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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5: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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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的新书也出版了——上个月拿到样书，本月底投放市场，前天从新加坡回来就看到了有读者发来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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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马：危机时代的中国抉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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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马：危机时代的中国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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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马：危机时代的中国抉择》
目录
阅读指要 - 14 -
引言 无限风光 - 15 -
第一部分 两个百年之约背后的中国抉择 - 16 -
两个大大提前的约定 - 17 -
弗格森教授的“新发明” - 17 -
中国经济增长的世界意义 - 18 -
变化中的2008 - 19 -
危机中的国家抉择 - 20 -
刻不容缓的“换马” - 21 -
第一个层次的换马：经济增长动力模式的换马 - 21 -
第二个层次的换马：经济发展战略的换马 - 22 -
第三个层次的换马：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换马 - 22 -
来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召唤 - 23 -
跨过黄金门槛 - 24 -
“四非社会”时代的到来 - 26 -
第二部分 三大秩序的变革契机 - 27 -
维系世界的三大制度安排 - 28 -
被次贷危机改变了的世界政治版图——“超霸时代”的句号 - 29 -
误中副车的石油奇谋 - 29 -
不期而至的多极时代 - 31 -
被次贷危机改变了的世界货币与金融秩序——美元体制的动摇 - 32 -
“纸黄金”与“真霸权” - 33 -
“华盛顿共识”陷阱 - 34 -
特里芬的“乌鸦嘴” - 35 -
无可奈何花落去 - 37 -
“美元边缘化”之路 - 39 -
被次贷危机改变了的世界贸易与产业格局——国际“剪刀差”的弱化 - 42 -
“肥水不流外人田”之祸 - 42 -
“金剪刀”的没落 - 43 -
第三部分 次贷危机是什么 - 45 -
几个要命的关键词 - 47 -
次级抵押贷款膨胀的背后 - 47 -
次级抵押债券的“贡献” - 49 -
信用违约掉期的“保险” - 50 -
次贷危机的传染轨迹 - 51 -
都是利率惹的祸 - 51 -
忽啦啦似大厦倾 - 52 -
“World on the edge”——世界站在了悬崖的边缘！ - 55 -
风中的飞蛾：谁能成为幸存者 - 56 -
缩水富豪的排行榜 - 57 -
政府：最后的防火墙 - 59 -
经济国家主义的流行 - 59 -
《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 - 60 -
“放水淹没”疗法 - 63 -
谁之过 - 64 -
态度决定一切：对宏观之失的思考 - 65 -
脱缰之祸：市场之失的背后 - 66 -
道德风险：危机的微观根源 - 67 -
奥巴马的愤怒 - 67 -
中国会是下一根风中之烛吗 - 68 -
第四部分 中国经济抗震分析 - 68 -
“不差钱”的中国金融业 - 69 -
防火墙的隔绝 - 70 -
基本面的改善 - 71 -
监管者的贡献 - 71 -
资金链的牢固 - 72 -
决策者的强大 - 72 -
有钱真好 - 73 -
4万亿：中央政府的火车头 - 73 -
两个引起了广泛关心的问题 - 75 -
全面跟进的地方政府投资 - 79 -
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巨工程” - 81 -
未来会怎样 - 82 -
第五部分 换马：繁荣的中国式道路 - 83 -
繁荣的根本之策 - 84 -
三个否定性的答案 - 84 -
迫在眉睫的“换马” - 85 -
经济增长动力的换马 - 85 -
三个“过去时”的瓶颈 - 86 -
旧方式的极限 - 87 -
一个崭新的视角 - 88 -
内需的潜力和能量 - 89 -
经济发展战略的换马 - 91 -
超越“胡焕庸线” - 92 -
动力内在化与发展战略转型 - 94 -
现代化战略的“换马” - 95 -
“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 95 -
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 97 -
一场结构性调整的持久战 - 99 -
第六部分 四非：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 - 100 -
“百年之悔”的背后 - 101 -
再谈“三盎司黄金”门槛 - 102 -
经济社会结构形态的变迁 - 103 -
以“365<7”为“起点” - 106 -
“四非”社会的总体特征 - 109 -
非常规：与众不同的中国社会～经济增长模式 - 110 -
非线性：量变～质变的结构转型与跨越式发展 - 113 -
非均衡：经济发展动力的矛盾式增长 - 117 -
非稳定：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发展过程 - 118 -
结语 第三次思想解放——我们解放什么 - 121 -
我们所知的历史已臻于终点了吗 - 121 -
福山的妄言 - 121 -
东亚模式的争论 - 122 -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争 - 122 -
北京共识的实质 - 123 -
“彭氏中国威胁论” - 124 -
中国人近现代的三次思想解放 - 125 -
第一次思想解放：从“他信”到“自信” - 126 -
第二次思想解放：从“两个凡是”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129 -
第三次思想解放：走人家的路还是走自己的路 - 130 -
后记：做中国气派的学问 - 133 -
无图无目录无真相……[:a1:]
扉页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
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
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
人们面前拥有一切，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双城记》查尔斯•狄更斯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
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
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
人们面前拥有一切，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双城记》查尔斯•狄更斯
你好，奥巴马同志！
史无前例的救援计划、前所未有的金融机构破产、大规模的国有化浪潮、无可奈何的AIG奖金门事件、美联储绝望中的“印钞票”行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通过克莱斯勒的“受控破产”成为后者最大的控制人，……。以“改变”（CHANGE）为口号当选的美国第一位有着黑人血统的总统奥巴马，在上任不久就通过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政”，也遭遇了他的所有前任所没有遇到过的巨大挑战。这些政策能否奏效，人们不得而知，但是美国社会由此发生的重大改变却是有目共睹的。对此，有人感叹说，以后再和奥巴马总统打招呼的时候不应该说：“你好！奥巴马先生”；而应该改口为：“你好！奥巴马同志”！
“巧实力”背后的无奈与尴尬
2009年1月13日，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时，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巧实力”（The Smart Power）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定义：巧实力就是一种综合运用应实力和软实力取得胜利的战略。这个“巧”字一语道破了奥巴马政府强烈渴望从各种对外政策的麻烦中脱身的“疗伤外交”的“尴尬和无奈”——既想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对美国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苦于国力的急剧下落“力不从心”！它不但意味着美国将从“单边主义”和“军事解决”的布什主义的转向，外交将成为变过分依赖硬实力为软硬兼施的对外政策的先锋；也意味着以美国实质上的对外影响的收缩为一个凭借强大实力将美国利益凌驾于各国利益之上的“超霸时代”画上了句号。
3、“猛禽”之殇
2009年4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宣布：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F-22“猛禽”，在最终装备187架之后，将提前关闭生产线。这种开发于冷战晚期的第四代战斗机号称曾经在演习中创造过和三代战斗机144︰0以及240︰2的交换比记录！同时也创造了战斗机历史上最昂贵的采购单价记录。为了保证F-22的绝对先进地位，美国国会曾经立法禁止对任何国家——包括美国最亲密的盟国英国和日本出口这种战斗机。“猛禽”计划终结的表面原因是因为不适于对付“路边炸弹”。实际上其背后反映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全面收缩。军事手段不是万能的。美国人在花了八年时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终于在次贷危机的“帮助下”认清了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看，“猛禽”之殇也意味着单边主义之殇。
4、“资本主义玩不转了”
2008年3月底，在G20领导人伦敦峰会召开前夕，当记者采访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时，这位外交大臣不无伤感地指出：“单极时代将在4月2日结束。我们将会得到重要机会，使我们能够开始在同一个平面上讨论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问题，一个多极时代将会开启。”在这次峰会举行前后，大群饱受次贷危机打击的民众在会场外举行了抗议活动。一些表威者打出了一个醒目的横幅“资本主义玩不转了”！——许多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你那个制度如果真的那么好——怎么惹祸的总是你，而受伤的却总是我？
“Chimerica”与“G2”时代
2007年，一位美国学者，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Nial Ferguson）发明了一个新词“Chimerica”——“中美国”。按照他的解释，中国“China”和美国“America”，这两个分居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颇有先见之明的弗格森教授赶在奥巴马总统就职之际连忙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相当有说服力的文章“Team Chimerica”，敦促奥巴马政府抓紧时间与北京对话，加强这个“Chimerica”的联系，以免最后出现北京自己召开“G1”峰会的局面。2009年3月6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在《华盛顿邮报》联名发表文章《世界经济复苏取决“G2”》。文章提出世界经济要想复苏，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两国集团）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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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跨越“胡焕庸线”
翻开中国经济地图，我们看到的是被一条著名的东北起自黑龙江省爱珲，西南到云南腾冲的“胡焕庸线”一分为二的中国。在“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有大约36%的国土面积，却集中了大约96%的人口和几乎全部经济发达地区。而在“胡焕庸线”以西，自大兴安岭山脉以下，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最险峻的横断山系以及沙漠荒漠，主要集中于这个地区；尽管有着中国64%的国土面积但是只生活着大约4%的人口，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与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巨大。在最近30年中，在“胡焕庸线”经过的中国中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其发展也被以出口工业为先导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甩到了脑后。这主要是由于，在出口导向下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原有的中部作为重要的装备制造链条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所致。在这幅“先东后西”的经济地图背后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如果放任其在世界经济危机蔓延下的今天继续发展，就等于是让外国经济需求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布局洗牌”，并且使得整个经济在危机时代受到外部的拖累而停滞，从而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战略构成威胁。因此，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换马”——意味着我们必须跨越“胡焕庸线”！改变将东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战略选择，使得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和现代化发展战略重中之重的新焦点。
7、“中国创造”的时代
2008年11月2日，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用喷气客机ARJ-21 “翔凤”终于飞上了蓝天。过去30年中，中国的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在许多方面，不断地发生量变～质变的变迁。中国的产业结构，在很短的时间中通过跨越式的发展，迅速地迈过了发达国家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才能穿越的道路。以钢铁为例，2004年，中国钢铁仅仅十个月的产量，就相当于排在我们后面的美国、日本、英国、俄国的钢铁产量总和！——中国已经稳稳地坐上了世界钢铁产量的第一把交椅。在汽车、家电、船舶、集成电路、民用客机制造等机电产品的制造方面，中国的竞争力也在快速上升，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市场的“价格终结者”——一旦中国掌握某种产品的核心生产技术，那么这种产品的高价格就将迅速被中国人的“海量”产量“抹平”，其价格壁垒就会迅速“崩溃”，其高额利润也将在短期内迅速“归零”。而这类情况正在一个又一个被视为高端的市场中不断出现。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制造”的努力下，许多旧时高不可攀的“王谢堂前燕”，已经飞入了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家”。
2008年11月29日，在中国上海浦东，两座被认为是浦东地标的摩天大厦——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的一旁，一座高达660米的亚洲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动工兴建了。两年后，这座大厦将与金茂大厦、环球金融大厦一道成为黄浦江畔最耀眼的一道风景。就在一周前，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另一座被认为是俄罗斯、乃至欧洲新地标的摩天大厦——612米高的“俄罗斯塔”，也迎来了它的“大日子”——“停工”——因为经济危机和财政困难，大厦的投资方宣布“俄罗斯塔”无限期停工——没过多久，莫斯科市政府被迫宣布由于投资方拒绝继续投资，这座摩天大厦将彻底停建——原址准备改建成大型停车场或者公园。就在全球各国经济因为金融危机的打击而纷纷中止新的摩天大厦计划之际，中国几乎成为了唯一一个还在继续计划和修建新大厦的地方。因为这些中国巨人的修建者们相信：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即将到来！
引言
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宋代大诗人王安石《江上》
总的来看，本书是一本和危机有关的著作，但却不是一本研究危机本身或者对抗危机的权宜之计的著作；本书是一本和经济有关的著作，但肯定不是一本晦涩高深的经济学教科书。
总的来看，这是一本研究在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大背景下，中国未来社会经济政策取向的著作；也是一本旨在探索一条在被称为“四非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背景下，开启中国式繁荣道路的著作。在本书中，作者试图通过全球视野的全景式分析，为读者展示一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画卷。
本书的写作，是基于作者的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将深刻地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第二，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将由此大大提前。
第三，中国的迅猛发展和进步，将深刻变革地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与大多数类似作品不同的是，本书的作者认为，次贷危机对于已经进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是一个宝贵的时机——大规模的结构性调整将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
当似乎看不见尽头的次贷危机依然凶猛的时候，本书试图以一种相对轻松的语言，在一个还算过得去的轻松的文字环境里，带领大家去讨论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危机时代的中国抉择！
感谢我们的改革开放。虽然大多数国人感受到肇始于大洋彼岸的那场危机还只是最近的事情，但是关于次贷危机的著作、新闻和信息，却早就如同雪崩般将我们淹没了。因此，在这本书中，作者相信我们无需再以极其专业的术语去深究那些晦涩的金融秘籍、去沉浸于复杂的数理推敲和精确的数据统计、去详细地分析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
本书的重点在于中国，在于讨论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应有的抉择。在这本书中，作者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针对这种影响，中国将进行的结构性调整——本书将这种调整称为“换马”。作者在为读者详细分析未来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变迁的基础上，介绍了以“换马”为核心的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之路。
关于“换马”，作者将其划分为了三个层次：
经济增长动力源的换马；
经济增长区域战略的换马；
现代化道路的换马。
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始作俑者——次贷危机本身的分析，反倒成了相当次要的事情。研究这个问题，不过是为了我们的抉择提供必要的基本素材，充其量是帮助我们理清抉择的思路而已。
作为一个并非乐观的经济学工作者和宏观政策的一名观察者，作者在本书中试图引领大家去思考如下问题：
次贷危机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
我们对抗次贷危机的努力能够成功吗？
我们应当怎样在这场次贷危机中“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如何能够“化‘危’为‘机’”将这次危机作为实现我们伟大目标的起点？
作者认为，归根结蒂，研究次贷危机还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次贷之危的背后，正是“中国之机”！那么如何转“危”为“机”，并且把这个问题说得通俗易懂呢？
——这，正是本书所试图解决的问题！
当然，对这些问题，作者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本书的引言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作者的写作初衷，虽然实际内容不多，但相信对于了解本书及作者的基本观点，很有可能是有所裨益的。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两个百年之约背后的中国抉择”中，作者从胡 锦 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入手，为读者勾勒出了中国在危机时代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基本路径。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三大秩序的变革契机”中，作者通过剖析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与演变，为读者们分析了次贷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与影响。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次贷危机是什么”中，作者较为详细地带领大家研究了次贷危机的缘起、成因和发展演化途径，在尽可能地将这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危机讲得比较深入浅出的前提下，着重于探讨这场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的具体影响。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中国经济抗震分析”中，作者集中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在次贷危机中所受的影响和冲击，并据此分析了中国政府应对次贷危机相关对策的影响和意义，进而提出了中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政策取向。
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换马：繁荣的中国式道路”中，在前几个部分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通过三重“换马”实现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构想和政策主张，并由此提出了在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在本书的第六部分“四非：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中，作者通过对中国社会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后所表现出的相关特征的具体分析，对中、长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解答。
在结语“第三次思想解放——我们解放什么”中，作者对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层问题——“道路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剖析——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仅供对此问题很有兴趣的朋友们阅读。
作者认为：这次危机为我们实现百年来的民族复兴提供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机会，因为这次次贷危机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处的世界！
——“加速超车”的时候已经到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对抗来自危机的冲击；我们有更为关键的事情要去做——那就是抓住次贷危机和中国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历史性机会，去实现“换马”！
正如本书描写的那样，当三个层次的“换马”真的顺利实现，那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大功接近告成！那将意味着一个经济总量相当于大洋对岸那个梦想之国的四到五倍的一个强大国家屹立在了太平洋的西岸！
——这不仅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也将是自公元1500年来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
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对我们是如此的清晰和明朗。
但是，作者深知，有了实力，有了机遇，并不等于就能成功！
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勤奋和智慧，更需要远见和决断！
也许，实现这个目标，不仅仅需要把握危机带来的机遇，还需要我们在暴风雨中再进行一次思想的洗礼！去探索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成功之路。
无限风光在险峰！
感谢命运把我们降生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来吧，让我们一起去为中国的光荣和梦想贡献我们自己的智慧和沉着！
也为我们自己，在这无限风光中找到应有的位置！
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宋代大诗人王安石《江上》
总的来看，本书是一本和危机有关的著作，但却不是一本研究危机本身或者对抗危机的权宜之计的著作；本书是一本和经济有关的著作，但肯定不是一本晦涩高深的经济学教科书。
总的来看，这是一本研究在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大背景下，中国未来社会经济政策取向的著作；也是一本旨在探索一条在被称为“四非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背景下，开启中国式繁荣道路的著作。在本书中，作者试图通过全球视野的全景式分析，为读者展示一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画卷。
本书的写作，是基于作者的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将深刻地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第二，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将由此大大提前。
第三，中国的迅猛发展和进步，将深刻变革地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与大多数类似作品不同的是，本书的作者认为，次贷危机对于已经进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是一个宝贵的时机——大规模的结构性调整将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
当似乎看不见尽头的次贷危机依然凶猛的时候，本书试图以一种相对轻松的语言，在一个还算过得去的轻松的文字环境里，带领大家去讨论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危机时代的中国抉择！
感谢我们的改革开放。虽然大多数国人感受到肇始于大洋彼岸的那场危机还只是最近的事情，但是关于次贷危机的著作、新闻和信息，却早就如同雪崩般将我们淹没了。因此，在这本书中，作者相信我们无需再以极其专业的术语去深究那些晦涩的金融秘籍、去沉浸于复杂的数理推敲和精确的数据统计、去详细地分析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
本书的重点在于中国，在于讨论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应有的抉择。在这本书中，作者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针对这种影响，中国将进行的结构性调整——本书将这种调整称为“换马”。作者在为读者详细分析未来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变迁的基础上，介绍了以“换马”为核心的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之路。
关于“换马”，作者将其划分为了三个层次：
经济增长动力源的换马；
经济增长区域战略的换马；
现代化道路的换马。
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始作俑者——次贷危机本身的分析，反倒成了相当次要的事情。研究这个问题，不过是为了我们的抉择提供必要的基本素材，充其量是帮助我们理清抉择的思路而已。
作为一个并非乐观的经济学工作者和宏观政策的一名观察者，作者在本书中试图引领大家去思考如下问题：
次贷危机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
我们对抗次贷危机的努力能够成功吗？
我们应当怎样在这场次贷危机中“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如何能够“化‘危’为‘机’”将这次危机作为实现我们伟大目标的起点？
作者认为，归根结蒂，研究次贷危机还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次贷之危的背后，正是“中国之机”！那么如何转“危”为“机”，并且把这个问题说得通俗易懂呢？
——这，正是本书所试图解决的问题！
当然，对这些问题，作者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本书的引言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作者的写作初衷，虽然实际内容不多，但相信对于了解本书及作者的基本观点，很有可能是有所裨益的。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两个百年之约背后的中国抉择”中，作者从胡 锦 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入手，为读者勾勒出了中国在危机时代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基本路径。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三大秩序的变革契机”中，作者通过剖析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与演变，为读者们分析了次贷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与影响。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次贷危机是什么”中，作者较为详细地带领大家研究了次贷危机的缘起、成因和发展演化途径，在尽可能地将这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危机讲得比较深入浅出的前提下，着重于探讨这场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的具体影响。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中国经济抗震分析”中，作者集中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在次贷危机中所受的影响和冲击，并据此分析了中国政府应对次贷危机相关对策的影响和意义，进而提出了中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政策取向。
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换马：繁荣的中国式道路”中，在前几个部分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通过三重“换马”实现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构想和政策主张，并由此提出了在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在本书的第六部分“四非：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中，作者通过对中国社会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后所表现出的相关特征的具体分析，对中、长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解答。
在结语“第三次思想解放——我们解放什么”中，作者对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层问题——“道路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剖析——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仅供对此问题很有兴趣的朋友们阅读。
作者认为：这次危机为我们实现百年来的民族复兴提供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机会，因为这次次贷危机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处的世界！
——“加速超车”的时候已经到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对抗来自危机的冲击；我们有更为关键的事情要去做——那就是抓住次贷危机和中国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历史性机会，去实现“换马”！
正如本书描写的那样，当三个层次的“换马”真的顺利实现，那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大功接近告成！那将意味着一个经济总量相当于大洋对岸那个梦想之国的四到五倍的一个强大国家屹立在了太平洋的西岸！
——这不仅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也将是自公元1500年来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
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对我们是如此的清晰和明朗。
但是，作者深知，有了实力，有了机遇，并不等于就能成功！
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勤奋和智慧，更需要远见和决断！
也许，实现这个目标，不仅仅需要把握危机带来的机遇，还需要我们在暴风雨中再进行一次思想的洗礼！去探索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成功之路。
无限风光在险峰！
感谢命运把我们降生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来吧，让我们一起去为中国的光荣和梦想贡献我们自己的智慧和沉着！
也为我们自己，在这无限风光中找到应有的位置！
第一部分 两个百年之约背后的中国抉择
“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00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 锦 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次贷危机正在深刻的改变世界。
次贷危机正在深刻的改变中国。
正在深刻改变的中国也正在深刻的改变世界！
……
在不远的将来，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2021年前后，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的小康社会建成之时，我们也许将看到一个经济规模与美国等量齐观的大国——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扛鼎之国！
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2049年前后，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成之时，我们也许将看到一个人均GDP与美国等量齐观，但是整体经济规模将是退居世界第二的美国的4～5倍，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约40%的大国——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头号大国和强国！
这不是痴人说梦，这是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事实！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于中国复兴的历史破晓时分。
在暴风骤雨般席卷世界的次贷危机中，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看到我们伟大的目标是如此清晰，如此接近！
这两个诱人的百年之约，即将到来！
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有意思的是，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开始于风云际会的2008年，肇始于那场不期而至的次贷危机，发端于我们已经和即将做出的一系列“中国式抉择”！
“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00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 锦 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次贷危机正在深刻的改变世界。
次贷危机正在深刻的改变中国。
正在深刻改变的中国也正在深刻的改变世界！
……
在不远的将来，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2021年前后，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的小康社会建成之时，我们也许将看到一个经济规模与美国等量齐观的大国——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扛鼎之国！
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2049年前后，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成之时，我们也许将看到一个人均GDP与美国等量齐观，但是整体经济规模将是退居世界第二的美国的4～5倍，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约40%的大国——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头号大国和强国！
这不是痴人说梦，这是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事实！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于中国复兴的历史破晓时分。
在暴风骤雨般席卷世界的次贷危机中，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看到我们伟大的目标是如此清晰，如此接近！
这两个诱人的百年之约，即将到来！
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有意思的是，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开始于风云际会的2008年，肇始于那场不期而至的次贷危机，发端于我们已经和即将做出的一系列“中国式抉择”！
两个大大提前的约定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这场次贷危机，就其影响而言，可能将足以堪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它的影响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
2008年，当世界上许多最富有的发达国家使尽浑身解数也难以避免滑向衰退深渊的悲惨命运的时候，与那些正在发愁去哪里找钱还烂账、堵窟隆的“富人”们不同，中国考虑的是如何让已经快速增长了许多年的经济增长得再持续一些。
这一年，在一片悲观中，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了30万亿元人民币，或者说超过了4.4万亿美元；
这一年，在一片喧嚣中，中国的经济规模再次超过了德国，成为了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庞大经济体；
这一年，在一片难以置信的怀疑声中，中国经济实现了9%的增长——也有许多人认为，这个数字在几年后的修正中，还存在着上跳的空间。
那么2009年，又会怎么样呢？
在世界银行2009年初发布的充满悲观的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报告中，全球经济增长率由于发达国家的急剧衰退，创出了二战以来罕见的低点——-1%～-2%。如果世界银行的预测应验了的话，占名义世界经济总量大约8.1%的中国大陆，假设实现了8%左右的经济增长，那么，将意味着中国大陆将提供全世界GDP大约0.5%的经济增长。即使按照最悲观的估计，中国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达到超过50%！
——这在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康雍乾盛世结束的数百年以来，是从来没有过的。
——然而这将成为活生生的事实。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这场次贷危机，就其影响而言，可能将足以堪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它的影响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
2008年，当世界上许多最富有的发达国家使尽浑身解数也难以避免滑向衰退深渊的悲惨命运的时候，与那些正在发愁去哪里找钱还烂账、堵窟隆的“富人”们不同，中国考虑的是如何让已经快速增长了许多年的经济增长得再持续一些。
这一年，在一片悲观中，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了30万亿元人民币，或者说超过了4.4万亿美元；
这一年，在一片喧嚣中，中国的经济规模再次超过了德国，成为了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庞大经济体；
这一年，在一片难以置信的怀疑声中，中国经济实现了9%的增长——也有许多人认为，这个数字在几年后的修正中，还存在着上跳的空间。
那么2009年，又会怎么样呢？
在世界银行2009年初发布的充满悲观的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报告中，全球经济增长率由于发达国家的急剧衰退，创出了二战以来罕见的低点——-1%～-2%。如果世界银行的预测应验了的话，占名义世界经济总量大约8.1%的中国大陆，假设实现了8%左右的经济增长，那么，将意味着中国大陆将提供全世界GDP大约0.5%的经济增长。即使按照最悲观的估计，中国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达到超过50%！
——这在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康雍乾盛世结束的数百年以来，是从来没有过的。
——然而这将成为活生生的事实。
弗格森教授的“新发明”
2007年，一位美国学者，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Nial Ferguson）发明了一个新词“Chimerica” ——“中美国”。按照他的解释，中国“China”和美国“America”，这两个分居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
一个提供世界最主要的消费市场和金融中心以及高科技产品，另一个是世界最主要的制造中心和产业基地。不管他们彼此对对方的真实态度如何，他们不得不相互依存，共生双赢。这两个国家所组成的新经济体拥有1/4的世界人口，却创造地球上将近40%的产值。
世界经济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个“Chimerica”！
不管事实是否真的像这位弗格森教授所描绘的那样，也不管您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抱有什么样的看法，您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国家实力空前增强。
地球上在以往的五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人口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实现过如此大的跨越。
2007年，一位美国学者，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Nial Ferguson）发明了一个新词“Chimerica” ——“中美国”。按照他的解释，中国“China”和美国“America”，这两个分居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
一个提供世界最主要的消费市场和金融中心以及高科技产品，另一个是世界最主要的制造中心和产业基地。不管他们彼此对对方的真实态度如何，他们不得不相互依存，共生双赢。这两个国家所组成的新经济体拥有1/4的世界人口，却创造地球上将近40%的产值。
世界经济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个“Chimerica”！
不管事实是否真的像这位弗格森教授所描绘的那样，也不管您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抱有什么样的看法，您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国家实力空前增强。
地球上在以往的五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人口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实现过如此大的跨越。
中国经济增长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增长，中国的复兴，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
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在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到2020年，GDP实现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基本建成小康社会。
如果我们作一个简单的计算，我们就会发现，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中国经济在20年的时间中，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只要不低于平均7.18%，即可大功告成。而事实却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活力和强劲的增速——至2006年，当年210,735亿元人民币的GDP，已经实现比2000年99,000亿元人民币的GDP翻了一番的目标！至2008年，创造了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GDP的13亿中国大陆人口，其人均GDP已经超越了3000美元。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将会发现，党的十六大的原定目标，大幅度提前完成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了。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也就意味着，中国的GDP将达到世界第一位的美国的一半以上。
按照经济学者的模型，如果此后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维持6～7%的平均增速；美国的经济增速始终维持在3.2%的高速增长，那么在不考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的情况下，至迟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进一步，在不发生大的世界性战争和灾难的情况下，至迟到2070年前后，中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将接近或达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将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远远地将美国甩在身后，以大约40%的经济总量无可争辩的称为世界第一。
——如果从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教授（Angus Maddison）的看法出发，这将意味着东西方世界的经济力量对比将回到十六世纪以前 。和那个时代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世界将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富裕、更加文明、更加充满活力的强大的中国。一个在1720年GDP曾经达到世界33%的巅峰，随后又跌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仅占世界经济规模4.5%的中国，将攀登上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显然，这个既定的发展的速度和目标，在2008年12月18日胡 锦 涛的讲话中，被大大的提前了！
——而且被提前了大约20年！
问题是，在次贷危机肆虐的2008年，在充满了变化的2008年，在所谓的“Chimerica”的另一端，美国陷入了堪称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的紧迫关头；那么在“Chimerica”这一端的中国，能够独善其身吗？
是什么使得中国领导人能在风云际会的2008年逆势而上做出这样大胆的两个“百年之约”的呢？
在这个全球笼罩在衰退阴霾中的时代，中国需要做出怎样的抉择才能践行这两个百年约定？
答案很简单：
在这场次贷危机中，已经成功跨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一旦在接下来的2009年后的几年中，实现了“换马”，那么这两个百年之约所包含的所有一切也就即将成为现实！
中国的增长，中国的复兴，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
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在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到2020年，GDP实现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基本建成小康社会。
如果我们作一个简单的计算，我们就会发现，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中国经济在20年的时间中，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只要不低于平均7.18%，即可大功告成。而事实却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活力和强劲的增速——至2006年，当年210,735亿元人民币的GDP，已经实现比2000年99,000亿元人民币的GDP翻了一番的目标！至2008年，创造了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GDP的13亿中国大陆人口，其人均GDP已经超越了3000美元。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将会发现，党的十六大的原定目标，大幅度提前完成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了。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也就意味着，中国的GDP将达到世界第一位的美国的一半以上。
按照经济学者的模型，如果此后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维持6～7%的平均增速；美国的经济增速始终维持在3.2%的高速增长，那么在不考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的情况下，至迟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进一步，在不发生大的世界性战争和灾难的情况下，至迟到2070年前后，中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将接近或达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将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远远地将美国甩在身后，以大约40%的经济总量无可争辩的称为世界第一。
——如果从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教授（Angus Maddison）的看法出发，这将意味着东西方世界的经济力量对比将回到十六世纪以前 。和那个时代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世界将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富裕、更加文明、更加充满活力的强大的中国。一个在1720年GDP曾经达到世界33%的巅峰，随后又跌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仅占世界经济规模4.5%的中国，将攀登上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显然，这个既定的发展的速度和目标，在2008年12月18日胡 锦 涛的讲话中，被大大的提前了！
——而且被提前了大约20年！
问题是，在次贷危机肆虐的2008年，在充满了变化的2008年，在所谓的“Chimerica”的另一端，美国陷入了堪称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的紧迫关头；那么在“Chimerica”这一端的中国，能够独善其身吗？
是什么使得中国领导人能在风云际会的2008年逆势而上做出这样大胆的两个“百年之约”的呢？
在这个全球笼罩在衰退阴霾中的时代，中国需要做出怎样的抉择才能践行这两个百年约定？
答案很简单：
在这场次贷危机中，已经成功跨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一旦在接下来的2009年后的几年中，实现了“换马”，那么这两个百年之约所包含的所有一切也就即将成为现实！
变化中的2008
如果需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已经过去的2008年，那么恐怕没有比“变”更合适的字眼了——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无论对于现在，还是对于未来，都是如此。
2008年，已经经历了连续5年GDP两位数高速增长的中国，在短短的一年中，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剧烈调整：
2008年初，当刚刚经历了南方冰雪灾害的人们双手还未回暖的时候，根据两个月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双防双紧”方针确定的宏观调控，已经紧锣密鼓地大面积铺开了：实施了10年之久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陡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而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搭班已久却“貌合神离”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终于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紧缩的面孔，正式更名“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9个月的时间中4次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让企业和经济工作者们顿感“严寒”即将来临。
然而，正当激烈争论的经济界尚未就这次调控是否必须达成一致的时候，细心的人们发现，中央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却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2008年1月29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 锦 涛发表了如下讲话：
“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充分认识外部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尽可能长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在上述讲话中，人们隐约发现中央似乎开始担心外界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将可能对中国看似不间断的“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构成现实的威胁。两个月后，当新一届国务院正式组成后，在颁布的《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中，人们读到了如下文字：
“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加强经济运行调节，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
此时不难发现，尽管对如影随形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担忧，依然是中央经济工作的出发点之一，但是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已经悄然成为了经济工作新的重心。
到了2008年6月，中央的经济政策正式调整为了以力保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兼顾物价稳定的“一保一控”。
而当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刚一落幕，面对各地经济出现增速滑坡的严峻局面，中央的工作重心就在极其短的时间内完全调整到了刺激经济增长维持较快增速这个核心目标上了。
在2008年的最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人民银行开始进入了猛烈的降息通道，连续4次调低存贷款基准利率，并且3次调低存款准备金比率；而中央出台的多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和地方政府随后出台的大约20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以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经济即将再次进入一轮新的急剧扩张周期。
与以往30年不同的是，这次即将发生的经济扩张发生在整个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急剧衰退的关头。
当中国经济即将迎来自己的新春的时候，我们这个星球上那些最发达的地区 却正陷入了自80年前的大萧条爆发以来最大的世界性经济灾难而难以自拔。
套用一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接受采访时对这次危机的评价“太可怕了，这是百年未遇的危机”。
——很不幸，这一切，就发生在刚刚离去的2008年。
这场危机对所谓的“Chimerica”那一头的美国人是“危”，那么对“Chimerica”这一端的我们呢？
如果需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已经过去的2008年，那么恐怕没有比“变”更合适的字眼了——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无论对于现在，还是对于未来，都是如此。
2008年，已经经历了连续5年GDP两位数高速增长的中国，在短短的一年中，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剧烈调整：
2008年初，当刚刚经历了南方冰雪灾害的人们双手还未回暖的时候，根据两个月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双防双紧”方针确定的宏观调控，已经紧锣密鼓地大面积铺开了：实施了10年之久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陡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而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搭班已久却“貌合神离”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终于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紧缩的面孔，正式更名“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9个月的时间中4次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让企业和经济工作者们顿感“严寒”即将来临。
然而，正当激烈争论的经济界尚未就这次调控是否必须达成一致的时候，细心的人们发现，中央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却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2008年1月29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 锦 涛发表了如下讲话：
“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充分认识外部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尽可能长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在上述讲话中，人们隐约发现中央似乎开始担心外界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将可能对中国看似不间断的“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构成现实的威胁。两个月后，当新一届国务院正式组成后，在颁布的《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中，人们读到了如下文字：
“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加强经济运行调节，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
此时不难发现，尽管对如影随形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担忧，依然是中央经济工作的出发点之一，但是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已经悄然成为了经济工作新的重心。
到了2008年6月，中央的经济政策正式调整为了以力保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兼顾物价稳定的“一保一控”。
而当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刚一落幕，面对各地经济出现增速滑坡的严峻局面，中央的工作重心就在极其短的时间内完全调整到了刺激经济增长维持较快增速这个核心目标上了。
在2008年的最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人民银行开始进入了猛烈的降息通道，连续4次调低存贷款基准利率，并且3次调低存款准备金比率；而中央出台的多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和地方政府随后出台的大约20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以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经济即将再次进入一轮新的急剧扩张周期。
与以往30年不同的是，这次即将发生的经济扩张发生在整个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急剧衰退的关头。
当中国经济即将迎来自己的新春的时候，我们这个星球上那些最发达的地区 却正陷入了自80年前的大萧条爆发以来最大的世界性经济灾难而难以自拔。
套用一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接受采访时对这次危机的评价“太可怕了，这是百年未遇的危机”。
——很不幸，这一切，就发生在刚刚离去的2008年。
这场危机对所谓的“Chimerica”那一头的美国人是“危”，那么对“Chimerica”这一端的我们呢？
危机中的国家抉择
2007年，当上任不久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海军上将访问北京后，说出了下面这段令我们多少会感到有点出乎意料的话：
“中国对拥有航空母舰非常感兴趣，美国认为这种兴趣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愿意在这个领域里出现不必要的紧张。如果中国选择开发航母的话，我们愿意在他们的要求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是什么让基廷上将“理解”了我们的“兴趣”呢？很简单，答案的关键在于中国过去30年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经济形态！
“改革”和“开放”是中国过去30年来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之一。
随着中国于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短短的几年中，中国的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60%。这意味着，在2008年中，每一块钱人民币的GDP中，就有大约6角钱与进出口有关。潮水般涌向世界的“中国制造”，不仅使得这个曾经连火柴都不能制造而不得不冠以“洋火”之名的落后国家，成为了新兴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价格终结者”；而且也为中国的许多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为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稳定的货币收入。
今天，出口，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大约一半以上的动力。
今天，在出口产业的带动下，以广深珠、宁沪杭、京津唐（山）为代表的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了中国经济中最富裕、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今天，在出口产业对廉价劳动力的强大需求下，数以亿计的农村精壮劳力，告别农村，告别家乡，告别土地，成为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现代化战略得以实现的坚实基础。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从一个近乎纯粹的内向型国家，演变成了一个相当典型的以出口工业带动的外向型国家，其成功程度和转型之剧烈之迅猛，堪称世界经济的典范。
因此，在基廷看来：
对于一个每年必须依靠出口贸易为数亿农村劳动力和城市人口提供就业的政府而言；
对于一个进出口贸易关系到一个国家60%的GDP的经济体而言；
对于一个90%以上的进出口都要通过海路进行的国家而言；
对于一个核心发达地区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地带的社会而言；
——萌生某些兴趣自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过去的30年中，世界市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比较优势的接轨，使得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成长的榜样。
按照弗格森教授的“Chimerica”理论，中国制造产品，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去消费埋单，使得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向全世界出卖商品，我们对岸的美国人负责买东西并且填写支票，或者干脆在她们银行里的中国户头上直接 “慷慨”地为我们添几个“零”，记上一笔。
这样，成为美国账本上富翁的“中国社会”，因此“发了大财”：农民工有了工作，工厂得以开工，城市进入繁荣，梦想成为现实，中国有了“福”——简直是一派皆大欢喜的美好场面。
因此，从弗格森教授的角度来看，在他那个“Chimerica”中，至少在没有找到其他的现实的国家取代这个新词中的“Chi”之前，不仅意味着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需要中国提供的廉价商品，美国的公司需要中国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的“剩余价值”；而且中国的繁荣同样离不开美国的繁荣、离不开美国的消费、更离不开美国人开出来的美元支票以及在美国金融中心里为我们设立的美元户头。
没有世界的繁荣，没有美国人付给我们她们创造出来的那些数字，就没有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人将被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商品付出的劳动拖入贫困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而言，一旦大门打开了，那么光干好自己的事情就已经远远不够了。你还得烧香拜佛、求神许愿、向上帝祷告，保佑那些个拿数字换我们劳动的“大客户”千万别有什么三长两短，好让这个游戏能够继续玩下去。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2008年以前，坦率地说，这个理论是否正确，关系不大，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反正既然游戏能够继续持续下去，何必改弦更张去挑战那个规则呢？
但是，在2008年，我们却不得不陷入这个思考了，多少带点痛苦地去面对这个问题：
那就是：“Chimerica”的链子断了，另一端美国不行了，这个游戏可能进行不下去了。
如果这个游戏进行不下去了，我们怎么办？
如果出口市场萎缩了，出口增长不了了，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还能够实现吗？
如果没有了出口订单，我们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谁？
如果沿海的出口企业垮了，谁给我们几亿农民工提供就业？
如果几亿农民工丧失了沿海的就业，和谐社会、小康社会、“三农”问题如何解决？
面对2008年所展现的这样严峻的外部环境，我们的增长目标能够实现吗？
毫无疑问，是到了做出新抉择的关头了。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象地概括这个新抉择，那莫过于“换马”二字。
2007年，当上任不久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海军上将访问北京后，说出了下面这段令我们多少会感到有点出乎意料的话：
“中国对拥有航空母舰非常感兴趣，美国认为这种兴趣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愿意在这个领域里出现不必要的紧张。如果中国选择开发航母的话，我们愿意在他们的要求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是什么让基廷上将“理解”了我们的“兴趣”呢？很简单，答案的关键在于中国过去30年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经济形态！
“改革”和“开放”是中国过去30年来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之一。
随着中国于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短短的几年中，中国的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60%。这意味着，在2008年中，每一块钱人民币的GDP中，就有大约6角钱与进出口有关。潮水般涌向世界的“中国制造”，不仅使得这个曾经连火柴都不能制造而不得不冠以“洋火”之名的落后国家，成为了新兴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价格终结者”；而且也为中国的许多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为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稳定的货币收入。
今天，出口，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大约一半以上的动力。
今天，在出口产业的带动下，以广深珠、宁沪杭、京津唐（山）为代表的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了中国经济中最富裕、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今天，在出口产业对廉价劳动力的强大需求下，数以亿计的农村精壮劳力，告别农村，告别家乡，告别土地，成为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现代化战略得以实现的坚实基础。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从一个近乎纯粹的内向型国家，演变成了一个相当典型的以出口工业带动的外向型国家，其成功程度和转型之剧烈之迅猛，堪称世界经济的典范。
因此，在基廷看来：
对于一个每年必须依靠出口贸易为数亿农村劳动力和城市人口提供就业的政府而言；
对于一个进出口贸易关系到一个国家60%的GDP的经济体而言；
对于一个90%以上的进出口都要通过海路进行的国家而言；
对于一个核心发达地区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地带的社会而言；
——萌生某些兴趣自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过去的30年中，世界市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比较优势的接轨，使得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成长的榜样。
按照弗格森教授的“Chimerica”理论，中国制造产品，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去消费埋单，使得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向全世界出卖商品，我们对岸的美国人负责买东西并且填写支票，或者干脆在她们银行里的中国户头上直接 “慷慨”地为我们添几个“零”，记上一笔。
这样，成为美国账本上富翁的“中国社会”，因此“发了大财”：农民工有了工作，工厂得以开工，城市进入繁荣，梦想成为现实，中国有了“福”——简直是一派皆大欢喜的美好场面。
因此，从弗格森教授的角度来看，在他那个“Chimerica”中，至少在没有找到其他的现实的国家取代这个新词中的“Chi”之前，不仅意味着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需要中国提供的廉价商品，美国的公司需要中国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的“剩余价值”；而且中国的繁荣同样离不开美国的繁荣、离不开美国的消费、更离不开美国人开出来的美元支票以及在美国金融中心里为我们设立的美元户头。
没有世界的繁荣，没有美国人付给我们她们创造出来的那些数字，就没有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人将被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商品付出的劳动拖入贫困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而言，一旦大门打开了，那么光干好自己的事情就已经远远不够了。你还得烧香拜佛、求神许愿、向上帝祷告，保佑那些个拿数字换我们劳动的“大客户”千万别有什么三长两短，好让这个游戏能够继续玩下去。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2008年以前，坦率地说，这个理论是否正确，关系不大，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反正既然游戏能够继续持续下去，何必改弦更张去挑战那个规则呢？
但是，在2008年，我们却不得不陷入这个思考了，多少带点痛苦地去面对这个问题：
那就是：“Chimerica”的链子断了，另一端美国不行了，这个游戏可能进行不下去了。
如果这个游戏进行不下去了，我们怎么办？
如果出口市场萎缩了，出口增长不了了，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还能够实现吗？
如果没有了出口订单，我们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谁？
如果沿海的出口企业垮了，谁给我们几亿农民工提供就业？
如果几亿农民工丧失了沿海的就业，和谐社会、小康社会、“三农”问题如何解决？
面对2008年所展现的这样严峻的外部环境，我们的增长目标能够实现吗？
毫无疑问，是到了做出新抉择的关头了。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象地概括这个新抉择，那莫过于“换马”二字。
刻不容缓的“换马”
所谓“换马”包含三层含义。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不得不进行“三大换马”。也就是：
经济增长动力的换马；
经济发展战略的换马；
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换马。
能否在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顺利地完成这次“换马”，不仅将决定的是中国的未来，同时也将决定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未来。
第一个层次的换马：经济增长动力模式的换马
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的核心是“三驾马车”：依靠一驾在外的马车“外需”，以及两驾在内的马车“投资”和“消费”拉动。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主要依靠“外需”，转向主要依靠“内需”的两驾马车——“投资”和“消费”。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动力将实现由主要依靠“外生性动力”转向主要依靠“内生性动力”。而“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将从“雪中送炭”逐渐成为“锦上添花”。
在内需这两驾马车中，“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将在短期内取代由于出口增速放缓所导致的经济增速下滑，承担起强力启动经济的重任；而消费这驾马车，在经历了必要的调整后，将在投资这驾马车的带动下，逐渐加速，最终与“投资”这驾马车共同承担起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的重任。
这个“换马”一旦实现，将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从主要依靠外需，转向主要由内需提供。而经济增长的态势将由一马当先，转化成为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具体地说，当外需在至少维持现有绝对水平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20%以下，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降到30%以下，出口产业对于就业的贡献度下降到20%左右。那将意味着这个“换马”的大功告成。这个过程也许需要5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所谓“换马”包含三层含义。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不得不进行“三大换马”。也就是：
经济增长动力的换马；
经济发展战略的换马；
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换马。
能否在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顺利地完成这次“换马”，不仅将决定的是中国的未来，同时也将决定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未来。
第一个层次的换马：经济增长动力模式的换马
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的核心是“三驾马车”：依靠一驾在外的马车“外需”，以及两驾在内的马车“投资”和“消费”拉动。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主要依靠“外需”，转向主要依靠“内需”的两驾马车——“投资”和“消费”。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动力将实现由主要依靠“外生性动力”转向主要依靠“内生性动力”。而“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将从“雪中送炭”逐渐成为“锦上添花”。
在内需这两驾马车中，“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将在短期内取代由于出口增速放缓所导致的经济增速下滑，承担起强力启动经济的重任；而消费这驾马车，在经历了必要的调整后，将在投资这驾马车的带动下，逐渐加速，最终与“投资”这驾马车共同承担起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的重任。
这个“换马”一旦实现，将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从主要依靠外需，转向主要由内需提供。而经济增长的态势将由一马当先，转化成为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具体地说，当外需在至少维持现有绝对水平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20%以下，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降到30%以下，出口产业对于就业的贡献度下降到20%左右。那将意味着这个“换马”的大功告成。这个过程也许需要5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第二个层次的换马：经济发展战略的换马
概括地说，经济发展战略的换马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将从以往高度依赖沿海地区带动的“一枝独秀”转向为全国各个地区共同发展的“百花齐放”。
中国是一个高度二元化的社会，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巨大，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在过去30年中，由于客观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所限，中国实际上执行的是一条先东后西，先南后北，先点后面，集中力量以沿海开放，以特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梯级”战略。
在这个战略中，沿海地区由于政策优先，资金密集，基础较好，便于实施出口带动战略，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动机和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龙头。当世界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之后，沿海地区也就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受到影响最显著的地区，并将沿着产业链条和就业链条，将影响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传递。因此，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将成为对于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具有关键性全局性影响的举措。
这意味着，接下来，中央政府应当将投资的力度从东南沿海，转向中西部、东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这些传统上的非重点地区，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涉农工程建设、生态环保工程建设、民生工程建设，大幅度提高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注入持续的活力。
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全国经济的不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由外向内的转向，为第一层次经济增长动力由内向外的“换马”开拓必要的空间。在这个换马中，政府的投资将发挥强力拉动作用，为中西部地区注入渴望已久但是却长期缺乏的增长动力。
这个层次的“换马”一旦实现，将意味着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将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中西部地区将不再仅仅作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和劳动力基地；而进一步成为东部地区最主要的产品市场和产业链条的高端组成部分，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依附和从属地位，促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一进程，将首先由政府的投资带动，进而在消费的引领下，实现东、中、西部的自主结合、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这一进程，如果在最近的几年中加速进行，将在20年之内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次换马的成功之时，也许就是“春运难题”彻底解决之日。
概括地说，经济发展战略的换马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将从以往高度依赖沿海地区带动的“一枝独秀”转向为全国各个地区共同发展的“百花齐放”。
中国是一个高度二元化的社会，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巨大，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在过去30年中，由于客观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所限，中国实际上执行的是一条先东后西，先南后北，先点后面，集中力量以沿海开放，以特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梯级”战略。
在这个战略中，沿海地区由于政策优先，资金密集，基础较好，便于实施出口带动战略，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动机和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龙头。当世界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之后，沿海地区也就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受到影响最显著的地区，并将沿着产业链条和就业链条，将影响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传递。因此，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将成为对于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具有关键性全局性影响的举措。
这意味着，接下来，中央政府应当将投资的力度从东南沿海，转向中西部、东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这些传统上的非重点地区，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涉农工程建设、生态环保工程建设、民生工程建设，大幅度提高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注入持续的活力。
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全国经济的不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由外向内的转向，为第一层次经济增长动力由内向外的“换马”开拓必要的空间。在这个换马中，政府的投资将发挥强力拉动作用，为中西部地区注入渴望已久但是却长期缺乏的增长动力。
这个层次的“换马”一旦实现，将意味着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将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中西部地区将不再仅仅作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和劳动力基地；而进一步成为东部地区最主要的产品市场和产业链条的高端组成部分，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依附和从属地位，促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一进程，将首先由政府的投资带动，进而在消费的引领下，实现东、中、西部的自主结合、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这一进程，如果在最近的几年中加速进行，将在20年之内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次换马的成功之时，也许就是“春运难题”彻底解决之日。
第三个层次的换马：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换马
这个层次的换马的关键，是让农民从“走出去”转变为“坐下来”。
1949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战略的关键和基本点是两条相互交织的线：工业化和城市化。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使中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在经济结构上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中国从一个农民和农村占主导的落后的社会形态转变为一个现代产业和城市占主导的现代的社会形态，即经济结构上的工业化和社会结构上的城市化。
但是，受制于极其庞大的农业人口和社会财富基础的匮乏，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农村和农民主要承担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积累的重任，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的基础设施薄弱，农民能够享受的公共产品匮乏。改革开放30年来，分田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尽管为中国的农业注入了活力，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收入增速缓慢的局面，农村市场形不成持续的消费动力，“三农”问题在近年日益凸现，数亿农民和广大农村更无法从根本上形成中国经济的可靠动力。
最近30年来，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本战略是允许并鼓励农民“走出去”——进城务工，通过提供简单的劳动力，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职业。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快速建立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对廉价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走出农村，涌进城市，离开家乡，前往东部沿海地区。进城务工获得的货币收入，远远超过了从事传统农业畜牧业所可能获得收入，进而成为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推进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柱。
但是，问题在于，首先现有的城市水平不可能解决庞大的农民工进城实现现代化需要，在这个进程中，农民工始终是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群体。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在相当程度反映到社会上层建筑的层面。其次，在外向型的产业结构中，外需的稳定和增长是农民工就业的基本保障，没有这个外需的拉动，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都无从谈起。
这意味着，在当前环境下，现代化战略的换马已经刻不容缓。实现农民由“走出去”向“坐下来”的“换马”的关键在于，通过政府大规模持续地向农村投资，大幅度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水平，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使得农民在所享受到公共服务方面接近城市的水平，以此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实现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由此将以往过度依赖城市的“膨胀式”发展战略，转化为在城市带动下的农村城镇化并最终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蔓延式”发展战略。
这一层次的“换马”战略的实现，将意味着中国的农村未来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产业生长点、新的投资聚集点、新的就业集中点、新的消费密集点。农村将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区，逐渐向核心和主流靠拢，。农村贫穷落后的局面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三农”问题也将得以根本解决。
实现这一层次的“换马”，政府的持续投资将是关键的关键。在投资密度能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这次“换马”将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更为坚实的保证，而在此基础上，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建设速度将大大加快。
以上三大“换马”一旦实现，两个百年之约就将成为现实！
如果没有次贷危机，那么这次“换马”会出现吗？
答案是肯定的。
这是已经进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迟早都将做出的理性抉择。
只不过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加速了我们的决断。
这个层次的换马的关键，是让农民从“走出去”转变为“坐下来”。
1949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战略的关键和基本点是两条相互交织的线：工业化和城市化。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使中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在经济结构上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中国从一个农民和农村占主导的落后的社会形态转变为一个现代产业和城市占主导的现代的社会形态，即经济结构上的工业化和社会结构上的城市化。
但是，受制于极其庞大的农业人口和社会财富基础的匮乏，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农村和农民主要承担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积累的重任，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的基础设施薄弱，农民能够享受的公共产品匮乏。改革开放30年来，分田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尽管为中国的农业注入了活力，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收入增速缓慢的局面，农村市场形不成持续的消费动力，“三农”问题在近年日益凸现，数亿农民和广大农村更无法从根本上形成中国经济的可靠动力。
最近30年来，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本战略是允许并鼓励农民“走出去”——进城务工，通过提供简单的劳动力，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职业。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快速建立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对廉价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走出农村，涌进城市，离开家乡，前往东部沿海地区。进城务工获得的货币收入，远远超过了从事传统农业畜牧业所可能获得收入，进而成为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推进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柱。
但是，问题在于，首先现有的城市水平不可能解决庞大的农民工进城实现现代化需要，在这个进程中，农民工始终是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群体。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在相当程度反映到社会上层建筑的层面。其次，在外向型的产业结构中，外需的稳定和增长是农民工就业的基本保障，没有这个外需的拉动，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都无从谈起。
这意味着，在当前环境下，现代化战略的换马已经刻不容缓。实现农民由“走出去”向“坐下来”的“换马”的关键在于，通过政府大规模持续地向农村投资，大幅度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水平，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使得农民在所享受到公共服务方面接近城市的水平，以此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实现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由此将以往过度依赖城市的“膨胀式”发展战略，转化为在城市带动下的农村城镇化并最终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蔓延式”发展战略。
这一层次的“换马”战略的实现，将意味着中国的农村未来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产业生长点、新的投资聚集点、新的就业集中点、新的消费密集点。农村将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区，逐渐向核心和主流靠拢，。农村贫穷落后的局面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三农”问题也将得以根本解决。
实现这一层次的“换马”，政府的持续投资将是关键的关键。在投资密度能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这次“换马”将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更为坚实的保证，而在此基础上，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建设速度将大大加快。
以上三大“换马”一旦实现，两个百年之约就将成为现实！
如果没有次贷危机，那么这次“换马”会出现吗？
答案是肯定的。
这是已经进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迟早都将做出的理性抉择。
只不过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加速了我们的决断。
来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召唤
几十年后，当我们去撰写新中国的百年经济史时，我们或许会写下这样一段话：
2001年前后，发生了一件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大事。
2001年前后，中国的人均GDP终于越过了大约1000美元的门槛。按照当时的国际市场黄金价格，这1000美元大约相当于人均3盎司黄金。
跨过黄金门槛
“3盎司黄金”，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金衡盎司 =31.1035克，3盎司黄金=93.3105克。
如果换算成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生活的19世纪晚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镑，那么按照1盎司黄金=3英镑17先令10又1/2便士 的金本位规定计算，这笔财富相当于11英镑13先令7又1/2便士。一般认为，在那个时代，一个体面的英国绅士，年收入应当不少于400英镑。
如果换算成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元，这大概相当于60美元 。如果你是一个那个时代在汽车大王福特的汽车工厂里上班的熟练工人的话，不考虑税收，你每天的薪水是大约5美元——这是个相当了不起的收入了，要知道当时一辆福特“T”型轿车的售价已经降到了最低260美元。也就是说，这3盎司黄金尚不足以达到5天工作制下，福特汽车工人3周的工资！
如果翻开世界经济史的著作，将眼光再往前推上个一个世纪，你就会发现，3盎司黄金，大不列颠群岛上的英国人在大约1840年，达到了这条线；而美国人则是在大约1850年前后达到这一指标的——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后大约50年的艰苦努力，十三亿中国人，在2001年前后使得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盎司黄金——我们大约落后了150年！
然而，我们依然有理由为此欢呼，因为这“3盎司黄金”意味着中国终于跨过了一道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门槛——既是从贫穷到富裕的门槛——也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门槛！
越过了这3盎司的门槛，不仅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我们消费的基本需要尚有剩余可以用于发展经济扩大生产；更意味着中国将迎来一个可能持续上百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时代。
资本，这个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正在被突破！
——由此，中国人将迎来的是一个在大量资本引领下的“扩大再生产”的时代；由此中国经济将告别的是一个不得不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向世界出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换取财富积累和资本增长的时代。
——由此，中国社会将迎来的是一个在需求上以“住、行”为核心消费的小康时代；由此，中国社会将告别的是一个以“衣、食”为核心的温饱时代，维持生存的最低要求已经不再是社会生产和消费的迫切需要。
——由此，中国的经济将迎来的是一个以现代重工业、重化工、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等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新产业结构时代；由此，中国的经济将告别的是一个以农业、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加工业和与之相适应的重工业为核心的土地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简单劳动力密集型的初级工业化时代。
……
在3盎司黄金的时代，我们有了大量的剩余，我们的人民可以不需要国家的强制，就自觉地进行大量的储蓄，我们的社会财富大量的增加，我们才有可能将我们数额巨大的产品出口到世界，我们才有可能实际上相当于以“赊账”的形式，用我们实实在在的劳动按照“1架波音787飞机=8亿条裤子”的比价，去换取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改变这一切的这一天，终于即将到来了。
以往，由于我们很穷，我们甚至买不起自己制造的全部产品。所以，我们不得不依靠出口，依靠世界市场，用我们的财富去支撑别人阔绰的生活和大手大脚的消费。在我们制造的商品价格被压到难以置信的廉价的水平，我们获得的是别人提供给我们的数字和他们自己印刷的美元之类的货币。我们甚至不能用这些据说是我们自己的钱的玩意儿，按照我们的需求来购买我们需要的商品，而只能去购买所谓的最保险的国债之类的金边债券。并且按照所谓的“国际金融秩序”，由我们这样一个穷国的人民去为某些富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去“储蓄”、去提供“贷款”，甚至用我们的钱财去支撑他们去进行战争或者赞助其他对我们不够友好的活动。
那么，我们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
——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与日俱增的“数字”！
——而且，天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怪诞的天灾人祸，让我们连这些数字的主人也做不成。
在我们勒紧裤腰带为别人创造财富或者借钱给别人的时候，我们甚至为自己招来的是怨恨和灾祸。在许多情况下，公平的规则对我们不过是悬在一头拉磨的驴眼前那根永远晃来晃去却可望不可及的“胡萝卜”而已。我们的辛勤劳动在支撑了有的国家的“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利率”和“高经济增长率”的“新经济奇迹”的同时，换来的则经常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报和“操纵汇率”的指控以及对我们经济内政的粗暴干涉。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按照天才的弗格森教授此前创造的新词“Chimerica”，我们不难发现，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你虽然是最大的生产国，但是很遗憾，你很穷，以至于你买不起自己制造的全部商品，你不得不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低价哀求你对岸的那个国家去购买，换来一张支票或者账户中的几个“零”，这样你那个紧紧巴巴的日子才能过下去。
至于这张支票和那几个“零”在什么时候才能兑现，你自己说了显然不算！
很遗憾，你只能接受“恩赐”给你的几个有限选择——如果真的有的话。
不过弗格森教授依然睿智地发现了几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如果“Chimerica”这边的中国不打算玩这个游戏了怎么办？
第二，如果中国人要求去兑现那些个账户中的数字了该怎么办？
第三，如果中国人打算去将那些平常用来换数字的劳动用来自己消费了可怎么办？
第四，更可怕的是，如果中国人不打算接受您的数字和钞票，同时吵着要用自己印刷的钞票和创造的数字，来为自己的产品和别人的产品埋单，又有该怎么办？
所以，颇有先见之明的弗格森教授赶在奥巴马总统就职之际连忙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相当有说服力的文章“Team Chimerica”，敦促奥巴马政府抓紧时间与北京对话，加强这个“Chimerica”的联系，以免最后出现北京自己召开“G1”峰会的局面。
不过，遗憾的是，虽然中美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也许不得不提请弗林格教授，注意以下事实：
经过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已经跨过了“3盎司”这道横梗在我们面前的发展门槛。中国社会正在从温饱社会转向小康社会，并最终将无可避免地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一句话，中国人有点钱了，中国人也许不仅能够买得起欧美的先进产品；并且即将能够自己制造这些产品；而且最关键的是，中国人也将变得买得起自己制造的全部产品了！
在过去的30年中，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离开了农村，走进了城市，放下了农活，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从不足20%，上升到了2007年的超过44%；中国的人均国名生产总值从大约300美元，上升到了超过3000美元。
今天，十三亿中国人中，有超过5.7亿人生活在城市，仅仅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城市的中国人就超过了5,000万——这相当于两个半澳大利亚的人口。
而在中国的城市中至少20%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接近了欧美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有大约1.3亿人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这相当于一个日本或者半个美国的人口！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中国人自己的消费将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动力！
这意味着内需中的消费，将迟早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强劲增长的那驾高速马车；即使不是取代外需，也至少是和外需这驾马车并驾齐驱！
不难看出，当我们迈过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这道门槛后，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正是因为中国进入了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酝酿已久“换马”，才有可能，也有条件变成现实。
几十年后，当我们去撰写新中国的百年经济史时，我们或许会写下这样一段话：
2001年前后，发生了一件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大事。
2001年前后，中国的人均GDP终于越过了大约1000美元的门槛。按照当时的国际市场黄金价格，这1000美元大约相当于人均3盎司黄金。
跨过黄金门槛
“3盎司黄金”，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金衡盎司 =31.1035克，3盎司黄金=93.3105克。
如果换算成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生活的19世纪晚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镑，那么按照1盎司黄金=3英镑17先令10又1/2便士 的金本位规定计算，这笔财富相当于11英镑13先令7又1/2便士。一般认为，在那个时代，一个体面的英国绅士，年收入应当不少于400英镑。
如果换算成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元，这大概相当于60美元 。如果你是一个那个时代在汽车大王福特的汽车工厂里上班的熟练工人的话，不考虑税收，你每天的薪水是大约5美元——这是个相当了不起的收入了，要知道当时一辆福特“T”型轿车的售价已经降到了最低260美元。也就是说，这3盎司黄金尚不足以达到5天工作制下，福特汽车工人3周的工资！
如果翻开世界经济史的著作，将眼光再往前推上个一个世纪，你就会发现，3盎司黄金，大不列颠群岛上的英国人在大约1840年，达到了这条线；而美国人则是在大约1850年前后达到这一指标的——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后大约50年的艰苦努力，十三亿中国人，在2001年前后使得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盎司黄金——我们大约落后了150年！
然而，我们依然有理由为此欢呼，因为这“3盎司黄金”意味着中国终于跨过了一道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门槛——既是从贫穷到富裕的门槛——也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门槛！
越过了这3盎司的门槛，不仅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我们消费的基本需要尚有剩余可以用于发展经济扩大生产；更意味着中国将迎来一个可能持续上百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时代。
资本，这个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正在被突破！
——由此，中国人将迎来的是一个在大量资本引领下的“扩大再生产”的时代；由此中国经济将告别的是一个不得不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向世界出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换取财富积累和资本增长的时代。
——由此，中国社会将迎来的是一个在需求上以“住、行”为核心消费的小康时代；由此，中国社会将告别的是一个以“衣、食”为核心的温饱时代，维持生存的最低要求已经不再是社会生产和消费的迫切需要。
——由此，中国的经济将迎来的是一个以现代重工业、重化工、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等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新产业结构时代；由此，中国的经济将告别的是一个以农业、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加工业和与之相适应的重工业为核心的土地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简单劳动力密集型的初级工业化时代。
……
在3盎司黄金的时代，我们有了大量的剩余，我们的人民可以不需要国家的强制，就自觉地进行大量的储蓄，我们的社会财富大量的增加，我们才有可能将我们数额巨大的产品出口到世界，我们才有可能实际上相当于以“赊账”的形式，用我们实实在在的劳动按照“1架波音787飞机=8亿条裤子”的比价，去换取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改变这一切的这一天，终于即将到来了。
以往，由于我们很穷，我们甚至买不起自己制造的全部产品。所以，我们不得不依靠出口，依靠世界市场，用我们的财富去支撑别人阔绰的生活和大手大脚的消费。在我们制造的商品价格被压到难以置信的廉价的水平，我们获得的是别人提供给我们的数字和他们自己印刷的美元之类的货币。我们甚至不能用这些据说是我们自己的钱的玩意儿，按照我们的需求来购买我们需要的商品，而只能去购买所谓的最保险的国债之类的金边债券。并且按照所谓的“国际金融秩序”，由我们这样一个穷国的人民去为某些富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去“储蓄”、去提供“贷款”，甚至用我们的钱财去支撑他们去进行战争或者赞助其他对我们不够友好的活动。
那么，我们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
——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与日俱增的“数字”！
——而且，天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怪诞的天灾人祸，让我们连这些数字的主人也做不成。
在我们勒紧裤腰带为别人创造财富或者借钱给别人的时候，我们甚至为自己招来的是怨恨和灾祸。在许多情况下，公平的规则对我们不过是悬在一头拉磨的驴眼前那根永远晃来晃去却可望不可及的“胡萝卜”而已。我们的辛勤劳动在支撑了有的国家的“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利率”和“高经济增长率”的“新经济奇迹”的同时，换来的则经常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报和“操纵汇率”的指控以及对我们经济内政的粗暴干涉。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按照天才的弗格森教授此前创造的新词“Chimerica”，我们不难发现，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你虽然是最大的生产国，但是很遗憾，你很穷，以至于你买不起自己制造的全部商品，你不得不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低价哀求你对岸的那个国家去购买，换来一张支票或者账户中的几个“零”，这样你那个紧紧巴巴的日子才能过下去。
至于这张支票和那几个“零”在什么时候才能兑现，你自己说了显然不算！
很遗憾，你只能接受“恩赐”给你的几个有限选择——如果真的有的话。
不过弗格森教授依然睿智地发现了几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如果“Chimerica”这边的中国不打算玩这个游戏了怎么办？
第二，如果中国人要求去兑现那些个账户中的数字了该怎么办？
第三，如果中国人打算去将那些平常用来换数字的劳动用来自己消费了可怎么办？
第四，更可怕的是，如果中国人不打算接受您的数字和钞票，同时吵着要用自己印刷的钞票和创造的数字，来为自己的产品和别人的产品埋单，又有该怎么办？
所以，颇有先见之明的弗格森教授赶在奥巴马总统就职之际连忙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相当有说服力的文章“Team Chimerica”，敦促奥巴马政府抓紧时间与北京对话，加强这个“Chimerica”的联系，以免最后出现北京自己召开“G1”峰会的局面。
不过，遗憾的是，虽然中美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也许不得不提请弗林格教授，注意以下事实：
经过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已经跨过了“3盎司”这道横梗在我们面前的发展门槛。中国社会正在从温饱社会转向小康社会，并最终将无可避免地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一句话，中国人有点钱了，中国人也许不仅能够买得起欧美的先进产品；并且即将能够自己制造这些产品；而且最关键的是，中国人也将变得买得起自己制造的全部产品了！
在过去的30年中，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离开了农村，走进了城市，放下了农活，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从不足20%，上升到了2007年的超过44%；中国的人均国名生产总值从大约300美元，上升到了超过3000美元。
今天，十三亿中国人中，有超过5.7亿人生活在城市，仅仅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城市的中国人就超过了5,000万——这相当于两个半澳大利亚的人口。
而在中国的城市中至少20%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接近了欧美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有大约1.3亿人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这相当于一个日本或者半个美国的人口！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中国人自己的消费将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动力！
这意味着内需中的消费，将迟早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强劲增长的那驾高速马车；即使不是取代外需，也至少是和外需这驾马车并驾齐驱！
不难看出，当我们迈过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这道门槛后，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正是因为中国进入了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酝酿已久“换马”，才有可能，也有条件变成现实。
“四非社会”时代的到来
在这样一个时代，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后面将发现的那样，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一个被称为“四非社会”的时代正在到来：
中国正在开创一个人类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增长模式，二元的社会，开放的环境，复杂的关系，庞大的人口，完备的结构，这是一个惯于研究小国均衡模型的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计划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模式，我们称它为“非常规”。
中国经济的增长表现出的强劲动力，和其巨大的增长潜力，将使得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出现“量变到质变”的跃进。中国出现的“跨越”和“赶超”模式，也许将把以往人类几百年才走过的现代化道路缩短到“几十年”间。我们将这种“上台阶”式的增长过程称为“非线性”。
中国经济将具备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这个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木桶原理”的动力机制，将使得中国经济曾经存在的矛盾和瓶颈，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绊脚石转变成为推动经济不断前进和发展的新型动力，带动整个经济社会持续前进，这种动力模式我们称之为“非均衡”。
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一场在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不断通过“有限目标”而进行的改革。这既是一个在渐进的过程中对原有的利益格局重构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自我的矛盾层出不穷的过程，价值观在撞击，思想在激荡。未来会怎么样？没有人，也没有经典教科书能够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去为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外部干扰甚至阻挠的时代开拓一条道路。这个环境我们称之为“非稳定”。
一个以非常规、非线性、非均衡、非稳定为特征的充满中国特色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已经到来。
这是一个增长动力从“外生”转向“内生”的新时代。
这是一个即将告别旧有发展模式的新时代。
全新的时代，需要的是全新的认识。
全新的环境，需要的是全新的抉择。
次贷危机，对我们来说，也对于大洋那一边的那些人来说，恰恰意味着将为上一个时代画上一个“句号”！
也许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美国经济学家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所说的一句话，能加深我们对于这场经济危机将造成的严重后果的认识：
“或许我们这一代人也无法看到这场危机结束后的复兴的到来”。
有意思的是：对于本书而言，这场次贷危机不过是一个“冒号”——开启一个充满希望和戏剧性的、内容丰富的新时代的“冒号”……
在这样一个时代，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后面将发现的那样，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一个被称为“四非社会”的时代正在到来：
中国正在开创一个人类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增长模式，二元的社会，开放的环境，复杂的关系，庞大的人口，完备的结构，这是一个惯于研究小国均衡模型的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计划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模式，我们称它为“非常规”。
中国经济的增长表现出的强劲动力，和其巨大的增长潜力，将使得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出现“量变到质变”的跃进。中国出现的“跨越”和“赶超”模式，也许将把以往人类几百年才走过的现代化道路缩短到“几十年”间。我们将这种“上台阶”式的增长过程称为“非线性”。
中国经济将具备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这个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木桶原理”的动力机制，将使得中国经济曾经存在的矛盾和瓶颈，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绊脚石转变成为推动经济不断前进和发展的新型动力，带动整个经济社会持续前进，这种动力模式我们称之为“非均衡”。
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一场在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不断通过“有限目标”而进行的改革。这既是一个在渐进的过程中对原有的利益格局重构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自我的矛盾层出不穷的过程，价值观在撞击，思想在激荡。未来会怎么样？没有人，也没有经典教科书能够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去为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外部干扰甚至阻挠的时代开拓一条道路。这个环境我们称之为“非稳定”。
一个以非常规、非线性、非均衡、非稳定为特征的充满中国特色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已经到来。
这是一个增长动力从“外生”转向“内生”的新时代。
这是一个即将告别旧有发展模式的新时代。
全新的时代，需要的是全新的认识。
全新的环境，需要的是全新的抉择。
次贷危机，对我们来说，也对于大洋那一边的那些人来说，恰恰意味着将为上一个时代画上一个“句号”！
也许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美国经济学家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所说的一句话，能加深我们对于这场经济危机将造成的严重后果的认识：
“或许我们这一代人也无法看到这场危机结束后的复兴的到来”。
有意思的是：对于本书而言，这场次贷危机不过是一个“冒号”——开启一个充满希望和戏剧性的、内容丰富的新时代的“冒号”……
第二部分 三大秩序的变革契机
“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涉及范围之广、造成影响之深、冲击程度之大，几十年来罕见。世界各国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形势依然严峻。这场金融危机正在从局部向全局蔓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已经对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金融危机也给中国经济造成了较大影响。我们为应对这场危机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将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
——2008年11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 锦 涛出席G20会议会见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谈话
2009年1月13日，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时，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巧实力”（The Smart Power）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实际上，这个引起了广泛关注的“巧实力”并不是希拉里国务卿的首创。它是最早是由美国安全与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珊尼•诺瑟（Suzanne Nossel）在美国《外交》（The Foreign Affairs）杂志2004年第二期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中提出的，强调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外交目标。早在2007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人发表了一篇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按照奈教授的定义：巧实力就是一种综合运用应实力和软实力取得胜利的战略。
有人指出这个所谓“巧实力”，不过是“疗伤外交的代名词”。所谓“疗伤”指的是：既要疗布什造成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创伤，又要疗布什冒犯的（欧洲）盟友之伤；既要疗布什冒失形成的国际组织之伤，还要疗布什单边行为造成的（美俄、美中、美伊等等）双边关系之伤。
尽管希拉里及其周围的政界人士和学者们宣称“巧实力”战略不过是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的延伸，是综合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一个整体的战略，是力量的基地，也是要实现美国目标的“工具箱”——这个新战略体现了美国新政府在新的全球环境下对外战略的新变化。但是，这个“巧”字还是一语道破了奥巴马政府“疗伤外交”的“尴尬和窘境”——既想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对美国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苦于国力的急剧下落“力不从心”！它不但意味着美国将从“单边主义”和“军事解决”的布什主义的转向，外交将成为变过分依赖硬实力为软硬兼施的对外政策的先锋——其核心是“既要团结朋友，也要接触对手；既要巩固原有联盟，也要展开新的合作”；也意味着以美国实质上的对外收缩，为一个凭借强大实力将美国利益凌驾于各国利益之上的“超霸时代”画上了句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原因很简单：是次贷危机。这场危机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
当2007年3月，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在华尔街初露端倪的时候，几乎没有谁意识到，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这次危机竟然会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国际事件。
毫不夸张地讲，从影响烈度上看，唯一能与这次次贷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接近的事件，或许只有以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在形式上的终结。
尽管现在对次贷危机的终结，或对其全部影响做出全面系统的判断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认为，在这次次贷危机中，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基础，正在遭受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打击。
与那次被称为“The Great Depression”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显著不同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经济结构已经并且还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虽然在资金方面严重寅吃卯粮捉襟见肘的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政府，在这次危机中通过了天文数字般的救援计划；但不幸的是，这次次贷危机对于西方世界的打击，已经不仅仅出现在各国的实体经济和社会领域。随着危机的蔓延以及各种相关效应的渐次显现，它终将导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所形成并掌控的三大制度安排，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涉及范围之广、造成影响之深、冲击程度之大，几十年来罕见。世界各国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形势依然严峻。这场金融危机正在从局部向全局蔓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已经对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金融危机也给中国经济造成了较大影响。我们为应对这场危机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将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
——2008年11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 锦 涛出席G20会议会见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谈话
2009年1月13日，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时，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巧实力”（The Smart Power）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实际上，这个引起了广泛关注的“巧实力”并不是希拉里国务卿的首创。它是最早是由美国安全与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珊尼•诺瑟（Suzanne Nossel）在美国《外交》（The Foreign Affairs）杂志2004年第二期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中提出的，强调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外交目标。早在2007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人发表了一篇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按照奈教授的定义：巧实力就是一种综合运用应实力和软实力取得胜利的战略。
有人指出这个所谓“巧实力”，不过是“疗伤外交的代名词”。所谓“疗伤”指的是：既要疗布什造成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创伤，又要疗布什冒犯的（欧洲）盟友之伤；既要疗布什冒失形成的国际组织之伤，还要疗布什单边行为造成的（美俄、美中、美伊等等）双边关系之伤。
尽管希拉里及其周围的政界人士和学者们宣称“巧实力”战略不过是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的延伸，是综合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一个整体的战略，是力量的基地，也是要实现美国目标的“工具箱”——这个新战略体现了美国新政府在新的全球环境下对外战略的新变化。但是，这个“巧”字还是一语道破了奥巴马政府“疗伤外交”的“尴尬和窘境”——既想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对美国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苦于国力的急剧下落“力不从心”！它不但意味着美国将从“单边主义”和“军事解决”的布什主义的转向，外交将成为变过分依赖硬实力为软硬兼施的对外政策的先锋——其核心是“既要团结朋友，也要接触对手；既要巩固原有联盟，也要展开新的合作”；也意味着以美国实质上的对外收缩，为一个凭借强大实力将美国利益凌驾于各国利益之上的“超霸时代”画上了句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原因很简单：是次贷危机。这场危机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
当2007年3月，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在华尔街初露端倪的时候，几乎没有谁意识到，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这次危机竟然会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国际事件。
毫不夸张地讲，从影响烈度上看，唯一能与这次次贷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接近的事件，或许只有以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在形式上的终结。
尽管现在对次贷危机的终结，或对其全部影响做出全面系统的判断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认为，在这次次贷危机中，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基础，正在遭受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打击。
与那次被称为“The Great Depression”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显著不同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经济结构已经并且还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虽然在资金方面严重寅吃卯粮捉襟见肘的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政府，在这次危机中通过了天文数字般的救援计划；但不幸的是，这次次贷危机对于西方世界的打击，已经不仅仅出现在各国的实体经济和社会领域。随着危机的蔓延以及各种相关效应的渐次显现，它终将导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所形成并掌控的三大制度安排，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维系世界的三大制度安排
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前，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抓住历史时机，凭借无与伦比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建立了战后世界的三个国际性制度安排，即：
在政治领域：建立了联合国，确立了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一致原则。
在金融领域：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通过马歇尔计划 和“双挂钩”体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IBRD），使得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支付手段、计价工具、价值尺度和储备货币，美元成为了“美金”，而各国政府的货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则因此大大降低。
在贸易领域：建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并在1995年以后发展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这个制度安排的确立使得对美国和西方世界较为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进而世界产业结构分工和国际经济秩序得以确立。最终使得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范围的“剪刀差”，在自由贸易的掩护下得以巩固和加强，成为了西方福利国家重要的财富源泉和制度保障，并同时成为了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决策施加影响的重要途径。
上述三大制度安排奠定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基本秩序，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一系列相关的专门性或区域性制度安排。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虽然经历了冷战形式上的终结，但是这一制度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改变，即使美元在1973年最终脱离了金本位，从而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形式上解体，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相反，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和苏联解体后，美国在这三大体制中的影响力日渐强化，主导地位日渐凸现，以至于在今天我们评价美国的国家力量时，已经决不能再仅仅从美国一国的GDP出发，而必须从包括美国在上述国际制度安排中的制度优势出发。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家优势主要体现在制度框架中的系统优势，而不再是单独的国别优势。这一点，正如在评价“日不落国时代”的大英帝国的国家力量的时候，不能仅仅从英伦诸岛的统计数据出发一样。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在这次次贷危机中都将发生深刻的改变。
从这一点来看，作为一次标志性的转折点，次贷危机对美国、对世界；对中国，无疑都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前，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抓住历史时机，凭借无与伦比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建立了战后世界的三个国际性制度安排，即：
在政治领域：建立了联合国，确立了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一致原则。
在金融领域：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通过马歇尔计划 和“双挂钩”体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IBRD），使得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支付手段、计价工具、价值尺度和储备货币，美元成为了“美金”，而各国政府的货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则因此大大降低。
在贸易领域：建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并在1995年以后发展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这个制度安排的确立使得对美国和西方世界较为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进而世界产业结构分工和国际经济秩序得以确立。最终使得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范围的“剪刀差”，在自由贸易的掩护下得以巩固和加强，成为了西方福利国家重要的财富源泉和制度保障，并同时成为了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决策施加影响的重要途径。
上述三大制度安排奠定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基本秩序，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一系列相关的专门性或区域性制度安排。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虽然经历了冷战形式上的终结，但是这一制度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改变，即使美元在1973年最终脱离了金本位，从而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形式上解体，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相反，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和苏联解体后，美国在这三大体制中的影响力日渐强化，主导地位日渐凸现，以至于在今天我们评价美国的国家力量时，已经决不能再仅仅从美国一国的GDP出发，而必须从包括美国在上述国际制度安排中的制度优势出发。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家优势主要体现在制度框架中的系统优势，而不再是单独的国别优势。这一点，正如在评价“日不落国时代”的大英帝国的国家力量的时候，不能仅仅从英伦诸岛的统计数据出发一样。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在这次次贷危机中都将发生深刻的改变。
从这一点来看，作为一次标志性的转折点，次贷危机对美国、对世界；对中国，无疑都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维系世界的三大制度安排
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前，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抓住历史时机，凭借无与伦比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建立了战后世界的三个国际性制度安排，即：
在政治领域：建立了联合国，确立了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一致原则。
在金融领域：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通过马歇尔计划 和“双挂钩”体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IBRD），使得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支付手段、计价工具、价值尺度和储备货币，美元成为了“美金”，而各国政府的货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则因此大大降低。
在贸易领域：建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并在1995年以后发展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这个制度安排的确立使得对美国和西方世界较为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进而世界产业结构分工和国际经济秩序得以确立。最终使得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范围的“剪刀差”，在自由贸易的掩护下得以巩固和加强，成为了西方福利国家重要的财富源泉和制度保障，并同时成为了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决策施加影响的重要途径。
上述三大制度安排奠定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基本秩序，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一系列相关的专门性或区域性制度安排。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虽然经历了冷战形式上的终结，但是这一制度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改变，即使美元在1973年最终脱离了金本位，从而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形式上解体，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相反，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和苏联解体后，美国在这三大体制中的影响力日渐强化，主导地位日渐凸现，以至于在今天我们评价美国的国家力量时，已经决不能再仅仅从美国一国的GDP出发，而必须从包括美国在上述国际制度安排中的制度优势出发。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家优势主要体现在制度框架中的系统优势，而不再是单独的国别优势。这一点，正如在评价“日不落国时代”的大英帝国的国家力量的时候，不能仅仅从英伦诸岛的统计数据出发一样。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在这次次贷危机中都将发生深刻的改变。
从这一点来看，作为一次标志性的转折点，次贷危机对美国、对世界；对中国，无疑都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前，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抓住历史时机，凭借无与伦比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建立了战后世界的三个国际性制度安排，即：
在政治领域：建立了联合国，确立了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一致原则。
在金融领域：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通过马歇尔计划 和“双挂钩”体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IBRD），使得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支付手段、计价工具、价值尺度和储备货币，美元成为了“美金”，而各国政府的货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则因此大大降低。
在贸易领域：建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并在1995年以后发展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这个制度安排的确立使得对美国和西方世界较为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进而世界产业结构分工和国际经济秩序得以确立。最终使得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范围的“剪刀差”，在自由贸易的掩护下得以巩固和加强，成为了西方福利国家重要的财富源泉和制度保障，并同时成为了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决策施加影响的重要途径。
上述三大制度安排奠定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基本秩序，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一系列相关的专门性或区域性制度安排。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虽然经历了冷战形式上的终结，但是这一制度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改变，即使美元在1973年最终脱离了金本位，从而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形式上解体，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相反，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和苏联解体后，美国在这三大体制中的影响力日渐强化，主导地位日渐凸现，以至于在今天我们评价美国的国家力量时，已经决不能再仅仅从美国一国的GDP出发，而必须从包括美国在上述国际制度安排中的制度优势出发。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家优势主要体现在制度框架中的系统优势，而不再是单独的国别优势。这一点，正如在评价“日不落国时代”的大英帝国的国家力量的时候，不能仅仅从英伦诸岛的统计数据出发一样。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在这次次贷危机中都将发生深刻的改变。
从这一点来看，作为一次标志性的转折点，次贷危机对美国、对世界；对中国，无疑都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被次贷危机改变了的世界政治版图——“超霸时代”的句号
2008年3月底，在G20领导人伦敦峰会召开前夕，当记者采访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时，这位外交大臣不无伤感地指出：
“单极时代将在4月2日结束。我们将会得到重要机会，使我们能够开始在同一个平面上讨论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问题，一个多极时代将会开启。”
在承接了里根时代针锋相对的冷战思维的基础上，在老布什的领导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以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为标志，得以形式上的终结。而1990年～1991年的海湾战争则确立了美国军事力量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倒性优势。
在二十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凭借互联网引导下的“新经济”所取得的令世界目瞪口呆的经济成就，更使得美国在世界经济，进而在世界政治领域所取得的优势地位得以空前加强。
2001年的911事件，使得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道义优势”。
这一切，使得小布什政府在国际性事务中执行的单边主义的能力、信心和空间极度膨胀。
可以说，在此次次贷危机之前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美国的“超霸时代”。但是这一切，显然即将改变。可以预见：
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是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剧烈的财政压力下的被迫向内收缩，将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调。而在可以接受的“体面条件下”，了结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并且说服或者迫使盟友，至少分担部分美国的“国际安全义务”，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当务之急和对外政策的主旋律。
很明确的是，“黩武”的小布什政府期间“强硬”的单边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财政压力”，是疲于应付国内经济危机的美国现政府所无法承担的。而自拉姆斯菲尔德开始的美国军事转型，尽管耗费了巨资，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显现出足以和潜在对手拉开足够“技术代差”的现实可能性。这就使得忙于应付国内事务的美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影响力和影响意愿大幅度下降。
2008年3月底，在G20领导人伦敦峰会召开前夕，当记者采访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时，这位外交大臣不无伤感地指出：
“单极时代将在4月2日结束。我们将会得到重要机会，使我们能够开始在同一个平面上讨论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问题，一个多极时代将会开启。”
在承接了里根时代针锋相对的冷战思维的基础上，在老布什的领导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以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为标志，得以形式上的终结。而1990年～1991年的海湾战争则确立了美国军事力量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倒性优势。
在二十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凭借互联网引导下的“新经济”所取得的令世界目瞪口呆的经济成就，更使得美国在世界经济，进而在世界政治领域所取得的优势地位得以空前加强。
2001年的911事件，使得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道义优势”。
这一切，使得小布什政府在国际性事务中执行的单边主义的能力、信心和空间极度膨胀。
可以说，在此次次贷危机之前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美国的“超霸时代”。但是这一切，显然即将改变。可以预见：
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是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剧烈的财政压力下的被迫向内收缩，将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调。而在可以接受的“体面条件下”，了结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并且说服或者迫使盟友，至少分担部分美国的“国际安全义务”，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当务之急和对外政策的主旋律。
很明确的是，“黩武”的小布什政府期间“强硬”的单边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财政压力”，是疲于应付国内经济危机的美国现政府所无法承担的。而自拉姆斯菲尔德开始的美国军事转型，尽管耗费了巨资，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显现出足以和潜在对手拉开足够“技术代差”的现实可能性。这就使得忙于应付国内事务的美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影响力和影响意愿大幅度下降。
误中副车的石油奇谋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过去几年中，美国经济政策中出现的重大失误，使得美国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将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这一失误的核心在于放任投机资金对于石油和矿产品资源的恶意炒作。
以石油为例，在过去的五年中，全球石油每天的产量不过8000万～9000万桶，但是在期货市场的交易量却上升到了21亿桶；如此超越现实的投机，导致了石油价格从2003年的大约30美元左右上升到了2008年7月21日的147美元！
按照少数冷战主义者和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们的最初打算，石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潜在对手”迅速上升的经济遭到巨大打击，从而引发衰退甚至内部混乱，进而丧失追赶并且超越美国的势头。
然而这部分人显然没有意识到，尽管中国在1994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并且最终在2003年一举超越日本和韩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但是企图以高油价打击中国经济的想法，也是极其荒诞的。
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中国本身拥有巨大的石油储量和产量。
尽管中国的石油消耗量和进口量不断上升，但是中国本身的石油产量也是极其巨大的。作为世界五大石油生产国之一，中国自身的产量足以满足自身需求的一半（2006年中国石油日均产368.4万桶，日均消耗744.5万桶）。而随着油价的上升，作为非欧佩克国家的中国在增加石油生产方面显然具有极大的潜力和空间。而相形之下，美国的原油日消费量达2000多万桶（2006年美国石油日均消耗2058.9万桶），而其自身的产量仅能满足大约1/3的需求（2006年美国日产石油平均约687万桶）。油价每上涨1美元，意味着中国每年将多支出1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为此将付出的代价则是多支出50亿美元！很显然，石油价格的上升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打击远远大于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也就是说放任油价被恶意投机推涨的做法，不管是不是出于企图打击中国的初衷，都是一种极度得不偿失的做法，无异于“杀敌五千自损一万”的愚蠢行为。
其次，中美的国内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差异。
中国政府牢牢的控制着经济的核心命脉——关键产品的定价权。国家通过备受西方经济学者诟病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石油价格进行了有效的管制，同时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作为部分履行国家维护经济安全职能的超级企业，在政府的强力控制下，具有极强的对抗油价上涨的能力。以93号汽油为例，在北京地区的售价从2002年的2.50元/升上涨到了2008年的6.37元/升，涨幅为154.8%，但是同期世界原油价格的涨幅却接近400%。可见，尽管中国的石油企业和油价政策在灵活性方面备受批评；但是这种国家干预的做法，也就使得内部的经济通过“防火墙”，免受外部的剧烈冲击。而至于美国，则相当遗憾，这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油价是随行就市的，这个国家也没有一个类似“国家发改委”的机构要求是由企业承担类似义务——外部的剧烈冲击对于美国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最后，中美的石油消费结构不一样。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尽管对石油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是中国是一个相对外向型的国家，大量的出口，实际上意味着石油只是“中国制造”融入世界产品链中的一种中间产品。油价的上涨可以至少部分地反映在了出口产品的价格中从而向外转嫁。另一方面看，虽然近年来，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出现了快速的上涨，而且中国的节能技术依然差强人意，但是这和美国这个“轮子上的国家”相比，中国社会对石油价格的敏感度依然是较为迟钝的。而美国作为大量初级产品的最终消费国，则非常不幸，石油价格的上涨必然将反映在其最终支出的增加上，对企业是这样，对老百姓更是这样。石油价格的上升，对工资和消费支出以及物价指数的压力，对美国来说，远大于对中国的压力。
然而，上述三方面的中国因素，实际上还并不足以使得美国为其放任油价投机的愚蠢政策立即付出代价。真正导致美国受损的领域，来自过去几年石油价格的飙升，所导致的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的严重改变。石油价格上升最大的受益者，恰恰是许多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对手和潜在对手：
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为代表的海湾伊斯兰世界国家和欧佩克国家 ；
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传统对手国家；
以伊朗为代表的敌视国家；
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充满反美情绪的国家；
以安哥拉、尼日利亚为代表的西南非洲国家；
许多对美国不甚友好的国家恰恰拥有巨大的石油资源和产量。
石油价格的上涨，极大地增强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至少是外汇储备。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过去几年中，美国经济政策中出现的重大失误，使得美国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将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这一失误的核心在于放任投机资金对于石油和矿产品资源的恶意炒作。
以石油为例，在过去的五年中，全球石油每天的产量不过8000万～9000万桶，但是在期货市场的交易量却上升到了21亿桶；如此超越现实的投机，导致了石油价格从2003年的大约30美元左右上升到了2008年7月21日的147美元！
按照少数冷战主义者和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们的最初打算，石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潜在对手”迅速上升的经济遭到巨大打击，从而引发衰退甚至内部混乱，进而丧失追赶并且超越美国的势头。
然而这部分人显然没有意识到，尽管中国在1994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并且最终在2003年一举超越日本和韩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但是企图以高油价打击中国经济的想法，也是极其荒诞的。
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中国本身拥有巨大的石油储量和产量。
尽管中国的石油消耗量和进口量不断上升，但是中国本身的石油产量也是极其巨大的。作为世界五大石油生产国之一，中国自身的产量足以满足自身需求的一半（2006年中国石油日均产368.4万桶，日均消耗744.5万桶）。而随着油价的上升，作为非欧佩克国家的中国在增加石油生产方面显然具有极大的潜力和空间。而相形之下，美国的原油日消费量达2000多万桶（2006年美国石油日均消耗2058.9万桶），而其自身的产量仅能满足大约1/3的需求（2006年美国日产石油平均约687万桶）。油价每上涨1美元，意味着中国每年将多支出1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为此将付出的代价则是多支出50亿美元！很显然，石油价格的上升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打击远远大于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也就是说放任油价被恶意投机推涨的做法，不管是不是出于企图打击中国的初衷，都是一种极度得不偿失的做法，无异于“杀敌五千自损一万”的愚蠢行为。
其次，中美的国内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差异。
中国政府牢牢的控制着经济的核心命脉——关键产品的定价权。国家通过备受西方经济学者诟病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石油价格进行了有效的管制，同时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作为部分履行国家维护经济安全职能的超级企业，在政府的强力控制下，具有极强的对抗油价上涨的能力。以93号汽油为例，在北京地区的售价从2002年的2.50元/升上涨到了2008年的6.37元/升，涨幅为154.8%，但是同期世界原油价格的涨幅却接近400%。可见，尽管中国的石油企业和油价政策在灵活性方面备受批评；但是这种国家干预的做法，也就使得内部的经济通过“防火墙”，免受外部的剧烈冲击。而至于美国，则相当遗憾，这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油价是随行就市的，这个国家也没有一个类似“国家发改委”的机构要求是由企业承担类似义务——外部的剧烈冲击对于美国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最后，中美的石油消费结构不一样。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尽管对石油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是中国是一个相对外向型的国家，大量的出口，实际上意味着石油只是“中国制造”融入世界产品链中的一种中间产品。油价的上涨可以至少部分地反映在了出口产品的价格中从而向外转嫁。另一方面看，虽然近年来，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出现了快速的上涨，而且中国的节能技术依然差强人意，但是这和美国这个“轮子上的国家”相比，中国社会对石油价格的敏感度依然是较为迟钝的。而美国作为大量初级产品的最终消费国，则非常不幸，石油价格的上涨必然将反映在其最终支出的增加上，对企业是这样，对老百姓更是这样。石油价格的上升，对工资和消费支出以及物价指数的压力，对美国来说，远大于对中国的压力。
然而，上述三方面的中国因素，实际上还并不足以使得美国为其放任油价投机的愚蠢政策立即付出代价。真正导致美国受损的领域，来自过去几年石油价格的飙升，所导致的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的严重改变。石油价格上升最大的受益者，恰恰是许多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对手和潜在对手：
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为代表的海湾伊斯兰世界国家和欧佩克国家 ；
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传统对手国家；
以伊朗为代表的敌视国家；
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充满反美情绪的国家；
以安哥拉、尼日利亚为代表的西南非洲国家；
许多对美国不甚友好的国家恰恰拥有巨大的石油资源和产量。
石油价格的上涨，极大地增强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至少是外汇储备。
不期而至的多极时代
告别了那个被美国利用石油低价赚取“剪刀差”的压抑时代的国家，意想不到地成为了这场美国人自我导演的石油闹剧的大赢家。而这将使得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产生极其不利于美国的变化：
对于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和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而言，石油价格每桶上升1美元，则意味着其石油外汇收入每年增加至少25亿美元。如果石油价格每桶涨幅超过100美元，那么这个数字将是2500亿美元！如此之大的石油收入，不可能不导致沙特阿拉伯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几年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从沙特阿拉伯迁往阿联酋，就证明了这种潜在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威力”。而近年来石油价格下跌和美元偏软，必然也会导致沙特阿拉伯等握有巨额石油美元的国家对美国滋生不满。这无疑将导致美国对其影响和控制能力的进一步降低。
而对于自苏联解体后，曾蹒跚调整了十余年的俄罗斯联邦而言，国际原油价格的疯涨，对于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其经济和政府财政的改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世界上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产油国，俄罗斯日出口石油平均大约600万桶，油价的上升，不仅为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改革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也使得俄罗斯在摆脱对西方财政援助的依赖进而维护自身传统利益方面的实力大幅度增强。这一实力的增强，使得俄罗斯在反弹道导弹系统较量的谈判筹码和在中亚、高加索地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其基本态度日趋强硬。2009年2月访俄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在获得克里姆林宫许诺的高达20多亿美元的贷款和无偿援助后宣布因为“租金问题”关闭美国在中亚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空军基地。同日宣布建立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共同防空系统，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种趋势。
至于委内瑞拉等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国家，可以预见，虽然其远非在政治经济领域可以和美国“较量”的国家，但是其鲜明的态度和利用石油美元积累起的财富进行的社会建设却足以在这个传统的“后院”地区给美国制造足够的“麻烦”。这无疑将导致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日程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足以和俄罗斯复兴相提并论，以至于给美国带来强烈不安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尽管在伊斯兰世界长期存在着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不同，但是几乎无人能够否认在一个结束了美国对伊拉克军事占领的海湾地区，在航天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的伊朗，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在该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袖国家。很明显，无论是被大大削弱了的伊拉克，还是其他海湾君主国，在短期内都无法与通过卫星发射计划获得了“洲际打击能力”的伊朗相抗衡。而传统的借助“外力”的方式，将面临更多来自宗教和石油利益的阻力。如果伊朗不改变其基本战略政策的话，其获得“核能力”不过是时间问题。而这一能力的获得，将使得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和影响空间折扣殆尽。
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南亚次大陆的战争阴云、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泥潭般错综复杂的形势、恐怖主义与各种反美势力的复苏，再加上许多动荡的“民主样板国家”日渐严峻的局势，将会造成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
那么欧洲又会怎么样呢？2009年初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天然气纠纷中，实际上最大的输家却是在罕见的严冬中束手无策的欧盟。这场天然气纠纷，与其说是一场俄乌闹剧，不如说是在一个恰如其分的好时机进行的一场力量展示。俄罗斯用手中的资源让至少相当一部分欧洲国家明白了欧盟的脆弱和他们对俄罗斯的依赖。这不仅对俄罗斯拟议中的世界天然气“欧佩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将对改变欧洲内部的力量对比和欧盟对俄罗斯的战略关系，从而发生深远的影响。这既有可能是西方世界变相承认俄罗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俄格战争”所确立的势力范围的背书，也将成为新的美国、欧盟、俄罗斯战略关系的起点。而传统的法德轴心以及英国在欧盟内部关系中的地位恐怕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对的衰落。
极为有趣的是，在这之后不久的2009年3月，曾经在戴高乐时代桀骜不驯的法国人，在他们那位以“小拿破仑”自居的匈牙利裔总统萨科奇的带领下，终于重返了阔别半个世纪的北约军事框架。这多上让人怀疑，此前不久发生的法国海军战略核潜艇“凯旋”号与英国皇家海军战略核潜艇“前卫”号的相撞事故，并非偶然——而更像是一起由爱丽舍宫为重返北约军事框架而精心导演的公关活动。
那么美国在这一系列国际变革中难道将坐以待毙吗？当然不会，美国政府肯定会想办法做点什么，来改变自身的困境。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白宫能做什么呢？——次贷危机束缚了美国政府的手脚。
对于高度重视国内民意的奥巴马政府而言，次贷危机及其救援措施将使得美国政府承担任何“国际义务”的时候都将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和国内舆论压力。显然，在被耗资巨大也未能抓获的拉登搞得进退两难的美国社会，已经厌倦了关于没完没了的关于路边炸弹和自杀式袭击者的消息。以缩减海军航空母舰规模为标志，收缩——包括军事支出的收缩和国际事务的收缩，已经成为了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吞下的苦果。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2009年，虽然美国海军的水文测量舰依然在别国核潜艇基地附近水域坚持行使其所谓的“无害通过权”。但是连索马里附近的“国际航道秩序”都无法维持的事实，越充分说明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警察外强中干的窘困境遇。
可以预见，如果在此期间，不发生类似于“珍珠港事件”或者“柏林危机”、“9.11袭击”之类的严重挑战的话，那么可以说，拜这次次贷危机所赐，“超霸时代”即将划上句号。
毫不夸张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世界政治版图，即将改变。
崭新的一页即将翻开！
告别了那个被美国利用石油低价赚取“剪刀差”的压抑时代的国家，意想不到地成为了这场美国人自我导演的石油闹剧的大赢家。而这将使得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产生极其不利于美国的变化：
对于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和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而言，石油价格每桶上升1美元，则意味着其石油外汇收入每年增加至少25亿美元。如果石油价格每桶涨幅超过100美元，那么这个数字将是2500亿美元！如此之大的石油收入，不可能不导致沙特阿拉伯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几年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从沙特阿拉伯迁往阿联酋，就证明了这种潜在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威力”。而近年来石油价格下跌和美元偏软，必然也会导致沙特阿拉伯等握有巨额石油美元的国家对美国滋生不满。这无疑将导致美国对其影响和控制能力的进一步降低。
而对于自苏联解体后，曾蹒跚调整了十余年的俄罗斯联邦而言，国际原油价格的疯涨，对于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其经济和政府财政的改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世界上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产油国，俄罗斯日出口石油平均大约600万桶，油价的上升，不仅为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改革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也使得俄罗斯在摆脱对西方财政援助的依赖进而维护自身传统利益方面的实力大幅度增强。这一实力的增强，使得俄罗斯在反弹道导弹系统较量的谈判筹码和在中亚、高加索地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其基本态度日趋强硬。2009年2月访俄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在获得克里姆林宫许诺的高达20多亿美元的贷款和无偿援助后宣布因为“租金问题”关闭美国在中亚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空军基地。同日宣布建立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共同防空系统，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种趋势。
至于委内瑞拉等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国家，可以预见，虽然其远非在政治经济领域可以和美国“较量”的国家，但是其鲜明的态度和利用石油美元积累起的财富进行的社会建设却足以在这个传统的“后院”地区给美国制造足够的“麻烦”。这无疑将导致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日程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足以和俄罗斯复兴相提并论，以至于给美国带来强烈不安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尽管在伊斯兰世界长期存在着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不同，但是几乎无人能够否认在一个结束了美国对伊拉克军事占领的海湾地区，在航天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的伊朗，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在该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袖国家。很明显，无论是被大大削弱了的伊拉克，还是其他海湾君主国，在短期内都无法与通过卫星发射计划获得了“洲际打击能力”的伊朗相抗衡。而传统的借助“外力”的方式，将面临更多来自宗教和石油利益的阻力。如果伊朗不改变其基本战略政策的话，其获得“核能力”不过是时间问题。而这一能力的获得，将使得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和影响空间折扣殆尽。
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南亚次大陆的战争阴云、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泥潭般错综复杂的形势、恐怖主义与各种反美势力的复苏，再加上许多动荡的“民主样板国家”日渐严峻的局势，将会造成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
那么欧洲又会怎么样呢？2009年初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天然气纠纷中，实际上最大的输家却是在罕见的严冬中束手无策的欧盟。这场天然气纠纷，与其说是一场俄乌闹剧，不如说是在一个恰如其分的好时机进行的一场力量展示。俄罗斯用手中的资源让至少相当一部分欧洲国家明白了欧盟的脆弱和他们对俄罗斯的依赖。这不仅对俄罗斯拟议中的世界天然气“欧佩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将对改变欧洲内部的力量对比和欧盟对俄罗斯的战略关系，从而发生深远的影响。这既有可能是西方世界变相承认俄罗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俄格战争”所确立的势力范围的背书，也将成为新的美国、欧盟、俄罗斯战略关系的起点。而传统的法德轴心以及英国在欧盟内部关系中的地位恐怕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对的衰落。
极为有趣的是，在这之后不久的2009年3月，曾经在戴高乐时代桀骜不驯的法国人，在他们那位以“小拿破仑”自居的匈牙利裔总统萨科奇的带领下，终于重返了阔别半个世纪的北约军事框架。这多上让人怀疑，此前不久发生的法国海军战略核潜艇“凯旋”号与英国皇家海军战略核潜艇“前卫”号的相撞事故，并非偶然——而更像是一起由爱丽舍宫为重返北约军事框架而精心导演的公关活动。
那么美国在这一系列国际变革中难道将坐以待毙吗？当然不会，美国政府肯定会想办法做点什么，来改变自身的困境。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白宫能做什么呢？——次贷危机束缚了美国政府的手脚。
对于高度重视国内民意的奥巴马政府而言，次贷危机及其救援措施将使得美国政府承担任何“国际义务”的时候都将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和国内舆论压力。显然，在被耗资巨大也未能抓获的拉登搞得进退两难的美国社会，已经厌倦了关于没完没了的关于路边炸弹和自杀式袭击者的消息。以缩减海军航空母舰规模为标志，收缩——包括军事支出的收缩和国际事务的收缩，已经成为了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吞下的苦果。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2009年，虽然美国海军的水文测量舰依然在别国核潜艇基地附近水域坚持行使其所谓的“无害通过权”。但是连索马里附近的“国际航道秩序”都无法维持的事实，越充分说明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警察外强中干的窘困境遇。
可以预见，如果在此期间，不发生类似于“珍珠港事件”或者“柏林危机”、“9.11袭击”之类的严重挑战的话，那么可以说，拜这次次贷危机所赐，“超霸时代”即将划上句号。
毫不夸张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世界政治版图，即将改变。
崭新的一页即将翻开！
被次贷危机改变了的世界货币与金融秩序——美元体制的动摇
2009年3月，在G20伦敦峰会召开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教授异乎寻常地发表了三篇“学术文章”，矛头直指作为“国际流动性”的美元。在经过大量论证后，周小川教授提出了一个关于“国际货币”的设想。尽管这个设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65年前——1944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爵士为遏制美元霸权而提出的“Bancor”计划的翻版——美国认为应对这个建议提出了“怀特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发展成为了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周小川教授的倡议依然得到了广泛的回应。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乎惊慌得不得不在第一时间表态宣称：世界并不需要在美元之外创设一种世界货币，而财政部长盖特纳却迫于压力表示美国会以“相当开放的态度”讨论这个问题。这一切的背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被称为“印刷匠本”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教授，以“非常规的魄力”宣布将协同美国财政部“创造11,500亿美元”之后，人们不仅对深陷次贷危机的美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也不得不考虑去面对一个“后美金时代”了。
“纸黄金”与“真霸权”
1973年2月12日，当迫于严重贬值压力的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兑黄金官价继1971年12月18日美元贬值7.89%之后再次贬值至42美元/盎司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明白，这意味着1944年签订的布雷顿森林大旅馆协议的核心内容：美国财政部向各国中央银行保证的美元按照1美元=0.888671克黄金的官价与黄金挂钩，各国中央银行保证本国货币按照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已经走到了尽头。
按照传统的做法，作为货币符号的纸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其价值往往必须要靠外部的权威加以保证。在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市场经济国家，这种权威通常是黄金。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有法定含金量也就是实行金本位的货币都是“保险”的，也是被外国交易者所广泛接受的。因此黄金是国际交易的核心，也是一国国际经济安全的保证。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中，由于美国财政部保证按照官价向各国中央银行兑换黄金，因此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了各国中央银行保证本国货币币值稳定和汇率稳定的核心资产。随着黄金退出货币领域，美元取代黄金的地位成为了“美金”——“硬通货”。有了美元，就可以稳定本国货币；有了美元，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商品。而美元从哪里来？——这是问题的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掌握了世界70%以上黄金的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巨大的剩余产品储备，成为了各国经济重建与复苏的核心。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国家提供了超过120亿美元的贷款。于是，大量注入的美元成为了启动国际经济循环的润滑剂，美元迅速取代了英镑、法郎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支付手段、交易工具、计价货币和官方储备。这一方面，增强了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巩固了了冷战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世界经济尤其是世界金融的“美元化”。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关协议，两个美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组织被按照“股份公司的模式”建立了起来：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后者我们习惯性地称为“世界银行”。这两个总部坐落于华盛顿的国际性组织与其附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开发协会，成为了最大股东——美国，据世界之财力，维护美元霸权，推行美国经济观念的基本工具。在这些组织中，美国及其盟友拥有最多的表决权，这使得这些组织的历次“增资”和筹款，不过是替美国的对外经济控制舒缓财政压力的工具而已。
如前所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储备是否充足不仅是一国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成为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是否稳定汇率是否稳定的标志，也因此是一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整个经济政策以及内政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国际收支脆弱的国家惊恐的发现，能否获得足够多的、与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美元，就成为了政府和社会能否稳定的前提条件。
于是，在平时和华盛顿保持较为友好的合作关系，也就成为了为数不多的明智选择。而在危机时刻，寻求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消防队员”和“最后贷款人”的支持也就是必不可缺的。
可问题是，无论是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还是同样在华盛顿的那两个“消防队员”，对于受援国家的财政、货币乃至政治条件，都设定了相当的门槛。如果“不及格”，那么一切免谈——而受援国有谈判的砝码吗？——很遗憾，这得视危机的严重情况而定——如果情况糟透了，那么也就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可言。因为如果拒绝满足华盛顿的条件，就意味着国内经济和社会全面崩溃的话，那么只要能换取一丝解脱的希望，就算是“鸩酒”——也会有强大到令你无法抗拒的国内外势力，去强迫你“一口喝掉”。
这个现象在苏联解体后“休克疗法”肆虐的俄国，和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苏联解体的最初十年中，危机重重的俄罗斯为了获得来自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援助，不得不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顾问们提出的“改革建议”。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按照最宽容的看法，也很难说这些建议是从俄国人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的为俄罗斯着想的。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和上述两大国际组织提出的接近“休克疗法”的苛刻条件，使得相关国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才获得了必要的救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历次对别国的危机“救援”中，美国都会强硬地要求受援国家紧缩财政，削减赤字，尤其是压缩国防开支。但是在这次危机中，身陷困境的美国人却在猛烈地扩张财政赤字和国防开支。奥巴马政府一方面不断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以稳定金融体系，另一方面却创造了2009～2010财政年度财政赤字17,500亿美元和国防开支计划5,854亿美元的“新纪录”！尽管这个人口不到世界总数5%的国家的国防开支超过了全球国防开支的40%，但是她仍在抱怨别的国家对她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
2009年3月，在G20伦敦峰会召开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教授异乎寻常地发表了三篇“学术文章”，矛头直指作为“国际流动性”的美元。在经过大量论证后，周小川教授提出了一个关于“国际货币”的设想。尽管这个设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65年前——1944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爵士为遏制美元霸权而提出的“Bancor”计划的翻版——美国认为应对这个建议提出了“怀特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发展成为了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周小川教授的倡议依然得到了广泛的回应。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乎惊慌得不得不在第一时间表态宣称：世界并不需要在美元之外创设一种世界货币，而财政部长盖特纳却迫于压力表示美国会以“相当开放的态度”讨论这个问题。这一切的背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被称为“印刷匠本”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教授，以“非常规的魄力”宣布将协同美国财政部“创造11,500亿美元”之后，人们不仅对深陷次贷危机的美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也不得不考虑去面对一个“后美金时代”了。
“纸黄金”与“真霸权”
1973年2月12日，当迫于严重贬值压力的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兑黄金官价继1971年12月18日美元贬值7.89%之后再次贬值至42美元/盎司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明白，这意味着1944年签订的布雷顿森林大旅馆协议的核心内容：美国财政部向各国中央银行保证的美元按照1美元=0.888671克黄金的官价与黄金挂钩，各国中央银行保证本国货币按照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已经走到了尽头。
按照传统的做法，作为货币符号的纸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其价值往往必须要靠外部的权威加以保证。在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市场经济国家，这种权威通常是黄金。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有法定含金量也就是实行金本位的货币都是“保险”的，也是被外国交易者所广泛接受的。因此黄金是国际交易的核心，也是一国国际经济安全的保证。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中，由于美国财政部保证按照官价向各国中央银行兑换黄金，因此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了各国中央银行保证本国货币币值稳定和汇率稳定的核心资产。随着黄金退出货币领域，美元取代黄金的地位成为了“美金”——“硬通货”。有了美元，就可以稳定本国货币；有了美元，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商品。而美元从哪里来？——这是问题的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掌握了世界70%以上黄金的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巨大的剩余产品储备，成为了各国经济重建与复苏的核心。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国家提供了超过120亿美元的贷款。于是，大量注入的美元成为了启动国际经济循环的润滑剂，美元迅速取代了英镑、法郎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支付手段、交易工具、计价货币和官方储备。这一方面，增强了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巩固了了冷战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世界经济尤其是世界金融的“美元化”。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关协议，两个美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组织被按照“股份公司的模式”建立了起来：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后者我们习惯性地称为“世界银行”。这两个总部坐落于华盛顿的国际性组织与其附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开发协会，成为了最大股东——美国，据世界之财力，维护美元霸权，推行美国经济观念的基本工具。在这些组织中，美国及其盟友拥有最多的表决权，这使得这些组织的历次“增资”和筹款，不过是替美国的对外经济控制舒缓财政压力的工具而已。
如前所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储备是否充足不仅是一国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成为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是否稳定汇率是否稳定的标志，也因此是一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整个经济政策以及内政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国际收支脆弱的国家惊恐的发现，能否获得足够多的、与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美元，就成为了政府和社会能否稳定的前提条件。
于是，在平时和华盛顿保持较为友好的合作关系，也就成为了为数不多的明智选择。而在危机时刻，寻求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消防队员”和“最后贷款人”的支持也就是必不可缺的。
可问题是，无论是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还是同样在华盛顿的那两个“消防队员”，对于受援国家的财政、货币乃至政治条件，都设定了相当的门槛。如果“不及格”，那么一切免谈——而受援国有谈判的砝码吗？——很遗憾，这得视危机的严重情况而定——如果情况糟透了，那么也就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可言。因为如果拒绝满足华盛顿的条件，就意味着国内经济和社会全面崩溃的话，那么只要能换取一丝解脱的希望，就算是“鸩酒”——也会有强大到令你无法抗拒的国内外势力，去强迫你“一口喝掉”。
这个现象在苏联解体后“休克疗法”肆虐的俄国，和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苏联解体的最初十年中，危机重重的俄罗斯为了获得来自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援助，不得不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顾问们提出的“改革建议”。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按照最宽容的看法，也很难说这些建议是从俄国人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的为俄罗斯着想的。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和上述两大国际组织提出的接近“休克疗法”的苛刻条件，使得相关国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才获得了必要的救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历次对别国的危机“救援”中，美国都会强硬地要求受援国家紧缩财政，削减赤字，尤其是压缩国防开支。但是在这次危机中，身陷困境的美国人却在猛烈地扩张财政赤字和国防开支。奥巴马政府一方面不断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以稳定金融体系，另一方面却创造了2009～2010财政年度财政赤字17,500亿美元和国防开支计划5,854亿美元的“新纪录”！尽管这个人口不到世界总数5%的国家的国防开支超过了全球国防开支的40%，但是她仍在抱怨别的国家对她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
“华盛顿共识”陷阱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条件下，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货币金融安排，而成为了美国主导下的通过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干涉别国内政的“合法的”政治工具了。尤其是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工作过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90年抛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之后，利用这两个组织进行意识形态的推销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甚至成为了许多困难国家获得援助的“潜在先决条件”。
根据这个“华盛顿共识”，威廉姆森将落后归结为没有市场经济制度，而将没有市场经济制度归结为没有政治制度相匹配，因此“政治合格”是获得救援的首要条件。这些“消防队员们”，在去“救火”之前，通常会要求被救者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至少是已经打算“向资本流动开放，同时向透明度、私有化和自由化方向迈进”。在此过程中，与经济改革相联系的往往是严厉的财政约束和政治更迭，其核心，是有意无意的诱使发展中国家在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过程中，不得不进行符合华盛顿口味的政治改革甚至是革命。
事实上，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许多危机中的国家“捏着鼻子”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附带着这样或那样经济政治方案的救援，但是这些被捆绑销售的救援附带条件却并没有表现出传说中的魔力。对此“华盛顿共识”的拥护者们，通常给出的解释是：“经济出现困难不是华盛顿共识出了错误，而是不具备政治基础和制度环境。管理不善及腐败统治的政府或政客必须为此负责。因此解决的途径只能是换马换人”。
从另一方面看，在现行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制度中，对于一个外向型的国家而言，设法保证本国的货币相对稳定是一个国家财政货币政策至关重要的内容。这种货币的稳定，既包括货币的对内稳定，也就是货币的购买力稳定，通俗的表现就是物价的稳定；同时也包括货币的对外稳定，也就是本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
按照今天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两大国际金融组织的看法，一个国家的理想的货币汇率机制应当是不由政府控制，而由市场根据需要自动生成的浮动汇率机制；按照他们的观点，在这样的体制下，如果排除了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那么自由浮动的汇率就将发挥自动稳定国际收支的“神奇”疗效——当一国国际收支顺差，那么本国货币汇率的上升，将使得国际收支顺差减小，进而恢复平衡；而当一个国家出现逆差，那么本币在外汇市场上的贬值，将使得逆差缩小，平衡恢复。这样一来，外汇市场也就万事大吉了。
可问题在于，今天的美国人是这样想的，但是半个世纪前，他们却不是这样做的。
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刚刚建立的时候，美国在承担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义务”的时候，要求各国货币必须按照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一旦市场出现波动，相关国家政府必须救援，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将根据需要“视情况”提供贷款。如果实在需要改变本币的汇率，那也必须事先征得美国和有关组织的同意和谅解。很明显，在那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否维持本国货币的稳定，进而保证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核心在于是否拥有足够多的“美元”——至少是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美元。因为美元像黄金一样，具有着稳定货币价值的“神奇”功效。而得到美元的途径不外乎三条：
一是尽可能的向美国出口商品，同时克制进口，通过贸易顺差，换取美元；
二是开放本国的产业，吸引外国投资，从而吸引美元资本流入，增加美元；
三是通过官方渠道或者商业方式获得官方援助，或者商业贷款，举借美元。
对于采用第一种方式的国家，通过顺差换取美元，意味着必须接受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贸易规则，用商品去交换美国货币，支撑美国的贸易逆差。
而对于采用第二种方式的国家，通过吸引外国投资来获取美元，则意味着必须开放相关产业，一定程度上放弃本国的经济自主权，容忍外国资本根据其自身的利益考虑进入本国经济体系。
对于第三种方式，很显然，则必须要满足一系列“前提条件”，即使是商业贷款也是如此。而且更加关键的是，借钱的前提条件是自己有钱，也就是说越有钱就越借得来钱，越没钱也就越不会有人愿意借钱给你——可问题在于，如果真那么有钱，还用借钱吗？——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实在没钱，若是政治合格，那么在容忍苛刻的商业条件的前提下，也是有人能够借钱给你的，当然，如果能够争取到一个“政府作保人”，那就更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短短的不到30年间，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确立了自身不可撼动的地位。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条件下，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货币金融安排，而成为了美国主导下的通过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干涉别国内政的“合法的”政治工具了。尤其是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工作过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90年抛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之后，利用这两个组织进行意识形态的推销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甚至成为了许多困难国家获得援助的“潜在先决条件”。
根据这个“华盛顿共识”，威廉姆森将落后归结为没有市场经济制度，而将没有市场经济制度归结为没有政治制度相匹配，因此“政治合格”是获得救援的首要条件。这些“消防队员们”，在去“救火”之前，通常会要求被救者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至少是已经打算“向资本流动开放，同时向透明度、私有化和自由化方向迈进”。在此过程中，与经济改革相联系的往往是严厉的财政约束和政治更迭，其核心，是有意无意的诱使发展中国家在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过程中，不得不进行符合华盛顿口味的政治改革甚至是革命。
事实上，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许多危机中的国家“捏着鼻子”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附带着这样或那样经济政治方案的救援，但是这些被捆绑销售的救援附带条件却并没有表现出传说中的魔力。对此“华盛顿共识”的拥护者们，通常给出的解释是：“经济出现困难不是华盛顿共识出了错误，而是不具备政治基础和制度环境。管理不善及腐败统治的政府或政客必须为此负责。因此解决的途径只能是换马换人”。
从另一方面看，在现行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制度中，对于一个外向型的国家而言，设法保证本国的货币相对稳定是一个国家财政货币政策至关重要的内容。这种货币的稳定，既包括货币的对内稳定，也就是货币的购买力稳定，通俗的表现就是物价的稳定；同时也包括货币的对外稳定，也就是本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
按照今天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两大国际金融组织的看法，一个国家的理想的货币汇率机制应当是不由政府控制，而由市场根据需要自动生成的浮动汇率机制；按照他们的观点，在这样的体制下，如果排除了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那么自由浮动的汇率就将发挥自动稳定国际收支的“神奇”疗效——当一国国际收支顺差，那么本国货币汇率的上升，将使得国际收支顺差减小，进而恢复平衡；而当一个国家出现逆差，那么本币在外汇市场上的贬值，将使得逆差缩小，平衡恢复。这样一来，外汇市场也就万事大吉了。
可问题在于，今天的美国人是这样想的，但是半个世纪前，他们却不是这样做的。
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刚刚建立的时候，美国在承担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义务”的时候，要求各国货币必须按照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一旦市场出现波动，相关国家政府必须救援，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将根据需要“视情况”提供贷款。如果实在需要改变本币的汇率，那也必须事先征得美国和有关组织的同意和谅解。很明显，在那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否维持本国货币的稳定，进而保证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核心在于是否拥有足够多的“美元”——至少是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美元。因为美元像黄金一样，具有着稳定货币价值的“神奇”功效。而得到美元的途径不外乎三条：
一是尽可能的向美国出口商品，同时克制进口，通过贸易顺差，换取美元；
二是开放本国的产业，吸引外国投资，从而吸引美元资本流入，增加美元；
三是通过官方渠道或者商业方式获得官方援助，或者商业贷款，举借美元。
对于采用第一种方式的国家，通过顺差换取美元，意味着必须接受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贸易规则，用商品去交换美国货币，支撑美国的贸易逆差。
而对于采用第二种方式的国家，通过吸引外国投资来获取美元，则意味着必须开放相关产业，一定程度上放弃本国的经济自主权，容忍外国资本根据其自身的利益考虑进入本国经济体系。
对于第三种方式，很显然，则必须要满足一系列“前提条件”，即使是商业贷款也是如此。而且更加关键的是，借钱的前提条件是自己有钱，也就是说越有钱就越借得来钱，越没钱也就越不会有人愿意借钱给你——可问题在于，如果真那么有钱，还用借钱吗？——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实在没钱，若是政治合格，那么在容忍苛刻的商业条件的前提下，也是有人能够借钱给你的，当然，如果能够争取到一个“政府作保人”，那就更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短短的不到30年间，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确立了自身不可撼动的地位。
特里芬的“乌鸦嘴”
然而，在这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背后，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
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特里芬（R.Triffen）就提出了一个要命的“特里芬难题” （The Triffen Puzzle）。按照特里芬的研究，他发现美元要想成为国际货币，别人就必须大量持有美元，美国就必须从长期上忍受越来越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但是在“双挂钩”体系下用黄金保证美元价值的美国财政部，却不可能保证诺克斯堡的黄金与外国人持有的美元同步增长；而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越多，美元在国际市场上受到的贬值压力就越大。迟早有一天，当美国人无法提供足够的黄金来应付美元金本位的需要，那么美元的贬值，进而美元与黄金的脱钩，就是不可避免的。
特里芬难题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得到了应验，当时饱受石油危机和“滞胀”折磨的尼克松政府不得不于1971年和1973年两次宣布美元贬值，并最终宣布放弃承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通过“双挂钩”承担的国际义务，由此美元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1973年底，美元兑黄金的市场价格从尼克松宣布的42美元/盎司，跌到了大约90美元/盎司。美元兑黄金的比价在2009年攀上了900美元/盎司的顶峰。此后，随着美国人开动印钞机，作为美元信任度“晴雨表”的黄金价格，开始快速逼近了“1000美元/盎司”大关。有人形容，这相当于是一次性赖掉了几乎所有的债务。
然而问题在于，美元和黄金脱钩，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中的决定性地位。虽然美元的价值不再有黄金进行保证，而且当时的日元、西德马克、瑞士法郎、英镑、法郎等一系列货币在部分的取代美元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中的空缺，但是美元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巨大存量、美国金融市场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关键性作用以及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生产能力，依然使得美元继续保持了世界上最主要的交易货币、支付手段、计价工具、官方储备的地位。
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尽管美元已经和黄金脱钩，但是黄金已经非货币化了。如果不持有美元，那么持有什么？美国以外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忍受如此大的国际收支逆差？哪一个国家能够提供如此之多的货币？最关键的是：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她的货币能够畅行世界？即使新问世的欧元，在短期也做不到；更何况是长期以来就不死不活的人造国际货币“SDRs”了。
结果，就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被美军搜索队从藏身的地洞里揪出来的时候，据说存放在他的身边的“活命钱”却是几十万元由那个派军队推翻了他的国家所发行的货币——“美元”。
二十世纪90年代，当美国经济进入持续的繁荣后，美国金融市场中大量的游资开始四处寻找在发展中国家牟取暴利的机会。最终，1997年，在数以百亿美元计的游资的冲击下，东南亚金融危机猝然爆发。这次危机严重地损害了一大批被曾经称为“小龙”或者“小虎”的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货币汇率的动荡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至今日其影响依然存在。而面对这些出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肇事游资，美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的态度却是这不过是相关国家地区金融秩序和市场机制不健全所必然发生的问题而已，也就是“咎由自取”。
当1997年4月还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看好的泰国经济在3个月后的1997年7月1日遭受重创，随即陷入危机之后，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个在危机前符合各项国际公认的“安全规定”，甚至于外汇储备高达国民生产总值1/4的国家，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而在1998年的香港，如果不是中国大陆政府明确表示支持特区政府的“救市”措施，那么港币的联系汇率制显然也是无法维持的。然而，对于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唯一一个接近全身而退的香港，美国表示出的官方态度却是对于“违背市场经济自由原则”的“遗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用惨痛的代价维持了美元强势货币的地位，并且顺带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各项政策的试验田。
在危机结束后，这一地区的主要国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为了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出现，如果不能回到终止货币自由兑换的管制时代，那么保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稳定就是至关紧要的；而持有足够多的美元——这一点经常被解释为是“越多越好”——就是关键中的关键。于是，各国在汇率上相继做出较大的调整，甚至是有意低估本国货币的币值，以此促进出口，来换取外汇储备通过贸易顺差来大幅度快速上升。
其后果，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1997年后，尽管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下逆差不断，但是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却相当坚挺，其原因就在于各国政府采取了顺差换美元的措施。这些措施一方面导致大量商品流入美国，使得美国人在“大规模消费时代”虽然进行超前消费却造就了所谓的低通货膨胀率的奇迹。而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又主要回到了美国的金融市场——除此之外，可以去的地方的确也不多——这些官方储备，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决定了对美国国债和其他高水平的债券的巨大需求，与极低的通货膨胀率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美国国债进而导致了美国金融市场整体进入低利率时代。
而低利率反过来又刺激了投资和借贷，随后导致了股票市场异乎寻常的繁荣和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以及极具讽刺意味的投机资金爆炸性增长——这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相当于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勒紧裤腰带，通过贸易顺差以低利率给美国提供贷款，从而间接为可能攻击自己的投机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弹药”——而这些“弹药”的增加又使得心有余悸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胆战心惊地将外汇储备那道“防火墙”越垒越高——如此周而复始互相促进，形成了新的马太效应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美国进入了所谓的“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利率、高经济增长率”的“三低一高的新经济时代”，创造了传统经济学所不敢企及的繁荣奇迹。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雄踞世界金融秩序霸主地位的美元。
有鉴于此，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先生雄辩地证明了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真正肇事者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她们勒紧裤腰带一方面赊账给美国人，一面又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借钱给美国人，导致美国大量借债，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
然而，在这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背后，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
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特里芬（R.Triffen）就提出了一个要命的“特里芬难题” （The Triffen Puzzle）。按照特里芬的研究，他发现美元要想成为国际货币，别人就必须大量持有美元，美国就必须从长期上忍受越来越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但是在“双挂钩”体系下用黄金保证美元价值的美国财政部，却不可能保证诺克斯堡的黄金与外国人持有的美元同步增长；而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越多，美元在国际市场上受到的贬值压力就越大。迟早有一天，当美国人无法提供足够的黄金来应付美元金本位的需要，那么美元的贬值，进而美元与黄金的脱钩，就是不可避免的。
特里芬难题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得到了应验，当时饱受石油危机和“滞胀”折磨的尼克松政府不得不于1971年和1973年两次宣布美元贬值，并最终宣布放弃承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通过“双挂钩”承担的国际义务，由此美元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1973年底，美元兑黄金的市场价格从尼克松宣布的42美元/盎司，跌到了大约90美元/盎司。美元兑黄金的比价在2009年攀上了900美元/盎司的顶峰。此后，随着美国人开动印钞机，作为美元信任度“晴雨表”的黄金价格，开始快速逼近了“1000美元/盎司”大关。有人形容，这相当于是一次性赖掉了几乎所有的债务。
然而问题在于，美元和黄金脱钩，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中的决定性地位。虽然美元的价值不再有黄金进行保证，而且当时的日元、西德马克、瑞士法郎、英镑、法郎等一系列货币在部分的取代美元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中的空缺，但是美元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巨大存量、美国金融市场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关键性作用以及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生产能力，依然使得美元继续保持了世界上最主要的交易货币、支付手段、计价工具、官方储备的地位。
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尽管美元已经和黄金脱钩，但是黄金已经非货币化了。如果不持有美元，那么持有什么？美国以外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忍受如此大的国际收支逆差？哪一个国家能够提供如此之多的货币？最关键的是：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她的货币能够畅行世界？即使新问世的欧元，在短期也做不到；更何况是长期以来就不死不活的人造国际货币“SDRs”了。
结果，就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被美军搜索队从藏身的地洞里揪出来的时候，据说存放在他的身边的“活命钱”却是几十万元由那个派军队推翻了他的国家所发行的货币——“美元”。
二十世纪90年代，当美国经济进入持续的繁荣后，美国金融市场中大量的游资开始四处寻找在发展中国家牟取暴利的机会。最终，1997年，在数以百亿美元计的游资的冲击下，东南亚金融危机猝然爆发。这次危机严重地损害了一大批被曾经称为“小龙”或者“小虎”的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货币汇率的动荡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至今日其影响依然存在。而面对这些出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肇事游资，美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的态度却是这不过是相关国家地区金融秩序和市场机制不健全所必然发生的问题而已，也就是“咎由自取”。
当1997年4月还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看好的泰国经济在3个月后的1997年7月1日遭受重创，随即陷入危机之后，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个在危机前符合各项国际公认的“安全规定”，甚至于外汇储备高达国民生产总值1/4的国家，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而在1998年的香港，如果不是中国大陆政府明确表示支持特区政府的“救市”措施，那么港币的联系汇率制显然也是无法维持的。然而，对于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唯一一个接近全身而退的香港，美国表示出的官方态度却是对于“违背市场经济自由原则”的“遗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用惨痛的代价维持了美元强势货币的地位，并且顺带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各项政策的试验田。
在危机结束后，这一地区的主要国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为了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出现，如果不能回到终止货币自由兑换的管制时代，那么保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稳定就是至关紧要的；而持有足够多的美元——这一点经常被解释为是“越多越好”——就是关键中的关键。于是，各国在汇率上相继做出较大的调整，甚至是有意低估本国货币的币值，以此促进出口，来换取外汇储备通过贸易顺差来大幅度快速上升。
其后果，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1997年后，尽管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下逆差不断，但是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却相当坚挺，其原因就在于各国政府采取了顺差换美元的措施。这些措施一方面导致大量商品流入美国，使得美国人在“大规模消费时代”虽然进行超前消费却造就了所谓的低通货膨胀率的奇迹。而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又主要回到了美国的金融市场——除此之外，可以去的地方的确也不多——这些官方储备，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决定了对美国国债和其他高水平的债券的巨大需求，与极低的通货膨胀率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美国国债进而导致了美国金融市场整体进入低利率时代。
而低利率反过来又刺激了投资和借贷，随后导致了股票市场异乎寻常的繁荣和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以及极具讽刺意味的投机资金爆炸性增长——这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相当于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勒紧裤腰带，通过贸易顺差以低利率给美国提供贷款，从而间接为可能攻击自己的投机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弹药”——而这些“弹药”的增加又使得心有余悸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胆战心惊地将外汇储备那道“防火墙”越垒越高——如此周而复始互相促进，形成了新的马太效应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美国进入了所谓的“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利率、高经济增长率”的“三低一高的新经济时代”，创造了传统经济学所不敢企及的繁荣奇迹。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雄踞世界金融秩序霸主地位的美元。
有鉴于此，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先生雄辩地证明了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真正肇事者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她们勒紧裤腰带一方面赊账给美国人，一面又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借钱给美国人，导致美国大量借债，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
无可奈何花落去
不幸的是，上面这一切，在这场重创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被严重地动摇了。
首先，美国自身的金融体系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以至于大多数金融机构不得不通过“国有化色彩浓厚的”政府救援才能勉强度日。而在放弃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所规定的“分业经营”限制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的纵容下，危机在极短的时间在整个金融体系的各个领域肆意蔓延，大量严重问题几乎同时爆发。而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整个过程中既没有起到事前监管防范风险的作用，在事中也没有发挥关键性的制止危机蔓延恶化的作用，传统的货币救援措施和姗姗来迟的政府救援措施根本无力制止经济的下滑。而失去了“防火墙”保护的不同金融机构所采取的收缩性自保措施，又加速了整个金融链条的断裂。而资金链条的断裂，使得危机加速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蔓延，许多美国企业陷入困境，不得不申请政府救援。而大选之年的美国政府更迭再次给经济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政策的不连续性和蛇鼠两端。
然而，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必要的救援？
众所周知，政府的收入是顺周期的，也就是繁荣时期多，萧条时期少。那么在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有能力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来解决问题吗？且不论这些耗资巨大的救援方案到底是用来减税还是用来堵窟窿。最关键的在于这些救援方案最终由谁来埋单？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加税肯定是不可能的，减税倒是有可能出现，那么美国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就已成定局。由于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恐慌，尽管在最初人们会由于安全的考虑争相购买美国国债，结果导致美国国债价格上升和利率下降，但是从长期看这必然会导致市场利率的飙升。而上升的利率将可能使得宽松的货币政策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界。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谁来购买这些国债？或者说谁有这么多的闲钱来购买这些国债？——指望美国人自己通过提升他们那个低得令人发指的储蓄率，来购买这些国债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如果现金极度短缺的美国人大量吃进国债，那么他们必然就要卖出其他金融资产，这显然会加速其他领域的问题进一步暴露。
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也是这样。
尽管像中国这样的持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国家进一步持有美国国债同样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虽然庞大，但是大多数已经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了，再考虑到组成外汇储备的不同货币的币种搭配，实际上可用的空间极其有限。
而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中国这样的国家购买美国国债的另一个条件也将发生重大变化。那就是正是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顺差，才使得相关国家的有足够多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投资。如果这种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终止，那么哪里有那么多的闲钱来购买美国的国债呢？这还没有考虑到可能出现的诸如打着“美国资金只能用来购买美国货”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贸易显而易见的紧缩效果。这种紧缩是“消灭”各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最佳途径”。
实际上，这次次贷危机，也给许多国家的经济决策者提出了新问题：
为什么要持有如此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
为什么要将如此多的外汇投资于美国的国债和金融市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元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不可避免的将受到严重动摇。
而在这次由美国向世界蔓延的危机中，传统的两个消防队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疲于应对的同时，也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谁来充当“最后贷款人”呢？——不幸得很，那个传统的贷款人美国——正在泥菩萨过河。
而其他潜在的贷款人呢？
无非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富有的海湾产油国以及日本和世界外汇储备居于首位的中国。可以想象，正如美国人自己天天挂在嘴边的那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意味着原有的体制可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至少发言权的问题将成为争论的焦点。
而美国人可能即将发现，最麻烦的问题在于，在这次危机中，大洋对岸的中国并没有遭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失和打击，而且这个由于多年的高速增长而积累下了足够财富的庞大经济体——
如果试图降低经济增长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的话，
如果试图改变传统的追求外汇储备的政策取向的话，
如果试图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魄力投入到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
如果试图改变以对外出口廉价产品换取本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传统做法的话，
那么，世界将会怎么样？
再进一步，
当不愿在墓志铭上蒙受指责的伯南克开动印钞机之后，
当美国金融体系的健康、高效、安全、稳定的神话不复存在之后，
当美国爆出了用纳税人的钱给AIG的高管们滥发奖金的“奖金门”丑闻之后，
当美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组织无力向危机中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足够多的援助之后，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改变用商品换美元从而为美国人的超额消费提供赊账和信贷之后，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持有如此多的美元既不保值，也不安全，同时更不划算的事实之后，
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当然，奥巴马在就职之前的一次讲话中所流露出的“非常规”的字眼，给人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想象空间，但是问题在于他能够承担印钞票这类绝望的“非常规”措施所可能带来的“非常规”后果吗？
在今天，也许没有人能准确地勾勒出一个未来的世界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构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再次回到危机前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可能了。
形势比人强，决定未来金融秩序的核心归根结底还要看实力。
说白了，就是看一个字，谁有——“钱”！
次贷危机，使得那块看似坚不可化的坚冰开始消融——也许，在新的体制下，美国人将不得不开始习惯过没有勒紧裤腰带的外国贷款人的生活。
新的国际金融体制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浮出水面？
——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那么未来又会怎么样？
——反正不会再回到次贷危机以前那样！
不幸的是，上面这一切，在这场重创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被严重地动摇了。
首先，美国自身的金融体系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以至于大多数金融机构不得不通过“国有化色彩浓厚的”政府救援才能勉强度日。而在放弃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所规定的“分业经营”限制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的纵容下，危机在极短的时间在整个金融体系的各个领域肆意蔓延，大量严重问题几乎同时爆发。而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整个过程中既没有起到事前监管防范风险的作用，在事中也没有发挥关键性的制止危机蔓延恶化的作用，传统的货币救援措施和姗姗来迟的政府救援措施根本无力制止经济的下滑。而失去了“防火墙”保护的不同金融机构所采取的收缩性自保措施，又加速了整个金融链条的断裂。而资金链条的断裂，使得危机加速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蔓延，许多美国企业陷入困境，不得不申请政府救援。而大选之年的美国政府更迭再次给经济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政策的不连续性和蛇鼠两端。
然而，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必要的救援？
众所周知，政府的收入是顺周期的，也就是繁荣时期多，萧条时期少。那么在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有能力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来解决问题吗？且不论这些耗资巨大的救援方案到底是用来减税还是用来堵窟窿。最关键的在于这些救援方案最终由谁来埋单？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加税肯定是不可能的，减税倒是有可能出现，那么美国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就已成定局。由于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恐慌，尽管在最初人们会由于安全的考虑争相购买美国国债，结果导致美国国债价格上升和利率下降，但是从长期看这必然会导致市场利率的飙升。而上升的利率将可能使得宽松的货币政策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界。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谁来购买这些国债？或者说谁有这么多的闲钱来购买这些国债？——指望美国人自己通过提升他们那个低得令人发指的储蓄率，来购买这些国债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如果现金极度短缺的美国人大量吃进国债，那么他们必然就要卖出其他金融资产，这显然会加速其他领域的问题进一步暴露。
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也是这样。
尽管像中国这样的持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国家进一步持有美国国债同样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虽然庞大，但是大多数已经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了，再考虑到组成外汇储备的不同货币的币种搭配，实际上可用的空间极其有限。
而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中国这样的国家购买美国国债的另一个条件也将发生重大变化。那就是正是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顺差，才使得相关国家的有足够多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投资。如果这种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终止，那么哪里有那么多的闲钱来购买美国的国债呢？这还没有考虑到可能出现的诸如打着“美国资金只能用来购买美国货”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贸易显而易见的紧缩效果。这种紧缩是“消灭”各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最佳途径”。
实际上，这次次贷危机，也给许多国家的经济决策者提出了新问题：
为什么要持有如此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
为什么要将如此多的外汇投资于美国的国债和金融市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元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不可避免的将受到严重动摇。
而在这次由美国向世界蔓延的危机中，传统的两个消防队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疲于应对的同时，也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谁来充当“最后贷款人”呢？——不幸得很，那个传统的贷款人美国——正在泥菩萨过河。
而其他潜在的贷款人呢？
无非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富有的海湾产油国以及日本和世界外汇储备居于首位的中国。可以想象，正如美国人自己天天挂在嘴边的那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意味着原有的体制可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至少发言权的问题将成为争论的焦点。
而美国人可能即将发现，最麻烦的问题在于，在这次危机中，大洋对岸的中国并没有遭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失和打击，而且这个由于多年的高速增长而积累下了足够财富的庞大经济体——
如果试图降低经济增长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的话，
如果试图改变传统的追求外汇储备的政策取向的话，
如果试图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魄力投入到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
如果试图改变以对外出口廉价产品换取本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传统做法的话，
那么，世界将会怎么样？
再进一步，
当不愿在墓志铭上蒙受指责的伯南克开动印钞机之后，
当美国金融体系的健康、高效、安全、稳定的神话不复存在之后，
当美国爆出了用纳税人的钱给AIG的高管们滥发奖金的“奖金门”丑闻之后，
当美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组织无力向危机中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足够多的援助之后，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改变用商品换美元从而为美国人的超额消费提供赊账和信贷之后，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持有如此多的美元既不保值，也不安全，同时更不划算的事实之后，
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当然，奥巴马在就职之前的一次讲话中所流露出的“非常规”的字眼，给人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想象空间，但是问题在于他能够承担印钞票这类绝望的“非常规”措施所可能带来的“非常规”后果吗？
在今天，也许没有人能准确地勾勒出一个未来的世界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构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再次回到危机前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可能了。
形势比人强，决定未来金融秩序的核心归根结底还要看实力。
说白了，就是看一个字，谁有——“钱”！
次贷危机，使得那块看似坚不可化的坚冰开始消融——也许，在新的体制下，美国人将不得不开始习惯过没有勒紧裤腰带的外国贷款人的生活。
新的国际金融体制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浮出水面？
——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那么未来又会怎么样？
——反正不会再回到次贷危机以前那样！
“美元边缘化”之路
在2009年召开的伦敦G20峰会上，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是，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应该怎么改？
尽管在此之前，有许多国家都谈到过对今天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但是这些呼声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这些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建议无非是两个方面：要么是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取代美元的地位；要么是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结构或者议事规则。然而，这些看起来带有“根本性的建议”，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或者操作性困难。
首先来看所谓的创设“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
实际上，在1944年凯恩斯提出的创建国际储备货币“Bancor”的计划，之所以输给了美国财政部提出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的“怀特计划”，其核心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大英帝国日渐没落的经济实力；而在于这个国际储备货币的计划太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在没有政治同盟的前提下，发行所谓的“国际储备货币”将面临一系列近乎于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一，这种货币的价值如何确定？是盯住一揽子货币？盯住一种货币？还是盯住黄金或者是商品？
第二，这种货币如何分配？是按照经济总量，还是按照贸易量分配？是由机构决定分配，还是由各国首脑会议决定分配？
第三，这种货币的发行量如何确定？如何保证各国的货币政策主权的独立性与这种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政策的有效性协调一致？
第四，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如何解决？各国货币的汇率对这种国际储备货币的比率如何确定？
第五，这个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机构的决策机制是什么？谁来管理？怎么保证一个国家在让渡了一部分宏观经济政策前提的情况下，不被这个组织中的强势国家操纵？
第六，这个国际储备货币自身的货币储备如何解决？储备货币库如何建立？各国的储备货币如何与这种储备货币接轨？
第七，一旦出现战争或者紧急情况，这个国际储备货币库如何运行？交战国家或者冲突国家的外汇储备如何保证安全？
第八，这种所谓的国际储备货币如何进行清算，其中心清算地在什么地方？是由官方清算还是由商业银行体系清算？
第九、这种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商业中如何运行？国际金融体系拿它干什么用？贸易和投资能不能使用？利率定多高？金融体系出了问题如何救援？
最关键的是，强行创造这种没有任何价值保证的货币有什么用？和美元相比，它的优势究竟何在？
诸如此类，麻烦的问题无穷无尽。
实际上，美国政府不同意这个建议还好。一旦美国政府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且利用特别提款权等已经存在的手段在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框架下带头付诸实施，那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噩梦的开始——这无疑将意味着白宫和美国财政部正式接管别的国家包括货币发行权和国际收支调节权的货币政策。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国家将货币安全和经济安全拱手让人！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和央行的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体系中的存款就只有一个用途，那就是作为美国控制下的这种所谓的“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人质”！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这不但不意味着美元的末日，反倒是意味着各国货币的“边缘化”和各国独立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末日！
那么，第二个建议——改革国际金融组织的投票权比例和议事规则呢？
同样不现实！
在目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任何重大问题的表决都需要85%的投票权才能通过；而美国一家持有的表决权达到了大约17%左右。因此美国一个国家就拥有“一票否决权”。这就意味着任何国家要想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帮助，就必须要得到美国的首肯；否则断无实现的可能。因此有的国家和学者提出要降低美国的投票权比重。
可问题是这是以“增资”为代价的。同时，就算美国的表决权降到了15%以下，你能够保证在投票的时候就一定能够获得85%的表决权对抗美国的否决权吗？更何况，美国作为西方世界事实上的领袖，有着巨大凝聚力——和美国的对抗意味着往往意味着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的对抗——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短期来看是不现实的。
从另一方面看，麻烦还在于即使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真地得以实现，那也不过是意味着对美国的一系列国家利益“捆绑埋单”——其核心在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以发达国家以外的资金为发达国家的过高的社会福利政策提供“背书”保证。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指望那个“变革了的”国际金融秩序仅仅为你服务，而不为美国人服务——很明显的是，美国人对其需要远比你对他的需要要大得多的多。
有的学者提出，应当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救援能力和国际收支调节功能，可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功能都离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钱从何来？”——“谁来埋单？”有人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其外汇储备购买这些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其实这个想法的天真之处在于忽略了两个关键性问题：第一，这些国际组织没有税收权，请问它们如何还账——还不是借新债还旧债或者进行所谓的“投资”！第二，也是更关键的，这等于是将各个国家自己的外汇储备变相地借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填窟窿”——而美国却不用承担直接的还债义务。
而且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个外汇储备极度充裕的大国而言，为什么非要借助一个国际组织的多边协议去实现自己外汇储备的“虚幻”安全呢？为什么不凭借自己的实力，直接进行双边活动呢？
难道就真的拿美元没有办法了吗？
当然不是！
办法还是有的！只不过不是直接取代美元，而是逐渐使美元“边缘化”。
以人民币为例，这种将美元边缘化的途径就目前来看，无外乎三个方面：人民币马歇尔贷款计划、双边货币互换计划和对美国开放人民币外国政府债券市场。
首先是通过向有关国家发行“人民币马歇尔贷款”，直接将人民币强行打入世界贸易体系。通过向相关国家提供人民币贷款，一方面为中国的出口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加速人民币在相关国家外汇储备中重要货币地位的形成，以获得区域性的“货币主导权”。我们以往在向友好国家提供援助时，往往提供的是美元现汇；其实这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走出去”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反而是在为跨国资本的销售埋单，并不能起到直接加强受援国与我们的经贸往来的作用。而一旦改革这种借助美元的对外援助模式，那无疑对于加强我们和相关国家的经贸往来以及其密切其他关系，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其次是双边互换货币计划，以两个贸易国的中央银行直接签订货币互换协议，通过彼此直接转账的形式，在不借助美元之类的货币的情况下，直接完成双边国际贸易与资本往来。这个制度安排的核心，在于中央银行之间的相互合作互换等值货币，在对方银行的账户上开设对方货币的账户，并且直接通过“中央银行间清算”的方式以议定的汇率完成交易；通过这种合作减少双边贸易对第三种货币的“媒介依赖”。这样各国政府对美元的需求量就将大大下降，从而在维护各自国际收支方面将会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在这种体系下，美元更多地发挥的将只是作为“价值参考尺度”的“虚功能”。美国作为美元发行国直接通过发行美元而获得的“国际货币铸币税”收益将直线下降；而美国的金融中心作为世界贸易的清算地的核心地位也将被动摇。一旦美国不能再通过发行美元来为国际经贸往来提供流动性，那么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就无法通过提供中心清算功能而无偿利用世界各国的资金加强自身的地位。一旦美国的银行存款主要来自美国自身的储蓄，那么美国人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的储蓄率问题了。从另一个方面看，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间的双边贸易采用的是各自货币互换协议的方式来进行清算，世界的金融中心也将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趋势。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制度安排在于对美国开放人民币外国政府债券市场，允许美国到中国市场上来发行以人民币计值的美国国债。实际上，美国财政部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发行国债，原因还在于美国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外债的美元化和内债化”。众所周知，美国的国债相当大一批持有人是外国人，但是美国政府却不用为此感到丝毫担心——因为这些债务都是用“美元”来计价和标志的。就算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也还可以通过因美元来解决问题。因此，美国的国债问题只可能造成美元的贬值，而不可能造成美国的国家破产。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美国国债的非美元化”，也就是迫使这个政府用外国货币偿还向外国人举借的美国债务。例如，当我们向美国开放人民币外国政府债券市场的情况下，美国政府需要到中国来向中国债权人发放以人民币计值的美国国债，再将获得的人民币资金拿到国际市场上按照交易汇率兑换美元；在还债的时候，再将美元拿到国际市场上兑换人民币，以偿付中国债权人。这个过程的关键作用有两个，第一是迫使美国政府改变无节制的违反财政纪律无限制的制造财政赤字的恶习；第二是迫使美国政府对于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生成机制问题采取更加实事求是地态度——而不再动辄无理取闹般地指责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以上措施一旦付诸实施，那么可以想见，在不太遥远的将来，美元将被逐渐“边缘化”。这个“边缘化”实现之日，也就意味着一个更加符合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将成为现实。
这对我们显然是有利的。即使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能够起到令其自我约束的作用，那么也未必是坏事！
在2009年召开的伦敦G20峰会上，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是，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应该怎么改？
尽管在此之前，有许多国家都谈到过对今天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但是这些呼声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这些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建议无非是两个方面：要么是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取代美元的地位；要么是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结构或者议事规则。然而，这些看起来带有“根本性的建议”，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或者操作性困难。
首先来看所谓的创设“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
实际上，在1944年凯恩斯提出的创建国际储备货币“Bancor”的计划，之所以输给了美国财政部提出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的“怀特计划”，其核心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大英帝国日渐没落的经济实力；而在于这个国际储备货币的计划太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在没有政治同盟的前提下，发行所谓的“国际储备货币”将面临一系列近乎于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一，这种货币的价值如何确定？是盯住一揽子货币？盯住一种货币？还是盯住黄金或者是商品？
第二，这种货币如何分配？是按照经济总量，还是按照贸易量分配？是由机构决定分配，还是由各国首脑会议决定分配？
第三，这种货币的发行量如何确定？如何保证各国的货币政策主权的独立性与这种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政策的有效性协调一致？
第四，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如何解决？各国货币的汇率对这种国际储备货币的比率如何确定？
第五，这个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机构的决策机制是什么？谁来管理？怎么保证一个国家在让渡了一部分宏观经济政策前提的情况下，不被这个组织中的强势国家操纵？
第六，这个国际储备货币自身的货币储备如何解决？储备货币库如何建立？各国的储备货币如何与这种储备货币接轨？
第七，一旦出现战争或者紧急情况，这个国际储备货币库如何运行？交战国家或者冲突国家的外汇储备如何保证安全？
第八，这种所谓的国际储备货币如何进行清算，其中心清算地在什么地方？是由官方清算还是由商业银行体系清算？
第九、这种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商业中如何运行？国际金融体系拿它干什么用？贸易和投资能不能使用？利率定多高？金融体系出了问题如何救援？
最关键的是，强行创造这种没有任何价值保证的货币有什么用？和美元相比，它的优势究竟何在？
诸如此类，麻烦的问题无穷无尽。
实际上，美国政府不同意这个建议还好。一旦美国政府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且利用特别提款权等已经存在的手段在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框架下带头付诸实施，那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噩梦的开始——这无疑将意味着白宫和美国财政部正式接管别的国家包括货币发行权和国际收支调节权的货币政策。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国家将货币安全和经济安全拱手让人！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和央行的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体系中的存款就只有一个用途，那就是作为美国控制下的这种所谓的“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人质”！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这不但不意味着美元的末日，反倒是意味着各国货币的“边缘化”和各国独立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末日！
那么，第二个建议——改革国际金融组织的投票权比例和议事规则呢？
同样不现实！
在目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任何重大问题的表决都需要85%的投票权才能通过；而美国一家持有的表决权达到了大约17%左右。因此美国一个国家就拥有“一票否决权”。这就意味着任何国家要想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帮助，就必须要得到美国的首肯；否则断无实现的可能。因此有的国家和学者提出要降低美国的投票权比重。
可问题是这是以“增资”为代价的。同时，就算美国的表决权降到了15%以下，你能够保证在投票的时候就一定能够获得85%的表决权对抗美国的否决权吗？更何况，美国作为西方世界事实上的领袖，有着巨大凝聚力——和美国的对抗意味着往往意味着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的对抗——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短期来看是不现实的。
从另一方面看，麻烦还在于即使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真地得以实现，那也不过是意味着对美国的一系列国家利益“捆绑埋单”——其核心在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以发达国家以外的资金为发达国家的过高的社会福利政策提供“背书”保证。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指望那个“变革了的”国际金融秩序仅仅为你服务，而不为美国人服务——很明显的是，美国人对其需要远比你对他的需要要大得多的多。
有的学者提出，应当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救援能力和国际收支调节功能，可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功能都离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钱从何来？”——“谁来埋单？”有人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其外汇储备购买这些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其实这个想法的天真之处在于忽略了两个关键性问题：第一，这些国际组织没有税收权，请问它们如何还账——还不是借新债还旧债或者进行所谓的“投资”！第二，也是更关键的，这等于是将各个国家自己的外汇储备变相地借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填窟窿”——而美国却不用承担直接的还债义务。
而且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个外汇储备极度充裕的大国而言，为什么非要借助一个国际组织的多边协议去实现自己外汇储备的“虚幻”安全呢？为什么不凭借自己的实力，直接进行双边活动呢？
难道就真的拿美元没有办法了吗？
当然不是！
办法还是有的！只不过不是直接取代美元，而是逐渐使美元“边缘化”。
以人民币为例，这种将美元边缘化的途径就目前来看，无外乎三个方面：人民币马歇尔贷款计划、双边货币互换计划和对美国开放人民币外国政府债券市场。
首先是通过向有关国家发行“人民币马歇尔贷款”，直接将人民币强行打入世界贸易体系。通过向相关国家提供人民币贷款，一方面为中国的出口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加速人民币在相关国家外汇储备中重要货币地位的形成，以获得区域性的“货币主导权”。我们以往在向友好国家提供援助时，往往提供的是美元现汇；其实这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走出去”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反而是在为跨国资本的销售埋单，并不能起到直接加强受援国与我们的经贸往来的作用。而一旦改革这种借助美元的对外援助模式，那无疑对于加强我们和相关国家的经贸往来以及其密切其他关系，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其次是双边互换货币计划，以两个贸易国的中央银行直接签订货币互换协议，通过彼此直接转账的形式，在不借助美元之类的货币的情况下，直接完成双边国际贸易与资本往来。这个制度安排的核心，在于中央银行之间的相互合作互换等值货币，在对方银行的账户上开设对方货币的账户，并且直接通过“中央银行间清算”的方式以议定的汇率完成交易；通过这种合作减少双边贸易对第三种货币的“媒介依赖”。这样各国政府对美元的需求量就将大大下降，从而在维护各自国际收支方面将会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在这种体系下，美元更多地发挥的将只是作为“价值参考尺度”的“虚功能”。美国作为美元发行国直接通过发行美元而获得的“国际货币铸币税”收益将直线下降；而美国的金融中心作为世界贸易的清算地的核心地位也将被动摇。一旦美国不能再通过发行美元来为国际经贸往来提供流动性，那么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就无法通过提供中心清算功能而无偿利用世界各国的资金加强自身的地位。一旦美国的银行存款主要来自美国自身的储蓄，那么美国人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的储蓄率问题了。从另一个方面看，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间的双边贸易采用的是各自货币互换协议的方式来进行清算，世界的金融中心也将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趋势。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制度安排在于对美国开放人民币外国政府债券市场，允许美国到中国市场上来发行以人民币计值的美国国债。实际上，美国财政部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发行国债，原因还在于美国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外债的美元化和内债化”。众所周知，美国的国债相当大一批持有人是外国人，但是美国政府却不用为此感到丝毫担心——因为这些债务都是用“美元”来计价和标志的。就算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也还可以通过因美元来解决问题。因此，美国的国债问题只可能造成美元的贬值，而不可能造成美国的国家破产。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美国国债的非美元化”，也就是迫使这个政府用外国货币偿还向外国人举借的美国债务。例如，当我们向美国开放人民币外国政府债券市场的情况下，美国政府需要到中国来向中国债权人发放以人民币计值的美国国债，再将获得的人民币资金拿到国际市场上按照交易汇率兑换美元；在还债的时候，再将美元拿到国际市场上兑换人民币，以偿付中国债权人。这个过程的关键作用有两个，第一是迫使美国政府改变无节制的违反财政纪律无限制的制造财政赤字的恶习；第二是迫使美国政府对于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生成机制问题采取更加实事求是地态度——而不再动辄无理取闹般地指责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以上措施一旦付诸实施，那么可以想见，在不太遥远的将来，美元将被逐渐“边缘化”。这个“边缘化”实现之日，也就意味着一个更加符合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将成为现实。
这对我们显然是有利的。即使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能够起到令其自我约束的作用，那么也未必是坏事！
被次贷危机改变了的世界贸易与产业格局——国际“剪刀差”的弱化
在“G20”取代“G8”成为了2008年最受关注的世界性经济峰会后，在2009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有必要仿照联合国安理会的模式建立起一个联合国“经济安理会”，以对抗次贷危机。
不管这个“经济安理会”最终能否诞生，许多人都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那个国际经济秩序明显快走到尽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下确立的世界贸易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决定了世界各国的产业格局，在这些安排的背后，是一个攫取超额利润的制度设计。
按照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现行的世界经济秩序可以做一个有趣的但是明显的分类：
知识密集型产品提供者——美国；
垄断性资源提供者——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
资本提供者——日本、西欧国家；
加工产品提供者——中国、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
初级产品提供者——南亚国家；
纯输入型国家——西撒哈拉沙漠国家
一个有些荒谬得令人恼怒但又无可奈何的例子是：当一家日本公司将其最新一代游戏机产品“游戏站2”投放市场时，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竟然对其出口进行了严格限制。其动机当然和我们常见的那种哗众取宠的商业炒作无关，而是因为其包含的先进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被潜在的敌人用于制造武器系统的仿真训练模拟器或者直接用来改进武器的设计和控制。这种技术上的领先在人类历史上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尽管我们知道今天市场上许多流行的电子游戏都是出自印度软件工程师之手，然而这个有着将近10亿人口和英语优势的发展中大国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被“游戏站2”拒之于了门外。
对于那些自以为有着祖传的自然或者人文景观就可以衣食无忧的发展中国家的公民们以及那些以经营赌场或者边缘行业谋生的人们来说，他们那点儿可怜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往往还必须取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及其公民们的消费偏好。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竞争能力即使有，也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经济危机来临之时就更为明显了。
在“G20”取代“G8”成为了2008年最受关注的世界性经济峰会后，在2009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有必要仿照联合国安理会的模式建立起一个联合国“经济安理会”，以对抗次贷危机。
不管这个“经济安理会”最终能否诞生，许多人都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那个国际经济秩序明显快走到尽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下确立的世界贸易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决定了世界各国的产业格局，在这些安排的背后，是一个攫取超额利润的制度设计。
按照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现行的世界经济秩序可以做一个有趣的但是明显的分类：
知识密集型产品提供者——美国；
垄断性资源提供者——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
资本提供者——日本、西欧国家；
加工产品提供者——中国、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
初级产品提供者——南亚国家；
纯输入型国家——西撒哈拉沙漠国家
一个有些荒谬得令人恼怒但又无可奈何的例子是：当一家日本公司将其最新一代游戏机产品“游戏站2”投放市场时，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竟然对其出口进行了严格限制。其动机当然和我们常见的那种哗众取宠的商业炒作无关，而是因为其包含的先进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被潜在的敌人用于制造武器系统的仿真训练模拟器或者直接用来改进武器的设计和控制。这种技术上的领先在人类历史上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尽管我们知道今天市场上许多流行的电子游戏都是出自印度软件工程师之手，然而这个有着将近10亿人口和英语优势的发展中大国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被“游戏站2”拒之于了门外。
对于那些自以为有着祖传的自然或者人文景观就可以衣食无忧的发展中国家的公民们以及那些以经营赌场或者边缘行业谋生的人们来说，他们那点儿可怜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往往还必须取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及其公民们的消费偏好。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竞争能力即使有，也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经济危机来临之时就更为明显了。
“肥水不流外人田”之祸
2009年2月，当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不断催促国会尽快表决通过总额高达88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时候，国会山上的两党领袖和参、众两院议员们争论的焦点，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刺激计划的资金投向和规模是否合适的问题了。
一个“国货条款”，不仅成为了激烈争论的核心，甚至已经招致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和美国存在着经济亲密关系的国家的齐声谴责。根据这个条款，动用美国经济刺激计划资金的项目使用的钢材等材料，必须使用美国货，否则，就不能使用美国政府提供的积极刺激计划的资金。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打算的“高明之处”在于阻止外国厂商从美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计划中分一杯羹，防止美国纳税人为外国厂商的销售利润埋单。但是其愚蠢之处显然在于，这等于明目张胆地树立起了一道“非关税壁垒”，这种歧视性的规定不但是对美国人自己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和市场经济准则相悖，而且也必然将导致相关国家对美国进行报复。而一旦相关措施付诸实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大国的美国——在这场惨烈的贸易大战中，显然也讨不到便宜。
历史其实总是相似的，今天的情况难免会让人回忆起在大萧条期间的1930年，那些认为危机是由于外国厂商对美国进行恶意竞争造成的人们，教唆胡佛总统签署的《斯莫特～豪利关税法案》。根据这个臭名昭著的法案，美国总统被授权可以对外国产品实行高额的关税，关税提高或降低的幅度是固定的——50%！
结果呢？——美国人显然没有估计到，美国的诸多产业也是高度依靠外国市场的，当美国这项激起世界公愤的贸易保护法案付诸实施后，在一小部分所谓的“遭受外国厂商恶意竞争损害，被抢走了饭碗的人们”重新找回了自己的饭碗的时候，更多的产业遭受了无妄之灾。结果，在“冤冤相报”的逻辑中，主要国家货币竞争性贬值和恶性的贸易战，导致整个世界最终几乎完全陷入到了深重的经济危机中不能自拔，而危机也从金融领域蔓延到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无人能够幸免。
因此，这项“国货条款”刚一提出，就引起了各界激烈的争论和有识之士们的强烈谴责，最后就连奥巴马总统也扬言将动用总统权力来否决这个条款。尽管国会最后“软化”了这项条款。但是这个条款之所能被提出，并且能够被送到国会加以正式审议，就已经证明了在这次危机中，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解决危机的做法的当权者并非是凤毛麟角。这个“国货条款”只不过再次证明了，实际上在美国社会中，认为是“外国人通过不公平竞争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盗窃美国人的财富”的看法一直盛行而已。
这部分寄希望通过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来使美国摆脱危机的想法，其根本出发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错误地将美国经济由于多年的低储蓄率和超前消费所最终导致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剧烈收缩，归咎于外国厂商对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且企图通过政府的干预，制造新的不公平竞争优势来挽救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实际上，这个于事无补的做法是对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导建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其以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的粗暴违背，也是对于现行世界贸易与产业格局的鲁莽冲撞。
当前的世界贸易格局和产业格局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世界各国的产业分工问题，也就是生产什么的问题；其次是世界各国的贸易规则问题，也就是如何进行贸易的问题。
2009年2月，当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不断催促国会尽快表决通过总额高达88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时候，国会山上的两党领袖和参、众两院议员们争论的焦点，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刺激计划的资金投向和规模是否合适的问题了。
一个“国货条款”，不仅成为了激烈争论的核心，甚至已经招致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和美国存在着经济亲密关系的国家的齐声谴责。根据这个条款，动用美国经济刺激计划资金的项目使用的钢材等材料，必须使用美国货，否则，就不能使用美国政府提供的积极刺激计划的资金。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打算的“高明之处”在于阻止外国厂商从美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计划中分一杯羹，防止美国纳税人为外国厂商的销售利润埋单。但是其愚蠢之处显然在于，这等于明目张胆地树立起了一道“非关税壁垒”，这种歧视性的规定不但是对美国人自己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和市场经济准则相悖，而且也必然将导致相关国家对美国进行报复。而一旦相关措施付诸实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大国的美国——在这场惨烈的贸易大战中，显然也讨不到便宜。
历史其实总是相似的，今天的情况难免会让人回忆起在大萧条期间的1930年，那些认为危机是由于外国厂商对美国进行恶意竞争造成的人们，教唆胡佛总统签署的《斯莫特～豪利关税法案》。根据这个臭名昭著的法案，美国总统被授权可以对外国产品实行高额的关税，关税提高或降低的幅度是固定的——50%！
结果呢？——美国人显然没有估计到，美国的诸多产业也是高度依靠外国市场的，当美国这项激起世界公愤的贸易保护法案付诸实施后，在一小部分所谓的“遭受外国厂商恶意竞争损害，被抢走了饭碗的人们”重新找回了自己的饭碗的时候，更多的产业遭受了无妄之灾。结果，在“冤冤相报”的逻辑中，主要国家货币竞争性贬值和恶性的贸易战，导致整个世界最终几乎完全陷入到了深重的经济危机中不能自拔，而危机也从金融领域蔓延到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无人能够幸免。
因此，这项“国货条款”刚一提出，就引起了各界激烈的争论和有识之士们的强烈谴责，最后就连奥巴马总统也扬言将动用总统权力来否决这个条款。尽管国会最后“软化”了这项条款。但是这个条款之所能被提出，并且能够被送到国会加以正式审议，就已经证明了在这次危机中，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解决危机的做法的当权者并非是凤毛麟角。这个“国货条款”只不过再次证明了，实际上在美国社会中，认为是“外国人通过不公平竞争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盗窃美国人的财富”的看法一直盛行而已。
这部分寄希望通过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来使美国摆脱危机的想法，其根本出发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错误地将美国经济由于多年的低储蓄率和超前消费所最终导致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剧烈收缩，归咎于外国厂商对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且企图通过政府的干预，制造新的不公平竞争优势来挽救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实际上，这个于事无补的做法是对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导建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其以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的粗暴违背，也是对于现行世界贸易与产业格局的鲁莽冲撞。
当前的世界贸易格局和产业格局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世界各国的产业分工问题，也就是生产什么的问题；其次是世界各国的贸易规则问题，也就是如何进行贸易的问题。
“金剪刀”的没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贸易领域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通过国际贸易的“剪刀差”，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公平的交易。其核心是利用自由贸易的规则，通过破坏发展中国家产业的自主性和完整性，从而使其产业结构畸形化。而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产业，即使能够获得一定的“保护期”，也根本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的成熟产业相竞争，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产业基础的完整性较低的国家更是如此。
其结果必然是，发展中国家只能在国际贸易中通过“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常是农产品、矿产品等资源类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去交换由发达国家生产的发展本国经济所必需的资本品和复杂产品。在这种交易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环境逐渐恶化，而发达国家则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获得了不等价交换的“剪刀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相继进入到所谓的“国民皆保障”、“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这种国际性的“剪刀差”就是重要的原因，它使得发达国家有可能通过确定复杂劳动对于简单劳动的有利比价，来获得超额的利润。
二十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传统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转移，一部分成功接获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的国家凭借其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和低成本的社会组织优势，迅速地由世界贸易金字塔的底部，上升到了金字塔的中部，并且表现出了继续上升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贸易优势虽然有所减弱，但是随着大型跨国公司对于石油、矿产等基础资源性产业控制，发达国家从“公平自由的”国际贸易中获得“剪刀差”可谓有增无减。
而在二十世纪90年代之后，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新兴权力，成为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分工聚集财富的重要途径。借助知识产权收益，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将财富的习惯深深刺入了发展中国家最富有活力的各个产业，直接抽取“利润”。而主张去壁垒化的公平贸易，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打垮发展中国家寻求自主知识产权努力强有力的重要武器。
从另一个方面看，只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在现行的贸易格局下依然“畸形化”，那么在比较优势外衣下进行的国际贸易，就是发展中国家生存所必需依赖的“维生素”。而只要发展中国家仍需要发达国家的产品，她们的贸易环境就会越来越恶化，他们就会越来越需要“硬通货”，她们的国际收支就会越来面临失衡的危险。而一旦她们因为经济政策失误或者贸易环境恶化，出现支付困难，那么他们就必须不断地通过低价出售产品，来换取国家收支平衡的恢复。那么，发达国家获得“剪刀差”也就越多。
正如前面所讲到的，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了经济安全，不得不执行以贸易顺差换取外汇储备的战略，其结果则是一方面为美国等发达国家进一步提供了廉价的产品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并且为货币政策操作和金融市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其与日俱增的庞大外汇储备，成为了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廉价资金来源，这些资金既为大型跨国公司开展并购进而进一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命脉和优势产业提供了资金，也使得发展中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所设立的防火墙的标准一再提高。
而发展中国家追求贸易顺差的储备政策，反过来又为美国政府在自由贸易方面进一步接受美国制定的“国际惯例”，做出有利于“贸易自由化”方面的让步，提供了谈判的筹码。而这种自由贸易越发展，一个国家对于他的贸易对象的依赖性就越高；当他的贸易依存度越高，那么他的产业结构就会不可避免的开始单一化。当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越大，那么他以赊账的形式贷款给他的贸易对象的财富就越多。其结果，也就使得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能够通过贸易顺差近乎于无偿地“借用”发展中国家本就不足的储蓄和资本。
这里面的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于现行的国际贸易制度是依附于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安排而存在的。由于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支付手段，交易货币和计价工具。因此，在国际交易中美元获得了类似于黄金的一般等价物的地位。这无疑使得美元的发行国美国能够通过提供国际交易的货币而获得额外的收益。他在国际贸易中，无须向交易对象提供黄金或者等价商品，只需提供自己发行或者创造的美元即可，而至于这些美元会不会再回到美国购买商品，或者寻求以美国的财富来进行支付，则不再是美国需要费神考虑的问题。只要对方接受，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就能持续下去。
而世界上主要的资源型商品如石油、矿石和粮食的定价机制，也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定价机制，这无疑就使得美国高度依赖的石油国家，成为了美元的最主要的接受国。而这些国家所持有的美元由于投资渠道的狭窄，向美国金融市场的回流，则构成了美国重要的资金来源和国债的主要购买者。因此不难想象，当有人提出以欧元等货币作为石油等资源的计价货币的建议时，这个建议可能对美国经济的损害的程度将远远超过一次产业衰退。实际上，如果美元丧失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计价工具的地位，那么有利于美国的贸易秩序也就必将动摇。
对于美国来说，在国际贸易中维持美元的有利地位，同时以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为国际贸易提供必要的融资场所和投资目的地，是关键性保证。但是在这场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性危机中，美国金融体系的问题暴露无遗，令人触目惊心。我们虽然不会预言美国的贸易优势因为金融危机而在一夜之间丧失，但是长期中贸易地位随着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制度的变迁而衰落，将逐渐成为现实。
实际上，即使不考虑如影随形的贸易保护主义幽灵，在这次危机之后的若干年中，由于发达国家消费市场萎缩而出现的全球性贸易紧缩也将成为现实，而这无疑将使得许多国家进一步面临雪上加霜的境遇。
从根本上看，最终促使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与产业格局改变的根本原因和动力，还将来自于大洋对岸的中国。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迅猛上升的出口，也是近年来美国经济维持基本繁荣的保证因素之一。而随着次贷危机中，中国为了克服危机造成的外需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威胁所采取的“换马”方针的付诸实施，所引起的世界贸易格局的改变，已经不可避免。
这种贸易格局的改变，与其说是一两个国家的有意而为之，不如说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具备完备的工业基础的大国数十年所执行的自助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自然而然。当中国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加入到世界最主要的高科技产品制造者的行列，那么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凭借现行的世界贸易与分工格局获取“国际剪刀差”所依赖的技术垄断和技术优势，也就逐渐不存在了。而中国这个国家对于原有的格局的重大影响更在于，这个国家的产品范围覆盖了从裤衩背心手套袜子，到电脑手机家电汽车的各个领域，当超级计算机和大型客机以及动力技术的瓶颈被中国人最终突破的时候，那也就意味着原有的格局将全面重建。
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经济繁荣所依赖的国际贸易和产业格局的重构以及美国人维持幸福生活的“国际剪刀差”的弱化，以至于最终消失，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这场不期而至的“次贷危机”，作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显然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贸易领域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通过国际贸易的“剪刀差”，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公平的交易。其核心是利用自由贸易的规则，通过破坏发展中国家产业的自主性和完整性，从而使其产业结构畸形化。而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产业，即使能够获得一定的“保护期”，也根本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的成熟产业相竞争，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产业基础的完整性较低的国家更是如此。
其结果必然是，发展中国家只能在国际贸易中通过“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常是农产品、矿产品等资源类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去交换由发达国家生产的发展本国经济所必需的资本品和复杂产品。在这种交易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环境逐渐恶化，而发达国家则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获得了不等价交换的“剪刀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相继进入到所谓的“国民皆保障”、“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这种国际性的“剪刀差”就是重要的原因，它使得发达国家有可能通过确定复杂劳动对于简单劳动的有利比价，来获得超额的利润。
二十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传统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转移，一部分成功接获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的国家凭借其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和低成本的社会组织优势，迅速地由世界贸易金字塔的底部，上升到了金字塔的中部，并且表现出了继续上升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贸易优势虽然有所减弱，但是随着大型跨国公司对于石油、矿产等基础资源性产业控制，发达国家从“公平自由的”国际贸易中获得“剪刀差”可谓有增无减。
而在二十世纪90年代之后，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新兴权力，成为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分工聚集财富的重要途径。借助知识产权收益，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将财富的习惯深深刺入了发展中国家最富有活力的各个产业，直接抽取“利润”。而主张去壁垒化的公平贸易，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打垮发展中国家寻求自主知识产权努力强有力的重要武器。
从另一个方面看，只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在现行的贸易格局下依然“畸形化”，那么在比较优势外衣下进行的国际贸易，就是发展中国家生存所必需依赖的“维生素”。而只要发展中国家仍需要发达国家的产品，她们的贸易环境就会越来越恶化，他们就会越来越需要“硬通货”，她们的国际收支就会越来面临失衡的危险。而一旦她们因为经济政策失误或者贸易环境恶化，出现支付困难，那么他们就必须不断地通过低价出售产品，来换取国家收支平衡的恢复。那么，发达国家获得“剪刀差”也就越多。
正如前面所讲到的，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了经济安全，不得不执行以贸易顺差换取外汇储备的战略，其结果则是一方面为美国等发达国家进一步提供了廉价的产品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并且为货币政策操作和金融市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其与日俱增的庞大外汇储备，成为了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廉价资金来源，这些资金既为大型跨国公司开展并购进而进一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命脉和优势产业提供了资金，也使得发展中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所设立的防火墙的标准一再提高。
而发展中国家追求贸易顺差的储备政策，反过来又为美国政府在自由贸易方面进一步接受美国制定的“国际惯例”，做出有利于“贸易自由化”方面的让步，提供了谈判的筹码。而这种自由贸易越发展，一个国家对于他的贸易对象的依赖性就越高；当他的贸易依存度越高，那么他的产业结构就会不可避免的开始单一化。当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越大，那么他以赊账的形式贷款给他的贸易对象的财富就越多。其结果，也就使得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能够通过贸易顺差近乎于无偿地“借用”发展中国家本就不足的储蓄和资本。
这里面的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于现行的国际贸易制度是依附于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安排而存在的。由于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支付手段，交易货币和计价工具。因此，在国际交易中美元获得了类似于黄金的一般等价物的地位。这无疑使得美元的发行国美国能够通过提供国际交易的货币而获得额外的收益。他在国际贸易中，无须向交易对象提供黄金或者等价商品，只需提供自己发行或者创造的美元即可，而至于这些美元会不会再回到美国购买商品，或者寻求以美国的财富来进行支付，则不再是美国需要费神考虑的问题。只要对方接受，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就能持续下去。
而世界上主要的资源型商品如石油、矿石和粮食的定价机制，也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定价机制，这无疑就使得美国高度依赖的石油国家，成为了美元的最主要的接受国。而这些国家所持有的美元由于投资渠道的狭窄，向美国金融市场的回流，则构成了美国重要的资金来源和国债的主要购买者。因此不难想象，当有人提出以欧元等货币作为石油等资源的计价货币的建议时，这个建议可能对美国经济的损害的程度将远远超过一次产业衰退。实际上，如果美元丧失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计价工具的地位，那么有利于美国的贸易秩序也就必将动摇。
对于美国来说，在国际贸易中维持美元的有利地位，同时以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为国际贸易提供必要的融资场所和投资目的地，是关键性保证。但是在这场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性危机中，美国金融体系的问题暴露无遗，令人触目惊心。我们虽然不会预言美国的贸易优势因为金融危机而在一夜之间丧失，但是长期中贸易地位随着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制度的变迁而衰落，将逐渐成为现实。
实际上，即使不考虑如影随形的贸易保护主义幽灵，在这次危机之后的若干年中，由于发达国家消费市场萎缩而出现的全球性贸易紧缩也将成为现实，而这无疑将使得许多国家进一步面临雪上加霜的境遇。
从根本上看，最终促使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与产业格局改变的根本原因和动力，还将来自于大洋对岸的中国。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迅猛上升的出口，也是近年来美国经济维持基本繁荣的保证因素之一。而随着次贷危机中，中国为了克服危机造成的外需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威胁所采取的“换马”方针的付诸实施，所引起的世界贸易格局的改变，已经不可避免。
这种贸易格局的改变，与其说是一两个国家的有意而为之，不如说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具备完备的工业基础的大国数十年所执行的自助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自然而然。当中国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加入到世界最主要的高科技产品制造者的行列，那么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凭借现行的世界贸易与分工格局获取“国际剪刀差”所依赖的技术垄断和技术优势，也就逐渐不存在了。而中国这个国家对于原有的格局的重大影响更在于，这个国家的产品范围覆盖了从裤衩背心手套袜子，到电脑手机家电汽车的各个领域，当超级计算机和大型客机以及动力技术的瓶颈被中国人最终突破的时候，那也就意味着原有的格局将全面重建。
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经济繁荣所依赖的国际贸易和产业格局的重构以及美国人维持幸福生活的“国际剪刀差”的弱化，以至于最终消失，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这场不期而至的“次贷危机”，作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显然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进程。
10# 库尔兰
抱歉！抱歉！
我手里一共也只有20本左右的样书已经送人送的差不多了实在是满足不了您的建议
就把本书的彩图插页部分和和前两章贴出来供大家批判吧——实在是不能好意思，因为和出版社有约定，也只能贴这么多了——要不然人家该不愿意啦
:)
抱歉！抱歉！
我手里一共也只有20本左右的样书已经送人送的差不多了实在是满足不了您的建议
就把本书的彩图插页部分和和前两章贴出来供大家批判吧——实在是不能好意思，因为和出版社有约定，也只能贴这么多了——要不然人家该不愿意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