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溥仪的形象并不坏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日本、伪满和国民党战犯的侦讯工作接近结束时，北京、上海等地政协曾讨论处理战犯问题。浙江籍近代名人周善培（号孝怀），时居上海，于1956年5月中旬提笔给黄炎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写了一封信，替溥仪说情。
　　周孝怀摆出两件事，一件是20年代末陕西发生旱灾，办理赈灾事宜的朱庆澜请溥仪捐款。溥仪当时已拿不出大宗现款，遂凑起玄狐、貂皮及其他高贵皮张共1000余件交给朱，变价10万元。第二年长江又闹水灾，朱再向溥仪募捐，溥仪说：“我现在连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了，但是你在报纸上宣传，劝人捐三块钱就能救一条命，我勿论怎么为难，总得帮助你救几条命。”几天后溥仪交给朱一张房契说：“我只有这一所房子，一月可租500元，费了许多唇舌才把房契要来，你拿去变价，总可得五六万元，也可帮你救活一二万人。”就这样，溥仪又捐出位于天津英租界伏见街的一栋洋楼。另一件发生在1932年2月18日，那天按旧历是溥仪生日，周孝怀赴旅顺祝寿，溥仪接见他时亲口讲了从天津来旅顺的经过。溥仪说：“我本决定不离开天津一步，不料有人送来一个盒子，打开看里面却装两颗炸弹，园子里恐慌起来，接着日本租界又出乱子，流弹打到圈子里来，日本来说，我再不走，他们就不能保护我了。遂被他们挟上船，到了这里，又如此气闷，你放心，我绝不会上当。”说到这里，溥仪用手向上一指说：“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又用手向下一指说：“下之不敢得罪国人!”事后溥仪果然亲自写出12条理由拒绝就任伪满执政，然而负责谈判的郑孝胥根本不掏出那个12条，溥仪无奈才上长春去了。在这以后，朱庆澜组织抗日义勇队，曾找周孝怀商量，想把溥仪救出虎口。
　　这两件事，历史事实肯定还有更复杂的情况。然而他写给黄炎培的信表明，直到本世纪50年代，肯为溥仪流泪者还大有其人。周孝怀给黄炎培的信中写道：“请阅后转呈毛、周二公，以备参考。溥公处理定后，许其见客时，乞见示，我必到京见他一面。”
　　尽管孝怀先生未及见到特赦后的溥仪就去逝了，但他的信已由黄炎培于1956年5月21日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黄还在致总理的信中表态说，周孝怀提供的历史资料“确是值得一看”，又说：“闻溥仪索阅《资本论》说明他的思想或者有了飞跃的进步了。”
　　周恩来当天阅毕并批示：“即送主席、彭真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的彭真，也于5月29日批示：“政文同志：此件可抄存溥仪档案中。原件退总理办公室。”于是，该件成了谭政文给此案审理、量刑的重要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日本、伪满和国民党战犯的侦讯工作接近结束时，北京、上海等地政协曾讨论处理战犯问题。浙江籍近代名人周善培（号孝怀），时居上海，于1956年5月中旬提笔给黄炎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写了一封信，替溥仪说情。
　　周孝怀摆出两件事，一件是20年代末陕西发生旱灾，办理赈灾事宜的朱庆澜请溥仪捐款。溥仪当时已拿不出大宗现款，遂凑起玄狐、貂皮及其他高贵皮张共1000余件交给朱，变价10万元。第二年长江又闹水灾，朱再向溥仪募捐，溥仪说：“我现在连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了，但是你在报纸上宣传，劝人捐三块钱就能救一条命，我勿论怎么为难，总得帮助你救几条命。”几天后溥仪交给朱一张房契说：“我只有这一所房子，一月可租500元，费了许多唇舌才把房契要来，你拿去变价，总可得五六万元，也可帮你救活一二万人。”就这样，溥仪又捐出位于天津英租界伏见街的一栋洋楼。另一件发生在1932年2月18日，那天按旧历是溥仪生日，周孝怀赴旅顺祝寿，溥仪接见他时亲口讲了从天津来旅顺的经过。溥仪说：“我本决定不离开天津一步，不料有人送来一个盒子，打开看里面却装两颗炸弹，园子里恐慌起来，接着日本租界又出乱子，流弹打到圈子里来，日本来说，我再不走，他们就不能保护我了。遂被他们挟上船，到了这里，又如此气闷，你放心，我绝不会上当。”说到这里，溥仪用手向上一指说：“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又用手向下一指说：“下之不敢得罪国人!”事后溥仪果然亲自写出12条理由拒绝就任伪满执政，然而负责谈判的郑孝胥根本不掏出那个12条，溥仪无奈才上长春去了。在这以后，朱庆澜组织抗日义勇队，曾找周孝怀商量，想把溥仪救出虎口。
　　这两件事，历史事实肯定还有更复杂的情况。然而他写给黄炎培的信表明，直到本世纪50年代，肯为溥仪流泪者还大有其人。周孝怀给黄炎培的信中写道：“请阅后转呈毛、周二公，以备参考。溥公处理定后，许其见客时，乞见示，我必到京见他一面。”
　　尽管孝怀先生未及见到特赦后的溥仪就去逝了，但他的信已由黄炎培于1956年5月21日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黄还在致总理的信中表态说，周孝怀提供的历史资料“确是值得一看”，又说：“闻溥仪索阅《资本论》说明他的思想或者有了飞跃的进步了。”
　　周恩来当天阅毕并批示：“即送主席、彭真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的彭真，也于5月29日批示：“政文同志：此件可抄存溥仪档案中。原件退总理办公室。”于是，该件成了谭政文给此案审理、量刑的重要依据。