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民主国家为何称霸，频频发动侵略战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7:08:25
《联合早报》3月28日发表邱震海的文章说，在全球媒体24小时的滚动追踪之下，当血肉横飞的战争细节似乎像球赛一样，可以在电视屏幕上成为军事专家从技术层面点评讲解，同时也成为全球人们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谈资，尤其是成为投资者们评估资产升值参照系数的时候，战争进程本身似乎比战争背后的许多东西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化。然而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下面两点事实似乎让人觉得，发生在公元2003年的事情与1914年的情形何其相似：一、一切对于人类生存资源或市场的关注，最终都必然走向暴力征服手段，而后者又往往戴有美丽的桂冠（例如90年前，同盟国和协约国的“为祖国而战”，以及今天布什的“解放伊拉克人民”）；二、一旦战事展开，90年前高唱《马赛曲》的西线消耗战和今天美英联军进攻巴士拉、巴格达的战术和路线，一样都能在媒体上淹没了反战的怒吼以及炮火声中无辜平民的呻吟。
20世纪欧洲大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在其巨着《开放世界及其敌人》中，集中笔墨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波普尔在回忆写作这部巨着的背景时说，虽然这本书的大量内容在较早时候已经形成了，但下定决心写这本书却是在1938年3月接到奥地利被占领消息的那一天。正是极权主义的盛行给了波普尔写作这本书的直接动力和灵感。二战结束后，波普尔的《开放世界及其敌人》成了欧洲社会的畅销哲学读物。
公元2003年3月20日，从美英联军向伊拉克发动进攻的那一刻起，这场新世纪的首场战争，其实已经为本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埋下了很多伏笔。
为什么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标榜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国家，会抛开由她一手参与创建的联合国，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为什么1945年在美国耳提面命下建立民主机制、最终学会如何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德国，这次却成为当年老师的反对者？这些看上去只是时事范围内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触及人类社会过往数百年一些深层的东西。
无可否认，在过去几百年人类历史上，议会民主制是人类在政治体制上最大的创举。这一被丘吉尔称为“最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由于有效地利用了权力制衡原理，客观上虽然不能创造最好的结果，但却能避免最坏的结果，因而在近百年里得到广泛推广。议会民主制虽然不是美国的创举，但战后先是由于美国的战胜国地位，后来又由于其独特的经济和战略地位，议会民主制在全球的传播主要得益于美国不遗余力的推广。在这方面，美国的功勋不可磨灭，虽然其副产品常常是征服乃至颠覆。
但议会民主制的设计只是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定义域里，那就是：一国疆域范围内以及一个多党轮流执政的成熟民主社会里。在这个定义域里，还有一些附加条件，最重要的就是民众精神世界的相对成熟。如果比较今天的美国和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人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决定了她能吸收全球一流人才的智慧，从而保持在全球绝大部分领域的领先水平，但从全民教育和公民成熟程度来看，欧洲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显然要大大超过美国；这一点决定了欧洲的民主呈现出一种较美国更为深厚和成熟的底蕴。这一底蕴加上欧洲社会对两次大战的惨痛记忆，直接导致了此次欧洲朝野空前反战的综合效应。
但是，如果我们将一国疆域内的议会民主制视作广义民主机制价值链上的一个中游环节，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她的上游和下游便分别是多党制下的党内民主和跨越疆域的国际民主秩序。而恰恰在上游和下游民主制度的设计上，人类目前还是一筹莫展。
先以上游为例，中游议会民主制的操作前提是参与竞选的各政党推选出合适的候选人。然而，正如毛泽东没有解决党内民主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一样，在西方国家，党内民主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仔细观察西方国家政党的内部运作流程，尤其是其选举候选人参加多党竞选的流程，人们可以发现，其间充满了人为因素；而这些人为因素一旦缺乏制度制约，便必然导致权力斗争。因此，在西方议会民主制权力制衡背后的党内民主，其实一样充满了权力斗争等极权制度的衍生物。
下游民主制度的情况也是一样：迄今为止，人类一直没有寻找到一个如一国疆域内议会民主制那样的有效机制来调节国际关系。
二战后，由于冷战的阴差阳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制衡，客观上维持了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只是这种平衡有其相当程度的偶发性和危险性（只要看看古巴危机便可明白这一点），而非人类自觉的制度设计使然。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全球战略平衡被打破，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间全球政治秩序经历了将近十年的重组过程，而这十年也是美国逐渐坐大并寻找新的战略目标的时期；重组的结果便是美国成为举世无双的超强，世界秩序重又跌入失衡状态。然而，这与其说是美国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类在政制和国际秩序设计方面遇到的一个结构性障碍或困惑。
文章说，过去百年里，人类在处理国际关系机制方面其实还是做过一些尝试，最典型的尝试便是成立世界政府，其代表便是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国联）和二战后的联合国。联合国虽然在制度设计上较国联进了一大步，但其缺陷则由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造成的客观平衡而被掩盖。
在伊拉克危机中，美国在寻求开战决议未果情况下抛开联合国单干，看上去是置联合国权威于不顾，实际上却为人类揭示了一些深刻道理。于是，我们便能够回答，为什么作为民主国家，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经常予人霸权的印象。
从上游、中游到下游，人类民主体制的建设还面临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美国的问题只是一个引子而已。就目前而言，问题出在美国身上，但提出的挑战却是全人类的。人类在这个世纪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能，那么一百年后人类还会重复今天的错误，一如今天的美英联军以及与之相似的90年前的情形。《联合早报》3月28日发表邱震海的文章说，在全球媒体24小时的滚动追踪之下，当血肉横飞的战争细节似乎像球赛一样，可以在电视屏幕上成为军事专家从技术层面点评讲解，同时也成为全球人们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谈资，尤其是成为投资者们评估资产升值参照系数的时候，战争进程本身似乎比战争背后的许多东西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化。然而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下面两点事实似乎让人觉得，发生在公元2003年的事情与1914年的情形何其相似：一、一切对于人类生存资源或市场的关注，最终都必然走向暴力征服手段，而后者又往往戴有美丽的桂冠（例如90年前，同盟国和协约国的“为祖国而战”，以及今天布什的“解放伊拉克人民”）；二、一旦战事展开，90年前高唱《马赛曲》的西线消耗战和今天美英联军进攻巴士拉、巴格达的战术和路线，一样都能在媒体上淹没了反战的怒吼以及炮火声中无辜平民的呻吟。
20世纪欧洲大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在其巨着《开放世界及其敌人》中，集中笔墨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波普尔在回忆写作这部巨着的背景时说，虽然这本书的大量内容在较早时候已经形成了，但下定决心写这本书却是在1938年3月接到奥地利被占领消息的那一天。正是极权主义的盛行给了波普尔写作这本书的直接动力和灵感。二战结束后，波普尔的《开放世界及其敌人》成了欧洲社会的畅销哲学读物。
公元2003年3月20日，从美英联军向伊拉克发动进攻的那一刻起，这场新世纪的首场战争，其实已经为本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埋下了很多伏笔。
为什么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标榜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国家，会抛开由她一手参与创建的联合国，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为什么1945年在美国耳提面命下建立民主机制、最终学会如何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德国，这次却成为当年老师的反对者？这些看上去只是时事范围内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触及人类社会过往数百年一些深层的东西。
无可否认，在过去几百年人类历史上，议会民主制是人类在政治体制上最大的创举。这一被丘吉尔称为“最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由于有效地利用了权力制衡原理，客观上虽然不能创造最好的结果，但却能避免最坏的结果，因而在近百年里得到广泛推广。议会民主制虽然不是美国的创举，但战后先是由于美国的战胜国地位，后来又由于其独特的经济和战略地位，议会民主制在全球的传播主要得益于美国不遗余力的推广。在这方面，美国的功勋不可磨灭，虽然其副产品常常是征服乃至颠覆。
但议会民主制的设计只是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定义域里，那就是：一国疆域范围内以及一个多党轮流执政的成熟民主社会里。在这个定义域里，还有一些附加条件，最重要的就是民众精神世界的相对成熟。如果比较今天的美国和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人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决定了她能吸收全球一流人才的智慧，从而保持在全球绝大部分领域的领先水平，但从全民教育和公民成熟程度来看，欧洲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显然要大大超过美国；这一点决定了欧洲的民主呈现出一种较美国更为深厚和成熟的底蕴。这一底蕴加上欧洲社会对两次大战的惨痛记忆，直接导致了此次欧洲朝野空前反战的综合效应。
但是，如果我们将一国疆域内的议会民主制视作广义民主机制价值链上的一个中游环节，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她的上游和下游便分别是多党制下的党内民主和跨越疆域的国际民主秩序。而恰恰在上游和下游民主制度的设计上，人类目前还是一筹莫展。
先以上游为例，中游议会民主制的操作前提是参与竞选的各政党推选出合适的候选人。然而，正如毛泽东没有解决党内民主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一样，在西方国家，党内民主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仔细观察西方国家政党的内部运作流程，尤其是其选举候选人参加多党竞选的流程，人们可以发现，其间充满了人为因素；而这些人为因素一旦缺乏制度制约，便必然导致权力斗争。因此，在西方议会民主制权力制衡背后的党内民主，其实一样充满了权力斗争等极权制度的衍生物。
下游民主制度的情况也是一样：迄今为止，人类一直没有寻找到一个如一国疆域内议会民主制那样的有效机制来调节国际关系。
二战后，由于冷战的阴差阳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制衡，客观上维持了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只是这种平衡有其相当程度的偶发性和危险性（只要看看古巴危机便可明白这一点），而非人类自觉的制度设计使然。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全球战略平衡被打破，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间全球政治秩序经历了将近十年的重组过程，而这十年也是美国逐渐坐大并寻找新的战略目标的时期；重组的结果便是美国成为举世无双的超强，世界秩序重又跌入失衡状态。然而，这与其说是美国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类在政制和国际秩序设计方面遇到的一个结构性障碍或困惑。
文章说，过去百年里，人类在处理国际关系机制方面其实还是做过一些尝试，最典型的尝试便是成立世界政府，其代表便是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国联）和二战后的联合国。联合国虽然在制度设计上较国联进了一大步，但其缺陷则由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造成的客观平衡而被掩盖。
在伊拉克危机中，美国在寻求开战决议未果情况下抛开联合国单干，看上去是置联合国权威于不顾，实际上却为人类揭示了一些深刻道理。于是，我们便能够回答，为什么作为民主国家，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经常予人霸权的印象。
从上游、中游到下游，人类民主体制的建设还面临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美国的问题只是一个引子而已。就目前而言，问题出在美国身上，但提出的挑战却是全人类的。人类在这个世纪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能，那么一百年后人类还会重复今天的错误，一如今天的美英联军以及与之相似的90年前的情形。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化。然而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下面两点事实似乎让人觉得，发生在公元2003年的事情与1914年的情形何其相似：一、一切对于人类生存资源或市场的关注，最终都必然走向暴力征服手段，而后者又往往戴有美丽的桂冠（例如90年前，同盟国和协约国的“为祖国而战”，以及今天布什的“解放伊拉克人民”）；二、一旦战事展开，90年前高唱《马赛曲》的西线消耗战和今天美英联军进攻巴士拉、巴格达的战术和路线，一样都能在媒体上淹没了反战的怒吼以及炮火声中无辜平民的呻吟。
20世纪欧洲大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在其巨着《开放世界及其敌人》中，集中笔墨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波普尔在回忆写作这部巨着的背景时说，虽然这本书的大量内容在较早时候已经形成了，但下定决心写这本书却是在1938年3月接到奥地利被占领消息的那一天。正是极权主义的盛行给了波普尔写作这本书的直接动力和灵感。二战结束后，波普尔的《开放世界及其敌人》成了欧洲社会的畅销哲学读物。
公元2003年3月20日，从美英联军向伊拉克发动进攻的那一刻起，这场新世纪的首场战争，其实已经为本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埋下了很多伏笔。
为什么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标榜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国家，会抛开由她一手参与创建的联合国，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为什么1945年在美国耳提面命下建立民主机制、最终学会如何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德国，这次却成为当年老师的反对者？这些看上去只是时事范围内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触及人类社会过往数百年一些深层的东西。
无可否认，在过去几百年人类历史上，议会民主制是人类在政治体制上最大的创举。这一被丘吉尔称为“最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由于有效地利用了权力制衡原理，客观上虽然不能创造最好的结果，但却能避免最坏的结果，因而在近百年里得到广泛推广。议会民主制虽然不是美国的创举，但战后先是由于美国的战胜国地位，后来又由于其独特的经济和战略地位，议会民主制在全球的传播主要得益于美国不遗余力的推广。在这方面，美国的功勋不可磨灭，虽然其副产品常常是征服乃至颠覆。
但议会民主制的设计只是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定义域里，那就是：一国疆域范围内以及一个多党轮流执政的成熟民主社会里。在这个定义域里，还有一些附加条件，最重要的就是民众精神世界的相对成熟。如果比较今天的美国和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人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决定了她能吸收全球一流人才的智慧，从而保持在全球绝大部分领域的领先水平，但从全民教育和公民成熟程度来看，欧洲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显然要大大超过美国；这一点决定了欧洲的民主呈现出一种较美国更为深厚和成熟的底蕴。这一底蕴加上欧洲社会对两次大战的惨痛记忆，直接导致了此次欧洲朝野空前反战的综合效应。
但是，如果我们将一国疆域内的议会民主制视作广义民主机制价值链上的一个中游环节，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她的上游和下游便分别是多党制下的党内民主和跨越疆域的国际民主秩序。而恰恰在上游和下游民主制度的设计上，人类目前还是一筹莫展。
先以上游为例，中游议会民主制的操作前提是参与竞选的各政党推选出合适的候选人。然而，正如毛泽东没有解决党内民主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一样，在西方国家，党内民主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仔细观察西方国家政党的内部运作流程，尤其是其选举候选人参加多党竞选的流程，人们可以发现，其间充满了人为因素；而这些人为因素一旦缺乏制度制约，便必然导致权力斗争。因此，在西方议会民主制权力制衡背后的党内民主，其实一样充满了权力斗争等极权制度的衍生物。
下游民主制度的情况也是一样：迄今为止，人类一直没有寻找到一个如一国疆域内议会民主制那样的有效机制来调节国际关系。
二战后，由于冷战的阴差阳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制衡，客观上维持了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只是这种平衡有其相当程度的偶发性和危险性（只要看看古巴危机便可明白这一点），而非人类自觉的制度设计使然。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全球战略平衡被打破，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间全球政治秩序经历了将近十年的重组过程，而这十年也是美国逐渐坐大并寻找新的战略目标的时期；重组的结果便是美国成为举世无双的超强，世界秩序重又跌入失衡状态。然而，这与其说是美国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类在政制和国际秩序设计方面遇到的一个结构性障碍或困惑。
文章说，过去百年里，人类在处理国际关系机制方面其实还是做过一些尝试，最典型的尝试便是成立世界政府，其代表便是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国联）和二战后的联合国。联合国虽然在制度设计上较国联进了一大步，但其缺陷则由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造成的客观平衡而被掩盖。
在伊拉克危机中，美国在寻求开战决议未果情况下抛开联合国单干，看上去是置联合国权威于不顾，实际上却为人类揭示了一些深刻道理。于是，我们便能够回答，为什么作为民主国家，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经常予人霸权的印象。
从上游、中游到下游，人类民主体制的建设还面临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美国的问题只是一个引子而已。就目前而言，问题出在美国身上，但提出的挑战却是全人类的。人类在这个世纪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能，那么一百年后人类还会重复今天的错误，一如今天的美英联军以及与之相似的90年前的情形。《联合早报》3月28日发表邱震海的文章说，在全球媒体24小时的滚动追踪之下，当血肉横飞的战争细节似乎像球赛一样，可以在电视屏幕上成为军事专家从技术层面点评讲解，同时也成为全球人们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谈资，尤其是成为投资者们评估资产升值参照系数的时候，战争进程本身似乎比战争背后的许多东西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化。然而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下面两点事实似乎让人觉得，发生在公元2003年的事情与1914年的情形何其相似：一、一切对于人类生存资源或市场的关注，最终都必然走向暴力征服手段，而后者又往往戴有美丽的桂冠（例如90年前，同盟国和协约国的“为祖国而战”，以及今天布什的“解放伊拉克人民”）；二、一旦战事展开，90年前高唱《马赛曲》的西线消耗战和今天美英联军进攻巴士拉、巴格达的战术和路线，一样都能在媒体上淹没了反战的怒吼以及炮火声中无辜平民的呻吟。
20世纪欧洲大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在其巨着《开放世界及其敌人》中，集中笔墨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波普尔在回忆写作这部巨着的背景时说，虽然这本书的大量内容在较早时候已经形成了，但下定决心写这本书却是在1938年3月接到奥地利被占领消息的那一天。正是极权主义的盛行给了波普尔写作这本书的直接动力和灵感。二战结束后，波普尔的《开放世界及其敌人》成了欧洲社会的畅销哲学读物。
公元2003年3月20日，从美英联军向伊拉克发动进攻的那一刻起，这场新世纪的首场战争，其实已经为本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埋下了很多伏笔。
为什么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标榜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国家，会抛开由她一手参与创建的联合国，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为什么1945年在美国耳提面命下建立民主机制、最终学会如何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德国，这次却成为当年老师的反对者？这些看上去只是时事范围内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触及人类社会过往数百年一些深层的东西。
无可否认，在过去几百年人类历史上，议会民主制是人类在政治体制上最大的创举。这一被丘吉尔称为“最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由于有效地利用了权力制衡原理，客观上虽然不能创造最好的结果，但却能避免最坏的结果，因而在近百年里得到广泛推广。议会民主制虽然不是美国的创举，但战后先是由于美国的战胜国地位，后来又由于其独特的经济和战略地位，议会民主制在全球的传播主要得益于美国不遗余力的推广。在这方面，美国的功勋不可磨灭，虽然其副产品常常是征服乃至颠覆。
但议会民主制的设计只是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定义域里，那就是：一国疆域范围内以及一个多党轮流执政的成熟民主社会里。在这个定义域里，还有一些附加条件，最重要的就是民众精神世界的相对成熟。如果比较今天的美国和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人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决定了她能吸收全球一流人才的智慧，从而保持在全球绝大部分领域的领先水平，但从全民教育和公民成熟程度来看，欧洲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显然要大大超过美国；这一点决定了欧洲的民主呈现出一种较美国更为深厚和成熟的底蕴。这一底蕴加上欧洲社会对两次大战的惨痛记忆，直接导致了此次欧洲朝野空前反战的综合效应。
但是，如果我们将一国疆域内的议会民主制视作广义民主机制价值链上的一个中游环节，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她的上游和下游便分别是多党制下的党内民主和跨越疆域的国际民主秩序。而恰恰在上游和下游民主制度的设计上，人类目前还是一筹莫展。
先以上游为例，中游议会民主制的操作前提是参与竞选的各政党推选出合适的候选人。然而，正如毛泽东没有解决党内民主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一样，在西方国家，党内民主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仔细观察西方国家政党的内部运作流程，尤其是其选举候选人参加多党竞选的流程，人们可以发现，其间充满了人为因素；而这些人为因素一旦缺乏制度制约，便必然导致权力斗争。因此，在西方议会民主制权力制衡背后的党内民主，其实一样充满了权力斗争等极权制度的衍生物。
下游民主制度的情况也是一样：迄今为止，人类一直没有寻找到一个如一国疆域内议会民主制那样的有效机制来调节国际关系。
二战后，由于冷战的阴差阳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制衡，客观上维持了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只是这种平衡有其相当程度的偶发性和危险性（只要看看古巴危机便可明白这一点），而非人类自觉的制度设计使然。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全球战略平衡被打破，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间全球政治秩序经历了将近十年的重组过程，而这十年也是美国逐渐坐大并寻找新的战略目标的时期；重组的结果便是美国成为举世无双的超强，世界秩序重又跌入失衡状态。然而，这与其说是美国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类在政制和国际秩序设计方面遇到的一个结构性障碍或困惑。
文章说，过去百年里，人类在处理国际关系机制方面其实还是做过一些尝试，最典型的尝试便是成立世界政府，其代表便是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国联）和二战后的联合国。联合国虽然在制度设计上较国联进了一大步，但其缺陷则由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造成的客观平衡而被掩盖。
在伊拉克危机中，美国在寻求开战决议未果情况下抛开联合国单干，看上去是置联合国权威于不顾，实际上却为人类揭示了一些深刻道理。于是，我们便能够回答，为什么作为民主国家，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经常予人霸权的印象。
从上游、中游到下游，人类民主体制的建设还面临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美国的问题只是一个引子而已。就目前而言，问题出在美国身上，但提出的挑战却是全人类的。人类在这个世纪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能，那么一百年后人类还会重复今天的错误，一如今天的美英联军以及与之相似的90年前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