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总理的梦想与中国的现实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9:16:58
<P>温家宝总理近日访问欧洲，5月5日在布鲁塞尔会见旅比华侨华人时，说了一段动情的话，世界各地华文媒体都做了报道，并特别地突出了“温总理的梦想”这样的主题。
温总理的梦想是“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生活好，让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到就业年龄的人都能有工作。让人民不至于因为生病而烦恼…”。平民总理，平民心态，平民愿望。
没有人会认为这些话是温家宝的政治作秀，抛开政治立场、党派色彩、意识形态，温家宝总理的赤子之心是举世公认的。从他个人的从政经历来看，他尚没有蜕变为政客的机会，从他任职一年多的坚定态度来看，他还没有失去对中国的信心，一个对中国抱有坚定信心的平民总理是中国人之福。
一个政客，他可以位居高层、政绩显著，他甚至可以德高望重、左右逢源，但在内心里他却可能是颓丧的，甚至是空虚的。他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得越多、对中国的问题理解得越深刻，对中国的危机看得越清楚，他也许越没有信心、越不敢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一旦他权力在手却尸位素餐，退回到个人私利的天地，他就会蜕变为一个人格分裂的政客，在公开的场合他继续敷衍着他的职责，在私下里他就会把手中的权力变为谋私的利器。
中国众多的贪官，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大贪官，大多不是从一开始就立志要当贪官的，很多人经历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过程。随着对中国国情了解加深而逐步失去了原有的信心，几乎是所有高层贪官必经的心路历程。面对这个现象，一方面有理由谴责贪官们意志薄弱、人品低劣，更可以进一步从制度上寻找深层原因，但也不得不正视另一方面──中国一百多年来始终在应对各种全面危机，至今仍然深陷其中，即使只是寻找一点走出危机的方向、发现一点通向光明的前景，哪怕只是缓解一点危机的压力，也足以使政治家们殚精竭虑、苦苦追寻。在这样一种政治现实中，指望原本就私心有余公心不足的中国人产生出大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品格高尚的政治家，指望大小官员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指望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一心一意致力于崇高但艰苦的民族事业，无异于妄想。
如何来理解中国的全面危机？为什么说中国很难找到走出危机的方向？为什么说中国的政治家很少有人能对中国走出危机抱有信心？中国著名学者萧功秦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个悖论”，是很难得的精辟见解。萧教授在研究了自清末新政一直到邓小平改革这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总结出了中国政治选择的四个“两难悖论”。
第一个悖论称为“急症式悖论”，在内外危机多重压力之下的中国就像一个急症病人，激进派医生认为，这个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保守派医生则认为，因为他病入膏肓了，一动手术就死在手术台上了，只能进行保守疗法，吃药温补。激进派认为你补到一半他就死掉了，保守派则认为一上手术台他就死掉了。两个东西都是很对的，但它是悖论现象。
第二个悖论称为“政治参与的悖论”。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往往需要一种强大的政治参与来进行动员，来获得民众力量，保持强大的活力来解决外部危机。另一方面，只要进行了社会动员，底层社会的不满就在政治的参与过程中被提前释放了出来，形成了政治参与危机。
第三个悖论称为“严复悖论”。只要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就往往会将一个国外先进的制度引入到中国来。引入的结果往往是忽略了这个制度在其它国家的一些社会支持性的条件，在缺乏条件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两难悖论。单项移植缺乏条件不可能存活，全面移植又不可能。是严复先生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
第四个悖论称为“权威主义悖论”。后发展国家一定需要一个权威主导型的发展体制，用一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看不见的手，这时候这个权威不能用其它来制衡，一制衡就没法进行了，就像军队打仗一样，军令如山倒，不可能为了防止军长腐败再另外设置一个“军长命令审查委员会”。但是另一方面，权威不受制衡又难以避免权威腐败，因为人性都是有问题的。
在我看来，将中国的危机理解成一系列两难悖论是很有价值的思想，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机会再犯幼稚的、浪漫主义的、激进主义的错误了。可以说，对于中国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一抓就灵”、“一通百通”、“纲举目张”式的政治良方，也不存在什么最优方案，一项政策如果不是最坏，如果多少有一些缓解危机的作用，恐怕就算是好政策了。
中国当前的问题仍然严峻，危机仍旧深重，有理由认为温总理对此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好、每个孩子都上学，每个劳动力都有工作、每个人都享受医疗福利…，这几个再初级不过的社会目标，这几个在发达国家里早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温总理看来，仍是中国的梦想。而一旦这些目标无法达到，或者实现得太慢、甚至倒退，则无一不是巨大的危机。
身为一国总理，温先生也深知，他只可以公开地谈梦想，不可以公开地谈危机，然而外人从总理梦想的内容也不难估计出国家危机的程度，当梦想只不过是人人都过得下去时，危机无疑是深重的，不用说大家心里也都明白。
罗素先生曾认真地研究过中国，他众多的观察结果之一是：中国人的思考速度单位不是十年，而是世纪。姑且不论这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对于一个在深重的内外危机中寻求自我变革的中国来说，用较大的时间尺度来考虑问题还是有好处的。也许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够一百多年身陷危机而不崩溃，也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足够的耐心准备再花一百年时间找到走出危机的道路。甚至不妨认为，以十年为单位思考也许看到只是重重危机，以百年为尺度可能就会看到机会、看到两难悖论中的“第三条道路”。
温总理对中国是有信心的，他也希望所有中国人都对中国抱有信心、对中国政府抱有信心。在此借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王绍光教授最近在评论中国政府时说过的一句话：“最后人们会发现，不是你要不要政府，而是政府是惟一能解决大量发展问题的机构。我只能寄希望于它。合理的做法不是抛弃它、破坏它，而是改革它”。
</P><P>温家宝总理近日访问欧洲，5月5日在布鲁塞尔会见旅比华侨华人时，说了一段动情的话，世界各地华文媒体都做了报道，并特别地突出了“温总理的梦想”这样的主题。
温总理的梦想是“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生活好，让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到就业年龄的人都能有工作。让人民不至于因为生病而烦恼…”。平民总理，平民心态，平民愿望。
没有人会认为这些话是温家宝的政治作秀，抛开政治立场、党派色彩、意识形态，温家宝总理的赤子之心是举世公认的。从他个人的从政经历来看，他尚没有蜕变为政客的机会，从他任职一年多的坚定态度来看，他还没有失去对中国的信心，一个对中国抱有坚定信心的平民总理是中国人之福。
一个政客，他可以位居高层、政绩显著，他甚至可以德高望重、左右逢源，但在内心里他却可能是颓丧的，甚至是空虚的。他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得越多、对中国的问题理解得越深刻，对中国的危机看得越清楚，他也许越没有信心、越不敢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一旦他权力在手却尸位素餐，退回到个人私利的天地，他就会蜕变为一个人格分裂的政客，在公开的场合他继续敷衍着他的职责，在私下里他就会把手中的权力变为谋私的利器。
中国众多的贪官，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大贪官，大多不是从一开始就立志要当贪官的，很多人经历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过程。随着对中国国情了解加深而逐步失去了原有的信心，几乎是所有高层贪官必经的心路历程。面对这个现象，一方面有理由谴责贪官们意志薄弱、人品低劣，更可以进一步从制度上寻找深层原因，但也不得不正视另一方面──中国一百多年来始终在应对各种全面危机，至今仍然深陷其中，即使只是寻找一点走出危机的方向、发现一点通向光明的前景，哪怕只是缓解一点危机的压力，也足以使政治家们殚精竭虑、苦苦追寻。在这样一种政治现实中，指望原本就私心有余公心不足的中国人产生出大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品格高尚的政治家，指望大小官员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指望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一心一意致力于崇高但艰苦的民族事业，无异于妄想。
如何来理解中国的全面危机？为什么说中国很难找到走出危机的方向？为什么说中国的政治家很少有人能对中国走出危机抱有信心？中国著名学者萧功秦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个悖论”，是很难得的精辟见解。萧教授在研究了自清末新政一直到邓小平改革这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总结出了中国政治选择的四个“两难悖论”。
第一个悖论称为“急症式悖论”，在内外危机多重压力之下的中国就像一个急症病人，激进派医生认为，这个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保守派医生则认为，因为他病入膏肓了，一动手术就死在手术台上了，只能进行保守疗法，吃药温补。激进派认为你补到一半他就死掉了，保守派则认为一上手术台他就死掉了。两个东西都是很对的，但它是悖论现象。
第二个悖论称为“政治参与的悖论”。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往往需要一种强大的政治参与来进行动员，来获得民众力量，保持强大的活力来解决外部危机。另一方面，只要进行了社会动员，底层社会的不满就在政治的参与过程中被提前释放了出来，形成了政治参与危机。
第三个悖论称为“严复悖论”。只要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就往往会将一个国外先进的制度引入到中国来。引入的结果往往是忽略了这个制度在其它国家的一些社会支持性的条件，在缺乏条件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两难悖论。单项移植缺乏条件不可能存活，全面移植又不可能。是严复先生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
第四个悖论称为“权威主义悖论”。后发展国家一定需要一个权威主导型的发展体制，用一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看不见的手，这时候这个权威不能用其它来制衡，一制衡就没法进行了，就像军队打仗一样，军令如山倒，不可能为了防止军长腐败再另外设置一个“军长命令审查委员会”。但是另一方面，权威不受制衡又难以避免权威腐败，因为人性都是有问题的。
在我看来，将中国的危机理解成一系列两难悖论是很有价值的思想，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机会再犯幼稚的、浪漫主义的、激进主义的错误了。可以说，对于中国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一抓就灵”、“一通百通”、“纲举目张”式的政治良方，也不存在什么最优方案，一项政策如果不是最坏，如果多少有一些缓解危机的作用，恐怕就算是好政策了。
中国当前的问题仍然严峻，危机仍旧深重，有理由认为温总理对此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好、每个孩子都上学，每个劳动力都有工作、每个人都享受医疗福利…，这几个再初级不过的社会目标，这几个在发达国家里早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温总理看来，仍是中国的梦想。而一旦这些目标无法达到，或者实现得太慢、甚至倒退，则无一不是巨大的危机。
身为一国总理，温先生也深知，他只可以公开地谈梦想，不可以公开地谈危机，然而外人从总理梦想的内容也不难估计出国家危机的程度，当梦想只不过是人人都过得下去时，危机无疑是深重的，不用说大家心里也都明白。
罗素先生曾认真地研究过中国，他众多的观察结果之一是：中国人的思考速度单位不是十年，而是世纪。姑且不论这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对于一个在深重的内外危机中寻求自我变革的中国来说，用较大的时间尺度来考虑问题还是有好处的。也许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够一百多年身陷危机而不崩溃，也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足够的耐心准备再花一百年时间找到走出危机的道路。甚至不妨认为，以十年为单位思考也许看到只是重重危机，以百年为尺度可能就会看到机会、看到两难悖论中的“第三条道路”。
温总理对中国是有信心的，他也希望所有中国人都对中国抱有信心、对中国政府抱有信心。在此借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王绍光教授最近在评论中国政府时说过的一句话：“最后人们会发现，不是你要不要政府，而是政府是惟一能解决大量发展问题的机构。我只能寄希望于它。合理的做法不是抛弃它、破坏它，而是改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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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理的梦想是“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生活好，让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到就业年龄的人都能有工作。让人民不至于因为生病而烦恼…”。平民总理，平民心态，平民愿望。
没有人会认为这些话是温家宝的政治作秀，抛开政治立场、党派色彩、意识形态，温家宝总理的赤子之心是举世公认的。从他个人的从政经历来看，他尚没有蜕变为政客的机会，从他任职一年多的坚定态度来看，他还没有失去对中国的信心，一个对中国抱有坚定信心的平民总理是中国人之福。
一个政客，他可以位居高层、政绩显著，他甚至可以德高望重、左右逢源，但在内心里他却可能是颓丧的，甚至是空虚的。他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得越多、对中国的问题理解得越深刻，对中国的危机看得越清楚，他也许越没有信心、越不敢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一旦他权力在手却尸位素餐，退回到个人私利的天地，他就会蜕变为一个人格分裂的政客，在公开的场合他继续敷衍着他的职责，在私下里他就会把手中的权力变为谋私的利器。
中国众多的贪官，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大贪官，大多不是从一开始就立志要当贪官的，很多人经历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过程。随着对中国国情了解加深而逐步失去了原有的信心，几乎是所有高层贪官必经的心路历程。面对这个现象，一方面有理由谴责贪官们意志薄弱、人品低劣，更可以进一步从制度上寻找深层原因，但也不得不正视另一方面──中国一百多年来始终在应对各种全面危机，至今仍然深陷其中，即使只是寻找一点走出危机的方向、发现一点通向光明的前景，哪怕只是缓解一点危机的压力，也足以使政治家们殚精竭虑、苦苦追寻。在这样一种政治现实中，指望原本就私心有余公心不足的中国人产生出大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品格高尚的政治家，指望大小官员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指望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一心一意致力于崇高但艰苦的民族事业，无异于妄想。
如何来理解中国的全面危机？为什么说中国很难找到走出危机的方向？为什么说中国的政治家很少有人能对中国走出危机抱有信心？中国著名学者萧功秦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个悖论”，是很难得的精辟见解。萧教授在研究了自清末新政一直到邓小平改革这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总结出了中国政治选择的四个“两难悖论”。
第一个悖论称为“急症式悖论”，在内外危机多重压力之下的中国就像一个急症病人，激进派医生认为，这个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保守派医生则认为，因为他病入膏肓了，一动手术就死在手术台上了，只能进行保守疗法，吃药温补。激进派认为你补到一半他就死掉了，保守派则认为一上手术台他就死掉了。两个东西都是很对的，但它是悖论现象。
第二个悖论称为“政治参与的悖论”。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往往需要一种强大的政治参与来进行动员，来获得民众力量，保持强大的活力来解决外部危机。另一方面，只要进行了社会动员，底层社会的不满就在政治的参与过程中被提前释放了出来，形成了政治参与危机。
第三个悖论称为“严复悖论”。只要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就往往会将一个国外先进的制度引入到中国来。引入的结果往往是忽略了这个制度在其它国家的一些社会支持性的条件，在缺乏条件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两难悖论。单项移植缺乏条件不可能存活，全面移植又不可能。是严复先生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
第四个悖论称为“权威主义悖论”。后发展国家一定需要一个权威主导型的发展体制，用一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看不见的手，这时候这个权威不能用其它来制衡，一制衡就没法进行了，就像军队打仗一样，军令如山倒，不可能为了防止军长腐败再另外设置一个“军长命令审查委员会”。但是另一方面，权威不受制衡又难以避免权威腐败，因为人性都是有问题的。
在我看来，将中国的危机理解成一系列两难悖论是很有价值的思想，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机会再犯幼稚的、浪漫主义的、激进主义的错误了。可以说，对于中国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一抓就灵”、“一通百通”、“纲举目张”式的政治良方，也不存在什么最优方案，一项政策如果不是最坏，如果多少有一些缓解危机的作用，恐怕就算是好政策了。
中国当前的问题仍然严峻，危机仍旧深重，有理由认为温总理对此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好、每个孩子都上学，每个劳动力都有工作、每个人都享受医疗福利…，这几个再初级不过的社会目标，这几个在发达国家里早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温总理看来，仍是中国的梦想。而一旦这些目标无法达到，或者实现得太慢、甚至倒退，则无一不是巨大的危机。
身为一国总理，温先生也深知，他只可以公开地谈梦想，不可以公开地谈危机，然而外人从总理梦想的内容也不难估计出国家危机的程度，当梦想只不过是人人都过得下去时，危机无疑是深重的，不用说大家心里也都明白。
罗素先生曾认真地研究过中国，他众多的观察结果之一是：中国人的思考速度单位不是十年，而是世纪。姑且不论这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对于一个在深重的内外危机中寻求自我变革的中国来说，用较大的时间尺度来考虑问题还是有好处的。也许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够一百多年身陷危机而不崩溃，也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足够的耐心准备再花一百年时间找到走出危机的道路。甚至不妨认为，以十年为单位思考也许看到只是重重危机，以百年为尺度可能就会看到机会、看到两难悖论中的“第三条道路”。
温总理对中国是有信心的，他也希望所有中国人都对中国抱有信心、对中国政府抱有信心。在此借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王绍光教授最近在评论中国政府时说过的一句话：“最后人们会发现，不是你要不要政府，而是政府是惟一能解决大量发展问题的机构。我只能寄希望于它。合理的做法不是抛弃它、破坏它，而是改革它”。
</P><P>温家宝总理近日访问欧洲，5月5日在布鲁塞尔会见旅比华侨华人时，说了一段动情的话，世界各地华文媒体都做了报道，并特别地突出了“温总理的梦想”这样的主题。
温总理的梦想是“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生活好，让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到就业年龄的人都能有工作。让人民不至于因为生病而烦恼…”。平民总理，平民心态，平民愿望。
没有人会认为这些话是温家宝的政治作秀，抛开政治立场、党派色彩、意识形态，温家宝总理的赤子之心是举世公认的。从他个人的从政经历来看，他尚没有蜕变为政客的机会，从他任职一年多的坚定态度来看，他还没有失去对中国的信心，一个对中国抱有坚定信心的平民总理是中国人之福。
一个政客，他可以位居高层、政绩显著，他甚至可以德高望重、左右逢源，但在内心里他却可能是颓丧的，甚至是空虚的。他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得越多、对中国的问题理解得越深刻，对中国的危机看得越清楚，他也许越没有信心、越不敢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一旦他权力在手却尸位素餐，退回到个人私利的天地，他就会蜕变为一个人格分裂的政客，在公开的场合他继续敷衍着他的职责，在私下里他就会把手中的权力变为谋私的利器。
中国众多的贪官，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大贪官，大多不是从一开始就立志要当贪官的，很多人经历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过程。随着对中国国情了解加深而逐步失去了原有的信心，几乎是所有高层贪官必经的心路历程。面对这个现象，一方面有理由谴责贪官们意志薄弱、人品低劣，更可以进一步从制度上寻找深层原因，但也不得不正视另一方面──中国一百多年来始终在应对各种全面危机，至今仍然深陷其中，即使只是寻找一点走出危机的方向、发现一点通向光明的前景，哪怕只是缓解一点危机的压力，也足以使政治家们殚精竭虑、苦苦追寻。在这样一种政治现实中，指望原本就私心有余公心不足的中国人产生出大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品格高尚的政治家，指望大小官员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指望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一心一意致力于崇高但艰苦的民族事业，无异于妄想。
如何来理解中国的全面危机？为什么说中国很难找到走出危机的方向？为什么说中国的政治家很少有人能对中国走出危机抱有信心？中国著名学者萧功秦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个悖论”，是很难得的精辟见解。萧教授在研究了自清末新政一直到邓小平改革这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总结出了中国政治选择的四个“两难悖论”。
第一个悖论称为“急症式悖论”，在内外危机多重压力之下的中国就像一个急症病人，激进派医生认为，这个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保守派医生则认为，因为他病入膏肓了，一动手术就死在手术台上了，只能进行保守疗法，吃药温补。激进派认为你补到一半他就死掉了，保守派则认为一上手术台他就死掉了。两个东西都是很对的，但它是悖论现象。
第二个悖论称为“政治参与的悖论”。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往往需要一种强大的政治参与来进行动员，来获得民众力量，保持强大的活力来解决外部危机。另一方面，只要进行了社会动员，底层社会的不满就在政治的参与过程中被提前释放了出来，形成了政治参与危机。
第三个悖论称为“严复悖论”。只要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就往往会将一个国外先进的制度引入到中国来。引入的结果往往是忽略了这个制度在其它国家的一些社会支持性的条件，在缺乏条件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两难悖论。单项移植缺乏条件不可能存活，全面移植又不可能。是严复先生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
第四个悖论称为“权威主义悖论”。后发展国家一定需要一个权威主导型的发展体制，用一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看不见的手，这时候这个权威不能用其它来制衡，一制衡就没法进行了，就像军队打仗一样，军令如山倒，不可能为了防止军长腐败再另外设置一个“军长命令审查委员会”。但是另一方面，权威不受制衡又难以避免权威腐败，因为人性都是有问题的。
在我看来，将中国的危机理解成一系列两难悖论是很有价值的思想，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机会再犯幼稚的、浪漫主义的、激进主义的错误了。可以说，对于中国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一抓就灵”、“一通百通”、“纲举目张”式的政治良方，也不存在什么最优方案，一项政策如果不是最坏，如果多少有一些缓解危机的作用，恐怕就算是好政策了。
中国当前的问题仍然严峻，危机仍旧深重，有理由认为温总理对此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好、每个孩子都上学，每个劳动力都有工作、每个人都享受医疗福利…，这几个再初级不过的社会目标，这几个在发达国家里早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温总理看来，仍是中国的梦想。而一旦这些目标无法达到，或者实现得太慢、甚至倒退，则无一不是巨大的危机。
身为一国总理，温先生也深知，他只可以公开地谈梦想，不可以公开地谈危机，然而外人从总理梦想的内容也不难估计出国家危机的程度，当梦想只不过是人人都过得下去时，危机无疑是深重的，不用说大家心里也都明白。
罗素先生曾认真地研究过中国，他众多的观察结果之一是：中国人的思考速度单位不是十年，而是世纪。姑且不论这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对于一个在深重的内外危机中寻求自我变革的中国来说，用较大的时间尺度来考虑问题还是有好处的。也许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够一百多年身陷危机而不崩溃，也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足够的耐心准备再花一百年时间找到走出危机的道路。甚至不妨认为，以十年为单位思考也许看到只是重重危机，以百年为尺度可能就会看到机会、看到两难悖论中的“第三条道路”。
温总理对中国是有信心的，他也希望所有中国人都对中国抱有信心、对中国政府抱有信心。在此借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王绍光教授最近在评论中国政府时说过的一句话：“最后人们会发现，不是你要不要政府，而是政府是惟一能解决大量发展问题的机构。我只能寄希望于它。合理的做法不是抛弃它、破坏它，而是改革它”。
</P>
说得好，我为这样的总理鼓掌
<P>做秀，中国式的政客</P><P>周总理从来不说这个</P>
不管怎么说，温总理还是为人民办事的总理！
<P>还算不错</P><P>能这样说说明政府还是认识到现在问题的严重性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