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震惊世界一次核爆炸 我国首次空投原子弹内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22:15:46
1965年5月14日9时59分10秒，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原子弹“空爆”实验。那最准确、最关键、最神圣的一揿，就是在于福海手中完成的。不久前的一个机会，笔者有幸采访了于福海，听他讲述了我国首次空投原子弹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已年逾古稀的于福海1949年入伍，1950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入人民空军，1953年和1956年国庆节，两次驾机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中央领导检阅。
“使我终生难忘的，还是第一次空投原子弹。”于老神情激动地说。
不寻常的任务，不寻常的训练
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不过这颗原子弹是采用“地爆”方式进行实验的，对于精确测量核爆炸的当量，检验原子弹各种杀伤力的实际破坏程度等，都有很大局限。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断言：中国爆炸的只是一个原子装置，没有解决运载工具问题。要使原子弹武器化，至少需要5至10年。所以，空投原子弹，成为核试验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了取得这方面的突破，中央军委指示和国防科工委决定进行首次核弹空投试验。1965年2月，空军首长亲自到于福海所在的部队，正式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空投任务的命令，并确定了第一飞行员李源一、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讯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为正式机组；徐兴宏、赵承业、张师的、高成发、肖富贵、张尚英为预备机组。
1965年2月18日，机组人员进驻某基地，进行投弹前的飞行轰炸训练。在当时科学技术条件下，史无前例的空投核弹，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到气象学、动力学、运筹学等多种科学知识，尤其是首次运用光学瞄准，既无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又无任何资料可供查询，真可谓困难重重。平时投普通的航空炸弹，在靶心200米以内就算优秀，可是投原子弹要求就高了。因为在靶标周围，每隔一定距离都修建了房屋、铁路、桥梁、地下工事等，放置了车辆、舰艇、飞机、坦克、大炮等各种兵器，组成了效应物群，以检验原子弹的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沾染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因此必须把原子弹投到靶心100米内，才能保证获得科学的数据，达到周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全面收获”的要求。
在那些日子里，于福海和他的战友们白天在天上飞、地上练，晚上总结经验教训，摸索提高投弹精度的规律，计算、积累光学瞄准的各种数据。从1965年3月初开始，实验基地上空终日涌动着恶劣的气流，飞机颠簸、抖动得非常厉害。从万米高空看去，直径200米的靶标只有5分硬币大小。飞行时靶标在瞄准镜中辗转腾挪，很难套定。俯身瞄准的于福海两眼被碰肿了也丝毫不敢懈怠，他深知在空中失之毫厘，在地面就会偏离千米。越是急切，训练越糟。一次轰炸训练，正好遇上剧烈的高空气流，投出的一颗弹落在距靶心两千多米的地方，另一颗连弹着点也找不到。
随着正式投弹的日子越来越近，训练成绩也越来越好，来自北京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一天，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特意从指挥部来到机组，并送来一筐传说中的人参果——库尔勒香梨。他传达了周总理和军委首长的亲切问候，深情地嘱咐大家：“投弹时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投到哪里算哪里，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基础。”张副总长的一番话，不亚于一颗精神原子弹。在最后一次按实战进行的综合演习中，于福海机组投出了一颗冷炸弹，距靶心只有96米，达到了训练计划中所规定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装运空爆原子弹的另一个“战场”上，工程技术人员和空军地勤人员按照“防碰壁、防震动、防潮湿、防酸、防碱、保持一定温度”的要求，把原子弹分装在几十个箱子里。出于种种考虑，原子弹部件是凌晨0时从火车站运到机场的。起运时，岗哨林立，当地铁路和公安部门亲自护送，列车被定为一级专列，所到之处，一路绿灯。
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实验指挥部报请党中央、周总理批准，1965年5月13日傍晚，下达了空投命令。
神圣的历史性时刻
1965年5月14日凌晨3时20分，原子弹送到现场；
4时整，机组人员进入现场，开始准备；
7时54分，张爱萍下达了起飞命令；
8时13分30秒，一架我国当时最先进的轰炸机挟持惊雷、扶摇凌霄……
此时此刻，于福海心里也很不平静：“不知怎么搞的，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异常地激动、兴奋而紧张。我们很清楚，弹舱里挂着的已不是平常投掷的水泥训练弹，也不是填满TNT炸药的普通航空炸弹，那是一枚在公开场合称之为‘产品’的‘真家伙’。我们都很清楚，那些科学家、首长们和战友们为什么在我们跨进座舱、滑向起飞线之际，直至已经在空中收起起落架时，还一直高高地扬起右手，久久不愿放下，似乎有点生离死别的味道。原因很清楚：我们能不能在1小时50分钟的航程中毫无差错地飞临实验场区？能不能在气象条件下不好的情况下将原子弹从万米高空准确地投入靶标圈内？能不能在霹雳惊天、危机四伏的刹那间安全地脱离危险空域？”
“一开始，机身两侧的云浪排山倒海，一小时后渐渐稀薄。气象工作者经过千辛万苦抓住了一个云洞，靶场在9—11时有3个小时的少云天气。于是我们把‘零时’定在10时正。”于福海回忆说。
飞机飞进试验场区时，天气完全好转，醉心的蔚蓝色上空点缀着几朵白云。很快，靶标出现了：方形的白框里套着一个直径约200米的白圈，圈中画着白色的“十”字。瞧，效应物也出现了，那熟悉的桥梁、铁轨、房屋越来越清晰。按规定，飞机必须带弹进入靶标三次。
第一次进入，进行概略瞄准。
第二次进入，进行精确瞄准。
于福海紧紧地卡住靶标，迅速求出投弹诸参数，告诉战友们。
紧接着，李源一报告：“速度好，偏流对，飞机平稳。”刘景新报告：“航向和高度都很准确。”张公祥报告：“于福海计算准确，原子弹温度正常，设备良好。”
第三次进入，实施准确空投。
“通讯员孙兴富郑重地向地面指挥部请示：‘要求进入靶场上空投弹’。立即得到批准。”
“利用飞机转弯的机会，我将一直俯在瞄准具上的上身直起来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休息了一分钟。”
“‘零时’接近，我将瞄准镜中的十字标线稳稳地压上靶标中心，并开始做投弹动作，按事先分工每喊一次划掉一项。爆炸前7分钟，我大声报告：‘打开投弹总开关’。射击员韩惠安复诵后在程序表上打个对勾。爆炸前3分钟，我再次报告：‘接通产品上电源’。通讯员孙兴富复诵后划去这一项。爆炸前1分20秒我厉声报告：‘打开自动投弹器’，紧接着喊：‘打开弹舱！’”
于福海呷了一口水，同时也缓解一下“白热化”的情绪。
9时59分10秒，一切就绪。考虑到手动有0.2秒的误差，我在这时按下了投弹按钮。由于飞机减轻了重量，轻轻向上一窜，我朝外看时只见那乳白色的“产品”直直地向靶标扑去。我又在瞄准镜中观察了10秒钟，发现靶标丝毫没有偏移。李源一问我“怎么样？”我很有把握地报告：“没问题，十拿九稳。”
轰隆隆！一声巨响，天崩地裂。那雷霆万钧的力量彻底摧毁了超级大国对我国进行核讹诈的痴心妄想！
6秒钟后，排山倒海的蘑菇云裹着巨大的冲击波腾空汹涌，远在大洋彼岸的“核强国”也为之震慑，为之惊叹！
据雷达测定，原子弹爆炸在靶心40米处，确实是一次非常准确、非常成功的空投。
“当时，坐镇指挥的空军副司令员成均通过电台兴奋地对我们说：周总理刚刚和指挥部通过话，他让立刻转告你们，总理说：你们工作得很好，祝你们安全返航，回去后很好地总结经验。”
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空爆成功后，国家核试验委员会给我们机组记了集体一等功，给李源一和我记了个人一等功，给其他4名同志记了二等功。”
1965年5月23日，我和李源一与张爱萍副总长同机赶赴北京，与参加试验的兄弟单位一起进行总结。第二天，我和李源一都收到了周总理具名的请帖——
定于1965年5月30日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便宴。
敬请
光临
周恩来
“一周后，我们如期赴宴，周总理、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还在一起照了像。周总理亲切地勉励我们说：‘这次核试验很成功，为中国人民争了气，希望你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群策群力、再接再厉，为国防科研事业做出新的贡献’。”1965年5月14日9时59分10秒，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原子弹“空爆”实验。那最准确、最关键、最神圣的一揿，就是在于福海手中完成的。不久前的一个机会，笔者有幸采访了于福海，听他讲述了我国首次空投原子弹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已年逾古稀的于福海1949年入伍，1950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入人民空军，1953年和1956年国庆节，两次驾机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中央领导检阅。
“使我终生难忘的，还是第一次空投原子弹。”于老神情激动地说。
不寻常的任务，不寻常的训练
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不过这颗原子弹是采用“地爆”方式进行实验的，对于精确测量核爆炸的当量，检验原子弹各种杀伤力的实际破坏程度等，都有很大局限。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断言：中国爆炸的只是一个原子装置，没有解决运载工具问题。要使原子弹武器化，至少需要5至10年。所以，空投原子弹，成为核试验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了取得这方面的突破，中央军委指示和国防科工委决定进行首次核弹空投试验。1965年2月，空军首长亲自到于福海所在的部队，正式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空投任务的命令，并确定了第一飞行员李源一、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讯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为正式机组；徐兴宏、赵承业、张师的、高成发、肖富贵、张尚英为预备机组。
1965年2月18日，机组人员进驻某基地，进行投弹前的飞行轰炸训练。在当时科学技术条件下，史无前例的空投核弹，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到气象学、动力学、运筹学等多种科学知识，尤其是首次运用光学瞄准，既无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又无任何资料可供查询，真可谓困难重重。平时投普通的航空炸弹，在靶心200米以内就算优秀，可是投原子弹要求就高了。因为在靶标周围，每隔一定距离都修建了房屋、铁路、桥梁、地下工事等，放置了车辆、舰艇、飞机、坦克、大炮等各种兵器，组成了效应物群，以检验原子弹的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沾染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因此必须把原子弹投到靶心100米内，才能保证获得科学的数据，达到周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全面收获”的要求。
在那些日子里，于福海和他的战友们白天在天上飞、地上练，晚上总结经验教训，摸索提高投弹精度的规律，计算、积累光学瞄准的各种数据。从1965年3月初开始，实验基地上空终日涌动着恶劣的气流，飞机颠簸、抖动得非常厉害。从万米高空看去，直径200米的靶标只有5分硬币大小。飞行时靶标在瞄准镜中辗转腾挪，很难套定。俯身瞄准的于福海两眼被碰肿了也丝毫不敢懈怠，他深知在空中失之毫厘，在地面就会偏离千米。越是急切，训练越糟。一次轰炸训练，正好遇上剧烈的高空气流，投出的一颗弹落在距靶心两千多米的地方，另一颗连弹着点也找不到。
随着正式投弹的日子越来越近，训练成绩也越来越好，来自北京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一天，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特意从指挥部来到机组，并送来一筐传说中的人参果——库尔勒香梨。他传达了周总理和军委首长的亲切问候，深情地嘱咐大家：“投弹时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投到哪里算哪里，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基础。”张副总长的一番话，不亚于一颗精神原子弹。在最后一次按实战进行的综合演习中，于福海机组投出了一颗冷炸弹，距靶心只有96米，达到了训练计划中所规定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装运空爆原子弹的另一个“战场”上，工程技术人员和空军地勤人员按照“防碰壁、防震动、防潮湿、防酸、防碱、保持一定温度”的要求，把原子弹分装在几十个箱子里。出于种种考虑，原子弹部件是凌晨0时从火车站运到机场的。起运时，岗哨林立，当地铁路和公安部门亲自护送，列车被定为一级专列，所到之处，一路绿灯。
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实验指挥部报请党中央、周总理批准，1965年5月13日傍晚，下达了空投命令。
神圣的历史性时刻
1965年5月14日凌晨3时20分，原子弹送到现场；
4时整，机组人员进入现场，开始准备；
7时54分，张爱萍下达了起飞命令；
8时13分30秒，一架我国当时最先进的轰炸机挟持惊雷、扶摇凌霄……
此时此刻，于福海心里也很不平静：“不知怎么搞的，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异常地激动、兴奋而紧张。我们很清楚，弹舱里挂着的已不是平常投掷的水泥训练弹，也不是填满TNT炸药的普通航空炸弹，那是一枚在公开场合称之为‘产品’的‘真家伙’。我们都很清楚，那些科学家、首长们和战友们为什么在我们跨进座舱、滑向起飞线之际，直至已经在空中收起起落架时，还一直高高地扬起右手，久久不愿放下，似乎有点生离死别的味道。原因很清楚：我们能不能在1小时50分钟的航程中毫无差错地飞临实验场区？能不能在气象条件下不好的情况下将原子弹从万米高空准确地投入靶标圈内？能不能在霹雳惊天、危机四伏的刹那间安全地脱离危险空域？”
“一开始，机身两侧的云浪排山倒海，一小时后渐渐稀薄。气象工作者经过千辛万苦抓住了一个云洞，靶场在9—11时有3个小时的少云天气。于是我们把‘零时’定在10时正。”于福海回忆说。
飞机飞进试验场区时，天气完全好转，醉心的蔚蓝色上空点缀着几朵白云。很快，靶标出现了：方形的白框里套着一个直径约200米的白圈，圈中画着白色的“十”字。瞧，效应物也出现了，那熟悉的桥梁、铁轨、房屋越来越清晰。按规定，飞机必须带弹进入靶标三次。
第一次进入，进行概略瞄准。
第二次进入，进行精确瞄准。
于福海紧紧地卡住靶标，迅速求出投弹诸参数，告诉战友们。
紧接着，李源一报告：“速度好，偏流对，飞机平稳。”刘景新报告：“航向和高度都很准确。”张公祥报告：“于福海计算准确，原子弹温度正常，设备良好。”
第三次进入，实施准确空投。
“通讯员孙兴富郑重地向地面指挥部请示：‘要求进入靶场上空投弹’。立即得到批准。”
“利用飞机转弯的机会，我将一直俯在瞄准具上的上身直起来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休息了一分钟。”
“‘零时’接近，我将瞄准镜中的十字标线稳稳地压上靶标中心，并开始做投弹动作，按事先分工每喊一次划掉一项。爆炸前7分钟，我大声报告：‘打开投弹总开关’。射击员韩惠安复诵后在程序表上打个对勾。爆炸前3分钟，我再次报告：‘接通产品上电源’。通讯员孙兴富复诵后划去这一项。爆炸前1分20秒我厉声报告：‘打开自动投弹器’，紧接着喊：‘打开弹舱！’”
于福海呷了一口水，同时也缓解一下“白热化”的情绪。
9时59分10秒，一切就绪。考虑到手动有0.2秒的误差，我在这时按下了投弹按钮。由于飞机减轻了重量，轻轻向上一窜，我朝外看时只见那乳白色的“产品”直直地向靶标扑去。我又在瞄准镜中观察了10秒钟，发现靶标丝毫没有偏移。李源一问我“怎么样？”我很有把握地报告：“没问题，十拿九稳。”
轰隆隆！一声巨响，天崩地裂。那雷霆万钧的力量彻底摧毁了超级大国对我国进行核讹诈的痴心妄想！
6秒钟后，排山倒海的蘑菇云裹着巨大的冲击波腾空汹涌，远在大洋彼岸的“核强国”也为之震慑，为之惊叹！
据雷达测定，原子弹爆炸在靶心40米处，确实是一次非常准确、非常成功的空投。
“当时，坐镇指挥的空军副司令员成均通过电台兴奋地对我们说：周总理刚刚和指挥部通过话，他让立刻转告你们，总理说：你们工作得很好，祝你们安全返航，回去后很好地总结经验。”
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空爆成功后，国家核试验委员会给我们机组记了集体一等功，给李源一和我记了个人一等功，给其他4名同志记了二等功。”
1965年5月23日，我和李源一与张爱萍副总长同机赶赴北京，与参加试验的兄弟单位一起进行总结。第二天，我和李源一都收到了周总理具名的请帖——
定于1965年5月30日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便宴。
敬请
光临
周恩来
“一周后，我们如期赴宴，周总理、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还在一起照了像。周总理亲切地勉励我们说：‘这次核试验很成功，为中国人民争了气，希望你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群策群力、再接再厉，为国防科研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已年逾古稀的于福海1949年入伍，1950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入人民空军，1953年和1956年国庆节，两次驾机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中央领导检阅。
“使我终生难忘的，还是第一次空投原子弹。”于老神情激动地说。
不寻常的任务，不寻常的训练
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不过这颗原子弹是采用“地爆”方式进行实验的，对于精确测量核爆炸的当量，检验原子弹各种杀伤力的实际破坏程度等，都有很大局限。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断言：中国爆炸的只是一个原子装置，没有解决运载工具问题。要使原子弹武器化，至少需要5至10年。所以，空投原子弹，成为核试验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了取得这方面的突破，中央军委指示和国防科工委决定进行首次核弹空投试验。1965年2月，空军首长亲自到于福海所在的部队，正式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空投任务的命令，并确定了第一飞行员李源一、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讯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为正式机组；徐兴宏、赵承业、张师的、高成发、肖富贵、张尚英为预备机组。
1965年2月18日，机组人员进驻某基地，进行投弹前的飞行轰炸训练。在当时科学技术条件下，史无前例的空投核弹，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到气象学、动力学、运筹学等多种科学知识，尤其是首次运用光学瞄准，既无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又无任何资料可供查询，真可谓困难重重。平时投普通的航空炸弹，在靶心200米以内就算优秀，可是投原子弹要求就高了。因为在靶标周围，每隔一定距离都修建了房屋、铁路、桥梁、地下工事等，放置了车辆、舰艇、飞机、坦克、大炮等各种兵器，组成了效应物群，以检验原子弹的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沾染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因此必须把原子弹投到靶心100米内，才能保证获得科学的数据，达到周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全面收获”的要求。
在那些日子里，于福海和他的战友们白天在天上飞、地上练，晚上总结经验教训，摸索提高投弹精度的规律，计算、积累光学瞄准的各种数据。从1965年3月初开始，实验基地上空终日涌动着恶劣的气流，飞机颠簸、抖动得非常厉害。从万米高空看去，直径200米的靶标只有5分硬币大小。飞行时靶标在瞄准镜中辗转腾挪，很难套定。俯身瞄准的于福海两眼被碰肿了也丝毫不敢懈怠，他深知在空中失之毫厘，在地面就会偏离千米。越是急切，训练越糟。一次轰炸训练，正好遇上剧烈的高空气流，投出的一颗弹落在距靶心两千多米的地方，另一颗连弹着点也找不到。
随着正式投弹的日子越来越近，训练成绩也越来越好，来自北京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一天，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特意从指挥部来到机组，并送来一筐传说中的人参果——库尔勒香梨。他传达了周总理和军委首长的亲切问候，深情地嘱咐大家：“投弹时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投到哪里算哪里，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基础。”张副总长的一番话，不亚于一颗精神原子弹。在最后一次按实战进行的综合演习中，于福海机组投出了一颗冷炸弹，距靶心只有96米，达到了训练计划中所规定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装运空爆原子弹的另一个“战场”上，工程技术人员和空军地勤人员按照“防碰壁、防震动、防潮湿、防酸、防碱、保持一定温度”的要求，把原子弹分装在几十个箱子里。出于种种考虑，原子弹部件是凌晨0时从火车站运到机场的。起运时，岗哨林立，当地铁路和公安部门亲自护送，列车被定为一级专列，所到之处，一路绿灯。
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实验指挥部报请党中央、周总理批准，1965年5月13日傍晚，下达了空投命令。
神圣的历史性时刻
1965年5月14日凌晨3时20分，原子弹送到现场；
4时整，机组人员进入现场，开始准备；
7时54分，张爱萍下达了起飞命令；
8时13分30秒，一架我国当时最先进的轰炸机挟持惊雷、扶摇凌霄……
此时此刻，于福海心里也很不平静：“不知怎么搞的，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异常地激动、兴奋而紧张。我们很清楚，弹舱里挂着的已不是平常投掷的水泥训练弹，也不是填满TNT炸药的普通航空炸弹，那是一枚在公开场合称之为‘产品’的‘真家伙’。我们都很清楚，那些科学家、首长们和战友们为什么在我们跨进座舱、滑向起飞线之际，直至已经在空中收起起落架时，还一直高高地扬起右手，久久不愿放下，似乎有点生离死别的味道。原因很清楚：我们能不能在1小时50分钟的航程中毫无差错地飞临实验场区？能不能在气象条件下不好的情况下将原子弹从万米高空准确地投入靶标圈内？能不能在霹雳惊天、危机四伏的刹那间安全地脱离危险空域？”
“一开始，机身两侧的云浪排山倒海，一小时后渐渐稀薄。气象工作者经过千辛万苦抓住了一个云洞，靶场在9—11时有3个小时的少云天气。于是我们把‘零时’定在10时正。”于福海回忆说。
飞机飞进试验场区时，天气完全好转，醉心的蔚蓝色上空点缀着几朵白云。很快，靶标出现了：方形的白框里套着一个直径约200米的白圈，圈中画着白色的“十”字。瞧，效应物也出现了，那熟悉的桥梁、铁轨、房屋越来越清晰。按规定，飞机必须带弹进入靶标三次。
第一次进入，进行概略瞄准。
第二次进入，进行精确瞄准。
于福海紧紧地卡住靶标，迅速求出投弹诸参数，告诉战友们。
紧接着，李源一报告：“速度好，偏流对，飞机平稳。”刘景新报告：“航向和高度都很准确。”张公祥报告：“于福海计算准确，原子弹温度正常，设备良好。”
第三次进入，实施准确空投。
“通讯员孙兴富郑重地向地面指挥部请示：‘要求进入靶场上空投弹’。立即得到批准。”
“利用飞机转弯的机会，我将一直俯在瞄准具上的上身直起来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休息了一分钟。”
“‘零时’接近，我将瞄准镜中的十字标线稳稳地压上靶标中心，并开始做投弹动作，按事先分工每喊一次划掉一项。爆炸前7分钟，我大声报告：‘打开投弹总开关’。射击员韩惠安复诵后在程序表上打个对勾。爆炸前3分钟，我再次报告：‘接通产品上电源’。通讯员孙兴富复诵后划去这一项。爆炸前1分20秒我厉声报告：‘打开自动投弹器’，紧接着喊：‘打开弹舱！’”
于福海呷了一口水，同时也缓解一下“白热化”的情绪。
9时59分10秒，一切就绪。考虑到手动有0.2秒的误差，我在这时按下了投弹按钮。由于飞机减轻了重量，轻轻向上一窜，我朝外看时只见那乳白色的“产品”直直地向靶标扑去。我又在瞄准镜中观察了10秒钟，发现靶标丝毫没有偏移。李源一问我“怎么样？”我很有把握地报告：“没问题，十拿九稳。”
轰隆隆！一声巨响，天崩地裂。那雷霆万钧的力量彻底摧毁了超级大国对我国进行核讹诈的痴心妄想！
6秒钟后，排山倒海的蘑菇云裹着巨大的冲击波腾空汹涌，远在大洋彼岸的“核强国”也为之震慑，为之惊叹！
据雷达测定，原子弹爆炸在靶心40米处，确实是一次非常准确、非常成功的空投。
“当时，坐镇指挥的空军副司令员成均通过电台兴奋地对我们说：周总理刚刚和指挥部通过话，他让立刻转告你们，总理说：你们工作得很好，祝你们安全返航，回去后很好地总结经验。”
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空爆成功后，国家核试验委员会给我们机组记了集体一等功，给李源一和我记了个人一等功，给其他4名同志记了二等功。”
1965年5月23日，我和李源一与张爱萍副总长同机赶赴北京，与参加试验的兄弟单位一起进行总结。第二天，我和李源一都收到了周总理具名的请帖——
定于1965年5月30日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便宴。
敬请
光临
周恩来
“一周后，我们如期赴宴，周总理、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还在一起照了像。周总理亲切地勉励我们说：‘这次核试验很成功，为中国人民争了气，希望你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群策群力、再接再厉，为国防科研事业做出新的贡献’。”1965年5月14日9时59分10秒，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原子弹“空爆”实验。那最准确、最关键、最神圣的一揿，就是在于福海手中完成的。不久前的一个机会，笔者有幸采访了于福海，听他讲述了我国首次空投原子弹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已年逾古稀的于福海1949年入伍，1950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入人民空军，1953年和1956年国庆节，两次驾机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中央领导检阅。
“使我终生难忘的，还是第一次空投原子弹。”于老神情激动地说。
不寻常的任务，不寻常的训练
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不过这颗原子弹是采用“地爆”方式进行实验的，对于精确测量核爆炸的当量，检验原子弹各种杀伤力的实际破坏程度等，都有很大局限。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断言：中国爆炸的只是一个原子装置，没有解决运载工具问题。要使原子弹武器化，至少需要5至10年。所以，空投原子弹，成为核试验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了取得这方面的突破，中央军委指示和国防科工委决定进行首次核弹空投试验。1965年2月，空军首长亲自到于福海所在的部队，正式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空投任务的命令，并确定了第一飞行员李源一、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讯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为正式机组；徐兴宏、赵承业、张师的、高成发、肖富贵、张尚英为预备机组。
1965年2月18日，机组人员进驻某基地，进行投弹前的飞行轰炸训练。在当时科学技术条件下，史无前例的空投核弹，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到气象学、动力学、运筹学等多种科学知识，尤其是首次运用光学瞄准，既无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又无任何资料可供查询，真可谓困难重重。平时投普通的航空炸弹，在靶心200米以内就算优秀，可是投原子弹要求就高了。因为在靶标周围，每隔一定距离都修建了房屋、铁路、桥梁、地下工事等，放置了车辆、舰艇、飞机、坦克、大炮等各种兵器，组成了效应物群，以检验原子弹的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沾染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因此必须把原子弹投到靶心100米内，才能保证获得科学的数据，达到周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全面收获”的要求。
在那些日子里，于福海和他的战友们白天在天上飞、地上练，晚上总结经验教训，摸索提高投弹精度的规律，计算、积累光学瞄准的各种数据。从1965年3月初开始，实验基地上空终日涌动着恶劣的气流，飞机颠簸、抖动得非常厉害。从万米高空看去，直径200米的靶标只有5分硬币大小。飞行时靶标在瞄准镜中辗转腾挪，很难套定。俯身瞄准的于福海两眼被碰肿了也丝毫不敢懈怠，他深知在空中失之毫厘，在地面就会偏离千米。越是急切，训练越糟。一次轰炸训练，正好遇上剧烈的高空气流，投出的一颗弹落在距靶心两千多米的地方，另一颗连弹着点也找不到。
随着正式投弹的日子越来越近，训练成绩也越来越好，来自北京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一天，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特意从指挥部来到机组，并送来一筐传说中的人参果——库尔勒香梨。他传达了周总理和军委首长的亲切问候，深情地嘱咐大家：“投弹时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投到哪里算哪里，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基础。”张副总长的一番话，不亚于一颗精神原子弹。在最后一次按实战进行的综合演习中，于福海机组投出了一颗冷炸弹，距靶心只有96米，达到了训练计划中所规定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装运空爆原子弹的另一个“战场”上，工程技术人员和空军地勤人员按照“防碰壁、防震动、防潮湿、防酸、防碱、保持一定温度”的要求，把原子弹分装在几十个箱子里。出于种种考虑，原子弹部件是凌晨0时从火车站运到机场的。起运时，岗哨林立，当地铁路和公安部门亲自护送，列车被定为一级专列，所到之处，一路绿灯。
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实验指挥部报请党中央、周总理批准，1965年5月13日傍晚，下达了空投命令。
神圣的历史性时刻
1965年5月14日凌晨3时20分，原子弹送到现场；
4时整，机组人员进入现场，开始准备；
7时54分，张爱萍下达了起飞命令；
8时13分30秒，一架我国当时最先进的轰炸机挟持惊雷、扶摇凌霄……
此时此刻，于福海心里也很不平静：“不知怎么搞的，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异常地激动、兴奋而紧张。我们很清楚，弹舱里挂着的已不是平常投掷的水泥训练弹，也不是填满TNT炸药的普通航空炸弹，那是一枚在公开场合称之为‘产品’的‘真家伙’。我们都很清楚，那些科学家、首长们和战友们为什么在我们跨进座舱、滑向起飞线之际，直至已经在空中收起起落架时，还一直高高地扬起右手，久久不愿放下，似乎有点生离死别的味道。原因很清楚：我们能不能在1小时50分钟的航程中毫无差错地飞临实验场区？能不能在气象条件下不好的情况下将原子弹从万米高空准确地投入靶标圈内？能不能在霹雳惊天、危机四伏的刹那间安全地脱离危险空域？”
“一开始，机身两侧的云浪排山倒海，一小时后渐渐稀薄。气象工作者经过千辛万苦抓住了一个云洞，靶场在9—11时有3个小时的少云天气。于是我们把‘零时’定在10时正。”于福海回忆说。
飞机飞进试验场区时，天气完全好转，醉心的蔚蓝色上空点缀着几朵白云。很快，靶标出现了：方形的白框里套着一个直径约200米的白圈，圈中画着白色的“十”字。瞧，效应物也出现了，那熟悉的桥梁、铁轨、房屋越来越清晰。按规定，飞机必须带弹进入靶标三次。
第一次进入，进行概略瞄准。
第二次进入，进行精确瞄准。
于福海紧紧地卡住靶标，迅速求出投弹诸参数，告诉战友们。
紧接着，李源一报告：“速度好，偏流对，飞机平稳。”刘景新报告：“航向和高度都很准确。”张公祥报告：“于福海计算准确，原子弹温度正常，设备良好。”
第三次进入，实施准确空投。
“通讯员孙兴富郑重地向地面指挥部请示：‘要求进入靶场上空投弹’。立即得到批准。”
“利用飞机转弯的机会，我将一直俯在瞄准具上的上身直起来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休息了一分钟。”
“‘零时’接近，我将瞄准镜中的十字标线稳稳地压上靶标中心，并开始做投弹动作，按事先分工每喊一次划掉一项。爆炸前7分钟，我大声报告：‘打开投弹总开关’。射击员韩惠安复诵后在程序表上打个对勾。爆炸前3分钟，我再次报告：‘接通产品上电源’。通讯员孙兴富复诵后划去这一项。爆炸前1分20秒我厉声报告：‘打开自动投弹器’，紧接着喊：‘打开弹舱！’”
于福海呷了一口水，同时也缓解一下“白热化”的情绪。
9时59分10秒，一切就绪。考虑到手动有0.2秒的误差，我在这时按下了投弹按钮。由于飞机减轻了重量，轻轻向上一窜，我朝外看时只见那乳白色的“产品”直直地向靶标扑去。我又在瞄准镜中观察了10秒钟，发现靶标丝毫没有偏移。李源一问我“怎么样？”我很有把握地报告：“没问题，十拿九稳。”
轰隆隆！一声巨响，天崩地裂。那雷霆万钧的力量彻底摧毁了超级大国对我国进行核讹诈的痴心妄想！
6秒钟后，排山倒海的蘑菇云裹着巨大的冲击波腾空汹涌，远在大洋彼岸的“核强国”也为之震慑，为之惊叹！
据雷达测定，原子弹爆炸在靶心40米处，确实是一次非常准确、非常成功的空投。
“当时，坐镇指挥的空军副司令员成均通过电台兴奋地对我们说：周总理刚刚和指挥部通过话，他让立刻转告你们，总理说：你们工作得很好，祝你们安全返航，回去后很好地总结经验。”
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空爆成功后，国家核试验委员会给我们机组记了集体一等功，给李源一和我记了个人一等功，给其他4名同志记了二等功。”
1965年5月23日，我和李源一与张爱萍副总长同机赶赴北京，与参加试验的兄弟单位一起进行总结。第二天，我和李源一都收到了周总理具名的请帖——
定于1965年5月30日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便宴。
敬请
光临
周恩来
“一周后，我们如期赴宴，周总理、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还在一起照了像。周总理亲切地勉励我们说：‘这次核试验很成功，为中国人民争了气，希望你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群策群力、再接再厉，为国防科研事业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