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富人治村"惹争议:有隐忧亦须监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5:48:18
中国"富人治村"惹争议:有隐忧亦须监督机制(2009-09-13 07:10:07)
标签：拐子 村官 村长 富人 张全 杨村 杂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33c0780100ehd6.html
天台县平桥镇西张村村民张和法当选村委会主任后,自掏腰包数十万元为村里修筑公路,并转让他在一家商场的部分股份给当地百余户村民；东阳市城东街道斯村党支部书记斯文斌,承担了村里所有办公家具与办公用品的费用,还带头撰文论述如何成为新型农民。
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老板村官。”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官”上任后,为村里出钱出力,带动村民致富,可这一现象也引发争议。
富人治村?
每天8时,杭州市萧山区向公村党支部书记傅月水就到办公室处理村务。他原来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当选党支部书记后,就将公司的日常管理交给家人,自己一心一意当“村官”,甚至周末都不休息。
同傅月水一样,义乌市城西街道七一村党支部书记何德兴把自己的托运公司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天天“上班”,还将工资捐给村里的老年人协会。
与这两位“全职村官”不同,也有村干部选择“兼职”:一边管理自己企业,一边抽出一定时间到村里“上班”。有的还委托代理人处理村里大小事务。
浙江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陈建义认为,不论这些人用什么形式担任村干部,背后动因无非两种:一是自己的主动诉求,期望实现人生价值,回馈家乡,带领乡亲共同致富,有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等；二是村民认同,村民认为富人思路开阔、能力强,当村干部后可以带领大家致富。
陈建义说,“这些人的创富能力得到村民信任,在村民眼中,"老板村官"就是"能人村官"。”
浙江大学一位研究人员说,这些“老板村官”不仅用自己的资金建设新农村,还为农村未来发展谋划出路。因此,对政府而言,更加看重的是这些村干部的开阔思路、较强的组织能力和长期企业经营中形成的现代市场理念,而这些在新农村建设中作用突出,对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非常。
背后隐忧
一些村民说:“有钱了,富人想当官很自然。”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富人跃上农村政治舞台虽有“好处”,可贿选、精力分散等多受诟病。
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送钱送礼拉选票的事情在不少农村出现。
2008年浙江省第八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后,各地查出各类违法违纪案件290多起,其中以贿选居多。义乌市就查处了37起破坏选举和贿选案件,10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90人被行政拘留。(下转2版)
陈建义说,对贿选的界定和查处目前还存在一定难度。“你很难去界定多少钱是贿选,在农村,很多人沾亲带故,人情关系复杂。此外,对贿选来说,守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成本”。
“老板村官”的精力分散还导致了村干部是不是需要专职化的讨论。温州、台州等地农村还存在村委干部一直在外经商赚钱,村里事务找委托代理人处理的情况。
有关人士认为,由于村委会是自治组织,其核心是“不脱离生产”,因此不可能要求他们像公务员那样限制经商,然而对于村务“委托代理”的现象是不允许的,因为村干部肩负着村民的信任,他们没有权利转嫁这种信任。
村干部处事的动机大多是公益考虑,背后隐忧也不容忽视,一旦“公益冲动”变成违规利己的“私益冲动”,监管就成为一个课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镇干部认为,在这些由富人群体组成的村干部团队中,存在利用手中权力进入更高平台、发展更好人脉、进一步谋求或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做法,甚至不排除在村集体经济中做手脚、捞好处、发展壮大自己家族势力的行为。
监督机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孔寒冰认为,目前,农村的突出问题是人才空心化。富者往往是当地能人,与其让富裕的能人选择离开农村,不如让他们通过村干部这种形式尽可能留在农村,为“三农”发展服务。同长期困扰农村的人才和资金外流现象相比,这是一种人才和资金回流的好方式。
新农村建设不可能有固定模式,各地农村靠什么途径实现,需大胆探索。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傅立群认为,“老板村官”虽然体现了财富力量对选举的作用或渗透,却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成果,因此不能简单施以好坏判断,更不可一棍子打死。
傅立群认为,企业家走进基层组织“从政”是一种趋势,“富人治村”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如果政策调整得当,这批干部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要避免“富人治村”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最关键的是完善监督机制,用公开、透明的制度来解决问题。傅立群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 凡重大事项必须先经村委会和村党支部讨论,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深化村务公开化,真实、及时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量化目标管理,形成优奖劣汰的用人机制,对那些谋位不谋政的村干部及时调整并进行责任追究。（商意盈、李亚彪、庞瑞）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河南农民工村官调查：“富人治村”模式能走多远
在农村精英人才流失、人才呈现“空心化”的现实下，返乡农民工争当“村官”成为当下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这些见识过城市发展的打工者，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土地后，会给农村带来哪些改变？能否给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带来某种新气象？他们会遭遇新的“水土不服”吗？理想与现实又将发生怎样的碰撞与融合？优秀人才重返农村，是零星、孤立的个案，还是将发展成某种可能的趋势？
早报记者日前前往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就“打工明星”返乡从政进行考察。相信，这个正在讲述的故事，对于上述问题将起到一定的答疑作用。
image
在深圳办厂的杨国群（如图）返回拐子杨村，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会计，成了张全收的助手。
image
张全收斥资近90万元，重建了原来校舍破旧、濒于倒闭的拐子杨小学。 早报记者 李克诚 图
“他早不在这里了，回深圳了。”2月13日，几经周折，早报记者叩响了一扇虚掩的院门，进入一所略显破旧的庭院。面对陌生的访客，房屋的主人——张全收的一位远房亲戚，摇摇头回答道。
这里是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位于豫南平原地区的一个2600多人的村庄。如果不是新任委会主任张全收，这个普通的村庄将如同中国中西部其他偏远的农村一样，终日默默无闻。而如今，这里却是各路记者争相探访的“明星村”。
“村”因“人”而知名。它的新任“掌门人”——身兼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张全收，是一个堆满了传奇符号的人：仅有初中学历的他，经过20多年的摸爬滚打，如今身家千万，是深圳一家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的董事长，被誉为“农民工司令”，先后当选为河南省党代会党员代表、全国人大代表。
三顾茅庐“请”回“飞人”村长
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成为一种潮流，新中国农村历史上正悄然发生的第三次“人才正流入”
2008年12月26日，往日僻静的拐子杨村热闹非凡。在一片掌声和鞭炮声中，村庄迎来了难得一见的贵客，不仅乡镇领导悉数到场，就连县委组织部、宣传部、民政局等党政部门的领导也前来出席。村里正在进行的，是新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
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张全收以近乎全票的高票，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拐子杨村新任村委会主任。次日，诸如《深圳千万富翁返乡当村官，承诺村民城市生活》的报道在河南各大报章和网络上铺天盖地。
在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后，张全收就飞往了数千里之外的深圳。40年前，张出生在拐子杨村；13岁起，张辍学开始了卖冰棍、做学徒的生活；十几年前，年轻的张全收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南下广东打工寻梦。如今，张已在深圳拥有了自己的一家公司，顶峰时手下有近2万名农民工。
“全收当村长，是我们‘邀请’过来的。” 拐子杨村主持该村日常事务的村官、党支部副书记吴振华对早报记者说。按照吴的说法，早在4年前，他就多次向乡镇领导推荐过张全收。
2004年，张全收捐助70多万元的村小学落成。在这前后，张全收还捐助了七八十万元为朱里镇修建了一所敬老院，出资数万元为村里更换了崭新的变电站、安装了路灯等。
吴振华解释说，村里太穷了，“要想发展好，必须有一个能引领大家致富的人才行。”而张全收被认为是最好的人选。此后，朱里镇的党委书记、镇长、副镇长等人先后多次前往深圳，“说服”张全收“接任”拐子杨村村长的职务。
“之所以当这个村长，主要是想为家乡父老服务，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张全收解释说。目前拐子杨村约有人口2600人，人均年收入尚不足2500元。与其他中西部农村一样，村民的主要收入仍是依靠外出务工。
张全收未曾料到的是，他的这一无意之举，却踏入到当前的一个社会潮流中：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江西南昌、湖北十堰、山东潍坊、重庆等地也传来类似的消息。
今年年初，南昌市返乡农民工中，有101人参加村“两委”的竞选，其中21人成功当选村官，而一些虽落选、但有潜力的年轻人则被纳入到村级后备干部的培养对象中。南昌所在的江西省则在春节前的“全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返乡农民工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和磨炼、具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和专业技能，有的还积累了一定的创业资金，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会议要求，要抓住农民工返乡的契机，从返乡农民工党员中选拔人才到村任职。
“这两年是基层‘两委’（村委、党委）换届年，自然会有外出农民工返乡竞选村官。如果有政治偏向的话，参与竞选的人数估计会更多。”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说，再加上各地政府及组织部门的有意引导，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成为一种潮流，这同时也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了再就业的新出路。
这也是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正悄然发生的第三次“人才正流入”现象：不同于40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不同于发轫于新世纪之初的“大学生村官”运动——前两次分别为农村输入了“城里的知识人”和“象牙塔里的学生”；这次，则是曾经从这片土地上出走过、而今又重返故土的新型“农民”。
而在此之前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农村正因精英人才外流（大学生进入城市工作，青壮劳力及有文化的青年进城打工）而出现了“人才空心化”的趋势。
因“明星村长”而改变的村庄
上蔡县2月下发专门的“红头文件”，鼓励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通过担任村官回报家乡
如今，由于张全收当选为村主任，昔日默默无名的拐子杨村成了上蔡县最为知名的“明星村庄”。短短3个月不到，这个小村庄已接待过省内和国内多家媒体记者的探访。而在上蔡县诸多党政官员们的眼中，拐子杨村还肩负着更为宏大的使命：邀请在外务工有成人员回乡参加村官选举的一个尝试和观察样本，探索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如何破题。
这个小村庄也因新任村长的走马上任而悄悄地被改变着。上任首日，村长就承诺，全村2000多村民每人20元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个人交纳的部分由他个人垫付；村委会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喇叭广播”（扩音器），村官们无须再借用村上私人戏班子的音响来向村民播读上级的通知、麦田管理技术等。就连老实木讷、昔日只会蹲在冬日墙角下、懒洋洋地晒太阳的老人也开始念叨着新村长给他们描绘的“新农村”图景……
村长张全收已经向村民承诺，将在3年内让拐子杨村的面貌发生大改变。首先，他将自己投资，将本村闲置多年、2000多平方米的大坑填平，在上面修建标准厂房，将制衣制鞋厂引进，让留守的人“在村里就可以上班”。此外，还将向山东取经，建温室大棚，种植反季节性草莓等经济作物。有村民已经开始在盘算着， “按照时价12元的价格，每亩地少说也能挣两三万块钱。”——目前，在该村，每亩地每年的收益仅六七百元。
拐子杨村还有着更雄心勃勃的梦想：已经请驻马店市规划局的设计师们对全村作出初步规划方案，当前首要的是，“把村的道路重新改造一下，拓宽成15米宽的柏油马路。两边留出绿化带，下面铺设下水道。以后建起来工厂，经常有货车进进出出，路要好。”拐子杨村村委会主任助理、会计杨国群说。10年前，杨南下广东打工，如今在深圳拥有一家自己的小企业。去年11月，张全收接任拐子杨村“村长”后，聘请老乡兼好友杨国群返乡担任自己的助手。
张全收还在酝酿着更为宏大的计划——对拐子杨村的土地进行流转，将村民们分散的土地进行整合，在集中后的整块大土地上搞特效农业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吴振华对这个规划非常赞同：“土地承包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其他更多的农民则以自己的土地入股，坐等分红、收益。”而从土地中被“解放”出来的村民也有着更多的选择：继续进入沿海城市打工，或者进入村里的工厂上班。
尽管有一些村民对张全收“新农村建设”的前景持有保留意见，但也有不少村民告诉记者：“谁说就一定不能成呢？人家新乡的裴春亮不就搞成了吗？”
裴春亮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村委会主任。与张全收相似，早年裴春亮也是靠出外打工、经商起家，并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2005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乡亲们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裴春亮身上。此时，在县城买有房子，已很少回村居住的裴春亮，在缺席的情况下，仍以高票当选裴寨村村委会主任。此后，他又个人出资数千万元为全体村民修建了160栋两层小楼，并率领乡亲开办了村办企业。
“裴春亮—张全收模式”正成为河南不少农村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一种范例。拐子杨村所在的河南省上蔡县，今年2月刚刚下发了专门的“红头文件”：《关于鼓励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乡创业的意见》。而鼓励其中的“富人”担任村官也是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报家乡”的渠道之一。
“农民工村官”，并不孤单的群体
选择一些“致富经验、带富经验丰富”的“双强”干部配备到农村，对农村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事实上，农民工返乡竞选村官，在最近两三年已露苗头。在上蔡县的崇礼乡，近几年也陆续出现了10多名外出经商、务工者返乡竞选村官的事，其中3人成功胜选。该乡东党村村委会主任党国明就是其中的胜出者。
2006年春节前，从外地经营庆典礼品生意的他回家乡过年时，被村上的亲朋“堵住”，纷纷“怂恿”他竞选该村的村长。由于前几届村委班子的“不作为”，村里已酝酿了多年的修路计划还是没成。“该收的钱都收了，路还是那条‘水泥路’——每逢阴雨天，泥泞一片，一抬脚就会溅起一身脏水。”
在党当选后的短短3个月内，村里的2条主干道的马路修建完毕，而村里财务的各项开支情况也向村民们公示，对村里公共事务漠视的村民也开始关心起村里的“大事”来。
“邀请成功人士返乡做村官、乡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关注“三农”问题的学者李昌平说，“市场经济下，农村的人才、物质资源和资金都是净流出，用什么来吸引资源流回农村呢？用官位换资源回流是最简单的办法。”李昌平表示，虽然有不少返乡的有成人员是出于回报乡亲、施展抱负的目的而担任村官，但也有人可能是为了“光宗耀祖”、“过官瘾”甚至“侵占村内资源敛财”。尽管如此，李仍认为，农民工等人士返乡竞选村官，“比大学生村官计划还好！”
早报记者了解到，鼓励外出有成人员回乡竞选村官，也是诸多县市级党委组织部门“有意为之”的部署。中共上蔡县委组织部部长聂晓光对早报记者说，农村是基层组织中最小、也是最重要的细胞。选择一些“致富经验、带富经验丰富”的“双强”干部配备到农村，对农村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聂晓光说，一些常年外出打工、经商并有所成的成功人士，他们外出多年，在磨炼中解放了思想，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拥有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如果能回到家乡创业或担任村官，将能极大推动农村的发展。
从“强人治村”到“富人治村”
李昌平担心，“富人治村”会使村民自治变得“越来越拜金化”。在激励“能人”参与村社治理的同时，应完善制度，约束村官权力
在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强人治村”是一个无法被回避的话题。从天津大邱庄之禹作敏到河南南街村之王宏斌，从山西大寨的郭凤莲到江苏华西村之吴仁宝，这些“明星村庄”正是在“强人”的推动下，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在困难重重的当前，中国农村如何破题发展，同样备受关注。而邀请眼界宽、思路活的“富人”返乡治村，一方面是个别农村谋求发展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当前时代潮流。
“对那些从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人来说，即使他们富裕了，手头上有钱了，甚至在城市里买房买别墅了、开公司了，但在他们自己内心里，可能仍缺乏城市社会对他的接纳和尊重，”一位农村问题观察人士分析说，“叶落总要归根的思想，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往往是一些‘富人’愿意返乡担任村官的考量因素。”
一次颁奖中，身披绶带的张全收在上台领奖时，全身挂满了奖章。曾多次到张公司考察的著名“三农”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作出这样解释：“一个从小就在外面讨生活的‘资深’农民工，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他迫切需要这个社会的认可。虽然他也有几千万元的资产了，但他更需要认可。这种危机感和认同感使他做出在一般人看来是荒诞的事情。”
与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国情相比，如今，较为分散的农民更相信法治的力量而不是强硬的“拳头”思维，更崇拜财富的力量而不是盲目迷恋权力，更关注自我家庭的收入提升而对公共事务相对漠视，使“富人治村”成为可能。
李昌平研究员担心，“富人治村”将会使农村的村民自治变得“越来越拜金化”。他认为，在激励各种“能人”参与村社治理的同时，也应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约束村官权力”。“没有民选村官的时候，好村官多得很；现在民选了，好村官却少得很！”
固守农村？还是重返城市？
仅靠个人自律，在收益远低于城市的情况下，这批被“请”回来的“村官”们的梦想能支撑多久
2月16日，张全收履职“村长”80天。村民吴太彬说，自张当选村长后，这80天里，他仅在春节前夕见过“张村长”一次面，“在村里开个会，给7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200元红包，然后又急匆匆地飞走了”。
即使在一周之前，河南上下举全省之力抗旱浇麦“战役”进行得最为紧张、激烈之际，拐子杨村的村民们也没能见到张村长的影子。这是张全收履新后，拐子杨村遇到的第一件村务大事。
“他（张全收）在深圳忙公司的事，毕竟公司的事更重要，村里的事他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全都过问。”拐子杨村党支部副书记吴振华说。在张当选为村长前，约10年时间内，吴一直是拐子杨村的最高领导。
此时，远在深圳的张全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不少用人企业裁员、关闭，他公司的农民工员工也只好一再“减负”，职员由近2万人锐减至七八千人。
更多的考验还在等着村长张全收。拐子杨村里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已开始变得焦躁起来。在该村，往年常年外出打工的人数一般都在四五百人，而今年虽已过了正月十五，村上仍有1/3的村民“失业”在家。见有记者前来采访，村民们都会围上来：“你说这个经济危机还要多久？”一些村民们开始担心：如果经济形势再不好转，他们的村长张全收是否能抽出时间和金钱来照料村里，率领村民们搞新农村建设。
“他现在就是一个挂名的村长。”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民悄悄地说，话语中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但，也有村民愿意更乐观地等下去：“如果我们村里的新农村建设搞起来了，不出家门，就可以就近打工了。”
被张全收聘请为村委会主任助理的杨国群，如同张全收一样，一家人老婆、孩子都留在了深圳。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当日，在安顿好自己公司的大事小事后，杨国群赶回拐子杨村。这是10年来他第一次重返故乡。
“整整10年了，村子里除了新增几幢新房子外，没多大变化。”对于即将施政的这个村庄，村官杨国群显然有着太多的不乐观。他说，返乡几天来，他挨家挨户地找村民们聊，听取村民的意见和建议——按照张全收的计划，杨国群将常年呆在拐子杨村，代表张全收协助其他村官，治理这个村庄。
谈起未来的施政方略，杨国群说，他没有考虑过今后是否遇到挫折了还会重返深圳、重新执掌自己的公司。张全收也表示，他在深圳再干上5年，然后就全身而退、回到拐子杨村。
现在，拐子杨村村官的每月工资是220元。村长助理杨国群在深圳的公司“每年赚个十万八万没问题”。对于未来，杨国群说：“先干好这一届（3年）再说。等以后老了的时候，村里的人提起咱会说，拐子杨村就是在他们那一届村官手上富裕起来的。”
而农村问题学者眼里还有担忧：仅靠道德自律，在经济收益远远低于城市的情况下，这批被邀请而重返故乡的村官们，他们的梦想能坚持多久，他们希望改变村庄面貌的新农村试验又能走多远？
无人得知，这批曾经从农村里飞出的成功人士是否会像秋天的候鸟一样，在寒冬来临之前，又会重新飞迁至南方的城市。来源：东方早报
已投稿到： 排行榜 圈子
阅读(0)|评论(1)|收藏(0)|打印|举报
前一篇：河南拆迁户在台抗议大陆贪官，尴尬了谁？
_ad_
新浪广告共享计划
评论 重要提示：警惕虚假中奖信息，点击查看详情[发评论]
*
温 馨 提 示：
2009-09-13 13:11:33
尊敬的“楊一”您好！
热烈庆祝新浪博客用户同时在线突破80万人数，本公司与（中国商城）三星【SAMSUNG】公司联合举办【这“箱”有礼，佳节欢乐送！】抽奖活动。答谢广大使用新浪博客的新老用户、回馈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并使用新浪软件的忠实用户!推广三星品牌、让更多使用新浪博客的用户认识、并使用三星Q40笔记本电脑。
恭喜您！您的博客已被系统自动抽选为（二等奖）幸运用户！
请进入 qq-168.c n 官方活动网填写个人资料！验证号【518】
提示:消息来自《新浪网》不需要任何回复中国"富人治村"惹争议:有隐忧亦须监督机制(2009-09-13 07:10:07)
标签：拐子 村官 村长 富人 张全 杨村 杂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33c0780100ehd6.html
天台县平桥镇西张村村民张和法当选村委会主任后,自掏腰包数十万元为村里修筑公路,并转让他在一家商场的部分股份给当地百余户村民；东阳市城东街道斯村党支部书记斯文斌,承担了村里所有办公家具与办公用品的费用,还带头撰文论述如何成为新型农民。
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老板村官。”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官”上任后,为村里出钱出力,带动村民致富,可这一现象也引发争议。
富人治村?
每天8时,杭州市萧山区向公村党支部书记傅月水就到办公室处理村务。他原来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当选党支部书记后,就将公司的日常管理交给家人,自己一心一意当“村官”,甚至周末都不休息。
同傅月水一样,义乌市城西街道七一村党支部书记何德兴把自己的托运公司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天天“上班”,还将工资捐给村里的老年人协会。
与这两位“全职村官”不同,也有村干部选择“兼职”:一边管理自己企业,一边抽出一定时间到村里“上班”。有的还委托代理人处理村里大小事务。
浙江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陈建义认为,不论这些人用什么形式担任村干部,背后动因无非两种:一是自己的主动诉求,期望实现人生价值,回馈家乡,带领乡亲共同致富,有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等；二是村民认同,村民认为富人思路开阔、能力强,当村干部后可以带领大家致富。
陈建义说,“这些人的创富能力得到村民信任,在村民眼中,"老板村官"就是"能人村官"。”
浙江大学一位研究人员说,这些“老板村官”不仅用自己的资金建设新农村,还为农村未来发展谋划出路。因此,对政府而言,更加看重的是这些村干部的开阔思路、较强的组织能力和长期企业经营中形成的现代市场理念,而这些在新农村建设中作用突出,对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非常。
背后隐忧
一些村民说:“有钱了,富人想当官很自然。”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富人跃上农村政治舞台虽有“好处”,可贿选、精力分散等多受诟病。
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送钱送礼拉选票的事情在不少农村出现。
2008年浙江省第八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后,各地查出各类违法违纪案件290多起,其中以贿选居多。义乌市就查处了37起破坏选举和贿选案件,10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90人被行政拘留。(下转2版)
陈建义说,对贿选的界定和查处目前还存在一定难度。“你很难去界定多少钱是贿选,在农村,很多人沾亲带故,人情关系复杂。此外,对贿选来说,守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成本”。
“老板村官”的精力分散还导致了村干部是不是需要专职化的讨论。温州、台州等地农村还存在村委干部一直在外经商赚钱,村里事务找委托代理人处理的情况。
有关人士认为,由于村委会是自治组织,其核心是“不脱离生产”,因此不可能要求他们像公务员那样限制经商,然而对于村务“委托代理”的现象是不允许的,因为村干部肩负着村民的信任,他们没有权利转嫁这种信任。
村干部处事的动机大多是公益考虑,背后隐忧也不容忽视,一旦“公益冲动”变成违规利己的“私益冲动”,监管就成为一个课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镇干部认为,在这些由富人群体组成的村干部团队中,存在利用手中权力进入更高平台、发展更好人脉、进一步谋求或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做法,甚至不排除在村集体经济中做手脚、捞好处、发展壮大自己家族势力的行为。
监督机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孔寒冰认为,目前,农村的突出问题是人才空心化。富者往往是当地能人,与其让富裕的能人选择离开农村,不如让他们通过村干部这种形式尽可能留在农村,为“三农”发展服务。同长期困扰农村的人才和资金外流现象相比,这是一种人才和资金回流的好方式。
新农村建设不可能有固定模式,各地农村靠什么途径实现,需大胆探索。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傅立群认为,“老板村官”虽然体现了财富力量对选举的作用或渗透,却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成果,因此不能简单施以好坏判断,更不可一棍子打死。
傅立群认为,企业家走进基层组织“从政”是一种趋势,“富人治村”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如果政策调整得当,这批干部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要避免“富人治村”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最关键的是完善监督机制,用公开、透明的制度来解决问题。傅立群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 凡重大事项必须先经村委会和村党支部讨论,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深化村务公开化,真实、及时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量化目标管理,形成优奖劣汰的用人机制,对那些谋位不谋政的村干部及时调整并进行责任追究。（商意盈、李亚彪、庞瑞）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河南农民工村官调查：“富人治村”模式能走多远
在农村精英人才流失、人才呈现“空心化”的现实下，返乡农民工争当“村官”成为当下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这些见识过城市发展的打工者，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土地后，会给农村带来哪些改变？能否给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带来某种新气象？他们会遭遇新的“水土不服”吗？理想与现实又将发生怎样的碰撞与融合？优秀人才重返农村，是零星、孤立的个案，还是将发展成某种可能的趋势？
早报记者日前前往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就“打工明星”返乡从政进行考察。相信，这个正在讲述的故事，对于上述问题将起到一定的答疑作用。
image
在深圳办厂的杨国群（如图）返回拐子杨村，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会计，成了张全收的助手。
image
张全收斥资近90万元，重建了原来校舍破旧、濒于倒闭的拐子杨小学。 早报记者 李克诚 图
“他早不在这里了，回深圳了。”2月13日，几经周折，早报记者叩响了一扇虚掩的院门，进入一所略显破旧的庭院。面对陌生的访客，房屋的主人——张全收的一位远房亲戚，摇摇头回答道。
这里是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位于豫南平原地区的一个2600多人的村庄。如果不是新任委会主任张全收，这个普通的村庄将如同中国中西部其他偏远的农村一样，终日默默无闻。而如今，这里却是各路记者争相探访的“明星村”。
“村”因“人”而知名。它的新任“掌门人”——身兼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张全收，是一个堆满了传奇符号的人：仅有初中学历的他，经过20多年的摸爬滚打，如今身家千万，是深圳一家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的董事长，被誉为“农民工司令”，先后当选为河南省党代会党员代表、全国人大代表。
三顾茅庐“请”回“飞人”村长
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成为一种潮流，新中国农村历史上正悄然发生的第三次“人才正流入”
2008年12月26日，往日僻静的拐子杨村热闹非凡。在一片掌声和鞭炮声中，村庄迎来了难得一见的贵客，不仅乡镇领导悉数到场，就连县委组织部、宣传部、民政局等党政部门的领导也前来出席。村里正在进行的，是新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
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张全收以近乎全票的高票，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拐子杨村新任村委会主任。次日，诸如《深圳千万富翁返乡当村官，承诺村民城市生活》的报道在河南各大报章和网络上铺天盖地。
在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后，张全收就飞往了数千里之外的深圳。40年前，张出生在拐子杨村；13岁起，张辍学开始了卖冰棍、做学徒的生活；十几年前，年轻的张全收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南下广东打工寻梦。如今，张已在深圳拥有了自己的一家公司，顶峰时手下有近2万名农民工。
“全收当村长，是我们‘邀请’过来的。” 拐子杨村主持该村日常事务的村官、党支部副书记吴振华对早报记者说。按照吴的说法，早在4年前，他就多次向乡镇领导推荐过张全收。
2004年，张全收捐助70多万元的村小学落成。在这前后，张全收还捐助了七八十万元为朱里镇修建了一所敬老院，出资数万元为村里更换了崭新的变电站、安装了路灯等。
吴振华解释说，村里太穷了，“要想发展好，必须有一个能引领大家致富的人才行。”而张全收被认为是最好的人选。此后，朱里镇的党委书记、镇长、副镇长等人先后多次前往深圳，“说服”张全收“接任”拐子杨村村长的职务。
“之所以当这个村长，主要是想为家乡父老服务，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张全收解释说。目前拐子杨村约有人口2600人，人均年收入尚不足2500元。与其他中西部农村一样，村民的主要收入仍是依靠外出务工。
张全收未曾料到的是，他的这一无意之举，却踏入到当前的一个社会潮流中：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江西南昌、湖北十堰、山东潍坊、重庆等地也传来类似的消息。
今年年初，南昌市返乡农民工中，有101人参加村“两委”的竞选，其中21人成功当选村官，而一些虽落选、但有潜力的年轻人则被纳入到村级后备干部的培养对象中。南昌所在的江西省则在春节前的“全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返乡农民工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和磨炼、具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和专业技能，有的还积累了一定的创业资金，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会议要求，要抓住农民工返乡的契机，从返乡农民工党员中选拔人才到村任职。
“这两年是基层‘两委’（村委、党委）换届年，自然会有外出农民工返乡竞选村官。如果有政治偏向的话，参与竞选的人数估计会更多。”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说，再加上各地政府及组织部门的有意引导，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成为一种潮流，这同时也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了再就业的新出路。
这也是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正悄然发生的第三次“人才正流入”现象：不同于40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不同于发轫于新世纪之初的“大学生村官”运动——前两次分别为农村输入了“城里的知识人”和“象牙塔里的学生”；这次，则是曾经从这片土地上出走过、而今又重返故土的新型“农民”。
而在此之前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农村正因精英人才外流（大学生进入城市工作，青壮劳力及有文化的青年进城打工）而出现了“人才空心化”的趋势。
因“明星村长”而改变的村庄
上蔡县2月下发专门的“红头文件”，鼓励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通过担任村官回报家乡
如今，由于张全收当选为村主任，昔日默默无名的拐子杨村成了上蔡县最为知名的“明星村庄”。短短3个月不到，这个小村庄已接待过省内和国内多家媒体记者的探访。而在上蔡县诸多党政官员们的眼中，拐子杨村还肩负着更为宏大的使命：邀请在外务工有成人员回乡参加村官选举的一个尝试和观察样本，探索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如何破题。
这个小村庄也因新任村长的走马上任而悄悄地被改变着。上任首日，村长就承诺，全村2000多村民每人20元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个人交纳的部分由他个人垫付；村委会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喇叭广播”（扩音器），村官们无须再借用村上私人戏班子的音响来向村民播读上级的通知、麦田管理技术等。就连老实木讷、昔日只会蹲在冬日墙角下、懒洋洋地晒太阳的老人也开始念叨着新村长给他们描绘的“新农村”图景……
村长张全收已经向村民承诺，将在3年内让拐子杨村的面貌发生大改变。首先，他将自己投资，将本村闲置多年、2000多平方米的大坑填平，在上面修建标准厂房，将制衣制鞋厂引进，让留守的人“在村里就可以上班”。此外，还将向山东取经，建温室大棚，种植反季节性草莓等经济作物。有村民已经开始在盘算着， “按照时价12元的价格，每亩地少说也能挣两三万块钱。”——目前，在该村，每亩地每年的收益仅六七百元。
拐子杨村还有着更雄心勃勃的梦想：已经请驻马店市规划局的设计师们对全村作出初步规划方案，当前首要的是，“把村的道路重新改造一下，拓宽成15米宽的柏油马路。两边留出绿化带，下面铺设下水道。以后建起来工厂，经常有货车进进出出，路要好。”拐子杨村村委会主任助理、会计杨国群说。10年前，杨南下广东打工，如今在深圳拥有一家自己的小企业。去年11月，张全收接任拐子杨村“村长”后，聘请老乡兼好友杨国群返乡担任自己的助手。
张全收还在酝酿着更为宏大的计划——对拐子杨村的土地进行流转，将村民们分散的土地进行整合，在集中后的整块大土地上搞特效农业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吴振华对这个规划非常赞同：“土地承包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其他更多的农民则以自己的土地入股，坐等分红、收益。”而从土地中被“解放”出来的村民也有着更多的选择：继续进入沿海城市打工，或者进入村里的工厂上班。
尽管有一些村民对张全收“新农村建设”的前景持有保留意见，但也有不少村民告诉记者：“谁说就一定不能成呢？人家新乡的裴春亮不就搞成了吗？”
裴春亮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村委会主任。与张全收相似，早年裴春亮也是靠出外打工、经商起家，并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2005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乡亲们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裴春亮身上。此时，在县城买有房子，已很少回村居住的裴春亮，在缺席的情况下，仍以高票当选裴寨村村委会主任。此后，他又个人出资数千万元为全体村民修建了160栋两层小楼，并率领乡亲开办了村办企业。
“裴春亮—张全收模式”正成为河南不少农村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一种范例。拐子杨村所在的河南省上蔡县，今年2月刚刚下发了专门的“红头文件”：《关于鼓励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乡创业的意见》。而鼓励其中的“富人”担任村官也是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报家乡”的渠道之一。
“农民工村官”，并不孤单的群体
选择一些“致富经验、带富经验丰富”的“双强”干部配备到农村，对农村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事实上，农民工返乡竞选村官，在最近两三年已露苗头。在上蔡县的崇礼乡，近几年也陆续出现了10多名外出经商、务工者返乡竞选村官的事，其中3人成功胜选。该乡东党村村委会主任党国明就是其中的胜出者。
2006年春节前，从外地经营庆典礼品生意的他回家乡过年时，被村上的亲朋“堵住”，纷纷“怂恿”他竞选该村的村长。由于前几届村委班子的“不作为”，村里已酝酿了多年的修路计划还是没成。“该收的钱都收了，路还是那条‘水泥路’——每逢阴雨天，泥泞一片，一抬脚就会溅起一身脏水。”
在党当选后的短短3个月内，村里的2条主干道的马路修建完毕，而村里财务的各项开支情况也向村民们公示，对村里公共事务漠视的村民也开始关心起村里的“大事”来。
“邀请成功人士返乡做村官、乡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关注“三农”问题的学者李昌平说，“市场经济下，农村的人才、物质资源和资金都是净流出，用什么来吸引资源流回农村呢？用官位换资源回流是最简单的办法。”李昌平表示，虽然有不少返乡的有成人员是出于回报乡亲、施展抱负的目的而担任村官，但也有人可能是为了“光宗耀祖”、“过官瘾”甚至“侵占村内资源敛财”。尽管如此，李仍认为，农民工等人士返乡竞选村官，“比大学生村官计划还好！”
早报记者了解到，鼓励外出有成人员回乡竞选村官，也是诸多县市级党委组织部门“有意为之”的部署。中共上蔡县委组织部部长聂晓光对早报记者说，农村是基层组织中最小、也是最重要的细胞。选择一些“致富经验、带富经验丰富”的“双强”干部配备到农村，对农村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聂晓光说，一些常年外出打工、经商并有所成的成功人士，他们外出多年，在磨炼中解放了思想，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拥有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如果能回到家乡创业或担任村官，将能极大推动农村的发展。
从“强人治村”到“富人治村”
李昌平担心，“富人治村”会使村民自治变得“越来越拜金化”。在激励“能人”参与村社治理的同时，应完善制度，约束村官权力
在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强人治村”是一个无法被回避的话题。从天津大邱庄之禹作敏到河南南街村之王宏斌，从山西大寨的郭凤莲到江苏华西村之吴仁宝，这些“明星村庄”正是在“强人”的推动下，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在困难重重的当前，中国农村如何破题发展，同样备受关注。而邀请眼界宽、思路活的“富人”返乡治村，一方面是个别农村谋求发展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当前时代潮流。
“对那些从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人来说，即使他们富裕了，手头上有钱了，甚至在城市里买房买别墅了、开公司了，但在他们自己内心里，可能仍缺乏城市社会对他的接纳和尊重，”一位农村问题观察人士分析说，“叶落总要归根的思想，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往往是一些‘富人’愿意返乡担任村官的考量因素。”
一次颁奖中，身披绶带的张全收在上台领奖时，全身挂满了奖章。曾多次到张公司考察的著名“三农”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作出这样解释：“一个从小就在外面讨生活的‘资深’农民工，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他迫切需要这个社会的认可。虽然他也有几千万元的资产了，但他更需要认可。这种危机感和认同感使他做出在一般人看来是荒诞的事情。”
与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国情相比，如今，较为分散的农民更相信法治的力量而不是强硬的“拳头”思维，更崇拜财富的力量而不是盲目迷恋权力，更关注自我家庭的收入提升而对公共事务相对漠视，使“富人治村”成为可能。
李昌平研究员担心，“富人治村”将会使农村的村民自治变得“越来越拜金化”。他认为，在激励各种“能人”参与村社治理的同时，也应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约束村官权力”。“没有民选村官的时候，好村官多得很；现在民选了，好村官却少得很！”
固守农村？还是重返城市？
仅靠个人自律，在收益远低于城市的情况下，这批被“请”回来的“村官”们的梦想能支撑多久
2月16日，张全收履职“村长”80天。村民吴太彬说，自张当选村长后，这80天里，他仅在春节前夕见过“张村长”一次面，“在村里开个会，给7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200元红包，然后又急匆匆地飞走了”。
即使在一周之前，河南上下举全省之力抗旱浇麦“战役”进行得最为紧张、激烈之际，拐子杨村的村民们也没能见到张村长的影子。这是张全收履新后，拐子杨村遇到的第一件村务大事。
“他（张全收）在深圳忙公司的事，毕竟公司的事更重要，村里的事他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全都过问。”拐子杨村党支部副书记吴振华说。在张当选为村长前，约10年时间内，吴一直是拐子杨村的最高领导。
此时，远在深圳的张全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不少用人企业裁员、关闭，他公司的农民工员工也只好一再“减负”，职员由近2万人锐减至七八千人。
更多的考验还在等着村长张全收。拐子杨村里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已开始变得焦躁起来。在该村，往年常年外出打工的人数一般都在四五百人，而今年虽已过了正月十五，村上仍有1/3的村民“失业”在家。见有记者前来采访，村民们都会围上来：“你说这个经济危机还要多久？”一些村民们开始担心：如果经济形势再不好转，他们的村长张全收是否能抽出时间和金钱来照料村里，率领村民们搞新农村建设。
“他现在就是一个挂名的村长。”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民悄悄地说，话语中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但，也有村民愿意更乐观地等下去：“如果我们村里的新农村建设搞起来了，不出家门，就可以就近打工了。”
被张全收聘请为村委会主任助理的杨国群，如同张全收一样，一家人老婆、孩子都留在了深圳。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当日，在安顿好自己公司的大事小事后，杨国群赶回拐子杨村。这是10年来他第一次重返故乡。
“整整10年了，村子里除了新增几幢新房子外，没多大变化。”对于即将施政的这个村庄，村官杨国群显然有着太多的不乐观。他说，返乡几天来，他挨家挨户地找村民们聊，听取村民的意见和建议——按照张全收的计划，杨国群将常年呆在拐子杨村，代表张全收协助其他村官，治理这个村庄。
谈起未来的施政方略，杨国群说，他没有考虑过今后是否遇到挫折了还会重返深圳、重新执掌自己的公司。张全收也表示，他在深圳再干上5年，然后就全身而退、回到拐子杨村。
现在，拐子杨村村官的每月工资是220元。村长助理杨国群在深圳的公司“每年赚个十万八万没问题”。对于未来，杨国群说：“先干好这一届（3年）再说。等以后老了的时候，村里的人提起咱会说，拐子杨村就是在他们那一届村官手上富裕起来的。”
而农村问题学者眼里还有担忧：仅靠道德自律，在经济收益远远低于城市的情况下，这批被邀请而重返故乡的村官们，他们的梦想能坚持多久，他们希望改变村庄面貌的新农村试验又能走多远？
无人得知，这批曾经从农村里飞出的成功人士是否会像秋天的候鸟一样，在寒冬来临之前，又会重新飞迁至南方的城市。来源：东方早报
已投稿到： 排行榜 圈子
阅读(0)|评论(1)|收藏(0)|打印|举报
前一篇：河南拆迁户在台抗议大陆贪官，尴尬了谁？
_ad_
新浪广告共享计划
评论 重要提示：警惕虚假中奖信息，点击查看详情[发评论]
*
温 馨 提 示：
2009-09-13 13:11:33
尊敬的“楊一”您好！
热烈庆祝新浪博客用户同时在线突破80万人数，本公司与（中国商城）三星【SAMSUNG】公司联合举办【这“箱”有礼，佳节欢乐送！】抽奖活动。答谢广大使用新浪博客的新老用户、回馈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并使用新浪软件的忠实用户!推广三星品牌、让更多使用新浪博客的用户认识、并使用三星Q40笔记本电脑。
恭喜您！您的博客已被系统自动抽选为（二等奖）幸运用户！
请进入 qq-168.c n 官方活动网填写个人资料！验证号【518】
提示:消息来自《新浪网》不需要任何回复
标签：拐子 村官 村长 富人 张全 杨村 杂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33c0780100ehd6.html
天台县平桥镇西张村村民张和法当选村委会主任后,自掏腰包数十万元为村里修筑公路,并转让他在一家商场的部分股份给当地百余户村民；东阳市城东街道斯村党支部书记斯文斌,承担了村里所有办公家具与办公用品的费用,还带头撰文论述如何成为新型农民。
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老板村官。”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官”上任后,为村里出钱出力,带动村民致富,可这一现象也引发争议。
富人治村?
每天8时,杭州市萧山区向公村党支部书记傅月水就到办公室处理村务。他原来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当选党支部书记后,就将公司的日常管理交给家人,自己一心一意当“村官”,甚至周末都不休息。
同傅月水一样,义乌市城西街道七一村党支部书记何德兴把自己的托运公司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天天“上班”,还将工资捐给村里的老年人协会。
与这两位“全职村官”不同,也有村干部选择“兼职”:一边管理自己企业,一边抽出一定时间到村里“上班”。有的还委托代理人处理村里大小事务。
浙江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陈建义认为,不论这些人用什么形式担任村干部,背后动因无非两种:一是自己的主动诉求,期望实现人生价值,回馈家乡,带领乡亲共同致富,有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等；二是村民认同,村民认为富人思路开阔、能力强,当村干部后可以带领大家致富。
陈建义说,“这些人的创富能力得到村民信任,在村民眼中,"老板村官"就是"能人村官"。”
浙江大学一位研究人员说,这些“老板村官”不仅用自己的资金建设新农村,还为农村未来发展谋划出路。因此,对政府而言,更加看重的是这些村干部的开阔思路、较强的组织能力和长期企业经营中形成的现代市场理念,而这些在新农村建设中作用突出,对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非常。
背后隐忧
一些村民说:“有钱了,富人想当官很自然。”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富人跃上农村政治舞台虽有“好处”,可贿选、精力分散等多受诟病。
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送钱送礼拉选票的事情在不少农村出现。
2008年浙江省第八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后,各地查出各类违法违纪案件290多起,其中以贿选居多。义乌市就查处了37起破坏选举和贿选案件,10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90人被行政拘留。(下转2版)
陈建义说,对贿选的界定和查处目前还存在一定难度。“你很难去界定多少钱是贿选,在农村,很多人沾亲带故,人情关系复杂。此外,对贿选来说,守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成本”。
“老板村官”的精力分散还导致了村干部是不是需要专职化的讨论。温州、台州等地农村还存在村委干部一直在外经商赚钱,村里事务找委托代理人处理的情况。
有关人士认为,由于村委会是自治组织,其核心是“不脱离生产”,因此不可能要求他们像公务员那样限制经商,然而对于村务“委托代理”的现象是不允许的,因为村干部肩负着村民的信任,他们没有权利转嫁这种信任。
村干部处事的动机大多是公益考虑,背后隐忧也不容忽视,一旦“公益冲动”变成违规利己的“私益冲动”,监管就成为一个课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镇干部认为,在这些由富人群体组成的村干部团队中,存在利用手中权力进入更高平台、发展更好人脉、进一步谋求或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做法,甚至不排除在村集体经济中做手脚、捞好处、发展壮大自己家族势力的行为。
监督机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孔寒冰认为,目前,农村的突出问题是人才空心化。富者往往是当地能人,与其让富裕的能人选择离开农村,不如让他们通过村干部这种形式尽可能留在农村,为“三农”发展服务。同长期困扰农村的人才和资金外流现象相比,这是一种人才和资金回流的好方式。
新农村建设不可能有固定模式,各地农村靠什么途径实现,需大胆探索。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傅立群认为,“老板村官”虽然体现了财富力量对选举的作用或渗透,却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成果,因此不能简单施以好坏判断,更不可一棍子打死。
傅立群认为,企业家走进基层组织“从政”是一种趋势,“富人治村”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如果政策调整得当,这批干部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要避免“富人治村”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最关键的是完善监督机制,用公开、透明的制度来解决问题。傅立群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 凡重大事项必须先经村委会和村党支部讨论,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深化村务公开化,真实、及时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量化目标管理,形成优奖劣汰的用人机制,对那些谋位不谋政的村干部及时调整并进行责任追究。（商意盈、李亚彪、庞瑞）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河南农民工村官调查：“富人治村”模式能走多远
在农村精英人才流失、人才呈现“空心化”的现实下，返乡农民工争当“村官”成为当下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这些见识过城市发展的打工者，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土地后，会给农村带来哪些改变？能否给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带来某种新气象？他们会遭遇新的“水土不服”吗？理想与现实又将发生怎样的碰撞与融合？优秀人才重返农村，是零星、孤立的个案，还是将发展成某种可能的趋势？
早报记者日前前往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就“打工明星”返乡从政进行考察。相信，这个正在讲述的故事，对于上述问题将起到一定的答疑作用。
image
在深圳办厂的杨国群（如图）返回拐子杨村，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会计，成了张全收的助手。
image
张全收斥资近90万元，重建了原来校舍破旧、濒于倒闭的拐子杨小学。 早报记者 李克诚 图
“他早不在这里了，回深圳了。”2月13日，几经周折，早报记者叩响了一扇虚掩的院门，进入一所略显破旧的庭院。面对陌生的访客，房屋的主人——张全收的一位远房亲戚，摇摇头回答道。
这里是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位于豫南平原地区的一个2600多人的村庄。如果不是新任委会主任张全收，这个普通的村庄将如同中国中西部其他偏远的农村一样，终日默默无闻。而如今，这里却是各路记者争相探访的“明星村”。
“村”因“人”而知名。它的新任“掌门人”——身兼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张全收，是一个堆满了传奇符号的人：仅有初中学历的他，经过20多年的摸爬滚打，如今身家千万，是深圳一家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的董事长，被誉为“农民工司令”，先后当选为河南省党代会党员代表、全国人大代表。
三顾茅庐“请”回“飞人”村长
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成为一种潮流，新中国农村历史上正悄然发生的第三次“人才正流入”
2008年12月26日，往日僻静的拐子杨村热闹非凡。在一片掌声和鞭炮声中，村庄迎来了难得一见的贵客，不仅乡镇领导悉数到场，就连县委组织部、宣传部、民政局等党政部门的领导也前来出席。村里正在进行的，是新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
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张全收以近乎全票的高票，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拐子杨村新任村委会主任。次日，诸如《深圳千万富翁返乡当村官，承诺村民城市生活》的报道在河南各大报章和网络上铺天盖地。
在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后，张全收就飞往了数千里之外的深圳。40年前，张出生在拐子杨村；13岁起，张辍学开始了卖冰棍、做学徒的生活；十几年前，年轻的张全收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南下广东打工寻梦。如今，张已在深圳拥有了自己的一家公司，顶峰时手下有近2万名农民工。
“全收当村长，是我们‘邀请’过来的。” 拐子杨村主持该村日常事务的村官、党支部副书记吴振华对早报记者说。按照吴的说法，早在4年前，他就多次向乡镇领导推荐过张全收。
2004年，张全收捐助70多万元的村小学落成。在这前后，张全收还捐助了七八十万元为朱里镇修建了一所敬老院，出资数万元为村里更换了崭新的变电站、安装了路灯等。
吴振华解释说，村里太穷了，“要想发展好，必须有一个能引领大家致富的人才行。”而张全收被认为是最好的人选。此后，朱里镇的党委书记、镇长、副镇长等人先后多次前往深圳，“说服”张全收“接任”拐子杨村村长的职务。
“之所以当这个村长，主要是想为家乡父老服务，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张全收解释说。目前拐子杨村约有人口2600人，人均年收入尚不足2500元。与其他中西部农村一样，村民的主要收入仍是依靠外出务工。
张全收未曾料到的是，他的这一无意之举，却踏入到当前的一个社会潮流中：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江西南昌、湖北十堰、山东潍坊、重庆等地也传来类似的消息。
今年年初，南昌市返乡农民工中，有101人参加村“两委”的竞选，其中21人成功当选村官，而一些虽落选、但有潜力的年轻人则被纳入到村级后备干部的培养对象中。南昌所在的江西省则在春节前的“全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返乡农民工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和磨炼、具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和专业技能，有的还积累了一定的创业资金，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会议要求，要抓住农民工返乡的契机，从返乡农民工党员中选拔人才到村任职。
“这两年是基层‘两委’（村委、党委）换届年，自然会有外出农民工返乡竞选村官。如果有政治偏向的话，参与竞选的人数估计会更多。”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说，再加上各地政府及组织部门的有意引导，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成为一种潮流，这同时也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了再就业的新出路。
这也是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正悄然发生的第三次“人才正流入”现象：不同于40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不同于发轫于新世纪之初的“大学生村官”运动——前两次分别为农村输入了“城里的知识人”和“象牙塔里的学生”；这次，则是曾经从这片土地上出走过、而今又重返故土的新型“农民”。
而在此之前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农村正因精英人才外流（大学生进入城市工作，青壮劳力及有文化的青年进城打工）而出现了“人才空心化”的趋势。
因“明星村长”而改变的村庄
上蔡县2月下发专门的“红头文件”，鼓励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通过担任村官回报家乡
如今，由于张全收当选为村主任，昔日默默无名的拐子杨村成了上蔡县最为知名的“明星村庄”。短短3个月不到，这个小村庄已接待过省内和国内多家媒体记者的探访。而在上蔡县诸多党政官员们的眼中，拐子杨村还肩负着更为宏大的使命：邀请在外务工有成人员回乡参加村官选举的一个尝试和观察样本，探索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如何破题。
这个小村庄也因新任村长的走马上任而悄悄地被改变着。上任首日，村长就承诺，全村2000多村民每人20元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个人交纳的部分由他个人垫付；村委会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喇叭广播”（扩音器），村官们无须再借用村上私人戏班子的音响来向村民播读上级的通知、麦田管理技术等。就连老实木讷、昔日只会蹲在冬日墙角下、懒洋洋地晒太阳的老人也开始念叨着新村长给他们描绘的“新农村”图景……
村长张全收已经向村民承诺，将在3年内让拐子杨村的面貌发生大改变。首先，他将自己投资，将本村闲置多年、2000多平方米的大坑填平，在上面修建标准厂房，将制衣制鞋厂引进，让留守的人“在村里就可以上班”。此外，还将向山东取经，建温室大棚，种植反季节性草莓等经济作物。有村民已经开始在盘算着， “按照时价12元的价格，每亩地少说也能挣两三万块钱。”——目前，在该村，每亩地每年的收益仅六七百元。
拐子杨村还有着更雄心勃勃的梦想：已经请驻马店市规划局的设计师们对全村作出初步规划方案，当前首要的是，“把村的道路重新改造一下，拓宽成15米宽的柏油马路。两边留出绿化带，下面铺设下水道。以后建起来工厂，经常有货车进进出出，路要好。”拐子杨村村委会主任助理、会计杨国群说。10年前，杨南下广东打工，如今在深圳拥有一家自己的小企业。去年11月，张全收接任拐子杨村“村长”后，聘请老乡兼好友杨国群返乡担任自己的助手。
张全收还在酝酿着更为宏大的计划——对拐子杨村的土地进行流转，将村民们分散的土地进行整合，在集中后的整块大土地上搞特效农业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吴振华对这个规划非常赞同：“土地承包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其他更多的农民则以自己的土地入股，坐等分红、收益。”而从土地中被“解放”出来的村民也有着更多的选择：继续进入沿海城市打工，或者进入村里的工厂上班。
尽管有一些村民对张全收“新农村建设”的前景持有保留意见，但也有不少村民告诉记者：“谁说就一定不能成呢？人家新乡的裴春亮不就搞成了吗？”
裴春亮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村委会主任。与张全收相似，早年裴春亮也是靠出外打工、经商起家，并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2005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乡亲们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裴春亮身上。此时，在县城买有房子，已很少回村居住的裴春亮，在缺席的情况下，仍以高票当选裴寨村村委会主任。此后，他又个人出资数千万元为全体村民修建了160栋两层小楼，并率领乡亲开办了村办企业。
“裴春亮—张全收模式”正成为河南不少农村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一种范例。拐子杨村所在的河南省上蔡县，今年2月刚刚下发了专门的“红头文件”：《关于鼓励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乡创业的意见》。而鼓励其中的“富人”担任村官也是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报家乡”的渠道之一。
“农民工村官”，并不孤单的群体
选择一些“致富经验、带富经验丰富”的“双强”干部配备到农村，对农村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事实上，农民工返乡竞选村官，在最近两三年已露苗头。在上蔡县的崇礼乡，近几年也陆续出现了10多名外出经商、务工者返乡竞选村官的事，其中3人成功胜选。该乡东党村村委会主任党国明就是其中的胜出者。
2006年春节前，从外地经营庆典礼品生意的他回家乡过年时，被村上的亲朋“堵住”，纷纷“怂恿”他竞选该村的村长。由于前几届村委班子的“不作为”，村里已酝酿了多年的修路计划还是没成。“该收的钱都收了，路还是那条‘水泥路’——每逢阴雨天，泥泞一片，一抬脚就会溅起一身脏水。”
在党当选后的短短3个月内，村里的2条主干道的马路修建完毕，而村里财务的各项开支情况也向村民们公示，对村里公共事务漠视的村民也开始关心起村里的“大事”来。
“邀请成功人士返乡做村官、乡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关注“三农”问题的学者李昌平说，“市场经济下，农村的人才、物质资源和资金都是净流出，用什么来吸引资源流回农村呢？用官位换资源回流是最简单的办法。”李昌平表示，虽然有不少返乡的有成人员是出于回报乡亲、施展抱负的目的而担任村官，但也有人可能是为了“光宗耀祖”、“过官瘾”甚至“侵占村内资源敛财”。尽管如此，李仍认为，农民工等人士返乡竞选村官，“比大学生村官计划还好！”
早报记者了解到，鼓励外出有成人员回乡竞选村官，也是诸多县市级党委组织部门“有意为之”的部署。中共上蔡县委组织部部长聂晓光对早报记者说，农村是基层组织中最小、也是最重要的细胞。选择一些“致富经验、带富经验丰富”的“双强”干部配备到农村，对农村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聂晓光说，一些常年外出打工、经商并有所成的成功人士，他们外出多年，在磨炼中解放了思想，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拥有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如果能回到家乡创业或担任村官，将能极大推动农村的发展。
从“强人治村”到“富人治村”
李昌平担心，“富人治村”会使村民自治变得“越来越拜金化”。在激励“能人”参与村社治理的同时，应完善制度，约束村官权力
在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强人治村”是一个无法被回避的话题。从天津大邱庄之禹作敏到河南南街村之王宏斌，从山西大寨的郭凤莲到江苏华西村之吴仁宝，这些“明星村庄”正是在“强人”的推动下，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在困难重重的当前，中国农村如何破题发展，同样备受关注。而邀请眼界宽、思路活的“富人”返乡治村，一方面是个别农村谋求发展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当前时代潮流。
“对那些从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人来说，即使他们富裕了，手头上有钱了，甚至在城市里买房买别墅了、开公司了，但在他们自己内心里，可能仍缺乏城市社会对他的接纳和尊重，”一位农村问题观察人士分析说，“叶落总要归根的思想，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往往是一些‘富人’愿意返乡担任村官的考量因素。”
一次颁奖中，身披绶带的张全收在上台领奖时，全身挂满了奖章。曾多次到张公司考察的著名“三农”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作出这样解释：“一个从小就在外面讨生活的‘资深’农民工，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他迫切需要这个社会的认可。虽然他也有几千万元的资产了，但他更需要认可。这种危机感和认同感使他做出在一般人看来是荒诞的事情。”
与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国情相比，如今，较为分散的农民更相信法治的力量而不是强硬的“拳头”思维，更崇拜财富的力量而不是盲目迷恋权力，更关注自我家庭的收入提升而对公共事务相对漠视，使“富人治村”成为可能。
李昌平研究员担心，“富人治村”将会使农村的村民自治变得“越来越拜金化”。他认为，在激励各种“能人”参与村社治理的同时，也应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约束村官权力”。“没有民选村官的时候，好村官多得很；现在民选了，好村官却少得很！”
固守农村？还是重返城市？
仅靠个人自律，在收益远低于城市的情况下，这批被“请”回来的“村官”们的梦想能支撑多久
2月16日，张全收履职“村长”80天。村民吴太彬说，自张当选村长后，这80天里，他仅在春节前夕见过“张村长”一次面，“在村里开个会，给7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200元红包，然后又急匆匆地飞走了”。
即使在一周之前，河南上下举全省之力抗旱浇麦“战役”进行得最为紧张、激烈之际，拐子杨村的村民们也没能见到张村长的影子。这是张全收履新后，拐子杨村遇到的第一件村务大事。
“他（张全收）在深圳忙公司的事，毕竟公司的事更重要，村里的事他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全都过问。”拐子杨村党支部副书记吴振华说。在张当选为村长前，约10年时间内，吴一直是拐子杨村的最高领导。
此时，远在深圳的张全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不少用人企业裁员、关闭，他公司的农民工员工也只好一再“减负”，职员由近2万人锐减至七八千人。
更多的考验还在等着村长张全收。拐子杨村里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已开始变得焦躁起来。在该村，往年常年外出打工的人数一般都在四五百人，而今年虽已过了正月十五，村上仍有1/3的村民“失业”在家。见有记者前来采访，村民们都会围上来：“你说这个经济危机还要多久？”一些村民们开始担心：如果经济形势再不好转，他们的村长张全收是否能抽出时间和金钱来照料村里，率领村民们搞新农村建设。
“他现在就是一个挂名的村长。”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民悄悄地说，话语中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但，也有村民愿意更乐观地等下去：“如果我们村里的新农村建设搞起来了，不出家门，就可以就近打工了。”
被张全收聘请为村委会主任助理的杨国群，如同张全收一样，一家人老婆、孩子都留在了深圳。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当日，在安顿好自己公司的大事小事后，杨国群赶回拐子杨村。这是10年来他第一次重返故乡。
“整整10年了，村子里除了新增几幢新房子外，没多大变化。”对于即将施政的这个村庄，村官杨国群显然有着太多的不乐观。他说，返乡几天来，他挨家挨户地找村民们聊，听取村民的意见和建议——按照张全收的计划，杨国群将常年呆在拐子杨村，代表张全收协助其他村官，治理这个村庄。
谈起未来的施政方略，杨国群说，他没有考虑过今后是否遇到挫折了还会重返深圳、重新执掌自己的公司。张全收也表示，他在深圳再干上5年，然后就全身而退、回到拐子杨村。
现在，拐子杨村村官的每月工资是220元。村长助理杨国群在深圳的公司“每年赚个十万八万没问题”。对于未来，杨国群说：“先干好这一届（3年）再说。等以后老了的时候，村里的人提起咱会说，拐子杨村就是在他们那一届村官手上富裕起来的。”
而农村问题学者眼里还有担忧：仅靠道德自律，在经济收益远远低于城市的情况下，这批被邀请而重返故乡的村官们，他们的梦想能坚持多久，他们希望改变村庄面貌的新农村试验又能走多远？
无人得知，这批曾经从农村里飞出的成功人士是否会像秋天的候鸟一样，在寒冬来临之前，又会重新飞迁至南方的城市。来源：东方早报
已投稿到： 排行榜 圈子
阅读(0)|评论(1)|收藏(0)|打印|举报
前一篇：河南拆迁户在台抗议大陆贪官，尴尬了谁？
_ad_
新浪广告共享计划
评论 重要提示：警惕虚假中奖信息，点击查看详情[发评论]
*
温 馨 提 示：
2009-09-13 13:11:33
尊敬的“楊一”您好！
热烈庆祝新浪博客用户同时在线突破80万人数，本公司与（中国商城）三星【SAMSUNG】公司联合举办【这“箱”有礼，佳节欢乐送！】抽奖活动。答谢广大使用新浪博客的新老用户、回馈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并使用新浪软件的忠实用户!推广三星品牌、让更多使用新浪博客的用户认识、并使用三星Q40笔记本电脑。
恭喜您！您的博客已被系统自动抽选为（二等奖）幸运用户！
请进入 qq-168.c n 官方活动网填写个人资料！验证号【518】
提示:消息来自《新浪网》不需要任何回复中国"富人治村"惹争议:有隐忧亦须监督机制(2009-09-13 07:10:07)
标签：拐子 村官 村长 富人 张全 杨村 杂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33c0780100ehd6.html
天台县平桥镇西张村村民张和法当选村委会主任后,自掏腰包数十万元为村里修筑公路,并转让他在一家商场的部分股份给当地百余户村民；东阳市城东街道斯村党支部书记斯文斌,承担了村里所有办公家具与办公用品的费用,还带头撰文论述如何成为新型农民。
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老板村官。”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官”上任后,为村里出钱出力,带动村民致富,可这一现象也引发争议。
富人治村?
每天8时,杭州市萧山区向公村党支部书记傅月水就到办公室处理村务。他原来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当选党支部书记后,就将公司的日常管理交给家人,自己一心一意当“村官”,甚至周末都不休息。
同傅月水一样,义乌市城西街道七一村党支部书记何德兴把自己的托运公司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天天“上班”,还将工资捐给村里的老年人协会。
与这两位“全职村官”不同,也有村干部选择“兼职”:一边管理自己企业,一边抽出一定时间到村里“上班”。有的还委托代理人处理村里大小事务。
浙江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陈建义认为,不论这些人用什么形式担任村干部,背后动因无非两种:一是自己的主动诉求,期望实现人生价值,回馈家乡,带领乡亲共同致富,有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等；二是村民认同,村民认为富人思路开阔、能力强,当村干部后可以带领大家致富。
陈建义说,“这些人的创富能力得到村民信任,在村民眼中,"老板村官"就是"能人村官"。”
浙江大学一位研究人员说,这些“老板村官”不仅用自己的资金建设新农村,还为农村未来发展谋划出路。因此,对政府而言,更加看重的是这些村干部的开阔思路、较强的组织能力和长期企业经营中形成的现代市场理念,而这些在新农村建设中作用突出,对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非常。
背后隐忧
一些村民说:“有钱了,富人想当官很自然。”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富人跃上农村政治舞台虽有“好处”,可贿选、精力分散等多受诟病。
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送钱送礼拉选票的事情在不少农村出现。
2008年浙江省第八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后,各地查出各类违法违纪案件290多起,其中以贿选居多。义乌市就查处了37起破坏选举和贿选案件,10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90人被行政拘留。(下转2版)
陈建义说,对贿选的界定和查处目前还存在一定难度。“你很难去界定多少钱是贿选,在农村,很多人沾亲带故,人情关系复杂。此外,对贿选来说,守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成本”。
“老板村官”的精力分散还导致了村干部是不是需要专职化的讨论。温州、台州等地农村还存在村委干部一直在外经商赚钱,村里事务找委托代理人处理的情况。
有关人士认为,由于村委会是自治组织,其核心是“不脱离生产”,因此不可能要求他们像公务员那样限制经商,然而对于村务“委托代理”的现象是不允许的,因为村干部肩负着村民的信任,他们没有权利转嫁这种信任。
村干部处事的动机大多是公益考虑,背后隐忧也不容忽视,一旦“公益冲动”变成违规利己的“私益冲动”,监管就成为一个课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镇干部认为,在这些由富人群体组成的村干部团队中,存在利用手中权力进入更高平台、发展更好人脉、进一步谋求或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做法,甚至不排除在村集体经济中做手脚、捞好处、发展壮大自己家族势力的行为。
监督机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孔寒冰认为,目前,农村的突出问题是人才空心化。富者往往是当地能人,与其让富裕的能人选择离开农村,不如让他们通过村干部这种形式尽可能留在农村,为“三农”发展服务。同长期困扰农村的人才和资金外流现象相比,这是一种人才和资金回流的好方式。
新农村建设不可能有固定模式,各地农村靠什么途径实现,需大胆探索。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傅立群认为,“老板村官”虽然体现了财富力量对选举的作用或渗透,却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成果,因此不能简单施以好坏判断,更不可一棍子打死。
傅立群认为,企业家走进基层组织“从政”是一种趋势,“富人治村”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如果政策调整得当,这批干部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要避免“富人治村”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最关键的是完善监督机制,用公开、透明的制度来解决问题。傅立群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 凡重大事项必须先经村委会和村党支部讨论,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深化村务公开化,真实、及时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量化目标管理,形成优奖劣汰的用人机制,对那些谋位不谋政的村干部及时调整并进行责任追究。（商意盈、李亚彪、庞瑞）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河南农民工村官调查：“富人治村”模式能走多远
在农村精英人才流失、人才呈现“空心化”的现实下，返乡农民工争当“村官”成为当下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这些见识过城市发展的打工者，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土地后，会给农村带来哪些改变？能否给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带来某种新气象？他们会遭遇新的“水土不服”吗？理想与现实又将发生怎样的碰撞与融合？优秀人才重返农村，是零星、孤立的个案，还是将发展成某种可能的趋势？
早报记者日前前往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就“打工明星”返乡从政进行考察。相信，这个正在讲述的故事，对于上述问题将起到一定的答疑作用。
image
在深圳办厂的杨国群（如图）返回拐子杨村，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会计，成了张全收的助手。
image
张全收斥资近90万元，重建了原来校舍破旧、濒于倒闭的拐子杨小学。 早报记者 李克诚 图
“他早不在这里了，回深圳了。”2月13日，几经周折，早报记者叩响了一扇虚掩的院门，进入一所略显破旧的庭院。面对陌生的访客，房屋的主人——张全收的一位远房亲戚，摇摇头回答道。
这里是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位于豫南平原地区的一个2600多人的村庄。如果不是新任委会主任张全收，这个普通的村庄将如同中国中西部其他偏远的农村一样，终日默默无闻。而如今，这里却是各路记者争相探访的“明星村”。
“村”因“人”而知名。它的新任“掌门人”——身兼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张全收，是一个堆满了传奇符号的人：仅有初中学历的他，经过20多年的摸爬滚打，如今身家千万，是深圳一家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的董事长，被誉为“农民工司令”，先后当选为河南省党代会党员代表、全国人大代表。
三顾茅庐“请”回“飞人”村长
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成为一种潮流，新中国农村历史上正悄然发生的第三次“人才正流入”
2008年12月26日，往日僻静的拐子杨村热闹非凡。在一片掌声和鞭炮声中，村庄迎来了难得一见的贵客，不仅乡镇领导悉数到场，就连县委组织部、宣传部、民政局等党政部门的领导也前来出席。村里正在进行的，是新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
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张全收以近乎全票的高票，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拐子杨村新任村委会主任。次日，诸如《深圳千万富翁返乡当村官，承诺村民城市生活》的报道在河南各大报章和网络上铺天盖地。
在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后，张全收就飞往了数千里之外的深圳。40年前，张出生在拐子杨村；13岁起，张辍学开始了卖冰棍、做学徒的生活；十几年前，年轻的张全收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南下广东打工寻梦。如今，张已在深圳拥有了自己的一家公司，顶峰时手下有近2万名农民工。
“全收当村长，是我们‘邀请’过来的。” 拐子杨村主持该村日常事务的村官、党支部副书记吴振华对早报记者说。按照吴的说法，早在4年前，他就多次向乡镇领导推荐过张全收。
2004年，张全收捐助70多万元的村小学落成。在这前后，张全收还捐助了七八十万元为朱里镇修建了一所敬老院，出资数万元为村里更换了崭新的变电站、安装了路灯等。
吴振华解释说，村里太穷了，“要想发展好，必须有一个能引领大家致富的人才行。”而张全收被认为是最好的人选。此后，朱里镇的党委书记、镇长、副镇长等人先后多次前往深圳，“说服”张全收“接任”拐子杨村村长的职务。
“之所以当这个村长，主要是想为家乡父老服务，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张全收解释说。目前拐子杨村约有人口2600人，人均年收入尚不足2500元。与其他中西部农村一样，村民的主要收入仍是依靠外出务工。
张全收未曾料到的是，他的这一无意之举，却踏入到当前的一个社会潮流中：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江西南昌、湖北十堰、山东潍坊、重庆等地也传来类似的消息。
今年年初，南昌市返乡农民工中，有101人参加村“两委”的竞选，其中21人成功当选村官，而一些虽落选、但有潜力的年轻人则被纳入到村级后备干部的培养对象中。南昌所在的江西省则在春节前的“全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返乡农民工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和磨炼、具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和专业技能，有的还积累了一定的创业资金，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会议要求，要抓住农民工返乡的契机，从返乡农民工党员中选拔人才到村任职。
“这两年是基层‘两委’（村委、党委）换届年，自然会有外出农民工返乡竞选村官。如果有政治偏向的话，参与竞选的人数估计会更多。”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说，再加上各地政府及组织部门的有意引导，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成为一种潮流，这同时也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了再就业的新出路。
这也是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正悄然发生的第三次“人才正流入”现象：不同于40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不同于发轫于新世纪之初的“大学生村官”运动——前两次分别为农村输入了“城里的知识人”和“象牙塔里的学生”；这次，则是曾经从这片土地上出走过、而今又重返故土的新型“农民”。
而在此之前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农村正因精英人才外流（大学生进入城市工作，青壮劳力及有文化的青年进城打工）而出现了“人才空心化”的趋势。
因“明星村长”而改变的村庄
上蔡县2月下发专门的“红头文件”，鼓励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通过担任村官回报家乡
如今，由于张全收当选为村主任，昔日默默无名的拐子杨村成了上蔡县最为知名的“明星村庄”。短短3个月不到，这个小村庄已接待过省内和国内多家媒体记者的探访。而在上蔡县诸多党政官员们的眼中，拐子杨村还肩负着更为宏大的使命：邀请在外务工有成人员回乡参加村官选举的一个尝试和观察样本，探索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如何破题。
这个小村庄也因新任村长的走马上任而悄悄地被改变着。上任首日，村长就承诺，全村2000多村民每人20元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个人交纳的部分由他个人垫付；村委会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喇叭广播”（扩音器），村官们无须再借用村上私人戏班子的音响来向村民播读上级的通知、麦田管理技术等。就连老实木讷、昔日只会蹲在冬日墙角下、懒洋洋地晒太阳的老人也开始念叨着新村长给他们描绘的“新农村”图景……
村长张全收已经向村民承诺，将在3年内让拐子杨村的面貌发生大改变。首先，他将自己投资，将本村闲置多年、2000多平方米的大坑填平，在上面修建标准厂房，将制衣制鞋厂引进，让留守的人“在村里就可以上班”。此外，还将向山东取经，建温室大棚，种植反季节性草莓等经济作物。有村民已经开始在盘算着， “按照时价12元的价格，每亩地少说也能挣两三万块钱。”——目前，在该村，每亩地每年的收益仅六七百元。
拐子杨村还有着更雄心勃勃的梦想：已经请驻马店市规划局的设计师们对全村作出初步规划方案，当前首要的是，“把村的道路重新改造一下，拓宽成15米宽的柏油马路。两边留出绿化带，下面铺设下水道。以后建起来工厂，经常有货车进进出出，路要好。”拐子杨村村委会主任助理、会计杨国群说。10年前，杨南下广东打工，如今在深圳拥有一家自己的小企业。去年11月，张全收接任拐子杨村“村长”后，聘请老乡兼好友杨国群返乡担任自己的助手。
张全收还在酝酿着更为宏大的计划——对拐子杨村的土地进行流转，将村民们分散的土地进行整合，在集中后的整块大土地上搞特效农业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吴振华对这个规划非常赞同：“土地承包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其他更多的农民则以自己的土地入股，坐等分红、收益。”而从土地中被“解放”出来的村民也有着更多的选择：继续进入沿海城市打工，或者进入村里的工厂上班。
尽管有一些村民对张全收“新农村建设”的前景持有保留意见，但也有不少村民告诉记者：“谁说就一定不能成呢？人家新乡的裴春亮不就搞成了吗？”
裴春亮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村委会主任。与张全收相似，早年裴春亮也是靠出外打工、经商起家，并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2005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乡亲们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裴春亮身上。此时，在县城买有房子，已很少回村居住的裴春亮，在缺席的情况下，仍以高票当选裴寨村村委会主任。此后，他又个人出资数千万元为全体村民修建了160栋两层小楼，并率领乡亲开办了村办企业。
“裴春亮—张全收模式”正成为河南不少农村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一种范例。拐子杨村所在的河南省上蔡县，今年2月刚刚下发了专门的“红头文件”：《关于鼓励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乡创业的意见》。而鼓励其中的“富人”担任村官也是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报家乡”的渠道之一。
“农民工村官”，并不孤单的群体
选择一些“致富经验、带富经验丰富”的“双强”干部配备到农村，对农村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事实上，农民工返乡竞选村官，在最近两三年已露苗头。在上蔡县的崇礼乡，近几年也陆续出现了10多名外出经商、务工者返乡竞选村官的事，其中3人成功胜选。该乡东党村村委会主任党国明就是其中的胜出者。
2006年春节前，从外地经营庆典礼品生意的他回家乡过年时，被村上的亲朋“堵住”，纷纷“怂恿”他竞选该村的村长。由于前几届村委班子的“不作为”，村里已酝酿了多年的修路计划还是没成。“该收的钱都收了，路还是那条‘水泥路’——每逢阴雨天，泥泞一片，一抬脚就会溅起一身脏水。”
在党当选后的短短3个月内，村里的2条主干道的马路修建完毕，而村里财务的各项开支情况也向村民们公示，对村里公共事务漠视的村民也开始关心起村里的“大事”来。
“邀请成功人士返乡做村官、乡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关注“三农”问题的学者李昌平说，“市场经济下，农村的人才、物质资源和资金都是净流出，用什么来吸引资源流回农村呢？用官位换资源回流是最简单的办法。”李昌平表示，虽然有不少返乡的有成人员是出于回报乡亲、施展抱负的目的而担任村官，但也有人可能是为了“光宗耀祖”、“过官瘾”甚至“侵占村内资源敛财”。尽管如此，李仍认为，农民工等人士返乡竞选村官，“比大学生村官计划还好！”
早报记者了解到，鼓励外出有成人员回乡竞选村官，也是诸多县市级党委组织部门“有意为之”的部署。中共上蔡县委组织部部长聂晓光对早报记者说，农村是基层组织中最小、也是最重要的细胞。选择一些“致富经验、带富经验丰富”的“双强”干部配备到农村，对农村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聂晓光说，一些常年外出打工、经商并有所成的成功人士，他们外出多年，在磨炼中解放了思想，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拥有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如果能回到家乡创业或担任村官，将能极大推动农村的发展。
从“强人治村”到“富人治村”
李昌平担心，“富人治村”会使村民自治变得“越来越拜金化”。在激励“能人”参与村社治理的同时，应完善制度，约束村官权力
在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强人治村”是一个无法被回避的话题。从天津大邱庄之禹作敏到河南南街村之王宏斌，从山西大寨的郭凤莲到江苏华西村之吴仁宝，这些“明星村庄”正是在“强人”的推动下，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在困难重重的当前，中国农村如何破题发展，同样备受关注。而邀请眼界宽、思路活的“富人”返乡治村，一方面是个别农村谋求发展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当前时代潮流。
“对那些从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人来说，即使他们富裕了，手头上有钱了，甚至在城市里买房买别墅了、开公司了，但在他们自己内心里，可能仍缺乏城市社会对他的接纳和尊重，”一位农村问题观察人士分析说，“叶落总要归根的思想，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往往是一些‘富人’愿意返乡担任村官的考量因素。”
一次颁奖中，身披绶带的张全收在上台领奖时，全身挂满了奖章。曾多次到张公司考察的著名“三农”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作出这样解释：“一个从小就在外面讨生活的‘资深’农民工，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他迫切需要这个社会的认可。虽然他也有几千万元的资产了，但他更需要认可。这种危机感和认同感使他做出在一般人看来是荒诞的事情。”
与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国情相比，如今，较为分散的农民更相信法治的力量而不是强硬的“拳头”思维，更崇拜财富的力量而不是盲目迷恋权力，更关注自我家庭的收入提升而对公共事务相对漠视，使“富人治村”成为可能。
李昌平研究员担心，“富人治村”将会使农村的村民自治变得“越来越拜金化”。他认为，在激励各种“能人”参与村社治理的同时，也应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约束村官权力”。“没有民选村官的时候，好村官多得很；现在民选了，好村官却少得很！”
固守农村？还是重返城市？
仅靠个人自律，在收益远低于城市的情况下，这批被“请”回来的“村官”们的梦想能支撑多久
2月16日，张全收履职“村长”80天。村民吴太彬说，自张当选村长后，这80天里，他仅在春节前夕见过“张村长”一次面，“在村里开个会，给7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200元红包，然后又急匆匆地飞走了”。
即使在一周之前，河南上下举全省之力抗旱浇麦“战役”进行得最为紧张、激烈之际，拐子杨村的村民们也没能见到张村长的影子。这是张全收履新后，拐子杨村遇到的第一件村务大事。
“他（张全收）在深圳忙公司的事，毕竟公司的事更重要，村里的事他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全都过问。”拐子杨村党支部副书记吴振华说。在张当选为村长前，约10年时间内，吴一直是拐子杨村的最高领导。
此时，远在深圳的张全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不少用人企业裁员、关闭，他公司的农民工员工也只好一再“减负”，职员由近2万人锐减至七八千人。
更多的考验还在等着村长张全收。拐子杨村里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已开始变得焦躁起来。在该村，往年常年外出打工的人数一般都在四五百人，而今年虽已过了正月十五，村上仍有1/3的村民“失业”在家。见有记者前来采访，村民们都会围上来：“你说这个经济危机还要多久？”一些村民们开始担心：如果经济形势再不好转，他们的村长张全收是否能抽出时间和金钱来照料村里，率领村民们搞新农村建设。
“他现在就是一个挂名的村长。”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民悄悄地说，话语中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但，也有村民愿意更乐观地等下去：“如果我们村里的新农村建设搞起来了，不出家门，就可以就近打工了。”
被张全收聘请为村委会主任助理的杨国群，如同张全收一样，一家人老婆、孩子都留在了深圳。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当日，在安顿好自己公司的大事小事后，杨国群赶回拐子杨村。这是10年来他第一次重返故乡。
“整整10年了，村子里除了新增几幢新房子外，没多大变化。”对于即将施政的这个村庄，村官杨国群显然有着太多的不乐观。他说，返乡几天来，他挨家挨户地找村民们聊，听取村民的意见和建议——按照张全收的计划，杨国群将常年呆在拐子杨村，代表张全收协助其他村官，治理这个村庄。
谈起未来的施政方略，杨国群说，他没有考虑过今后是否遇到挫折了还会重返深圳、重新执掌自己的公司。张全收也表示，他在深圳再干上5年，然后就全身而退、回到拐子杨村。
现在，拐子杨村村官的每月工资是220元。村长助理杨国群在深圳的公司“每年赚个十万八万没问题”。对于未来，杨国群说：“先干好这一届（3年）再说。等以后老了的时候，村里的人提起咱会说，拐子杨村就是在他们那一届村官手上富裕起来的。”
而农村问题学者眼里还有担忧：仅靠道德自律，在经济收益远远低于城市的情况下，这批被邀请而重返故乡的村官们，他们的梦想能坚持多久，他们希望改变村庄面貌的新农村试验又能走多远？
无人得知，这批曾经从农村里飞出的成功人士是否会像秋天的候鸟一样，在寒冬来临之前，又会重新飞迁至南方的城市。来源：东方早报
已投稿到： 排行榜 圈子
阅读(0)|评论(1)|收藏(0)|打印|举报
前一篇：河南拆迁户在台抗议大陆贪官，尴尬了谁？
_ad_
新浪广告共享计划
评论 重要提示：警惕虚假中奖信息，点击查看详情[发评论]
*
温 馨 提 示：
2009-09-13 13:11:33
尊敬的“楊一”您好！
热烈庆祝新浪博客用户同时在线突破80万人数，本公司与（中国商城）三星【SAMSUNG】公司联合举办【这“箱”有礼，佳节欢乐送！】抽奖活动。答谢广大使用新浪博客的新老用户、回馈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并使用新浪软件的忠实用户!推广三星品牌、让更多使用新浪博客的用户认识、并使用三星Q40笔记本电脑。
恭喜您！您的博客已被系统自动抽选为（二等奖）幸运用户！
请进入 qq-168.c n 官方活动网填写个人资料！验证号【518】
提示:消息来自《新浪网》不需要任何回复
关键是村里边应该办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