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量“基尼系数一国两计论”

黎 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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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成思危先生在“中国经济前景国际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时说：“中国的‘基尼系数’不像国外评价的那么高，那样的算法高估了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因为中国有‘城乡二元经济’，不能把城市最富的和农村最穷的比，而要以农村最富的和农村最穷的比……”（大意如此）。从《光明日报》等报刊上看，厉以宁先生也持与成思危先生大致相同的观点。两位智者均为级别相当高的著名经济学家，其“略同”之“所见”，不仅有“学术意义”，对决策、操作和现实生活也可能发生影响。这就更有必要指出：这种关于“基尼系数”的“一国两计论”，并非科学、理性的产物，也有失道德与法制精神。</P>
<P>　　“基尼系数”是“表示社会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反映一国国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高则表明收入差距大，反之则表明收入差距小。对评估社会、经济宏观形势，对调整经济政策、调节社会关系，这种量化指标有着“技术基础”和“决策依据”的价值。“基尼系数”概念及公式，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和多年实践检验，因其严谨与可行而自然成为国际通用的指标，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1884—1965)因此项卓越贡献而英名不朽。依笔者之见，产生“基尼系数”的诸因素中，学术能力、科学精神固然必不可少，但首要与基本的是：基尼对弱势群体抱有深挚的政治与人文关怀。</P>
<P>　　迄今为止，中国学界未对“基尼系数”理论与方法提出质疑，如今的“一国两计”或“城乡分计”，所“修正”的是它的用法，即将“一国国民”切割成两大块（两大类人），“各与同类人相比”。提出这样的“修正”、“完善”，并非因“基尼系数”自身有什么破绽，理由仅仅是“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而这是会造成一国国民间收入差距极大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或结构、体制），形成贫富特别悬殊的一个重要因素。至此，“一国两计”逻辑上的谬误已暴露无遗：“如果注意到‘城乡二元经济’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客观现实’，我国的‘基尼系数’就不是过高的了。”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存在着使贫富差距过大的因素，所以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其实并不存在”。这就像生产厂家说：“由于我们采用了糟糕的工艺和设备，所以我们废次品过多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改变一下通用的废品率计算方法适应厂情就可以了。”像话吗？</P>
<P>　　为什么这么低级的逻辑错误会出自顶级学者之口呢？是出发点错了。“一国两计”这一“学术观点”的提出并非出自学术上的必要，它应召而出仅为感应到一种“需求”：要把中国的“基尼系数”降下来，要一个（即两个）不像外国学者所评价的那么高的、“我们自己的‘基尼系数’”，并且还要在承认、应用“基尼系数”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对策”降下来。说穿了，这是自以为是的“形象需要”、“宣传需要”，其学术内涵及功能当属于“形象学”、“导向学”而不是经济学、统计学，这样的“学术活动”应为“形象塑造”的宣传行为——在宣传行为中也属招人侧目的负面行为。</P>
<P>　　社会评价指标及应用不像自然科学中的定性定量那么准确精细，好的指标与方法虽不完美但毕竟能让人们避免错觉，比较接近客观真实。客观事实在那儿，不因统计方法的改变而改变。“一国两计”所能改变的只是“观感”，在发挥一番“主观能动性”之后，可以让有关人士“轻松”、“乐观”一番，除此之外如果还能找到什么“实效”，那恐怕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才行。得到这番“乐观”、“轻松”的代价却是沉重而危险的，因为这遮掩了真相，掩盖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并且它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强化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强化“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合理性”。</P>
<P>　　作为技术方法而出现的“一国两计”，其非理性也表现在“技术层面”，它所面临的“技术难题”，亦只能靠继续加大主观虚拟的“技术设计”与“工作量”来解决。按“农村最富的和最穷的比”这一思路，“农村基尼系数”必然会“缩水”，但实现“目的”的原因，恰恰不是由于“最富的和最穷的比”，而是“比较穷的和更穷的比”所得出的结果。作出这一结论用不着熟悉什么“经济原理”，不必具备经济学家的高深学问，只需知道一个社会常识：农村中富到一定程度的“原农民”，大多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多成为“市民”或“城乡两栖人”，去享受“同一个社会中的另一种体制”的福利、便利、文明去了，他们的资产也随之而跳了“农门”或城乡皆有之。之所以积极地“农转非”、“乡转城”，只因“原农民”并不傻，还看得出两类国民、两类地区的巨大差别，能亲身体验到“国民待遇”实际上是“一国多制”。这一时时发生在身边的事实，对（理论中的）“城市基尼系数”与“农村基尼系数”都会产生不小影响，而在旧体制、旧习惯规定下，界定交叉、转移、变化着的身份与资产是徒劳的。（例如对大富豪、“原农民”赖昌星，该从什么时候将他和他的哪些产业、财富统计到“城”或“乡”的范围？）倘若硬性地加以界定，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也就没有了任何价值。</P>
<P>　　“城市中最富的和最穷的比”，能否实现“城市基尼系数”的初衷，就不好说了。笔者对“城市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富到何种程度缺乏深入了解，但对“城市中的穷人”能穷到什么程度尚有较确切印象。近几年间有数千万城市劳动者下岗、失业，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加上另一个生活常识可以帮助对这一事实“加深认识”：失去劳动机会的“非农人口”更接近纯粹的“无产阶级”，许多家庭的经济状况尚不如有“责任田”的一般农民家庭。</P>
<P>　　若城乡分别计算，“农村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情况可能“比较好”，“城市基尼系数”却“未必好”。综合估计，“一国两计”亦未必得到“说得过去的”指标，因有个“宏观背景”在，即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先生早就指出的：“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地区贫富差距就如西方发达工业国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胡先生划分出从“发达”到“贫困”的四类地区，既符合通用的标准和计算方法，也与普通人感受到的生活现实相符。看来，想教“基尼系数”达到“理想水平”，反映“预期效果”，办法还是有的：只要“一国四计”就可以了。如此虽越发地不伦不类，但只有这样得出的指标才像个“有伦有类”的样子——可以让四个都属中国的“基尼系数”均不太离谱。</P>
<P>　　所谓“城乡二元经济”，是个值得认真推敲的概念，尽管学界似乎已经用习惯了，也还是再研究一下为好。经济怎么会在一国内划区为界分成“二元”？即便存在“经济特区”，能不能这样分法？“一元政治制度”下怎么会并存“二元经济”？“城乡二元经济”是否意味着有个“城乡二元市场”？“二元”中的“一元”有无成其“元”的独立性？和“二元经济”相对应的“一元经济”、“多元经济”又是怎么相处、相关的？我看中国社会、经济是“一体”的，只不过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一体”，“城乡二元经济”和“城乡二元结构”即试图表达此独特的“一体”状态。它虽然属于打马虎眼的生造词语，但人们对其所传达的信息还是有了较高的共识：中国城乡发展不同步，利害非一体，国民间的地位、待遇、机会等存在很大差距。</P>
<P>　　这种“城乡分治（分待）政策”，有着“基本制度”的特征，其“思想”贯穿于所有具体制度（如户籍、居住、住宅、教育、医疗、婚姻、劳保、收容遣返、生活资料供给、生产资料占用等）之中，而具体制度又彻底掌控了所有国民的所有基本权利与生存条件。这是改革前的中国最有“中国特色”的东西，相对于“斯大林模式”也极具“独创性”，其实施当为富有“划时代”意义之特大变故。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做了器官错移、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将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划成“二等国民”以为“社会保障”，认可“国民不平等原则”并将其法制化、习惯化，最大程度地剥夺掉主体人口的发展权和广大地区的自然发展机会，从而窒息了国民创造性与社会活力，给社会、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破坏。中国改革风云之所以从农村滥觞，并非因那里有个思想圣地或精神家园，只因那里的生命要“挣命”、本能在反抗、“草民”要延续，而冲破教条禁锢以“解放生命”的农村改革，仅以“允许自我做主去谋生”的“深刻思想”与“文件精神”，便为中国全社会注入了巨大活力，既说明“乡民”本能之盛，亦证明“城乡二元”之酷。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与忧患，多是由所谓的“城乡二元”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它对改革发展、资源配置及今后历史进程还将发生多大影响，对中国人的精神、道德、文化伤害到什么程度，恐怕今后几代人还难以估透。除非大家异想天开捧出个“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现代化’”，否则现代化目标是不可能在“城乡二元”下确立的。能否弥补城乡间的鸿沟、国民间的“切痕”，纠正国民生命价值与基本权利的不等值状态，决定着我们民族能否有个光明的未来。基于这种认识，我对任何不利于消解城乡差距和“三农”问题的主张与“技术”，均抱有深深的“敌意”，而实行“基尼系数”的“一国两计”，实为“鸵鸟政策”其后的“鸵鸟技术”。“分而治之”其后的“分而计之”，是对前者的迎合与确认，若在统计理论与实践中确定了它的合法合理地位，向其他方面扩展、渗透亦势在必行，其弊端、后患断不可小视。成思危、厉以宁两位先生在各自的论著与演说中，多次提及“三农”和“弱势群体”问题，确有真知灼见在焉，不才后辈对此方面言论的尊敬并不掺假，但同时也应说出我真诚的遗憾：“一国两计”主张是和两位先生的学术造诣极不相称的短浅之见。</P>
<P>　　宏观经济统计与分析在我国是由行政部门执行的政府行为（民间机构或学者个人的此类作为及结论，远未达权威、可信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一国两计”最值得诘难处，并非任何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宪政”的问题。一国政府凭什么将本国国民一分为二来评估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谁能赋予政府这种区别地区、区分国民，自我评价执政绩效的权利？凭什么规定一部分国民不能和另一部分国民做比较？以同一标准做比较的权力与资格能容忍剥夺、取消吗？即使政府采信此类观点与技术，它应该不应该、能够不能够运用宣传机器和行政权力强使民间、学界信服与接纳？以此类“自行设计与制造”的“决策依据”所制定的“重要决策”，有没有、有多少程序的合法性与实质的合法性？这里，一味的“行政立场”无法保证学者良知的贯彻始终，更干脆地说，舍弃宪政、民主精神而纯粹为权力着想的“价值取向”及“研究方向”，实为学者、学界、学术的“心魔”与“心贼”。高级学者犯低级错误，乃“胸中之敌”舞一叶而蔽慧眼所致。</P>
<P>　　作家声称其作品不为什么“服务”的不鲜见，人文社科学者不“服务”什么却不可能。是故，“体制内”吃经济、社会饭的学者都追求决策层的认可，将自己的研究被政府采用视为最终目的和实质成果，非此即视为无大作为、无大荣耀。如此一来，学者们专为权力“喜闻乐见”而绞的脑汁自然取之不竭，而作为非权力系统之“代言人”的角色却难产难保——整个学术机制都缺失了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的设计，缺失了关怀的动力与研究的保障。结果，这种学术机制既无助于“弱势”的改善，亦无助于“强势”的“增光”，更无济于两极的“社会和谐”。</P>
<P>　　我希望中国有“国产”的“基尼系数”，没有的话简直不成体统。或许由于“窄闻弱记”的缘故，我不知道这方面的研究有没有人去做。在我厌恶的“左派理论家”（也尊重他们发言的权利）的文章中，倒是见过对国外学者研究的引述，可见那群“渊博”的“左公”也没找到国产“基尼系数”的资料。不久前才由大牌学者提出“基尼系数”的“中国算法”，此事实似乎可作为中国“基尼系数”研究尚属“空白”的证明。此项“空白”其内容“非常充实”，端的意味深长。由此至少应产生这样的疑问与思考：某项重要的国情研究若“人有我无”，国内学者真的会比国外学者更明晰中国的动态、走向吗？我们将拿什么去否定、批评来自国外的曲解、误解呢？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没有国外评价的那么高”，咱们自己研究的、掌握的有多高有多低呢？自己的事情自己不去研究（或研究了不用），等“洋研究”传进国门后看着称心就大传大销，看着不中意就无根无据少气无力地拒之抨之，那么多专家学者到底是干什么的？一旦察觉国际通用的算法会导致不尴不尬的数据而“有损形象”，不是从实际、实效着眼而是立马想到修正通用规则，连“城乡一体化”、“经济规律”、“与国际接轨”、“学术精神”等等都一概不顾了，这还不值得学者、学界认真反思一番吗？</P>
<P>　　我想，我们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上吃了大亏：我们缺乏“发现真实与真相”的学术能力，而缺乏这种能力的根本症结，是对“发现真实与真相”的社会成员不仅没有“鼓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反而以“社会保障”与他们为敌，使他们处处碰壁，事事掣肘，时时倒霉。几乎所有发掘、暴露社会问题的评价指标和方法，都来自那个危机重重可怜巴几的外部世界，当预测到它真能发现不想发现的问题时，我们这里就会有权威人士出来否定这些指标、方法的科学性。这绝非表明我们已经“进步、“完善”到了无需发现、暴露的地步，这绝对是我们很缺乏进步动力和完善能力的表现！</P>
<P>　　避免低级错误，进行起码研究，保持良知一贯，这并非在苛求专家学者。考虑到统计数字的“大假似真”状态，以及任谁也无法清算“隐性经济”、“灰色收入”的现实，学者们“屡论屡败”和“学而优则败”的责任，似乎主要应由“社会基础”来承担。全社会呼唤着“诚信”，然而一个基本、基础的“诚信”——统计数字与方法的“诚信”，却因没有起码的“诚”而一点都不可“信”。既然如此，纵然向老百姓喊破喉咙，也唤不回全社会的诚信之风。统计调研方面的虚假与“任性”，想起来已属“匪夷所思”，看起来却已“司空见惯”。在中国，一个乡党委书记决不会相信自己反复唠叨的数字，也不会相信他乡的、“红头文件”上的数字，这正证明他还具备当书记的智力水平和心理素质；一个统计局长如果未经地方领导班子研究就擅自公布统计人员得出的数据，他这个局长也就当到头了；一个继任的地方“一把手”承认不承认前任留下的数字，需考虑的因素要多一些，主要的要看前任领导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看他的上级领导是否“心中有数”……推想之，专家学者们不发现、不引用并努力修饰让人忌讳的数据、指标，对自身或应为正常的“职务行为”，对社会或在维护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吧！</P>黎 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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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成思危先生在“中国经济前景国际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时说：“中国的‘基尼系数’不像国外评价的那么高，那样的算法高估了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因为中国有‘城乡二元经济’，不能把城市最富的和农村最穷的比，而要以农村最富的和农村最穷的比……”（大意如此）。从《光明日报》等报刊上看，厉以宁先生也持与成思危先生大致相同的观点。两位智者均为级别相当高的著名经济学家，其“略同”之“所见”，不仅有“学术意义”，对决策、操作和现实生活也可能发生影响。这就更有必要指出：这种关于“基尼系数”的“一国两计论”，并非科学、理性的产物，也有失道德与法制精神。</P>
<P>　　“基尼系数”是“表示社会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反映一国国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高则表明收入差距大，反之则表明收入差距小。对评估社会、经济宏观形势，对调整经济政策、调节社会关系，这种量化指标有着“技术基础”和“决策依据”的价值。“基尼系数”概念及公式，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和多年实践检验，因其严谨与可行而自然成为国际通用的指标，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1884—1965)因此项卓越贡献而英名不朽。依笔者之见，产生“基尼系数”的诸因素中，学术能力、科学精神固然必不可少，但首要与基本的是：基尼对弱势群体抱有深挚的政治与人文关怀。</P>
<P>　　迄今为止，中国学界未对“基尼系数”理论与方法提出质疑，如今的“一国两计”或“城乡分计”，所“修正”的是它的用法，即将“一国国民”切割成两大块（两大类人），“各与同类人相比”。提出这样的“修正”、“完善”，并非因“基尼系数”自身有什么破绽，理由仅仅是“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而这是会造成一国国民间收入差距极大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或结构、体制），形成贫富特别悬殊的一个重要因素。至此，“一国两计”逻辑上的谬误已暴露无遗：“如果注意到‘城乡二元经济’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客观现实’，我国的‘基尼系数’就不是过高的了。”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存在着使贫富差距过大的因素，所以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其实并不存在”。这就像生产厂家说：“由于我们采用了糟糕的工艺和设备，所以我们废次品过多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改变一下通用的废品率计算方法适应厂情就可以了。”像话吗？</P>
<P>　　为什么这么低级的逻辑错误会出自顶级学者之口呢？是出发点错了。“一国两计”这一“学术观点”的提出并非出自学术上的必要，它应召而出仅为感应到一种“需求”：要把中国的“基尼系数”降下来，要一个（即两个）不像外国学者所评价的那么高的、“我们自己的‘基尼系数’”，并且还要在承认、应用“基尼系数”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对策”降下来。说穿了，这是自以为是的“形象需要”、“宣传需要”，其学术内涵及功能当属于“形象学”、“导向学”而不是经济学、统计学，这样的“学术活动”应为“形象塑造”的宣传行为——在宣传行为中也属招人侧目的负面行为。</P>
<P>　　社会评价指标及应用不像自然科学中的定性定量那么准确精细，好的指标与方法虽不完美但毕竟能让人们避免错觉，比较接近客观真实。客观事实在那儿，不因统计方法的改变而改变。“一国两计”所能改变的只是“观感”，在发挥一番“主观能动性”之后，可以让有关人士“轻松”、“乐观”一番，除此之外如果还能找到什么“实效”，那恐怕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才行。得到这番“乐观”、“轻松”的代价却是沉重而危险的，因为这遮掩了真相，掩盖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并且它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强化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强化“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合理性”。</P>
<P>　　作为技术方法而出现的“一国两计”，其非理性也表现在“技术层面”，它所面临的“技术难题”，亦只能靠继续加大主观虚拟的“技术设计”与“工作量”来解决。按“农村最富的和最穷的比”这一思路，“农村基尼系数”必然会“缩水”，但实现“目的”的原因，恰恰不是由于“最富的和最穷的比”，而是“比较穷的和更穷的比”所得出的结果。作出这一结论用不着熟悉什么“经济原理”，不必具备经济学家的高深学问，只需知道一个社会常识：农村中富到一定程度的“原农民”，大多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多成为“市民”或“城乡两栖人”，去享受“同一个社会中的另一种体制”的福利、便利、文明去了，他们的资产也随之而跳了“农门”或城乡皆有之。之所以积极地“农转非”、“乡转城”，只因“原农民”并不傻，还看得出两类国民、两类地区的巨大差别，能亲身体验到“国民待遇”实际上是“一国多制”。这一时时发生在身边的事实，对（理论中的）“城市基尼系数”与“农村基尼系数”都会产生不小影响，而在旧体制、旧习惯规定下，界定交叉、转移、变化着的身份与资产是徒劳的。（例如对大富豪、“原农民”赖昌星，该从什么时候将他和他的哪些产业、财富统计到“城”或“乡”的范围？）倘若硬性地加以界定，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也就没有了任何价值。</P>
<P>　　“城市中最富的和最穷的比”，能否实现“城市基尼系数”的初衷，就不好说了。笔者对“城市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富到何种程度缺乏深入了解，但对“城市中的穷人”能穷到什么程度尚有较确切印象。近几年间有数千万城市劳动者下岗、失业，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加上另一个生活常识可以帮助对这一事实“加深认识”：失去劳动机会的“非农人口”更接近纯粹的“无产阶级”，许多家庭的经济状况尚不如有“责任田”的一般农民家庭。</P>
<P>　　若城乡分别计算，“农村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情况可能“比较好”，“城市基尼系数”却“未必好”。综合估计，“一国两计”亦未必得到“说得过去的”指标，因有个“宏观背景”在，即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先生早就指出的：“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地区贫富差距就如西方发达工业国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胡先生划分出从“发达”到“贫困”的四类地区，既符合通用的标准和计算方法，也与普通人感受到的生活现实相符。看来，想教“基尼系数”达到“理想水平”，反映“预期效果”，办法还是有的：只要“一国四计”就可以了。如此虽越发地不伦不类，但只有这样得出的指标才像个“有伦有类”的样子——可以让四个都属中国的“基尼系数”均不太离谱。</P>
<P>　　所谓“城乡二元经济”，是个值得认真推敲的概念，尽管学界似乎已经用习惯了，也还是再研究一下为好。经济怎么会在一国内划区为界分成“二元”？即便存在“经济特区”，能不能这样分法？“一元政治制度”下怎么会并存“二元经济”？“城乡二元经济”是否意味着有个“城乡二元市场”？“二元”中的“一元”有无成其“元”的独立性？和“二元经济”相对应的“一元经济”、“多元经济”又是怎么相处、相关的？我看中国社会、经济是“一体”的，只不过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一体”，“城乡二元经济”和“城乡二元结构”即试图表达此独特的“一体”状态。它虽然属于打马虎眼的生造词语，但人们对其所传达的信息还是有了较高的共识：中国城乡发展不同步，利害非一体，国民间的地位、待遇、机会等存在很大差距。</P>
<P>　　这种“城乡分治（分待）政策”，有着“基本制度”的特征，其“思想”贯穿于所有具体制度（如户籍、居住、住宅、教育、医疗、婚姻、劳保、收容遣返、生活资料供给、生产资料占用等）之中，而具体制度又彻底掌控了所有国民的所有基本权利与生存条件。这是改革前的中国最有“中国特色”的东西，相对于“斯大林模式”也极具“独创性”，其实施当为富有“划时代”意义之特大变故。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做了器官错移、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将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划成“二等国民”以为“社会保障”，认可“国民不平等原则”并将其法制化、习惯化，最大程度地剥夺掉主体人口的发展权和广大地区的自然发展机会，从而窒息了国民创造性与社会活力，给社会、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破坏。中国改革风云之所以从农村滥觞，并非因那里有个思想圣地或精神家园，只因那里的生命要“挣命”、本能在反抗、“草民”要延续，而冲破教条禁锢以“解放生命”的农村改革，仅以“允许自我做主去谋生”的“深刻思想”与“文件精神”，便为中国全社会注入了巨大活力，既说明“乡民”本能之盛，亦证明“城乡二元”之酷。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与忧患，多是由所谓的“城乡二元”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它对改革发展、资源配置及今后历史进程还将发生多大影响，对中国人的精神、道德、文化伤害到什么程度，恐怕今后几代人还难以估透。除非大家异想天开捧出个“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现代化’”，否则现代化目标是不可能在“城乡二元”下确立的。能否弥补城乡间的鸿沟、国民间的“切痕”，纠正国民生命价值与基本权利的不等值状态，决定着我们民族能否有个光明的未来。基于这种认识，我对任何不利于消解城乡差距和“三农”问题的主张与“技术”，均抱有深深的“敌意”，而实行“基尼系数”的“一国两计”，实为“鸵鸟政策”其后的“鸵鸟技术”。“分而治之”其后的“分而计之”，是对前者的迎合与确认，若在统计理论与实践中确定了它的合法合理地位，向其他方面扩展、渗透亦势在必行，其弊端、后患断不可小视。成思危、厉以宁两位先生在各自的论著与演说中，多次提及“三农”和“弱势群体”问题，确有真知灼见在焉，不才后辈对此方面言论的尊敬并不掺假，但同时也应说出我真诚的遗憾：“一国两计”主张是和两位先生的学术造诣极不相称的短浅之见。</P>
<P>　　宏观经济统计与分析在我国是由行政部门执行的政府行为（民间机构或学者个人的此类作为及结论，远未达权威、可信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一国两计”最值得诘难处，并非任何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宪政”的问题。一国政府凭什么将本国国民一分为二来评估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谁能赋予政府这种区别地区、区分国民，自我评价执政绩效的权利？凭什么规定一部分国民不能和另一部分国民做比较？以同一标准做比较的权力与资格能容忍剥夺、取消吗？即使政府采信此类观点与技术，它应该不应该、能够不能够运用宣传机器和行政权力强使民间、学界信服与接纳？以此类“自行设计与制造”的“决策依据”所制定的“重要决策”，有没有、有多少程序的合法性与实质的合法性？这里，一味的“行政立场”无法保证学者良知的贯彻始终，更干脆地说，舍弃宪政、民主精神而纯粹为权力着想的“价值取向”及“研究方向”，实为学者、学界、学术的“心魔”与“心贼”。高级学者犯低级错误，乃“胸中之敌”舞一叶而蔽慧眼所致。</P>
<P>　　作家声称其作品不为什么“服务”的不鲜见，人文社科学者不“服务”什么却不可能。是故，“体制内”吃经济、社会饭的学者都追求决策层的认可，将自己的研究被政府采用视为最终目的和实质成果，非此即视为无大作为、无大荣耀。如此一来，学者们专为权力“喜闻乐见”而绞的脑汁自然取之不竭，而作为非权力系统之“代言人”的角色却难产难保——整个学术机制都缺失了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的设计，缺失了关怀的动力与研究的保障。结果，这种学术机制既无助于“弱势”的改善，亦无助于“强势”的“增光”，更无济于两极的“社会和谐”。</P>
<P>　　我希望中国有“国产”的“基尼系数”，没有的话简直不成体统。或许由于“窄闻弱记”的缘故，我不知道这方面的研究有没有人去做。在我厌恶的“左派理论家”（也尊重他们发言的权利）的文章中，倒是见过对国外学者研究的引述，可见那群“渊博”的“左公”也没找到国产“基尼系数”的资料。不久前才由大牌学者提出“基尼系数”的“中国算法”，此事实似乎可作为中国“基尼系数”研究尚属“空白”的证明。此项“空白”其内容“非常充实”，端的意味深长。由此至少应产生这样的疑问与思考：某项重要的国情研究若“人有我无”，国内学者真的会比国外学者更明晰中国的动态、走向吗？我们将拿什么去否定、批评来自国外的曲解、误解呢？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没有国外评价的那么高”，咱们自己研究的、掌握的有多高有多低呢？自己的事情自己不去研究（或研究了不用），等“洋研究”传进国门后看着称心就大传大销，看着不中意就无根无据少气无力地拒之抨之，那么多专家学者到底是干什么的？一旦察觉国际通用的算法会导致不尴不尬的数据而“有损形象”，不是从实际、实效着眼而是立马想到修正通用规则，连“城乡一体化”、“经济规律”、“与国际接轨”、“学术精神”等等都一概不顾了，这还不值得学者、学界认真反思一番吗？</P>
<P>　　我想，我们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上吃了大亏：我们缺乏“发现真实与真相”的学术能力，而缺乏这种能力的根本症结，是对“发现真实与真相”的社会成员不仅没有“鼓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反而以“社会保障”与他们为敌，使他们处处碰壁，事事掣肘，时时倒霉。几乎所有发掘、暴露社会问题的评价指标和方法，都来自那个危机重重可怜巴几的外部世界，当预测到它真能发现不想发现的问题时，我们这里就会有权威人士出来否定这些指标、方法的科学性。这绝非表明我们已经“进步、“完善”到了无需发现、暴露的地步，这绝对是我们很缺乏进步动力和完善能力的表现！</P>
<P>　　避免低级错误，进行起码研究，保持良知一贯，这并非在苛求专家学者。考虑到统计数字的“大假似真”状态，以及任谁也无法清算“隐性经济”、“灰色收入”的现实，学者们“屡论屡败”和“学而优则败”的责任，似乎主要应由“社会基础”来承担。全社会呼唤着“诚信”，然而一个基本、基础的“诚信”——统计数字与方法的“诚信”，却因没有起码的“诚”而一点都不可“信”。既然如此，纵然向老百姓喊破喉咙，也唤不回全社会的诚信之风。统计调研方面的虚假与“任性”，想起来已属“匪夷所思”，看起来却已“司空见惯”。在中国，一个乡党委书记决不会相信自己反复唠叨的数字，也不会相信他乡的、“红头文件”上的数字，这正证明他还具备当书记的智力水平和心理素质；一个统计局长如果未经地方领导班子研究就擅自公布统计人员得出的数据，他这个局长也就当到头了；一个继任的地方“一把手”承认不承认前任留下的数字，需考虑的因素要多一些，主要的要看前任领导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看他的上级领导是否“心中有数”……推想之，专家学者们不发现、不引用并努力修饰让人忌讳的数据、指标，对自身或应为正常的“职务行为”，对社会或在维护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