力生产，生产什么呢？生产蕾丝制品和精美的玻璃制品这两种主打产品，出口赚钱后，赎买国家的主权回来，也用这种方法积累用于工业化的资金。这样使节团们很惊讶：“这里让我们的感慨，比美英法三大国还要更深”，“这就是和平中的战争啊（这句话确实很像武士们该说的话）”，“再以国民自主为本的经济实力方面，虽是面对大国（的压力），也不足惧，虽是小国，也不得小看。”“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秘诀，就是自主精神”。
4. 德国..就是说，一些中国人眼里明治维新当中最大的坏蛋，巫婆俾斯麦登场了。使节团到来的2年前，德国由一个分散的封建领主国刚刚完成统一，经济上还是以农业为主，正在准备工业化，情况与日本很类似。俾斯麦对来访的使节团传授了追赶西洋大国的秘诀，小国存续的方法，或者说是灌下了巫婆毒药：“大国只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遵守国际法，一旦发现自己的利益受损，就会立即付诸军事行动。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小国要维护主权，也必须要依靠军事力量，因为只有各国力量对等，才能不被侵略，维护主权，才能形成公平公正的国际社会”当时刚刚加入国际社会的小国日本，也傻傻的认为，遵守国际法非常重要，因此对俾斯麦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刮目相看。
明治六年日本使节团回国后，很快发动了一次政变，把留守内阁成员基本都扫地出门了。这时开始了某种有明确目标性的“维新”，而不是一次简单的聚众造反，之前西南雄藩们的工业化实践成果，富国强兵的产业，以及执行的人才被统合。日本开始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加速奔跑了，政治学德国，精神学比利时，工业学英国，殖产兴业，其实就是制抵外资，赔钱也要自己发展工业；建立近代军备，并且时刻准备镇压国内的“坏蛋”，管你是交不起地税的农民还是净身出户的武士，敢造反一律干掉。“撼山易，撼政府的决定难”！好一个开议立宪，万机决于公论的好政府啊。
外交改约的努力一直没有放弃，为了显示日本是个文明的国家，不惜在本来就没钱的背景下，耗费巨资建立“鹿鸣馆”，像西洋外交官们展示吃牛肉，跳西洋舞的日本官员（及夫人），但是在没有成果的同时，暗中积聚军力，为日后谈判强化软硬两手的筹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按部就班的模仿西方，产业链条一口一口的安排人系统研究，陆续建立。商人们在太平洋上四处奔波，推销质差价廉的日本货同时，还不忘替日本贫困家庭解决再就业问题....虽然都是贫困家庭的女子再就业。尽管如此，他们仍旧是日本人，内心深处的“和魂”在燃烧，燃烧的和魂，就是学习西才的原动力。在和魂当中包含的固有成分，受“欧风美雨”的浇灌，茁壮成长。
学习西方...全盘西化...走近代化的康庄大路，这些事情说起来的时候，总是比做起来容易的多。学习什么？什么是西方？如何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学习后达成什么效果？是否有学习的条件？这些都是需要理性和复杂的思考的事物，对19世纪末以后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们来说，是个困难的事情，困难的事情做不到，拜神念咒则很容易，这样就只好继续当群氓了。
就事论事的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也是日本对国际外交关系的准确把握，即使开战正酣的状态，与俄国的外交联络从来没有停止过。后来议和协议，放弃赔款，固然是因为实力不足，加上不能干“狼咬黑熊”这种不符合列强习惯的傻事，同时也有外交，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硝烟未散，日俄这对刚刚打死打胜的冤家，转眼间亲密合作，把美国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驱逐了出去，商业利益由日本全盘接收。把山姆大叔气的七窍生烟。
当然，这种高智商的运动对群氓们还很遥远，就像当惯了奴隶的不能没有奴隶主一样。在日本那里挨了大耳光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把期盼的目光放到了美国人身上，认为美国人是天使。同样，这种现象可以用之前的“留学生”群体的影响做解释，容闳的留美幼童们，加上庚子赔款的留美基金，让很多中国留学生去了美国，受到了美国的教育长大。以杜威那个不成器的弟子，胡某人为例，去了美国后，被安排住在美国中产家庭里面借住，发的助学金还够他雇用两个仆人伺候自己。所以一生都对美国充满一种如同对母亲般感情，怀念母亲怀抱的温暖，这种感情，直接影响到了日后他的治学。“民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幼儿园的孩子都会，就是投票，大家会投票，就是民主了”。很多年后的中国公公知识分子们和JY们，仰望星空，泪流满面“胡学者真是我们不可逾越的高峰啊!”
一战结束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对美国抱有极高的期望，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不失时机的四处瞎忽悠，什么“善后十四条”一类的弄的很多中国人比吸了四公斤海洛因还过瘾：可下好咧，可下碰上好人咧！
连陈独秀都兴高采烈的写到：(大忽悠)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好人。
就是说，这种在国际关系当中被幻想出来的“师生情谊”，被寄托在了美国身上。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是1919年，巴黎和会消息传来，又是一声响亮的大耳光：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权益，转交给日本。由此引发了五四运动的疾风骤雨。
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走向，日本人很奇怪，有些中国人也感到很奇怪。
有日本学者总结：二十世纪太平洋地区，其实只有三个玩家，就是美中日，一般的格局下，这出“三国志”的大戏，一定是其中两个对付一个。如果说世纪初的美日联手对付中国，即门户开放正常，以便让这两个后起的列强可以分一杯羹，那么1905年之后，砝码急剧的倾斜为中美日益走近，即中国“选择”了美国，而“敌视”日本。并且为中国为什么敌视日本而感到委屈，最少是中国超出了实际情况“特别”敌视日本。
同样，当代公公知识分子们其实有个分支，当然准确的来说一直有各种不同的分支，但是把个别人干的傻事放到所有人头上加以批判，也是公公们经常干的事情，现在用在他们身上一段时间其实也没啥。这个派别被称为“告别革命派”，大致这个意思，主要的言论是什么呢？暴力革命，是罪恶，用罪恶消灭罪恶，是更大的罪恶。当然，这批公公们其实是多少有点独立思考复杂问题的能力的，最少有某种程度的自我反省能力。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失败（最少他们概念当中的失败），原因就是暴力因素太多了，一路追溯上去，追溯到了五四运动时代，哎呀呀，怎么能上街聚众打人？还火烧房子？这种暴力示范带坏了小孩子，之后的中国青年们就一路暴力下去了。
同样也可以解释中国近代化不成功的原因，或者说洗清了几代群氓知识分子们的罪责：“我们明明在五四运动前后，在书斋里面都设计好地球怎么转动了，也替1867年的伊藤博文设计好了如何领导明治维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更是被设计的轻松念咒就能完成，结果都被你们这群倒霉孩子，脑残的爱国愤青给搅合了，如果事情不出书斋，我们继续蹲在家里念咒，事情早就成了。”“到了21世纪了，你们这帮爱国贼还在祸害中国，阻挠地球围着我们绕圈，简直罪大恶极”
明治四年十一月，岩仓使节团出发。名义上是向各个国家递交国书，顺便表达友好交流的愿望，当然其实心里的想法是幕府与各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快到期了，急切的希望签署新的平等条约。为什么急切？因为根据这些条约，日本没有关税自主权，而明治政府是个穷光蛋政府，想改约后以便收取关税充实财政。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明治新政府在国内刚刚干了一件大蠢事，就是“撤藩置县”，后来史学家们当然说这是日本扫荡地方割据，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必然之道。不过当时也是因为财政问题，明治新政府没钱，惦记着各地藩主们应该有钱，所以对藩主们说：给你们点养老金，到东京当寓公吧，地方上我们负责了。结果除了岛津藩代藩主岛津家久外，大家都一声不吭的收拾行李上路了，本来明治政府还很得意，以为自己很聪明。实际一调查才发现，靠，各地藩库里面老鼠都要饿死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欠武士们的俸禄，欠商人们的贷款。因此导致了明治政府内部的大内讧，互相斗争很厉害，正好有需要派人去国外改约，顺便打发走一半的阁员，让他们以考察的名义离开，等一年后事情消停了在回来。
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日本因此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最少是极大的加速了步伐，也多少甩掉了一些迷茫。
团长是岩仓具视，因此日后被称为“岩仓使节团”，成员43人，平均年龄32岁，正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均在其中。国内对日本的研究，一般而言，也对此次使节团的意义高度评价，羡慕之情，跃然于纸上。“始惊，次醉，终狂”，渲染也很多。不过一如既往的是选择性失明，就是说，继续把自己找出来的西方神器，扣在日本人头上，并且在想象当中把日本人的成功，当成自己未来的成功。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日本人自己对此的评论。比如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央视拍摄的《大国撅起》系列当中，谈到日本的时候也邀请了他，然后煞费苦心的剪裁，仿佛此人说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得益于全盘西化，当然我也认为有可能央视里面懂日语的不多，所以被该老鬼子骗了。
但是这人在日本本国拍摄的纪录片当中，谈到明治维新强调了一点，就是“武士的本质”，武士的本质就是官僚，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国家，所以到了西方之后，看到类似的治国方法，他们会“恍然大悟”的说“原来如此”。就是说，本来就做类似的东西，碰到了更好的东西之后，不是一无所知的茫然，而是突然捅破了脑子当中的窗户纸。所以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并不是如同很多中国人描写的“朝圣”，而是“学习”，如果不能分清这两者的区别，公公知识分子们会继续群氓下去。
再有日本NHK拍摄的专门关于岩仓使节团的纪录片，也与中国的“日本”砖家们的视角不同，特意选取了如下场景：
1. 在美国使节团碰到的是国际外交的“残酷洗礼”，也就是说，期待改约的妄想彻底破灭了，改约要留待很久以后，大概30年以后了。
2. 在大英帝国，看到的是“工业大国的光与影”，就是说英国的强大建立在英国是“世界工厂”的基础上，而世界工厂的含义就是进口便宜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赚取差价。但是即使如此，英国社会贫富差距严重，普通工人生活很差，社会治安恶化，不仅如此，使节团还碰上了金融诈骗犯，被骗了25000英镑（这事怎么看怎么像14代幕府将军死不瞑目，把萨摩藩该赔给英国人的钱又花了出去）；
3. 在小国比利时，嗯嗯，就是那个基本被中国的日本砖家们忽略掉的小国比利时。当时比利时为了换取国家独立，国民们上下一心，努力生产，生产什么呢？生产蕾丝制品和精美的玻璃制品这两种主打产品，出口赚钱后，赎买国家的主权回来，也用这种方法积累用于工业化的资金。这样使节团们很惊讶：“这里让我们的感慨，比美英法三大国还要更深”，“这就是和平中的战争啊（这句话确实很像武士们该说的话）”，“再以国民自主为本的经济实力方面，虽是面对大国（的压力），也不足惧，虽是小国，也不得小看。”“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秘诀，就是自主精神”。
4. 德国..就是说，一些中国人眼里明治维新当中最大的坏蛋，巫婆俾斯麦登场了。使节团到来的2年前，德国由一个分散的封建领主国刚刚完成统一，经济上还是以农业为主，正在准备工业化，情况与日本很类似。俾斯麦对来访的使节团传授了追赶西洋大国的秘诀，小国存续的方法，或者说是灌下了巫婆毒药：“大国只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遵守国际法，一旦发现自己的利益受损，就会立即付诸军事行动。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小国要维护主权，也必须要依靠军事力量，因为只有各国力量对等，才能不被侵略，维护主权，才能形成公平公正的国际社会”当时刚刚加入国际社会的小国日本，也傻傻的认为，遵守国际法非常重要，因此对俾斯麦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刮目相看。
明治六年日本使节团回国后，很快发动了一次政变，把留守内阁成员基本都扫地出门了。这时开始了某种有明确目标性的“维新”，而不是一次简单的聚众造反，之前西南雄藩们的工业化实践成果，富国强兵的产业，以及执行的人才被统合。日本开始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加速奔跑了，政治学德国，精神学比利时，工业学英国，殖产兴业，其实就是制抵外资，赔钱也要自己发展工业；建立近代军备，并且时刻准备镇压国内的“坏蛋”，管你是交不起地税的农民还是净身出户的武士，敢造反一律干掉。“撼山易，撼政府的决定难”！好一个开议立宪，万机决于公论的好政府啊。
外交改约的努力一直没有放弃，为了显示日本是个文明的国家，不惜在本来就没钱的背景下，耗费巨资建立“鹿鸣馆”，像西洋外交官们展示吃牛肉，跳西洋舞的日本官员（及夫人），但是在没有成果的同时，暗中积聚军力，为日后谈判强化软硬两手的筹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按部就班的模仿西方，产业链条一口一口的安排人系统研究，陆续建立。商人们在太平洋上四处奔波，推销质差价廉的日本货同时，还不忘替日本贫困家庭解决再就业问题....虽然都是贫困家庭的女子再就业。尽管如此，他们仍旧是日本人，内心深处的“和魂”在燃烧，燃烧的和魂，就是学习西才的原动力。在和魂当中包含的固有成分，受“欧风美雨”的浇灌，茁壮成长。
学习西方...全盘西化...走近代化的康庄大路，这些事情说起来的时候，总是比做起来容易的多。学习什么？什么是西方？如何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学习后达成什么效果？是否有学习的条件？这些都是需要理性和复杂的思考的事物，对19世纪末以后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们来说，是个困难的事情，困难的事情做不到，拜神念咒则很容易，这样就只好继续当群氓了。
就事论事的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也是日本对国际外交关系的准确把握，即使开战正酣的状态，与俄国的外交联络从来没有停止过。后来议和协议，放弃赔款，固然是因为实力不足，加上不能干“狼咬黑熊”这种不符合列强习惯的傻事，同时也有外交，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硝烟未散，日俄这对刚刚打死打胜的冤家，转眼间亲密合作，把美国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驱逐了出去，商业利益由日本全盘接收。把山姆大叔气的七窍生烟。
当然，这种高智商的运动对群氓们还很遥远，就像当惯了奴隶的不能没有奴隶主一样。在日本那里挨了大耳光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把期盼的目光放到了美国人身上，认为美国人是天使。同样，这种现象可以用之前的“留学生”群体的影响做解释，容闳的留美幼童们，加上庚子赔款的留美基金，让很多中国留学生去了美国，受到了美国的教育长大。以杜威那个不成器的弟子，胡某人为例，去了美国后，被安排住在美国中产家庭里面借住，发的助学金还够他雇用两个仆人伺候自己。所以一生都对美国充满一种如同对母亲般感情，怀念母亲怀抱的温暖，这种感情，直接影响到了日后他的治学。“民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幼儿园的孩子都会，就是投票，大家会投票，就是民主了”。很多年后的中国公公知识分子们和JY们，仰望星空，泪流满面“胡学者真是我们不可逾越的高峰啊!”
一战结束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对美国抱有极高的期望，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不失时机的四处瞎忽悠，什么“善后十四条”一类的弄的很多中国人比吸了四公斤海洛因还过瘾：可下好咧，可下碰上好人咧！
连陈独秀都兴高采烈的写到：(大忽悠)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好人。
就是说，这种在国际关系当中被幻想出来的“师生情谊”，被寄托在了美国身上。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是1919年，巴黎和会消息传来，又是一声响亮的大耳光：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权益，转交给日本。由此引发了五四运动的疾风骤雨。
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走向，日本人很奇怪，有些中国人也感到很奇怪。
有日本学者总结：二十世纪太平洋地区，其实只有三个玩家，就是美中日，一般的格局下，这出“三国志”的大戏，一定是其中两个对付一个。如果说世纪初的美日联手对付中国，即门户开放正常，以便让这两个后起的列强可以分一杯羹，那么1905年之后，砝码急剧的倾斜为中美日益走近，即中国“选择”了美国，而“敌视”日本。并且为中国为什么敌视日本而感到委屈，最少是中国超出了实际情况“特别”敌视日本。
同样，当代公公知识分子们其实有个分支，当然准确的来说一直有各种不同的分支，但是把个别人干的傻事放到所有人头上加以批判，也是公公们经常干的事情，现在用在他们身上一段时间其实也没啥。这个派别被称为“告别革命派”，大致这个意思，主要的言论是什么呢？暴力革命，是罪恶，用罪恶消灭罪恶，是更大的罪恶。当然，这批公公们其实是多少有点独立思考复杂问题的能力的，最少有某种程度的自我反省能力。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失败（最少他们概念当中的失败），原因就是暴力因素太多了，一路追溯上去，追溯到了五四运动时代，哎呀呀，怎么能上街聚众打人？还火烧房子？这种暴力示范带坏了小孩子，之后的中国青年们就一路暴力下去了。
同样也可以解释中国近代化不成功的原因，或者说洗清了几代群氓知识分子们的罪责：“我们明明在五四运动前后，在书斋里面都设计好地球怎么转动了，也替1867年的伊藤博文设计好了如何领导明治维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更是被设计的轻松念咒就能完成，结果都被你们这群倒霉孩子，脑残的爱国愤青给搅合了，如果事情不出书斋，我们继续蹲在家里念咒，事情早就成了。”“到了21世纪了，你们这帮爱国贼还在祸害中国，阻挠地球围着我们绕圈，简直罪大恶极”
所以这群公公们，也提出了和之前那个日本学者同样的问题：即五四那批年轻人为什么特别仇恨日本人？在他们眼里，这种仇恨完全是一种没头脑的新义和团，喝多了狼奶。这里提出的证据有两个：第一个是巴黎和会签署的条约，其实对中国很公平（！！？？），为什么愤青们还不满意？其实这个好解释，直到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公公们，愤青们和JY们，其实还不懂啥叫“国际法”，不是那么特别懂“文明世界的秩序”，大多数仍旧将其视为天使之心，或者是魔鬼的欺骗。让当时那么多更加愤青的人理解这种“公平”，是个更加困难的事情。
第二是为什么要特意针对日本人?
就是说，本来山东的权益，已经归属德国人很多年了，现在只是“转交”给了日本人，为什么就闹出这么大的风暴?本来就是不是“你们”的东西，你们干嘛慷慨激昂？留在德国人手里不闹，“转交”给日本人结果闹事？为什么如此特意的针对日本人？
无缘无故的恨，是不存在的。20世纪最初20年留学日本的留学生群体，是个人数众多，在近代史上发挥极大作用的群体，他们在日本感受到的是鄙视，冷漠，嘲讽，潜在的威胁，那么这种感觉和情绪就会被传递，在传递中被放大。最少其中多数人是如此，当然，事情从来无绝对，任何一个群体，都会区分出来左中右，以及啥也不管的酱油党。
尽管多数留学日本的人们对日本观感不佳，但是还是有部分人对日本有好感和崇敬之心。可以想象的是，这种对日的分歧，在大家还是留学生的时代就会浮现，产生分歧，乃至对立。五四运动一夜之间就确认了那三个国贼，这事说实话是有点离谱，我不想替这三个人翻案，毕竟也确实是这三个人掌握对日外交的具体操作。但是如此目标明确的针对，十有八九是新仇旧恨一起算上了，“反正早年你小子就是汉奸胚，这么大的卖国事件你还跑得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存在一种“德国人行，日本人死啦死啦得有”这种气氛，确实很难想象，在那时的中国煽动仇视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的运动。当然，事件因此而发生，并不因此改变对五四运动本身的评价和定义，这是另外的话题。也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原因，毕竟之前的二十一条的时候，已经有过预演，加上日本对华经济的日益加紧渗透，民族资本家们的敌视情绪也要考虑在其中。
当然，五四运动的大爆发，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对日本的“旧恨”，同时也是对美国的“新仇”。日后美国在1949年之后反省“谁丢掉了中国”，也把源头找到了五四，也感到委屈万分“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居然会指向美国，而倾向苏联？”，当然，公公们为此更加撞天钟一样的委屈：愤青简直太没有理智了。
和日本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对世界感到茫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还是把过去中国人际交往的习惯方式，理解为国际交往的准则。而这种基本逻辑，随着民国后新式学堂的进一步普及，已经潜移默化的推广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国际交往当中，其实有些方面还是与个人的交往方式有类似之处，比如说从来也都是一种“你来我往”的互动方式，挨了一耳光之后，也知道那个不是师兄弟了。就是说，这种观感并不仅仅取决于一国的态度，也取决于另外一国的做法，两者的“纠结互动”，最终造成各种出乎当事人意料之外的结果。
这里又有一个特点，普遍而言，新兴的大国，在兴起的过程中，会对某些非列强国家“好上那么一点”，不绝对，但是大致如此。比如德国宰相俾斯麦为什么特意对日本加意照顾，高规格的接待，还亲自传授秘诀。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两国没有地缘政治冲突，日本崛起，在远东大肆动用武力的话，会牵制英法俄等大国的精力；第二是工业化时代，原材料的产地，产品的销售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产品，如果日本在崛起过程中因为感受到了德国的“善意”，那么两国在这方面展开合作，将会对德国极为有利。当然，对日本是否有利，那要看日本方面如何采取行动了。
同样，美国对中国也是有过类似的考虑，因为在中国的市场上，美国是后来户，所以很多时候要表现的比其他老牌列强更好一些，同时也会更加柔和弹性一些。不过这种弹性，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他不完全是一种类似征收性的掠夺（过去国内的历史书对列强的掠夺中国的描述，更加类似一种直接抢的感觉，其实那是西班牙人的做法，英法等二代列强已经相对较少直接抢了，美国作为第三代列强直接抢的做法更少，而是一种经济渗透）。那么为了维持这种软性的“侵略”，新兴列强必然要比老牌列强做事小心谨慎的多，所以美国比英法等国家更热心的在华修建了更多的教会学校，医院，吸收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与中国的金融买办资本维持良好的关系。
必须说的是，美国的做法还是很成功的，几十年后还有大把中国人为此感动的痛哭流涕。当然，如果不是中国方面的这种“互动”出了一些问题，美国会更加成功。
留学幼童，庚子赔款留学生们陆续回国，让国人（最少是掌握话语权的报界和知识分子们）对美国的好感日益增加。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到处宣传的公平正义，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们在日本那里挨了耳光之后，看到了新的希望与寄托。不经意间，由此产生了一个极其美妙的“误会”。就像一个饥寒交迫的穷光蛋，碰到一个慈眉善目的富翁施舍一点钱，马上心里萌发了多余的幻想，以为这个富翁会帮自己发家致富，其实富翁的想法只是说在不影响我的利益的情况下多少帮你一把，免得你狗急跳墙。
这样一种极度期待之后带来的幻想破灭，导致了五四运动引发的民族主义浪潮，最终将部分矛头指向了美国，如果说日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兽的话，那么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五四运动以及引发的“后五四时代”，这种看法不断的在更大范围内普及，最终对中国政治生态造成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最终也左右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事实上，大致理清了在20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对日本，对美国的态度演变，理解20世纪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的另外一个国家，苏联的情况就应该比较清晰了。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美幻梦破灭的背景之下的，也和苏联花费大量力气，人员，精力和资金在中国扩大影响有关；同样，一战后美国也多少开始志得意满，在华的行为与老牌帝国主义的行径越来越像了，变换嘴脸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的专利。
这时苏联的登场（虽然那时还不叫苏联），就显得很应景了。列宁的对华宣言被广泛传播（虽然那篇宣言的实际内容，貌似和中国人理解的并不相同，不过这并不重要，不是么？），而且，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又迎合了另外一种中国国内的背景。
清末到1900年以后，学习西方，是个大势所趋，其实对此关心的朝野上下，对此并无分歧。分歧只是在于，需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过去被归类为保守派，而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里面的很多人，其实并不是反对学习西方，只是反对一些具体的内容，10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部分反对者的尖锐性和深度，今天也少有人能达到类似程度。
但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不是比拼正确性，而是比拼嗓门大小。
最终在中国掌握了话语权，留下痕迹的那批知识分子们，事实上也面临一个双重困境：
一方面要学习他们幻想出来的那些西方，要想知道这种幻想是多么可笑，看下面几个例子就知道了，1900年左右，梁启超四处鼓吹自由平等，理想，人权等（其实都是从当时日本知识阶层那里批发来的），几年后去了一趟美国和加拿大，看了之后发现和自己过去鼓吹时候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回来之后就改为鼓吹“开明专制”，而开明专制的典范就是俄国，结果一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正在就美俄两国模式论战的清流士绅们，才会那样如同打了鸡血一样的到处讲傻话；之后梁启超又去了一次欧洲，碰到当时欧洲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反思，批判一些欧洲启蒙以来的思潮，回来后又改口了，这回改回孔孟之道去了。1918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出版，在欧洲引起轰动，一战后欧洲思想界反思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结果很多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名人，认为这书对他们自己鼓吹的“西方幻象”之传播没有好处，故意弃之不理，一直到1986年才在台湾出版了第一套全译本。也难怪正宗美国留学毕业生组成的学衡派痛批新文化派是“知之甚浅，所取尤谬”。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无法摆脱的“师生情节”，鼓吹学习西方的人们，以西方为师，但是这个老师，却总是侵略欺辱学生，这在大范围内的，引起一种新的幻灭感。“坏蛋是不可能被当做老师的”，这时，马列主义的传入，就符合这两种需求了：一方面对当时的国人来说，这是正宗的西方舶来品（虽然当代的公公知识分子们不同意，把俄国从“西方”开除了出去，被公公们开除的名单还有法国和德国，比利时从来就没有被看上眼过，算来算去，就剩英美两国独自还算西方了）；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新的“西方幻象”又在批判那个“坏蛋西方”。
从那之后，其实老欧洲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日渐消退了分量，占据主要角色的，就是日本，美国和苏联。日本是禽兽，基本上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改变，后来有些松动，但是未来会否改变，还不清楚，这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人。那么美苏两国的形象就如同京剧形象一样了：俄国是马戏团，但是究竟是马戏团里面那头可怕的黑熊？还是憨厚的老大哥？美国肯定是鸟人，问题是背后的翅膀是白色的羽翼，还是黑色的蝙蝠翼？为这些问题在中国引发的口水，收集起来都能解决西部干旱问题了。
苏联的情况复杂一些，对苏联的观感除了中国知识分子们自己的取向外（其实这种取向在当时实际作用不大），相对主要的还是苏联方面为了影响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积极的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和参与。如：组建中共，25年支持南方广东政府北伐，37年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等等等等。
当代公公知识分子们和JY们对此深恶痛绝，觉得这是妨碍地球围绕他们转的最大原因。苏共自己培养的28个布尔什维克们最终在中共内部失势，以毛泽东为首脑，邓小平为干将的中共党内“民族派”最终获得了胜利（根据共产国际内部资料，中国内部的国际派与民族派的斗争都一直异常激烈，早在苏区时代就是如此）。那么之后如何评价与叙述苏共的关系，是一个困难而且敏感的问题。60年代中苏决裂，邓小平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后来70年代末他复出的时候，苏联决策层的智囊团们脑袋都大了“又得和这个人打交道了”。
事实上，60年代中苏的分裂，或许心结和怨恨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埋下了。一个基本的，而又被长期忽视的史实是：国民党作为中共常年生死搏杀的对手，先后两次从苏联这个中共的老大哥手里，得到的援助要多上很多倍。延安时代有句流行的笑话：银子（武器）给了资产阶级，报纸（白条）给了无产阶级。
正确评价，不，甚至说客观阐述20世纪当中，外国因素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都是一件困难，乃至风险很大的问题（例如本人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就被视为美国的香蕉，日本的哈依，苏联的黄俄等等，当然类似的外号清单还会延续下去）。人们都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立场，需要来对史料进行裁剪。
我大致借用王康先生的一个说法吧：二十世纪上半页，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剧目的道具，台词，演员，剧目脚本都已经在东京，华盛顿和莫斯科写好。二十世纪后半页，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国，毕竟不会永远甘心做别人的傀儡，或许会继续上演他人安排好的剧目，但是奏乐的指挥棒，只能由北京来挥舞。
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的对外交流问题，就可以回头来看，为什么说2009年是个重要的转折年头了。2008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2009年持续燃烧，经过多年埋头努力种田做工吵架喷口水的中国人突然抬头，竟然发现世界变了人间。整个世界带着惊疑和恐惧，讨论着一个新的世界主导性力量，G2，“中美共治时代”，是否来临了。
其实最早这个话题由部分美国政治研究学者们提出，但是反应最强烈的是老欧洲，之后某种程度上被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关于此事的细节与前因后果这里不去具体说他，说说中国方面的反应。
就像满世界的都被广泛传播的“中国威胁论”一样，中国人是最后知道这事的。莫名其妙的（最少普遍自己认为如此）就成了别人的威胁，然后又莫名其妙的成了别人的“管制者”。所以整体而言，除了莫名其妙外，不同的中国人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局面：
A：靠，这是美国人在卖拐，要欺骗我们了；
B：靠，就中国还参与共治，YY吧！
C：靠，还是先把自己这事弄好吧，别去买通外国人来欺骗中国人！
D：嗯嗯，邪恶帝国统治论，这个我爱听。
....................
事实上，中美共治论的产生，就当下而言，对中国最大的意义在于：115年以来，中国第一次有了一个机会，全面性的审视一个“新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和印象当中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1895年之前，大多数中国人对外国的看法是无视，鄙视，藐视和轻视；1895之后，渐渐形成了重视，仰视，仇视。
2010开始，我们第一次可以正视，平视，审视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和我们印象当中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如此的陌生，陌生当中又如此的熟悉。我们终于可以跟着19世纪伟大的东方哲学家，炼铁爱好者岛津齐杉一起说一句：“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原来如此，也仅仅如此。
20世纪中国人最主要的一个焦虑，就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对比当中产生的。对比发现差异，差异引发紧迫感，紧迫感导致焦虑。而这种大范围的焦虑，则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等一系列事件造成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这种差异，一夜之间，减少了，淡化了。
公公们较少折腾了，开始哭天抹泪的讲述民企在过去三十年的重要性，而不是讲过去三十年的成绩都是自由派的功劳了。当然，自认屁民的运动展开的如火如荼，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历史惯性造成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则让中美更加相似了，毕竟美国也一直都有大把的民粹与反智分子。
同样，愤青们也不喊“核平美国”了，倒是开始得意洋洋的说：堂堂中华要让四方来朝贺。
整体而言，因为外部环境的“刺激性”在降低，所以与外部比较而产生的差异性减小，造成的极端情绪自然而然在降低，这是好事。
第二是为什么要特意针对日本人?
就是说，本来山东的权益，已经归属德国人很多年了，现在只是“转交”给了日本人，为什么就闹出这么大的风暴?本来就是不是“你们”的东西，你们干嘛慷慨激昂？留在德国人手里不闹，“转交”给日本人结果闹事？为什么如此特意的针对日本人？
无缘无故的恨，是不存在的。20世纪最初20年留学日本的留学生群体，是个人数众多，在近代史上发挥极大作用的群体，他们在日本感受到的是鄙视，冷漠，嘲讽，潜在的威胁，那么这种感觉和情绪就会被传递，在传递中被放大。最少其中多数人是如此，当然，事情从来无绝对，任何一个群体，都会区分出来左中右，以及啥也不管的酱油党。
尽管多数留学日本的人们对日本观感不佳，但是还是有部分人对日本有好感和崇敬之心。可以想象的是，这种对日的分歧，在大家还是留学生的时代就会浮现，产生分歧，乃至对立。五四运动一夜之间就确认了那三个国贼，这事说实话是有点离谱，我不想替这三个人翻案，毕竟也确实是这三个人掌握对日外交的具体操作。但是如此目标明确的针对，十有八九是新仇旧恨一起算上了，“反正早年你小子就是汉奸胚，这么大的卖国事件你还跑得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存在一种“德国人行，日本人死啦死啦得有”这种气氛，确实很难想象，在那时的中国煽动仇视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的运动。当然，事件因此而发生，并不因此改变对五四运动本身的评价和定义，这是另外的话题。也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原因，毕竟之前的二十一条的时候，已经有过预演，加上日本对华经济的日益加紧渗透，民族资本家们的敌视情绪也要考虑在其中。
当然，五四运动的大爆发，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对日本的“旧恨”，同时也是对美国的“新仇”。日后美国在1949年之后反省“谁丢掉了中国”，也把源头找到了五四，也感到委屈万分“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居然会指向美国，而倾向苏联？”，当然，公公们为此更加撞天钟一样的委屈：愤青简直太没有理智了。
和日本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对世界感到茫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还是把过去中国人际交往的习惯方式，理解为国际交往的准则。而这种基本逻辑，随着民国后新式学堂的进一步普及，已经潜移默化的推广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国际交往当中，其实有些方面还是与个人的交往方式有类似之处，比如说从来也都是一种“你来我往”的互动方式，挨了一耳光之后，也知道那个不是师兄弟了。就是说，这种观感并不仅仅取决于一国的态度，也取决于另外一国的做法，两者的“纠结互动”，最终造成各种出乎当事人意料之外的结果。
这里又有一个特点，普遍而言，新兴的大国，在兴起的过程中，会对某些非列强国家“好上那么一点”，不绝对，但是大致如此。比如德国宰相俾斯麦为什么特意对日本加意照顾，高规格的接待，还亲自传授秘诀。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两国没有地缘政治冲突，日本崛起，在远东大肆动用武力的话，会牵制英法俄等大国的精力；第二是工业化时代，原材料的产地，产品的销售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产品，如果日本在崛起过程中因为感受到了德国的“善意”，那么两国在这方面展开合作，将会对德国极为有利。当然，对日本是否有利，那要看日本方面如何采取行动了。
同样，美国对中国也是有过类似的考虑，因为在中国的市场上，美国是后来户，所以很多时候要表现的比其他老牌列强更好一些，同时也会更加柔和弹性一些。不过这种弹性，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他不完全是一种类似征收性的掠夺（过去国内的历史书对列强的掠夺中国的描述，更加类似一种直接抢的感觉，其实那是西班牙人的做法，英法等二代列强已经相对较少直接抢了，美国作为第三代列强直接抢的做法更少，而是一种经济渗透）。那么为了维持这种软性的“侵略”，新兴列强必然要比老牌列强做事小心谨慎的多，所以美国比英法等国家更热心的在华修建了更多的教会学校，医院，吸收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与中国的金融买办资本维持良好的关系。
必须说的是，美国的做法还是很成功的，几十年后还有大把中国人为此感动的痛哭流涕。当然，如果不是中国方面的这种“互动”出了一些问题，美国会更加成功。
留学幼童，庚子赔款留学生们陆续回国，让国人（最少是掌握话语权的报界和知识分子们）对美国的好感日益增加。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到处宣传的公平正义，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们在日本那里挨了耳光之后，看到了新的希望与寄托。不经意间，由此产生了一个极其美妙的“误会”。就像一个饥寒交迫的穷光蛋，碰到一个慈眉善目的富翁施舍一点钱，马上心里萌发了多余的幻想，以为这个富翁会帮自己发家致富，其实富翁的想法只是说在不影响我的利益的情况下多少帮你一把，免得你狗急跳墙。
这样一种极度期待之后带来的幻想破灭，导致了五四运动引发的民族主义浪潮，最终将部分矛头指向了美国，如果说日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兽的话，那么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五四运动以及引发的“后五四时代”，这种看法不断的在更大范围内普及，最终对中国政治生态造成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最终也左右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事实上，大致理清了在20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对日本，对美国的态度演变，理解20世纪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的另外一个国家，苏联的情况就应该比较清晰了。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美幻梦破灭的背景之下的，也和苏联花费大量力气，人员，精力和资金在中国扩大影响有关；同样，一战后美国也多少开始志得意满，在华的行为与老牌帝国主义的行径越来越像了，变换嘴脸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的专利。
这时苏联的登场（虽然那时还不叫苏联），就显得很应景了。列宁的对华宣言被广泛传播（虽然那篇宣言的实际内容，貌似和中国人理解的并不相同，不过这并不重要，不是么？），而且，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又迎合了另外一种中国国内的背景。
清末到1900年以后，学习西方，是个大势所趋，其实对此关心的朝野上下，对此并无分歧。分歧只是在于，需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过去被归类为保守派，而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里面的很多人，其实并不是反对学习西方，只是反对一些具体的内容，10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部分反对者的尖锐性和深度，今天也少有人能达到类似程度。
但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不是比拼正确性，而是比拼嗓门大小。
最终在中国掌握了话语权，留下痕迹的那批知识分子们，事实上也面临一个双重困境：
一方面要学习他们幻想出来的那些西方，要想知道这种幻想是多么可笑，看下面几个例子就知道了，1900年左右，梁启超四处鼓吹自由平等，理想，人权等（其实都是从当时日本知识阶层那里批发来的），几年后去了一趟美国和加拿大，看了之后发现和自己过去鼓吹时候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回来之后就改为鼓吹“开明专制”，而开明专制的典范就是俄国，结果一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正在就美俄两国模式论战的清流士绅们，才会那样如同打了鸡血一样的到处讲傻话；之后梁启超又去了一次欧洲，碰到当时欧洲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反思，批判一些欧洲启蒙以来的思潮，回来后又改口了，这回改回孔孟之道去了。1918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出版，在欧洲引起轰动，一战后欧洲思想界反思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结果很多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名人，认为这书对他们自己鼓吹的“西方幻象”之传播没有好处，故意弃之不理，一直到1986年才在台湾出版了第一套全译本。也难怪正宗美国留学毕业生组成的学衡派痛批新文化派是“知之甚浅，所取尤谬”。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无法摆脱的“师生情节”，鼓吹学习西方的人们，以西方为师，但是这个老师，却总是侵略欺辱学生，这在大范围内的，引起一种新的幻灭感。“坏蛋是不可能被当做老师的”，这时，马列主义的传入，就符合这两种需求了：一方面对当时的国人来说，这是正宗的西方舶来品（虽然当代的公公知识分子们不同意，把俄国从“西方”开除了出去，被公公们开除的名单还有法国和德国，比利时从来就没有被看上眼过，算来算去，就剩英美两国独自还算西方了）；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新的“西方幻象”又在批判那个“坏蛋西方”。
从那之后，其实老欧洲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日渐消退了分量，占据主要角色的，就是日本，美国和苏联。日本是禽兽，基本上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改变，后来有些松动，但是未来会否改变，还不清楚，这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人。那么美苏两国的形象就如同京剧形象一样了：俄国是马戏团，但是究竟是马戏团里面那头可怕的黑熊？还是憨厚的老大哥？美国肯定是鸟人，问题是背后的翅膀是白色的羽翼，还是黑色的蝙蝠翼？为这些问题在中国引发的口水，收集起来都能解决西部干旱问题了。
苏联的情况复杂一些，对苏联的观感除了中国知识分子们自己的取向外（其实这种取向在当时实际作用不大），相对主要的还是苏联方面为了影响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积极的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和参与。如：组建中共，25年支持南方广东政府北伐，37年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等等等等。
当代公公知识分子们和JY们对此深恶痛绝，觉得这是妨碍地球围绕他们转的最大原因。苏共自己培养的28个布尔什维克们最终在中共内部失势，以毛泽东为首脑，邓小平为干将的中共党内“民族派”最终获得了胜利（根据共产国际内部资料，中国内部的国际派与民族派的斗争都一直异常激烈，早在苏区时代就是如此）。那么之后如何评价与叙述苏共的关系，是一个困难而且敏感的问题。60年代中苏决裂，邓小平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后来70年代末他复出的时候，苏联决策层的智囊团们脑袋都大了“又得和这个人打交道了”。
事实上，60年代中苏的分裂，或许心结和怨恨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埋下了。一个基本的，而又被长期忽视的史实是：国民党作为中共常年生死搏杀的对手，先后两次从苏联这个中共的老大哥手里，得到的援助要多上很多倍。延安时代有句流行的笑话：银子（武器）给了资产阶级，报纸（白条）给了无产阶级。
正确评价，不，甚至说客观阐述20世纪当中，外国因素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都是一件困难，乃至风险很大的问题（例如本人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就被视为美国的香蕉，日本的哈依，苏联的黄俄等等，当然类似的外号清单还会延续下去）。人们都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立场，需要来对史料进行裁剪。
我大致借用王康先生的一个说法吧：二十世纪上半页，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剧目的道具，台词，演员，剧目脚本都已经在东京，华盛顿和莫斯科写好。二十世纪后半页，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国，毕竟不会永远甘心做别人的傀儡，或许会继续上演他人安排好的剧目，但是奏乐的指挥棒，只能由北京来挥舞。
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的对外交流问题，就可以回头来看，为什么说2009年是个重要的转折年头了。2008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2009年持续燃烧，经过多年埋头努力种田做工吵架喷口水的中国人突然抬头，竟然发现世界变了人间。整个世界带着惊疑和恐惧，讨论着一个新的世界主导性力量，G2，“中美共治时代”，是否来临了。
其实最早这个话题由部分美国政治研究学者们提出，但是反应最强烈的是老欧洲，之后某种程度上被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关于此事的细节与前因后果这里不去具体说他，说说中国方面的反应。
就像满世界的都被广泛传播的“中国威胁论”一样，中国人是最后知道这事的。莫名其妙的（最少普遍自己认为如此）就成了别人的威胁，然后又莫名其妙的成了别人的“管制者”。所以整体而言，除了莫名其妙外，不同的中国人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局面：
A：靠，这是美国人在卖拐，要欺骗我们了；
B：靠，就中国还参与共治，YY吧！
C：靠，还是先把自己这事弄好吧，别去买通外国人来欺骗中国人！
D：嗯嗯，邪恶帝国统治论，这个我爱听。
....................
事实上，中美共治论的产生，就当下而言，对中国最大的意义在于：115年以来，中国第一次有了一个机会，全面性的审视一个“新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和印象当中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1895年之前，大多数中国人对外国的看法是无视，鄙视，藐视和轻视；1895之后，渐渐形成了重视，仰视，仇视。
2010开始，我们第一次可以正视，平视，审视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和我们印象当中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如此的陌生，陌生当中又如此的熟悉。我们终于可以跟着19世纪伟大的东方哲学家，炼铁爱好者岛津齐杉一起说一句：“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原来如此，也仅仅如此。
20世纪中国人最主要的一个焦虑，就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对比当中产生的。对比发现差异，差异引发紧迫感，紧迫感导致焦虑。而这种大范围的焦虑，则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等一系列事件造成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这种差异，一夜之间，减少了，淡化了。
公公们较少折腾了，开始哭天抹泪的讲述民企在过去三十年的重要性，而不是讲过去三十年的成绩都是自由派的功劳了。当然，自认屁民的运动展开的如火如荼，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历史惯性造成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则让中美更加相似了，毕竟美国也一直都有大把的民粹与反智分子。
同样，愤青们也不喊“核平美国”了，倒是开始得意洋洋的说：堂堂中华要让四方来朝贺。
整体而言，因为外部环境的“刺激性”在降低，所以与外部比较而产生的差异性减小，造成的极端情绪自然而然在降低，这是好事。
所以这群公公们，也提出了和之前那个日本学者同样的问题：即五四那批年轻人为什么特别仇恨日本人？在他们眼里，这种仇恨完全是一种没头脑的新义和团，喝多了狼奶。这里提出的证据有两个：第一个是巴黎和会签署的条约，其实对中国很公平（！！？？），为什么愤青们还不满意？其实这个好解释，直到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公公们，愤青们和JY们，其实还不懂啥叫“国际法”，不是那么特别懂“文明世界的秩序”，大多数仍旧将其视为天使之心，或者是魔鬼的欺骗。让当时那么多更加愤青的人理解这种“公平”，是个更加困难的事情。
第二是为什么要特意针对日本人?
就是说，本来山东的权益，已经归属德国人很多年了，现在只是“转交”给了日本人，为什么就闹出这么大的风暴?本来就是不是“你们”的东西，你们干嘛慷慨激昂？留在德国人手里不闹，“转交”给日本人结果闹事？为什么如此特意的针对日本人？
无缘无故的恨，是不存在的。20世纪最初20年留学日本的留学生群体，是个人数众多，在近代史上发挥极大作用的群体，他们在日本感受到的是鄙视，冷漠，嘲讽，潜在的威胁，那么这种感觉和情绪就会被传递，在传递中被放大。最少其中多数人是如此，当然，事情从来无绝对，任何一个群体，都会区分出来左中右，以及啥也不管的酱油党。
尽管多数留学日本的人们对日本观感不佳，但是还是有部分人对日本有好感和崇敬之心。可以想象的是，这种对日的分歧，在大家还是留学生的时代就会浮现，产生分歧，乃至对立。五四运动一夜之间就确认了那三个国贼，这事说实话是有点离谱，我不想替这三个人翻案，毕竟也确实是这三个人掌握对日外交的具体操作。但是如此目标明确的针对，十有八九是新仇旧恨一起算上了，“反正早年你小子就是汉奸胚，这么大的卖国事件你还跑得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存在一种“德国人行，日本人死啦死啦得有”这种气氛，确实很难想象，在那时的中国煽动仇视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的运动。当然，事件因此而发生，并不因此改变对五四运动本身的评价和定义，这是另外的话题。也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原因，毕竟之前的二十一条的时候，已经有过预演，加上日本对华经济的日益加紧渗透，民族资本家们的敌视情绪也要考虑在其中。
当然，五四运动的大爆发，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对日本的“旧恨”，同时也是对美国的“新仇”。日后美国在1949年之后反省“谁丢掉了中国”，也把源头找到了五四，也感到委屈万分“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居然会指向美国，而倾向苏联？”，当然，公公们为此更加撞天钟一样的委屈：愤青简直太没有理智了。
和日本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对世界感到茫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还是把过去中国人际交往的习惯方式，理解为国际交往的准则。而这种基本逻辑，随着民国后新式学堂的进一步普及，已经潜移默化的推广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国际交往当中，其实有些方面还是与个人的交往方式有类似之处，比如说从来也都是一种“你来我往”的互动方式，挨了一耳光之后，也知道那个不是师兄弟了。就是说，这种观感并不仅仅取决于一国的态度，也取决于另外一国的做法，两者的“纠结互动”，最终造成各种出乎当事人意料之外的结果。
这里又有一个特点，普遍而言，新兴的大国，在兴起的过程中，会对某些非列强国家“好上那么一点”，不绝对，但是大致如此。比如德国宰相俾斯麦为什么特意对日本加意照顾，高规格的接待，还亲自传授秘诀。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两国没有地缘政治冲突，日本崛起，在远东大肆动用武力的话，会牵制英法俄等大国的精力；第二是工业化时代，原材料的产地，产品的销售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产品，如果日本在崛起过程中因为感受到了德国的“善意”，那么两国在这方面展开合作，将会对德国极为有利。当然，对日本是否有利，那要看日本方面如何采取行动了。
同样，美国对中国也是有过类似的考虑，因为在中国的市场上，美国是后来户，所以很多时候要表现的比其他老牌列强更好一些，同时也会更加柔和弹性一些。不过这种弹性，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他不完全是一种类似征收性的掠夺（过去国内的历史书对列强的掠夺中国的描述，更加类似一种直接抢的感觉，其实那是西班牙人的做法，英法等二代列强已经相对较少直接抢了，美国作为第三代列强直接抢的做法更少，而是一种经济渗透）。那么为了维持这种软性的“侵略”，新兴列强必然要比老牌列强做事小心谨慎的多，所以美国比英法等国家更热心的在华修建了更多的教会学校，医院，吸收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与中国的金融买办资本维持良好的关系。
必须说的是，美国的做法还是很成功的，几十年后还有大把中国人为此感动的痛哭流涕。当然，如果不是中国方面的这种“互动”出了一些问题，美国会更加成功。
留学幼童，庚子赔款留学生们陆续回国，让国人（最少是掌握话语权的报界和知识分子们）对美国的好感日益增加。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到处宣传的公平正义，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们在日本那里挨了耳光之后，看到了新的希望与寄托。不经意间，由此产生了一个极其美妙的“误会”。就像一个饥寒交迫的穷光蛋，碰到一个慈眉善目的富翁施舍一点钱，马上心里萌发了多余的幻想，以为这个富翁会帮自己发家致富，其实富翁的想法只是说在不影响我的利益的情况下多少帮你一把，免得你狗急跳墙。
这样一种极度期待之后带来的幻想破灭，导致了五四运动引发的民族主义浪潮，最终将部分矛头指向了美国，如果说日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兽的话，那么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五四运动以及引发的“后五四时代”，这种看法不断的在更大范围内普及，最终对中国政治生态造成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最终也左右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事实上，大致理清了在20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对日本，对美国的态度演变，理解20世纪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的另外一个国家，苏联的情况就应该比较清晰了。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美幻梦破灭的背景之下的，也和苏联花费大量力气，人员，精力和资金在中国扩大影响有关；同样，一战后美国也多少开始志得意满，在华的行为与老牌帝国主义的行径越来越像了，变换嘴脸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的专利。
这时苏联的登场（虽然那时还不叫苏联），就显得很应景了。列宁的对华宣言被广泛传播（虽然那篇宣言的实际内容，貌似和中国人理解的并不相同，不过这并不重要，不是么？），而且，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又迎合了另外一种中国国内的背景。
清末到1900年以后，学习西方，是个大势所趋，其实对此关心的朝野上下，对此并无分歧。分歧只是在于，需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过去被归类为保守派，而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里面的很多人，其实并不是反对学习西方，只是反对一些具体的内容，10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部分反对者的尖锐性和深度，今天也少有人能达到类似程度。
但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不是比拼正确性，而是比拼嗓门大小。
最终在中国掌握了话语权，留下痕迹的那批知识分子们，事实上也面临一个双重困境：
一方面要学习他们幻想出来的那些西方，要想知道这种幻想是多么可笑，看下面几个例子就知道了，1900年左右，梁启超四处鼓吹自由平等，理想，人权等（其实都是从当时日本知识阶层那里批发来的），几年后去了一趟美国和加拿大，看了之后发现和自己过去鼓吹时候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回来之后就改为鼓吹“开明专制”，而开明专制的典范就是俄国，结果一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正在就美俄两国模式论战的清流士绅们，才会那样如同打了鸡血一样的到处讲傻话；之后梁启超又去了一次欧洲，碰到当时欧洲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反思，批判一些欧洲启蒙以来的思潮，回来后又改口了，这回改回孔孟之道去了。1918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出版，在欧洲引起轰动，一战后欧洲思想界反思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结果很多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名人，认为这书对他们自己鼓吹的“西方幻象”之传播没有好处，故意弃之不理，一直到1986年才在台湾出版了第一套全译本。也难怪正宗美国留学毕业生组成的学衡派痛批新文化派是“知之甚浅，所取尤谬”。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无法摆脱的“师生情节”，鼓吹学习西方的人们，以西方为师，但是这个老师，却总是侵略欺辱学生，这在大范围内的，引起一种新的幻灭感。“坏蛋是不可能被当做老师的”，这时，马列主义的传入，就符合这两种需求了：一方面对当时的国人来说，这是正宗的西方舶来品（虽然当代的公公知识分子们不同意，把俄国从“西方”开除了出去，被公公们开除的名单还有法国和德国，比利时从来就没有被看上眼过，算来算去，就剩英美两国独自还算西方了）；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新的“西方幻象”又在批判那个“坏蛋西方”。
从那之后，其实老欧洲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日渐消退了分量，占据主要角色的，就是日本，美国和苏联。日本是禽兽，基本上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改变，后来有些松动，但是未来会否改变，还不清楚，这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人。那么美苏两国的形象就如同京剧形象一样了：俄国是马戏团，但是究竟是马戏团里面那头可怕的黑熊？还是憨厚的老大哥？美国肯定是鸟人，问题是背后的翅膀是白色的羽翼，还是黑色的蝙蝠翼？为这些问题在中国引发的口水，收集起来都能解决西部干旱问题了。
苏联的情况复杂一些，对苏联的观感除了中国知识分子们自己的取向外（其实这种取向在当时实际作用不大），相对主要的还是苏联方面为了影响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积极的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和参与。如：组建中共，25年支持南方广东政府北伐，37年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等等等等。
当代公公知识分子们和JY们对此深恶痛绝，觉得这是妨碍地球围绕他们转的最大原因。苏共自己培养的28个布尔什维克们最终在中共内部失势，以毛泽东为首脑，邓小平为干将的中共党内“民族派”最终获得了胜利（根据共产国际内部资料，中国内部的国际派与民族派的斗争都一直异常激烈，早在苏区时代就是如此）。那么之后如何评价与叙述苏共的关系，是一个困难而且敏感的问题。60年代中苏决裂，邓小平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后来70年代末他复出的时候，苏联决策层的智囊团们脑袋都大了“又得和这个人打交道了”。
事实上，60年代中苏的分裂，或许心结和怨恨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埋下了。一个基本的，而又被长期忽视的史实是：国民党作为中共常年生死搏杀的对手，先后两次从苏联这个中共的老大哥手里，得到的援助要多上很多倍。延安时代有句流行的笑话：银子（武器）给了资产阶级，报纸（白条）给了无产阶级。
正确评价，不，甚至说客观阐述20世纪当中，外国因素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都是一件困难，乃至风险很大的问题（例如本人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就被视为美国的香蕉，日本的哈依，苏联的黄俄等等，当然类似的外号清单还会延续下去）。人们都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立场，需要来对史料进行裁剪。
我大致借用王康先生的一个说法吧：二十世纪上半页，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剧目的道具，台词，演员，剧目脚本都已经在东京，华盛顿和莫斯科写好。二十世纪后半页，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国，毕竟不会永远甘心做别人的傀儡，或许会继续上演他人安排好的剧目，但是奏乐的指挥棒，只能由北京来挥舞。
第二是为什么要特意针对日本人?
就是说，本来山东的权益，已经归属德国人很多年了，现在只是“转交”给了日本人，为什么就闹出这么大的风暴?本来就是不是“你们”的东西，你们干嘛慷慨激昂？留在德国人手里不闹，“转交”给日本人结果闹事？为什么如此特意的针对日本人？
无缘无故的恨，是不存在的。20世纪最初20年留学日本的留学生群体，是个人数众多，在近代史上发挥极大作用的群体，他们在日本感受到的是鄙视，冷漠，嘲讽，潜在的威胁，那么这种感觉和情绪就会被传递，在传递中被放大。最少其中多数人是如此，当然，事情从来无绝对，任何一个群体，都会区分出来左中右，以及啥也不管的酱油党。
尽管多数留学日本的人们对日本观感不佳，但是还是有部分人对日本有好感和崇敬之心。可以想象的是，这种对日的分歧，在大家还是留学生的时代就会浮现，产生分歧，乃至对立。五四运动一夜之间就确认了那三个国贼，这事说实话是有点离谱，我不想替这三个人翻案，毕竟也确实是这三个人掌握对日外交的具体操作。但是如此目标明确的针对，十有八九是新仇旧恨一起算上了，“反正早年你小子就是汉奸胚，这么大的卖国事件你还跑得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存在一种“德国人行，日本人死啦死啦得有”这种气氛，确实很难想象，在那时的中国煽动仇视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的运动。当然，事件因此而发生，并不因此改变对五四运动本身的评价和定义，这是另外的话题。也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原因，毕竟之前的二十一条的时候，已经有过预演，加上日本对华经济的日益加紧渗透，民族资本家们的敌视情绪也要考虑在其中。
当然，五四运动的大爆发，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对日本的“旧恨”，同时也是对美国的“新仇”。日后美国在1949年之后反省“谁丢掉了中国”，也把源头找到了五四，也感到委屈万分“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居然会指向美国，而倾向苏联？”，当然，公公们为此更加撞天钟一样的委屈：愤青简直太没有理智了。
和日本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对世界感到茫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还是把过去中国人际交往的习惯方式，理解为国际交往的准则。而这种基本逻辑，随着民国后新式学堂的进一步普及，已经潜移默化的推广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国际交往当中，其实有些方面还是与个人的交往方式有类似之处，比如说从来也都是一种“你来我往”的互动方式，挨了一耳光之后，也知道那个不是师兄弟了。就是说，这种观感并不仅仅取决于一国的态度，也取决于另外一国的做法，两者的“纠结互动”，最终造成各种出乎当事人意料之外的结果。
这里又有一个特点，普遍而言，新兴的大国，在兴起的过程中，会对某些非列强国家“好上那么一点”，不绝对，但是大致如此。比如德国宰相俾斯麦为什么特意对日本加意照顾，高规格的接待，还亲自传授秘诀。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两国没有地缘政治冲突，日本崛起，在远东大肆动用武力的话，会牵制英法俄等大国的精力；第二是工业化时代，原材料的产地，产品的销售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产品，如果日本在崛起过程中因为感受到了德国的“善意”，那么两国在这方面展开合作，将会对德国极为有利。当然，对日本是否有利，那要看日本方面如何采取行动了。
同样，美国对中国也是有过类似的考虑，因为在中国的市场上，美国是后来户，所以很多时候要表现的比其他老牌列强更好一些，同时也会更加柔和弹性一些。不过这种弹性，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他不完全是一种类似征收性的掠夺（过去国内的历史书对列强的掠夺中国的描述，更加类似一种直接抢的感觉，其实那是西班牙人的做法，英法等二代列强已经相对较少直接抢了，美国作为第三代列强直接抢的做法更少，而是一种经济渗透）。那么为了维持这种软性的“侵略”，新兴列强必然要比老牌列强做事小心谨慎的多，所以美国比英法等国家更热心的在华修建了更多的教会学校，医院，吸收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与中国的金融买办资本维持良好的关系。
必须说的是，美国的做法还是很成功的，几十年后还有大把中国人为此感动的痛哭流涕。当然，如果不是中国方面的这种“互动”出了一些问题，美国会更加成功。
留学幼童，庚子赔款留学生们陆续回国，让国人（最少是掌握话语权的报界和知识分子们）对美国的好感日益增加。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到处宣传的公平正义，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们在日本那里挨了耳光之后，看到了新的希望与寄托。不经意间，由此产生了一个极其美妙的“误会”。就像一个饥寒交迫的穷光蛋，碰到一个慈眉善目的富翁施舍一点钱，马上心里萌发了多余的幻想，以为这个富翁会帮自己发家致富，其实富翁的想法只是说在不影响我的利益的情况下多少帮你一把，免得你狗急跳墙。
这样一种极度期待之后带来的幻想破灭，导致了五四运动引发的民族主义浪潮，最终将部分矛头指向了美国，如果说日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兽的话，那么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五四运动以及引发的“后五四时代”，这种看法不断的在更大范围内普及，最终对中国政治生态造成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最终也左右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事实上，大致理清了在20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对日本，对美国的态度演变，理解20世纪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的另外一个国家，苏联的情况就应该比较清晰了。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美幻梦破灭的背景之下的，也和苏联花费大量力气，人员，精力和资金在中国扩大影响有关；同样，一战后美国也多少开始志得意满，在华的行为与老牌帝国主义的行径越来越像了，变换嘴脸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的专利。
这时苏联的登场（虽然那时还不叫苏联），就显得很应景了。列宁的对华宣言被广泛传播（虽然那篇宣言的实际内容，貌似和中国人理解的并不相同，不过这并不重要，不是么？），而且，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又迎合了另外一种中国国内的背景。
清末到1900年以后，学习西方，是个大势所趋，其实对此关心的朝野上下，对此并无分歧。分歧只是在于，需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过去被归类为保守派，而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里面的很多人，其实并不是反对学习西方，只是反对一些具体的内容，10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部分反对者的尖锐性和深度，今天也少有人能达到类似程度。
但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不是比拼正确性，而是比拼嗓门大小。
最终在中国掌握了话语权，留下痕迹的那批知识分子们，事实上也面临一个双重困境：
一方面要学习他们幻想出来的那些西方，要想知道这种幻想是多么可笑，看下面几个例子就知道了，1900年左右，梁启超四处鼓吹自由平等，理想，人权等（其实都是从当时日本知识阶层那里批发来的），几年后去了一趟美国和加拿大，看了之后发现和自己过去鼓吹时候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回来之后就改为鼓吹“开明专制”，而开明专制的典范就是俄国，结果一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正在就美俄两国模式论战的清流士绅们，才会那样如同打了鸡血一样的到处讲傻话；之后梁启超又去了一次欧洲，碰到当时欧洲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反思，批判一些欧洲启蒙以来的思潮，回来后又改口了，这回改回孔孟之道去了。1918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出版，在欧洲引起轰动，一战后欧洲思想界反思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结果很多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名人，认为这书对他们自己鼓吹的“西方幻象”之传播没有好处，故意弃之不理，一直到1986年才在台湾出版了第一套全译本。也难怪正宗美国留学毕业生组成的学衡派痛批新文化派是“知之甚浅，所取尤谬”。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无法摆脱的“师生情节”，鼓吹学习西方的人们，以西方为师，但是这个老师，却总是侵略欺辱学生，这在大范围内的，引起一种新的幻灭感。“坏蛋是不可能被当做老师的”，这时，马列主义的传入，就符合这两种需求了：一方面对当时的国人来说，这是正宗的西方舶来品（虽然当代的公公知识分子们不同意，把俄国从“西方”开除了出去，被公公们开除的名单还有法国和德国，比利时从来就没有被看上眼过，算来算去，就剩英美两国独自还算西方了）；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新的“西方幻象”又在批判那个“坏蛋西方”。
从那之后，其实老欧洲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日渐消退了分量，占据主要角色的，就是日本，美国和苏联。日本是禽兽，基本上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改变，后来有些松动，但是未来会否改变，还不清楚，这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人。那么美苏两国的形象就如同京剧形象一样了：俄国是马戏团，但是究竟是马戏团里面那头可怕的黑熊？还是憨厚的老大哥？美国肯定是鸟人，问题是背后的翅膀是白色的羽翼，还是黑色的蝙蝠翼？为这些问题在中国引发的口水，收集起来都能解决西部干旱问题了。
苏联的情况复杂一些，对苏联的观感除了中国知识分子们自己的取向外（其实这种取向在当时实际作用不大），相对主要的还是苏联方面为了影响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积极的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和参与。如：组建中共，25年支持南方广东政府北伐，37年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等等等等。
当代公公知识分子们和JY们对此深恶痛绝，觉得这是妨碍地球围绕他们转的最大原因。苏共自己培养的28个布尔什维克们最终在中共内部失势，以毛泽东为首脑，邓小平为干将的中共党内“民族派”最终获得了胜利（根据共产国际内部资料，中国内部的国际派与民族派的斗争都一直异常激烈，早在苏区时代就是如此）。那么之后如何评价与叙述苏共的关系，是一个困难而且敏感的问题。60年代中苏决裂，邓小平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后来70年代末他复出的时候，苏联决策层的智囊团们脑袋都大了“又得和这个人打交道了”。
事实上，60年代中苏的分裂，或许心结和怨恨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埋下了。一个基本的，而又被长期忽视的史实是：国民党作为中共常年生死搏杀的对手，先后两次从苏联这个中共的老大哥手里，得到的援助要多上很多倍。延安时代有句流行的笑话：银子（武器）给了资产阶级，报纸（白条）给了无产阶级。
正确评价，不，甚至说客观阐述20世纪当中，外国因素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都是一件困难，乃至风险很大的问题（例如本人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就被视为美国的香蕉，日本的哈依，苏联的黄俄等等，当然类似的外号清单还会延续下去）。人们都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立场，需要来对史料进行裁剪。
我大致借用王康先生的一个说法吧：二十世纪上半页，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剧目的道具，台词，演员，剧目脚本都已经在东京，华盛顿和莫斯科写好。二十世纪后半页，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国，毕竟不会永远甘心做别人的傀儡，或许会继续上演他人安排好的剧目，但是奏乐的指挥棒，只能由北京来挥舞。
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的对外交流问题，就可以回头来看，为什么说2009年是个重要的转折年头了。2008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2009年持续燃烧，经过多年埋头努力种田做工吵架喷口水的中国人突然抬头，竟然发现世界变了人间。整个世界带着惊疑和恐惧，讨论着一个新的世界主导性力量，G2，“中美共治时代”，是否来临了。
其实最早这个话题由部分美国政治研究学者们提出，但是反应最强烈的是老欧洲，之后某种程度上被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关于此事的细节与前因后果这里不去具体说他，说说中国方面的反应。
就像满世界的都被广泛传播的“中国威胁论”一样，中国人是最后知道这事的。莫名其妙的（最少普遍自己认为如此）就成了别人的威胁，然后又莫名其妙的成了别人的“管制者”。所以整体而言，除了莫名其妙外，不同的中国人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局面：
A：靠，这是美国人在卖拐，要欺骗我们了；
B：靠，就中国还参与共治，YY吧！
C：靠，还是先把自己这事弄好吧，别去买通外国人来欺骗中国人！
D：嗯嗯，邪恶帝国统治论，这个我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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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美共治论的产生，就当下而言，对中国最大的意义在于：115年以来，中国第一次有了一个机会，全面性的审视一个“新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和印象当中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1895年之前，大多数中国人对外国的看法是无视，鄙视，藐视和轻视；1895之后，渐渐形成了重视，仰视，仇视。
2010开始，我们第一次可以正视，平视，审视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和我们印象当中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如此的陌生，陌生当中又如此的熟悉。我们终于可以跟着19世纪伟大的东方哲学家，炼铁爱好者岛津齐杉一起说一句：“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原来如此，也仅仅如此。
20世纪中国人最主要的一个焦虑，就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对比当中产生的。对比发现差异，差异引发紧迫感，紧迫感导致焦虑。而这种大范围的焦虑，则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等一系列事件造成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这种差异，一夜之间，减少了，淡化了。
公公们较少折腾了，开始哭天抹泪的讲述民企在过去三十年的重要性，而不是讲过去三十年的成绩都是自由派的功劳了。当然，自认屁民的运动展开的如火如荼，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历史惯性造成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则让中美更加相似了，毕竟美国也一直都有大把的民粹与反智分子。
同样，愤青们也不喊“核平美国”了，倒是开始得意洋洋的说：堂堂中华要让四方来朝贺。
整体而言，因为外部环境的“刺激性”在降低，所以与外部比较而产生的差异性减小，造成的极端情绪自然而然在降低，这是好事。
2009年开始，有个新的动向与苗头。互联网络在走向更大范围的沟通。
当然，不是说互联网络刚刚产生，只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趋势。事实上，早在90年代后期，海外华人论坛上，今天国内网络争论的话题：国共，历史，美苏，民主万能/万恶论，其实早就争论过一次后。最终的结果，是一场“两败俱伤”的结果，当年在海外持自由立场的，多数退出政治性话题，部分犬儒了，部分疯了，部分信教了，部分啥也不信了，另外说一下，五毛一词，就是那时兴起的，取义是发一个贴领50美分，后来这词在2004-05年左右被用到了反对自由派的人头上，有人研究当代语言变迁史，不可不详细考察。但是当年好多痛骂海外自由派的人士，在自由派退场后，倒是接替他们的角色，开始痛骂中共，与新老左派开始形成一种互动（嗯，国内的左派和右派很有趣，都在认为对方控制了政府，随时会来迫害自己）。
究其原因，其实和局势变化之间的关系很大。苏联解体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躲在海外的华人很多，也有很多对此很激动。和当年想象“明治维新”一样，理所当然的把自己一些想法套在了俄罗斯的局势上面，结果后来形势发展对他们是个极大的折磨：93年叶利钦炮轰白宫，打死了很多人，为此海外自由党精神崩溃了一批；97年老戈给披萨店做广告，又精神崩溃了一批；当然，决定性的打击来自南联炸馆之后，美国人不给他们经费了，这回从精神到肉体都崩溃了。
那么与他们论战的那批人，为什么也改变了呢？长久的“战斗”当中，为了强化自我的“正确”立场，都在走向极端，就是说，只要和对方的立场稍微靠点边，就是大坏蛋。越左越革命，越极端越正确，是人类的通病。2000年后的中国与之前相比，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实际的情况是“左的更左，右的更右”。所以左右两派都有理由相信，是自己的对手渗透进了政府，正在策划阴谋。虽然主战场已经基本上转移到国内的论坛上，但是两者在某些方面表现的惊人的一致，即同时散布“中国崩溃论”，理由么就是没听自己的，听了对方的。所以全世界都没人提中国崩溃论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论，中国统治论，中国救世论，中国责任论等等。加上中国平面媒体的指导性方针，结果全世界国家当中，中国人整体上最后一个被通知到了“中国威胁论”。自己看自己是小白兔，一批人主张必须讨好狮子，才能过好日子；另外一批人主张必须磨亮牙齿，以便对付狮子。
未来十年当中，中国面临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从自己看自己与别人看自己的多重偏差当中，寻找到真正的自己，以及真正的别人。
事实上，因为距离产生的偏差，因为自身世界观，逻辑结构导致对他人的误读误判，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从这点来说，指责清末开始的知识分子们们过于苛刻，指责当代的公公们是对弱智缺乏爱心。不过就像有些人已经发现的那样，本人一贯缺乏爱心.....
战略性误判，是20世纪后半页国际关系当中很常见的现象。苏联误判了欧美是天使，导致苏联解体；美国误判了自己推销蒲食价值的能力和有效性，给了中国20年战略发展期。
小布什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次新闻里面播放了他竞选广告的一个片段：背景是苏联时代的阅兵和武器展示，小布什在演说“帝国解体了，但是邪恶还存在于世界之上”。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特别强烈的念头--让这个傻瓜当上美国总统对中国极为有利。为此那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早晚两次打坐祈祷，希望上天保佑小布什当选，估计美国国内这么虔诚的都少见。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还是一种语言难以表达的经验，不像之后可以用清晰的语言逻辑描述论证。就是说，对“外部世界”的极端误判，在咨询发达的今天（尤其对美国决策层而言），不太可能是缺乏信息导致的，只可能是支配性的逻辑，意识形态等方面出了问题。对手的疏忽，就是自己的优势。事实证明，小布什以及他背后的团队，不但在国际问题上误判严重，对国内问题同样如此。而这八个年头，是对中国及其重要的八个年头，有一句90年代之前中国很流行的话，现在已经听不到了，很多人或许都忘记那段岁月了：“中国没钱”，这句话有七八个年头没有怎么听到了，那之前从小到大经常听人这样讲。
互联网的兴起与整合，以及日趋成熟，是个好事。过去知识由知识分子们垄断，说的更加确切一些由“渠道”所垄断。19世纪末中国开始出现新式学堂，报刊，书籍。从国外回来的，以及本土的知识分子们们办报，当老师，写文章出书，凡是不能再这个渠道当中占据压倒性嗓门优势的，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都作用有限，因为影响力太小了。理论不配合金嗓子，和秘书不带长是一个道理的。
建国后，发出声音的渠道更加单一，这种情况到了90年代开始有所改变，到了今天，某种程度而言，已经自由的开始离谱了。但是即使如此，在言论相对自由后，渠道更加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渠道的垄断，就是一种新的“言论不自由”。
互联网的兴起，作用就在于，不掌握“渠道”的人，从过去只能被动的接受渠道的影响，转为即可以直接参与到言论当中，又可以主动的追寻某种真相与言论。当然，这种参与和寻找受限于个人的能力，智力，情绪，知识结构，生活环境和社会经历，但是最少不在完全受渠道的限制了。不会因为渠道的限制，导致对信息的缺乏，面临的是面临海量信息，如何正确接受与判断的问题了。
这一种转变，也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而是全世界各国知识精英们对概念的解释权，媒体对信息的垄断权，都在日渐丧失，最少是被相当程度的动摇了。
超大论坛有人翻译了美国某论坛上，美国人对广武高铁修通的评价，看起来很可爱，和中国的网上愤青发言其实区别不大，很多言论可圈可点，让过去公公们论述当中的那些民主，宽容，环保，不要效率要正义的“美国人”形象，一下子就坍塌了。
同样，天涯论坛上对阿克毛一事在欧美论坛上面的评论，也是让那种人权，人道，法律化身的欧洲人形象也坍塌了，之前中国法学界大把人喊遍全国的宣扬废除死刑多么必要，欧洲废除死刑后多么美好，人们多么支持。看起来也不怎么好么，抱怨的，说怪话的，骂街的一样大把都是。
总而言之，2009是转折的一年，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
其实最早这个话题由部分美国政治研究学者们提出，但是反应最强烈的是老欧洲，之后某种程度上被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关于此事的细节与前因后果这里不去具体说他，说说中国方面的反应。
就像满世界的都被广泛传播的“中国威胁论”一样，中国人是最后知道这事的。莫名其妙的（最少普遍自己认为如此）就成了别人的威胁，然后又莫名其妙的成了别人的“管制者”。所以整体而言，除了莫名其妙外，不同的中国人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局面：
A：靠，这是美国人在卖拐，要欺骗我们了；
B：靠，就中国还参与共治，YY吧！
C：靠，还是先把自己这事弄好吧，别去买通外国人来欺骗中国人！
D：嗯嗯，邪恶帝国统治论，这个我爱听。
....................
事实上，中美共治论的产生，就当下而言，对中国最大的意义在于：115年以来，中国第一次有了一个机会，全面性的审视一个“新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和印象当中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1895年之前，大多数中国人对外国的看法是无视，鄙视，藐视和轻视；1895之后，渐渐形成了重视，仰视，仇视。
2010开始，我们第一次可以正视，平视，审视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和我们印象当中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如此的陌生，陌生当中又如此的熟悉。我们终于可以跟着19世纪伟大的东方哲学家，炼铁爱好者岛津齐杉一起说一句：“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原来如此，也仅仅如此。
20世纪中国人最主要的一个焦虑，就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对比当中产生的。对比发现差异，差异引发紧迫感，紧迫感导致焦虑。而这种大范围的焦虑，则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等一系列事件造成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这种差异，一夜之间，减少了，淡化了。
公公们较少折腾了，开始哭天抹泪的讲述民企在过去三十年的重要性，而不是讲过去三十年的成绩都是自由派的功劳了。当然，自认屁民的运动展开的如火如荼，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历史惯性造成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则让中美更加相似了，毕竟美国也一直都有大把的民粹与反智分子。
同样，愤青们也不喊“核平美国”了，倒是开始得意洋洋的说：堂堂中华要让四方来朝贺。
整体而言，因为外部环境的“刺激性”在降低，所以与外部比较而产生的差异性减小，造成的极端情绪自然而然在降低，这是好事。
2009年开始，有个新的动向与苗头。互联网络在走向更大范围的沟通。
当然，不是说互联网络刚刚产生，只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趋势。事实上，早在90年代后期，海外华人论坛上，今天国内网络争论的话题：国共，历史，美苏，民主万能/万恶论，其实早就争论过一次后。最终的结果，是一场“两败俱伤”的结果，当年在海外持自由立场的，多数退出政治性话题，部分犬儒了，部分疯了，部分信教了，部分啥也不信了，另外说一下，五毛一词，就是那时兴起的，取义是发一个贴领50美分，后来这词在2004-05年左右被用到了反对自由派的人头上，有人研究当代语言变迁史，不可不详细考察。但是当年好多痛骂海外自由派的人士，在自由派退场后，倒是接替他们的角色，开始痛骂中共，与新老左派开始形成一种互动（嗯，国内的左派和右派很有趣，都在认为对方控制了政府，随时会来迫害自己）。
究其原因，其实和局势变化之间的关系很大。苏联解体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躲在海外的华人很多，也有很多对此很激动。和当年想象“明治维新”一样，理所当然的把自己一些想法套在了俄罗斯的局势上面，结果后来形势发展对他们是个极大的折磨：93年叶利钦炮轰白宫，打死了很多人，为此海外自由党精神崩溃了一批；97年老戈给披萨店做广告，又精神崩溃了一批；当然，决定性的打击来自南联炸馆之后，美国人不给他们经费了，这回从精神到肉体都崩溃了。
那么与他们论战的那批人，为什么也改变了呢？长久的“战斗”当中，为了强化自我的“正确”立场，都在走向极端，就是说，只要和对方的立场稍微靠点边，就是大坏蛋。越左越革命，越极端越正确，是人类的通病。2000年后的中国与之前相比，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实际的情况是“左的更左，右的更右”。所以左右两派都有理由相信，是自己的对手渗透进了政府，正在策划阴谋。虽然主战场已经基本上转移到国内的论坛上，但是两者在某些方面表现的惊人的一致，即同时散布“中国崩溃论”，理由么就是没听自己的，听了对方的。所以全世界都没人提中国崩溃论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论，中国统治论，中国救世论，中国责任论等等。加上中国平面媒体的指导性方针，结果全世界国家当中，中国人整体上最后一个被通知到了“中国威胁论”。自己看自己是小白兔，一批人主张必须讨好狮子，才能过好日子；另外一批人主张必须磨亮牙齿，以便对付狮子。
未来十年当中，中国面临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从自己看自己与别人看自己的多重偏差当中，寻找到真正的自己，以及真正的别人。
事实上，因为距离产生的偏差，因为自身世界观，逻辑结构导致对他人的误读误判，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从这点来说，指责清末开始的知识分子们们过于苛刻，指责当代的公公们是对弱智缺乏爱心。不过就像有些人已经发现的那样，本人一贯缺乏爱心.....
战略性误判，是20世纪后半页国际关系当中很常见的现象。苏联误判了欧美是天使，导致苏联解体；美国误判了自己推销蒲食价值的能力和有效性，给了中国20年战略发展期。
小布什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次新闻里面播放了他竞选广告的一个片段：背景是苏联时代的阅兵和武器展示，小布什在演说“帝国解体了，但是邪恶还存在于世界之上”。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特别强烈的念头--让这个傻瓜当上美国总统对中国极为有利。为此那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早晚两次打坐祈祷，希望上天保佑小布什当选，估计美国国内这么虔诚的都少见。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还是一种语言难以表达的经验，不像之后可以用清晰的语言逻辑描述论证。就是说，对“外部世界”的极端误判，在咨询发达的今天（尤其对美国决策层而言），不太可能是缺乏信息导致的，只可能是支配性的逻辑，意识形态等方面出了问题。对手的疏忽，就是自己的优势。事实证明，小布什以及他背后的团队，不但在国际问题上误判严重，对国内问题同样如此。而这八个年头，是对中国及其重要的八个年头，有一句90年代之前中国很流行的话，现在已经听不到了，很多人或许都忘记那段岁月了：“中国没钱”，这句话有七八个年头没有怎么听到了，那之前从小到大经常听人这样讲。
互联网的兴起与整合，以及日趋成熟，是个好事。过去知识由知识分子们垄断，说的更加确切一些由“渠道”所垄断。19世纪末中国开始出现新式学堂，报刊，书籍。从国外回来的，以及本土的知识分子们们办报，当老师，写文章出书，凡是不能再这个渠道当中占据压倒性嗓门优势的，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都作用有限，因为影响力太小了。理论不配合金嗓子，和秘书不带长是一个道理的。
建国后，发出声音的渠道更加单一，这种情况到了90年代开始有所改变，到了今天，某种程度而言，已经自由的开始离谱了。但是即使如此，在言论相对自由后，渠道更加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渠道的垄断，就是一种新的“言论不自由”。
互联网的兴起，作用就在于，不掌握“渠道”的人，从过去只能被动的接受渠道的影响，转为即可以直接参与到言论当中，又可以主动的追寻某种真相与言论。当然，这种参与和寻找受限于个人的能力，智力，情绪，知识结构，生活环境和社会经历，但是最少不在完全受渠道的限制了。不会因为渠道的限制，导致对信息的缺乏，面临的是面临海量信息，如何正确接受与判断的问题了。
这一种转变，也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而是全世界各国知识精英们对概念的解释权，媒体对信息的垄断权，都在日渐丧失，最少是被相当程度的动摇了。
超大论坛有人翻译了美国某论坛上，美国人对广武高铁修通的评价，看起来很可爱，和中国的网上愤青发言其实区别不大，很多言论可圈可点，让过去公公们论述当中的那些民主，宽容，环保，不要效率要正义的“美国人”形象，一下子就坍塌了。
同样，天涯论坛上对阿克毛一事在欧美论坛上面的评论，也是让那种人权，人道，法律化身的欧洲人形象也坍塌了，之前中国法学界大把人喊遍全国的宣扬废除死刑多么必要，欧洲废除死刑后多么美好，人们多么支持。看起来也不怎么好么，抱怨的，说怪话的，骂街的一样大把都是。
总而言之，2009是转折的一年，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
比如当一群“公公知识分子们”凑在一起大骂老百姓是群氓的时候，实际这些人自己就陷入“群氓困境”了。虽然就国际普遍的研究而言，认为中小市民阶层最容易陷入群氓，但是具体当中国的情况，“公公知识分子们”群氓的几率和次数大多了，因为他们普遍对地球居然不围着他们转圈一事感到愤愤不平，这比中小市民们想吃肉，涨工资和买房子的愿望难以实现多了。
“群氓就是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只简单地选择两个极端，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
这时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种今天看起来非常诡异和难以理解的气氛：兄弟之邦；东亚一家，中日提携。中国和日本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坐在一起高唱这些口号，当然，后来随着局势的演变，这种行为在中国被称为卖国了。所以当年唱歌的青年们，在他们日后功成名就后都对此保持沉默，而给他们立书做传的人们，也继续维持着“为尊者讳”的习惯，继续对此沉默。导致今日大量人煞有其事的讨论：为什么汪精卫从爱国青年蜕变为卖国汉奸了？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汪精卫以及那一批支持他的团伙，并非突然异想天开去卖国了，只是“重操旧业”罢了。
事实上，日俄战争当中日本的胜利，和明治宪法之间的关系，基本也就是一瓶酱油钱的关系。道理很简单，按照这种“立宪决定论”，33年后的日本仍旧是立宪国家，而且国力应该更加强大，而俄国那时不但和立宪一点关系都不沾，甚至还是在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强权人物，钢铁沙皇的治下。按说日本应该轻松地打败俄国，而事实的情况是钢铁沙皇伸伸了小手指头，就打的日本满地找牙。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1905年的中国人知道1938-39年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做很不厚道。但是如果2009年还有中国人和1905年一样傻，那么仅仅用“蠢货”一词来形容都是对其的褒奖。
1905年对中国的影响，还不仅仅是傻话横飞，同样规模也在扩大。从1904年到1905年，赴日留学人数从1000人激增至8000人就能看出。赴日人数增加，意味着中日两国的实际“接触面”在加大。可惜的是，赶上转折点的这批时髦留学生们，遇到的已经是另外一个日本了，变了嘴脸的日本了。
同样也可以解释中国近代化不成功的原因，或者说洗清了几代群氓知识分子们的罪责：“我们明明在五四运动前后，在书斋里面都设计好地球怎么转动了，也替1867年的伊藤博文设计好了如何领导明治维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更是被设计的轻松念咒就能完成，结果都被你们这群倒霉孩子，脑残的爱国愤青给搅合了，如果事情不出书斋，我们继续蹲在家里念咒，事情早就成了。”“到了21世纪了，你们这帮爱国贼还在祸害中国，阻挠地球围着我们绕圈，简直罪大恶极”
20世纪中国人最主要的一个焦虑，就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对比当中产生的。对比发现差异，差异引发紧迫感，紧迫感导致焦虑。而这种大范围的焦虑，则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等一系列事件造成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这种差异，一夜之间，减少了，淡化了。
公公们较少折腾了，开始哭天抹泪的讲述民企在过去三十年的重要性，而不是讲过去三十年的成绩都是自由派的功劳了。当然，自认屁民的运动展开的如火如荼，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历史惯性造成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则让中美更加相似了，毕竟美国也一直都有大把的民粹与反智分子。
20世纪中国人最主要的一个焦虑，就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对比当中产生的。对比发现差异，差异引发紧迫感，紧迫感导致焦虑。而这种大范围的焦虑，则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等一系列事件造成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这种差异，一夜之间，减少了，淡化了。
公公们较少折腾了，开始哭天抹泪的讲述民企在过去三十年的重要性，而不是讲过去三十年的成绩都是自由派的功劳了。当然，自认屁民的运动展开的如火如荼，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历史惯性造成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则让中美更加相似了，毕竟美国也一直都有大把的民粹与反智分子。
超大论坛有人翻译了美国某论坛上，美国人对广武高铁修通的评价，看起来很可爱，和中国的网上愤青发言其实区别不大，很多言论可圈可点，让过去公公们论述当中的那些民主，宽容，环保，不要效率要正义的“美国人”形象，一下子就坍塌了。
看了很有意思。有些感触
如果都是真实描述的话，《大国崛起》之类的东西根本就是忽悠老百姓
《大国崛起》之类本身就是扯淡的东西，让国家强大的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力，无论用社么手段。否则也解释不了照西方说法，当年毛子那么专制、邪恶、变态，怎么会蹿到世界第二！至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刚起步时的那些事儿，考虑到年代久远，打脸力度不够，就先不提了吧。
有兴趣了可以去找找这篇文章《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史看中国为什么要经历社会主义》，又叫“台湾经济的未来与困局”，一个台湾人写的，写的很不错。
当然要注意区分对过去和现在的描述，像里面的郎咸平式的
现在倒好，全国28个最重要的基础行业，有21个被外资控制，基干产业早已不存在，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充当人肉机器（除非去外资企业），人民生活会越来越困苦。
平心而论，在此方面，中国人很难为自己的智慧感到骄傲。我们的下一代会很惨！中国不发生危机，都会拉煤化的，因为工业基础被摧毁了，只能给西方搞下游链环的分工。
之类的话无视就好。
有兴趣了可以去找找这篇文章《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史看中国为什么要经历社会主义》，又叫“台湾经济的未来与困局”，一个台湾人写的，写的很不错。
当然要注意区分对过去和现在的描述，像里面的郎咸平式的
现在倒好，全国28个最重要的基础行业，有21个被外资控制，基干产业早已不存在，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充当人肉机器（除非去外资企业），人民生活会越来越困苦。
平心而论，在此方面，中国人很难为自己的智慧感到骄傲。我们的下一代会很惨！中国不发生危机，都会拉煤化的，因为工业基础被摧毁了，只能给西方搞下游链环的分工。
之类的话无视就好。
杨云飞是个好同志，德才兼背。就是老爱玩失踪，{:3_98:}
张居正也主张青年多去日本留学，从1896年的13人增加到1904年的1000人，一年后的1905年，因为日俄战争胜利的影响，激增至8000人。不仅如此，光绪也有段时间认真考虑，任用伊藤博文为相，以便改革。
就是说，本来山东的权益，已经归属德国人很多年了，现在只是“转交”给了日本人，为什么就闹出这么大的风暴?本来就是不是“你们”的东西，你们干嘛慷慨激昂？留在德国人手里不闹，“转交”给日本人结果闹事？为什么如此特意的针对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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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历史书说似乎是因为第一次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战胜国地位合法收回山东的权利被列强无视了，所以国内才闹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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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历史书说似乎是因为第一次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战胜国地位合法收回山东的权利被列强无视了，所以国内才闹起来了
再有一点，就是那段历史，中国的民族意识逐渐提高，以往在清国统治之下，普通老百姓对国家领土什么的没有多少感情，中原朝代和外族统治不一样。
我们终于可以跟着19世纪伟大的东方哲学家，炼铁爱好者岛津齐杉一起说一句：“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原来如此，也仅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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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谁都会说，对此一下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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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谁都会说，对此一下毛泽东。
伯邑考 发表于 2010-3-11 06:47 
这和外族统治的什么不搭界，只是近现代国家民族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这和外族统治的什么不搭界，只是近现代国家民族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rx78nt1gx 发表于 2010-3-1 20:29
扬云飞是一位通晓俄语，才气纵横，见识不凡的网友。
他不上超大，他引的这段话是本人推荐给他的。我曾邀他来超大，不过他说较忙，难以兼顾太多论坛。
军坛中扬云飞混SC。
如果他愿意来超大，实是超大网友之幸。
扬云飞是一位通晓俄语，才气纵横，见识不凡的网友。
他不上超大，他引的这段话是本人推荐给他的。我曾邀他来超大，不过他说较忙，难以兼顾太多论坛。
军坛中扬云飞混SC。
如果他愿意来超大，实是超大网友之幸。
伯邑考 发表于 2010-3-11 06:40
这是笔误，他想打张之洞。
这是笔误，他想打张之洞。
伯邑考 发表于 2010-3-11 06:45
那时的中国有什么资格或者说实力享受战胜国的待遇
那时的中国有什么资格或者说实力享受战胜国的待遇
wajy 发表于 2010-3-12 09:57
嗯，同意楼上的说法，那时的中国确实在各方面都还很弱！
嗯，同意楼上的说法，那时的中国确实在各方面都还很弱！
wajy 发表于 2010-3-12 09:57
为什么没有？！在二战最困难时期是中国拖住了日本，没有让日本占领整个亚洲。珍珠港之前，美国的石油可是在向日本继续出口的！
中国是在用自己的整个国土和全国人民的苦难在为美国等列强的置身事外背书！
为什么没有？！在二战最困难时期是中国拖住了日本，没有让日本占领整个亚洲。珍珠港之前，美国的石油可是在向日本继续出口的！
中国是在用自己的整个国土和全国人民的苦难在为美国等列强的置身事外背书！
wang2bin10 发表于 2010-3-12 13:36
兄台不看帖子么，这里说的是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
兄台不看帖子么，这里说的是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