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八十年（姚 艮）

1912年12月23日，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中。父亲是一位小商人，有时开小店铺，有时做店员。8岁时随父亲到了城里，从此离开了农村老家。我得伯父姚介忱曾参加兴中会，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1912年当了参议院议员，但在反袁斗争中差一点掉了脑袋。后来，他又因反对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而被通缉，就逃到广州参加了孙中山的北伐准备工作。他一生追求革命，虽受很多挫折，仍不懈地追求真理。我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乃是受到伯父的很大影响。我生长在中国充满民族忧患的苦难时代。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积极推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国力衰弱、民不聊生。日本则于1927年6月制订了“田中奏折”，确定“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华方针。1929年资本主义各国陆续发生了经济危机。1930年，日本也被卷入其中，国内阶段矛盾激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寇为了转移其国内矛盾，紧锣密鼓地准备入侵东北，继而侵占华北以至全中国。
　　1930年6月我在北京潞河中学读书时，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活动，还在同学中组织“春草读书会”，传阅新文学著作，出版“春草墙报”，发表批判国民党腐败制度、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以及介绍巴黎公社、广州公社、二七停工的文章，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
　　1931年2月6日，我被北平地下党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通县支部书记、通州区委书记。在互济会和读书会的基础上我们又发展了多名党员。还在通州附近的大镐村、草房等四、五个村子发展了党员，在火车站将所有国民党关于“围剿”苏区的标语和宣传画统统破坏掉，改写为“共产党万岁、保卫苏区”等内容。还在通州城关、公路要道口的八里桥、通州发电厂、潞河中学校园都用红漆写了大标语，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有益于一生的实际锻炼，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我和同志们的活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他们指责我利用潞河中学宣传赤化，反对军警也加强了监视。我不但难于活动，更随时有被捕的危险。经支部研究并请示上级后，叫我暂时离开通州，先回东北老家从事抗日斗争。

1931年8月下旬我返回双城县看望双亲后，又于9月初乘船到黑河看望伯父。但没几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我就在当地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到青年学生中、到戏院里、到马占山回到黑河后的抗日群众集会上发表抗日演说，在地方报纸上发表抗日文章。后来又和共产党员、《民族日报》编辑李德才一起，共同协助绥滨县县长陈庸的抗日武装活动。经伯父姚介忱帮助，我们从黑河盐仓缉私队弄了一批武器，武装了陈庸的游击队。
　　1932年9月25日，我与李德才抱着扩大游击队力量的幻想，由黑河渡江到对岸的苏联布洛戈维申斯克城，目的是为了学习军事和请求给予武器援助。
　　然而，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我们的希望落空了。日寇侵占整个东北以后，不断地在中苏边境制造磨擦，远东局势十分紧张。对苏联来说，当然要尽全力应付。但是他们却未能采取正确的动员民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括长期居住在那里，并且曾为苏联革命献身出力的中国侨民的方针。实际上，当时苏联正处于历史上那段极不正常的清党和肃反扩大化时期。在远东，他们同样也采取了错误的怀疑一切，打击一大片的方针。为了防止日本奸细，他们在远东进行了一场排华运动。许多中国人只因是黑头发黄皮肤就被怀疑可能是日本特务，被没收了几代人辛勤劳动积攒下来的财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许多人被迁往中亚，而一些受到猜疑的人，则以“间谍嫌疑”、“走私犯”、“越境犯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送进了劳动营。同样，一些到苏联授助的中国游击队，或那些与入侵的日寇作了艰苦卓绝战斗后被迫撤退到对岸去的抗日战士，也成了被怀疑对象。在神经质的“革命警惕性”，同时也不泛民族沙文主义传统思想的作怪，这些中国人不但没有得到援助，还常常受到被骂为“懒虫、胆小鬼”等的无端羞辱，有的人则被送到了劳动营。
　　这样的命运也落在我们身上。到苏联后，我们没有受到苏联地方当局的信任和接待，只有先到当时远东中国革命者的组织东方俱乐部去安身。参加了中文拉丁化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布城运水队，给华侨工人当文化教员，教拉丁化中文。半月后，又转到一所小学当教员。两个月后，布城一位“格伯乌”官员金尼索夫把我叫到市苏维埃，对我讯问了许多从家庭出生，所受教育到社会接触，来苏目的等一系列个人和家庭问题，我以为自己的要求可能被注意到了，很是高兴。过了几天，地方当局告诉我说，要送我到赤塔去教汉字拉丁化，同时学军事和政治。实际上，却在中途包其格辽夫站时，以事先已安排好的诱捕方式让我转车，押解到了伯力，并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关进苏联远东政治保卫总局“格伯乌”的地下室监狱，成了第412号囚徒。
　　入狱后，一开始没有人审讯，我每天只能领到200克水份很大的面包和一点点菜汤或稀粥，我一再要求见预审员，要求解释逮捕原因，始终无人理睬。于是我开始向地方各级领导以至加里宁和斯大林写申诉信，但仍无人过问。1932年底，我开始绝食抗议。
　　绝食第四天，来了两位军官，其中一位是中国人嵇直。嵇直是二十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被党中央派往苏联远东边疆区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工作，培训由中国上海和东北送去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远东局势紧张后，他被应征参加了苏联远东红旗军。在了解情况后，嵇直告诫我，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树立信心，注意身体，可以进行申诉，但绝食是无济于事的。把身体搞垮，更无法应付将来也许更为恶劣的局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灰心，要经得住考验。鉴于当时的远当形势，嵇直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普通的红军军官，他所做的也只能是帮助我树立信心和向有关当局说明情况，但是，他没有直接决定我命运的权力。他的一番话使我得到宽慰。为了使我振作起来，嵇直给送来了《铁流》和《夏伯阳》的中译本以及几本政治理论书籍，鼓励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多读点书，同时要在狱中注意锻炼身体。嵇直还帮助给我补发了800克面包，请我吃了一餐比较好的饭。就这样在牢房中关了近五个月。在狱中，我努力读着嵇直送给我的书籍，尽可能保持积极平和的心态，耐心等待着公正的审判。
　　1933年5月4日，吃完早饭，我正在读《资本论》时，和一批“泽克”（俄文罪犯的谐音）被集中送到了伯力郊外的一个白色大教堂。原来这是远东伯力运动场劳动营。高大的教堂内设有象脚手架般的高达5层的大通铺，约有1000名“泽克”住在这里。我从此开始了劳改生涯。起初派我在运动场掘土，后来又到江边做码头搬运工，在野外营地割牧草、种菜，到山里砍伐木材。
　　1933年8月初，我和一批中国“泽克”以及苏联各民族的上千名劳改犯被一艘很大的客货两用船送往远东黑龙江下游的新城“干草帽子”（俄文“共青城”的谐音）。这原是一座名为上丹波斯基的小村，现在开始兴建一座新城，到处是由劳改犯组成的伐木队、筑路队、建筑队、运输队以及打鱼队。我被分配到离城一、二十公里的劳改队打鱼基地胡米渔场，从事打鱼、洗鱼、腌鱼的工作。
　　1933年9月5日，我正在编织鱼网时，几个官员在没有经过法庭辩论和审判的情况下，直接向我宣读了判决书：“苏联远东军事法庭三人小组，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姚艮，又名姚廷枢，亦名姚冬麦，1912年12月23日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双城县。本照苏联刑法五十八条六款规定，犯有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间谍罪，判处徒刑五年，送劳动营劳动改造”。
　　终于被扣上了莫须有的间谍罪名！虽然宣判人员说，不服可以上诉，然而，既然在被捕送进牢房和劳动营时，都没法申诉，现在又能找谁呢？好在已经有了个盼头，只有忍受了。从此我开始计划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准备系统学习俄语语法，提高俄语水平，开始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注意劳动技能，建筑技术等的锻炼。以便能有价值地度过未来的漫长岁月。我和那些囚徒一道为共青城的建设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远东以及其后的所有劳动营中，每天的劳动定额按全苏统一标准制订，很少考虑工作条件、工具情况和季节变化。一般如果能100％完成定额，可得到800克面包和普通菜汤；完成150％定额的，可以得到1000克面包和突击队员灶的肉汤，外加一盘小米或荞麦面做的饭；如果完成80％的工作任务，则只供给600克面包和清水大锅汤；完成50％以下的，给400克面包；不出工的只发200克面包。实际上实行了一套饥饿政策，使劳改人员不得不拼死干活，劳动确实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否则，吃不饱肚子，没有力气干活，完不成任务，得到的定量更少，更没有力气干活，形成了恶性循环。劳动中还实行了劳动优秀的减刑制度。每个季度，宣布减刑一次。但是由于通常劳动强度很大，而工作岗位常常变换，等工作逐渐熟悉，已能较快地完成时，又被调到新的工种，又得从头开始，因此要得到奖励和减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的劳动营从领导到小队长都是由“泽克”自己担任。由于劳动地区的偏僻和艰苦，无需特别看管，那些“泽克”们是很难逃跑的。他们无法积累逃跑期间所需的足够的备用食粮，偶尔有些人要逃跑，往往不是被在遥远的道口抓回来，就是饿死或冻死在途中。
　　由于我当时年青力壮，精力旺盛，又善于动脑筋，常常被选为“骆驼”（俄文劳动队长的谐音）。我抱着干革命要受得起委屈，一定要坚强地活着回到中国的信念，决心用优异的成绩表现中国人的志气，并争取减刑提前释放。我带领劳动队中的中国和俄国的“泽克”积极干活，利用大家智慧，苦干巧干，常常是超额完成任务，连俄罗斯的“泽克”领导也常常夸我是好样的“基代岳茨”（俄文“中国人”的谐音）。由于我的生产队一直能较好地完成任务，我又是突击队队员，劳动积极，仅1934年中就被宣布减刑300天。
　　1935年3月，我和所有在共青团城的上千名“基代岳茨”被集中起来，用运牲口的棚车装载着，经过十几天自东到西的行程，递解到卡拉干达的中亚劳改营，送到一个蔬菜生产基地，在大田种蔬菜，在菜园暖窖培育菜苗，以及修牛棚、猪圈等泥瓦匠活。
　　1936年7月，所有的中国人又被棚车装运到巴勒哈什北边的矛音特车站铁路工地，修筑卡里甘达—巴勒哈什湖铁路，从事高强度的修建铁路设施和工程的任务。在押解途中经过沙漠干旱地区，曾连续在三天的高温中没有喝到水，饱受干渴的折磨。
　　修路工程完成后，中国“泽克”被装进带锁的棚车，由内务部押解部队押送，先向西行，然后往北，经十几天的旅程抵达白海边俄国最北部的城市阿勒罕格尔斯克城的递解站。这是一座太阳不落的白夜城。在递解站候船的罪犯除了新押解去的以外，多半是大肃反时期由苏联各地送来的，许多人是原高级官员、军官、教授、记者、作家等政治犯，多属于知识阶层，他们往往高谈阔论而又缺乏斗争性；另一部分人则是流氓小偷等一般刑事犯罪人员，这些人胡作非为，他们组成黑帮，常常结伙欺侮那些不屑与他们为伍的知识分子，偷抢后者的食品、日用品和其它财物。中国人到后，他们又想抢夺中国人的财物，被忍无可忍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从此收敛了对中国人的嚣张气势。　　
几天后，这群“泽克”又由北冰洋航线的客货两用海轮运送，经七八级大浪，三四天的航程抵达北冰洋沿岸伯绍尔河入海处的纳里扬马尔港。在休息一天加燃料和水后继续航行到沃尔库塔城，再送到瓦尔士特集中营。这个北极之城居住着爱斯基摩人和高米人，靠驯鹿和爬犁作交通工具。在那里我当了矿工，深入地下挖煤。先是当推车工，后来又当镐工，每天限定开挖2平方米面积的煤层，而对深度没有严格要求。最初我们组每天只能完成50％的任务，后来我仔细观察了矿层性质及工作条件，在一位老华侨矿工的帮助下，对工具形状作了改进，大大超过了工作定额。此经验在全矿推广，我被评为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获得了食品奖励，可以吃到肉、咸鱼及米饭，此后的待遇得到较大改善。
　　10月，根据得到的减刑期，我的刑期将满，需在冰封到来以来离开北极圈。我和一批俄国犯人，被装上内河拖船沿着伯绍尔河南行，乘了三四天船以后登岸，由两名战士押送，沿着一条废弃的公路路基，经过大森林和高米人的村落，一直向南走。此时已是大雪迷漫，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我们历尽饥饿寒冷，行进了约一个月到达伯绍尔集中营设在齐必由城的劳动营。我被送到一个打石场劳动，等待释放。
　　 11月，劳动营通知说，苏维埃政权决定，凡是属于第58条罪行，即反革命罪行的人，减刑一律无效。必须再劳动一年。因此我又被送到伯绍尔公路工地修路。当时已是严冬，冰天雪地，住在帆布帐篷里，饥饿寒冷，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开春后，由于表面雪地化成一片泥浆，下面仍是冻土，汽车马车都无法通行，犯人的面包也得由人到很远的面包房去背运，劳动更加艰苦。
　　所幸的是，这时洗衣房需要人员，而这种工作当时都由中国“泽克”承担，我也因此被调往洗衣房工作。当时劳动营的犯人和士兵一样，不给个人发服装，而是在每周洗洗澡时，用脏衣服换取干净衣服，由洗衣工集中洗净，供下次替换。我同时负责洗衣和烧澡堂，既是洗衣工，又是锅炉工。
　　1936年5月，我又被调回齐必由城内的劳动营，仍然分配到洗衣房工作。在这里遇到许多担任炊事员、理发员、洗衣工、锅炉工的中国人。由于洗衣房工作相对轻松，我经常阅读报纸和一些俄罗斯经典著作，一位同室俄罗斯罪犯，原真理报记者诺维科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9月25日，刑期满时又获得通知，凡是触犯刑法第58条的政治犯均缓期释放。这使我感到十分失望，但也只好从长计议。于是每天在认真地完成一天的工作定额之后，再接受一些“贵族犯人”，即在劳动队中担任技术员、工程师、会计师、监工员等的特殊犯人的洗衣任务，洗一件可以得到几十戈比的收入，我将这些钱积攒起来以备将来需用。通过这种方式总共积累了约100卢布。
　　几年来在劳动营中，我经历多次九死一生的灾难。1933年11月，我带领筑路队在冰封的黑龙江江面修筑冰路，以供由伯力到共青城的运输车队通行，气温常常低到零下35度。每当冰路为雪暴所封阻时，筑路队必须及时前往清路和救援。一次我奉命带领劳动队冒着零下40多度的的严寒和雪暴的肆虐，为一支阻滞在暴风雪中的建设者车队开辟雪路。在完成工作任务返回驻地途中，由于过度的劳累和饥饿，我在队伍后面摔倒后，被暴雪深埋，在绝望无助之中，猛然清醒，凭着要回到祖国的信念和求生的欲望，以顽强的毅力爬出雪堆，等爬近屋前被同伴救起时，已几乎完全冻僵，直到三天过后才活转过来。还有一次，我在北极劳动营当矿工，深入地下上百米采挖煤矿时，矿井突然冒水，我和几位中国“泽克”埋在地下九天才被营救出来。此外，在劳动营和押解转递过程中，还常常会发生俄国流氓抢劫和殴打中国人的事。此时，也不止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拼死去和他们打斗，以维护“基代岳茨”的利益和尊严。这一切总算过去了，万幸地活着出来了。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和记得那些葬身异国的同胞呢？
　　我被释放后，没有按一些人的建议留在苏联工作和生活。祖国还在灾难中，我要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斗争。获得自由后，我准备去心目中的圣城莫斯科完成“朝圣”。但是根据苏联当时的法律，作为一个由劳动营中释放出来的外国“泽克”，是不允许住在莫斯科的。于是我办理了去离莫斯科100多公里的小雅罗斯拉夫尔城的通行证。到小雅罗斯拉夫尔城民警局登了记，然后前往莫斯科“朝圣”和办理回中国的护照和签证。在莫斯科，一位在北极劳动营认识的、开洗衣房的中国人徐文焕收留了我。我一边帮这位同胞干活，一边办回国手续，终于在40多天后，拿到了回国的签证。我告别了同胞，踏上了回归之路。
　　1938年4月，我乘火车抵达边境。在出关时，我再次受到苏联边防人员满怀敌意的盘查和嘲讽，仍然被当作了间谍，只不过是劳改了五年三个月，如今被释放了而己。这段经历使我终身难忘。只有在二十年后，得到苏联政府的平反证明时，才算讨回了公道。
　　从1932年9月25日到苏联，11月2日被诱捕判刑劳改，到1938年2月宣布释放，4月离开苏联，总共在苏联关押劳改了5年3个月，在苏联历时5年5个月。时光流逝，当初我是一个20岁的青年，如今已经是26岁了。几年的磨难，使我也经受到人生难得的锻炼。终于离开了六年前期往朝圣的国家，回归到祖国。

1938年4月中旬，我到了新疆塔城，祖国对我是那么亲切，我很想立即找到党，但是，此时的我已是人生地疏、身无分文了。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从东北流落来的青年，他们向我介绍了新疆的局势，建议我先在新疆住下来，再慢慢找党。我于是先到塔城行政公署做文书工作。不久，又报考新疆军校。结业后，分配到新疆督办公署翻译室作翻译。此后，又曾到库车骑兵第三连、督办公署参谋处翻译室、新疆军校高级军事研究班做翻译工作。最后又回到新疆军校，任普通学教官，教授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
　　1941年，我和有俄罗斯血统，回国不久的年轻姑娘瓦莉亚，也就是张春燕结了婚。
　　尽管我时时想回到党的怀抱，以使自己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更多的工作。但是，当时的新疆形势十分复杂，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新疆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就一直有共产党人在这里从事动员人民、组织人民的革命活动，但并没有公开的党的组织。1938年7月，我在库车骑兵第三连当翻译。当时的库车县长是林基路，我们夫妇和他及夫人陈茵素常有往来。陈茵素做妇女工作时，也常常带上张春燕。我曾向林基路谈起自己的经历和参加革命活动情况，林基路告诉我现时新疆没有党的组织，暂时无法解决组织问题，但要努力学习，不要灰心，不要堕落，将来一定会回到革命队伍的。
　　这时的新疆督办盛世才一方面投机革命，表面上表示要靠拢共产党，实行“反帝、亲苏、和平、建设、清廉、民平（民族平等）”的“六大政策”，另一方面却利用庞大的特务组织对一切进步活动进行严密的监视，把那些有进步倾向，或者他认为与他意见相左的人或者谋杀，或者投入监狱。特别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以为苏联要完蛋了，便公然撕破追求进步的假面具，转而投靠国民党。大肆逮捕有进步倾向的军政人员，杀害共产党人，变本加厉地镇压一切进步活动。库车骑兵第三连也被调回迪化，马匹、枪支被收缴。整个部队，士兵复员，军官遣散，全部瓦解。我和一些军官被软禁。
　　一次张春燕抱孩子去市立医院看病，在走廊中碰到陈茵素抱着儿子库尔班看病，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张春燕问她住在哪里，她没有回答。张春燕回来告诉了我。我当即设法请医院中中俄混血的女护士给陈茵素转去几十元钱和一封给狱中人员的信。不久，接到陈茵素请人转来的信，说林基路和周斌（即毛泽民）、徐杰（陈谭秋）已经牺牲了，并随信附来林基路的遗作《新囚徒歌》，以及她的《思夫曲》。还说她们在狱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曾经绝过食。这件事使我对盛世才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并决心反盛世才。我也作了可能被捕的准备。我告诉张春燕，万一我出了问题，就让她带着孩子回苏联。
　　1944年4月，新疆政局又起风云，由于国民党官僚到新疆后，自恃有“中央”支持，以“征服者”姿态出现，常常胡作非为，纳妾、贪污、豪赌，又轻视本地人员，对新疆政事随意抨击，甚至大骂盛世才，使盛世才深受威胁。于是先从他认为受国民党影响较大的原新疆军政文教界的干部和大批学生着手，将他们也带上红帽子，逮捕关押。8月13日开始，盛世才又大规模逮捕国民党派来的中上级人员。消息被重庆得知后，蒋介石决定把盛世才调离新疆改任农林部长，盛世才在迫不得己的情况下，离开了新疆，结束了他对新疆十多年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走后，新疆军校改名为“中央军官学校第九分校”，我调政治部任科长，不久又代理了训导主任。我利用政治部接触人多的机会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活动。
　　在这一时期，我经常在一些有正义感的同事中进行揭露国民党的宣传。并由赵丹导演，演出了反对汉奸殷汝耕的话剧《夜光杯》。此剧内容是，女主角因为暗杀未遂而牺牲，由于她的死，激起革命而将汉奸消灭掉。我对剧本作了修改，加进了反对用个人冒险代替革命行动，而不去动员群众的一些内容。同时在女主角牺牲时旁白道：“全中国还在黑暗的统治之中，我未能看见祖国的彻底解放就死去了，希望后来者继续战斗”。以后又根据一部苏联抗德战争的剧本，改写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内容演出。这些演出获得了社会好评，但也引起国民党宣传处的注意，说演出中有“共产党语言”。
　　在这些活动中，我结识了一群进步青年，其中有张伯中和赵普林。他们曾坐过牢，并且在狱中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叫“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秘密组织，参加的人多半是他们在新疆学院的同学和原《新疆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他们拿出以共产党章程为依据的“同盟”纲领草案给我看，我也向他们介绍了自己在新疆军校的活动，并参加了“同盟”。整个同盟有数十人，许多人曾在新疆学院受到过林基路的直接教育，或者曾受过中共和苏共的影响。大家都希望能直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流落到新疆的东北人多半不愿再留新疆，都在寻找出路。“同盟”于是派张伯中去重庆找党的领导。其他人暂留迪化继续活动。
　　不久，新疆军校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派了宋希濂来第九分校当主任，唐井然当副主任，另一个十分反动的叛徒孙浮生当政治部主任。此人一到后就到处宣称，新疆军校一定有共产党活动。说这种学校竟然一条国民党的标语都没有就是问题。还对人说，“我看姚艮就像共产党，我到军校就要好好地整他”等等。我和一些同志虽然也在暗地里进行反对“孙猴子”的活动，但大多数人都先后被以各种名义调走了。在学校已很难活动。而且得知校方正在收集我的材料，再呆下去很危险，于是先把妻子张春燕和两个孩子安排到哈密去，然后以探亲为名，离开军校，到达哈密。在哈密找到先期去做发动工作的同志，发现许多熟悉的部队军官都已撤换和调走，无法开展工作。原先希望落空，也进一步感到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否则，这个自发组织的“共产主义联盟”纲领想象得再好，口号提得再响亮，只能是空谈多，无法进行实际的工作。
　　我于是决定去重庆。但也有顾虑，与党接上关系后，在国民党不断制造磨擦，企图挑起内战的情况下，将来不管被派到战争前线还是去秘密战线工作，妻儿的安排都是一个问题，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影响党对自己的工作安排。但如果自己独自一人走了，把年轻的妻子一个人留在新疆，那么她又如何能带领两个幼儿生活呢？此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
　　在作了反复思考后，我下定了为革命事业作出个人牺牲的决心。我对妻子说，为了革命，只有和她及女儿暂时分别，由我带着儿子先去重庆，等事情有眉目后，再来找她们母女俩。深明大义的妻子含着眼泪说：“你放心的走吧，谁叫我是你的妻子呢？等你有了着落，我再带女儿去找你。实在过不下去，我就回苏联西伯利亚找亲戚，去当个工人也可以把孩子拉扯大。我们总会再见面的！”

1945年12月，我带着儿子由哈密乘车去兰州。打听去重庆或延安的门路。正在这时，我看到了在苏联北极劳动营中结识的革命挚友李正文用笔名岳光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才知道李正文也被释放回国，并已参加了党的工作，于是便设法和李正文取得联系，谈了自己回国后的情况和迫切找党的心情。不久接到了李正文的信。李正文在信中告诉我，在重庆有一位革命长者、东北人阎宝航。宝航同志在重庆的家被人们称作是“每个东北革命青年的家”。许多东北青年在那里得到热情的接待，找到党的组织，走向革命道路。李正文建议我带着全家去重庆“阎家老店”，他说阎宝航和他的夫人不但会热情地接待我们，还会帮助和党中央驻重庆办事处及周恩来副主席取得联系。
　　接到这封信，我高兴极了，但也产生一些顾虑。阎宝航这个名字我是很熟悉的，因为早在1931年，阎宝航等人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时，就在东北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此时如果真象李正文的建议那样，四口之家一起到素昧生平的“阎家老店”去，将会给阎家造成很大的麻烦，怎么好意思让阎家同时供养四口人呢？
　　于是，我还是狠心地留下了妻子和女儿，带着儿子踏上了去重庆之路。我们日夜兼程，经过十多天的汽车颠簸，终于到达了重庆新村17号的“阎家老店”。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阎家老店”的大门时，受到了阎宝航和夫人高素桐的热情接待。原来李正文事先已经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情况，他们已知道我一家四口将要来投奔他们的“阎家老店”，所以当他们看到只有两个人，并且得知我为了革命事业，把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都留在了新疆时，严厉地批评了我。阎夫人对我说：“你怎么可以把老婆和儿女抛下不管呢？难道革命不需要妇女孩子吗？你这是为什么呢？……从东北老家出来抗日救国和干革命的，都是我们‘阎家老店’的亲友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你千万不该这样做啊！”阎宝航也批评了我，说这样做法的确不妥。尽管一见面，就受到了阎宝航夫妇的批评，但我的内心却感到了无限的温暖，深深感受到了同志之间的真正友爱和骨肉亲情般的关怀。
　　当晚，阎宝航和我进行了长谈，我向阎宝航谈到重庆来的目的是要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取得联系，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向党汇报新疆一些自发的地下革命组织情况，并请求得到党的领导；二是请党组织设法救助身陷新疆监狱里的一些革命同志；三是，请求党考虑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我激动地向阎宝航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说到自己1932年至1938年在苏联劳动营中所受到的磨难，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我才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回到组织的怀抱是自己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大事。阎宝航同志静听了我的叙述后，对我历经坎坷十分同情和理解，他对我说：“我为你的苦难遭遇不只是要表示同情，而是更要为你庆幸，你这是受到了千锤百炼的冶炼。一个从饥饿、苦役、屈辱、死亡的漫长的路上走过来的人，一定会成为最坚强的人，一个最忠诚的革命者、最可信赖的好同志！我相信你今后遇到再大的困难，只要你回忆起这些已往的灾难，就会毫不踌躇地冲向前去！”宝航同志的一番话使我十分激动，离开组织那么多年来，这是第一次听到党内同志的肺腑之言，初来乍到时的一些不安的心情顿时消退许多。
　　阎宝航在听了我的陈述后，建议我尽快给周恩来同志写出书面汇报。当夜，我掩奈不住激动的心情，不顾旅途的疲劳立即动笔，思绪如潮水般涌来，一下子就写了50多页，复看之后还补充了两页纲要，连夜腾抄清楚。第二天吃早饭时，我就把报告交给了阎宝航。阎宝航非常理解我的急迫心情，他劝慰说：“我非常理解你这种急迫的心情，你有那么多话要向党说。不过，你要注意身体，要准备承担工作重担呢。好好休息吧，我现在就送给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那里办事是从来不拖拉的，你静等好消息吧！”
　　但是我并没有休息，我想到昨天刚到重庆时，听到一群青年学生在气愤地议论报纸上的一篇署名文章，那篇文章对坚持在东北的抗日联军进行诬陷诽谤，把抗日英雄杨靖宇、周保中、李延禄等说成是红胡子，这引起了我的愤怒，我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东北抗日联军战士的控诉》。后来这篇文章因为正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很快便在《新华日报》上整版刊登了。
　　中午时分，阎宝航回来了，他高兴地对我说：“恩来同志虽然工作很忙，但立即看了你写的材料。他说他要派人和你详细谈谈。让我先转告你，关于你在苏联的遭遇，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我们有好多同志到苏联学习，遭到这种不幸的误解。他们外部受到帝国主义的夹攻，内部又有灾荒饥饿和叛乱，再加上敌人的挑拨离间，自己心中无数，结果就发生这种亲痛仇快的事情……”这番话使我如释重负，心头感到一阵温暖。
　　下午，恩来同志的秘书宋岱（宋黎）同志来了，他对我说：“恩来同志叫我来看望你，并让我转告你，从全国形势看，我们在东北、华北、华东的成败是关键，新疆现在是鞭长莫及。组织希望你和那些流落在新疆的爱国青年能回到东北去工作。你在信中提到的那些曾在新疆学院、新疆军校受到党的教育的革命青年，应当尽可能在目前接收东北的关键时刻，设法到那里去工作。组织希望你借助东北的关系回到那里去做地下工作，要有长期干地下工作的思想，准备干上十年、二十年，直到革命胜利。党决定承认和恢复你的组织关系，你努力干吧！关于新疆狱中的同志，你信中说你与他们有联系，最好先弄一个名单来，我们一定设法营救！”
　　我对于这么快就和党联系上，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关系，并得到周恩来同志关于工作安排的指示十分高兴，表示一定要按党的指示尽快去东北。宋岱同志又转过话头说：“你就一个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去东北敌区工作，行吗？”阎妈妈这时就说：“关于这个问题恩来同志已经有指示，他说，现在要把姚艮安排到东北去工作，孩子妈妈有俄罗斯血统，一个单身男人带着一个有外国相貌的孩子，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带着妻子孩子，那是最好的掩护！应当把老婆孩子接来一起去东北。”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阎宝航催促我往新疆发电报，让妻子带着女儿尽早去兰州，阎宝航又给兰州的朋友发电报，请他们帮助母女俩买机票飞到重庆。这样，在周恩来同志及众人的关怀下，分别了两个星期后，张春燕就带着女儿也来到了重庆。张春燕和孩子的到来使阎夫人非常高兴。她不停地和张春燕亲切地交谈，安慰他们，并让他们不要见外，她认张春燕做了她的干女儿。张春燕非常激动地叫了声阎妈妈，并给敬了礼。从此，姚艮的四口之家和阎家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
　　当时，阎夫人已有明诗、明英、明光、明复四个孩子，还有一些老乡，一家有八、九口人，再加上我一家，为了维持这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为此阎妈妈想了很多办法，每到星期五、六就捡出一些衣服、字画、家具交给由延安归来的大女儿明诗去卖，而明诗不但要帮助妈妈料理家务，照顾弟妹，还要照看自己新生的儿子，伺候生病的丈夫，此外，还要常为东北救亡总会的事，协助父亲到处奔走。为了能多少帮点忙，在这段时期我便主动承担卖东西的任务，常常和明诗在附近街道摆摊卖书画和衣服等。《一个东北抗日联军战士的控诉》在《新华日报》刊登后，报社给了50元稿费，我交给了阎妈妈，阎妈妈当时坚决不要，后来虽然勉强收下，不久又还给了我，说是节省下来给孙儿孙女的。
　　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我参加了阎宝航组织的一些进步活动，临时担任了阎宝航的秘书。在一次“阎家老店”召开的座谈会上，我遇到了双城同乡、国民政府检察院的委员王冠吾先生，不想王先生竟是我的姑父，他是在我离开家乡双城后和姑妈姚玉霞结婚的。王冠吾在国民党内有很好的关系，他是重庆国民参政会主席、国民党元老莫德惠的亲戚和至交。当阎宝航同志和宋黎同志得知我有这样的社会关系时，鼓励我和王冠吾家多多接触，并通过他请曾任中东铁路督办的莫德惠介绍去中东铁路工作。当莫德惠见到我时，知道是好友姚介忱的侄儿，概然应允，因为他的朋友张家鳌是东北行辕经委会主任兼中长铁路理事长。不过他认为中长路沿线战事非常紧张，很少有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去那里工作，所以建议我跟他们一起到上海、南京去，到那里帮我找一个接收工作，静观时局的变化。但在我的执意坚持之下，莫德惠为我向张家鳌写了推荐信。这样我的工作定了下来。
　　1946年4月8日，叶挺、王若飞因飞机失事牺牲，重庆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我随阎宝航参加追悼会回家后，阎宝航和我进行了彻夜长谈，阎宝航以长者和亲人的态度，亲切而诚恳地谈到自己追寻真理的历程。教导我“为了做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必须向社会学习，向历史学习，向工农学习，向前人留下的哲学、伦理、社会、财经著作学习。”告诫我“真理只能从学习和实践两个方面得到！”使我受到了终身的教益。阎宝航还告诉我，他即将按照党的建议到南京、上海去。
　　在阎宝航飞往南京的前几天，我陪同他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阎宝航在招待会上大谈和平、民主、团结、进步。会后，我把这些讲话进行整理，由阎宝航修改后于次日在重庆出版的民主刊物上发表。

不久，我接到了乘飞机去东北沈阳中长路局上任的通知，阎妈妈搂住张春燕的脖子，反复叮嘱：“春燕啊，我的好女儿！记住你阎妈妈的话，要多多帮助你的丈夫，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离开他，时时刻刻要为他的安全多操些心，多尽些力。”
　　1946年5月中旬，我们一家乘一架由美国人驾驶的东北经济委员会包机飞抵北京西郊机场。临离开重庆时，宋岱代表组织再次嘱咐，希望我到中东路争取担任较高职务，并要有长期作地下工作的思想准备，在东北扎下根后，将会有人和我联系。同时，告诉我，中长路局长王竹亭比较接近党，可以做他的工作，得到一些帮助。还告诉了一些其它可以利用的关系。在北京期间，我与北京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徐冰在北京饭店接头。徐也要求我准备在中长路扎根，主要任务是收集军事运输情报。
　　6月初，我们乘火车到达沈阳，遇到先期到达的新疆“同盟”中的同志张伯中以及其它许多由新疆来东北工作的同志，他们大多已作为接收人员分配在各个不同的部门。我作为接收大员担任了总调度所主任，以后又因情报工作的需要调中长路长春分局车务科任副科长兼中长路长春分局调度所主任，所属辖区正是国民党军队运输调动最繁忙的铁岭到松花江站地段。当时松花江以北即为解放区。
　　在此期间，我曾冒险将由关内到达长春的高崇民的夫人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掩护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又转弯抹角地请长春站站长帮忙把他们送上去德惠的列车，又请熟悉的列车长帮助照看，使他们安全地通过封锁线回到哈尔滨。10月底，阎妈妈又带着孩子明光，明复和东东、玲玲到了长春。我把他们接到家中掩护，并且利用关系仔细安排好车辆，交待列车长给予关照，而他自己也上了火车，在一旁暗中监护，亲自送他们到德惠车站，看到他们平安地进入站长室的贵宾通道，才放心地返回长春。
　　我利用有利条件准确地搜集了敌人的军车调动运行情况。11月，我利用当时天寒地冻的气候条件，和国民党军队各个部分倚势乱下命令形成的种种矛盾，在燃煤运输供给方面，制造了许多人为障碍，造成了交通阻塞，成功地阻拦了部队的调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6年冬，我军在德惠一带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国民党积极调兵遣将前往救援。我事先得知情况，把管区各站的好煤都分配给铁路员工作为冬季生活取暖用煤，剩下的大都是含硫量很大，不宜用于烧机车的营城子煤。于是，我便以此为借口，把路局掌握的棚车调往西安运煤。当陈明仁部队要求由四平开出四、五列列车要到德惠一带支持国民党挨打部队时，我向总局报告，沿线的优质煤很少，机车的质量又差，烧不上汽，应当允许从西安开来的煤车优先于军车先行，以便把好煤送到各站。总局调度所与军运指挥部交涉，没有结果。结果五列开出的军车因为煤烧不出汽，被迫停在昌图附近的几个站。这时，我又指挥长春站的调度机车从长春开出去救援，而这些车本身的质量也很差，结果不但没有能救援军车，反而把昌图附近的几个站完全堵塞了。从沈阳开来的特快也在昌图站熄火停车。此时正值严冬，车上的官兵都冻得要死，大大地影响了士气。他们便向铁路工人寻衅，制造事端，整个车站一片乌烟瘴气。
　　1947年元旦，我与长春局牟局长一起由长春到昌图解决阻塞问题，由于受到国民党军的威胁和围攻，牟未敢露面即独自返回。我为了进一步破坏，提出用存放在昌图的枕木点燃熄火的机车，以便解决堵塞问题。但当把堵塞排除时，德惠我军已打完仗胜利返回了。陈明仁的部队只好又返回四平。事后国民党军曾追查过堵车责任，并怀疑到我。但因我有事先向总调度室和军运指挥部请示的记录，说明责任在部队没有听从我的建议，又互相争行，以至发生冲突。问题只好不了了之。
　　不久，我被调往中长路总局行车安全室工作。后来又通过关系到东北行辕经委会交通处第二科当科长。这是一综合东北地区铁路运输情况的调查、统计、综合的机构。各铁路的军运、货运、客运都要按日报来，极利于收集军运情报。
　　但当时地下工作的领导王同安指示我，还是回到中长路好，我便通过王竹亭的关系到沈阳南站当了站长。当时，国民党在东北的主力军都集中在沈阳周围，他们的军事活动主要依靠铁路运输。而铁路向北只能通到四平，向南到锦西、山海关。沈阳车站成了龟缩在沈阳的国民党军运与锦州和关内联系的最主要的车站。坐在沈阳站内即可了解各站情报，探知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情况。
　　但是不久，出现了两件意外事件，一件是张伯中的哥哥带患精神病的母亲回解放区，在边界受到化装为我方人员的国民党特务的盘查，不慎说出是要到解放区找党组织，并说出了在沈阳的张伯中，特务机关便通知沈阳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张伯中。但因一时未难于查清，便由我找了一个铺保保外候审，随叫随到。
　　另一件是9、10月间，王同安回哈尔滨汇报工作，回来时带了一部电台，还有一名电报员同行。但在开原时受到国民党53军的检查。王示意电报员离开，他自己用钱和敌人周旋。电报员当即逃回哈尔滨，但王同安还是被捕，不久就叛变了。他告诉敌人他老婆的住址，还说了孩子的名字和生日，便衣特务当即到沈阳按地址去找“王太太”，但引起他妻子陈雪屏的怀疑，便由其他同志出面询问，来人答称受王同安之托，要亲见王太太有要事转达，并说了孩子的名字和生日。根据这个情况，同志们分析一定是王同安出了问题，但当时并未想到王可能叛变。经大家研究，认为虽然处境很危险，但没有接到哈尔滨的通知，不能随意停止活动，而应继续为党工作，但要提高警惕，做好应急准备。这样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两个月。
　　12月底，王竹亭局长听到一些风声，便警告我说话做事要小心，这年头国民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赶快把家里的书信文件清理一下。第二天王竹亭又派人转告我，有人供出我是共产党，要小心。我即与同志们商量，大家认为，王同安两个月无消息，他不至于会供出大家，至于戴共产党帽子也不是第一次，可能是谁想当站长而造的谣，不至于有大问题。在这紧急时刻，更应坚持，不能被吓跑了，等等再说。
　　又过几天，一位同志赵普林到《和平日报》社与另一位同志赵新亚接头时，碰到赵新亚的弟弟，说哥哥已被捕，家已经被监视。赵普林当即通知陈雪屏和我以及其它可能通知到的同志。我得到通知后，立刻找到陈雪屏要她与自己一起走，但陈说，王同安没有消息，她不愿走。后来她被敌人抓住，也成了叛徒。而那些没有来得及通知到的，以及在长春、吉林、锦西等地工作的同志后来都被捕了。
　　我在劝说陈雪屏逃走无效后立刻到了车站，看看是否有北去的列车。我在车站碰到了沈阳站客车主任李福庭，李以为是站长来检查工作，便紧跟在我身后不断向我汇报。此时正好有一列晚点火车停靠，但很快就要开了。我无法摆脱李福庭，但如贸然上车，必然会引起李的怀疑，只有对李福庭说，自己曾给张伯中作保，现在张伯中跑了，警备司令部向我要人，没法交待，只好逃跑。我又对李福庭说国民党快完了，我想回北满探家去。又说，你的家也在北满，何必在这里干？我在哈尔滨有许多朋友，不如一起走，到那里去，请他们给介绍其他工作。李福庭同意了，说回去取东西就走。我说要走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必须现在就走，那些东西值不了多少钱，就不要了。于是两人一起上了车，坐到三等车厢中。当时因火车晚点，车内乘客很少，车长走来认出了我们，便请我们到软卧车厢，说那里有暖气。我称，路局临时派我们办点事，便去了软卧。车开后，李福庭问我准备怎么走法？我说，先去铁岭，找一个熟人住下再打算。李提议先到开原，那里有一位他的老同事，原是一个地主，他在地方上人头很熟，可以请他帮助把他们送出去，我也知道此人，他曾在新疆公路局当过局长，过去在东北也参加过革命活动，便同意了李的建议。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开原，找到了李的朋友，这位朋友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吃饭。当问及我们跑出来的原因时，我便把李福庭说的话说了一遍。那位朋友问李福庭为什么也要跑，说两个人一起走，遇到敌人盘查，很可能问出漏子来。我同意他的看法，便和李福庭商量，决定李在我走后，再回沈阳，就说是我叫他一起到开原，说铁路局派他们检查工作。后来叫他在车站附近等候，结果久等未来，就不知道我的下落了。
　　这位开原朋友告诉我可以经过老开原城到马三家，再通过威远堡门到解放区去。威远堡门是一个两不管的地方，那里有他的一个表弟是当地有名的地主，有人问，就说是去找他的。当日中午，我就进了老开原城。在出城时，有部队把守，检查行人，我装作办公事的样子，在一旁观看检查，然后问检查人员前面有什么情况？随手将身上带的东北行辕经委会的职员证晃了一下说，那我到前面看看，就这样混出了城。到了马三家又受到哨兵的盘问，我答称是到威远堡门亲戚家，接回娘家看病的老婆的。并故意问那里是否有情况。如果那里进不去，我还要回来。这样消除了哨兵的怀疑，放了行。到了威远堡门，又遇到一个哨所，我主动向他们说明，他已和马三家岗哨说好，是来威远堡门接自己老婆的，不知道前面有什么问题，如果进不去我还得回来，就这样，混过了国民党的最后一个岗哨。
　　当晚，我在那个朋友的表弟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迎着朝阳，大步向解放区迈进。在第一个村子，我遇到了解放军战士，说明自己是东北局社会部派到沈阳做地下工作的，现在经清源县回哈尔滨去。部队保卫人员在了解情况后说，由于部队正在深入敌区的作战行动中，在没有得到哈尔滨社会部的证实前，不能放走。此后我被送往特务排，在零下30度的严寒风雪中，日夜兼行随军行动。此部队是朱瑞领导的炮总，我随军先到了昌图一带，后又横过中长路进军到法库一带，以后又被送到郑家屯的后勤兵站，在那里等候一个多星期后，才接到哈尔滨社会部的复电。后勤部的负责人热情地将我送上了火车，经两昼夜才到哈尔滨。
　　我离开了长春当天，即有国民党特务住到家里监视，企图通过蹲守抓住我或其他同志，直到一个月后才撤走。我走后，张春燕生活十分困难，幸好有当地铁路工人偷偷送钱送粮，暗中保护。在生下第三个孩子后，她终于逃过了敌人的监视，抱着两个月的新生幼儿，背着女儿和大儿子，历经辛苦，涉水渡过齐腰的小河，闯过敌我双方的封锁线到了安东解放区，但是她当时并不知道我在那里，所幸的是她回答安东我方同志的审查时提到她在重庆“阎家老店”住过，她是阎夫人的干女儿。当时阎宝航已担任了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这样经向阎宝航打电话询问，阎宝航给予证实，并告知说，姚艮现在在吉林东北大学。于是张春燕又带着孩子于1948年的中秋节赶到吉林。及至到了东北大学，又答称查无此人，只有一位叫姚冬麦的同志曾在学校呆过，但现在已转到哈尔滨去了。这时张春燕才松了口气，原来学校不知道姚冬麦就是姚艮。当时的校长是诗人李季，当他知道张春燕冒着生命危险历经千辛万苦地带着三个孩子找组织的事迹时非常感动。热情地招待了张春燕，同时找了马车，派了两个同志送她去火车站。临行前，李季召集全校人员列队向大家说明张春燕的事迹，并以诗人的激情，动情地说，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母亲，正是因为有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妻子对丈夫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就这样，张春燕在同志们的具体安排下，过封锁线、赴安东、绕道吉林到达哈尔滨，找到了我，一家人总算又团圆了。

我从敌区回到哈尔滨后，和一批同样由敌区归来的青年一起，被送到佳木斯东北大学学习和接受审理。审查结束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公安总处工作。
　　建国后，我被调往北京，先后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俄文秘书、办公厅秘书处编译科科长、编译处处长及公安部首席苏联专家的翻译。
　　1958年我兼任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自己也致力文学创作活动。翻释出版了多部外国文艺书籍。其中有《金星英雄》（苏）、《丰收的故事》（苏）、《基础》（波）和《一年长的故事》（意）等多部长篇小说，以及《山里的春天》和《红色保险箱》等电影剧本。也发表过诗作和其它作品。其中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金星英雄》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经我的介绍。在50年代曾风靡全中国，对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及正在进行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民都产生过不小影响。
　　1961年春，我被任命为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为解决困难时期的群众生活问题，在嫩江建设农场。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利用定额加奖励的制度，调动了农场人员的积极性，使得在农场开办的第一年即获得大丰收。
　　十年浩劫期间，罗瑞卿部长被批斗。我先是靠边站，造反派要我交待罗瑞卿如何指使我里通苏修。后来，阎宝航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和儿子明复被关进了秦城监狱，我又因此受到牵连，被逮捕蹲了十年监狱。妻子张春燕也因有俄罗斯血统而被怀疑是苏修特务，被送到“干校”隔离审查。30年代我曾在苏联坐牢和劳动改造。当时我做梦都不会想到，以后在自己的祖国，还会受到更长时间的监禁。两者不同的是，在苏联尽管有高强度的劳动，但还可以和人们接触交往；而这一次没有劳动，却是无指望的与亲人隔绝、与人世隔绝，迫使人陷入精神崩溃。这实在是又一场历史悲剧！所好的是，我在苏联已经历过考验，有着坚强的信念和决心，来度过监禁的十年。
　　“四人帮”倒台后，我被“解放”了，恢复了公安部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在我恢复工作后，曾担任公安部清查委员会主任，尽力地帮助那些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同志，帮助他们落实政策，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得到很多老同志的赞许。
　　1968年5月阎宝航在秦城监狱被迫害致死，1978年1月党中央正式为阎宝航平反，当我得知阎老的死亡后十分悲痛，帮助阎宝航的子女对阎宝航的遇难经过进行了仔细的调查。
　　离休后，我一直担任公安部咨询委员会主任，力所能及地从事一些社会工作。鉴于我国内国外的两次特殊遭遇，常常引起自己的思考。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但又常感精力不足，但使命感终于驱使已不顾年老体衰，且时有社会活动的困难，常常“秉烛夜书”，终于完成以我传奇生涯为题材的计划中的多部作品中的第一部《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
　　我是在六十年后，以八十高龄完成这部作品的。六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想当年怀着朝圣之情前去参拜的苏联已不复存在。而中国在经过种种人为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已摒弃了那些极左路线，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发展轨道，今天的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前车之鉴仍是人们应当牢记的啊！

最后，让我用一段我常说的话来结束本文：“作为遭受无端迫害的人来说，当然这是很不愉快的事，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死在敌人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的人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件憾事。至于我，对这一段时间的经历，我以为还是有所得的。你知道，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接触了成百上千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上至劳改营的各级领导，这些领导也是劳改犯，其中有教授、学者、军官、革命家和政治家；下至一般的囚徒，包括苏联各民族各阶层人在内的囚徒，自然也有许多真正的流氓罪犯、反革命分子。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被当作“阿根特”（间谍）、“施波”（间谍嫌疑）、“施别翁”（奸细）、“坡哥（越境犯）、托派分子、阶级异已分子等的中国囚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热情的革命者，许多人是被我党派去学习革命理论的党的早期干部，他们是在苏联清党和肃反扩大化中，被王明、康生一伙坏家伙诬陷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在那样的劣境下，许多革命者仍然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例如，我在中亚劳动营结识的范家巽和北极劳动营相识的李正文同志，就是我所尊敬的好同志。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仍热爱生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充满信心。象这样的好同志还有不少。当然也有一些卑鄙的家伙，无事生非，诬陷同志。我们可以充分看到许多人间真善美与假恶丑、高尚与卑鄙、纯真的人性与扭曲的兽性的斗争。这些生活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一辈子可以享用的。在劳动营中我广泛的接触的是处于社会下层的那些苏联人，除了一部分人确实是罪犯和流氓外，更多的是一些政治犯。尽管许多人是受冤蒙屈的，但他们仍是充满理想和幻想，他们相信未来，他们积极劳动，固然是要填饱肚皮，但也为自己的劳动能为后人造福而欢欣鼓舞。你想，象远东泰阿森林的共青城，那里原是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在短短时间里，就被创造出来。当你亲眼看到那里的森林，那里的大树，那些盘根错节的树根，那里的池沼和灌木丛，怎样在你的手中一点点被铲除，变成街道、变成工厂、变成商店、变成居民区，一句话，变成一个崭新的城市，你会想到劳动的伟大。你不能不承认这种建设的成功，这不能简单的贬为‘犯人劳动’，也不能只是简单地用人道不人道的语言去分析。你不能不承认在这支劳动大军中，有一种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在起作用。也不能不承认，尽管是不自由、常常挨饿的犯人，他们也同样有一种向往真理、为后代幸福生活而牺牲的崇高思想和力量，在指导他们的行动。共同的劳动、共同的劳动成果，使他们绝大多数人相信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只有在想到自己的委屈时，可能有仇恨、有哀怨和咀咒，但他们在行列中、在伟大的成果面前，却不能不成为自觉的建设者。这正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时代悲壮的喜剧。
　　革命是一场社会的大变革，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绝不象一些教科书中所写的那么单纯。革命会有牺牲。除了在对敌斗争中会死人外，死于自己人手中的也不在少数，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的那段经历应当说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但是既然已经发生，更重要的便是要汲取经验教训，不让或少让那些不该发生的事重演。比方说，当初在苏联发生过的事，许多竟然在几十年后的中国，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变本加厉地重演，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值得研究了。可以不可以说，这是一种革命中的病患？当然，这和每个革命者特别是领导者的思想水平和道德品格是密切相关的。正因如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和权利提出，有必要正视这些历史上不应发生的事，我们的历史家和政治家应当正视历史，要研究发生的根源和克服的方法，从而让这样的事不再发生。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党全民、同心同德地完成我们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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