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回忆录连载：风雨苍黄八十年

引文

关于家世，我知道的不多。而且少得可怜的事迹，还是从祖母那里得到的。原因在于祖父为人异常孤癖。按常理祖父对于孙辈多是疼爱有加，可我从记事时起到17岁外出读书时止，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我从没看他抱过任何孙子女，也没见过问寒暖的亲近行为，更谈不上交流感情。隔代人之间，形同路人。这从他在原籍遗弃妻女以致贫困而死一事就可看出他的人品。然而非常矛盾的是，后来他却维护了19口人的大家庭同住起居，不允许儿子们独立生活，全部由他来供养。这倒不是出于爱护，从他经常以此而自豪上可以看出，这是他一生拼搏的成果，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慰而已。

第一章        家世

祖父，原籍辽西北镇县一个叫老鸦窝的农村。他原本姓李，早年丧母，过继给舅父为子，而改姓。他和祖母二人共占了三个“十一”。即他生于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年），祖母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人相差十一岁。舅父家也是穷人，因此，祖父没读过一天书，早年是文盲。成年后辽西受灾，他弃家逃荒出来谋生。

祖父从辽西一直走到吉林宁安（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一路边走边打工找落脚的地方，辗转了有半年时间。宁安位于今黑龙江省东南部，历史很悠久。商周时期是肃慎人故地，唐代靺鞨人的渤海国建都于今宁安渤海镇，称上京龙泉府，为当时亚洲的第二大都市。清朝时设“宁古塔将军衙门”，是著名的屯军地及流放地，很多满洲皇族及文人骚客犯了法之后都被流放到这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和雍正争位的几个阿哥的家眷。光绪29年时设绥芬厅，宣统元年为宁安府，民国二年改为宁安县。著名人物出过雅克萨之战的英雄萨布素和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马骏马天安；原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曾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于1945年12月到1946年5月期间在宁安工作，他的工作室至今还保留在宁安市江滨；著名旅游景点是世界第二大高山堰塞湖——镜泊湖、国家级森林公园——小北湖火山口森林公园、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清代宁安大石桥等。

　　宁安距东宁近（当时叫三义口，是口岸站），满清当时和俄国通商自由，祖父就干起了跑单帮的行当。去俄国时背烧酒（即白酒），回来时带鸦片，往来于宁安和双城子（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之间。当时的双城子几乎是中国人的天下，这些中国人中大多数种植罂粟，制成鸦片后运回中国贩卖。晚清的政府，腐败无能，根本没有什么海关设施，因此也谈不上什么走私。白酒是俄国人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些单帮客可以自由出入境。至于中国人种不种鸦片，俄国人不介意，只管收税，并不禁止。倒是中国一侧的官方机构和土匪看着眼红，经常在过境后进行打劫，所以祖父干的这个行业是有很大危险性的。

祖父是穷汉一条，从家乡跑出来闯世界，他才不在乎这些。几年下来，有得有失，终究是得多失少，积累了些资本。他和一张姓同伙在宁安城里开了一间杂货铺，字号“德发东”。大约是光绪二十年左右，祖父和祖母杜氏结了婚。他们共生育了四子一女。子名玉荆、玉章、玉峰、玉春，女名玉贞。祖母的家世我知道不多，只听祖母讲：她先人是在关内跑马戏的，在一次和地痞冲突中，动起手来，把对方打死，不得已举家逃来东北，隐姓埋名，落到宁安。后来满清倒台，建立民国，才又恢复原姓，认祖归宗。亲友们为了庆贺，便在大门上挂了一块光荣匾。我随祖母去他娘家串门时，亲眼看过这块匾，只是年纪小，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只记得是蓝地金字，横在门楣上。

祖父小康后，辽西原籍的李姓生父曾来过一次，并住过一段时间。这时祖母才知道祖父早年时期的经历和苦难身世。也由于这个原因，祖母很瞧不起李姓生父的为人，因而经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李姓生父自然没法继续住下去。祖父就找了一辆同路车辆打点生父返回辽西。那时去关内方向多走南路，即经敦化、吉林，再奔沈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从辽西传来坏消息：生父没有到家。祖父于是设法找到那个拉脚车辆打听详情。车主讲：从南湖头（即镜泊湖）起身时，生父是趁天气凉爽先走一步，约定前方途中相会。可车到前方旅站时并没碰到生父，车主认为可能是搭别的车走了。祖父几经周折后确认人已失踪了。失踪原因当时分析有两点：一是途中碰上了虎豹之类的猛兽，被袭遇害；二是回去之后生活无望而自杀了。一个月之后确认已无生还可能，祖父亲去老爷岭捧回一些黄土，举办了望空仪式（即追悼会），算是安葬。

我读高小时，祖父已是儿孙满堂，于是筹划立家谱。这时祖母开玩笑的说：咱别姓这个了，还是姓李吧。这个姓好难听，做买卖也犯忌讳。结果惹得祖父发了一通脾气。其实这是他的一件伤心事，只能自己忍受。他还有一件事也同样是一直到死也耿耿于怀的，这便是他没有生日。因为母亲死得早，父亲不记得，只知道是秋天庄稼收拾完了，要冬贮下窖的时候。年轻时没拿这当回事，如今却变成了大事情。一家之主，没有生日怎么行？于是找了算命瞎子，凭他胡诌了一个九月十五。就这样，举家年年给他过这个糊涂生日。

祖父用以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来源的，就是他经营的杂货店德发东。德发东除了经销商品外，还兑换纸币。这在当时是一种特殊行业。当时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很多，除了全国通用的银元和铜元外，仅我现在回忆起来的就有中国银行、边业银行、四明银行、吉林银行、哈尔滨银行发行的纸币。但是被普遍使用的是叫做“官帖”的纸币，这是吉林省的地方货币，由官办的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只在吉林省内流通。这种货币是源于满清的币制，面值有1吊、3吊、5吊、10吊和100吊之分，据说是国外制造的。当时地方税制规定，所有税收都必须使用官帖。所以老百姓交税必须把手中的银行纸币换成官帖。德发东地处县公署对面，离税捐局也近，是兑换纸币的黄金地段。而且此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是祖父敏锐高人之处。多种货币并存互相之间就有差价，兑换率也总在变。如何变普通人是不知情的，只能承受。所以兑换纸币的收入颇丰。尽管家庭开销很大，生活还是过得很充裕。

祖父没文化，对子女也不善管教，结果四个儿子都不成器。三叔玉峰是祖父的骄子，读过高小，算是我家的知识分子。可他成年后却不务正业，吸鸦片、讨小老婆，伪满时就被判过徒刑。解放后在长汀开了一家小旅店，才算有了正式职业。他活到60岁时就死了。四叔玉春是修裱工作，手艺很好，在宁安街里很有点名气。本来很不错，就是不满意父母的包办婚姻，几次离家出走，到外地流浪。为此四婶吞过鸦片，几乎死去。解放后四叔在长汀修裱，晚年退休。只有二叔玉章是继承祖父事业，接管杂货铺。谁知几年以后，他和一个姓李的人的老婆鬼混，竟也搞起了女人。姓李的人是旧社会的兵痞，得知此事后，就拿了一把匕首，在火车站截住二人，众目睽睽之下刺死了老婆。像这样的事本应由法院处理，可伪满的法院斗不过伪宪兵队。宪兵队插手，敲诈勒索，只几天工夫德发东就倒闭了。祖父一生心血都白费了，再也无力使全家团聚。于是弟兄们分家，各奔东西。更由于姑母早逝，晚年的祖父母生活很凄凉。1941年祖父81岁时去世，两年后祖母也故去了。


引文

关于家世，我知道的不多。而且少得可怜的事迹，还是从祖母那里得到的。原因在于祖父为人异常孤癖。按常理祖父对于孙辈多是疼爱有加，可我从记事时起到17岁外出读书时止，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我从没看他抱过任何孙子女，也没见过问寒暖的亲近行为，更谈不上交流感情。隔代人之间，形同路人。这从他在原籍遗弃妻女以致贫困而死一事就可看出他的人品。然而非常矛盾的是，后来他却维护了19口人的大家庭同住起居，不允许儿子们独立生活，全部由他来供养。这倒不是出于爱护，从他经常以此而自豪上可以看出，这是他一生拼搏的成果，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慰而已。

第一章        家世

祖父，原籍辽西北镇县一个叫老鸦窝的农村。他原本姓李，早年丧母，过继给舅父为子，而改姓。他和祖母二人共占了三个“十一”。即他生于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年），祖母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人相差十一岁。舅父家也是穷人，因此，祖父没读过一天书，早年是文盲。成年后辽西受灾，他弃家逃荒出来谋生。

祖父从辽西一直走到吉林宁安（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一路边走边打工找落脚的地方，辗转了有半年时间。宁安位于今黑龙江省东南部，历史很悠久。商周时期是肃慎人故地，唐代靺鞨人的渤海国建都于今宁安渤海镇，称上京龙泉府，为当时亚洲的第二大都市。清朝时设“宁古塔将军衙门”，是著名的屯军地及流放地，很多满洲皇族及文人骚客犯了法之后都被流放到这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和雍正争位的几个阿哥的家眷。光绪29年时设绥芬厅，宣统元年为宁安府，民国二年改为宁安县。著名人物出过雅克萨之战的英雄萨布素和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马骏马天安；原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曾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于1945年12月到1946年5月期间在宁安工作，他的工作室至今还保留在宁安市江滨；著名旅游景点是世界第二大高山堰塞湖——镜泊湖、国家级森林公园——小北湖火山口森林公园、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清代宁安大石桥等。

　　宁安距东宁近（当时叫三义口，是口岸站），满清当时和俄国通商自由，祖父就干起了跑单帮的行当。去俄国时背烧酒（即白酒），回来时带鸦片，往来于宁安和双城子（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之间。当时的双城子几乎是中国人的天下，这些中国人中大多数种植罂粟，制成鸦片后运回中国贩卖。晚清的政府，腐败无能，根本没有什么海关设施，因此也谈不上什么走私。白酒是俄国人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些单帮客可以自由出入境。至于中国人种不种鸦片，俄国人不介意，只管收税，并不禁止。倒是中国一侧的官方机构和土匪看着眼红，经常在过境后进行打劫，所以祖父干的这个行业是有很大危险性的。

祖父是穷汉一条，从家乡跑出来闯世界，他才不在乎这些。几年下来，有得有失，终究是得多失少，积累了些资本。他和一张姓同伙在宁安城里开了一间杂货铺，字号“德发东”。大约是光绪二十年左右，祖父和祖母杜氏结了婚。他们共生育了四子一女。子名玉荆、玉章、玉峰、玉春，女名玉贞。祖母的家世我知道不多，只听祖母讲：她先人是在关内跑马戏的，在一次和地痞冲突中，动起手来，把对方打死，不得已举家逃来东北，隐姓埋名，落到宁安。后来满清倒台，建立民国，才又恢复原姓，认祖归宗。亲友们为了庆贺，便在大门上挂了一块光荣匾。我随祖母去他娘家串门时，亲眼看过这块匾，只是年纪小，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只记得是蓝地金字，横在门楣上。

祖父小康后，辽西原籍的李姓生父曾来过一次，并住过一段时间。这时祖母才知道祖父早年时期的经历和苦难身世。也由于这个原因，祖母很瞧不起李姓生父的为人，因而经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李姓生父自然没法继续住下去。祖父就找了一辆同路车辆打点生父返回辽西。那时去关内方向多走南路，即经敦化、吉林，再奔沈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从辽西传来坏消息：生父没有到家。祖父于是设法找到那个拉脚车辆打听详情。车主讲：从南湖头（即镜泊湖）起身时，生父是趁天气凉爽先走一步，约定前方途中相会。可车到前方旅站时并没碰到生父，车主认为可能是搭别的车走了。祖父几经周折后确认人已失踪了。失踪原因当时分析有两点：一是途中碰上了虎豹之类的猛兽，被袭遇害；二是回去之后生活无望而自杀了。一个月之后确认已无生还可能，祖父亲去老爷岭捧回一些黄土，举办了望空仪式（即追悼会），算是安葬。

我读高小时，祖父已是儿孙满堂，于是筹划立家谱。这时祖母开玩笑的说：咱别姓这个了，还是姓李吧。这个姓好难听，做买卖也犯忌讳。结果惹得祖父发了一通脾气。其实这是他的一件伤心事，只能自己忍受。他还有一件事也同样是一直到死也耿耿于怀的，这便是他没有生日。因为母亲死得早，父亲不记得，只知道是秋天庄稼收拾完了，要冬贮下窖的时候。年轻时没拿这当回事，如今却变成了大事情。一家之主，没有生日怎么行？于是找了算命瞎子，凭他胡诌了一个九月十五。就这样，举家年年给他过这个糊涂生日。

祖父用以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来源的，就是他经营的杂货店德发东。德发东除了经销商品外，还兑换纸币。这在当时是一种特殊行业。当时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很多，除了全国通用的银元和铜元外，仅我现在回忆起来的就有中国银行、边业银行、四明银行、吉林银行、哈尔滨银行发行的纸币。但是被普遍使用的是叫做“官帖”的纸币，这是吉林省的地方货币，由官办的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只在吉林省内流通。这种货币是源于满清的币制，面值有1吊、3吊、5吊、10吊和100吊之分，据说是国外制造的。当时地方税制规定，所有税收都必须使用官帖。所以老百姓交税必须把手中的银行纸币换成官帖。德发东地处县公署对面，离税捐局也近，是兑换纸币的黄金地段。而且此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是祖父敏锐高人之处。多种货币并存互相之间就有差价，兑换率也总在变。如何变普通人是不知情的，只能承受。所以兑换纸币的收入颇丰。尽管家庭开销很大，生活还是过得很充裕。

祖父没文化，对子女也不善管教，结果四个儿子都不成器。三叔玉峰是祖父的骄子，读过高小，算是我家的知识分子。可他成年后却不务正业，吸鸦片、讨小老婆，伪满时就被判过徒刑。解放后在长汀开了一家小旅店，才算有了正式职业。他活到60岁时就死了。四叔玉春是修裱工作，手艺很好，在宁安街里很有点名气。本来很不错，就是不满意父母的包办婚姻，几次离家出走，到外地流浪。为此四婶吞过鸦片，几乎死去。解放后四叔在长汀修裱，晚年退休。只有二叔玉章是继承祖父事业，接管杂货铺。谁知几年以后，他和一个姓李的人的老婆鬼混，竟也搞起了女人。姓李的人是旧社会的兵痞，得知此事后，就拿了一把匕首，在火车站截住二人，众目睽睽之下刺死了老婆。像这样的事本应由法院处理，可伪满的法院斗不过伪宪兵队。宪兵队插手，敲诈勒索，只几天工夫德发东就倒闭了。祖父一生心血都白费了，再也无力使全家团聚。于是弟兄们分家，各奔东西。更由于姑母早逝，晚年的祖父母生活很凄凉。1941年祖父81岁时去世，两年后祖母也故去了。

第二章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并不幸福，父母不和，终日吵闹。这种环境给我的幼小心灵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创伤，养成了我内向的性格。不事交往，喜爱清静，对孤独和寂寞有所偏爱。成人以后，颠沛流离，寻找适于个性的工作，都与童年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平时回忆起来，真是美好的童年往事何其少，而烦恼憎恨又无限多。

　　我生于1921年1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在宁安城内北街现粉厂路南丁家粉房院内，那是祖父租货的房子。生后八个月搬到西边（旧称北火磨）祖父自建的家中。房子是草盖土坯屋，前有庭院，后有菜园，外面围以木板院墙，很有气派。

　　我是家中的长子，童年的生活虽然不愁衣食，但并不幸福。这是缘于父亲的缘故。他生于1892年，少年时读过私塾，粗通文化。成年后原本在中药店学徒，后进入旧中国的县衙门（这是俗称，正式名称叫县公署）租赋处当雇员。那时的租赋处公开舞弊贪污，因此他也有了一些赃钱。有了钱坏事跟着来了，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最后讨了一个妓女做小老婆，弄得家里不断吵闹。母亲为此吞过鸦片，经过抢救世主，幸而未死。后来她讲，她在吞鸦片时，曾想给我们兄妹三人都灌上，大家一起死，免得我们留在世上受罪。从这以后我对父亲一直没有好感，我认为他没有仁慈，和别人的父亲不一样。

　　我没有父爱，母爱也不多。这是因为人们兄妹三人，每人都差两岁，因此母亲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妹妹和弟弟身上。当我刚刚记事的进修，我记得整天和姑姑在一起，都是她来照顾我。姑姑比我大十岁，在她六岁时母亲嫁过来。母亲比她大十三岁。家里新来了一个像姐姐似的女人为伴，兼之衣服、鞋、袜，洗涮缝补都由母亲承担，朝夕相外，感情很好。祖母是纯旧社会的人，她奉婆母打骂儿媳那一套封建礼教，母亲自然要受到虐待。然而姑姑不但不在祖母面前搬弄是非，还总是站在母亲一边争理，这使母亲少受不少气。二婶嫁过来之后，噩运可就降到她的头上。母亲说二婶早年特老实，不会见机行事，祖母看不上，经常打骂。有一年的年三十，祖母把二婶竟打回了娘家。我8岁时，四婶嫁过来，四叔在外雇工，我就陪四婶睡。祖母也看不上四婶长得老，经常看到她早晚打四婶。我就在这样一个打打闹闹的家里成长。

　　和我要好的只有姑姑一人，可惜相处的日子实在不多。她17岁时出嫁了，那年我7岁，为此哭了好几天，背地里很怨恨祖父母。姑姑嫁到张家后，夫妻感情很好，和婆婆也和睦相处，生了一子一女，分别叫忠尧和翠兰。本来是幸福家庭，可姑姑却不幸得病，医治无效，半年后死去，终年仅24岁。我永远都记得姑姑在临终时，特地把我叫去，看了最后一眼。我年纪还小，不会讲什么安慰语，只是相对无言流泪。当年我的出世给姑姑带来喜悦，姑姑的去世则给我留下了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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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入学读书
  
我进入小学读书是1927年，正是中国最不幸的年代。外有帝国主义强权压迫，内有军阀混乱，贪官污吏横行，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我虽年纪小，不理解国家大事，可日常接触到的生活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人不堪回首。这样的国家完全是自毁长城，毫无国力可言，难怪引来日寇入侵，引发一场民族大灾难。实在是不怨天，不怨地，只能怨我们的国家无能。可话又说回来了，对于那样的国家和政府，又怎么期待他有什么作为呢？

1927年，我进入宁安县第一区公立第四小学校读书。当年只有8虚岁，但这是按旧历算的，因为我是腊月生的，出生就算一岁，过了十天进大年又算一岁，所以实际上只有6周岁多点。为什么那么早就入学了呢？主要原因就是姑姑了嫁了，家里没人照看我，只好送我上学。学校离家只有200多米远，当年县城里不要说汽车，连自行车也只有不多的几辆。农忙时整天都不见畜力车，家人对我的安全很放心。学校不大，四个班级，每班只有十几名学生，我们班是12人。学校里只有一名校长，一名老师，每人各教二个班。

我上学读书，换了一个新环境，心情特别高兴。虽然年纪小，但我的成绩并不比大孩子差。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国语第一课是：“狗，小狗，大狗。小狗跳，大狗叫，小狗跳一跳，大狗叫一叫。”那时教学，没有汉语拼音，也不讲方法，全是生记硬背。记不牢，轻者被子老师打手板，重者罚站、罚跪。每天早上有朝会，要背总理遗嘱，也不懂什么意思，日子一长，乍一入学的新鲜感觉就不再有了。倒是每年春秋季的远足，使得学生们欢呼雀跃，倍受欢迎。说是远足，其实就是到1公里多远的西山玩一天，来回都不超过4公里。带的食物就是馒头、咸鸡蛋和一瓶水。最令我盼望的则是寒假，那是我的黄金季节。因为可以去外祖父家大玩特玩，无拘无束地过上一段惬意时光。

外祖父原籍锦州，青年时和我祖父都干跑单帮行当，由朋友而结成儿女亲家。他歇手后就在距宁安县城30公里处的东京城（古渤海国都所在地）城拐角落户务农。从清末到东北沦陷时为止，城拐角只有四户人家，还称不上是个村子。其中三户倪姓，一户赵性。倪姓中的另外两家是外祖的胞兄与堂侄。外祖家屋后约30米远是高约五米的石崖，下面则是一片水甸子，遍生芦苇，禽鸟极多。靠岸边处有一泉水，从地中漫出之后就流入北面湿地里。处祖父将泉水修成一个一平方米大小的池子，四周镶上青石块，旁边盖了三间草屋，在这里开起了粉房。这个泉水确实不错，用它做成的粉条、豆腐，质量都是上乘，因而倪家粉房在东京城一带很有名气，三五十里以内的人们都来用粮食换粉（农家平时都没钱，只得以粮食、土豆交换）。

东京城的地形地貌很特殊，它是古代镜泊湖火山喷发形成的。这里的石头都布满了气孔，地表下面铺满了一层，地面上可种水稻。因火山灰土富含营养物质，昼夜温差变化也较小，非常有利于水稻生长，所以这里所产大米，质量极佳。满清时是皇家贡米，现在则称响水大米，可说誉满国内。东京城泉水也多，据说早年有72泉之多。不过这都缺少考据，但有一点可以佐证：这就是从东京城到宁安城的中间，有一个地方叫平安乡团结村，这个村原名叫“泉眼头”，来往客商都到此歇脚、用餐。为什么叫“泉眼头”呢？就是说东京城的泉水到此为止了，可见泉水之多不是虚传。

外祖父和外祖母杨氏共生了五男二女。因劳动力多，既种地又开粉房，家境是富裕的。我在那里是座上客，吃小灶。那时家雀（念qiao，三声，就是麻雀）特多，土枪一下就可以打二、三十只。外祖母就用火盆（那时的室内取暖用具）给我烤家雀吃，就像现在烤羊肉串似的。还可以用家雀肉包饺子，这样的佳肴我想现在没有几个人吃过，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要注意碎骨头。隔不了几天二舅就带我去北甸子打野鸡，每次都是好几只。回来收拾一下，剁碎放在锅里，倒上水，加上盐，抓把碎粉条放进去一煮，全家享用。农家菜就是这样的做法。尽管有些粗糙，吃起来却觉得真香。有时外祖母还用野鸡肉给我炒点黄瓜咸菜等，就饭佐餐用。三个表弟陪我玩，无拘无束，快乐极了。

1930年，我终于小学毕业了。12个同学，我考第一，好不荣耀。这是70多年前的往事了，随着流逝的岁月，渐渐已淡出了记忆。不过，有几件事仍然记得很清楚。

一．张作霖被炸事件

我上学读书的第二年，1928年6月，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身亡。当年秋的一天，我们全校师生很早就来到了孔庙参加张作霖的追悼会。那天，天下着大雾。到会场后呆了好半天才看清大致情况。孔庙殿门紧闭，台基上设立供桌，桌上除祭器、供品外还立着一个大灵牌，写着陆海军大元帅和张的名字。因为才上学一年，这些字是认不得的，全是高年级同学告诉我的。台基下面，站在最前面的都是县城里的头面人物。学校师生则站在他们后面的一侧。另一侧是军、警、商、农等各方面代表。主祭官是镇守使赵芷香，陪祭是县监督（即县长）。仪式大致是轮番上香，不断行礼，各界代表讲话。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日本国，虽然很小，但是坏得很。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更加了解了真相。

9年后的1937年，我考入了铁路学院。学校就在北陵附近的皇姑屯铁路工厂御花园分厂院内。张作霖被炸的列车正好停在那里，他坐的那节车厢是蓝色车身，侧面漆着“津浦卧车”四个大字。车厢两端还算完整，中间的车顶全被掀去，两侧炸开。车上堆着好些方形石块，正是皇姑屯跨线路的桥墩石头。列车停在这里的原因，主要是这是一场国际性政治暗杀事件，重要的物证不能随意清除。御花园地处僻静，很适于保管。没想到三年后日寇入侵，这列车就沦入敌手。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日本人当时并没把石块清除掉，而令其原样摆放。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才建了一条临时线路，把列车和一些其他设备运走。

日本人为什么要炸张作霖呢？究其原因，还是张作霖自己酿成的恶果。我在沈阳读书时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如下：张原本绿林出身，在辽西一带当草头王。后来投靠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初任管带（营长），以后擢升为协领（旅长）。清亡后，被北洋政权任命为27师师长。张以后又利用日本人而成为东北王。日本人扶植他是要他当傀儡，以实现侵占东北的罪恶计划。不料张作霖并不甘心受日本人支配，尽管他接纳日人当顾问，准许日人投资建设吉敦、四洮铁路，给日方一些通商等权益，但在政权方面则不许日本人染指，而只是委蛇敷衍。长此以往，自然招致日本人的不满。1928年蒋介石北伐，张作霖当时正在北京。他的一些同盟者孙传芳、齐燮元、吴佩孚等都先后垮台。张为了保存自身实力，表面上主动撤出关内，暗地里派张学良跟蒋谈判，有条件地承认南京政府。可是他的这些举动，都被内奸及时的传给了日本人。内奸者不是别人，乃是张最信任的总参议杨雨霆、宪兵司令常荫槐。日本人认为张已不能再利用了，于是实行换马计划，除掉张作霖，以杨、常来取代。尽管张离京出关时使的是金蝉脱壳之计，便仍然没有逃脱日本人的监视。专列到达山海关时，日本领事上车以慰劳为名谒见，其实是确认张是否真在车上。专列到达新民站，杨、常二人以回法库祭祖上坟为藉口溜走。快到皇姑屯时，据说有人建议下车，乘车回帅府。因为列车要由南满线下穿越，怕不安全。但大多数人反对，理由是只剩一站地就到沈阳总站，没有必要调动总站奉迎人群再来皇姑屯，那是自找麻烦。可最主要的还是张作霖本人过于自负，他认为和日本人打交道以来，从未失过手，玩弄日本人跟耍小孩一样。这样的刚愎自用的结果，才招来了杀身大祸。张被炸后，对外公布的消息是身受重伤，正在抢救。日本人曾几次探望，均被婉言谢绝。这期间张学良从天津星夜赶回沈阳，待作了周密的应变准备之后，才发布讣告。丧事过后，张学良以谢客为由，用非常手段除掉了杨、常二人。当时民间曾出现这样的民谣：“炸乱吴张，杨常而去”，即“杂乱无章，扬长而去”的谐音。这里的吴即是黑龙江都督吴俊升，张作霖的把兄弟。据说尸体全被炸碎，盛殓时是一堆烂肉。

投靠外国势力，谋取权位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外国主子认为你有用时，才支持你，否则，就一脚踹开另找代理人。张虽自认精明，却也不能逃脱这个规律。不过这次炸死他，又从侧面证实了一个说法：就是如果张作霖不死的话，不会有九一八事变。因为张不同于一般的帝国主义代理人，他不是无条件地屈从，而是有一定的底线，甚至有时会反抗，挡了日本人的道。他的被炸露骨地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不择手段，灭绝人性。其实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里，日本侵略中国，何时有过人性！所以，我们对这个邻居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决不可掉以轻心。千禧年过了，距二战结束也已经60年了。可在我看来，日本人的这种特性，依然存在。他们公开是高喊日中友好，但私下里还是不忘敌视中国，大搞反华、仇华那一套。


一．张作霖被炸事件

我上学读书的第二年，1928年6月，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身亡。当年秋的一天，我们全校师生很早就来到了孔庙参加张作霖的追悼会。那天，天下着大雾。到会场后呆了好半天才看清大致情况。孔庙殿门紧闭，台基上设立供桌，桌上除祭器、供品外还立着一个大灵牌，写着陆海军大元帅和张的名字。因为才上学一年，这些字是认不得的，全是高年级同学告诉我的。台基下面，站在最前面的都是县城里的头面人物。学校师生则站在他们后面的一侧。另一侧是军、警、商、农等各方面代表。主祭官是镇守使赵芷香，陪祭是县监督（即县长）。仪式大致是轮番上香，不断行礼，各界代表讲话。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日本国，虽然很小，但是坏得很。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更加了解了真相。

9年后的1937年，我考入了铁路学院。学校就在北陵附近的皇姑屯铁路工厂御花园分厂院内。张作霖被炸的列车正好停在那里，他坐的那节车厢是蓝色车身，侧面漆着“津浦卧车”四个大字。车厢两端还算完整，中间的车顶全被掀去，两侧炸开。车上堆着好些方形石块，正是皇姑屯跨线路的桥墩石头。列车停在这里的原因，主要是这是一场国际性政治暗杀事件，重要的物证不能随意清除。御花园地处僻静，很适于保管。没想到三年后日寇入侵，这列车就沦入敌手。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日本人当时并没把石块清除掉，而令其原样摆放。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才建了一条临时线路，把列车和一些其他设备运走。

日本人为什么要炸张作霖呢？究其原因，还是张作霖自己酿成的恶果。我在沈阳读书时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如下：张原本绿林出身，在辽西一带当草头王。后来投靠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初任管带（营长），以后擢升为协领（旅长）。清亡后，被北洋政权任命为27师师长。张以后又利用日本人而成为东北王。日本人扶植他是要他当傀儡，以实现侵占东北的罪恶计划。不料张作霖并不甘心受日本人支配，尽管他接纳日人当顾问，准许日人投资建设吉敦、四洮铁路，给日方一些通商等权益，但在政权方面则不许日本人染指，而只是委蛇敷衍。长此以往，自然招致日本人的不满。1928年蒋介石北伐，张作霖当时正在北京。他的一些同盟者孙传芳、齐燮元、吴佩孚等都先后垮台。张为了保存自身实力，表面上主动撤出关内，暗地里派张学良跟蒋谈判，有条件地承认南京政府。可是他的这些举动，都被内奸及时的传给了日本人。内奸者不是别人，乃是张最信任的总参议杨雨霆、宪兵司令常荫槐。日本人认为张已不能再利用了，于是实行换马计划，除掉张作霖，以杨、常来取代。尽管张离京出关时使的是金蝉脱壳之计，便仍然没有逃脱日本人的监视。专列到达山海关时，日本领事上车以慰劳为名谒见，其实是确认张是否真在车上。专列到达新民站，杨、常二人以回法库祭祖上坟为藉口溜走。快到皇姑屯时，据说有人建议下车，乘车回帅府。因为列车要由南满线下穿越，怕不安全。但大多数人反对，理由是只剩一站地就到沈阳总站，没有必要调动总站奉迎人群再来皇姑屯，那是自找麻烦。可最主要的还是张作霖本人过于自负，他认为和日本人打交道以来，从未失过手，玩弄日本人跟耍小孩一样。这样的刚愎自用的结果，才招来了杀身大祸。张被炸后，对外公布的消息是身受重伤，正在抢救。日本人曾几次探望，均被婉言谢绝。这期间张学良从天津星夜赶回沈阳，待作了周密的应变准备之后，才发布讣告。丧事过后，张学良以谢客为由，用非常手段除掉了杨、常二人。当时民间曾出现这样的民谣：“炸乱吴张，杨常而去”，即“杂乱无章，扬长而去”的谐音。这里的吴即是黑龙江都督吴俊升，张作霖的把兄弟。据说尸体全被炸碎，盛殓时是一堆烂肉。

投靠外国势力，谋取权位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外国主子认为你有用时，才支持你，否则，就一脚踹开另找代理人。张虽自认精明，却也不能逃脱这个规律。不过这次炸死他，又从侧面证实了一个说法：就是如果张作霖不死的话，不会有九一八事变。因为张不同于一般的帝国主义代理人，他不是无条件地屈从，而是有一定的底线，甚至有时会反抗，挡了日本人的道。他的被炸露骨地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不择手段，灭绝人性。其实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里，日本侵略中国，何时有过人性！所以，我们对这个邻居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决不可掉以轻心。千禧年过了，距二战结束也已经60年了。可在我看来，日本人的这种特性，依然存在。他们公开是高喊日中友好，但私下里还是不忘敌视中国，大搞反华、仇华那一套。

谢谢楼主好文。记号，慢慢看，

二．旧中国军队留给我的腐败印象

旧中国在宁安的驻军是东北暂编军第21旅。这是一个混成旅，由步、骑、炮兵组成，分驻在由绥芬河、虎林、密山到宁安的广大地区内。旅部设在西街关帝庙西，挂的是“绥宁镇守使署”的牌子。旅长叫赵芷香，人送外号“赵不管”，意思是说他除了搂钱以外，什么都不管。他在宁安东江沿最好的地方盖了一栋两进四合院的住宅。竣工不久，东北沦陷。他未附敌，也没有抗战，而是丢下军队跑到哈尔滨去当了寓公，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而自杀了。他的军队着灰色军装，没有军衔，虽然也算是国军，但没有正式的军营，都是驻在庙里、祠堂及会馆里。从没见过这支军队进行军事训练，所有营连机关都不满员，有的机关甚至是空架子。只有副官处是超员，这些人都是为了不同目的花钱买个虚职来招摇撞骗，以致逼官满天飞。可是全旅的花名册上却是一个人都不少，领的军饷大部或全部都进了长官的腰包，这叫吃空饷。每年秋季都有一次例行的检阅，为了应付，这时就到地方机关去借人，临时充当旅部机关人员。营连则到地方去拉夫，或相互之间借调，抓来的人穿个军服，派个名字，冒充军人，站成队形，听到检阅官叫到派给的名字时，出列向前迈一大步，高声答应一声“有”，便算完毕。检阅就这么简单，但却苦了上街办事的老百姓。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稍息、立正，折腾了一天，受了不少辱骂，什么事也没办成，还得饿着肚子回家。

这样的军队也是整天招收兵员。一个老兵扛着一面三角形白旗，上面写着“招兵”二字，天天由我们学校门前经过，凡是要当兵的人，跟着他走就行。所以，跟他走的都是些流浪汉、亡命徒、避风流窜的土匪等，兵营成了各类歹徒的落脚之地。而这些人时机一到就会拔脚走人。因此，尽管成天招暮，兵员却还是那么多。新来的兵是拿不到全额兵饷的，只能得到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不过，这不关紧经，因为这些人当兵的目的并在此。部队经常外出进行剿匪，而这样的剿匪行动是装模作样的，实际上是以军火和土匪进行鸦片交易。他们跟土匪兜圈子，土匪在山前关系户中放下鸦片，转到山后村子里去。军队则来到山前放一阵空枪，拿走鸦片，留下军火后就得胜还朝了。土匪再转回去拿走军火，这样双方就实现了交易。

赵不管对待炮兵更有意思，他把炮兵驻在下城子（在牡丹江和绥芬河之间），拉炮车的洋骡子却留在宁安旅部拉水车。那时没有自来水，人们用水除了井水就是牡丹江的江水。旅部用水量很大，有专用水车负责运水。用来拉车的是又高又大的灰骡子，是跟大炮一起从美国买来的。用高价买美国拉炮车的骠子到中国拉水车，真是一大奇闻。

地方守备部队如此，野战部队如何呢？1929年中苏间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派他的精锐部队暂编第1师来虎林、密山一带作战。失利后回防经过宁安，师长姓郑，还在第六小学接受采访并向宁安各界发表了讲话。有部分兵就驻在我们学校旁边的庙里。有一天，我看到这些兵把枪栓都拆下来，在枪管内穿进一根绳子，绳子的两端绑在树上，然后握住枪身来回拉。我那时年纪小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但觉得很好玩。后来大了，知道这是在清除枪管内的污垢。有专门的工具探条不用，却用这种土方法，以致来复线失去作用，降低了步枪效能。所谓精锐部队的素质，就是这样，怎么能打赢战争呢？

老人家的回忆录很平实，写的就是经历过的历史啊

鬼子又不是傻瓜，以当时的情况总参议跟宪兵司令根本不可能hold住局面

三．走乡串户的手工艺人为什么信奉基督教

每年秋收后，总有许多手工艺人从关内来宁安谋生。有锯锅补缸的，有修理刀剪的，修理钟表的，以及挑油换鸡蛋的等等。第二年春播时再回去。这些人有一个特点是信奉基督教，每逢星期天都赶回县城教堂作礼拜，在风气还不很开化的宁安也算一桩新鲜事。为什么这些人信基督教呢？不要说我这样的小孩子，就是当时的大人们也说不清。直到几年后我进了中学，才揭开这个谜团。中学有个教英语的孙德厚老师，他是基督教徒。他告诉我说，手工艺人在农闲期，千里迢迢来东北赚几个钱不容易。但是土匪横行，时常被劫。一旦遇到这种事，他们就来教会找英国牧师申诉。牧师立即向镇守使署或是县衙门提出抗议，说他们失职，教民利益受到损害。别看那些官员可以草菅人命，但却惹不起洋人，赶快命令手下人查办。由于官匪通气，劫去的财物大都可以找回来。即使找不回来，也可得到相应的补偿。堂堂的镇守使，一县的父母官，却听命一个外国牧师，这确是旧中国时实实在在的事。

四．马喜贵轶事
马喜贵乃革命先烈马骏的先人，为人机智，家道殷实，在宁安回族中是首富。回族人不吸烟，不喝酒，只饮茶。可他却在西城门里开了一家酒店。城西十里依兰南处有造酒的烧局（即工厂），那时的烧局都有自己的土地，自产粮食，加工白酒，不足部分才外购。多余的粮食和酒糟则喂养牲畜。马喜贵虽是回族，除了喂养牛羊外，却还允许烧局养猪，可见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商人。我小时去西阁（注：有一座建于清初期的石桥，宁安的名胜古迹之一）玩，要经过他的酒店。经常看见他坐在宽敞的店里饮茶，年记在五十上下，身体胖胖的，面色红红的，留着一撮八字胡，对顾客总是笑脸迎送。旧社会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所有商家都要请财东（企业的所有人），掌柜要向财东汇报一年的工作，听取新的一年安排。烧局自然也不例外。有一年，山里的土匪探知了这事，决定绑架马喜贵以勒索钱财。土匪的计划被烧局掌柜获悉了，于是劝马喜贵办完事回城时带上护送的炮手（当时护院武装的称呼）。马喜贵说不行，土匪绑我是志在必得，一旦相遇势必要交手，人身安全很难保障。他自有办法，命掌柜杀了一口猪，自己则扮成长工模样，肩上披了条围裙，扛着一坨猪肉，独自一人回城。路上遇到行人时，就低头用围裙和猪肉遮住脸，自言自语大骂掌柜不是东西，大正月里折腾他不能安生过节。途中正好遇上了要绑架他的土匪，可土匪看到他这副模样，怎么也想不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喜贵。就这样，马喜贵平安的回到家里。事情传开，人们无不佩服马喜贵的过人机智，竟在要绑架他的土匪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把土匪都给耍了。一时间成了县城里的头号新闻，也给少年的我留下了极深刻的记忆。

那么烧局的掌柜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呢？原来那时管这种土匪耳目叫小线儿，他们往往两边送消息，不论哪方得手，都有利可图。


三．走乡串户的手工艺人为什么信奉基督教

每年秋收后，总有许多手工艺人从关内来宁安谋生。有锯锅补缸的，有修理刀剪的，修理钟表的，以及挑油换鸡蛋的等等。第二年春播时再回去。这些人有一个特点是信奉基督教，每逢星期天都赶回县城教堂作礼拜，在风气还不很开化的宁安也算一桩新鲜事。为什么这些人信基督教呢？不要说我这样的小孩子，就是当时的大人们也说不清。直到几年后我进了中学，才揭开这个谜团。中学有个教英语的孙德厚老师，他是基督教徒。他告诉我说，手工艺人在农闲期，千里迢迢来东北赚几个钱不容易。但是土匪横行，时常被劫。一旦遇到这种事，他们就来教会找英国牧师申诉。牧师立即向镇守使署或是县衙门提出抗议，说他们失职，教民利益受到损害。别看那些官员可以草菅人命，但却惹不起洋人，赶快命令手下人查办。由于官匪通气，劫去的财物大都可以找回来。即使找不回来，也可得到相应的补偿。堂堂的镇守使，一县的父母官，却听命一个外国牧师，这确是旧中国时实实在在的事。

四．马喜贵轶事
马喜贵乃革命先烈马骏的先人，为人机智，家道殷实，在宁安回族中是首富。回族人不吸烟，不喝酒，只饮茶。可他却在西城门里开了一家酒店。城西十里依兰南处有造酒的烧局（即工厂），那时的烧局都有自己的土地，自产粮食，加工白酒，不足部分才外购。多余的粮食和酒糟则喂养牲畜。马喜贵虽是回族，除了喂养牛羊外，却还允许烧局养猪，可见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商人。我小时去西阁（注：有一座建于清初期的石桥，宁安的名胜古迹之一）玩，要经过他的酒店。经常看见他坐在宽敞的店里饮茶，年记在五十上下，身体胖胖的，面色红红的，留着一撮八字胡，对顾客总是笑脸迎送。旧社会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所有商家都要请财东（企业的所有人），掌柜要向财东汇报一年的工作，听取新的一年安排。烧局自然也不例外。有一年，山里的土匪探知了这事，决定绑架马喜贵以勒索钱财。土匪的计划被烧局掌柜获悉了，于是劝马喜贵办完事回城时带上护送的炮手（当时护院武装的称呼）。马喜贵说不行，土匪绑我是志在必得，一旦相遇势必要交手，人身安全很难保障。他自有办法，命掌柜杀了一口猪，自己则扮成长工模样，肩上披了条围裙，扛着一坨猪肉，独自一人回城。路上遇到行人时，就低头用围裙和猪肉遮住脸，自言自语大骂掌柜不是东西，大正月里折腾他不能安生过节。途中正好遇上了要绑架他的土匪，可土匪看到他这副模样，怎么也想不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喜贵。就这样，马喜贵平安的回到家里。事情传开，人们无不佩服马喜贵的过人机智，竟在要绑架他的土匪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把土匪都给耍了。一时间成了县城里的头号新闻，也给少年的我留下了极深刻的记忆。

那么烧局的掌柜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呢？原来那时管这种土匪耳目叫小线儿，他们往往两边送消息，不论哪方得手，都有利可图。

您这作品还没有完吧？等您完篇再给精华。可千万别像天涯那样不续了。

好文章啊，怎么没有了，全本呢

五．王德林与黑虎队

旧中国时，在东山里（哈尔滨以东的俗称）活动的土匪，和现在理解的土匪是不一样的。他们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活动地盘以及对外公开的绰号，并遵守不成文的规矩和纪律，其中最主要的被人公认的有三条：

1．不抢穷苦百姓。因为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是被贫穷逼迫才落草为寇的。

2．不劫掠邮差。早年只有县城才有邮局，因此乡镇的人寄信、寄钱都要委托邮差代办。这种信是平安家信，而钱则是邮给家里人的活命钱。

3．不污辱良家妇女。这是能站住脚获得好声誉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古来绿林人留下的传统规矩。

因此，穷苦百姓并不怕这些土匪。即使对地富也不是乱抢，通常的做法是每年春秋两季要派给他们必须供应的给养，除生活必需品外甚至包括军火，那时管这叫“上饷”。土匪们的主要收入是种罂粟、制鸦片，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伙过着流氓无产者生活的人群。除了这些有组织的土匪而外，还有些散兵游勇，通称“棒子手”。顾名思义，他们没有枪支武器，只有一些棍棒之类的凶器，在城郊结合部或偏僻地方劫掠行人。

相比而言，王德林的队伍是要高一级的武装队伍。每年寒假我都去东京城外祖家过一段快乐时光，一出东京城南郊就进入镜泊湖区的老爷岭地带，这里就是王德林的地盘。所以，我知道有关他的很多事情，甚至包括一些传奇。

旧中国时宁安的管辖范围很大，包括现在牡丹江市下辖的海林、林口两县。宁安所产的粮食大部是外销，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北路，经海林、山市（旧名八里岗）、牡丹江（旧称东山站）走中东铁路；一条是南出敦化，走吉敦铁路。吉敦路是日本贷款修建的，大权自然是日本人掌握。他们在经营上胜过中东路。为和中东路竞争，实行满铁联运，不仅运费便宜，还方便客户，敦化装车，大连卸货。一到冬季，江湖封冻，其平坦程度不亚于现代公路。而由宁安到敦化基本上就走牡丹江面和镜泊湖面，粮食大都由此外运。因为走的是冰面，就通称冰道，也叫响道。为什么叫响道呢？就是早年畜力车特笨，是死轴车，车轴是一根圆木，两端固定在车轮上，轮轴成为一体，车身骑在横轴上，走起来时整个轮轴和冰面左右滑动，擦出很大响声。如果是一队车辆，声音可达数里之远。在这条路上，关内客回家，运粮车运粮，往来络绎不绝。就喧嚣镜泊湖冰面上也都开设了临时旅店、饭店，可见当时的盛况。

王德林统率的黑虎队就在这条路上。他的队伍叫黑虎队，就因为是冬夏都穿黑色衣服，个个骁勇善战，官军都离得远远的。黑虎队不抢不夺，只收一些过路费，保证安全。如有不识相的人包括官军在内，黑虎队非摆平不可。因此人们一进入黑虎队辖区内，就有了安全感，可以放心走路。开春解冻后，王德林出马匹工具，召关内人在此种地，秋后他分粮，等于是屯田养兵。更有意思的是到了列强干涉苏俄革命时期，日本出兵强行占领了海参崴和滨海州。这时的王德林率领队伍经常过境，勾结白俄，经过伪装，对红军和日军双方进行袭扰劫掠。其结果是红军以为是日军偷袭，日军以为是红军反击，都不知道是王德林干的。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王德林的部队因此不缺军火，粮秣充足，大有效法梁山的气概。九一八事变后，他的这种生活过不下去了，于是率众参加了抗联，成了第二路军的一名将领。抗联失败后，据说他出走上海，后不知所终。

六．世界经济大萧条给我留下的一点印象

1929年始于美国的经济萧条，殃及全世界。旧中国也不例外，烧局烧豆饼，骡马吃馒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外祖家东边约200米处，有一家白酒厂，叫“公益和烧局”。这是一家比较大的企业，有3米多高的石砌围墙，拥有八、九个炮手。我曾看见他们帐房西墙上挂着20多条护院枪支。平时烧局蒸馏白酒烧木材，可萧条时烧的是豆饼。东北的大豆质量优良，制成的豆饼是骡马的好饲料，经常出口。然而经济萧条后，豆饼出不了口，只好内销，价格比木柴还便宜。

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正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东北的犯罪期。他们运输军用物资基本上征用民间马车，每天给少量工钱。即使这微不足道的几个钱，在当时也成了不小的收入。因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骡马的脖子两边各挂一串馒头，类似人戴珍珠一样。喂牲口时让骡马吃馒头。这既适应了随时被征用可能无补给的困难，又省去了铡草弄料的麻烦。更主要的是馒头和草料不仅等值，有时还更便宜。

第四章 高级小学时代

在旧中国时代，小学都是分为初小和高小的分校制。1931年春，我考入宁安县立模范小学校。这是县城里唯一的二年制高级小学校（现在宁安市实验小学的前身，注：也是笔者的母校）。全校共有6个班级，6、7、8班是二年级，9、10、11班是一年级，第10班是女生。学生总共才100多人，再加上十来名教职员，规模就这么大。校舍建筑原是满清的副督统官署，我入学时议事厅和配房还完好无损。我们11班的教室就在议事厅西间内，教室外是有4根大抱柱的门廊。到了雨天，这里就是我们的室外活动场所。这年秋天，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应该郑重指出的是，“事变”是日本人造的词条，它把侵略中国这件事的责任用这个词转嫁给中国一方，说是中国军队无礼挑衅引起的国际争端。以后这个词就沿用下来，但后人必须认识到它的实质含义。

那时宁安县城既无报纸，也没有专职的宣传机构，消息闭塞，全是道听途说，流言蜚语满天飞，弄得人心惶惶。1932年春，日军占领了宁安。学校虽然没有停办，但却没有了正式课本，学生上不上学，学校和家长也都不那么严厉了。这下子可乐坏了我们，整天能自由活动，混到第二年年底算是毕了业。二年的高小生活过得真是平平淡淡，学业也荒废了。不过，当时发生的几件事却还是记忆犹新：

（待续）


六．世界经济大萧条给我留下的一点印象

1929年始于美国的经济萧条，殃及全世界。旧中国也不例外，烧局烧豆饼，骡马吃馒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外祖家东边约200米处，有一家白酒厂，叫“公益和烧局”。这是一家比较大的企业，有3米多高的石砌围墙，拥有八、九个炮手。我曾看见他们帐房西墙上挂着20多条护院枪支。平时烧局蒸馏白酒烧木材，可萧条时烧的是豆饼。东北的大豆质量优良，制成的豆饼是骡马的好饲料，经常出口。然而经济萧条后，豆饼出不了口，只好内销，价格比木柴还便宜。

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正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东北的犯罪期。他们运输军用物资基本上征用民间马车，每天给少量工钱。即使这微不足道的几个钱，在当时也成了不小的收入。因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骡马的脖子两边各挂一串馒头，类似人戴珍珠一样。喂牲口时让骡马吃馒头。这既适应了随时被征用可能无补给的困难，又省去了铡草弄料的麻烦。更主要的是馒头和草料不仅等值，有时还更便宜。

第四章 高级小学时代

在旧中国时代，小学都是分为初小和高小的分校制。1931年春，我考入宁安县立模范小学校。这是县城里唯一的二年制高级小学校（现在宁安市实验小学的前身，注：也是笔者的母校）。全校共有6个班级，6、7、8班是二年级，9、10、11班是一年级，第10班是女生。学生总共才100多人，再加上十来名教职员，规模就这么大。校舍建筑原是满清的副督统官署，我入学时议事厅和配房还完好无损。我们11班的教室就在议事厅西间内，教室外是有4根大抱柱的门廊。到了雨天，这里就是我们的室外活动场所。这年秋天，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应该郑重指出的是，“事变”是日本人造的词条，它把侵略中国这件事的责任用这个词转嫁给中国一方，说是中国军队无礼挑衅引起的国际争端。以后这个词就沿用下来，但后人必须认识到它的实质含义。

那时宁安县城既无报纸，也没有专职的宣传机构，消息闭塞，全是道听途说，流言蜚语满天飞，弄得人心惶惶。1932年春，日军占领了宁安。学校虽然没有停办，但却没有了正式课本，学生上不上学，学校和家长也都不那么严厉了。这下子可乐坏了我们，整天能自由活动，混到第二年年底算是毕了业。二年的高小生活过得真是平平淡淡，学业也荒废了。不过，当时发生的几件事却还是记忆犹新：

（待续）

看了！很有意义

一．日军是如何占领宁安的

    1932年春的一天，日商高岗号经理斋藤带领一队日军由海林来到宁安县城。斋藤领军一事，直到我成年以后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在旧中国时，散处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商人、医生、妓院老板，基本上都是日本政府的坐探。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对当间谍都讳莫如深，绝对保密。唯有日本人是例外，他们认为这是报国行为，非常光荣。因之除了少数专职的外，都是不取任何报酬的志愿工作者。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间谍组织“黑龙会”。可见这是日本法西斯统治者长期教育培养下形成的民族特性，一种侵略文化。

斋藤以前长期居留宁安经商，是地道的宁安通，跟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混得烂熟。所以他干得非常成功，不费吹灰之力就使当地的军政机关瓦解了，一枪未放地占领了宁安。进宁安的日军是从我家门前经过的。我清楚地记得走在最前面的是两辆三轮摩托车，车斗上架着机关枪。跟着是两辆装甲车，再后是十几辆汽车。那时日军的汽车很小，载重仅1。5吨，每辆车上也就十几名士兵。斋藤就站在第一辆军车的正中间。日军士兵一色黄昵军服，大沿帽，发亮的步枪，背包上挂着钢盔，估计人数有200人左右。人数虽少，可是摩托车、铁甲车、汽车，以及钢盔这些军事装备，中国军队当时是没有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机械化军队。大约2小时之后，日军又从原路返回海林。斋藤和日军代表在镇守使署同赵不管谈了些什么，大概也就是如何接受改编之事。不久，日军第二十混成旅团开进了宁安县城。而赵不管则在家闲居了，中国驻军也解散了。日军驻扎在镇守使署和东北两个火磨处，旧政权一切机关照常运作，只是所有事务都得听斋藤的调度。到了1933年，县政府来了日本参事官、指导官之后，便逐步进入了法西斯的统治时期。

楼主继续，坐等更新。

好文，等养肥了再看！

二．刘万奎绑架日军黑田大佐，索到赎金一万元金票

刘万奎原是旧中国宁安县的保安队长，绰号“刘快腿”。那时在宁安县提起刘快腿可是妇孺皆知，而知道他真正名字的却寥寥无几。他是土匪出身，为人狡诈，生得五短身材，是一个典型的车轴汉子。照理说，矮胖人是走不快的。可刘快腿却非同小可，有一次从东京城回宁安街，他与同行人打赌，他步行，别人骑马，70里路下来，竟然没把他甩下，可见他的脚力该有多快。可惜那年头没有运动会，否则快腿参加竞走，肯定会取得好名次。九一八事变后，他他带领部下参加了救亡运动，自认救国军司令。当时，在日军占领的宁安城外地区，还有抗日军、义勇军、自卫军等组织，自称司令的就有6个。刘快腿为了扩大势力，争当群龙之首，就想出了一个歪点子：投降日军。这对日军来讲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刘快腿在拿了日本人的补给品之后，又反出去当他的救国军，把日本人气得够呛。刘快腿的队伍大了，过冬基地成了困难。他又不愿像抗联一样去森林里露营，于是又想出了新点子。他传话给日本军方，说他被人愚弄办了错事，现在已悔悟，打算真心投诚。日军当然不信，但又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所以并未断然拒绝。这时刘快腿就抬出他的干爹担保。干爹徐梅五是北火磨经理，地方上的乡绅，更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从他的名字上就可以窥出他工于心计。梅五是源于一幅楹联“虎行雪地梅花五，鹤立霜田竹叶三”而来，暗喻自己是猛虎，可见其自命不凡的程度。火磨是什么呢？这是那时对机器制粉厂的俗称。宁安有三个制粉厂，都有字号，可老百姓就用东、南、北火磨来称呼，无形中就真名给掩盖了。徐梅五虽老奸巨滑，却也拿不准刘快腿的鬼主意，更怕他弄出不利于己的坏手段。反复权衡的结果，认定一旦进城投降就成了日军手中的棋子，谅他也玩不出什么花招，于是就替他担了保。日军第二次准许刘快腿投降，受降地点选在街北的骚达沟，离街里只有3里地。

日本人也好，徐梅五也好，都认定刘快腿反不了天，哪知道正好落入了他的圈套。受降官是驻在北火磨的骑兵联队长黑田大佐。黑田和徐梅五经常会面，也算是熟人，对刘快腿自然不陌生。日军的盘算是受降后带刘快腿进城面见旅团长，同时骑兵联队奔袭，一举消灭他的部下。北火磨就在我家东面百米处，黑田出城时我去看热闹，只见刘快腿派来的人前呼后拥，黑田骑在马上，两侧各有3名日军持枪护行。岂料一到骚达沟，黑田连马都未下，就被缴了械。刘快腿拉起队伍就走。街头北10里处有一条隘路叫王八脖子，他在那放回来2名日军传话，要1万元金票赎人。日本军方大怒，但如果派骑兵追击，双方交火，黑田等人的命就很难保住，真是投鼠忌器，所以也示采取行动。日军找到徐梅五向他要人，徐一看出了这样的大祸，哪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刘快腿商量解决办法。刘是一味拖延，日军则限期交人，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同小老婆吞鸦片双双自尽。出殡那天好热闹，送灵的队伍抬着两口棺木，一大一小，一前一后，成了出丧的新闻。我是个小孩子，就知道跟着后面跑。可听路上的老人们讲，都是头一次遇到这样事。担保人死了，据说日军也想抓几名地方士绅当人质和刘快腿交换。可刘连他干爹都不在乎，更何况他人。日军无奈，只好交钱换人。刘快腿拿到钱以后，干得更绝，他用这笔钱当路费，带领部下取道苏联去新疆投奔了盛世才，日本人想抓他也办不到了。日军第二十旅团长依田四朗少将受了处分，被解除军职，改任兴安总省次官（副省长）。这件事当时人们并不说刘快腿坏话，反而称赞他敢绑日本高级军官的票，真是好样的！而徐梅五为人口碑不好，无人同情。刘这样无情，也一定有他的理由。旧社会的恩恩怨怨，外人是不得而知的。这是70多年前的往事，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对刘快腿两次欺骗日军，绑架高级军官，索取巨额赎金然后走人一事，还是佩服。不知是否有过前例，反正记忆中是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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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接触飞机

日军占领宁安县城之后，就在北火磨后边修了飞机场，它和现在的机场不一样，只用了大半天就修成了。施工方法和农家打碾滚场一样，先把菜地铲平，边泼水边用石碾子轧出大约3、5百米见方的一块平地。机场修好后来了4架双翼飞机，这种飞机飞行速度很慢，也就是时速200公里上下。一天，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这件事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将飞机仔细观摩了一番。当时机场旁修了一条大路，路边竖起了电线杆子。这些杆子不像现在是钢筋水泥的，而是25公分左右的圆木柱。为了防腐，顶端一律削成尖形。不知怎么搞的，一架飞机在降落时左机翼正好插在杆子尖上，飞机由于前冲的惯性就以杆子为中心旋转起来。这一下子机翼甩垮了，起落架也碎了，飞机重重摔在地上。平时每当飞机起落时，大路上总有些人观看，我更是少不了。日军就招呼这些人帮忙把飞机拖进场内，于是我也凑到跟前仔细看起来。这架飞机的机身是方形木制的，上面有两个开口的座舱，前面是驾驶员，后边是机枪手。每个座位前都有块挡风玻璃。机身下部前面是起落架，两个轮子此时已不成形。后边的是像一个滑雪板似的小型钢架，支撑着机座，落地后在地面滑行，可以使飞机很快减速停下来。说到机翼，就更有意思，竟是布上涂漆作蒙皮，中间填充上黄色干草。机翼被戳破后，干草四下乱飞，弄得乱七八糟。飞机全长约6米，宽约1.5米，上下两翼用几根钢线连结，飞到空中，从下面看去很像一个矩形大风筝。驾驶员的头部始终露在外面，无论冬夏都必须穿防寒服，戴防风眼镜。发动这样的飞机也很有意思，它的螺旋桨是一字形，要人推着它一下一下地转，不定哪下飞机就点火发动了。这架飞机可能由于损毁太厉害，无法修复，在几天以后被日军烧毁。烧掉时我又去观看了一番。

四．联军围攻县城

解体后的部分中国军队和一些地方武装，在日军进占宁安后，全部撤到县城周边，相继成立了救国军、义勇军、抗日军等组织。这些部队没有番号，头头都自称司令。这时，周保中将军来到了宁安。他做了宣传、组织等工作，将这些松散武装结成了联军，发动了一次进攻宁安县城的战斗，欲消灭日军，恢复国土。进攻是夜间开始的，首战比较顺利，很快就攻取了东城的大部分，东火磨的日军被迫退回了旅部，联军的指挥部也移到了第六小学校内。按理说联军人多，又是夜间进攻，轻车熟路，应该占有很大优势，取胜极有希望。可是各军都怀私心，都想保存实力。兼之士兵多系兵痞、流氓出身，志在抢掠，哪有心思作战。结果又交火了大半夜，却进展甚微。日军有了喘息机会后，侦察到联军指挥部的位置，立即从西城向东城六校开炮。日军的炮火打得很准，全部命中，将联军指挥部打垮了。坚守到天明后，日军发起了反攻。联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不得不撤出了战斗。其实联军方面也有迫击炮，就架在江南岸（注：牡丹江从宁安城南流过），与日本领事馆相对。本来是炮击领事馆，炮位距目标大约300米，连发两弹，却都没打中，其中一弹竟打到领事馆东面50米的义泰昌酱菜店院内，把店员们的住屋打了一个大洞。幸好弹头钻进屋内后未炸，否则一屋子人性命难保。联军炮火没击中目标，反而暴露了炮位，招来领事馆的重机枪还击，只好撤退。义泰昌挨炮弹的伙计当中，有一人是我祖父的世侄。事后他来我家讲了此事，因而我有所知晓。

二．旧中国军队留给我的腐败印象

旧中国在宁安的驻军是东北暂编军第21旅。这是一个混成旅，由步、骑、炮 ...
珍贵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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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李荆璞越狱

1932年，日军进驻宁安后第一件事就是强化警察机构，把9个街区的旧警察机构扩大为警察署和森林警察队。李荆璞任职的卧龙屯第二区警察分局就改为卧龙屯警察署。一次，李遭到日本指导官（副署长）的欺辱殴打，他开枪击毙了指导官，拉起队伍，抗击日寇，报号“平南洋”。这个名号的含义是“扫平南洋日本鬼子”。虽然当时人们都管日本人叫东洋鬼子，可在东北人看来日本是在南面而不在东面，所以叫南洋就更贴切合理（东面是俄国，如果叫平东洋，就错位了）。

周保中将军到宁安后，李率部参加了抗日联军。由于他的队伍深受人民拥护，因而产生了“能舍爹和娘，不舍平南洋”的民谣。日本人对他没办法，管他叫“政治土匪”。那时日寇只能占据城镇，对广大农村还是力不从心。但是他们会搞汉奸策反，终于将李诱捕，关押在了日本宪兵队。

日本宪兵队当时被称为人间的阎王殿，可以说是有去无回。可李荆璞竟然越狱逃出魔窟，创造了一个奇迹，成了当时县城的特大新闻。他是怎么逃出来的呢？这要归功于木拌子的功劳。原来早年的宁安城乡，作为燃料能源的就是木拌子和柴草棵子。所谓木拌子是东北话，就是将树干伐下来，劈成长条形状的木柴。当时的木拌子有两种，一种短的，二尺长，论体积交易；一种长的，有六尺，通常是十几公分的幼树，从中一劈为两、三瓣，12块叫一车，论车交易。后一种拌子的优点是买来后以12块为一排，一横一竖的撂起来，既容易点数付钱，又不占地方。日本宪兵队在东大街路南，是一个有3米高墙的院落。就在它的南墙处撂着这样2米高的拌子垛。李看好了这个有利条件，只等机会。当时日军捕人没有手铐脚镣，就是用绳子捆绑两臂，戴上黑面罩，再把衣服脱掉，投入监房。当时每天要一个犯人收集全监的尿桶倒在墙边的水沟里，李荆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这天早晨轮到他倒尿桶，他磨磨蹭蹭的来到南墙根处，突然丢开尿桶，三脚两步爬上拌子垛，翻上高墙，一跃而下，直向大江飞奔而逃。这时看守他的日本宪兵脚穿拖鞋，还在十几米外的门廊处，立即高声报警，再进屋取钥匙开大门追赶。李是逃命，速度极快，一口气跑到江心（当时是封冻期）。正逢上旧友廖某（人称廖大棒子）上街来卖木柴。见状后立即将木拌子从爬犁上掀下来，拉上李荆璞一路狂奔，甩掉了日本宪兵。就这样，李从死神手中逃出来，重新投入抗日活动。

解放后，李荆璞担任了牡丹江市第一任市长、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热河省军区司令员、某军校校长（注：沈阳军区第一文化学校），2000年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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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学生活

1933年，我没经考试就进入了中学。时局混乱，上学的人不多。我记得有一天我们班只有二个人到校。直到1934年学校才正式上课，所以中学我读了4年。中学时代是我由少年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对国事有了明显的敏感性。这源于我对日本法西斯的罪恶行为有了深刻认识的结果。我认定日本人就是一个脑子里充满侵略文化的民族。如今70年过去了，我的这种观点仍然没有改变。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非常嚣张。不但发表好战言论，还修改了法律，因而能够向海外派兵，并扩大陆、海、空军等。首相和阁僚们也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从根本上否认历史上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年号叫作“平成”，就是平和成立的意思（日语和汉语不同，和平写作平和），看起来像是煞有介事，可事实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我国讲求睦邻，友好相处，但对于这样侵略成性的民族，却绝不可不防。

我就读的中学是吉林省立第四中学校。三十年代初的吉林省比现在大，管辖到松花江南岸的广大地区。在这片地域内共有8所公立中学，吉林市有2所，其余的分布在长春、依兰等地。宁安也有一所第四中学。原本是春季入学，因为时局混乱，延期了半年。入学时也很有意思，报名就可进入，不用考试。

第四中学是初、高中的二部制中学。六个年级各有一个班，另有一班师范讲习班，全校学生总共才100多人。我记得高1班是（三年级）13人，高2班（二年级）12人，高3班（一年级）20多人。我们初中是16、17、18班，数我们18班人最多，有30佐右。这些学生除本县生外，还扬宾县、延寿、尚志、穆棱、东宁等地的学生。由此可见当时的教育普及度是相当落后的。最糟的是师资问题。旧中国的中学教师实行聘任制。学校在缺员时，只能去哈尔滨招聘。然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人家都不愿受聘。有一年国文教师缺员，只好任用了当地一个叫张粹之的人。他汉学有些基础，但最拿手的是会讲评书，因而上着上着课就会给我们讲一段聊斋什么的，以提高我们的兴趣。他后来正式下海了，讲得还相当有些名气。

校长张乃仁是一个很有实干作风的人。他是留日学生，任校长后除重视教学外，还极力提倡体育。他对游泳、滑冰都酷爱，并且身体力行。学校就在江边上，具备开展这些活动的条件。就我所知，宁安的滑冰运动就是在1934年由他提倡开始的。到了1935年，学校来了两名日本人。一个叫稻泰秋，管总务，其实就是日本人校长；另一个叫大野长英，专教日语，而原来的英语教学就此废止了。同年，四中改为滨江省立宁安高级中学校，不久又易名为宁安师范学校。1936年，我就由这个学校毕业。后来这个学校搬迁到牡丹江，改名为师范学校，学制也由三年改为二年。在宁安，又另外成立了一个国民高等学校。所谓国民高等学校，就是把六年制中学缩短为四年，而且是农科国高，学科以日间劳动为主。日本人搞的这个做法就是为了降低中国人受教育的程度，是愚弄人民的一种手段。后来，还有人以某某人系伪满国高毕业为荣，其实充其量也只相当于现在的高中一年生，可见流毒多么厉害！

我中学生活的三年说起来实在可怜，除数学还算是说得过去外，其他学科基本上都是应付的。最糟糕的是历史，学的是什么肃慎、邑搂满族祖先的那一套。公平地讲，满族入关以前，是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游猎民族，文化非常落后。至于上千年以前，那更是可想而知。但灌输给我们的却硬说是如何的光辉伟大，如何先进发达，简直是痴人说梦。可我们却必须去认真的听梦、学梦，然后再去做梦，这该有多么荒唐。日本法西斯就是这样一面麻醉我们，一面逐步强化了在东北的罪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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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法西斯的走狗——靖安军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命令东北军退入关内。而在东北三省还留下了不少暂编旅，其中部分旅长还兼地方镇守使，一时之间都群龙无首了，汉奸、日特等便乘机活动。这些军队于是分化成了三部分：一部分是李杜、丁超、马占山为代表的抗日派。他们抗击日寇，也取得了一些战绩。特别是马占山指挥的江桥之役，将日军一个师团打得焦头烂额，只得从日本增兵。可当时的蒋介石、张学良只给马占山虚委的名誉头衔，没有一枪一弹的支援，致使马占山等人内缺军火，外无援助，尤其是没有人民群众作为抗战基础，终于被日寇各个击破，只能取道苏联出走；第二部分是宁安的赵不管这类人物，平时作威作福，国难当头时，解散了队伍，带着家眷溜掉了；最可恨的就是张海鹏（张大麻子）、于芷山（于大头）等人。他们早就跟日本法西斯有勾搭，九一八后公开投敌，为虎作伥。东北沦陷后，组成了抗日联军。由于有党的领导，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再加上利用东边道（旧时对现在哈大线以东地区的统称）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作战，力量越来越壮大。日寇一时难以应付，就想出叫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以张海鹏的队伍为基础，加上其他汉奸武装组成了靖安军，专门对付抗日联军。

张海鹏原是郑家屯（今双辽）地区的镇守使。这地方汉蒙杂居，汉人也带有蒙族的骠悍气质，所以他的部队比起别人来还算有些战斗力。靖安军穿黄色军服，军官的服装有红边，佩戴军衔和日本刀。营长以上官佐则有不少是日本人担任。他们来到宁安以后，占用了我们学校的部分校舍，每天都在操场上进行各种科目的军事训练。我就是在这时才第一次看到了手榴弹这种东西。靖安军在军火粮秣、物资装备等方面比抗联占很大优势，而且熟悉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风俗人情，乃至地理条件。他们专在冬季抗联最困难的时期进行军事进剿，还能通过老百姓搞到一些真实的情报，所以交锋结果抗联总是吃亏。从这点上来说，与其说抗联是败在日寇手里，莫如说是败在这帮汉奸败类手里。令我不解的是，凡是我看过的有关抗联的事绩中，对他的死对头靖安军竟一笔不提，不知是何原因。

尽管这帮狗杂种替日本法西斯卖尽力气，到头来却还是被日寇所抛弃。究其原因，一是日本人根本就看不起这些人，只是利用而已；二是这些人的出身大多是社会上的亡命徒，经过常年的作战生活，野性难驯，不是很俯首贴耳。日本人初期对这些人还有些忍让，及到可以独自掌握大局时，就不再迁就。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靖安军司令藤井中将的暴死。藤井率领靖安军在热河与抗日同盟军作战，他站在一个山头上指挥，因战斗失利，所以有些恼火。这时一个中士从山下跑上来向他报告军情，中士累得气喘吁吁，一时说不出话来。藤井大怒，拿着手中的军刀照他头上就敲了一下子。伪军没有头盔，这一下子也很重，痛得那个中士心头火起，站起来举起手中枪扣动板机，藤井应声而倒，当场毙命。这一事件在当时非常严重，足以说明了靖安军中一些人的粗野强悍。以后，日本法西斯在沈阳成立了军官候补学校，后升级为长春军官学校，培养下级军官，用以代替原来的旧军官。1939年实行了伪军的征兵制，靖安军被替代出局，彻底完蛋。

赞一个，老人家一开篇就能做到不避讳，比那些正式出版伟光正的名人回忆录强百倍，支持楼主。

二．县公署人马的大换班

旧中国县公署的职员都是穿长袍，用毛笔写字。日本参事官佐久间来了以后，命令丢掉毛笔换钢笔。这帮老职员用拿毛笔的方法拿钢笔，根本写不成字，一个个叫苦不迭。服装也要换，制定了协和服作为政府职员的制服。穿协和服就要穿皮鞋，协和服还勉强，穿了皮鞋后，这帮人连路都走不了。因为他们从会走路的时候起就穿插自家做的布鞋，造成了各种足疾。换成皮鞋，脚都不适应。更严重的是，这些人对近代的科学知识一点都不懂，思想相当的落后。日本人为了吞并东北，必须豢养一批按他们的意志行事的人。因此要废除老职员，办法就是实行文官令和武官令。所谓文官令就是凡是公职人员都是官，有行政官、司法官、都官（各级学校的教职员）。各类官都有特任、简任、荐任、变任等九个级别，如同封建时代的九品官制一样。当时人们称之为“下官雨”。这个官雨可起了作用，它投合了人们的权欲心理。学校的毕业生、社会上的青年都纷纷涌进了各级行政机构、司法机构，把一些老职员顶替下来。只有教育口当时还属例外。可日本人的这套只限于下级工作人员，高级官员还是利用唯唯喏喏的老腐败，因为他们是最好的傀儡。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我在沈阳铁路学院学习时，农业大学有一个同学对我讲的。他说伪满总理张景惠从长春专程来沈阳给他们毕业班讲话。张景惠身体健壮，声音宏亮。不料上来两句话就把礼堂里的同学逗乐了。他的开场白是：“值此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之际，。。。。。。”不巧的是这时天正下着小雨，完全没有他说的那种意境，怎能不叫大家发笑？这个讲话稿当然是他的中文秘书起草的，日本秘书核准的。那时没有天气预报，秘书只能按前一天的天气情况估计。也不知是张景惠是确实是个草包，还是他不敢擅自更改讲稿，反正从这种事情可以看出一班老官员的无能，以及日本人的淫威。官雨把人们的头脑淋昏了，一些人固然是为了谋生吃饭、养活家人，但毕竟有些人是甘心充当日本人的鹰犬，沦为民族罪人。就这样，老职员们都被炒了鱿鱼，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三．改组警察机构，实行特务统治

首批来宁安的日本人是佐久间参事官和几名警察指导官。他们首先改变的就是警察机构。公安局改为县公署隶属的警务科。警察由黑制服改为黄制服，戴警衔，佩警刀（是用薄铁皮制成的，一碰就弯，人称细鳞鱼）。警务科在地方上设立警察署和分驻所，逐步扩大警察权力。虽然警务科是县公署的隶属单位，但却是独立系统。它的特务股与警察署的特务系更是警察中的警察，从最高级到最低级是直线领导，一般单位谁都不能过问。反之，他们则可以对地方上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过问和监督。

特务股和县长的级别差两级，可以说小得多。可实际情况是特务股的权力比县长要大得多。1942年，我离职返家闲居。恰好特务股里有一个姓关的同学任警尉补（警官中最低一级）。同学相逢，自然一番热情叙话。他曾告诉我不少警察机构内部的情况。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件是警务科每月要给中国人县长、科长提出某些当前面临的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请求作全面解答。从表面上看这是请示领导，澄清一下对这些事务的认识，以及应该怎样对待。其实却是从中找毛病，寻破绽，查思想，作为整肃内部的口实。这件事关姓同学戏称为“考试”。而被考的人每逢考试都是心神不安，怕出了纰漏招来麻烦。所以尽管是县长、科长，对警务科的人也是客客气气，说小话，送礼包，不敢有一丝得罪。而刘长贵事件则最能说明警察特务机构的横行无忌与为所欲为。

1943年，刘长贵任宁安县长。他是荐任一等的高等官，留日学生出身，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凭着这一资本，他对日本人决定的事项有时就持异议，对特务股的考试也不太感冒。这就招来了祸事。有一次，县里组织慰问团赴鸡西慰问宁安派出的劳工，刘任团长。回来后就病倒了，几天后死去。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在煤矿得了传染病，可慰问团其他成员则个个无恙。不久，就有消息流传开，说是刘是遭到了日本特务所下的手脚。

另一件事是特务股里编有甲、乙、丙三个等级的黑名单，实施监管。关姓同学对我说：你是知识分子，又失业在家，还有好讲话的毛病，上了黑名单那可就麻烦了。他的劝告促使我积极寻求就业，以避免特务们的注意。

四．东京城抗日救国会的最后结局

1937年秋，东京城抗日救国会被日特侦破。这件事的结局也让人意想不到。自36年以后，吉林东部已经没有抗联活动了，所以抗日救国会的通情报、送给养的工作也基本停顿了。特务机关虽然逮捕了主要成员陈焕章、邓吉生、倪绍章等人，却并没捞到什么油水，只好把人们送交伪法院判刑。倪绍章是我的堂舅，他的长像和体形和我六舅倪绍韦相似，都住在城拐角村。特务们是夜间抓捕，阴差阳错把我的六舅也抓去了。事情弄明白以后，特务并未马上放人，而是派了六舅杂役，让他为这些被捕的人服务。外祖家不明所以，急得不行，最后快要绝望了。这时六舅突然被放了回来，一家人从大悲转为大喜。

1945年东北光复，陈、邓二人出狱，倪绍章则在狱中病殁了。陈后来加入了东北野战军，邓则出任了解放后的牡丹江市政府秘书长。

五．合并村屯，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坐镇压

从前宁安的农户都是依山傍水，在耕田近处而居，从而自然形成了村屯。35年日本法西斯强制实行并屯，指定地点，勒令居民集中居住。四周挖深壕垒土墙，按门设卡，大者称集团部落，小者称集家部落。违者烧屋，家长被判作思想犯。集中后指定的负责人称屯长，十几户编成一个单位，叫做牌。牌有牌长，如牌内一人有了反满抗日的思想，则全牌连坐，都判为思想犯。此外还有经济犯，同样会倾家荡产。什么是经济犯呢？那就更离谱。它不是现在所理解的在经济领域里犯罪，而是种族歧视的一种借口。如普通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他们只能吃高粮米，大米只有日本人才能吃。朝鲜族是日本籍的半岛人，可以吃混入大米的小米饭。

到了1940年，实行人口调查，建立民籍制度。没有民籍者，即被视作流浪而抓到煤矿或其他什么地方作苦工。到了后期就更无法无天了，街面上三天两头地抓流浪，弄得人们都不敢轻易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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