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院致网友书

各位网友：
大家好！
　　针对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11月3日的失实报道以及广大网友指出的一些疑问，我院现做出郑重回复，以馈广大网友。我们知道我们的解释可能还会被一些网友说成“狡辩”，但是我们只是想还原事实真相。以下部分文字没有采用太多的专业名词，完全是为了更好的与网友交流，请专业人士见谅。
　　一、关于“三个学生”的问题
　　央视经济半小时的报道中提到的三个学生，其中于峥嵘医师和肖建涛医师当时已经分别是医学硕士毕业和医学博士毕业，并均已正式被我院聘用，是我院的正式职工，而不是什么学生。段鸿洲医师当时也已获得医学学士学位，正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正规的住院医师培训，也不是什么实习医生。
　　二、关于抢救经过
　　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中只提到“三个学生在进行抢救”，试想一下，如此重要的病人，又是我院自己的职工，怎么可能是“三个学生”在抢救。那实际情况是：2006年1月，北大医院心内科研究员熊卓为因患腰椎滑脱，于春节前入住北大医院骨科，并于住院后第二天接受了手术治疗，手术顺利成功。为避免手术后发生静脉血栓，患者于手术后第三天遵医嘱开始下地活动。术后第6天（年初二）熊卓为在病房突然跌倒，在医院二线值班的主治医师刘宪义接到骨科病房护士报告后立即赶到病房，此时熊卓为已没有脉搏，也测不到心跳和血压。麻醉科和心内科值班医师接到通知后也在5分钟内赶到病房。为帮助患者恢复心跳，他们边为患者做心外按压，边把患者紧急送往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此后骨科、心内科、心外科主任都相继赶来参与抢救，时任院长也亲自坐阵。抢救从当晚9点多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5点。据病历记载，当天参与抢救的专家有：朱天岳教授（原骨科主任）、丁文惠教授（大内科主任、心内科专家）、王东信教授（麻醉科主任、ICU专家）、李岩主任医师（心外科副主任）、刘宪义副教授（当时的骨科主治医师）、于峥嵘主治医师（当时的骨科住院总医师）、洪涛教授（心内科副主任）、赵峰教授（心内科副主任）、赵明辉教授（肾内科主任）、章友康教授（当时的北大医院院长），还有应患者家属要求请来的阜外医院两名院长以及北大医院相关辅助科室多人。如此强大的抢救阵容，在北大医院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中的“三个学生”当然也参与了抢救，但抢救的主角怎么可能轮得到他们！
　　狭义的“抢救”概念就是指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和心外按压等措施），实施复苏的前提一定是患者心脏、呼吸停止，换句话说是“先濒死、后按压”，如果当时不按压必死无疑，怎么可能是因为复苏致死的呢？一般在抢救中，心外按压持续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后，如果病人仍无自主心跳、呼吸，就不再继续按压，因为这种情况下即使病人后来恢复了自主心跳和呼吸，也多成为植物人。而对熊卓为，一方面是应患者家属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场的很多人都是她的同事与好朋友，大家实在不忍心看着她这样离去，所以体外按压一直持续到凌晨5 点开胸取血栓时。这样长时间的按压难免会伤及肋骨和脏器，但是当时最紧迫的是保持患者有心跳和血压，否则一切抢救都无法进行。广大网友们，对于熊卓为的抢救，虽然最终未能挽回她的生命，但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真的是尽力了！
　　广大网友，请大家自己判断一下真实情况，难道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就一定真实吗？
　　三、关于预防性使用抗凝药物的问题
　　我们说“手术是成功的”，指的是熊老师腰椎滑脱的骨科手术本身是成功的，然而，术后第六天发生的并发症急性肺栓塞无情地夺走了熊老师的生命。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中提到“没有采取抗凝措施”，广大网友也有疑问。
　　那么术后需卧床的骨科手术患者是否需要预防性使用抗凝药物是一个学术问题，目前尚无统一标准。我们不能只看到抗凝药物“预防血栓形成”的益处，还要看到其加重术后出血倾向的弊端。如果我们当时预防性地使用了抗凝药物，其后熊老师因大出血死亡，大家会不会又说我们不该用药了呢？目前的骨科抗凝剂使用指南中，也只是要求大关节手术要在术后使用抗凝剂。熊卓为做的是脊柱外科手术，这方面至今没有形成常规使用抗凝剂的指南。
　　人体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医学也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否则医学界早就攻克癌症了，不是吗？
　　四、关于“非法行医”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再赘述，卫生部的回应和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声明已经说明我们绝不是“非法行医”。有些网友拿“未拿到驾照就上路驾驶是非法驾驶”来作比喻，那么在驾校中跟着教练练车也是非法驾驶吗？也许大家会说我们的病历上没有上级医师签字，但试想对于这么重要的病人，年轻大夫怎么可能自己做主，上级大夫怎么可能不做指示，当然病历上没有签字是我们当时工作上的不足，但是广大网友们，这是在2006年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相信很多教学医院都同样没有意识到上级医师签字的如此重要性。
　　五、关于修改病历的问题
　　很多网友说我们在第一篇文字中回避了这个话题，其实不然，原因也是因为此话题的敏感性将有可能出现更长时间的争执而终无所获。
按照运行情况分，病历有两种：一种叫运行病历，另一种叫终结病历（即病案），定义的区别就在于这份病历的主人是否出院，病历归档进入病案室。病历的客观部分（如化验报告单）是允许患者复印的，主观部分（即有医师书写记录病情的内容）是不允许患者复印的。病历的书写是医生根据诊治过程所记录的依据，会随着病情的变化和医生新的发现而日趋完善，我院历史上就曾多次出现老教授不满低年资大夫书写的病历（一定是指主观部分）而将其撕碎扔掉责其重写的故事。一般医疗纠纷出现后，会当着医院医务部门和患者家属的面封存病历，如果在病历封存后再去修改病历，那是不允许的。
　　广大网友们，有没有“篡改病历”是法律说了算的，不是我们说了算，也不是患者家属说了算的，更不是央视经济半小时说了算的。
　　六、关于执业医师资格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先来谈谈执业医师考试。每年一次的执业医师考试是一种国家级的资格认定考试，包括理论和技能两方面，考试成绩合格后将颁发《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得到《医师执业证书》并在供职医院注册，成为一名注册医师，有资格在注册医院范围内独立行医。
以前，只有已从医学院毕业开始就职的人，才被允许在一年的临床实践后参加执业医师考试，这个约束显然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医学教育事业，七年制（本硕连读）、八年制（本硕博连读）的学生和本科毕业参加全国统考继续攻读研究生的人，不得不面临没有拿到执业证书还要保证临床医学教育实践的尴尬局面，而承载教学工作越重的医院在这个“空白期”就十分无奈——北大医院就是最好的示例！但我们相信，这种两难的处境绝不只有北大医院一家独自面对！
　　针对此问题，2009年1月1日卫生部、教育部印发《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中指出“试用期医学毕业生在指导医师的监督、指导下，可以为患者提供相应的临床诊疗服务”。作为北京大学的第一家教学医院，我们也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来保障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合法、顺利进行，如非注册医师参与医疗活动时需在注册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并有注册医师签字。
　　节目中“曝光”的刘希高，据他所言，当日乔装成病人的记者来到诊室后说自己有“泌尿系感染”，请求小刘给自己开点药，并一再强调以前吃过，效果很好，在小刘问诊的同时和他“套近乎”，说自己的侄女也要考北医的研究生，想从小刘这里取取经，于是小刘就坦坦荡荡地告诉她如何复习备考，殊不知有一个针孔对着自己。最后小刘因为觉得开这点药很简单就没有请示当时值班的具有执业资格的二线医师，自己开了药方，违反了医院有明确的相关规章制度。实际上央视经济半小时记者那几天还找了其他几位急诊值班医生，但他们都没有给她开药，只有小刘开了药方，如此“钓鱼”暗访，我们觉得已经无话可说，不知道广大网友又该如何评判。
　　小刘和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中的年轻大夫还提到“上手术”，但是“上手术”并不是去主刀做手术，做手术除了主刀大夫，还需要好几个人帮忙做助手，说句实话，真让小刘他们去主刀做手术，他们不敢也不会去做。
　　在网上看到有网友评论说，这件报道将一个事实展现在公众面前，那就是目前我国的执业医师制度还不够健全，而北大医院就是一个牺牲者！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是令我们疼痛却比较中肯的，因为我们为澄清事实真相付出了太多太多，也得到了及其不利的社会反响。北大医院可以“牺牲”，然而，小刘不能“牺牲”！他今年只有26岁，不久前刚刚参加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正在期盼自己的成绩、憧憬着今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的梦想，却因为一时的不清醒被欺骗自己感情的媒体无情地扣上了“非法行医”的帽子“示众”，无论结局如何，这可能将对他年轻的心灵造成严重的伤害，这也将令我们感到更为疼痛！
　　七、关于临床医学教育和医疗工作梯队建设
　　1. 关于临床医学教育
　　关于这一点，学校更有发言权，但因我院是北京大学的教学医院之一，作为医学教育的实施者之一，我们想站在自己的角度谈一些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北大医院是北京大学的教学医院，是北大校园的“延伸”，这就意味着在医院里有见习的医学生、实习的医学生和研究生，他们由北京大学和医学部统一管理，并非医院的正式职工。医生是一个特殊职业，医生的培养亦具有其特殊性，必须进行足够的临床实践，而这种实践与行医有着本质的不同。医学是临床性非常强的实践活动，如果不给他们机会，新一代的医生就不会成长起来。这对未来的医疗安全势必会埋下一个新的隐患。
　　目前，北京大学的医学生教育模式分为两个阶段，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八年制学生的后三年学习也属于研究生教育）。本科生阶段学习，不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在临床实践活动中以见习而后实习的医生身份出现，这一点在我院的《入院须知》中有明确告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即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作为“一线”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参与医疗实践工作，在一年之后可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等到考试通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大概还需要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2. 关于医疗工作梯队建设
　　刚才提到的“一线”，即在我院正式工作的住院医师和临床医学研究生（一般为在读硕士阶段），他们的年资基本一致，相当数量的研究生因本科毕业后在外工作若干年后考研，其能力比刚参加工作的住院医师还高，为了便于管理，我们将所有从事临床“一线”工作的大夫统称为“住院医师”。实际上于峥嵘和段鸿洲以及刘希高他们都是归于此类，并不是所谓的“主治医师”。
　　“二线”即“主治医师”，这是一个职称的概念，医院的主治医师一定是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并在我院正式注册的本院职工，负责管理和监督“一线”的工作，至于他们有的在职攻读更高学位，并不影响仍为本院职工的事实。肖建涛当时就已经是心外科的主治医师了。
　　“三线”即“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这也是一个职称的区别，其评审有人事部门的相关规定。北大医院施行“（副）主任医师负责制”，因此，患者可以在我院放心就诊！
　　以上是对我院医疗工作梯队建设的简单介绍，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希望能让各位网友更多地了解医院工作所谓的“神秘”。
　　老百姓口中的“主治医师”对于外科病人严格来讲指的就是主刀医师，熊卓为的主刀医师就是骨科的李淳德主任医师，而不是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中提到的“三个学生”。

　　今天和网友们的交流，我们使用了“郑重”二字，因为我们很清楚这次事件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的严重性和纵容舆论后果的毁灭性，然而，我们也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不指望这些文字能够证明什么争执多年的事情，只希望公众能听到一些来自院方积极的声音（不能说“客观”是因为我们是局内人），而不仅是电视屏幕中的“一言堂”和令人动容的泪水。
　　可能大家还有别的疑问，没关系，我们只想还原事实真相，您如果有机会可以亲眼来看一看北大医院，眼见为实！我们的工作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我们绝不是“非法行医”，也绝不会“草菅人命”。
　　此外，我们还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我们内心的痛苦并不仅仅是针对此案件本身，而是对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担忧。如果因为媒体的一则失实报道而挫败了广大医学生和渴望学医的孩子们的心，今后一流的人才没有人愿意学医，中国人民的健康如何保障？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如何发展？那时，我们大家不是不敢去医院看病了，而是没有大夫有信心独立出诊，或是抱着教科书坐在诊室里比对！难道这就是作为毛细血管的我们在2009年的严冬和主流媒体的一番“较量”后的结果？难道这样培养出来的医生就令百姓放心？这代价令我们无言以对！


中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委员会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八日各位网友：
大家好！
　　针对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11月3日的失实报道以及广大网友指出的一些疑问，我院现做出郑重回复，以馈广大网友。我们知道我们的解释可能还会被一些网友说成“狡辩”，但是我们只是想还原事实真相。以下部分文字没有采用太多的专业名词，完全是为了更好的与网友交流，请专业人士见谅。
　　一、关于“三个学生”的问题
　　央视经济半小时的报道中提到的三个学生，其中于峥嵘医师和肖建涛医师当时已经分别是医学硕士毕业和医学博士毕业，并均已正式被我院聘用，是我院的正式职工，而不是什么学生。段鸿洲医师当时也已获得医学学士学位，正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正规的住院医师培训，也不是什么实习医生。
　　二、关于抢救经过
　　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中只提到“三个学生在进行抢救”，试想一下，如此重要的病人，又是我院自己的职工，怎么可能是“三个学生”在抢救。那实际情况是：2006年1月，北大医院心内科研究员熊卓为因患腰椎滑脱，于春节前入住北大医院骨科，并于住院后第二天接受了手术治疗，手术顺利成功。为避免手术后发生静脉血栓，患者于手术后第三天遵医嘱开始下地活动。术后第6天（年初二）熊卓为在病房突然跌倒，在医院二线值班的主治医师刘宪义接到骨科病房护士报告后立即赶到病房，此时熊卓为已没有脉搏，也测不到心跳和血压。麻醉科和心内科值班医师接到通知后也在5分钟内赶到病房。为帮助患者恢复心跳，他们边为患者做心外按压，边把患者紧急送往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此后骨科、心内科、心外科主任都相继赶来参与抢救，时任院长也亲自坐阵。抢救从当晚9点多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5点。据病历记载，当天参与抢救的专家有：朱天岳教授（原骨科主任）、丁文惠教授（大内科主任、心内科专家）、王东信教授（麻醉科主任、ICU专家）、李岩主任医师（心外科副主任）、刘宪义副教授（当时的骨科主治医师）、于峥嵘主治医师（当时的骨科住院总医师）、洪涛教授（心内科副主任）、赵峰教授（心内科副主任）、赵明辉教授（肾内科主任）、章友康教授（当时的北大医院院长），还有应患者家属要求请来的阜外医院两名院长以及北大医院相关辅助科室多人。如此强大的抢救阵容，在北大医院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中的“三个学生”当然也参与了抢救，但抢救的主角怎么可能轮得到他们！
　　狭义的“抢救”概念就是指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和心外按压等措施），实施复苏的前提一定是患者心脏、呼吸停止，换句话说是“先濒死、后按压”，如果当时不按压必死无疑，怎么可能是因为复苏致死的呢？一般在抢救中，心外按压持续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后，如果病人仍无自主心跳、呼吸，就不再继续按压，因为这种情况下即使病人后来恢复了自主心跳和呼吸，也多成为植物人。而对熊卓为，一方面是应患者家属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场的很多人都是她的同事与好朋友，大家实在不忍心看着她这样离去，所以体外按压一直持续到凌晨5 点开胸取血栓时。这样长时间的按压难免会伤及肋骨和脏器，但是当时最紧迫的是保持患者有心跳和血压，否则一切抢救都无法进行。广大网友们，对于熊卓为的抢救，虽然最终未能挽回她的生命，但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真的是尽力了！
　　广大网友，请大家自己判断一下真实情况，难道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就一定真实吗？
　　三、关于预防性使用抗凝药物的问题
　　我们说“手术是成功的”，指的是熊老师腰椎滑脱的骨科手术本身是成功的，然而，术后第六天发生的并发症急性肺栓塞无情地夺走了熊老师的生命。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中提到“没有采取抗凝措施”，广大网友也有疑问。
　　那么术后需卧床的骨科手术患者是否需要预防性使用抗凝药物是一个学术问题，目前尚无统一标准。我们不能只看到抗凝药物“预防血栓形成”的益处，还要看到其加重术后出血倾向的弊端。如果我们当时预防性地使用了抗凝药物，其后熊老师因大出血死亡，大家会不会又说我们不该用药了呢？目前的骨科抗凝剂使用指南中，也只是要求大关节手术要在术后使用抗凝剂。熊卓为做的是脊柱外科手术，这方面至今没有形成常规使用抗凝剂的指南。
　　人体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医学也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否则医学界早就攻克癌症了，不是吗？
　　四、关于“非法行医”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再赘述，卫生部的回应和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声明已经说明我们绝不是“非法行医”。有些网友拿“未拿到驾照就上路驾驶是非法驾驶”来作比喻，那么在驾校中跟着教练练车也是非法驾驶吗？也许大家会说我们的病历上没有上级医师签字，但试想对于这么重要的病人，年轻大夫怎么可能自己做主，上级大夫怎么可能不做指示，当然病历上没有签字是我们当时工作上的不足，但是广大网友们，这是在2006年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相信很多教学医院都同样没有意识到上级医师签字的如此重要性。
　　五、关于修改病历的问题
　　很多网友说我们在第一篇文字中回避了这个话题，其实不然，原因也是因为此话题的敏感性将有可能出现更长时间的争执而终无所获。
按照运行情况分，病历有两种：一种叫运行病历，另一种叫终结病历（即病案），定义的区别就在于这份病历的主人是否出院，病历归档进入病案室。病历的客观部分（如化验报告单）是允许患者复印的，主观部分（即有医师书写记录病情的内容）是不允许患者复印的。病历的书写是医生根据诊治过程所记录的依据，会随着病情的变化和医生新的发现而日趋完善，我院历史上就曾多次出现老教授不满低年资大夫书写的病历（一定是指主观部分）而将其撕碎扔掉责其重写的故事。一般医疗纠纷出现后，会当着医院医务部门和患者家属的面封存病历，如果在病历封存后再去修改病历，那是不允许的。
　　广大网友们，有没有“篡改病历”是法律说了算的，不是我们说了算，也不是患者家属说了算的，更不是央视经济半小时说了算的。
　　六、关于执业医师资格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先来谈谈执业医师考试。每年一次的执业医师考试是一种国家级的资格认定考试，包括理论和技能两方面，考试成绩合格后将颁发《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得到《医师执业证书》并在供职医院注册，成为一名注册医师，有资格在注册医院范围内独立行医。
以前，只有已从医学院毕业开始就职的人，才被允许在一年的临床实践后参加执业医师考试，这个约束显然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医学教育事业，七年制（本硕连读）、八年制（本硕博连读）的学生和本科毕业参加全国统考继续攻读研究生的人，不得不面临没有拿到执业证书还要保证临床医学教育实践的尴尬局面，而承载教学工作越重的医院在这个“空白期”就十分无奈——北大医院就是最好的示例！但我们相信，这种两难的处境绝不只有北大医院一家独自面对！
　　针对此问题，2009年1月1日卫生部、教育部印发《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中指出“试用期医学毕业生在指导医师的监督、指导下，可以为患者提供相应的临床诊疗服务”。作为北京大学的第一家教学医院，我们也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来保障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合法、顺利进行，如非注册医师参与医疗活动时需在注册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并有注册医师签字。
　　节目中“曝光”的刘希高，据他所言，当日乔装成病人的记者来到诊室后说自己有“泌尿系感染”，请求小刘给自己开点药，并一再强调以前吃过，效果很好，在小刘问诊的同时和他“套近乎”，说自己的侄女也要考北医的研究生，想从小刘这里取取经，于是小刘就坦坦荡荡地告诉她如何复习备考，殊不知有一个针孔对着自己。最后小刘因为觉得开这点药很简单就没有请示当时值班的具有执业资格的二线医师，自己开了药方，违反了医院有明确的相关规章制度。实际上央视经济半小时记者那几天还找了其他几位急诊值班医生，但他们都没有给她开药，只有小刘开了药方，如此“钓鱼”暗访，我们觉得已经无话可说，不知道广大网友又该如何评判。
　　小刘和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中的年轻大夫还提到“上手术”，但是“上手术”并不是去主刀做手术，做手术除了主刀大夫，还需要好几个人帮忙做助手，说句实话，真让小刘他们去主刀做手术，他们不敢也不会去做。
　　在网上看到有网友评论说，这件报道将一个事实展现在公众面前，那就是目前我国的执业医师制度还不够健全，而北大医院就是一个牺牲者！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是令我们疼痛却比较中肯的，因为我们为澄清事实真相付出了太多太多，也得到了及其不利的社会反响。北大医院可以“牺牲”，然而，小刘不能“牺牲”！他今年只有26岁，不久前刚刚参加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正在期盼自己的成绩、憧憬着今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的梦想，却因为一时的不清醒被欺骗自己感情的媒体无情地扣上了“非法行医”的帽子“示众”，无论结局如何，这可能将对他年轻的心灵造成严重的伤害，这也将令我们感到更为疼痛！
　　七、关于临床医学教育和医疗工作梯队建设
　　1. 关于临床医学教育
　　关于这一点，学校更有发言权，但因我院是北京大学的教学医院之一，作为医学教育的实施者之一，我们想站在自己的角度谈一些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北大医院是北京大学的教学医院，是北大校园的“延伸”，这就意味着在医院里有见习的医学生、实习的医学生和研究生，他们由北京大学和医学部统一管理，并非医院的正式职工。医生是一个特殊职业，医生的培养亦具有其特殊性，必须进行足够的临床实践，而这种实践与行医有着本质的不同。医学是临床性非常强的实践活动，如果不给他们机会，新一代的医生就不会成长起来。这对未来的医疗安全势必会埋下一个新的隐患。
　　目前，北京大学的医学生教育模式分为两个阶段，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八年制学生的后三年学习也属于研究生教育）。本科生阶段学习，不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在临床实践活动中以见习而后实习的医生身份出现，这一点在我院的《入院须知》中有明确告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即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作为“一线”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参与医疗实践工作，在一年之后可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等到考试通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大概还需要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2. 关于医疗工作梯队建设
　　刚才提到的“一线”，即在我院正式工作的住院医师和临床医学研究生（一般为在读硕士阶段），他们的年资基本一致，相当数量的研究生因本科毕业后在外工作若干年后考研，其能力比刚参加工作的住院医师还高，为了便于管理，我们将所有从事临床“一线”工作的大夫统称为“住院医师”。实际上于峥嵘和段鸿洲以及刘希高他们都是归于此类，并不是所谓的“主治医师”。
　　“二线”即“主治医师”，这是一个职称的概念，医院的主治医师一定是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并在我院正式注册的本院职工，负责管理和监督“一线”的工作，至于他们有的在职攻读更高学位，并不影响仍为本院职工的事实。肖建涛当时就已经是心外科的主治医师了。
　　“三线”即“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这也是一个职称的区别，其评审有人事部门的相关规定。北大医院施行“（副）主任医师负责制”，因此，患者可以在我院放心就诊！
　　以上是对我院医疗工作梯队建设的简单介绍，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希望能让各位网友更多地了解医院工作所谓的“神秘”。
　　老百姓口中的“主治医师”对于外科病人严格来讲指的就是主刀医师，熊卓为的主刀医师就是骨科的李淳德主任医师，而不是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中提到的“三个学生”。

　　今天和网友们的交流，我们使用了“郑重”二字，因为我们很清楚这次事件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的严重性和纵容舆论后果的毁灭性，然而，我们也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不指望这些文字能够证明什么争执多年的事情，只希望公众能听到一些来自院方积极的声音（不能说“客观”是因为我们是局内人），而不仅是电视屏幕中的“一言堂”和令人动容的泪水。
　　可能大家还有别的疑问，没关系，我们只想还原事实真相，您如果有机会可以亲眼来看一看北大医院，眼见为实！我们的工作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我们绝不是“非法行医”，也绝不会“草菅人命”。
　　此外，我们还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我们内心的痛苦并不仅仅是针对此案件本身，而是对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担忧。如果因为媒体的一则失实报道而挫败了广大医学生和渴望学医的孩子们的心，今后一流的人才没有人愿意学医，中国人民的健康如何保障？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如何发展？那时，我们大家不是不敢去医院看病了，而是没有大夫有信心独立出诊，或是抱着教科书坐在诊室里比对！难道这就是作为毛细血管的我们在2009年的严冬和主流媒体的一番“较量”后的结果？难道这样培养出来的医生就令百姓放心？这代价令我们无言以对！


中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委员会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