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加剧社会裂痕

（转）——









“官二代”集体登场

　　阶层的细分已成转型中国的一大显著特征，与此同时，阶层的断裂也日益明晰。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赖于社会底层不断地向上流动。但在今天这样一个断裂型社会中，社会底层的向上流动之路变得越来越艰难。相反，处于社会顶端的那些精英阶层却在努力维持代际继承。
　　为上述判断寻找佐证是轻而易举的。高考，本为贫寒子弟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制度管道，但随着权力对高考的侵蚀，以及大学本身的异化，使得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正在丧失其原有的公平，“跳农门”之门变得越来越窄，“读书无用论”重又在广大农村社会泛化。
　　公务员考试或各类选官制度是另一条可兹实现阶层流动的制度管道。同样地，这一管道也存在被堵塞的危险。权力不断为这些原来立意良好的制度包裹外衣，资历、学历乃至不着边际的道德评价标准被人为树立起来，由信息不公开或欠公开所构筑起来的信息壁垒更有利于那些熟悉公权运作的官员家庭，利用这些近水楼台来维持权力的代际继承。于是，“官二代”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并不可避免地将在网络平台里接受舆论的拷问。
　　最新的实证来自于河南。一位叫“张洪峰”的网民近日在其博客里暴料揭露河南固始县公选乡长的黑幕，据称这次选官的最终结果多为官员子弟。有平面媒体对此进行了调查，证实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而固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辉并不认可“黑幕”之说，他在回应记者采访时候表示：“情况属实。但是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后出来的，具备当选条件。”周部长并质问：“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么？”（8月25日《广州日报》）
　　从报道中看，不否定发生在固始县的“权力代际继承”都“符合程序”，同样不否认官员之后也当然有权当选官员。但周部长的回应和反问还是打错了靶子，因为民众并非“官二代”当选官员，而是质疑“官二代”因何当选了官员？民众并非看不到这些“官二代”的当选都“符合程序”，而是这些程序本身是否公平、合理并合乎法度？
　　根据周部长的介绍，此次选举分成3个步骤，第一步，在符合43周岁以下、任副科级2年以上等的条件下自荐，最后自荐出来270多人；第二步，经县里处级、正科级干部以上还有老干部代表300多人投票，推出来60多人；第三步，经过数天考察，由县委常委等官员50多人投票选出最后的乡长12人。
　　从上述程序来看，所谓“公选”，仍然是“官员选官”——少数人在选，在少数人里选。如何选呢？儿子自荐，再由老子们来推，最后又由老子们投票来选。本应体现公平与公正的选官程序，事情上异化为官员阶层的“内部民主事务”。你推我儿子，我选你女儿。说他行，他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这样的“推”与“选”中，我们看不到程序正义，看不到民意表达，也看不到制度公平，最终看到的只会是“举贤不避亲”的权力代际继承。事实上，很早就有网民较为精确地预言了此次固始选官的结果。
　　要化解公众对权力代际继承的担忧，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改“官员选官”为“民众选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经历了从单项突破到整体推进的艰难历程。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也有了一系列的突破和规范，但这种突破主要还发生在官员阶层内部。即由上级官员来选择下级官员的“内部选官制”有了一定的发展。诸如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主决策、竞争上岗、公告公示、异地交流等等具体而微的制度逐步建立。这些制度对于遏制地方党政“一把手”的“一言堂”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自而上地选官上仍然步履蹒跚。
　　官员代际继承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它将强化官员对本阶层的认同，从而使得官员不断利用权力资源来维护官员的特权利益。长此以往，官民断裂将变得难以愈合。公权力公信不彰，官员的任何决策都将跌入“塔西佗陷阱”，而不管这一决策是否有利于民生。为维护国家和谐大局，促进社会平衡转型，实现阶层之间公平合理流动，努力推动基层民主已是当下极为紧迫之任务。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依此观察，从“自上而下的选贤政治”到“正下而上的选举政治”这一政改路线图已然显现。如能沿此路线切实施行，国家选贤纳能的主体将从原来的上级官员转向普通公众。在保障了公平与合理的选举制度之下，不但权力代际继承将最终得到遏制，“跑官要官”等吏治腐败也必将大大减少。因此那时候，官员侯选人将不得不到广大的公民中去“跑官要官”，通过贿赂某位上级官员而获得职位在基层民主之下，将变成不可能。
　　有了选官的程序正义，就算最终选上的都是“官二代”，那是民众自由选择的结果。基于常识，每个人都会基于自己的理性为某一行为，民众自然也不会质疑自己的选择。（转）——









“官二代”集体登场

　　阶层的细分已成转型中国的一大显著特征，与此同时，阶层的断裂也日益明晰。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赖于社会底层不断地向上流动。但在今天这样一个断裂型社会中，社会底层的向上流动之路变得越来越艰难。相反，处于社会顶端的那些精英阶层却在努力维持代际继承。
　　为上述判断寻找佐证是轻而易举的。高考，本为贫寒子弟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制度管道，但随着权力对高考的侵蚀，以及大学本身的异化，使得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正在丧失其原有的公平，“跳农门”之门变得越来越窄，“读书无用论”重又在广大农村社会泛化。
　　公务员考试或各类选官制度是另一条可兹实现阶层流动的制度管道。同样地，这一管道也存在被堵塞的危险。权力不断为这些原来立意良好的制度包裹外衣，资历、学历乃至不着边际的道德评价标准被人为树立起来，由信息不公开或欠公开所构筑起来的信息壁垒更有利于那些熟悉公权运作的官员家庭，利用这些近水楼台来维持权力的代际继承。于是，“官二代”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并不可避免地将在网络平台里接受舆论的拷问。
　　最新的实证来自于河南。一位叫“张洪峰”的网民近日在其博客里暴料揭露河南固始县公选乡长的黑幕，据称这次选官的最终结果多为官员子弟。有平面媒体对此进行了调查，证实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而固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辉并不认可“黑幕”之说，他在回应记者采访时候表示：“情况属实。但是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后出来的，具备当选条件。”周部长并质问：“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么？”（8月25日《广州日报》）
　　从报道中看，不否定发生在固始县的“权力代际继承”都“符合程序”，同样不否认官员之后也当然有权当选官员。但周部长的回应和反问还是打错了靶子，因为民众并非“官二代”当选官员，而是质疑“官二代”因何当选了官员？民众并非看不到这些“官二代”的当选都“符合程序”，而是这些程序本身是否公平、合理并合乎法度？
　　根据周部长的介绍，此次选举分成3个步骤，第一步，在符合43周岁以下、任副科级2年以上等的条件下自荐，最后自荐出来270多人；第二步，经县里处级、正科级干部以上还有老干部代表300多人投票，推出来60多人；第三步，经过数天考察，由县委常委等官员50多人投票选出最后的乡长12人。
　　从上述程序来看，所谓“公选”，仍然是“官员选官”——少数人在选，在少数人里选。如何选呢？儿子自荐，再由老子们来推，最后又由老子们投票来选。本应体现公平与公正的选官程序，事情上异化为官员阶层的“内部民主事务”。你推我儿子，我选你女儿。说他行，他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这样的“推”与“选”中，我们看不到程序正义，看不到民意表达，也看不到制度公平，最终看到的只会是“举贤不避亲”的权力代际继承。事实上，很早就有网民较为精确地预言了此次固始选官的结果。
　　要化解公众对权力代际继承的担忧，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改“官员选官”为“民众选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经历了从单项突破到整体推进的艰难历程。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也有了一系列的突破和规范，但这种突破主要还发生在官员阶层内部。即由上级官员来选择下级官员的“内部选官制”有了一定的发展。诸如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主决策、竞争上岗、公告公示、异地交流等等具体而微的制度逐步建立。这些制度对于遏制地方党政“一把手”的“一言堂”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自而上地选官上仍然步履蹒跚。
　　官员代际继承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它将强化官员对本阶层的认同，从而使得官员不断利用权力资源来维护官员的特权利益。长此以往，官民断裂将变得难以愈合。公权力公信不彰，官员的任何决策都将跌入“塔西佗陷阱”，而不管这一决策是否有利于民生。为维护国家和谐大局，促进社会平衡转型，实现阶层之间公平合理流动，努力推动基层民主已是当下极为紧迫之任务。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依此观察，从“自上而下的选贤政治”到“正下而上的选举政治”这一政改路线图已然显现。如能沿此路线切实施行，国家选贤纳能的主体将从原来的上级官员转向普通公众。在保障了公平与合理的选举制度之下，不但权力代际继承将最终得到遏制，“跑官要官”等吏治腐败也必将大大减少。因此那时候，官员侯选人将不得不到广大的公民中去“跑官要官”，通过贿赂某位上级官员而获得职位在基层民主之下，将变成不可能。
　　有了选官的程序正义，就算最终选上的都是“官二代”，那是民众自由选择的结果。基于常识，每个人都会基于自己的理性为某一行为，民众自然也不会质疑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