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西方的光环在消退，中国的爱国主义的春天即将到来 ...

中国90年代的“民族主义”除了是对80年代“逆向种族主义”的逆反之外，也表明了中国人对于真实西方的了解有了加深，因而西方的光环逐渐消退，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利益意识在逐渐觉醒。
　　80年代的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有着一圈神圣的光环。他们把西方想象成物质极度丰富，人们高度文明、高度道德的天堂。比如，不少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天真地想象西方不存在嫉妒，因而有人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东方的嫉妒”一词。当然他们并不知道真实的西方是什么样子。但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来作自己的西方梦。譬如一个主张性自由的中国人会想象西方是一个可以随意与任何漂亮姑娘上床的性自由天堂，而另一个对性道德持严谨态度的中国人在中国的大街上看到恋人当众接吻时则会愤愤不平地说：“在西方国家就决不会有这种不文明的事。”那时的中国人，每逢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诸如被人碰了一下而对方没有道歉，就会说：“在西方决不会有这种事。”其间有些人到西方作了短暂的访问，往往仅仅十几天短暂的访问，那些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就会使一些人放弃自己几十年的信仰（人们就是这么轻信，据说一些在60、7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来华访问的西方人曾认为中国是地球上仅存的天堂）。这种仅只十几天访问便认定西方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天堂的轻信，在90年代被嘲讽地称之为“现代化欣喜”。当时确有一种现象，去西方国家访问的时间越短，回来后做的报告越长，夸得越厉害。可以说，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想象只是他们自己的幻梦、情绪的投射，与实际的西方相距甚远。
　　然而，到了9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长期生活和学习，对于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的光环逐渐在中国丧失了垄断地位（应该说至少在知识分子圈中还占相当的优势，但垄断做不到了）。许多被列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人是曾在西方留学过的中国人。如张宽，他因对西方持批判态度而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愤怒地形容为因个人在西方境遇不佳而怨恨西方的人⑩；盛洪，他到美国访问了一年后写了一篇《什么是文明》⑾，认为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从而掀起了一场讨论；张承志，在国外转了一圈后写了《神不在异国》及其他许多文章⑿，因其原有的知名度及文笔的优美，掀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更大的讨论。《神不在异国》这个篇名本身就是发人深省的：这意思显然是作者本以为神在异国，但亲身转了一圈之后才发现神不在异国。作者写道，“你曾经在出发之前抱过一个幻想。你曾经确实想过去找到它，并且使它成为你人生的支撑”，然而“你的梦失败了。就像你猜测的他们的梦根本不存在一样，你的追踪他们的梦狠狠地撞了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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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徐友渔：“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现代与传统》，1996年第一辑。
　　⑾盛洪：“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
　　⑿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年。


中国利益意识在觉醒

　　公正地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东西，包括物质方面的以及非物质方面的，都比中国要好，然而，没有中国人在80年代所幻想的那么好。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到了90年代已经逐步了解到，西方人的个人行为，特别是国家行为并不完全是理想主义的，而是相当“realpolitik”，即实用政治或强权政治的。
　　在80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完全是道德的化身，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他们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权、民主，一心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如果说他们与中国有什么矛盾的话，那是与“中国的专制政府”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由于西方人关心中国人的福祉才产生的。然而，中国人逐步了解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吃惊地发现，许多西方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与西方争资源（如莱斯特·布朗）、争市场，害怕中国人如果过上富裕生活就会妨碍他们的奢侈生活；他们逐步认识到，一些西方战略家与政治家想削弱中国并不仅仅是旨在削弱中国的“专制统治”，而是中国的强大本身就会使他们不安；他们也模模糊糊感到，关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决不仅仅与“人权问题”有关，而是牵涉到美国的贸易利益。吴国光，一位曾被认为是亲西方的“改革派”人士，在美国住了几年并拿到了一个政治学博士后，却认为：“对于美国舆论和战略界来说，对中国的主要恐惧与其说是来自意识形态的担心，不如说来自未来霸权兴衰交替的忧虑。”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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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⒀吴国光、刘靖华：“‘围堵中国’：神话与现实――兼析‘中国威胁论’的战略企图”，《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

　　这是不是说明西方有什么错，或者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西方有什么错呢？不能说明。中国人无权要求意大利的街上没有小偷，也无权要求美国人不考虑怎么多挣些中国人的钱。西方的行为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之处，而是十分正常。问题在于中国在80年代对西方所抱的幻想过多，就像俄罗斯人一样。幻想终将归于破灭，于是便有西方光环的消退和中国自我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80年代中国人看西方，就像一个儿童看一个他所仰慕的成年人，充满了幻想、崇拜与爱慕；而90年代，这个儿童长大成人了，懂得了那个成年人有种种缺点，有不那么光明的一面，于是他就不再那么仰慕那个成年人了，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能与那个成年人和平相处，甚至成为伙伴。但那个成年人必须理解，儿童终将长大成人，他必须与那个原来的儿童平等相处。然而，西方舆论对于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反感和攻击，说明他们没有理解这个儿童长大成人的自然和必然的过程，不切实际地要求那个今天已是成人的前儿童仍旧保持儿童期的仰慕和顺从。可以预言的是，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的过度攻击只会招致更为强烈的反弹。
　　中国是否会出现过度攻击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有可能，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过度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至少那种声音是很微弱的。在民族主义方面所出现的变化是显著的，但这只是从80年代的非正常状态向正常状态回归。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将不得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面对这种正常状态。这就有个相互明智地相处的问题。


中国青年：美国是最不友好的国家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它的军事力量相当于其他六个最强国的总和。这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是史无前例的。除此之外，它在宣传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生活方式方面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外关系的中心都必然是对美关系。因此，中美关系也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对外关系的中心。中美关系从短期看是由双方政府决定的，这里有许多偶然因素、偶发事件，但从长期看，两国公众的看法也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在这里，外国人必须消除一个对中国的误解，即他们认为在中国，因为是一个“专制国家”，所以政府可以随意操纵民意，而民意则对政府影响不大。也许在美国，民意对于政府的影响确实比在中国大，但在中国，民意对政府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譬如，在中国国内事务中，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花钱买稳定”，谁花钱？从谁那里买稳定？当然是政府花钱，从老百姓那里买稳定。如果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可以不考虑民意，它又何必去老百姓那里买什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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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⒁William Kristol &Robert Kagan：“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Policy”，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1996

　　讲到中国公众对于美国的看法，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笔者曾在1994年和1995年参与或主持两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1994年的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式，共取7000样本⒂。1995年的调查题为“中国青年看世界”，采取的是读者自愿参加方式；我们原本预期只有几千人会参加，没想到实际上有十几万人自愿参加⒃（有这么多人参加这件事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在这两次调查中，美国都被中国青年列为最不友好的国家和最无好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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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⒂王小东、吴鲁平：“中国城市青年评价1994”，《中国青年报》1995年1月21日。
　　⒃这次由王小东、房宁、马明洁等人策划、实施的调查的数据报告发表在1995年7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与此相关的多篇分析文章发表在1995年5月30日至8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

　　对于这两次的调查结果，美国一些人士和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做出了两种指责。第一种指责是，这些数据是捏造的，是中国官方的宣传，并举出另一些有关中国人喜欢看美国电影，喜欢喝可口可乐，中国男人认为美国女人最漂亮等等另一些调查数据。对于“捏造数据”的指责，我们只能回答：“请你拿出证据。”至于中国人喜欢美国电影之类的数据，笔者相信都是真实的，但这些数据和我们的数据表达的是不同方面的问题。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是对中美关系的现实状况的一种判断，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些对美国怀有好感的人也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在整体上对美国最无好感，与喜不喜欢美国电影、可口可乐、美国女人也是两回事。举个极端的例子说：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士兵都认为美国的武器更好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仇恨美国人。
　　另一种指责是承认调查结果是真实的，但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多年反美宣传的结果。其实，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中国在80年代的宣传的基本格调是与美国友善。90年代中国的宣传调门有所改变，反映了中美官方关系的冷淡。然而，90年代中国官方对于舆论的控制能力早已大大减弱了。与此同时，美国的各种官方和私人机构却使用大量的各种学术赞助来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和舆论。中国政府却是不加区别地给持不同观点的人同时发工资，提供住房，拨研究经费。在整体上，美国的影响方式要有效得多。这种现象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并不稀罕。迄今为止，虽然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反美情绪都有上升，但就中国的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圈而言，基本调门并未改变。这也是为什么身处中国学术界或大众传媒圈的那些中国人，以及主要是与这些圈子里的人接触的美国人，无论他们本人是亲美还是反美，都对前述调查所显示的公众中的反美情绪感到难以置信，认为数据靠不住，因为这与他们自己周围的气氛相差实在太远了（当然他们多半也会承认，与80年代相比，他们的周围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诚然，由于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方面出现了紧张，中国舆论界加强了对美批判，不能说这对中国公众没有任何影响。但中国媒体的宣传方向必须与某些其他因素结合才能真正产生影响。比如说，中国宣传媒体大力塑造几个90年代的雷锋式的榜样，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那么，在对美国的看法上，什么是这些“其他因素”呢？那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压力――不仅仅是对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是对于中国整体的压力。中国90年代的“民族主义”除了是对80年代“逆向种族主义”的逆反之外，也表明了中国人对于真实西方的了解有了加深，因而西方的光环逐渐消退，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利益意识在逐渐觉醒。
　　80年代的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有着一圈神圣的光环。他们把西方想象成物质极度丰富，人们高度文明、高度道德的天堂。比如，不少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天真地想象西方不存在嫉妒，因而有人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东方的嫉妒”一词。当然他们并不知道真实的西方是什么样子。但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来作自己的西方梦。譬如一个主张性自由的中国人会想象西方是一个可以随意与任何漂亮姑娘上床的性自由天堂，而另一个对性道德持严谨态度的中国人在中国的大街上看到恋人当众接吻时则会愤愤不平地说：“在西方国家就决不会有这种不文明的事。”那时的中国人，每逢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诸如被人碰了一下而对方没有道歉，就会说：“在西方决不会有这种事。”其间有些人到西方作了短暂的访问，往往仅仅十几天短暂的访问，那些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就会使一些人放弃自己几十年的信仰（人们就是这么轻信，据说一些在60、7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来华访问的西方人曾认为中国是地球上仅存的天堂）。这种仅只十几天访问便认定西方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天堂的轻信，在90年代被嘲讽地称之为“现代化欣喜”。当时确有一种现象，去西方国家访问的时间越短，回来后做的报告越长，夸得越厉害。可以说，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想象只是他们自己的幻梦、情绪的投射，与实际的西方相距甚远。
　　然而，到了9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长期生活和学习，对于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的光环逐渐在中国丧失了垄断地位（应该说至少在知识分子圈中还占相当的优势，但垄断做不到了）。许多被列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人是曾在西方留学过的中国人。如张宽，他因对西方持批判态度而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愤怒地形容为因个人在西方境遇不佳而怨恨西方的人⑩；盛洪，他到美国访问了一年后写了一篇《什么是文明》⑾，认为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从而掀起了一场讨论；张承志，在国外转了一圈后写了《神不在异国》及其他许多文章⑿，因其原有的知名度及文笔的优美，掀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更大的讨论。《神不在异国》这个篇名本身就是发人深省的：这意思显然是作者本以为神在异国，但亲身转了一圈之后才发现神不在异国。作者写道，“你曾经在出发之前抱过一个幻想。你曾经确实想过去找到它，并且使它成为你人生的支撑”，然而“你的梦失败了。就像你猜测的他们的梦根本不存在一样，你的追踪他们的梦狠狠地撞了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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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徐友渔：“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现代与传统》，1996年第一辑。
　　⑾盛洪：“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
　　⑿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年。


中国利益意识在觉醒

　　公正地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东西，包括物质方面的以及非物质方面的，都比中国要好，然而，没有中国人在80年代所幻想的那么好。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到了90年代已经逐步了解到，西方人的个人行为，特别是国家行为并不完全是理想主义的，而是相当“realpolitik”，即实用政治或强权政治的。
　　在80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完全是道德的化身，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他们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权、民主，一心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如果说他们与中国有什么矛盾的话，那是与“中国的专制政府”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由于西方人关心中国人的福祉才产生的。然而，中国人逐步了解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吃惊地发现，许多西方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与西方争资源（如莱斯特·布朗）、争市场，害怕中国人如果过上富裕生活就会妨碍他们的奢侈生活；他们逐步认识到，一些西方战略家与政治家想削弱中国并不仅仅是旨在削弱中国的“专制统治”，而是中国的强大本身就会使他们不安；他们也模模糊糊感到，关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决不仅仅与“人权问题”有关，而是牵涉到美国的贸易利益。吴国光，一位曾被认为是亲西方的“改革派”人士，在美国住了几年并拿到了一个政治学博士后，却认为：“对于美国舆论和战略界来说，对中国的主要恐惧与其说是来自意识形态的担心，不如说来自未来霸权兴衰交替的忧虑。”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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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⒀吴国光、刘靖华：“‘围堵中国’：神话与现实――兼析‘中国威胁论’的战略企图”，《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

　　这是不是说明西方有什么错，或者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西方有什么错呢？不能说明。中国人无权要求意大利的街上没有小偷，也无权要求美国人不考虑怎么多挣些中国人的钱。西方的行为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之处，而是十分正常。问题在于中国在80年代对西方所抱的幻想过多，就像俄罗斯人一样。幻想终将归于破灭，于是便有西方光环的消退和中国自我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80年代中国人看西方，就像一个儿童看一个他所仰慕的成年人，充满了幻想、崇拜与爱慕；而90年代，这个儿童长大成人了，懂得了那个成年人有种种缺点，有不那么光明的一面，于是他就不再那么仰慕那个成年人了，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能与那个成年人和平相处，甚至成为伙伴。但那个成年人必须理解，儿童终将长大成人，他必须与那个原来的儿童平等相处。然而，西方舆论对于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反感和攻击，说明他们没有理解这个儿童长大成人的自然和必然的过程，不切实际地要求那个今天已是成人的前儿童仍旧保持儿童期的仰慕和顺从。可以预言的是，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的过度攻击只会招致更为强烈的反弹。
　　中国是否会出现过度攻击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有可能，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过度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至少那种声音是很微弱的。在民族主义方面所出现的变化是显著的，但这只是从80年代的非正常状态向正常状态回归。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将不得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面对这种正常状态。这就有个相互明智地相处的问题。


中国青年：美国是最不友好的国家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它的军事力量相当于其他六个最强国的总和。这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是史无前例的。除此之外，它在宣传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生活方式方面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外关系的中心都必然是对美关系。因此，中美关系也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对外关系的中心。中美关系从短期看是由双方政府决定的，这里有许多偶然因素、偶发事件，但从长期看，两国公众的看法也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在这里，外国人必须消除一个对中国的误解，即他们认为在中国，因为是一个“专制国家”，所以政府可以随意操纵民意，而民意则对政府影响不大。也许在美国，民意对于政府的影响确实比在中国大，但在中国，民意对政府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譬如，在中国国内事务中，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花钱买稳定”，谁花钱？从谁那里买稳定？当然是政府花钱，从老百姓那里买稳定。如果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可以不考虑民意，它又何必去老百姓那里买什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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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⒁William Kristol &Robert Kagan：“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Policy”，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1996

　　讲到中国公众对于美国的看法，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笔者曾在1994年和1995年参与或主持两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1994年的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式，共取7000样本⒂。1995年的调查题为“中国青年看世界”，采取的是读者自愿参加方式；我们原本预期只有几千人会参加，没想到实际上有十几万人自愿参加⒃（有这么多人参加这件事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在这两次调查中，美国都被中国青年列为最不友好的国家和最无好感的国家。
　　--------
　　⒂王小东、吴鲁平：“中国城市青年评价1994”，《中国青年报》1995年1月21日。
　　⒃这次由王小东、房宁、马明洁等人策划、实施的调查的数据报告发表在1995年7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与此相关的多篇分析文章发表在1995年5月30日至8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

　　对于这两次的调查结果，美国一些人士和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做出了两种指责。第一种指责是，这些数据是捏造的，是中国官方的宣传，并举出另一些有关中国人喜欢看美国电影，喜欢喝可口可乐，中国男人认为美国女人最漂亮等等另一些调查数据。对于“捏造数据”的指责，我们只能回答：“请你拿出证据。”至于中国人喜欢美国电影之类的数据，笔者相信都是真实的，但这些数据和我们的数据表达的是不同方面的问题。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是对中美关系的现实状况的一种判断，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些对美国怀有好感的人也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在整体上对美国最无好感，与喜不喜欢美国电影、可口可乐、美国女人也是两回事。举个极端的例子说：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士兵都认为美国的武器更好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仇恨美国人。
　　另一种指责是承认调查结果是真实的，但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多年反美宣传的结果。其实，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中国在80年代的宣传的基本格调是与美国友善。90年代中国的宣传调门有所改变，反映了中美官方关系的冷淡。然而，90年代中国官方对于舆论的控制能力早已大大减弱了。与此同时，美国的各种官方和私人机构却使用大量的各种学术赞助来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和舆论。中国政府却是不加区别地给持不同观点的人同时发工资，提供住房，拨研究经费。在整体上，美国的影响方式要有效得多。这种现象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并不稀罕。迄今为止，虽然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反美情绪都有上升，但就中国的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圈而言，基本调门并未改变。这也是为什么身处中国学术界或大众传媒圈的那些中国人，以及主要是与这些圈子里的人接触的美国人，无论他们本人是亲美还是反美，都对前述调查所显示的公众中的反美情绪感到难以置信，认为数据靠不住，因为这与他们自己周围的气氛相差实在太远了（当然他们多半也会承认，与80年代相比，他们的周围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诚然，由于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方面出现了紧张，中国舆论界加强了对美批判，不能说这对中国公众没有任何影响。但中国媒体的宣传方向必须与某些其他因素结合才能真正产生影响。比如说，中国宣传媒体大力塑造几个90年代的雷锋式的榜样，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那么，在对美国的看法上，什么是这些“其他因素”呢？那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压力――不仅仅是对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是对于中国整体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