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被用错了地方：中国“官本位”扼杀世界级科学家

自由被用错了地方：中国“官本位”扼杀世界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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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大学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被用错了地方
　　中科院沈文庆院士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封官”做法使中国没科学大师。过早给科研人员委以“官职”制约了中国科学大师的诞生。他说，现在科技界“封官”的做法已经形成惯例，青年科学家们成果一出就立即被委以各种“管理重任”，很多具有世界科学大师潜质的年轻人都过早被埋没了。
　　中国科研体制有致命伤
　　其实，这个问题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如今，在一些学校，博士毕业以后，首先会选择到一些管理部门任职，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学历优势，走终南捷径，尽快在行政管理领域崭露头角。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从政之路，与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一些青年科学家的潜意识中，只要取得一些成绩，就应该通过仕途来证明自己。事实上，一旦担任某些官职，科研经费就会有保障，科研设施有保障，科研助手也有保障。这种科研成果出官，官员又催生科研成果的现象，导致中国出现了特有的官僚队伍。
　　从科研领域如今的管理现状来看，从立项到审批项目，从着手实施到成果鉴定，其中有太多的因素不为科学家们自己所掌控。在科研项目立项报批阶段，科研工作者要写出详尽的科研立项报告供行政官员审核。由于行政官员并不了解学科发展的趋势，所以在审批项目的过程中间，不得不借助于科学家们进行评审。如果能够成为负责他人科研项目审批的官员，那么，就可以拥有立项的主动权。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科学家热衷于从政也在情理之中。项目获得批准后，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实施。如果身处领导岗位，就会处处得心应手；如果没有管理权力，就会处处受制于人。好容易等到科研成果完成，还面临一个鉴定和推广的问题，如果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就能在鉴定的时候邀请到许多同行前来捧场。在科研成果的推广方面，也会有很多优势。
　　一些部门近年来已经习惯性将那些有潜质的科学家推到领导岗位，希望他们能够借助更多的资源，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然而，由于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因此，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科学家们反而无法做出科研成绩。更有甚者，个别脱离了科研岗位的领导看到昔日的同事们在科研工作中不断取得成绩，还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霸占同事们的科研成果，或想方设法地贬低甚至扼杀同事们的科研成果。出现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根子出现在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上。不论是科研经费的取得，还是科研成果的鉴定都需要依赖行政部门,这就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定下了一个灰色的调子。如果脱离了行政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中国的科技寸步难行。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悲哀，也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哀。
　　不是没有流动性而是没有透明度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谈北京大学教改时曾说: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以创造知识为目的的组织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张教授还引用洪堡的话说，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这些组织一开始有一种特定的观点，然后就倾向于压制其他观点的兴起。张教授说，学术思想只有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才可能有自由。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开放性，而是没有透明度。现在的大学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被用错了地方。一些成为博士生导师的老师，从来都没有为本科生开课的习惯，也没有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而是热衷于作报告、出国、下海。高校老师的学术自由已经被滥用了。
　　解决的办法当然不是增加教师的流动性，而是让教师老老实实地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学术自由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物质上的自由；一个是精神上的自由。所谓物质上的自由，就是要让大学教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从事学术上的创新工作。物质上的自由，是精神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所谓精神自由，就是在宪法的保护下，自由地从事知识的创新工作。
　　大学教师是整个社会的一支温度计。大学教师的怀疑心态和质疑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禁锢了大学教师的这种原创能力，那么，整个社会就不太可能进步了。张教授讲到了开放，讲到了竞争，但是开放和竞争并不等于透明度。
　　透明度要求大学教师作为一个职业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预期，透明度更要求大学教师的评聘工作完全透明，比如说，应聘教学岗位的大学老师应该公布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学术评审委员会在评议的过程中应该公开透明等等。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大学教师的评聘工作犹如黑社会组织开会，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赞成还是反对，赞成的理由是什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外人并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上岗也就为排斥异己增加了更多的机会。
　　现在大学教师普遍不满意的是没有透明度而不是没有流动性。种种学术黑幕说明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应增加大学教师评聘工作中的透明度，而不是通过切分蛋糕的方式进行利益的再分配。
　　关于官本位，张教授认为与学者水平有关。其实，官本位的产生和学术规范有关。由于缺乏起码的学术规范，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非学术的方式来进行学术评价，官本位制度应运而生。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教师职称评审过程中，由于学科委员会没有能力评判优劣，于是，便将矛盾上交，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不可能了解每一个学科的具体发展情况，所以只好求助于行政裁决的方式来决定学术评价问题。
　　解决官本位的问题要从程序出发，要求学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问题上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本位现象。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一些有作为的教师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得到评判他人的权力，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研究课题，到处钻营，争取一官半职。
　　由于在个别学校官本位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一些教师不得不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一些大学教师力争通过公开应聘的方式到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然后再利用政府官员的身份来争取学术话语权。学术活动被扭曲如此。现在中国高等院校的校级领导权力太大，所以，学术评审工作也自然提交到校级领导机关进行审查。校领导可能是教授出身，不想过多地参与行政事务，但现行体制决定他必须裁决学校的一切纠纷。
　　科研工作者头上有三把刀
　　目前，中国的科研体制仍然是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附属部分。科研机构缺乏独立的自治能力。科研机构的行政色彩不仅体现在对外关系方面，也体现在科研机构内部各个层面。在任何一个科研院所，层层叠叠的大大小小的管理机构数不胜数。科研工作者为了报销一张出差的飞机票可以在不同的科研单位耗费一天的时间。所以，科研管理体制的官僚化，是悬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头上的第一把刀。
　　目前，衡量科研工作水平高低的主要尺度掌握在西方国家。凡是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都被视作科研成果。如果科研工作不被西方国家所承认，那么，该科研成果也不会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这种独特的评价体系决定了在中国科研机构内部不可能建立自主的评审标准。中国的科研工作评审的自主权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因此，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设立学术法庭，在行业内部处理自己的事务。科研评价标准严重依赖外国，是悬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头上的第二把刀。
　　个别科研工作者缺乏独立的人格。在科研机构内部，互相不买账或者明争暗斗的情况非常普遍。在许多领域，无法建立起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学术自治机构。在有些学会，为了争名夺利，不惜动用行政的和其他的权力互相伤害。学术品格的低下，使得科研队伍一盘散沙。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强有力的监督，那么这支队伍可能无所作为。这是一种令人悲哀的悖论：科研发展规律决定了科研工作者必须实现自治，但如果没有行政监督和保障，科研工作者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正像一位高校的党委书记所说，现在大学教授普遍要求独立自主，可是在选举院长和系主任的时候又相互勾心斗角，拉关系走后门，把学校弄得乌烟瘴气。科研队伍素质不高，是悬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头上的第三把刀。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自由被用错了地方：中国“官本位”扼杀世界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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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大学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被用错了地方
　　中科院沈文庆院士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封官”做法使中国没科学大师。过早给科研人员委以“官职”制约了中国科学大师的诞生。他说，现在科技界“封官”的做法已经形成惯例，青年科学家们成果一出就立即被委以各种“管理重任”，很多具有世界科学大师潜质的年轻人都过早被埋没了。
　　中国科研体制有致命伤
　　其实，这个问题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如今，在一些学校，博士毕业以后，首先会选择到一些管理部门任职，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学历优势，走终南捷径，尽快在行政管理领域崭露头角。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从政之路，与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一些青年科学家的潜意识中，只要取得一些成绩，就应该通过仕途来证明自己。事实上，一旦担任某些官职，科研经费就会有保障，科研设施有保障，科研助手也有保障。这种科研成果出官，官员又催生科研成果的现象，导致中国出现了特有的官僚队伍。
　　从科研领域如今的管理现状来看，从立项到审批项目，从着手实施到成果鉴定，其中有太多的因素不为科学家们自己所掌控。在科研项目立项报批阶段，科研工作者要写出详尽的科研立项报告供行政官员审核。由于行政官员并不了解学科发展的趋势，所以在审批项目的过程中间，不得不借助于科学家们进行评审。如果能够成为负责他人科研项目审批的官员，那么，就可以拥有立项的主动权。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科学家热衷于从政也在情理之中。项目获得批准后，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实施。如果身处领导岗位，就会处处得心应手；如果没有管理权力，就会处处受制于人。好容易等到科研成果完成，还面临一个鉴定和推广的问题，如果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就能在鉴定的时候邀请到许多同行前来捧场。在科研成果的推广方面，也会有很多优势。
　　一些部门近年来已经习惯性将那些有潜质的科学家推到领导岗位，希望他们能够借助更多的资源，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然而，由于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因此，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科学家们反而无法做出科研成绩。更有甚者，个别脱离了科研岗位的领导看到昔日的同事们在科研工作中不断取得成绩，还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霸占同事们的科研成果，或想方设法地贬低甚至扼杀同事们的科研成果。出现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根子出现在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上。不论是科研经费的取得，还是科研成果的鉴定都需要依赖行政部门,这就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定下了一个灰色的调子。如果脱离了行政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中国的科技寸步难行。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悲哀，也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哀。
　　不是没有流动性而是没有透明度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谈北京大学教改时曾说: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以创造知识为目的的组织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张教授还引用洪堡的话说，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这些组织一开始有一种特定的观点，然后就倾向于压制其他观点的兴起。张教授说，学术思想只有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才可能有自由。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开放性，而是没有透明度。现在的大学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被用错了地方。一些成为博士生导师的老师，从来都没有为本科生开课的习惯，也没有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而是热衷于作报告、出国、下海。高校老师的学术自由已经被滥用了。
　　解决的办法当然不是增加教师的流动性，而是让教师老老实实地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学术自由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物质上的自由；一个是精神上的自由。所谓物质上的自由，就是要让大学教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从事学术上的创新工作。物质上的自由，是精神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所谓精神自由，就是在宪法的保护下，自由地从事知识的创新工作。
　　大学教师是整个社会的一支温度计。大学教师的怀疑心态和质疑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禁锢了大学教师的这种原创能力，那么，整个社会就不太可能进步了。张教授讲到了开放，讲到了竞争，但是开放和竞争并不等于透明度。
　　透明度要求大学教师作为一个职业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预期，透明度更要求大学教师的评聘工作完全透明，比如说，应聘教学岗位的大学老师应该公布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学术评审委员会在评议的过程中应该公开透明等等。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大学教师的评聘工作犹如黑社会组织开会，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赞成还是反对，赞成的理由是什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外人并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上岗也就为排斥异己增加了更多的机会。
　　现在大学教师普遍不满意的是没有透明度而不是没有流动性。种种学术黑幕说明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应增加大学教师评聘工作中的透明度，而不是通过切分蛋糕的方式进行利益的再分配。
　　关于官本位，张教授认为与学者水平有关。其实，官本位的产生和学术规范有关。由于缺乏起码的学术规范，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非学术的方式来进行学术评价，官本位制度应运而生。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教师职称评审过程中，由于学科委员会没有能力评判优劣，于是，便将矛盾上交，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不可能了解每一个学科的具体发展情况，所以只好求助于行政裁决的方式来决定学术评价问题。
　　解决官本位的问题要从程序出发，要求学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问题上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本位现象。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一些有作为的教师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得到评判他人的权力，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研究课题，到处钻营，争取一官半职。
　　由于在个别学校官本位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一些教师不得不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一些大学教师力争通过公开应聘的方式到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然后再利用政府官员的身份来争取学术话语权。学术活动被扭曲如此。现在中国高等院校的校级领导权力太大，所以，学术评审工作也自然提交到校级领导机关进行审查。校领导可能是教授出身，不想过多地参与行政事务，但现行体制决定他必须裁决学校的一切纠纷。
　　科研工作者头上有三把刀
　　目前，中国的科研体制仍然是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附属部分。科研机构缺乏独立的自治能力。科研机构的行政色彩不仅体现在对外关系方面，也体现在科研机构内部各个层面。在任何一个科研院所，层层叠叠的大大小小的管理机构数不胜数。科研工作者为了报销一张出差的飞机票可以在不同的科研单位耗费一天的时间。所以，科研管理体制的官僚化，是悬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头上的第一把刀。
　　目前，衡量科研工作水平高低的主要尺度掌握在西方国家。凡是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都被视作科研成果。如果科研工作不被西方国家所承认，那么，该科研成果也不会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这种独特的评价体系决定了在中国科研机构内部不可能建立自主的评审标准。中国的科研工作评审的自主权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因此，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设立学术法庭，在行业内部处理自己的事务。科研评价标准严重依赖外国，是悬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头上的第二把刀。
　　个别科研工作者缺乏独立的人格。在科研机构内部，互相不买账或者明争暗斗的情况非常普遍。在许多领域，无法建立起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学术自治机构。在有些学会，为了争名夺利，不惜动用行政的和其他的权力互相伤害。学术品格的低下，使得科研队伍一盘散沙。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强有力的监督，那么这支队伍可能无所作为。这是一种令人悲哀的悖论：科研发展规律决定了科研工作者必须实现自治，但如果没有行政监督和保障，科研工作者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正像一位高校的党委书记所说，现在大学教授普遍要求独立自主，可是在选举院长和系主任的时候又相互勾心斗角，拉关系走后门，把学校弄得乌烟瘴气。科研队伍素质不高，是悬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头上的第三把刀。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