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白银时代”与中国明朝

除了大规模的贸易和开拓国际市场以外，明代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货币政策。这其实也就是白银货币的问题，这是贯串这段历史的一个核心。

       这样说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是关于白银税收。自明代宣德改革首倡以“金花银”收税（这场改革就发生在明代最后一次国家推动的大航海举行的1433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推行，最终使得白银成为明国家的税收和贮备货币。第二是关于白银进口。由于中国本身不是白银的主要生产国，所以大量的白银要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第三是世界货币。即也正是明代对于白银的大规模需求，才造成了世界上第一次“货币革命”。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先从第三条说起，即关于第一次世界货币革命。我们知道，西班牙人1500年左右到美洲的目的本是找金子，而在16世纪30年代却意外地发现了白银，――这是在1530年左右，1530年是中国明代的嘉靖9年，这一年大明帝国也有一件事轰动官场，它也与白银有关，即当时的福建延平县令徐阶因为成功地处理了当地盗窃国家银矿的案件而名声大噪，由此开始了他光辉的前程，最终一路升到了首辅。徐阶还是中国“会票”的最早经营者，《皇朝经世文编》中记载，徐阶的“官肆”为走远途的商贩和官吏提供一种证券，可以异地存取、兑换白银，这就是说，明朝徐阶经营的“官肆”，其实就已经有了后来山西票号的性质。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白银的饥渴是当时明朝全国、全民的头等大事，同时说明了现代金融的起源其实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的会票。

       而此时美洲白银的发现，对于明帝国意味着什么自不待言，特别是随着1550年汞齐化精炼法在整个西班牙美洲的传播，美洲白银迅速满足了中国经济对于白银的大规模需求，一举解决了困扰明朝百年的货币问题，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与同时代明代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中国人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中国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在中国紧缺的贵金属―― 白银，当时的西班牙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美洲的白银，而这就是美国历史学界所说的“现代世界经济”产生的那个“致命的瞬间”，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原来彼此孤立的世界就变样了，一个由商品和货币联系起来的世界――一个“世界经济”因而得以形成。从中国到美洲，从美洲到欧洲，从欧洲到南亚，正是白银这种“世界贸易货币”第一次把世界经济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串了起来 。

       从明朝中期到后期，究竟有多少白银被运到中国，又有多少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被运往海外，今天还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但学术界一致承认：全世界2/3的白银都被运到中国去了，而远在美洲的墨西哥的阔家妇女，从1550年代之后便已经开始穿丝绸了――至今这种服装今天竟然成为墨西哥的“民族服装”，这个例子说明了当时世界市场的幅度。
下面我们再说第一个问题：明朝为什么最终会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

       这个问题复杂而重要，简单地说， 内因方面，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它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而彻底。

       我们先来看一看蒙古帝国是怎样崩溃的。元代的大帝国崩溃的原因很多，根据 按照安托尼 吉登斯的说法，一个经济体所涵盖的地域越大，它的经济管理方式对于货币技术的要求就越高，或者说它对于“经济管理的脱域性”的要求就越高，起源于草原劫掠活动的庞大的蒙古帝国，正是由于其对于货币经济，对这种高度脱域化的经济管理方式的无知而瓦解。因此我们说蒙古纸币的崩溃，是蒙古帝国崩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发的钞票没有人认，那么这个国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了 。

       而明朝与元朝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以元、明之间统治的转换为标志，中国实现了一种统治方式的基本转化：由纯粹的暴力统治向商品、货币统治的转化， 而国家的角色随之也发生巨变。明朝在历史上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从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折点。毛主席反复强调说要研究明朝，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

       一开始，明朝也同样是全力为它发行的纸币――“宝钞”能为老百姓所接受而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一开始似乎也很不理想，明朝初期，皇上只能把宝钞发给来朝贡的外国使团作礼物用，或者发给官员作额外的奖励，因为前者不知道印刷术，没见过这么精美的印刷品，故而尚把宝钞当宝贝，后者大概只是把它当奖状用，但是越到后来，连这些人也不认宝钞了。大家知道，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没有人接受，那么它就没有信用，不但没有商业信用，也没有政治信用，货币是经济运行的血液，缺少血液生产和交换是无法进行的。所以说，货币发行问题就是明代早期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如果解决不好，它就会重蹈元帝国的覆辙。

       明代是怎么努力解决自己货币的信用危机的呢？它采用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建设财政国家。即整理财政，整理税收，为经济活动创造一个货币供应的“心脏”，并努力使得货币――也就是宝钞的发行，可以建立在国家切实的财政能力的基础上，把财政功能作为国家队基本功能。而这就是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中所说的：现代国家的国家能力，不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相反，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国家能力，都必须建立在国家财政盈余和税收盈余的基础上的，而财政盈余和税收盈余更是一个国家货币稳定的基础。从而，确立这样一种财政-税收为主体的国家，是一个政体向现代转变的标志。再一个办法，也是斯密指出的“自由贸易”，即国家应该通过大规模的外贸，通过以货易货来积累财富，――这其实是在货币紧缺、或者货币信用危机的时候，最经常采用的办法，这也就是我们明朝的祖宗所谓“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这样，就先是有了永乐年间国家支持的下西洋运动，随后就是成化、弘治年间的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

       为什么我们说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的呢？因为今天看来，明朝货币信用的问题之最终得以解决，靠的不是造就一个可以为自己的经济发展“供血”的心脏，而是不断靠外部的货币“输血”来实现的。回头看明朝的货币信用问题，恰恰是在三个最昏庸无为的皇帝手里解决的，――因为这三个皇帝执政时期，恰好赶上了世界货币革命，赶上了美洲白银的发现。既然白银是中国很缺乏的贵金属，老百姓都相信白银，那朝廷就索性废弃宝钞纸币，统统改用白银完事了。最终，随着嘉庆年间美洲白银的大规模发现，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标就成为引进白银，白银的引进，使得明朝通过进口白银这种外向的方式，解决了自己的货币信用问题，不过这样一来，从内部，――即通过整理财政，稳定货币发行量，确立自主的货币信用的努力，也就被一劳永逸地放弃了。

       我们知道，明代确立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大概是从明朝的嘉靖、隆庆和万历皇帝时代开始的，这样作好不好呢？一方面因为这已经是历史的既成事实，所以500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再问起来，好像就意义不大了，故而深究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可以说几乎没有。不过我们大致去翻开历史一查，不禁还是要大惊失色，因为说到明朝的16个皇帝，毫无疑问，最混蛋而又最幸运的恰恰就是这三位先生，正是这三位先后开创了长达几十年不上朝――即完全不理朝政的记录，其中的隆庆皇帝在位5年间，几乎就从来没有上过朝，这在中国古代帝王历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所以，一个应该问但从来没有被质疑过的问题是：为什么赶上这么三个混蛋皇帝，明朝却偏偏天下升平了呢？历史学家往往将此奇遇，归之为当时偏巧出了一系列治国能臣，如张居正、海瑞等，――当然徐阶也算个能臣，可如果要是这样说，你就忘了这时期主要还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严嵩当道，所以说，这个解释恐怕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于是，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美洲白银的发现。

       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入，从而为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问题最终找到了答案，――也就是说，这三个昏庸的皇帝偏偏赶上了历史的好契机，他们三个活宝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好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以至于他们怎么祸害也败不了家、亡不了国。

       建立货币信用体系，这是明朝一切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而明朝最终却还是通过大规模的进口白银，即不是靠建立货币造血机制，而是靠外部的货币输血来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通过某种意义上的天上掉馅饼的飞来机遇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也就造成了两个结果或者后果：第一，它造成了一个美洲白银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由于明代解决货币信用的办法，总体上说是依赖美洲白银发现这一偶然事件，困扰明代经济的根本问题是通过外部因素解决的，而不是通过建立完善的财政体系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说：明代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法，总体上说是消极的。

       威廉 阿特威尔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明代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约1470－1650年》中，对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有论述。他一方面对明朝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评价很高，在这一章的结论部分这样概括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他还进一步引用了另一位历史学家牟复礼的话：“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出的农业转变的影响。”

       另一方面，阿特威尔对明代致力于解决货币信用问题的改革，总起来评价不高：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对于一条鞭法改革的解释。张居正的改革，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经济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关键性一笔，这位张居正先生与王安石并列，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家的总代表。因为他执政期间万历皇帝已经闭关了，即君王从此不早朝了，而且当时北方有边患，南方海上有倭寇，国内还闹饥荒，广西有起义，按说明朝早该亡国了――可偏偏是这个张居正，把国家搞得有模有样，国库丰盈，竟然号称盛世――但阿特威尔解释说，这不是因为张大人是孔明再世，而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得到完成的真正基础，其实就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因为明代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一改革的实施发生在1570年，这正与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高峰期完全重合，而改革的两个试点浙江和福建，都是最直接卷入海上贸易的省份。所以阿特威尔认为：理解500年前的中国国内改革，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国际和全球背景，而不是看改革家张居正先生出神入化的治理手段。[9]

       这就是说，改革家张先生只不过是赶上了世界史的大机遇，在那种“战略机遇期”里面，即使中国国内皇帝、首辅上下都是些傻子，只要国际经济大形势“颇有利于我”，如同今天的沙特、科威特之类的屁股下面座着石油，那就不愁美元不是滚滚而来， 但是，一旦石油挖尽，出口链条崩断，外在的货币供应随之停止，所谓的“盛世”也就立即土崩瓦解。这不象500年后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全世界都要封锁你，你要想崛起全靠勒紧裤腰带玩了命的干，不能依靠外部供血，只能自己造血，这样反而造成了一个比较扎实的经济基础。

       阿特威尔很犀利的地方是把张居正改革纳入到一个世界的视野中去观察，指出了张居正式的改革过于依赖外贸、过于依赖世界货币市场供应的致命弱点， 他的论述令我们耳目一新。

       最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在这一节一开始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白银进口。由于中国本身不是白银的主要生产国，所以大量的白银要通过对外贸易获得。――这也就是说，一个不富藏银矿的国家，竟然去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白银贵金属作为自己的货币，――今天看来，这不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他人的非常荒唐的事情吗？

       答案是：毫无疑问，这确实非常荒唐，我们的祖先当然非常伟大，他们不但创造了无人可以匹敌的伟大古代文明，而且也是人类现代世界的开路先锋。但是，他们当然也作过许多荒唐事，而其中比较荒唐的，就包括货币政策这一件。鲁迅先生有个名言，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比较荒唐的一点，就是凡事先拣容易的作，而把麻烦留给后人去解决，而明清以降数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在处理货币信用和发钞问题上，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宗没有给自己的经济建立一个供血的货币心脏，而是“顺应世界形势”，选择了进口白银，而把整理财政、合理税收，把建立完善的财政――货币体系这样困难的事情，把建立一个财政-金融主导的现代国家体制的重任，留给了500年后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们如果说明代有什么遗产，我说它最大的遗产就是白银。这么说来，荒唐的其实还不止是明朝，因为我们知道，明清这两个大帝国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这两个大帝国都以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国家储备货币，也就是说，清的货币政策承袭了明制。而500年来，中国这种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供给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形成来说，既是决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对于明清两朝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进口白银――而另一方面，从长远看，由于银根主要依赖国外，所以白银的短缺和白银的外流，又势必造成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威胁宏观经济，而这反过来对于明清两朝经济来说也就成为致命的，正如我下面要告诉大家的，这其实就是解释明清两个帝国突然间迅速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甚至最为根本性的原因。

       今天说这些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意义起码有二：

        一·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造成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500年来到今天，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怎么处理好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怎么处理好货币供血与货币输血的关系，进一步说，就是如何避免过度的开放导致的对于世界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过度依赖。

       二·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的问题，如果不注意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从这种联系看问题，这起码在学术上就是闭关自守、鼠目寸光。不但我们研究历史，理解500年前的张居正如此，理解我们自己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同样如此。比如今天，我们不能离开华尔街来独自解释我们自己的货币金融政策，我们说改革开放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离开了国际经济和投资运动的趋势，国际货币流动趋势，离开了华尔街的风向，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这种开放如何可能，不承认这一点，不研究这个问题，就不是真正的开放态度。

       过度依赖及其后果：白银改革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明代中后期通过大量进口白银找到了解决国内货币危机的办法，它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当然是巨大的，这当然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也正因为如此，它对于外部世界的依赖也是非常强的，这尤其突出地表现为明代经济对于进口白银的依赖。

       白银依赖也是明清两代最为突出的问题，我认为如果看不到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就不能解释为什么1630年代的美洲白银供应短缺，会成为明朝垮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200年后，即1830年的白银外流，也竟然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会纠缠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细节里，迷失在皇帝、娘娘、太监钩心斗角的鸡零狗碎中，我们就看不到500年历史的基本脉络。

       因此阿特威尔才说：明朝采用白银作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这本身是一件“祸福参半”的历史变数。这其实也是一句说到了家的话。

       首先，对于白银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比如松江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于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社会学家黄宗智有一个观点，以此来反驳历史上中国没有市场经济的谬论，他说： 我们要了解明代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究竟怎样，从一个极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到，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都穿棉衣了，――这就说明了棉花和棉布的市场化程度。

       其实，与当前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所描述的一样，明代市场的扩大、对外贸易的扩大，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当时的世界市场，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的假定，这种发展模式的好处在于，它能促进国内就业，能促进劳动的专业化， 随着分工和市场的扩大，人们会生产并消费越来越多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最终交换和贸易会代替战争，贸易和分工的玉帛最终将化解竞争和干戈，――这个理论的真正问题恰在于它听起来太好了，好到了让人不能相信的程度， 无视了人间万物，凡有一利则必有一弊，它无视了历史上的贸易、分工和市场的扩张，像一切好东西一样，起码也带会来了与今天完全类似的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家竞争造成的贸易纠纷的扩大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特别是中西两大帝国的对抗，比如阿特威尔举的一个例子：随着中国商人把中国商城办到了墨西哥，中国人与外国商人的商业纠纷开始扩大，最著名的一件是1639年，西属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排华事件，这次事件中菲律宾有2万华人被杀，更造成中国南方的对外贸易的据点由菲律宾的马尼拉撤退到本土的澳门和广州（从此一撤到今天，就一直没能再回去）。还有就是：当时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下令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贸易税――这样作的原因，就是基于当时的“中国经济威胁论”。

       第二个问题是：对外贸易的扩大造成国内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市场化――这同样也是个好坏参半的结果，其中特别是：农业的市场化，这从来就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很可能造成的粮食危机，我们知道，尽管我们今天早已经是北粮南运了，可是明代乃至清代，那都是南粮北运的，即南方地区是主要的粮食基地，如果这些地区不种粮食，而且还等待别的地区给它运粮吃，那么粮食的风险就是巨大的。

       明朝中后期一直面临巨大的粮食安全风险，最终这一危机在1640年代达到高峰，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那些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粮食要跨区域去买，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你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结果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根据黄仁宇提供的资料：1640年代，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大批的人饿死的同时，是许多豪宅低价出售也无人问津。这充分表明：货币经济和对外贸易促进了市场化的发展和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而到了灾荒年头，市场化和货币经济――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弊端，却会鲜明的表现出来：由于广大的“发达地区”为了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这些当年曾经是自给自足的地区，现在突然发现――它的粮食供应必须依赖跨地区的贸易。人们说经济上自给自足不好，但是对一个国家的粮食生产来说，这个教条可能就是错误的。

       在1640年代，即使在丰收的年份，南直隶（指安徽和江苏地区，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来购买粮食，一条鞭法实施之后，还要用银两来赋税和地租，偿还贷款。如果遇到灾荒，或者他们用现金购买的粮食价格发生巨大的波动，而国家救助不利，那么巨大的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1640年代导致明帝国灭亡的粮食危机，一方面是由于天灾，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今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提亚 森所提出的那个重要理论：是由于粮食的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即在后一种条件下，大批的人饿死并不是由于单纯的灾荒，而是由于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太高，人们因为买不起粮食而导致饥荒，所以才会有富裕地区卖了豪宅买米吃的“时尚”。这也就是说，明代经济的最终崩溃不是由于明代的经济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或者过于封闭和自给自足， 明代后期发达地区所遇到的粮食危机，恰恰是由于过度的市场化所致，――特别是把粮食生产完全交给了市场造成的，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恰恰促进了这种粮食的市场化，它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加剧了农业危机。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得到比种粮更多的现金，并以白银现金来完税，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选择种地呢？这不过是从明代改革就暴露出来的问题，可惜的是，这可能也是古往今来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们很少能意识到的道理，——要不然，提出这一论断的阿玛提亚森今天也就不会因此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第三个问题其实与上述两个问题都有关：那就是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更是由于新大陆银产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即基于世界货币市场动荡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所造成的放大的冲击。这种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萎缩也发生在1630年代，它毫无疑问地造成了白银供应的短缺，从而导致了中国国内严重的通货紧缩，明代的白银主要靠进口，也就是说，明代在货币上是“与世界接轨”的，是完全依赖世界货币市场的，所以整个明代都面临着货币紧缩的问题，但是1630年之后，随着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下降，白银短缺，这种紧缩扩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加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农业灾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负效应，这最终导致了导致明帝国崩溃的经济大危机。

       当然，从表面上看，明朝是亡于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北方的边患――这一点当然是谁都知道的事，因为这是一般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妨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明朝为什么在三个最混蛋的皇帝嘉靖、隆庆和万历手里竟然号称“盛世”，而到了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手里，它却一朝完蛋了呢？可见这种道德的解释是最无力的，――我们说：明亡的根本原因，象其他帝国一样，还是由于它的经济的崩溃。而这种经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它过于外向型的经济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市场化，从而导致了粮食生产的过度市场化，结果――那些最为市场化的地区反而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因为它在粮食安全方面不能自给自足。

       这也就是说，导致明朝经济崩溃的，恰恰是那些促进它在嘉靖、隆庆和万历时代经济繁荣的因素，更准确地说：是由于这些因素的过度实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明代国家过于依赖于世界市场和货币进口，乃至太致力于于“发展”，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社会“保护”：特别是忽视了货币的安全和粮食的安全。大明朝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舍本逐末的、被动型改革开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朝的问题关键不是闭关自守，不改革开放，不搞商品经济造成的，而是由“错误的发展观”造成的。除了大规模的贸易和开拓国际市场以外，明代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货币政策。这其实也就是白银货币的问题，这是贯串这段历史的一个核心。

       这样说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是关于白银税收。自明代宣德改革首倡以“金花银”收税（这场改革就发生在明代最后一次国家推动的大航海举行的1433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推行，最终使得白银成为明国家的税收和贮备货币。第二是关于白银进口。由于中国本身不是白银的主要生产国，所以大量的白银要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第三是世界货币。即也正是明代对于白银的大规模需求，才造成了世界上第一次“货币革命”。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先从第三条说起，即关于第一次世界货币革命。我们知道，西班牙人1500年左右到美洲的目的本是找金子，而在16世纪30年代却意外地发现了白银，――这是在1530年左右，1530年是中国明代的嘉靖9年，这一年大明帝国也有一件事轰动官场，它也与白银有关，即当时的福建延平县令徐阶因为成功地处理了当地盗窃国家银矿的案件而名声大噪，由此开始了他光辉的前程，最终一路升到了首辅。徐阶还是中国“会票”的最早经营者，《皇朝经世文编》中记载，徐阶的“官肆”为走远途的商贩和官吏提供一种证券，可以异地存取、兑换白银，这就是说，明朝徐阶经营的“官肆”，其实就已经有了后来山西票号的性质。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白银的饥渴是当时明朝全国、全民的头等大事，同时说明了现代金融的起源其实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的会票。

       而此时美洲白银的发现，对于明帝国意味着什么自不待言，特别是随着1550年汞齐化精炼法在整个西班牙美洲的传播，美洲白银迅速满足了中国经济对于白银的大规模需求，一举解决了困扰明朝百年的货币问题，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与同时代明代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中国人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中国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在中国紧缺的贵金属―― 白银，当时的西班牙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美洲的白银，而这就是美国历史学界所说的“现代世界经济”产生的那个“致命的瞬间”，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原来彼此孤立的世界就变样了，一个由商品和货币联系起来的世界――一个“世界经济”因而得以形成。从中国到美洲，从美洲到欧洲，从欧洲到南亚，正是白银这种“世界贸易货币”第一次把世界经济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串了起来 。

       从明朝中期到后期，究竟有多少白银被运到中国，又有多少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被运往海外，今天还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但学术界一致承认：全世界2/3的白银都被运到中国去了，而远在美洲的墨西哥的阔家妇女，从1550年代之后便已经开始穿丝绸了――至今这种服装今天竟然成为墨西哥的“民族服装”，这个例子说明了当时世界市场的幅度。
下面我们再说第一个问题：明朝为什么最终会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

       这个问题复杂而重要，简单地说， 内因方面，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它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而彻底。

       我们先来看一看蒙古帝国是怎样崩溃的。元代的大帝国崩溃的原因很多，根据 按照安托尼 吉登斯的说法，一个经济体所涵盖的地域越大，它的经济管理方式对于货币技术的要求就越高，或者说它对于“经济管理的脱域性”的要求就越高，起源于草原劫掠活动的庞大的蒙古帝国，正是由于其对于货币经济，对这种高度脱域化的经济管理方式的无知而瓦解。因此我们说蒙古纸币的崩溃，是蒙古帝国崩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发的钞票没有人认，那么这个国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了 。

       而明朝与元朝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以元、明之间统治的转换为标志，中国实现了一种统治方式的基本转化：由纯粹的暴力统治向商品、货币统治的转化， 而国家的角色随之也发生巨变。明朝在历史上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从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折点。毛主席反复强调说要研究明朝，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

       一开始，明朝也同样是全力为它发行的纸币――“宝钞”能为老百姓所接受而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一开始似乎也很不理想，明朝初期，皇上只能把宝钞发给来朝贡的外国使团作礼物用，或者发给官员作额外的奖励，因为前者不知道印刷术，没见过这么精美的印刷品，故而尚把宝钞当宝贝，后者大概只是把它当奖状用，但是越到后来，连这些人也不认宝钞了。大家知道，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没有人接受，那么它就没有信用，不但没有商业信用，也没有政治信用，货币是经济运行的血液，缺少血液生产和交换是无法进行的。所以说，货币发行问题就是明代早期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如果解决不好，它就会重蹈元帝国的覆辙。

       明代是怎么努力解决自己货币的信用危机的呢？它采用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建设财政国家。即整理财政，整理税收，为经济活动创造一个货币供应的“心脏”，并努力使得货币――也就是宝钞的发行，可以建立在国家切实的财政能力的基础上，把财政功能作为国家队基本功能。而这就是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中所说的：现代国家的国家能力，不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相反，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国家能力，都必须建立在国家财政盈余和税收盈余的基础上的，而财政盈余和税收盈余更是一个国家货币稳定的基础。从而，确立这样一种财政-税收为主体的国家，是一个政体向现代转变的标志。再一个办法，也是斯密指出的“自由贸易”，即国家应该通过大规模的外贸，通过以货易货来积累财富，――这其实是在货币紧缺、或者货币信用危机的时候，最经常采用的办法，这也就是我们明朝的祖宗所谓“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这样，就先是有了永乐年间国家支持的下西洋运动，随后就是成化、弘治年间的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

       为什么我们说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的呢？因为今天看来，明朝货币信用的问题之最终得以解决，靠的不是造就一个可以为自己的经济发展“供血”的心脏，而是不断靠外部的货币“输血”来实现的。回头看明朝的货币信用问题，恰恰是在三个最昏庸无为的皇帝手里解决的，――因为这三个皇帝执政时期，恰好赶上了世界货币革命，赶上了美洲白银的发现。既然白银是中国很缺乏的贵金属，老百姓都相信白银，那朝廷就索性废弃宝钞纸币，统统改用白银完事了。最终，随着嘉庆年间美洲白银的大规模发现，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标就成为引进白银，白银的引进，使得明朝通过进口白银这种外向的方式，解决了自己的货币信用问题，不过这样一来，从内部，――即通过整理财政，稳定货币发行量，确立自主的货币信用的努力，也就被一劳永逸地放弃了。

       我们知道，明代确立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大概是从明朝的嘉靖、隆庆和万历皇帝时代开始的，这样作好不好呢？一方面因为这已经是历史的既成事实，所以500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再问起来，好像就意义不大了，故而深究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可以说几乎没有。不过我们大致去翻开历史一查，不禁还是要大惊失色，因为说到明朝的16个皇帝，毫无疑问，最混蛋而又最幸运的恰恰就是这三位先生，正是这三位先后开创了长达几十年不上朝――即完全不理朝政的记录，其中的隆庆皇帝在位5年间，几乎就从来没有上过朝，这在中国古代帝王历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所以，一个应该问但从来没有被质疑过的问题是：为什么赶上这么三个混蛋皇帝，明朝却偏偏天下升平了呢？历史学家往往将此奇遇，归之为当时偏巧出了一系列治国能臣，如张居正、海瑞等，――当然徐阶也算个能臣，可如果要是这样说，你就忘了这时期主要还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严嵩当道，所以说，这个解释恐怕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于是，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美洲白银的发现。

       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入，从而为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问题最终找到了答案，――也就是说，这三个昏庸的皇帝偏偏赶上了历史的好契机，他们三个活宝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好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以至于他们怎么祸害也败不了家、亡不了国。

       建立货币信用体系，这是明朝一切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而明朝最终却还是通过大规模的进口白银，即不是靠建立货币造血机制，而是靠外部的货币输血来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通过某种意义上的天上掉馅饼的飞来机遇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也就造成了两个结果或者后果：第一，它造成了一个美洲白银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由于明代解决货币信用的办法，总体上说是依赖美洲白银发现这一偶然事件，困扰明代经济的根本问题是通过外部因素解决的，而不是通过建立完善的财政体系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说：明代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法，总体上说是消极的。

       威廉 阿特威尔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明代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约1470－1650年》中，对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有论述。他一方面对明朝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评价很高，在这一章的结论部分这样概括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他还进一步引用了另一位历史学家牟复礼的话：“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出的农业转变的影响。”

       另一方面，阿特威尔对明代致力于解决货币信用问题的改革，总起来评价不高：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对于一条鞭法改革的解释。张居正的改革，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经济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关键性一笔，这位张居正先生与王安石并列，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家的总代表。因为他执政期间万历皇帝已经闭关了，即君王从此不早朝了，而且当时北方有边患，南方海上有倭寇，国内还闹饥荒，广西有起义，按说明朝早该亡国了――可偏偏是这个张居正，把国家搞得有模有样，国库丰盈，竟然号称盛世――但阿特威尔解释说，这不是因为张大人是孔明再世，而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得到完成的真正基础，其实就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因为明代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一改革的实施发生在1570年，这正与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高峰期完全重合，而改革的两个试点浙江和福建，都是最直接卷入海上贸易的省份。所以阿特威尔认为：理解500年前的中国国内改革，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国际和全球背景，而不是看改革家张居正先生出神入化的治理手段。[9]

       这就是说，改革家张先生只不过是赶上了世界史的大机遇，在那种“战略机遇期”里面，即使中国国内皇帝、首辅上下都是些傻子，只要国际经济大形势“颇有利于我”，如同今天的沙特、科威特之类的屁股下面座着石油，那就不愁美元不是滚滚而来， 但是，一旦石油挖尽，出口链条崩断，外在的货币供应随之停止，所谓的“盛世”也就立即土崩瓦解。这不象500年后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全世界都要封锁你，你要想崛起全靠勒紧裤腰带玩了命的干，不能依靠外部供血，只能自己造血，这样反而造成了一个比较扎实的经济基础。

       阿特威尔很犀利的地方是把张居正改革纳入到一个世界的视野中去观察，指出了张居正式的改革过于依赖外贸、过于依赖世界货币市场供应的致命弱点， 他的论述令我们耳目一新。

       最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在这一节一开始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白银进口。由于中国本身不是白银的主要生产国，所以大量的白银要通过对外贸易获得。――这也就是说，一个不富藏银矿的国家，竟然去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白银贵金属作为自己的货币，――今天看来，这不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他人的非常荒唐的事情吗？

       答案是：毫无疑问，这确实非常荒唐，我们的祖先当然非常伟大，他们不但创造了无人可以匹敌的伟大古代文明，而且也是人类现代世界的开路先锋。但是，他们当然也作过许多荒唐事，而其中比较荒唐的，就包括货币政策这一件。鲁迅先生有个名言，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比较荒唐的一点，就是凡事先拣容易的作，而把麻烦留给后人去解决，而明清以降数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在处理货币信用和发钞问题上，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宗没有给自己的经济建立一个供血的货币心脏，而是“顺应世界形势”，选择了进口白银，而把整理财政、合理税收，把建立完善的财政――货币体系这样困难的事情，把建立一个财政-金融主导的现代国家体制的重任，留给了500年后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们如果说明代有什么遗产，我说它最大的遗产就是白银。这么说来，荒唐的其实还不止是明朝，因为我们知道，明清这两个大帝国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这两个大帝国都以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国家储备货币，也就是说，清的货币政策承袭了明制。而500年来，中国这种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供给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形成来说，既是决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对于明清两朝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进口白银――而另一方面，从长远看，由于银根主要依赖国外，所以白银的短缺和白银的外流，又势必造成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威胁宏观经济，而这反过来对于明清两朝经济来说也就成为致命的，正如我下面要告诉大家的，这其实就是解释明清两个帝国突然间迅速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甚至最为根本性的原因。

       今天说这些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意义起码有二：

        一·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造成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500年来到今天，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怎么处理好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怎么处理好货币供血与货币输血的关系，进一步说，就是如何避免过度的开放导致的对于世界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过度依赖。

       二·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的问题，如果不注意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从这种联系看问题，这起码在学术上就是闭关自守、鼠目寸光。不但我们研究历史，理解500年前的张居正如此，理解我们自己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同样如此。比如今天，我们不能离开华尔街来独自解释我们自己的货币金融政策，我们说改革开放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离开了国际经济和投资运动的趋势，国际货币流动趋势，离开了华尔街的风向，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这种开放如何可能，不承认这一点，不研究这个问题，就不是真正的开放态度。

       过度依赖及其后果：白银改革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明代中后期通过大量进口白银找到了解决国内货币危机的办法，它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当然是巨大的，这当然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也正因为如此，它对于外部世界的依赖也是非常强的，这尤其突出地表现为明代经济对于进口白银的依赖。

       白银依赖也是明清两代最为突出的问题，我认为如果看不到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就不能解释为什么1630年代的美洲白银供应短缺，会成为明朝垮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200年后，即1830年的白银外流，也竟然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会纠缠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细节里，迷失在皇帝、娘娘、太监钩心斗角的鸡零狗碎中，我们就看不到500年历史的基本脉络。

       因此阿特威尔才说：明朝采用白银作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这本身是一件“祸福参半”的历史变数。这其实也是一句说到了家的话。

       首先，对于白银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比如松江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于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社会学家黄宗智有一个观点，以此来反驳历史上中国没有市场经济的谬论，他说： 我们要了解明代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究竟怎样，从一个极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到，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都穿棉衣了，――这就说明了棉花和棉布的市场化程度。

       其实，与当前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所描述的一样，明代市场的扩大、对外贸易的扩大，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当时的世界市场，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的假定，这种发展模式的好处在于，它能促进国内就业，能促进劳动的专业化， 随着分工和市场的扩大，人们会生产并消费越来越多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最终交换和贸易会代替战争，贸易和分工的玉帛最终将化解竞争和干戈，――这个理论的真正问题恰在于它听起来太好了，好到了让人不能相信的程度， 无视了人间万物，凡有一利则必有一弊，它无视了历史上的贸易、分工和市场的扩张，像一切好东西一样，起码也带会来了与今天完全类似的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家竞争造成的贸易纠纷的扩大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特别是中西两大帝国的对抗，比如阿特威尔举的一个例子：随着中国商人把中国商城办到了墨西哥，中国人与外国商人的商业纠纷开始扩大，最著名的一件是1639年，西属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排华事件，这次事件中菲律宾有2万华人被杀，更造成中国南方的对外贸易的据点由菲律宾的马尼拉撤退到本土的澳门和广州（从此一撤到今天，就一直没能再回去）。还有就是：当时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下令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贸易税――这样作的原因，就是基于当时的“中国经济威胁论”。

       第二个问题是：对外贸易的扩大造成国内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市场化――这同样也是个好坏参半的结果，其中特别是：农业的市场化，这从来就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很可能造成的粮食危机，我们知道，尽管我们今天早已经是北粮南运了，可是明代乃至清代，那都是南粮北运的，即南方地区是主要的粮食基地，如果这些地区不种粮食，而且还等待别的地区给它运粮吃，那么粮食的风险就是巨大的。

       明朝中后期一直面临巨大的粮食安全风险，最终这一危机在1640年代达到高峰，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那些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粮食要跨区域去买，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你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结果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根据黄仁宇提供的资料：1640年代，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大批的人饿死的同时，是许多豪宅低价出售也无人问津。这充分表明：货币经济和对外贸易促进了市场化的发展和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而到了灾荒年头，市场化和货币经济――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弊端，却会鲜明的表现出来：由于广大的“发达地区”为了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这些当年曾经是自给自足的地区，现在突然发现――它的粮食供应必须依赖跨地区的贸易。人们说经济上自给自足不好，但是对一个国家的粮食生产来说，这个教条可能就是错误的。

       在1640年代，即使在丰收的年份，南直隶（指安徽和江苏地区，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来购买粮食，一条鞭法实施之后，还要用银两来赋税和地租，偿还贷款。如果遇到灾荒，或者他们用现金购买的粮食价格发生巨大的波动，而国家救助不利，那么巨大的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1640年代导致明帝国灭亡的粮食危机，一方面是由于天灾，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今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提亚 森所提出的那个重要理论：是由于粮食的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即在后一种条件下，大批的人饿死并不是由于单纯的灾荒，而是由于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太高，人们因为买不起粮食而导致饥荒，所以才会有富裕地区卖了豪宅买米吃的“时尚”。这也就是说，明代经济的最终崩溃不是由于明代的经济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或者过于封闭和自给自足， 明代后期发达地区所遇到的粮食危机，恰恰是由于过度的市场化所致，――特别是把粮食生产完全交给了市场造成的，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恰恰促进了这种粮食的市场化，它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加剧了农业危机。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得到比种粮更多的现金，并以白银现金来完税，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选择种地呢？这不过是从明代改革就暴露出来的问题，可惜的是，这可能也是古往今来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们很少能意识到的道理，——要不然，提出这一论断的阿玛提亚森今天也就不会因此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第三个问题其实与上述两个问题都有关：那就是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更是由于新大陆银产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即基于世界货币市场动荡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所造成的放大的冲击。这种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萎缩也发生在1630年代，它毫无疑问地造成了白银供应的短缺，从而导致了中国国内严重的通货紧缩，明代的白银主要靠进口，也就是说，明代在货币上是“与世界接轨”的，是完全依赖世界货币市场的，所以整个明代都面临着货币紧缩的问题，但是1630年之后，随着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下降，白银短缺，这种紧缩扩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加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农业灾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负效应，这最终导致了导致明帝国崩溃的经济大危机。

       当然，从表面上看，明朝是亡于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北方的边患――这一点当然是谁都知道的事，因为这是一般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妨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明朝为什么在三个最混蛋的皇帝嘉靖、隆庆和万历手里竟然号称“盛世”，而到了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手里，它却一朝完蛋了呢？可见这种道德的解释是最无力的，――我们说：明亡的根本原因，象其他帝国一样，还是由于它的经济的崩溃。而这种经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它过于外向型的经济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市场化，从而导致了粮食生产的过度市场化，结果――那些最为市场化的地区反而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因为它在粮食安全方面不能自给自足。

       这也就是说，导致明朝经济崩溃的，恰恰是那些促进它在嘉靖、隆庆和万历时代经济繁荣的因素，更准确地说：是由于这些因素的过度实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明代国家过于依赖于世界市场和货币进口，乃至太致力于于“发展”，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社会“保护”：特别是忽视了货币的安全和粮食的安全。大明朝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舍本逐末的、被动型改革开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朝的问题关键不是闭关自守，不改革开放，不搞商品经济造成的，而是由“错误的发展观”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