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共建长波电台分歧揭秘

吴殿卿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海军的建设与发展，舰艇需要远离基岸，特别是潜艇，远离祖国海岸潜航在大洋深处，必须依靠无线电通信与指挥机关保持联系。正是基于此，新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现今条件下，没有超长波电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潜艇部队，就没有真正的海军。所以，从第一支潜艇部队组建开始，萧劲光就着手抓超长波电台建设，并于1955年前后建起了3个小型超长波电台。


　　然而随着舰艇远航任务的增加，原有的超长波电台已远远不能满足部队作战训练的需要。1957年秋，萧劲光在党委会上提出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的问题。在经过讨论，确定纳入计划后，萧劲光又对台址选择提出了三条原则，即“不要离城市太远，也不要太近，不要占用大量农田”。不久，他委婉地向苏联首席顾问阿夫古斯契诺维奇提出请苏联政府给予支持援助的要求。


　　或许可以说是对萧劲光要求的答复吧。1958年1月6日，苏联海军上将普拉顿诺夫发给萧劲光大将一份函件，写道:“为了苏联海军和中国海军设在太平洋西岸地区的长波台更加就序，和提高双方利用这些电台的效率，苏联海军首长认为，最好组织两国海军对设在海参崴、青岛、宁波和西营各地之TAPAH超长波电台的共同使用……”，同时附有“协议草案”。


　　很显然，苏联这一提议的主旨，在于通过一定形式将中国已有的3个小型超长波电台纳入其在远东的通讯网络中，以保证苏联海军在南太平洋中部海区活动的指挥。接着，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给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又来函，正式提出中苏两国在中国华南地区合建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和远程收信中心的问题。


　　中央军委经慎重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于6月12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复函苏联国防部，婉言谢绝了中苏合建超长波电台的提议，表示中国愿意自建，请苏联给予技术上的帮助。

彭德怀的信，没有引起苏联政府足够的注意。6月28日，由苏联海军通信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的专家组一行6人来华，带来了苏联海军首长给彭德怀元帅的信和协议草案。其内容与彭信的观点相差甚远。草案提出，为了“苏联国防部的需要”，两国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个超长波电台”，“所需费用，由苏联负担”。投资办法是，苏方70%(技术设备和材料)，中方30%(土建)。并且毫不含糊地规定，超长波台建成后，由中苏共管，苏方派一个15人的小分队常驻电台。电台使用权按投资比例划分。这就是说，超长波台建成后，主要(70%)由苏联管理、使用。


　　听了萧劲光和国防部的汇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使用权七比三，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却只有三分使用权，这比袁世凯的卖国条约还厉害！经过国防部、海军与苏联大使及专家组等多次商洽，7月21日，彭德怀元帅再次复信苏联国防部长，重申了中国坚持自建超长波电台的原则立场。


　　中国政府态度明确而坚定。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仍然不甘心。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率代表团秘密访华，抵达北京。会谈中虽然例行地讨论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但双方都清楚，真正的议题是关于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问题。这次会谈是不愉快、无重大成果的。赫鲁晓夫晚年的回忆录中曾半含半露地记述了这次会谈:我们刚开始生产内燃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就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同在太平洋的苏联海军潜艇保持联络。……结果，中国人就是不合作。他们的反应既愤慨又激烈。当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尤金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毛嚷了起来，说:“你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尤金向中央委员会发来了一封吓人的电报，描述了毛的愤怒的反应。我们领导班子讨论了这件事。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指示，决定由我乘飞机到中国去一趟。由于我们是去讨论军事方面的事情，陪同我去的有马利诺夫斯基，还有库兹涅佐夫。这是一次秘密访问，我们微服而行，我们要求中国同志接待我们，他们同意了……(会谈细节从略)……至于无线电台的事，最终也是毫无结果。中国人背弃了协议，没有建立无线电台。


　　赫鲁晓夫这里的话不全是实话，而所谓“共同建设”只是一句空话、假话。不过这次谈判并非“最终毫无结果”，而是于8月3日，由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建设超长波电台和收信中心问题的协定”(后称“八三”协定)。同年11月，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关于提供设备器材、派遣专家的合同。超长波台建设正式启动了。1960年春天，人民群众的生活已相当困难，工农业生产也受到了影响。然而，超长波台建设除外。全台的总体构想和框图设计在紧张地进行，发信机零部件等材料开始陆续进口，土建施工已破土动工，钢材、木料、水泥等各种建筑材料，火车连着汽车，源源不断地送上高原，运入工地，各个环节均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局面。
但就在这时，形势发生了突然逆转。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单方撕毁同中国签订的600多个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同年8月，来华协助建设超长波台的苏联专家组奉命回国。


　　通讯工艺设计只进行了一半，土建工程刚刚开始，许多关键性的设备待从苏联进口……事到如今，怎么办？就此下马还是接着干？建委一时难下决断。萧劲光会同周希汉进行了认真研究。萧劲光说，“事已至此，下一步怎么办，你们拿出意见。当下首先要准备一下，向主管国防工程的罗瑞卿同志作一次汇报。我的意见，争取自己干，行不行？你们研究。最后由罗瑞卿同志定夺。”


　　几天后，罗瑞卿接见了建委全体成员。罗瑞卿副总理拍板支持建委的意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双手，继续干下去。


　　按照“八三协定”，整套设备由苏联提供。中苏关系破裂后，没到的，停止了供货；已到的，也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无法使用。另有一部分，组织人到发达国家购买，有些重要设备，国外也买不到。萧劲光将这些情况如实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指示:请邮电局、广播事业局、三机部等单位协助海军攻克难关，组织国内力量研制配套所需设备器材。国务院各部委所属工厂接受任务后，都集中技术骨干夜以继日地研制，提前把设备送到施工现场。有几种设备，技术知识含量很高，研制非常困难，而需要量却很少，对工厂来说，明显是“亏本买卖”。相关工厂接到任务，也都毫不犹豫地立即停下原定产品生产，抽出最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从事超长波台设备研制。


　　经过四年多的艰苦拼搏，1965年9月顺利竣工，完成整机调试。1965年国庆节后，超长波台开始进行对潜艇发送信号试验……


　　1965年11月，海军党委第三届二次全体会议在进行中。29日上午，会议一开始，萧劲光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经过20多天对潜艇发送信号试验证明，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功率超长波发射台成功了！


　　文/吴殿卿　摘《在毛泽东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萧劲光大将》吴殿卿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海军的建设与发展，舰艇需要远离基岸，特别是潜艇，远离祖国海岸潜航在大洋深处，必须依靠无线电通信与指挥机关保持联系。正是基于此，新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现今条件下，没有超长波电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潜艇部队，就没有真正的海军。所以，从第一支潜艇部队组建开始，萧劲光就着手抓超长波电台建设，并于1955年前后建起了3个小型超长波电台。


　　然而随着舰艇远航任务的增加，原有的超长波电台已远远不能满足部队作战训练的需要。1957年秋，萧劲光在党委会上提出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的问题。在经过讨论，确定纳入计划后，萧劲光又对台址选择提出了三条原则，即“不要离城市太远，也不要太近，不要占用大量农田”。不久，他委婉地向苏联首席顾问阿夫古斯契诺维奇提出请苏联政府给予支持援助的要求。


　　或许可以说是对萧劲光要求的答复吧。1958年1月6日，苏联海军上将普拉顿诺夫发给萧劲光大将一份函件，写道:“为了苏联海军和中国海军设在太平洋西岸地区的长波台更加就序，和提高双方利用这些电台的效率，苏联海军首长认为，最好组织两国海军对设在海参崴、青岛、宁波和西营各地之TAPAH超长波电台的共同使用……”，同时附有“协议草案”。


　　很显然，苏联这一提议的主旨，在于通过一定形式将中国已有的3个小型超长波电台纳入其在远东的通讯网络中，以保证苏联海军在南太平洋中部海区活动的指挥。接着，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给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又来函，正式提出中苏两国在中国华南地区合建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和远程收信中心的问题。


　　中央军委经慎重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于6月12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复函苏联国防部，婉言谢绝了中苏合建超长波电台的提议，表示中国愿意自建，请苏联给予技术上的帮助。

彭德怀的信，没有引起苏联政府足够的注意。6月28日，由苏联海军通信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的专家组一行6人来华，带来了苏联海军首长给彭德怀元帅的信和协议草案。其内容与彭信的观点相差甚远。草案提出，为了“苏联国防部的需要”，两国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个超长波电台”，“所需费用，由苏联负担”。投资办法是，苏方70%(技术设备和材料)，中方30%(土建)。并且毫不含糊地规定，超长波台建成后，由中苏共管，苏方派一个15人的小分队常驻电台。电台使用权按投资比例划分。这就是说，超长波台建成后，主要(70%)由苏联管理、使用。


　　听了萧劲光和国防部的汇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使用权七比三，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却只有三分使用权，这比袁世凯的卖国条约还厉害！经过国防部、海军与苏联大使及专家组等多次商洽，7月21日，彭德怀元帅再次复信苏联国防部长，重申了中国坚持自建超长波电台的原则立场。


　　中国政府态度明确而坚定。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仍然不甘心。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率代表团秘密访华，抵达北京。会谈中虽然例行地讨论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但双方都清楚，真正的议题是关于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问题。这次会谈是不愉快、无重大成果的。赫鲁晓夫晚年的回忆录中曾半含半露地记述了这次会谈:我们刚开始生产内燃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就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同在太平洋的苏联海军潜艇保持联络。……结果，中国人就是不合作。他们的反应既愤慨又激烈。当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尤金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毛嚷了起来，说:“你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尤金向中央委员会发来了一封吓人的电报，描述了毛的愤怒的反应。我们领导班子讨论了这件事。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指示，决定由我乘飞机到中国去一趟。由于我们是去讨论军事方面的事情，陪同我去的有马利诺夫斯基，还有库兹涅佐夫。这是一次秘密访问，我们微服而行，我们要求中国同志接待我们，他们同意了……(会谈细节从略)……至于无线电台的事，最终也是毫无结果。中国人背弃了协议，没有建立无线电台。


　　赫鲁晓夫这里的话不全是实话，而所谓“共同建设”只是一句空话、假话。不过这次谈判并非“最终毫无结果”，而是于8月3日，由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建设超长波电台和收信中心问题的协定”(后称“八三”协定)。同年11月，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关于提供设备器材、派遣专家的合同。超长波台建设正式启动了。1960年春天，人民群众的生活已相当困难，工农业生产也受到了影响。然而，超长波台建设除外。全台的总体构想和框图设计在紧张地进行，发信机零部件等材料开始陆续进口，土建施工已破土动工，钢材、木料、水泥等各种建筑材料，火车连着汽车，源源不断地送上高原，运入工地，各个环节均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局面。
但就在这时，形势发生了突然逆转。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单方撕毁同中国签订的600多个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同年8月，来华协助建设超长波台的苏联专家组奉命回国。


　　通讯工艺设计只进行了一半，土建工程刚刚开始，许多关键性的设备待从苏联进口……事到如今，怎么办？就此下马还是接着干？建委一时难下决断。萧劲光会同周希汉进行了认真研究。萧劲光说，“事已至此，下一步怎么办，你们拿出意见。当下首先要准备一下，向主管国防工程的罗瑞卿同志作一次汇报。我的意见，争取自己干，行不行？你们研究。最后由罗瑞卿同志定夺。”


　　几天后，罗瑞卿接见了建委全体成员。罗瑞卿副总理拍板支持建委的意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双手，继续干下去。


　　按照“八三协定”，整套设备由苏联提供。中苏关系破裂后，没到的，停止了供货；已到的，也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无法使用。另有一部分，组织人到发达国家购买，有些重要设备，国外也买不到。萧劲光将这些情况如实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指示:请邮电局、广播事业局、三机部等单位协助海军攻克难关，组织国内力量研制配套所需设备器材。国务院各部委所属工厂接受任务后，都集中技术骨干夜以继日地研制，提前把设备送到施工现场。有几种设备，技术知识含量很高，研制非常困难，而需要量却很少，对工厂来说，明显是“亏本买卖”。相关工厂接到任务，也都毫不犹豫地立即停下原定产品生产，抽出最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从事超长波台设备研制。


　　经过四年多的艰苦拼搏，1965年9月顺利竣工，完成整机调试。1965年国庆节后，超长波台开始进行对潜艇发送信号试验……


　　1965年11月，海军党委第三届二次全体会议在进行中。29日上午，会议一开始，萧劲光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经过20多天对潜艇发送信号试验证明，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功率超长波发射台成功了！


　　文/吴殿卿　摘《在毛泽东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萧劲光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