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公开的“三公”消费

　花了超过1000元人民币（约212新元）的纸张费与邮寄费，中国河南南阳市民王清去年12月30日依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南阳市181个行政部门提交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的申请。

　　结果，在181个部门中，只有18个按期给予回复。而且他们的回复绝大部分还是无效的，例如有的部门只寄回一份空白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或者要求王清自己去有关网站搜寻，但是王清多次登陆这些网站，根本找不到他要的信息。

　　王清要的是哪些敏感，或者政府部门认为不宜公开的信息？《瞭望新闻周刊》近期的专题介绍了王清要求公开的信息内容。

　　王清首先要知道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的名称、履历、分工，各部门的具体职能、通信地址、举报电话与电子信箱；他们2007年与2008年的工作目标与实施情况，联系群众的次数等。

　　此外，比较直击要害的是：相关部门在2007年至2008年间各项财政专项资金、专项经费的分配使用情况，职务消费、公款报销、公务接待、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车辆费、固定资产购置费、购买小汽车费用、公款出国等具体信息。

　　他还要求有关部门公开所拥有的公务车台数、专车台数、车辆维护费用、燃油费用、专职司机工资支出数额。

　　看到上面的细节后，很多人大概会无奈苦笑。

　　王清申请政府公开信息遇到“玻璃门”，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一年以来的成绩单，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例子再次凸显了推行“阳光政府”的实际困难，也许不在于官员观念是否转变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政府公务开销里究竟包含多少公开不得、不能示人的内容。

　　王清要求知道他所生活城市里181个部门公款报销与公车消费的具体情况。事实上，中国“三公”（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消费的数额以及它占国家行政开支的比例，一向是神秘数字。直到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间接透露说，“社会上有个说法”中国的“三公”消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占行政支出三分之一。舆论界为之哗然。

　　官方此后既没有确认，也不曾公开辟谣。最终，每年9000亿的“三公”消费在大众激烈议论、批评了一番以后，不了了之。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国民教育水平提高，有关问题难免将更频密地被提出，使当局回避的难度加大。月收入才836元的王清，愿意付出1000元要求政府公布“三公”消费，就说明一般的市民争取知情权与监督政府意识的高涨。

　　说到底，中国反腐其实只要展示决心抓住两条：一、官员财产公示，二、“三公”消费公示。前者是“终极反腐”，从制度上确保所有官员都面对平等的审查，让行贿受贿的行为无所遁形。后者则是防堵国家资源、公器被管官僚集团私用滥用。

　　官员财产与“三公”消费公示，被认为是行政成本最小、最公平的反腐措施，比法律法规都更有效用。各政府部门与官员对于财产与“三公”消费信息公示的回避心态，官民双方在这个问题反复对峙，恰恰将中国改革此时该从何入手这一问题的答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 ... an_jing090724.shtml花了超过1000元人民币（约212新元）的纸张费与邮寄费，中国河南南阳市民王清去年12月30日依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南阳市181个行政部门提交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的申请。

　　结果，在181个部门中，只有18个按期给予回复。而且他们的回复绝大部分还是无效的，例如有的部门只寄回一份空白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或者要求王清自己去有关网站搜寻，但是王清多次登陆这些网站，根本找不到他要的信息。

　　王清要的是哪些敏感，或者政府部门认为不宜公开的信息？《瞭望新闻周刊》近期的专题介绍了王清要求公开的信息内容。

　　王清首先要知道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的名称、履历、分工，各部门的具体职能、通信地址、举报电话与电子信箱；他们2007年与2008年的工作目标与实施情况，联系群众的次数等。

　　此外，比较直击要害的是：相关部门在2007年至2008年间各项财政专项资金、专项经费的分配使用情况，职务消费、公款报销、公务接待、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车辆费、固定资产购置费、购买小汽车费用、公款出国等具体信息。

　　他还要求有关部门公开所拥有的公务车台数、专车台数、车辆维护费用、燃油费用、专职司机工资支出数额。

　　看到上面的细节后，很多人大概会无奈苦笑。

　　王清申请政府公开信息遇到“玻璃门”，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一年以来的成绩单，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例子再次凸显了推行“阳光政府”的实际困难，也许不在于官员观念是否转变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政府公务开销里究竟包含多少公开不得、不能示人的内容。

　　王清要求知道他所生活城市里181个部门公款报销与公车消费的具体情况。事实上，中国“三公”（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消费的数额以及它占国家行政开支的比例，一向是神秘数字。直到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间接透露说，“社会上有个说法”中国的“三公”消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占行政支出三分之一。舆论界为之哗然。

　　官方此后既没有确认，也不曾公开辟谣。最终，每年9000亿的“三公”消费在大众激烈议论、批评了一番以后，不了了之。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国民教育水平提高，有关问题难免将更频密地被提出，使当局回避的难度加大。月收入才836元的王清，愿意付出1000元要求政府公布“三公”消费，就说明一般的市民争取知情权与监督政府意识的高涨。

　　说到底，中国反腐其实只要展示决心抓住两条：一、官员财产公示，二、“三公”消费公示。前者是“终极反腐”，从制度上确保所有官员都面对平等的审查，让行贿受贿的行为无所遁形。后者则是防堵国家资源、公器被管官僚集团私用滥用。

　　官员财产与“三公”消费公示，被认为是行政成本最小、最公平的反腐措施，比法律法规都更有效用。各政府部门与官员对于财产与“三公”消费信息公示的回避心态，官民双方在这个问题反复对峙，恰恰将中国改革此时该从何入手这一问题的答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 ... an_jing09072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