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无签证无护照黑人大转移 迁向监控宽松地区

南都周刊记者·炫风 沈玎 单崇山 特约记者·小范 实习生 郑璇 广州报道

　　很多人都说，小北路满街都是非洲黑人；走在宝汉直街，就像到了黑皮肤的耶路撒冷。很多报道都在描述，一条环形天桥把这两片非洲人工作和生活的地区联接在一起，而2009年7月广州查护照所引发的上百名非洲裔人员围堵警局事件，使广州的黑人闻名全国，引得记者纷至沓来。

　　在老广州人看来，这里一直不是单纯之地。

　　早在1980年代末，中国西北省份的穆斯林就开始聚居在此。之后，按照国际商人们的描述，中国穆斯林带来了阿拉伯国家的商人，然后阿拉伯商人带来了北非穆斯林国家的淘金者；最后，在2000年初，非洲中西部传统贸易国家的黑皮肤商人，在北非同胞的指引下进占这一个区域，延续着这一片城市空间的繁杂与神秘。

　　从空中俯瞰，这里是一个铁路横向分割的漏斗形区域。在铁轨路基的南边，是越秀公园侧畔小北路的商用高楼，著名的天秀大厦；到了铁轨路基的北面，是一片典型的广州城中村。由南往北，当你在地面穿越铁道下一段漆黑的桥洞，你将从黑人商业区进入一个热闹的多国居住区，那种境况，犹如置身异国。

　　在两个多月前，中山大学的李志刚副教授曾发表过一项调查：在这个漏斗形区域底部的天秀大厦，已经形成了一个50个国家以上人群的国际化聚集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马里、多哥、冈比亚、几内亚、加纳、塞内加尔和刚果等七个黄金海岸周边国家；除了非洲人，这里还有中东人、南亚人和南美人。

　　与他们一起毗邻生活，互相交错的，还有那些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一条龙服务的中国人，一个“无微不至”的服务系统，这个系统的长度，可以从小北路一直延伸到新白云机场。

　　“现在的天秀大厦，可能是中国内地最国际化的大楼。”李志刚把广州黑人聚居区形容为“跨国社会空间(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而且这个空间的形成，缘自国际化的草根力量。这使广州的黑人聚居点与北京的韩国人聚居区、上海的日本人居住区、义乌的“中东人”一条街显示出分明的区别——这里更多跨国流动商贩，更多散居和漂泊者，他们主动聚集，和广州的本土社会划开一条隔痕。

　　这道隔阂还横亘在公安部门和非洲黑人之间。李志刚的调查是在2006和2007年间展开的，而现在，黑人们已经在广州市周边或者农村初步形成了新的聚居点。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贸易萎缩，还有中国对入境签证的收紧，很多非洲黑人——尤其是无签证甚至无护照的人正在向生活成本更低、监控更宽松的地区转移。

　　新的黑人聚居地，通常有着像宝汉直街一样，如同城中村一般相对自由无序的环境，同时，那些在天秀大厦、宝汉直街为黑人生活提供支持的饮、食、住、行的生态系统，也被当地人迅速地建立起来。黑人的“外逃”给地方带来了像小北路一带的治安风险和管理压力：用一个刚果商人的形容，这对于广州的警察来说，可能是一场无尽头的“猫捉老鼠”。
灰色商务

　　卫星地图上，红白色的天秀大厦矗立在越秀山公园旁边，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大概10年之前，36层天秀大厦还是该地段的高档楼宇，但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大量黑人由东南亚迁来广州。 当黑色皮肤的商人陆续增多，这里的本地业主也开始大量地搬走。

　　国际商人们相中这里是有原因的：这里距离广州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仅仅3公里，附近还分布着大量的轻工业产品批发市场。
不过，地理距离并不是非洲黑人集结于此的主要理由。在这个有着长期民族混杂居住传统的地区，拥有着成熟的、几乎能提供外来非洲客一切需要的支持“系统”。

　　走在天秀大厦首四层，你会看到一个个简单拼装的单元，商品满当当地挂在墙上。老板将服装像大白菜一样堆在过道里，忙乱时他们直接从上面踏过。这样的卖场集中了“中国制造”的特色——既有廉价的正牌出口批发产品，也有80元一个的LV包。

　　在中山大学的调查中，当问及职业，出没在天秀大厦的多数非洲人都认为自己是“商人”，他们经营着纺织品、电子产品乃至“任何东西”的出口生意，他们大多将在广州购得的货品运回所在国或周边地区，再通过本地销售网络进行销售。

　　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是这种出口生意遇到的经常性问题。在这里有一些做兑换生意的人，能够用比银行更优惠的汇率跟非洲商人做兑换。这些业务可以是 “明目张胆”的：桌子上摆着点钞机，以及数叠万元一叠的人民币。“我们有几个同行就因此丧了命”，来自兰州的马新生对记者说，他每天都要背着钱往银行跑几次，冒着被抢的风险。

　　兑汇贩子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把美元与人民币进行两次兑换，两次兑换之间的汇率有差别，这就是利润所在。每换100美元能赚得五毛钱人民币，而商人们也乐得方便——按照现在的规定，不管中国人外国人，每年只有5万美元的兑换额度，这对做贸易的人来说并不足够。

　　在记者前往天秀大厦的采访中，曾数次遇到出租车司机不愿意把车停靠到门口的情形，因为他们抱怨非洲黑人的体味，也认为黑人们打车一般都很计较零头碎钱，不过，对于那些专门为非洲商人服务的小车来说，态度则完全相反。

　　深夜里，MPV汽车们会在这里的临时停车场等候货主。这些车其中一部分是私人的出租车，另一部分是某些贸易公司的专用车，它们能载人或载物去广州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多非洲商人完成采购或者下完订单的时候，却已经是深夜，所以一些后续的物流工作，通常要拖到第二天一早来进行。

　　除了金融和物流有灰色从业人员的支持，天秀大厦还有很多针对非洲黑人而设的家政公司、外卖公司、中介公司，甚至按摩店??它们多数藏匿在在天秀大厦或者附近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犹如非洲黑人们的各种“商务中心”，用李志刚的比喻来说，“势头直逼香港的重庆大厦。”
       在天秀大厦这一类“黑人地标”以外，非洲商人在广州的集体行踪，也会出现在机场等地点，游移在商业物流的节点上。

　　就记者所见，每逢有飞往非洲方向航班的日子，广州白云机场出发大厅的G、F两个办票岛就会被一大群非洲客商占据；用机场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就是“黑压压”的一片。

　　利用客运班机尽量多带货物，是非洲商人节省成本、规避麻烦的一个有效方法。近年来，肯尼亚航空、卡塔尔航空和埃塞俄比亚航空等先后进驻新白云机场，提供的航线和航班都比以前增加，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运力，这也是“黑人运输团”的基础。

　　事实上，聚集在办票岛前的非洲人，并非每个人都会坐飞机离开广州，因为这些人当中包含了另一个重要的小群体——“托包佬”。这是非洲黑人组成的服务群体。所谓的托包佬，其实就是登机手续代办人，他们受客人所托，为客人在机场打点一切证件查对、登机手续、托运行李方面的繁琐事务。

　　在托运行李方面，托包佬可谓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托运行李的时候，托包佬会趁机场的工作人员不注意就做小动作，例如轻轻托起行李秤上的行李，使行李的重量有所减轻，以便托运更多行李；在行李实在是超重的时候，托包佬又会和机场工作人员周旋，费尽唇舌在超重费用问题上讨价还价，即便是一块钱也会舌战到底。

　　通常情况下，非洲商人在托包佬的帮助下，能用最低的代价尽量送走最多的货物，所以他们可以获取不错的报酬；因此黑人托包佬早已职业化，成为了专业的队伍。根据记者的调查，由于很多托包佬经常在机场露面，以至于和机场的一些工作人员都有所熟络。

　　除了论斤两外，普通非洲客商在其它物流方面所花的心思相当缜密。机场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非洲客商所携带的货物主要是服装和手机这两大类。很多人为了多带几件衣服，把很多件衣服都穿在身上一起过安检，到了登机口再脱下来；而很多妇女则在她们宽大的袍子下面隐藏众多如袜子、内衣等的小件衣物，以致远看上去体态是超常臃肿。至于托运手机电池，是空中交通的一个重要安全隐患，但经常有人一次就托运多达20公斤的非优质手机电池。

　　由于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广州机场和航空公司经常要和这些非洲商客“斗智斗勇”，在各个环节上对他们做检查。但是，现在这种通过客机带货的手段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手段，而且货运量不在少数，难免会出现半推半就的情况。
      在商务楼和机场、港口之外，黑人们还有另一套生活中心。

　　除了商业区咖啡店，很多的好东西可以在宝汉直街吃到。夜越深，这里越是非洲人的天下。除了那些在黑人聚居前就存在的穆斯林餐厅、拉面馆，还有放映黑人音乐碟片，专卖嘉士伯或青岛啤酒的小酒吧。

　　有些非洲特有的食物材料也会在这一区的市场里买到，譬如木薯面，很多住在别处的广州黑人，会专门到这里来购买，一家叫作“登峰宝汉”的农贸综合市场，可以买到各种非洲菜肴和调配料。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狭窄繁杂的宝汉直街，更多的非洲女性出现了。由于宗教各异，她们有的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有的穿着深色的服装，抱着孩子闲逛。她们有时会一家接一家地逛大号服装店或鞋店，而精品店里挂着大量色彩鲜艳的饰物也能提供给她们选择。

　　事实上，宝汉直街的店铺完全足以应付非洲人每天的基本消费。在一家“金山象商贸城”中，有专门提供国际长途机票的柜台、有可以拨打长途电话的网点、还有专门为黑人理发修指甲的理容店。宝汉直街上还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泰安诊所，坐诊的医生可以应付非洲人一般的生理疾病。

　　在小北附近的街头，很多人在沿路兜售电话卡。“外国人通常都是直接用手机打电话回本国，所以电话卡生意很好做。”一个小贩告诉记者，他一天最少能卖出1000元的电话卡，而他的熟客说两天就会花掉100元。即使是擦鞋的阿姨，也向记者反映他们的生意相当不错。

　　曾经有报刊调查，做这些“后勤”生意的多数是宁夏人和新疆人，他们懂得少量的阿拉伯语，能跟一些外国人进行简单沟通。很多学英语的大学生有时也会来给外国人做翻译，帮着他们经营生意和处理生活上的琐事。甚至，在记者的采访中，很多保安的梦想都是在上夜班的时候恶补英语，争取某一天能成为某个档口里的翻译。

　　由于生活所需基本齐备，这个外国人社区已基本成型。有一个卖装饰画的老板生意格外好，他卖得最多的一种画是沙丘中的大象。“我知道非洲人喜欢这个，”他洋洋自得地告诉记者：“来中国这么久了，想家了吧？”

　　过了晚上12点之后，天秀宾馆已经找不到任何空闲的房间，宝汉直街上的登峰宾馆也全部客满，只有新登峰宾馆和宝汉酒店还有少量价格偏高的余房。非洲妓女们坐在天秀宾馆的左侧围栏上抽烟，期待某个喝酒晚归的非洲人能够把她带走。不过男人们一般都会带着黄皮肤的妓女回来。

　　对于非洲黑人召妓，在小北路干活的值班保安郭峰说自己通常没有办法干预——“值班的保安不会让妓女上楼，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会说‘这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的亲戚’，最后只能随便登记一个访客名字，根本拦不住。”

　　无边界的黑色

　　拦不住的事情还有很多。由于贸易纠纷，天秀大厦附近时而会发生冲突事件。“每次打架，中国人总会越打越多，七八个人打一个外国人，有时却占不到什么便宜。”保安罗昱对记者说：“其实老外的脾气还好，但有些中国人不老实，有些人总是故意把次一些的货卖给他们。”

　　在广州，到目前还没有涉及黑人群体，以及为其提供生活支持的群体的权威调查，但是在小北路、三元里一代居住的中国人，认为黑人是治安隐患的基本上成为坊间的共识，其中以尼日利亚人的声誉最差。对黑人的体味、生活习惯和外形作风的不接纳，构成了这些隔阂的主要基础。

　　生意上的纠纷、互不理解所造成的或明或暗的对立，一直横亘在非洲黑人与广州社会之间。在李志刚于2006年在小北路调研的时候，就发现问卷的有效回收率相当低，几乎不到一半，因为黑人对于相关调查持着戒备心理；而且，他们的踪迹一般限于采购市场和居住点的生态系统之中，跟其他人几乎不打交道。

　　记者接触的大多数广州居民都倾向于应该对黑人进行社会管理，但这管理的难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境外人员原来是由出入境管理机关统一管理的，但现在他们只管出入境事项，把境内的管理交给了派出所，公安部门没有多少涉外管理经验，也没有相对应的外语人才，导致很多黑人入境后就‘消失’了。”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常住的外国人数目前已达5 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并且这个数据还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有报道称这个数字至少20万。在天秀大厦等地方，部分黑人经营的生意多未经工商管理部分登记注册, 有些甚至是‘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住、非法经商) 人员。”

　　过去，“三元里”、“小北”等地段是广州人熟悉的黑人聚居点，但近两年，由于广州警方盘查非法居留的密度不断增大，再加上金融风暴造成的国际贸易不景气，很多黑人都选择离开传统的聚居点，越来越多的黑人出现在番禺、黄岐等广州周边的城乡交接地区，与“天秀大厦-宝汉直街”相仿的黑人社会生态系统，正在悄悄地在广州的其他地方建立起来，这对当地的社管系统来说，无疑是一项“新鲜”的挑战。

　　在每个星期天下午，广州的石室大教堂，数百个来自的黑人会聚集在一起祈祷、唱诗、学习《圣经》。他们出发来这里的地点将会越来越多，而祈祷可能是他们最独立又清净的时刻：没有人兜售货品，没有美金要兑换，没有成堆的货物要塞进货柜，也没有警察查护照——踏出教堂，他们又立刻会回复街头独行人的角色。南都周刊记者·炫风 沈玎 单崇山 特约记者·小范 实习生 郑璇 广州报道

　　很多人都说，小北路满街都是非洲黑人；走在宝汉直街，就像到了黑皮肤的耶路撒冷。很多报道都在描述，一条环形天桥把这两片非洲人工作和生活的地区联接在一起，而2009年7月广州查护照所引发的上百名非洲裔人员围堵警局事件，使广州的黑人闻名全国，引得记者纷至沓来。

　　在老广州人看来，这里一直不是单纯之地。

　　早在1980年代末，中国西北省份的穆斯林就开始聚居在此。之后，按照国际商人们的描述，中国穆斯林带来了阿拉伯国家的商人，然后阿拉伯商人带来了北非穆斯林国家的淘金者；最后，在2000年初，非洲中西部传统贸易国家的黑皮肤商人，在北非同胞的指引下进占这一个区域，延续着这一片城市空间的繁杂与神秘。

　　从空中俯瞰，这里是一个铁路横向分割的漏斗形区域。在铁轨路基的南边，是越秀公园侧畔小北路的商用高楼，著名的天秀大厦；到了铁轨路基的北面，是一片典型的广州城中村。由南往北，当你在地面穿越铁道下一段漆黑的桥洞，你将从黑人商业区进入一个热闹的多国居住区，那种境况，犹如置身异国。

　　在两个多月前，中山大学的李志刚副教授曾发表过一项调查：在这个漏斗形区域底部的天秀大厦，已经形成了一个50个国家以上人群的国际化聚集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马里、多哥、冈比亚、几内亚、加纳、塞内加尔和刚果等七个黄金海岸周边国家；除了非洲人，这里还有中东人、南亚人和南美人。

　　与他们一起毗邻生活，互相交错的，还有那些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一条龙服务的中国人，一个“无微不至”的服务系统，这个系统的长度，可以从小北路一直延伸到新白云机场。

　　“现在的天秀大厦，可能是中国内地最国际化的大楼。”李志刚把广州黑人聚居区形容为“跨国社会空间(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而且这个空间的形成，缘自国际化的草根力量。这使广州的黑人聚居点与北京的韩国人聚居区、上海的日本人居住区、义乌的“中东人”一条街显示出分明的区别——这里更多跨国流动商贩，更多散居和漂泊者，他们主动聚集，和广州的本土社会划开一条隔痕。

　　这道隔阂还横亘在公安部门和非洲黑人之间。李志刚的调查是在2006和2007年间展开的，而现在，黑人们已经在广州市周边或者农村初步形成了新的聚居点。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贸易萎缩，还有中国对入境签证的收紧，很多非洲黑人——尤其是无签证甚至无护照的人正在向生活成本更低、监控更宽松的地区转移。

　　新的黑人聚居地，通常有着像宝汉直街一样，如同城中村一般相对自由无序的环境，同时，那些在天秀大厦、宝汉直街为黑人生活提供支持的饮、食、住、行的生态系统，也被当地人迅速地建立起来。黑人的“外逃”给地方带来了像小北路一带的治安风险和管理压力：用一个刚果商人的形容，这对于广州的警察来说，可能是一场无尽头的“猫捉老鼠”。
灰色商务

　　卫星地图上，红白色的天秀大厦矗立在越秀山公园旁边，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大概10年之前，36层天秀大厦还是该地段的高档楼宇，但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大量黑人由东南亚迁来广州。 当黑色皮肤的商人陆续增多，这里的本地业主也开始大量地搬走。

　　国际商人们相中这里是有原因的：这里距离广州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仅仅3公里，附近还分布着大量的轻工业产品批发市场。
不过，地理距离并不是非洲黑人集结于此的主要理由。在这个有着长期民族混杂居住传统的地区，拥有着成熟的、几乎能提供外来非洲客一切需要的支持“系统”。

　　走在天秀大厦首四层，你会看到一个个简单拼装的单元，商品满当当地挂在墙上。老板将服装像大白菜一样堆在过道里，忙乱时他们直接从上面踏过。这样的卖场集中了“中国制造”的特色——既有廉价的正牌出口批发产品，也有80元一个的LV包。

　　在中山大学的调查中，当问及职业，出没在天秀大厦的多数非洲人都认为自己是“商人”，他们经营着纺织品、电子产品乃至“任何东西”的出口生意，他们大多将在广州购得的货品运回所在国或周边地区，再通过本地销售网络进行销售。

　　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是这种出口生意遇到的经常性问题。在这里有一些做兑换生意的人，能够用比银行更优惠的汇率跟非洲商人做兑换。这些业务可以是 “明目张胆”的：桌子上摆着点钞机，以及数叠万元一叠的人民币。“我们有几个同行就因此丧了命”，来自兰州的马新生对记者说，他每天都要背着钱往银行跑几次，冒着被抢的风险。

　　兑汇贩子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把美元与人民币进行两次兑换，两次兑换之间的汇率有差别，这就是利润所在。每换100美元能赚得五毛钱人民币，而商人们也乐得方便——按照现在的规定，不管中国人外国人，每年只有5万美元的兑换额度，这对做贸易的人来说并不足够。

　　在记者前往天秀大厦的采访中，曾数次遇到出租车司机不愿意把车停靠到门口的情形，因为他们抱怨非洲黑人的体味，也认为黑人们打车一般都很计较零头碎钱，不过，对于那些专门为非洲商人服务的小车来说，态度则完全相反。

　　深夜里，MPV汽车们会在这里的临时停车场等候货主。这些车其中一部分是私人的出租车，另一部分是某些贸易公司的专用车，它们能载人或载物去广州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多非洲商人完成采购或者下完订单的时候，却已经是深夜，所以一些后续的物流工作，通常要拖到第二天一早来进行。

　　除了金融和物流有灰色从业人员的支持，天秀大厦还有很多针对非洲黑人而设的家政公司、外卖公司、中介公司，甚至按摩店??它们多数藏匿在在天秀大厦或者附近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犹如非洲黑人们的各种“商务中心”，用李志刚的比喻来说，“势头直逼香港的重庆大厦。”
       在天秀大厦这一类“黑人地标”以外，非洲商人在广州的集体行踪，也会出现在机场等地点，游移在商业物流的节点上。

　　就记者所见，每逢有飞往非洲方向航班的日子，广州白云机场出发大厅的G、F两个办票岛就会被一大群非洲客商占据；用机场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就是“黑压压”的一片。

　　利用客运班机尽量多带货物，是非洲商人节省成本、规避麻烦的一个有效方法。近年来，肯尼亚航空、卡塔尔航空和埃塞俄比亚航空等先后进驻新白云机场，提供的航线和航班都比以前增加，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运力，这也是“黑人运输团”的基础。

　　事实上，聚集在办票岛前的非洲人，并非每个人都会坐飞机离开广州，因为这些人当中包含了另一个重要的小群体——“托包佬”。这是非洲黑人组成的服务群体。所谓的托包佬，其实就是登机手续代办人，他们受客人所托，为客人在机场打点一切证件查对、登机手续、托运行李方面的繁琐事务。

　　在托运行李方面，托包佬可谓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托运行李的时候，托包佬会趁机场的工作人员不注意就做小动作，例如轻轻托起行李秤上的行李，使行李的重量有所减轻，以便托运更多行李；在行李实在是超重的时候，托包佬又会和机场工作人员周旋，费尽唇舌在超重费用问题上讨价还价，即便是一块钱也会舌战到底。

　　通常情况下，非洲商人在托包佬的帮助下，能用最低的代价尽量送走最多的货物，所以他们可以获取不错的报酬；因此黑人托包佬早已职业化，成为了专业的队伍。根据记者的调查，由于很多托包佬经常在机场露面，以至于和机场的一些工作人员都有所熟络。

　　除了论斤两外，普通非洲客商在其它物流方面所花的心思相当缜密。机场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非洲客商所携带的货物主要是服装和手机这两大类。很多人为了多带几件衣服，把很多件衣服都穿在身上一起过安检，到了登机口再脱下来；而很多妇女则在她们宽大的袍子下面隐藏众多如袜子、内衣等的小件衣物，以致远看上去体态是超常臃肿。至于托运手机电池，是空中交通的一个重要安全隐患，但经常有人一次就托运多达20公斤的非优质手机电池。

　　由于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广州机场和航空公司经常要和这些非洲商客“斗智斗勇”，在各个环节上对他们做检查。但是，现在这种通过客机带货的手段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手段，而且货运量不在少数，难免会出现半推半就的情况。
      在商务楼和机场、港口之外，黑人们还有另一套生活中心。

　　除了商业区咖啡店，很多的好东西可以在宝汉直街吃到。夜越深，这里越是非洲人的天下。除了那些在黑人聚居前就存在的穆斯林餐厅、拉面馆，还有放映黑人音乐碟片，专卖嘉士伯或青岛啤酒的小酒吧。

　　有些非洲特有的食物材料也会在这一区的市场里买到，譬如木薯面，很多住在别处的广州黑人，会专门到这里来购买，一家叫作“登峰宝汉”的农贸综合市场，可以买到各种非洲菜肴和调配料。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狭窄繁杂的宝汉直街，更多的非洲女性出现了。由于宗教各异，她们有的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有的穿着深色的服装，抱着孩子闲逛。她们有时会一家接一家地逛大号服装店或鞋店，而精品店里挂着大量色彩鲜艳的饰物也能提供给她们选择。

　　事实上，宝汉直街的店铺完全足以应付非洲人每天的基本消费。在一家“金山象商贸城”中，有专门提供国际长途机票的柜台、有可以拨打长途电话的网点、还有专门为黑人理发修指甲的理容店。宝汉直街上还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泰安诊所，坐诊的医生可以应付非洲人一般的生理疾病。

　　在小北附近的街头，很多人在沿路兜售电话卡。“外国人通常都是直接用手机打电话回本国，所以电话卡生意很好做。”一个小贩告诉记者，他一天最少能卖出1000元的电话卡，而他的熟客说两天就会花掉100元。即使是擦鞋的阿姨，也向记者反映他们的生意相当不错。

　　曾经有报刊调查，做这些“后勤”生意的多数是宁夏人和新疆人，他们懂得少量的阿拉伯语，能跟一些外国人进行简单沟通。很多学英语的大学生有时也会来给外国人做翻译，帮着他们经营生意和处理生活上的琐事。甚至，在记者的采访中，很多保安的梦想都是在上夜班的时候恶补英语，争取某一天能成为某个档口里的翻译。

　　由于生活所需基本齐备，这个外国人社区已基本成型。有一个卖装饰画的老板生意格外好，他卖得最多的一种画是沙丘中的大象。“我知道非洲人喜欢这个，”他洋洋自得地告诉记者：“来中国这么久了，想家了吧？”

　　过了晚上12点之后，天秀宾馆已经找不到任何空闲的房间，宝汉直街上的登峰宾馆也全部客满，只有新登峰宾馆和宝汉酒店还有少量价格偏高的余房。非洲妓女们坐在天秀宾馆的左侧围栏上抽烟，期待某个喝酒晚归的非洲人能够把她带走。不过男人们一般都会带着黄皮肤的妓女回来。

　　对于非洲黑人召妓，在小北路干活的值班保安郭峰说自己通常没有办法干预——“值班的保安不会让妓女上楼，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会说‘这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的亲戚’，最后只能随便登记一个访客名字，根本拦不住。”

　　无边界的黑色

　　拦不住的事情还有很多。由于贸易纠纷，天秀大厦附近时而会发生冲突事件。“每次打架，中国人总会越打越多，七八个人打一个外国人，有时却占不到什么便宜。”保安罗昱对记者说：“其实老外的脾气还好，但有些中国人不老实，有些人总是故意把次一些的货卖给他们。”

　　在广州，到目前还没有涉及黑人群体，以及为其提供生活支持的群体的权威调查，但是在小北路、三元里一代居住的中国人，认为黑人是治安隐患的基本上成为坊间的共识，其中以尼日利亚人的声誉最差。对黑人的体味、生活习惯和外形作风的不接纳，构成了这些隔阂的主要基础。

　　生意上的纠纷、互不理解所造成的或明或暗的对立，一直横亘在非洲黑人与广州社会之间。在李志刚于2006年在小北路调研的时候，就发现问卷的有效回收率相当低，几乎不到一半，因为黑人对于相关调查持着戒备心理；而且，他们的踪迹一般限于采购市场和居住点的生态系统之中，跟其他人几乎不打交道。

　　记者接触的大多数广州居民都倾向于应该对黑人进行社会管理，但这管理的难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境外人员原来是由出入境管理机关统一管理的，但现在他们只管出入境事项，把境内的管理交给了派出所，公安部门没有多少涉外管理经验，也没有相对应的外语人才，导致很多黑人入境后就‘消失’了。”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常住的外国人数目前已达5 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并且这个数据还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有报道称这个数字至少20万。在天秀大厦等地方，部分黑人经营的生意多未经工商管理部分登记注册, 有些甚至是‘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住、非法经商) 人员。”

　　过去，“三元里”、“小北”等地段是广州人熟悉的黑人聚居点，但近两年，由于广州警方盘查非法居留的密度不断增大，再加上金融风暴造成的国际贸易不景气，很多黑人都选择离开传统的聚居点，越来越多的黑人出现在番禺、黄岐等广州周边的城乡交接地区，与“天秀大厦-宝汉直街”相仿的黑人社会生态系统，正在悄悄地在广州的其他地方建立起来，这对当地的社管系统来说，无疑是一项“新鲜”的挑战。

　　在每个星期天下午，广州的石室大教堂，数百个来自的黑人会聚集在一起祈祷、唱诗、学习《圣经》。他们出发来这里的地点将会越来越多，而祈祷可能是他们最独立又清净的时刻：没有人兜售货品，没有美金要兑换，没有成堆的货物要塞进货柜，也没有警察查护照——踏出教堂，他们又立刻会回复街头独行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